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官场上据传有三屠，张之洞为“士屠”，袁世凯为“民屠”，岑春煊为“官屠”。张之洞得名大概是因为他主张废科举，断了大批“士”的上升之路；袁世凯则是因为镇压义和团，杀了不少大师兄、二师兄之类的团民；而岑春煊的“官屠”之名，却是从他立志整顿吏治这儿来的。

　　岑春煊的发迹是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西太后老佛爷仓皇出逃，一路上缺兵少将，餐风露宿，担惊受怕，在这紧要关头，第一个赶来勤王的地方官，就是岑春煊。有岑带来的千把兵马，不管顶用与否，老佛爷总算心里踏实了许多。从此以后，当时还是个按察使的岑春煊，深受老佛爷的宠信，一路官运亨通。在朝中与瞿鸿、肃王结为一党，跟袁世凯和庆王、张百熙对抗。这个少数民族出身的新贵，得意之后，发誓要澄清吏治，自从当了两广总督，随即刮起了一场肃贪风暴，上任不久，即大行参劾。行动之卤莽，手法之草率，举国震惊。岑的下属更是胆战心惊，人人自危。

　　晚清走到20世纪，吏治之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官场普遍的问题，原先制约腐败的监察系统也已经失灵，而且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密折制度也无形作废，满朝文武，没有人会为了贪污去上奏折打小报告。严格地说，朝廷所有的官都是买来的，即使科第出身，要想混个好缺，也非花钱打点不可。想当官的人们，光花钱买官还不行，还要买缺，买了缺之后，想要早点做上官，还得买排队优先的位置。得官的成本在提高，做官的成本也在提高。由于各级官吏都是买的，大家都需要早点收回成本，尽快赢利，因此对下属的孝敬都很在意。冰敬、炭敬，以及各种“敬”，花样出新，刮来的地皮虽然肉痛，但都免不了要拿出部分来打点上司，一层一层供上去，直到中央。这个时节，官员更换的周期也在缩短，凡是好一点的缺，轮换的频率都非常高，有时一年不到就得换人。所以大家一上任，气还喘不匀就要张罗捞银子，否则离任的时候就有可能收不回成本。要知道，那时候许多人都是借了高利贷买的官。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肃清贪污，整顿吏治，不从制度的根本着手，无论采用什么手段，基本上都是无效的。不过，就现实而言，贪还是要反的，尤其在新政的改革时期，如果不反贪，改革很可能会变质，只是在反的同时，制度建设要跟上。客观地说，个别封疆大吏的肃贪行为，对于所属地方的“官场投资人”来说，的确是一场灾难，一场跟别的地方比较起来感到很是委屈的官灾，无怪乎人们要称岑春煊为“官屠”。尽管如此，岑的反贪还是具有正当性。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岑的反贪，也是反给朝中的庆王奕看的，因为这个奕贪财好货，已经为人所共知，在地方的反贪，实际上是间接打击朝中的对手。不过，毕竟刀是直接砍到两广的地方官头上，真正痛的，还是这些人。

　　以往，一上来就宣称要整肃吏治的地方大吏其实很多，不过这种宣称多是博取名声的一种手段，顶多三板斧下去，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更卑劣的也有，是将反贪作为贪的手段，一吓唬，孝敬就送上来了。晚清某高官有秘诀，说是对下属得连骂带吓唬，一骂则皮袍人参来，二骂则珠玉钻石来。像岑春煊这样来真的人当然也不是没有过，不过，大家可以利用各种关系，采用各种手段，最后使得最高层对他的印象变坏，让他即使不锒铛入狱，也要官位不保。可是，西太后是个深受戏剧“毒害”的女强人，有仇必报，有恩也必报，对岑春煊的那份感恩之情，一时半会儿难以消除。反对岑的人，无论是捅出经济问题，还是桃色新闻，估计对“圣眷”太隆的岑春煊，都无可奈何。

　　“官屠”不走（当然死了更好），官难不已，怎么办呢？于是利害相关的人，大家凑钱，在香港开出赏格，有能使岑屠离开两广者，赏港币百万（那时钱很值钱，百万已经不是小数目）。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必有智者，很快就有人想出了办法。当时，西太后最恨的人除了光绪，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虽然朝廷实行的新政，基本上是抄康、梁的作业，但好记仇的西太后，却一股脑地将戊戌以来所受的磨难和委屈，都算在康、梁头上，硬是对他们不依不饶。得不到赦免的以康、梁为首的保皇党人，则在海外一个劲地诋毁西太后，鼓吹把权力交给光绪，声声都触到了西太后的痛处，反过来更令这暮年的老太婆难以容忍。

　　于是，政治问题成为倒岑的突破口。虽然岑春煊跟保皇党人素无瓜葛，但制造出他们之间的“联系”倒也不是没有办法。有人取来梁启超和麦梦华（保皇党另一个中坚人物）的照片，翻拍后与岑春煊的照片洗在一起，岑居中，梁、麦二人旁立，合成一张，然后将之流传到社会上。那个时候，照相术传入中国不久，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把戏还不了解，于是海内哄传，报刊纷纷刊载，成为一时的大新闻。自然，西太后老佛爷最终也知道了此事，而且亲眼看到了那张合影。

　　自西太后回到北京，朝廷实行新政以来，明明是在翻戊戌的旧账，虽然老佛爷不承认，可是上流人士莫不心知肚明。在海外的保皇党人，对于新政也不免有些牵挂，而朝野上下，私下跟康、梁来往的，也大有人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皇党人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新政的设计和实施。五大臣出国考察立宪，最后的考察报告据说就是梁启超做的。对于这些事，西太后虽然不可能都知道，但多少是知道一些的，只是新政的改革，本来在历史上就欠着账，已经行将就木的她，实在是没有精力也没有可能全然肃清康、梁的影响，所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一个角度说，西太后与光绪皇帝是政敌，虽然光绪眼下有病在身，但西太后也没有把握让这个三十多岁的人死在自己这个七十多岁的人前面，别人的预期是什么，不问可知。所以，人们为了“后那拉氏时代”的前程着想，跟保皇党或者说跟光绪套套关系，也在情理之中。

　　恰是由于有这种“情理”在，西太后看到岑春煊与梁启超、麦梦华的“合影”之后，不由得不相信，不由得不发怒。西太后也许可以不认真追究别的人与康、梁不清不白，但决不允许自己信任的人与政敌有牵连。于是，岑春煊被一纸上谕开缺晋京。

　　后来，虽然岑春煊最终还是洗清了自己，但在多疑的老佛爷眼里，毕竟有了一点疑虑的阴影。隆隆的“圣眷”风光不再，岑春煊的反贪风暴就此风止云散，巨贪奕和袁世凯一直得势到了西太后归西。毕竟在西太后眼里，政治立场上的问题，要比贪点钱财严重得多，贪财的人，忠诚必然是可靠的。

　　“官屠”的刀钝了，最欢喜的当然是两广的地方官。大家又欢天喜地，付了一百万港币，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全国的官员也都松了一口气，安定团结的局面继续维持。可是，不知不觉地，新政，靠着腐败官员操作的新政，却越来越不成样子，到处民怨沸腾。改革的失利，使得清朝最后一点统治的合法性依据也丢掉了，没有几年，大龙旗就变了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