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满族谈判者在1860年秋末同英国人打交道时，年轻的恭亲王及其年老的同事桂良与文祥开始理解怎样才能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保存王朝的利益。当联军从华北撤退时，英国获准开始在长江的镇江到汉口一段进行贸易，而无须根据条约的规定，要等到平定叛乱以后。这种超越条约范围的让步，是几种不同的动机凑合成的：即这样做，额尔金勋爵和他的弟弟英国新任公使卜鲁斯爵士能够满足上海商人进入中国广大内地市场的要求；抗击太平军的各省当局能够指望在上海对长江贸易课税而增加税收，而清廷的想法正如恭亲王所说：英国人“不但不虑其为害，转可以为我所用”。［1］ 威妥玛推测北京的想法是，由于英国的贸易特权已为北京所认可，太平军对贸易的课税就会遭到反对，这就会引起太平军与英国的对抗。

　　在北京的允许下，由巴夏礼及舰队司令贺布率领十艘海军舰只，由海关发给通航证，于1861年2、3月间沿长江上溯，以安排英国同镇江、九江和汉口等口岸的贸易事宜。然而武器是严格控制的。南京太平军也同意让英国在长江贸易。在上海或镇江征收新开放的长江贸易税。但长江贸易立刻增加了关税管理的问题。英、美商人已获得领事馆的特许，让租来运输茶叶到长江下游的中国船悬挂他们的旗帜。这一促进合法贸易的让步，立即被肆无忌惮的外国走私者所利用，他们“悬挂英国旗以逃避本地关卡课税……又伪装本地船只以逃避海关课税”。［2］

　　卜鲁斯和恭亲王得到赫德的帮助，于1861年年中商定了新的贸易章程，使英国在内河的贸易得到促进，而私运和贩卖违禁品给叛军的弊病却受到了限制。恭亲王上奏给清帝说：“此中撮合之处，则赫德为力居多。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理。且贪恋总税务司薪俸甚巨，是以尚肯从中出力。”［3］

　　从这时起，英国的那些敢作敢为的商人同英国政府之间就经常发生政策争论。额尔金勋爵在1858年曾从香港档案中清查出1852年米切尔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商业的自给自足性质使商人在华大量销售商品的希望完全成为幻想。但是随着贸易中的一切障碍都已排除，额尔金勋爵预言道：“掌握机器制造法的西方，将把地球上最齐全最费工的制成品提供给这一民族”。［4］ 但是，希望不应当太高。英国人和清朝方面都有得与之作斗争的极端分子，并力图要他们就范。英国官员的主要问题是去安抚那些援引自由贸易原则以支持它们用一切手段（合法的与非法的）去剥削中国市场的商行。同时，清政府也不得不一方面同要求把英国人赶出去的爱国的或排外的绅士作斗争，一方面要与形形色色的唯利是图的汉奸、商人和鸦片走私者作斗争。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条约制度的潜在力量日趋明显：外国人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汇兑；外国的土地出租者在贸易中心（如正在成长为中国主要城市的天津、汉口及广州、上海等地）占有不动产；代表进步技术的最新式的外国轮船速度更快，防卫海盗袭击的能力更大，提供的保险措施更可靠，它们同中国沿海和内河水域的舢板船展开了竞争；获得免纳厘金税的过境通行证的外国商人成为内地中国商人的庇护人；条约税则严格限制中国课加外国贸易的税额，而新的海关将保证竞争的平等地位，并提供现代港口和航运设备，以及贸易统计数字和对某些争执的调停；同时，由于汽船的速度增加了，电报和海底电缆由欧洲逐渐推广到远东，这些因素把中国贸易更加彻底地纳入世界市场，并受到世界市场变化波动的影响。在中国的外国人有人身与财产的治外法权的保护，所以在1860年以后，他们作为清帝国的多种族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能够维持并扩大其作用。其结果与其说是用殖民地方式对中国进行剥削（它着重对原料和利润的榨取以及为西方官员提供职位），毋宁说是有特权的外国人参与了使中国人生活西方化的尝试。这至少会产生与经济效果同样重要的心理反作用。由于保守的清朝官员和绅士的失职，在中国国门以内的外国人在某些情况下是能够或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的促进者”的。［5］

　　（龙小同 译）

　　［1］ 《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0第5页。迪安：《中国与英国：1860—1864年的商业外交》。

　　［2］ 迪安：《中国与英国的商业外交》，第54页。

　　［3］ 《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第21页。关于赫德作为清朝官员的最早中文通讯（其文风华赡，但尚属准确），见上海道台吴煦的文件《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204页。

　　［4］ 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外交部》，第18页，这里引用了额尔金在上海的讲话，载外交部档案17/287。

　　［5］ 关于赫德的努力，见费正清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的中国海关》。关于条约港口的许多雄图大计在后来受挫的情况，见墨菲：《西方外来者在印度和中国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