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中華書局印行）載有「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節略（原署「闕名」）一篇，為乙未宰割台灣的史料之一。茲編列為「台灣文獻叢刊」第四三種，並以丹徒姚錫光著「東方兵事紀略」「議款篇」一文附後，俾資互為參證。

　　按『問答』一文，不知何人所記；雖然有些地方，詞意似欠圓潤，但「言之鑿鑿」，既非可以想像描繪，更非可以任意杜撰的。這不是出於當年參加會議者的手筆，那一定是根據他們的傳述（我懷疑：這源於日本方面的記錄）。我在近三十年前曾經看過這一文獻，時久，已無印像；最近又讀一遍，「重有感焉」，因附記之。

　　甲午戰爭的失敗，這不是李鴻章所能負責的（李是反對戰爭的），這應歸罪於滿清政府的糜爛。戰敗求和，割地賠款，這也是當年必有的結果，而不應責怪李鴻章交涉的無能。至於割地大小與賠款多寡，這原是交涉的焦點所在；我所注意的，卻不在此（像李鴻章為要減少少許賠款的負擔，甚而至於說出『我亦非不定約，不過請略減；如能少減，即可定約。此亦貴大臣（指伊藤）留別之情，將來回國，我可時常記及』的話，一副可憐相；就一國使臣而言，未免失態。毋怪伊藤博文要說：『兩國相爭，各為其主；國事與交情兩不相涉』了）。不論甲午當年日本國內的經濟情況以及西洋各國的政治動向，日本與中國開戰，都是相當冒險的，所以一經倖勝，迅求結束，這看『問答』內伊藤的態度，亦可「情見乎詞」；但是李鴻章沒有充份把握到這一點，未能善為應付，僅在小處求情。這是他的最大失著（後來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這在李鴻章是出於意外，至在伊藤博文卻早有此顧慮）。這一情景，在「問答」裏歷歷可見，毋須引證。

　　其次，談談有關台灣的問題。日本對於台灣，處心積慮，由來久矣；此番志在必得，自非李鴻章的口舌可以免其淪亡的。不過，當時李鴻章說的話，卻是有欠分寸的。他說什麼『台灣不易取，法國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湧大，台民強悍』、『台地瘴氣甚大，前日兵在台傷亡甚多；所以台民大概吸食鴉片，以避瘴氣』、『即以台灣而論，華人不善經營；有煤礦、有煤油、有金礦，如我為巡撫，必一一開辦』、『台灣華人不肯遷出，又不顧變賣產業，日後官出告示，恐生事變，當與中國政府無涉』、『台民戕官聚眾常事，他日不可怪我』，並聲明『此話並非相嚇，乃好意直言相告』；這不像是一國使臣在與敵國交涉時說的話。所以伊藤博文要說『日後之事。乃我國（日本）政府責任」、『聽彼鼓噪，我自有法』、『中國一將治權讓出，即是日本政府之責』了。

　　至於李鴻章講到『二十年前』（按指同治甲戌）日本『以台灣生番殺害日商（按系琉球人民）動兵』，他『立主和局』，並『倡議云「生番殺害日商與我無涉，切不可因之起畔」』；這在當年，曾經引起「軒然大波」，清廷極力否認它的政府人員說過類似『生番殺人與我無涉』的話（參看台灣文獻叢刊第三八種「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李鴻章縱使健忘，或不致此；我們姑且當它是「記述的錯誤」。

　　不論就地位或見識來說，李鴻章在當時都算是「了不起」的。今李鴻章如此，「自膾而下」，更可知矣。一個政權，到了這一地步，乃是無可救藥了的。此所以康有為之流雖然忠心耿耿，終於無法保全清室的朝廷。在這裏，我們看出了中山先生的遠見與偉大。他推翻了滿清皇朝，才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新生的機運。因馬關議和而致橫遭日本統治凡五十年的台灣人民，對於這一歷史的演變，當尤有切膚之感。（思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