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忽必烈时期的汉文基本史料既零散又相互歧异。《元史》中忽必烈的本纪是极有用的编年记录，应该与该书中重要人物的列传一起阅读。后出的柯绍忞的《新元史》、邵远平的《元史类编》、屠寄的《蒙兀儿史记》都有为《元史》做的补传并提供了《元史》所没有的有价值的细节。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用主题叙事的方式论述重要事件特别是军事，而不是简单的编年史。
14世纪30年代刊行的元代基本行政手册《元典章》，囊括了忽必烈时期的财政和政府管理及其问题。两个被蒙古征服的朝代的历史《金史》和《宋史》，不仅校正了蒙古人的观点，亦可瞥见金和宋对蒙古人的回应。查尔斯·A.彼德森用这两部史书，参考其他资料，写出了两篇有关宋对蒙古入侵中国北方的反应的重要论文。［1］
其他汉文基本史料集中反映了忽必烈初起和在位时的特殊事件。《辨伪录》［2］ 和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3］ 记述了1258年和1281年佛道辩论的基本情况。《南诏野史》（卡米耶·塞松翻译）［4］ 叙述了忽必烈成为蒙古世界领袖之前进军云南的情况。还有专门的典籍专述元朝与高丽的重要关系（《元高丽纪事》）、［5］ 税粮政策（《大元仓库记》）、［6］ 马匹管理（《大元马政记》）［7］ 和海运的革新（《大元海运记》）［8］ 。著名元代官员和文士如赵孟頫的作品亦记述了在忽必烈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人物的生平轶事，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
由于元是更大的蒙古世界的一部分，外国历史学家和游客的作品也是极有价值的史料。同时代的波斯史家志费尼、拉施特和术兹札尼的著作（前两部被约翰·A.波义耳翻译成英文，第三部由H.G.拉弗梯译成英文），［9］ 都提供了有关忽必烈朝的可信记载。1451年由郑麟趾完成的高丽编年史《高丽史》，提供了元与早已和中国频繁密切接触的高丽间关系的不可缺少的记录。前往蒙古统治区的基督教使节的作品，在克里斯托弗·道森的《出使蒙古记》［10］ 中有通俗易懂的译文，另有威廉·柔克义翻译的《鲁不鲁乞东游记》。［11］ 这一时期从欧洲前往中国的最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盛世做了无与伦比的描述。慕阿德和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翻译了马可·波罗的著作，［12］ 辅之以大量的注释（单独出版）；［13］ 此外还有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马可·波罗的亚洲》的译文。［14］ 马可·波罗的著作为忽必烈和他的宫廷以及他统治时代的中国绘出了引人注意的图景。蒙古编年史《白史》［15］ 记述了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将萨满和佛教僧侣观点糅合的过程。后来的蒙古编年史书如《阿勒坦·脱卜赤》［16］ 受佛教影响甚深，公正地说，它们的叙事并不是很精确。藏文史书《青史》，［17］ 叙利亚《叙利亚编年史》的记载，［18］ 亚美尼亚国王海都的游记，［19］ 尽管不像其他内容详尽的外国编年史书那样有意义，也还是有用的。
当代研究成果
忽必烈的仅有的西方文字的传记是莫里斯·罗沙比的《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20］ 该书还提供了一个亚洲文字和西方文字史料的参考书目。同一作者的其他论著研究了忽必烈和他的家族，包括《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21］ 和《关于少数民族的中国神话：对忽必烈的个案研究》。［22］ 其他的中文和日文的传记，如周良霄［23］ 、胜藤猛［24］ 、李唐［25］ 、爱宕松男［26］ 所写的传记，主要依据的是东亚的资料，很少引用中东的史料和西方文字的研究成果。
研究忽必烈早年生活和他的谋臣的，有罗沙比的论著和萧启庆［27］ 、姚从吾［28］ 、夏光南［29］ 的论文，特别是陈学霖研究忽必烈谋臣刘秉忠(11) 和姚枢(12)的论文。
有几部深入研究忽必烈的都城的著作，研究大都最细致的是南希·S.斯坦哈特的博士论文；(13)原田淑人(14)、驹井和爱(15)、石田干之助［30］ 以及最近南希·S.斯坦哈特［31］ 都对忽必烈的夏都上都进行了研究。吉谢列夫则报告了苏联发掘哈刺和林蒙古古城的情况。［32］
研究忽必烈的早期政策的成果有戴维·M.法夸尔对元代政府结构的研究［33］ 和傅海波的《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34］ 后者对忽必烈的政治敏锐做了精辟的论述。舒尔曼关于元代财政制度的论著，［35］ 详细解释了忽必烈的经济政策。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研究有有高岩对农民的研究，［36］ 罗荣邦对大运河的研究，［37］ 鞠清远［38］ 、翁独健［39］ 对匠人的研究，村上正二(11)、爱宕松男(12)和近年来托马斯·T.爱尔森(13)、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思特(14)对“斡脱”进行的研究。彼得·奥勃里赫特的著述研究了驿传制度。(15)最近研究蒙古和元代军事制度的有萧启庆［40］ 和冈瑟·曼戈尔德。［41］ 陈恒昭［42］ 和保尔·拉契内夫斯基［43］ 研究了法律革新问题。
忽必烈时期学术的发展开始引起注意。在陈学霖和威廉·T.德巴里编辑的论文集［44］ 中收录了一批研究元代理学的论文。野上俊静［45］ 和保尔·拉契内夫斯基［46］ 探讨了元代佛道之争中佛教的地位问题。约瑟夫·蒂洛也对佛道之争做了研究。［47］ 吐蕃佛教僧人八思巴的贡献，现在还没有全面的研究。L.毕达克的《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48］ 和傅海波的《元代中国的吐蕃人》［49］ ，以及中野美代子关于八思巴新字的研究，(11)是很好的开头，但是对八思巴的影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莫里斯·罗沙比研究了伊斯兰教的作用。(12)孙克宽在他的论文《虞集与元代江南的道教》(13)和用中文写作的其他论著中，研究了道教新教规和元代道教的影响。慕阿德在《1550年前中国的基督教徒》(14)中叙述了基督教与蒙古的关系。E.A.沃利斯·布治［50］ 和詹姆斯·A.蒙哥马利［51］ 翻译了聂思脱里教徒在中东和欧洲的旅行记。
元代宫廷的文化保护已经引起学者的注意，并否定了蒙古人保留蒙昧野蛮状态的设想。尼古拉·鲍培［52］ 和中野美代子［53］ 对八思巴新字做了研究。在詹姆斯·I.克伦普的著作中论述了蒙古人对戏剧的保护，［54］ 斯蒂芬·H.韦斯特的论文探讨了蒙古对中国戏剧的影响。［55］ 李雪曼和何惠鉴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年）》，［56］ 詹姆斯·卡希尔的《山水画：元代（1279—1368年）的中国画》，［57］ 玛格丽特·梅得利的《元代瓷器与硬陶器》，［58］ 探讨了元代对艺术的影响，包括绘画、制陶、雕刻和纺织等方面。
并不是所有忽必烈发动的对外军事战争都已被深入研究过。威廉·亨索恩在《高丽：蒙古的入侵》［59］ 中研究了蒙古在高丽的扩张问题。乔治·桑塞姆的《1334年前的日本史》，(11)Hori Kyotsu的博士论文《蒙古入侵和镰仓幕府》，［60］ 对认识征打日本有很大帮助。［61］ 在《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62］ 中，窦德士对与海都的战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南亚的远征，尤其是对爪哇的战争，还急需展开研究。
忽必烈后期的衰败迹象，也需要更多的研究。40年前傅海波对阿合马的研究，［63］ 需要补充修改。他对桑哥的研究，［64］ 已为L.毕达克近来的研究所补充。［65］ 但是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来澄清对这两个官员的看法，亦要澄清对卢世荣的看法，他在《元史》中也被列为奸臣。杨琏真加的活动也应该重新加以考证，因为戴密微名为《南宋陵墓》的论文，［66］ 是在60年前发表的。傅海波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中的论文里，已对杨发掘宋陵的作用做了新的评价。⑧
［1］ [379]查尔斯·A.彼德森：《旧幻想与新现实：1217—1234年宋的对外政策》；[378]《1211—1217年宋对蒙古入侵北方的最初反应》。
［2］ [632]祥迈：《辨伪录》，《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751—781页。
［3］ [633]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477—735页。
［4］ [436]卡米耶·塞松：《南诏野史》（巴黎，1904年版）。
［5］ [641]无名氏：《元高丽纪事》，《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6］ [639]无名氏：《大元仓库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7］ [638]无名氏：《大元马政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8］ [637]无名氏：《大元海运记》，《史料丛编》四编（台北，1972年版）。
［9］ 见本书“书目介绍”第805页注释③、④、⑤，第806页注释①、②。
［10］ [87]克里斯托弗·道森编：《出使蒙古记》（纽约，1955年版）。
［11］ [415]威廉·柔克义：《鲁不鲁乞东游记》（伦敦，1900年版）。
［12］ [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伦敦，1938年版）。
［13］ [326]慕阿德：《马可·波罗游记别注》（坎布里奇，1957年版）；[373]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3卷（巴黎，1958—1973年版）。
［14］ [361]里奥剌多·奥勒斯基：《马可·波罗的亚洲》（伯克力，1960年版）。
［15］ [434]克劳斯·萨噶斯特译：《白史》（威斯巴登，1976年版）。
［16］ [32]查尔斯·R.鲍登译：《蒙古编年史阿勒坦·脱卜赤》（威斯巴登，1955年版）。
［17］ [416]罗列赫译：《青史》，第2版（德里，1976年版）。
［18］ [40]沃利斯·布治译：《叙利亚编年史》，2卷（伦敦，1932年版）。
［19］ [37]约翰·A.波义耳在《小亚美尼亚国王海都出使蒙哥汗廷纪行》一文中，对此游记做了说明。
［20］ [426]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伯克力和洛杉机，1988年版）。
［21］ [425]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妇女》。
［22］ [424]莫里斯·罗沙比：《关于少数民族的中国神话：对忽必烈的个案研究》。
［23］ [810]周良霄：《忽必烈》（长春，1986年版）。
［24］ [244]胜藤猛：《忽必烈汗》（东京，1966年版）。
［25］ [767]李唐：《元世祖》（台北，1978年版）。
［26］ [366]爱宕松男：《忽必烈汗》（东京，1941年版）。
［27］ [853]萧启庆：《忽必烈时代“潜邸旧侣”考》。
［28］ [828]姚从吾：《忽必烈汗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
［29］ [839]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目录》（上海，1935年版）。
［30］ [214]石田干之助：《关于元之上都》。
［31］ [475]斯坦哈特：《中国的帝都规划》，第150—154页。
［32］ [250]S.V.吉谢列夫编：《古代蒙古城市》（莫斯科，1965年版）。
［33］ [110]戴维·M.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
［34］ [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统观念》（慕尼黑，1978年版）。
［35］ 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93—94译注》（坎布里奇，1956年版）和[442]《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
［36］ [17]有高岩：《元代农民的生活》。
［37］ [292]罗荣邦：《忽必烈时期（1260—1294年）关于粮食运输的争论》。
［38］ [879]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
［39］ [840]翁独健：《斡脱杂考》。
［40］ [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坎布里奇，1978年版）。
［41］ [300]冈瑟·曼戈尔德：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军事制度》（班贝格，1971年版）。
［42］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普林斯顿，1979年版）。
［43］ [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4卷（巴黎，1937—1985年版）。
［44］ [55]陈学霖和威廉·T.德巴里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和宗教》（纽约，1982年版）。
［45］ 见[348]野上俊静：《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和[349]《关于元代的宣政院》二文。
［46］ [410]保尔·拉契内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莱比锡，1954年版）。
［47］ [497]约瑟夫·蒂洛：《蒙古时期的佛道之争》。
［48］ [377]L.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49］ [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
［50］ [41]E.A.沃利斯·布治：《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伦敦，1928年版）。
［51］ 詹姆斯·A.蒙哥马利译：《亚巴拉哈三世史》（纽约，1927年版）。
［52］ [384]尼古拉·鲍培：《蒙古八思巴字文献》（戚斯巴登，1957年版）。
［53］ [340]中野美代子前揭书。
［54］ [80]詹姆斯·I.克伦普：《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国戏剧》（塔克森，1980年版）。
［55］ [539]斯蒂芬·H.韦斯特：《北戏发展中的蒙古影响》。
［56］ [282]李雪曼和何惠鉴：《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年）》（克利夫兰，1968年版）。
［57］ [45]詹姆斯·卡希尔：《山水画：元代（1279—1368年）的中国画》（纽约，1976年版）。
［58］ [307]玛格丽特·梅得利：《元代瓷器与硬陶器》（纽约，1974年版）。
［59］ [181]威廉·亨索恩：《高丽：蒙古的入侵》（莱登，1963年版）。
［60］ [190]Hori Kyotsu：《蒙古入侵和镰仓幕府》（哥伦比亚大学1967年博士论文）。
［61］ 关于蒙古入侵的研究，日本有很多成果。经典性的研究是[207]池内宏的《元寇的新研究》（东京，1931年版）。近年的论著有[546]山口修的《蒙古袭来》（东京，1964年版，1979年再版）；[179]旗田巍的《元寇：蒙古帝国的内部事务》（东京，1965年版）；[4]阿部征宽：《元寇袭来》（东京，1980年版）；[5]相田二郎：《蒙古袭来之研究》（东京，1971年版）。[246] 川添昭二的《蒙古袭来研究史论》（东京，1977年版），对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历史分析。亦见[216]石井进《中世纪日本》的有关章节， 载《剑桥日本史》第3卷（坎布里奇，1990年版），第131—148页。
［62］ [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
［63］ [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
［64］ [134]傅海彼：《从〈元史〉卷205〈奸臣传〉看忽必烈时期的畏兀儿政治家桑哥的活动》。
［65］ [376]L.毕达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66］ [93]戴密微：《南宋陵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