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历史的研究，尽管人们认为它很重要，直到本世纪还是令人吃惊的少。西夏是一个持续了两个世纪的朝代，在中国北部和内亚的政治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并且有它自己的一套复合的制度和高度混杂的文化。但是，西夏从未被中国正统历史学家视为正统王朝，可能是因为它甚至从唐代开始，占据的只是中国世界的边域地区。结果是从没有为西夏修过正史：在为辽、金的正统问题激烈争论几十年之后，终于在元朝的末代皇帝在位时的1344—1345年为这两个非汉人建立的王朝修了专史，但是从未有人提出给西夏以同等待遇的建议。

　　中国史官由此把有关西夏的记载作为列传，分列在14世纪40年代同修的宋、辽、金三史中。［1］ 这些列传，像其他“外国传”一样，没有集中叙述这个党项人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制度，而是大量叙述它与中国世界其他政权的关系。此外，修传时所用的原始资料几乎全部是汉文的。夏和辽、金一样，有自己的史官，但是他们的作品以及用党项文字记录的西夏官方资料，都在1227年蒙古征服时被毁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党项文字和语言知识逐渐失传，以至存世的用党项文字书写的碑文直至近几十年前还不能识读。

　　在正史之外，宋人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保留了许多有关西夏的资料。宋人有专论西夏的著作，大多数与边疆防卫和战略相关，但是仅存书目，原书早已不存。［2］ 王偁撰写的《西夏事略》是惟一的例外，该书在13世纪时还以此名单独成书，但正如18世纪时编辑“四库”者所述，它实际上只是王偁《东都事略》（1186年成书）中的西夏传，出版时独立出来并被后来的出版者给予新的书名。［3］

　　将所有保留下来的汉文史料合成西夏史的尝试开始于18世纪。洪亮吉是为西夏写史的学者之一，他的《西夏国志》没有完成；秦恩复的《西夏书》，则在完成后不久被毁。两部19世纪的大部头作品刊印并保留下来：吴广成的编年体史书《西夏书事》，42卷，1825—1827年成书；张鉴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西夏纪事本未》，36卷，1884年成书。这两部书对现代史学家仍很重要《西夏纪事本末》的绝大多数原始史料都能在其他著作中找到。但是《西夏书事》保存的大量重要资料找不到出处。正因为吴广成引用的很多史料出处不明，有些还颇值得怀疑，所以他的作品虽然很有价值，但是使用时需要特别谨慎。

　　编撰这类传统史书的最近尝试是戴锡章的《西夏纪》，1927年（译者注：实为1917年）成书。与以前的作者不同，戴锡章精心编撰的这部书核对了所有资料并开列了参考书。他惟一没有使用的重要宋代资料是《宋会要辑稿》，因为当时该书还没有出版。

　　多产的中国历史学家朱希祖于1943年撰文对这些早期史书做的研究，［4］ 虽非长篇大论，但还是很有用处的。

　　党项资料的发现和语言翻译

　　戴锡章的著作出版前，对党项人和西夏的研究因为西夏语言和文字的原始资料大量被发现而有了巨大的发展。部分资料是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发现的。1908—1909年，由P.K.柯兹洛夫率领的一支俄罗斯探险队发现并发掘了额济纳的西夏古城（黑水城）。在他们的发现中，有一座著名佛教僧侣的坟墓，里面有成千的印刷或手写的图书和文书。后来斯文·赫定带领探险队考察了同一地区，斯坦国和兰登·沃纳也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考察。虽然这次考察没有像柯兹洛夫那样收获巨大，还是发现了很多资料。其他的资料是中国的考古学家近几十年发现的。这些新资料，尽管没有完全被识读，还是从党项人本身而不是它的中国邻人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证据。

　　对党项语言试探性研究的成果在上述发现之前就已经出版，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M.G.德维利亚对一些双语碑文作了考释，但是远没有达到释读党项语的目的。真正的党项语研究始于1909年，伊凤阁的研究主要依靠柯兹洛夫发现的党项—汉语辞典，亦使用了一些其他资料，他后来编纂了一部党项语辞典。1922年，伊凤阁被苏联派往北京作外交使节，在北京他与中国学者广泛接触，尤其是与罗振玉的儿子罗福成、罗福苌兄弟及王静如过往甚密，他鼓励他们也从事党项语的研究。伊凤阁还影响了另一位俄罗斯学者聂历山，他不久即开始将存在列宁格勒的柯兹洛夫发现的文献进行系统的编目。对党项研究极不幸的是，1937年，伊凤阁和聂历山都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蒙难，他们的手稿全部被没收。

　　第二次世界大战亦中断了中国的党项研究。当时在这一领域几乎仅有的是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和他的学生西田龙雄主要从事的党项语佛教经典的研究。

　　在本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苏联的党项研究复苏，一批年轻学者终于掌握了阅读党项文献的技能，并能以令人信服的新方式翻译资料，有些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时出现了第一部现代西方的党项史著：E.I.克恰诺夫的《西夏史纲》。［5］ 该书主要还是依据汉文史料，但是也使用了党项资料。

　　此后不久，出现了两部主要依靠汉文史料的深入研究党项早期历史的著作：保罗·弗里德兰的学位论文《早期党项史》［6］ 和日本学者冈崎精郎对同一课题的更细致研究。［7］ 对西夏进行全面研究的英文著述，仅有邓如萍的博士学位论文，［8］ 作者引用了至1983年以前苏联和中国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

　　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的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邻人研究的兴趣，从60年代后期开始，在近20年中成果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对党项与中国及其与契丹、回纥、吐蕃等邻族的关系能够有更深了解，亦能看到中国北部的复杂世界及其边疆民族的各个方面。

　　近年来中国的研究

　　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亦重兴西夏和党项研究，充满活力的语言和历史研究论著不断出版。中国最重要的成果是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初版于1980年，后来又增补和修订再版。［9］ 这部著作是当前最有价值的党项史的综合论著。

　　白滨编辑并于1984年出版的论文集，［10］ 反映了中国学者关注的课题。其他学者如李范文、［11］ 陈炳应、［12］ 李蔚［13］ 等，也出版了有关西夏历史和文化的论文集。在这些作者中，陈炳应注意收集党项语的资料，而李蔚则仅限于使用汉文资料。

　　李范文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党项语言学家，他出版了党项同音字典《同音》的影印和汉文译本。［14］ 虽然对他的语音重构还有争议，但他的成果加上史金波、白滨、黄振华出版的另一部党项字典《文海》的影印和汉文译本，［15］ 保留了一批必需的资料。史金波还出版了一部研究党项佛教的论著。［16］

　　最近，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辑出版了《西夏文物》，［17］ 开列了党项文物的目录并附有介绍文章，该书提供了大部分西夏文化遗址和遗物的新图片（包括许多彩色图片），此外还有大量的文书。

　　中国学者的新研究的最重要方面是通过使用新发现的党项史料使西夏的研究更为完整；大范围的考古新发现亦为党项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和艺术提供了有价值的、完整的新证据。

　　俄罗斯的学者也在继续出版重要的新著。语言学家K.克平出版了许多列宁格勒所藏党项文书的译文和研究成果。［18］ 依据党项语言资料进行研究的最有意义的贡献毫无疑问是E.I.克恰诺夫已经完成的西夏法典翻译的经典之作。［19］ 现在已经出版的这批译著将使历史学家对西夏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管理制度以及党项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中国成文法的过程有全新的理解。就在最近，克恰诺夫与傅海波合作翻译和研究了党项人的军事法典，［20］ 其中有许多涉及西夏军事组织的内容，他们将其与宋人的制度作了比较研究。

　　［1］ [644]《宋史》，卷485—486，第13981—14033页。[645]《辽史》，卷115第1523—1530页。[646]《金史》，卷134，第2865—2879页。

　　［2］ [771]详见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1983年版），第338—339页。

　　［3］ [668]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4］ [731]朱希祖：《西夏史籍考》。

　　［5］ [266]E.I.克恰诺夫：《西夏史纲》（莫斯科，1968年版）。

　　［6］ [148]保罗·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华盛顿大学1969年博士学位论文）。

　　［7］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京都，1972年版）。

　　［8］ [97]邓如萍：《党项和党项人的国家西夏》（普林斯顿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

　　［9］ [771]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1980年版，1983年修订版）。

　　［10］ [724]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1984年版）。

　　［11］ [764]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银川，1983年版）。

　　［12］ [789]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1985年版）。

　　［13］ [770]李蔚：《西夏史研究》（银川，1989年版）。

　　［14］ [765]李范文：《〈同音〉研究》（银川，1986年版）。

　　［15］ [718]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北京，1983年版）。

　　［16］ [720]史金彼：《西夏佛教史略》（银川，1988年版）。

　　［17］ [721]史金彼、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北京，1988年版）。

　　［18］ [96]详见邓如萍：《1982—1987年苏联对中世纪中国的研究》。

　　［19］ [260]E.I.克恰诺夫：《天盛旧改新定律令（1149—1169年）》，4卷（莫斯科，1987—1989年版）。

　　［20］ [268]E.I.A恰诺夫、傅海彼：《11—13世纪西夏文与汉文军事法典》（慕尼黑，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