3.1.万历之怠工
后张居正时代的万历开始了他的怠工生涯。
我在《明史》中稍稍摘录了万历不作为的情况。
万历二十九年，法司请热审，不报。
万历三十年，法司请热审，不报。
万历三十一年，吏部奏天下郡守阙员，不报。
万历三十二年，阁臣请补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报。
万历三十四年大学士沈鲤、？赓请补六部大僚，不报。
万历三十五年，给事中翁宪祥言，抚、按官解任宜候命，不宜听其自去，不报。刑部请发热审疏，不报。
万历三十九年阁臣请释轻犯，不报。
万历四十五年，镇抚司缺官，狱囚久系多死，大学士方从哲等以请，不报。
畿南大饥，有司请振，不报。阁臣法司请热审，不报。
万历四十六年，有司请热审，不报。辽师乏饷，有司请发各省税银，不报。
万历四十七年，也就是萨尔浒大战的那年，百官伏阙，请视朝行政，不报。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热审是个什么意思。
明朝录囚制度主要就是会审，开始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下诏规定了法司论囚疑狱之程序，要求司法官吏在正常审判程序完成之后，罪犯判刑并在执行之中，对于重大案犯举行定期会官审录。到了明宣宗时期，敕令三法司：“联体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另尔等详覆天下重狱，而犯者远在千万里外，需次当决，岂能无冤在?”此后，会审制度作为一种定制被确定下来，大凡重囚的会审、冤错案件的平反、淹狱的清理；罪行的减等遣发、枷号的疏放、乃至赦免的执行、因气候变异而疏通狱囚等等，都是这一制度涉及的范围。
明代会审制度主要有三种：（1）秋审制度，它是以中央寺、府、部、院、司等机关主要官吏在每年冬至前共同审录重大案件为内容的制度。在《大明律》中即有此项记录：“直隶去处，从刑部委官与监察御史，在外去处，从布政委官与按察史公同审决。”（2）朝审制度，这是以三法司与公、候、伯等爵高位重者，在每年霜降后共同审录重囚的制度。（3）热审制度，即每年小满后十余天至六月止，由于天气炎热，狱囚监禁过久，需要清理牢狱，由五府、六部、六科协同三法司尽快处理轻罪犯者的制度。
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热审制度是一种体恤民情，安抚民心的政策，比如中国历朝历代每逢节日庆典或者皇帝大婚大寿，都是要进行大赦的，这与现代中国好像有些不同，但是在当时，作为一种缓和社会矛盾的制度，有其必要存在的意义。
在明史中，概括万历一年的情况文字不过百余字，其中三番五次的提到了“热审”不报，可见事态严重。
万历皇帝在职期间，不视朝政、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不赈灾、缺官也不补。
万历三十年，大学士沈一贯奏御史巡差缺员，当时全国各地这些官员基本上是十有其三缺乏，而最多的地方十有其九都没人担任。
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
因为皇帝的消极怠工，朝廷中正直的大臣也多拜疏自去。比如万历三十七年左都御史詹沂，三十九年户部尚书赵世卿，四十年吏部尚书孙丕扬，大学士李廷机，四十一年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吏部尚书赵焕，四十二年礼部右侍郎孙慎行，都是上疏之后，一去了之，大臣们可以这样辞职，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官员的缺乏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万历四十五年，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上奏说，镇抚司理刑缺官，无人问断，监禁日久，死亡相继，有罪者不能正法，无辜者不能昭雪。
可是对于这一些，我们敬爱的万历皇帝丝毫不予理睬。
那么，万历皇帝的怠工到了什么程度呢？
在万历四十年，南京各道御史就说：“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沈之忧。”
此语道破天机，这位万历皇帝，躲在禁宫里不肯出来，也不肯接见朝廷大臣，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不见大臣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更是极为罕见。
而面对臣下咄咄逼人的指责，我们的万历皇帝依旧我行我素，既不生气，也不接受，还是一个“不报”。
话说回来，万历皇帝还是有点涵养的。
萨尔浒大战明军战败后，努尔哈赤势不可挡，破开原，陷铁岭，而明军辽左粮饷已绝，朝廷大臣向万历皇帝请求，万历皇帝置之不理，广东进贡的钱送到了宫中，万历皇帝理所当然的笑纳，对朝廷大臣却还是称疾不出。于是吏部尚书赵焕上疏云：“他日蓟门蹂躏，敌人扣阍，殿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抱怨简直已经超出了臣子应有的态度，可是万历皇帝并没有追究，这口气居然忍下来了。
万历的不作为也是有原因的，当时明朝党争激烈，表面上争的是是非曲直，实际上都是小集体利益，打着道德、高尚的牌子，纠缠不休，没完没了，万历烦不胜烦。
万历三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请发群臣“相攻诸疏，公论是非，以肃人心”，可是万历皇帝不愿意牵涉到这无止尽的纷争中，干脆不理。
后来党争实在闹到收不了场，万历三十八年，这位怠工的皇帝不得已下了一道圣旨，以旱灾异常，“谕群臣各修职业，勿彼此攻讦”。
然而就算是皇帝的劝架也没有用处，群臣们一样不听，以后万历也就再没有理过这档子破事了。
万历三十九年，御史徐兆魁疏劾“东林讲学诸人阴持计典，自是诸臣益相攻击”。
有人说道德之争令得万历厌倦朝政，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不无道理。
作为皇帝也不是随心所欲，面对大臣的指责和史官的笔，皇帝的顾忌也很多，皇帝本来是受到一种变态教育的，独一无二，没有一定野心和欲望，没有一定器量和才智的人是做不到的，万历显然不具备一个皇帝应有的才能，他采取的反抗也是别出心裁，什么样的奏折到了他那儿，都是只进不出，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就这么拖着。
明清两代，皇权高度集中，国家政事在相当的程度上需要皇帝的认可才能办理，可是万历皇帝既不理朝政，也不安排相应的官员负责，不但自己怠工，还让臣子们也怠工，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不过，万历之怠工倒也不是算独创，明朝中期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巴。万历只是效仿先人而已。
幸亏像明朝这样的庞大帝国仅凭着惯性就能够维持很长时间，皇帝不理朝政，至少也没有瞎指挥；官员不足，大家就采用抽签的办法，
倒也公平，效果甚至还不错，至少不会比靠行贿升官的现实差，除了朝廷变得死气沉沉，没有活力外，万历的朝政比起中国历代不绝的暴政来还好上许多。
3.2.万历之敛财
万历不理朝政，消极怠工，那么究竟是不是百事不管了呢？却也未必，万历不过是于行政上消极，但是在敛财方面却是无奇不有，花样翻新。
贪财之烈，万历是前无来者。
在敛财方面，万历的“勤政”不下于任何一个明君。
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其他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
万历敛财用的都是太监，可是万历对太监倒也不是青睐有加。
《明史宦官陈矩传》提到，“自冯保、张诚、张鲤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惟四方采榷者，帝实纵之，故贪残肆虐，民心愤怨，寻致祸乱云。”
由此可见，万历在对待朝廷官员和内宫太监上却还一视同仁，
从这方面讲，东厂之衰落对国家是件好事情，不过万历显然不是那种知道宦官害国的人而有意遏制他们的好皇帝，估计他于朝廷外臣和宫中内臣缺官不补的动机是一样，舍不得那些俸禄。
以全国之力供一人之挥霍，那是绰绰有余，皇帝享受他的天子待遇，也无可厚非。然而万历重用采榷之监，毒害天下，目无法纪，极尽搜刮之能事，才有亡国之兆。
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乎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采榷之祸，祥见于《明史宦官传》。
“遣官自二十四年始，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当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其最横者陈增及陈奉、高淮。”
万历年间采榷之害，实在骇人听闻，诬陷朝廷命官，抢劫大户商贾，轻者被抄家，重者被砍头，恶劣行径，不胜枚举。
这儿摘录明史记载。
陈增始至山东，即劾福山知县韦国贤，帝为逮问削职。益都知县吴宗尧抗增，被陷几死诏狱。巡抚尹应元奏增二十大罪，亦罚俸。已，复命增兼徵山东店税，与临清税监马堂相争。帝为和解，使堂税临清，增税东昌。增益肆无忌，其党内阁中书程守训、中军官仝治等，自江南北至浙江，大作奸弊。称奉密旨搜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所破灭什伯家，杀人莫敢问。增肆恶山东者十年，至三十三年始死。
陈奉，御马监奉御也。万历二十七年命徵荆州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奉兼领数使，恣行威虐。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伺奉自武昌抵荆州，聚数千人噪于涂，竞掷瓦石击之。奉走免，遂诬襄阳知府李商？黄州知府赵文炜、荆州推官华钰、荆门知州高则巽、黄州经历车任重等煽乱。帝为逮钰、任重，而谪商？等官。
奉在湖广二年，惨毒备至。及去，金宝财物巨万计，可大惧为民所掠，多与徒卫，导之出疆，楚民无不毒恨者。
二十八年十二月，武昌民变。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奏言：“奉吓诈官民，僭称千岁。其党至直入民家，奸--女，或掠入税监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愤，万余人甘与奉同死，抚按三司护之数日，仅而得全。而巡抚支可大，曲为蒙蔽。天下祸乱，将何所底！”
大学士沈一贯亦言：“陈奉入楚，始而武昌一变，继之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变经十起，几成大乱。立乞撤回，以收楚民之心。”
可是万历皇帝皆置不问。
高淮，尚膳监监丞也。
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以故诸税监益骄，而淮及梁永尤甚。
淮益募死士，时时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数与边将争功，山海关内外咸被其毒。又扣除军士月粮。三十六年四月，前屯卫军甲而噪，誓食淮肉。六月，锦州、松山军复变。淮惧内奔，诬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二人皆逮问，边民益哗。
梁永，御马监监丞也。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命往陕西徵收名马货物。税监故不典兵，永独畜马五百匹，招致亡命，用千户乐纲出入边塞。富平知县王正志发其奸，并劾矿监赵钦。诏逮正志，瘐死诏狱中。渭南知县徐斗牛，廉吏也。永责赂，？毙县吏卒，斗牛愤恨自缢死。巡抚贾待问奏之，帝顾使永会勘。永反劾西安同知宋贤，并劾待问有私，请皆勘。帝从之，而宥待问。永又请兼镇守职衔。又请率兵巡花马池、庆阳诸盐池，徵其课。缘是帅诸亡命，具旌盖鼓吹，巡行陕地。尽发历代陵寝，搜摸金玉，旁行劫掠。所至，邑令皆逃。杖死县丞郑思颜、指挥刘应聘、诸生李洪远等。纵乐纲等肆为淫掠，私宫良家子数十人。税额外增耗数倍，蓝田等七关岁得十万。陕西巡抚顾其志尽发其奸，且言秦民万众，共图杀永。大学士沈鲤、？赓请械永归，以安众心。帝悉置不报。
明史载：当是时，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万历敛财，又不懂经济学，一味的做守财奴，姑息纵容，弄得民不聊生。
万历四十六年，正在神宗万历懒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大清开始崛起，并且发兵攻明，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
辽东兵事兴，骤增饷三百万，当时内帑堆积如山，而李汝华请发内帑不得，李汝华建议：“天下田赋，自贵州外，亩增银三厘五毫，可得饷二百万有奇。”不要从自己口袋里掏钱，万历就答应了，这是万历年间的第一次加赋。
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大战，明军战败，熊廷弼受命于危难赴山海关，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都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其时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竟然全部逃跑。
面对这样的局面，皇帝还是拖欠军饷。一直到铁岭失陷，这年的十二月，万历年间第二次加赋，亩增三厘五毫。
万历四十八年，再议增赋。亩增二厘，三岁三增，遂为岁额。
御史张铨上疏：“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五毫，未己至七厘，又未己至九厘。譬之一身，辽东肩背，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联人心以固根本，岂可？削无已，趋之使乱？且陛下内廷积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与瓦砾粪土何异？乃发帑则叫阍不应，加派则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
可是万历皇帝无动于衷。
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了万历皇帝逝世。遂尽罢天下矿税，发帑金百万犒边，起建言得罪诸臣，下前后考选之命。
明之亡国，后人多言亡于万历，万历的懒与贪看上去和崇祯的勤政正好相反，然而万历虽然敛财，加赋税却并不多，不曾深扰民，崇祯之亡国，继承万历之弊，实在是赋税过重，扰民太甚。
3.3.崇祯之用人
明帝国的崩溃有些出人意料，在崇祯自杀后，南明还能够迅速的建立政权，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拥有百万大军，以南明的腐败无能，也支撑到了康熙年间才最终覆灭，这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个瓦解了的王朝吧。
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故，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次年改元，是为崇祯。弟代兄位，承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朝廷内外都被阉宦魏忠贤及其党羽所控制。崇祯不露声色，即位未久便粉碎了阉党，臣民赞颂不已，誉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诏，撤罢各镇内臣，以杜绝宦官乱政之门。在位十七年，他一直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讲励精图治，崇祯是朱元璋以后明代16位君主中最突出、最言行一致的一个。
崇祯继位没多久，十七岁的时候，能够以相当的老练和果断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十分的不容易，丝毫不比康熙铲除鳌拜逊色。
崇祯的勤勉是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罕见的。虽然皇帝不是只靠勤勉就能当好的。
他面对局势严重时，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天下发“罪己诏”，反省错误招纳贤才，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自杀殉国时的遗书写道：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以一人。
这样一个皇帝是怎样失败的呢？
我们来看看崇祯的用人。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这个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宋朝自从开国到元佑初百三十年，至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担任宰相时，才不过五十一人。
崇祯提拔重用的人，入《明史奸臣传》的就有温体仁、周延儒二人，而整个《明史奸臣传》所列者不过十人，其余明朝两百多年中只有胡惟庸、严嵩、陈瑛等六个，而自命不凡的崇祯十七年就占了两个，极端腐败的南明也占了马士英、阮大铖两个。
崇祯年间换了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七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
这其中就包括总督袁崇焕。
除了袁崇焕，其他人也挺冤枉的，如总督崇俭，和张献忠打仗本来打赢了，可是因为杨嗣昌说他撤兵太早，导致战败，马上就斩首弃市，后来福王时候，给事中李清为之辩白：“崇俭未失一城，丧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
另一位总督赵光汴，当世之人也以为冤。
兵部尚书王洽因为清兵逼近京城而下狱受死，然而史称洽“清修伉直，雅负时望，遵化陷，再日使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用重典不少贷。厥后都城复三被兵，枢臣咸获免，人多为洽惜之。”
兵部尚书陈新甲之死，更是无辜，只不过是崇祯想和皇太极议和，偷偷摸摸不敢让朝廷大臣们知道，而陈新甲无意中将此事泄露出去，崇祯在朝廷上被大臣们逼问，老羞成怒，就杀了陈新甲做替罪羊。
崇祯年间当然不是没人可用。女真入关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攻击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击南明的百万大军，进行大清统一战争，这些都是以汉人为主导而实施的，很多为首的都是崇祯年间的旧臣，比如吴三桂、洪承畴他们，这些人在崇祯的领导下束手束脚，不能仅展其才，屡遭败绩，而在清朝的统治下，却如鱼得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上都大施拳脚，因为他们的努力，开创了前清的盛世。
由此可见，崇祯用人的确有严重失误的地方。崇祯所言，“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实在是至死不悟，可悲可叹。
3.4.崇祯之重征
崇祯即位的时候，那时内忧外患，外之后金，咄咄逼人，内之反贼，扑而不灭。而崇祯是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他重用袁崇焕，愣是守住了山海关，暂时遏制住了后金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崇祯用洪承畴他们打击李自成、张献忠，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李自成就几番被逼到了绝路。
可是，崇祯没有能把握住这些机会。
以李自成的崛起为例，先是“崇祯元年，陕西大饥”，流贼四起，当然这时的造反被朝廷轻易镇压下去。
到了“崇祯三年，秦地所征曰新饷，曰均输，曰间架，其目日增，吏因缘为奸，民大困。”兵部郎中李继贞奏曰：“延民饥，将尽为盗，请以帑金十万振之。”
可是崇祯皇帝不听。
十万赈灾真是不多，但皇帝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人相食”，流贼又起，这一回规模就更加盛大，朝廷无数次征战，也没能把李自成斩尽杀绝。
其实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如果不是被逼得活不下去，没人愿意冒风险造反，可是崇祯皇帝偏偏把自己的子民逼上绝路，也就将自己也逼上了绝路。
崇祯年间，一再加派，分别是“剿饷”、“练饷”，加上万历时候的“辽饷”，是为三饷，清朝入关的时候，首先就废除了这“三饷”，于是人心安定。
在崇祯十年，为了剿匪，朝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这个军饷怎么来呢？当时建议有四个办法，一是“因粮”，就是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二是“溢地”，就是核实土地，对于额外的加收赋税，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三是“事例”，也就是要求有钱人家多出点钱；四是“驿传”，通过削减邮驿开支，以二十万充饷。
崇祯皇帝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是为“剿饷”。
崇祯十二年，清兵来袭，廷议各镇练兵数至七十万余，于是又有“练饷”。
当时崇祯金口玉言，说“剿饷”一年之期，结果饷尽而寇未平，还多增加了一项“练饷”，实在是把明朝的老百姓当成冤大头。
“练饷”又增七百三十万，“辽饷”在万历的时候为五百二十万，崇祯年间又增加一百四十万，后来的“剿饷”、“练饷”共计千万。
这样，崇祯年间先后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
这还不是全部，在贪官污吏的层层剥削下，实际老百姓要交的赋税更是数倍于“三饷”。
明之“剿饷”尚且师出有名，“练饷”就过分可笑。
崇祯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开支就达到二千万两，而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在生产力下降，全国的田地骤减的情况下，明朝政府还这么贪得无厌，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财政和经济濒于崩溃。
苛政猛于虎，明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是民不聊生，一片哀鸿。
当时民间流传崇祯是重征，此言不虚也。
崇祯之重征能征到什么程度呢？
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也就是说，农民辛辛苦苦劳碌了一年，最后非但没的赚，反而还要赔进去血本。到了这样地步，天下也没有人愿意种田了，反正种田也是死路一条，不如拼命。
崇祯就是这样把老百姓逼上反抗自己的道路。
等到崇祯皇帝醒悟过来，用大学士蒋德？之言，下诏罢饷的时候，李自成已经兵临城下了。
而明朝政府耗尽国力，用“三饷”养出来剿贼的官兵是怎么做的呢？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
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入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蒿，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
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左良玉的部队在明朝官军中并不是最坏的。他们烧杀抢掠，但是还能打仗，比那些见到百姓如狼似虎，见到清兵和土匪便逃跑的强多了。
官军抢劫百姓，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仍然严重拖欠军饷。
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
明朝老百姓倾家荡产供养出来的百万官军，居然是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难怪明朝老百姓对崇祯的怨恨日深，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
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
在这种情形下，“平寇”根本就不可能有效果。
李自成攻破北京市后，得到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可信的说法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崇祯皇帝口口声声国库的钱不够用、要“加赋”，更口口声声“爱民如子”，其实他不过是和万历皇帝一样，自己的钱舍不得拿出来，老百姓的钱就不心疼。
崇祯时候采取的是竭泽而渔的赋税政策，崇祯越是加赋，造反的农民就越多，造反的农民越多，崇祯就越要派兵镇压，而士兵的军饷只能通过加赋，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陷入了自己设计的怪圈，为了国事弄得自己心力憔悴，结果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或许，崇祯是个不幸的皇帝，他所接手的明朝就像是一个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柿子，怎么捏都是一碰就破，谁遇上这个烂摊子都会头疼，崇祯坐在火山口上玩火，那也是迫不得已。
然而，也不能单说崇祯的不幸，崇祯身为皇帝，执政十七年，独断专行，为所欲为。那些无辜被他杀死的忠臣，在他统治下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岂不是比他更不幸万倍？
崇祯对不起的人实在太多了，不是他一个简单的罪己诏就能原谅的。明朝之灭亡和崇祯实在有莫大关系，崇祯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死者长已矣，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天我们并不是要追究什么，而是希望透彻的分析明末这段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历史，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