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明显地是奉敕纂修并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奉敕刊行的官方著作外，半官、半私和完全是私人的汇编之间的界线，在许多情况下很难划分。绝大多数有关历史的著作，不是在朝就是在野的官员所写。在朝的官员通常有接触官方文献的机会，可能以他们的官员资格进行撰写。这类著作尽管有某种程度的个人或集团偏见，但总的来说表达了政府的观点。在野的官负难于或不可能有接触官方文献的机会，可能感到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表达个人观点甚至批评政府。

　　有些著作可以相当清楚地归于在朝的或在野的官员的名下，但其他许多著作却难于清楚地分类。此外，尽管在个人或集团之间有敌意和斗争，但所有的官员都有强烈的阶级意识。他们都是以官员的身份来写他们的同僚，不论在朝或在野。如上面提到的，他们原则上都对宦官抱有偏见，总是迫不及待地想把他们的同僚所做坏事的责任推到宦官身上。［1］

　　因此，“半私”这个词是用于那些不能清楚区分的情况。《千顷堂书目》的作者黄虞稷（1629—1691年）也注意到一些这样的问题。［2］ 有许多历史著作是作者个人主动用综合体编纂的，［3］ 其中有些遵循正史的体裁，有些则不。然而黄虞稷不仅把《元史》，而且把几种非官修的汇编列入正史类。其中现存的有，16世纪后期邓元锡的《皇明书》（ 2.1.2）和1634年左右尹守衡的《皇明史窃》（2.1.4），它们都有纪传；后者还有志和世家。这样，它们就接近于官修断代史的体例，列入目录的其他著作则不完全遵循这种体例，而是包含一些大都可以并入正史类著作的部分。这类著作有：1567年郑晓的《吾学编》（ 2.1.1），它有纪、表、传、述、考；1640年何乔远的《名山藏》（2.1.5），它由35篇“记”（应为37篇——译者注）组成，内容包括本纪、诸王、世家、列传和志；和 1632年朱国祯的《皇明史概》（ 2.1.3），它有纪和传，纪分为三部分，按年代和题目编排，传分为两部分。

　　这类中最重要、形式上最接近正史的两部著作，是明亡后明遗民所著，故未列入《千顷堂书目》。它们是查继佐（1601—1676年）的《罪惟录》（2.1.6），它有帝纪、志、传；和傅维麟（死于1667年）的《明书》（2.1.7），它有本纪、记、志、世家和列传。《明史稿》和《明史》（ 2.1.9）分别完成于1723和1736年，是清朝的官修史书，基本上反映了清人对明朝历史的看法。

　　明代有许多编年体著作涉及不同的时期。最流行的有《皇明通纪》（1555年，1.2.1），据说是陈建所著。这部书在后来的版本中有许多增补（ 1.2.2—12）。这是第一部内容广泛的明朝历史，起1351年，终1521年，即正德末年。它很快就流传开来。跟其他写于16世纪中叶以后的历史著作一样，《皇明通纪》根据的材料相当冗杂，对文献和传闻不加区别。它出版后不久，就受到严厉的批评，说它包含了错误的叙述，有歪曲史实之嫌。皇帝甚至下令禁止并销毁印板。但像过去和现在经常发生的那样，禁书只不过增加了书的名声。

　　它被反复重印、增补、重编，直到1627年，即天启末年。有朝鲜版和日本版。沈国元的《皇明通纪从信录》（1620年， 1.2.6）是其中很流行的一种修订增补本，有批语和旁注。作者改正了《皇明通纪》中的一些错误，他的本子被认为是这部著作最好的版本，尽管这样，他仍然不加区别地收入了各种各样的资料。与此大不相同的是，同一作者关于泰昌和天启时期（1620—1627年）的《两朝从信录》（1621年，1.2.6），则主要依据实录。

　　其他一些流行的编年体明史是在清初出版的。一部是《通纪会纂》（ 1.3.8），被认为是（可能是骗人的）锺惺（1574—1625年）所著，此书写明朝历史到1646年为止。锺惺是著名诗人。也许由于他的名气，编者和出版商在他死后用他的名字来替伪作做宣传，这种做法在17世纪的中国似乎是司空见惯。

　　一桩臭名昭著的公案涉及《史纲评要》，这是一部起自古代终于元末的编年史。这部著作包含被认为是李贽写的评语。它在文化革命中被“发现”并重印，当时李贽作为一个“反对儒家和赞成法家”的人物享有盛名。但是，四人帮垮台后，李贽的作者身份证明是假的，《史纲评要》则是晚明的一部抄袭之作，根据的是姚舜牧（1563—1627年）的《史纲要领》（1610年）。［4］

　　另一部流行的历史著作是《通鉴明纪全载辑略》（1696年，1.3.9），它的有些版本甚至包括了南明，这部著作被认为是清初学者朱璘所作。德马拉甚至利用它编著他的多卷本中国史。［5］ 尽管这两部著作都有许多不同名字的版本并广为流传，但作为史料都没有多大价值。与真正的官修作品相比，这类作品可以认为是真正的野史。

　　不过，在编年体历史著作中，也有比较博学的。包括下列几种：薛应旂的《宪章录》（1573年，1.3.1），终1521年；黄光昇的《昭代典则》（1600年，1.3.2），终1527年；谭希思的《明大政纂要》（1619年，1.3.5），涉及同一时期。

　　这类著述中最突出的，是谈迁的《国榷》（约1653年，1.3.7），起1328年，终1645年，包括了整个明代。它根据文献资料，写明朝的最后25年最为详尽。最后这部分占整个著作的六分之一。第一次铅印本根据几种不同的抄本校勘，1958年出版于北京。［6］

　　有几部编年体著作只涉及有限的时期。关于明初的，可以举出吴朴的《龙飞纪略》（1542年，1.4.2），起1352年，终1402年。这类著作中的大多数写嘉靖和隆庆两朝。范守己的《皇明肃皇外史》（1582年，1.4.4）写嘉靖时期，据说包含实录所没有的资料。清初万言等人编撰的《崇祯长编》（1.4.9）是崇祯时期（这个时期没有修纂实录）的编年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保存的66卷手抄本，可能是现存最完整的。这部著作中有少数几章印成了文集。

　　第一部新颖的按题目编排的重要历史著作，是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1658年，2.2.11），它模仿《通鉴纪事本末》，在体裁上是综合体的一种变体。但它又不同于将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内容重新整理的《通鉴纪事本末》，它所根据的明代资料范围很广，其中有不少现在已经失传。它被认为是最有用和最可靠的早期明史著作之一，经常被翻印，日本早在1843年就翻印了。

　　还有一种综合体的变体，是同一作者限于某一时期历史的各种论文的合集。这类著作一方面在内容上不如本节第一部分谈到的著作那样广泛，另一方面又区别于一个作者著作的总集。在中国目录中，这些著作通常列入史部的别史类。这类著作包括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1590年，2.2.6）和《弇州史料》（1614年，2.2.8）。

　　第二部著作是在作者死后编成的。两部著作偶尔有重复。前者包含若干论文、系谱、研究和重要的《史乘考误》。［7］ 后者增加几种志，其中一些涉及中国与外国人和这样一些国家的关系，如安南、哈密和蒙古；以及传记和传记材料、有关明史话题的各种评论。王世贞（1526—1590年）［8］ 是16世纪的杰出学者和批判的历史著作这个新趋势的富于创造力的代表。

　　［1］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82—185页；朱彝尊：《书两朝崇信录后》，见《曝书亭集》[105]（1714年序；重印，《四部丛刊》，第155—156函，上海，1926年），45，第12叶。

　　［2］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40—241页。

　　［3］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43—1347页；王鏊：《震泽长语》[531]（4.5.10）（16世纪初；《纪录汇编》，1617年；上海重印，1938年），125，第12—13叶。

　　［4］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0—204页；郑晓：《今言》[64]（4.2.2）（1566年；重印，《纪录汇编》，144—147，1617年；上海重印，1938年），145，第2叶。

　　［5］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91—793页；郎瑛：《七修类稿》[304]（4.3.3）（1566年或其后；北京重印，1961年），13，第190—192页。

　　［6］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190—1191页；沈德符：《野获编》[468]，8，第223—234页。

　　［7］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39—1242页。

　　［8］ 引自姚名达：《邵念鲁年谱》[614]（上海，1930年；1934年重印），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