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西方关系的观点在1840—1895年期间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在1860年以后变化的速度加快了。总的来说，对外政策观从四十年代的“闭关”政策变成六十年代以儒家诚信为基础的“守信”政策。但是，现代的外交技术，特别是国际法思想，在以后的二十年间才被重视起来。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强权政治，特别是均势观念以及同强国结盟的观念，风靡一时。同时，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虽然1840—1860年期间流行用商制夷的原则，但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它让位于“商战”这一更加有力的观念。总而言之，对外政策观点的这些变化体现了从儒家理想主义的态度到实用主义态度的变化。

　　实用主义的士大夫在试图了解和学习西方时，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改变，而且在缓慢地但是稳定地变得成熟起来。它开始于四十和五十年代魏源和徐继畬对全世界地理的研究，在1860年以后变成了以自强名义在军事上进行模仿的活动。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象郑观应和唐景星等商人企业家强调的是商业和工业的重要性，郭嵩焘和马建忠等外事专家则讨论了西方的政治和教育制度。

　　西方在整个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在最初，人们设想它的影响可以触及中国的政体和社会制度，而不会改变中国的根本体制。到1860年，西方人仍只被当作应该拂拭的尘垢。但结果，西方事务终于成了全国关心的焦点。

　　关键性术语使用的变化雄辩地证实了在对西方理解过程中的这种进步。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六十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在九十年代就称为“新学”。第一个名词体现了中国中心主义；第二名词颇为不褒不贬；而最后一个名词则清清楚楚地含有赞许的意思。某些士大夫态度的改变也说明了这一点。自强运动最主要的提倡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当他们最初碰到西方人时，都是排外的。当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加深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注重实际了。［1］

　　尽管有这些变化，保守势力仍然强大。把西方事物引进中国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们适应这一传统的程度。因此，军事工业容易被接受，而采矿和铁路建设由于破坏风水，便遇到了困难。基督教因向儒教权威挑战，所以最受反对。除保守分子以外，许多拥护西学的士大夫同时也反对基督教。这些人中有魏源、徐继畬、丁日昌、薛福成和沈葆桢等人。这种文化主义，即士大夫在感情和理性上对儒家学说的强烈信念，显然不同于早期的排外主义，因为后者部分地是产生于中国人和西方人体貌上的差别。因此很难在保守派和西洋化分子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西洋化。许多士大夫赞成“洋务”运动，因为它是现代的，所以寄希望于它能拯救中国免于灭亡。不过当时也有些人反对“洋务”运动，因为它是西洋的，所以担心它会取代儒家学说。他们面临着如何既能拯救中国而又同时仍然保持中国方式这一问题，所以他们表现了矛盾的心理状态。

　　某些有志革新的绅士们在确定中国文化与西方的关系时所采用的方法，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矛盾心理。在他们看来，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西学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在试图弄懂西学的意思时，最初在七十和八十年代使用“道”与“器”的两分法。例如，王韬和郑观应把西学的技艺归入“器”一类，而专门把中学归入更有价值的“道”一类。七十年代以后，采用了更为有力的两分法。这就是著名的“体”和“用”的概念，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应该说，张之洞及其支持者在理论上误用了理学的二元论，因为“体”和“用”作为一个统一体的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不过这种说法具有心理意义，因为它便于中国实行现代化，而不致丧失其文化特性。尽管其效力令人怀疑，但它象征着中国对西方的矛盾态度。

　　同样的态度也表现为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支持现代化的依据，这就是搞“托古改制”的老办法。主张改革的人辩论说，他们的自强计划是符合强调变化、技艺和使用有才华的外邦人的中国古代传统的。他们进一步断言，西方的科学和制度起源于古代中国。因此，中国愈是进行变革，它愈是切合自己的传统。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然经久不衰。

　　（一山 译）

　　［1］ 郝延平：《由守旧到革新》，载《大陆杂志》，卷20第7期（1960年4月）第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