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圣宗统治下契丹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制度有这么多的变化，但最重要的变革却发生在对外关系上。在他即位时，辽朝仍然与宋处于战争准备状态，与高丽王国几乎隔绝，而且仍然面对与他们的属民——东面和东北的女真与西南和西面的各种党项人和蒙古诸部落之间经常性的难题。到他的漫长的统治时代晚期，与宋和高丽宫廷之间的稳固的国家间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这导致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与宋的重新敌对，986年

　　宋太宗979年侵辽的屈辱性失败使他渴望复仇并在宋朝宫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980年，李昉和扈蒙劝说皇帝，宋帝国缺少军事能力重新对辽发动进攻，但979年的屈辱使大臣们痛心疾首，他们经常以活灵活现的侮辱性言词提到契丹，诸如应当受到充分惩罚的祸害与未开化的野蛮人等等。到985年宋已准备发动另一场大规模入侵，而且这次他们试图与高丽国王组成联盟，以对辽发动联合进攻，“保卫他们共同的文明准则”。［1］

　　986年，太宗再不能继续忍耐了，他动员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以把契丹人从“失地”赶出去。三支军队在河东的雁门和飞狐与河北的雄州同时穿越国界。宋军最初粉碎了边界防卫力量并占领了一些边界领土。一些辽朝边界指挥官叛降宋朝。但形势很快逆转，辽军统帅诱使入侵者深入其领土，远离他们的供给线，然后加以包围并从各个方面进攻他们。辽军在三个战场都赢得了巨大胜利，宋军丢盔弃甲，死伤惨重并扔下了大批俘虏。［2］

　　这次入侵不仅对宋来说是又一场军事灾难，也给辽朝边界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与破坏，在那里许多人逃离家园；南京和西京南部地区是入侵的主要目标，那里遭到破坏而且许多年不能恢复。然而，数以千计的宋朝降军被编入辽军，一些宋朝官员和科举进士被吸收进辽朝国内的行政管理机构。

　　宋太宗和他宫廷里的一些人仍然决心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在988年和989年，太宗下令他的大臣们廷议对付契丹的可行措施。在协调现实与皇帝最后一次主张中国宗主权的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的旨意方面，大臣们面临着棘手的问题。一个边界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被提出来，虽然这只是作为面临劲敌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并没有策划新的重大战役。

　　辽与高丽的关系

　　在10世纪的最后20年，辽朝发现自身不仅陷入与宋，而且陷入与棘手的女真边界部落，与东面的高丽，与西面鄂尔多斯地区正在形成的党项人国家——西夏的敌对状态。

　　契丹人与高丽的关系直到10世纪80年代才变得比较重要。在契丹于926年侵占渤海的严峻时期，冲突迫在眉睫，而高丽恰处于政治分裂时期。在9世纪的最后十年，新罗国家开始崩溃，叛乱首领已建立起三个独立国家：后高句丽在北部，后百济在西南，而王建领导的一个叛乱政权位于西海岸。918年，王建篡夺了后高句丽的领导权并于北部与西北部建立起高丽王朝（他以其庙号太祖而闻名，918—943年在位）。这样，在926年高丽被分成三个国家，完全没有能力参与保卫渤海，即使他们想这样做。直到935年新罗才最后投降高丽，而直到936年以前，高丽国王太祖才征服后百济并重新统一半岛（见地图5）。

　　在以后的十年里，高丽王国开始了有计划的扩张并在平壤建立了一个新的“西京”，［3］ 以加强其在北部的地位。作为自封的古高句丽国的继承人，他们的统治者试图重新征服大同江以北至鸭绿江流域的领土。然而，由于这一地区被许多女真人和其他部落民族以及渤海遗民所占据，所以仍没有急切的理由与契丹发生冲突。再者，在高丽宫廷，任何向北方的领土扩张都受到强有力的反对。许多贵族和官员强烈地认为，高丽国家像新罗时代一

　　样，应当将其统治目标限制于半岛。［4］

　　不过，契丹人对渤海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在辽阳周围对众多渤海人口的重新安置，微妙地改变了形势。在926年，并不是所有的前渤海领土都并入辽国版图，也并不是所有的渤海人都承认辽朝的统治。渤海王室的许多成员已逃到高丽避难。渤海自身是由残留的高句丽统治精英建立起来的，因此把东北高丽王朝看作是远亲和潜在的同盟。［5］ 再者，在辽朝边界之外，有三支渤海人保持着独立：今黑龙江省松花江流域的西北渤海人，生活在今辽宁省鸭绿江以西的一支渤海人，以及三者中最强大的一支，于926年在牡丹江流域建立起独立国家定安国（朝鲜语Chǒngan），其都城兀惹（Wo-jo），在前渤海国的上京（今吉林省东京城）。［6］

　　975年定安国与辽发生冲突。一支契丹讨伐军被派去进攻定安国，但失败了。在985—986年，辽再次侵入这一地区。而在10世纪80年代，契丹与生活在鸭绿江流域的各个女真部落之间产生了许多麻烦，宋试图与后者建立某种反契丹的同盟。991年辽在鸭绿江流域下游建立了三个带有驻军和军事殖民地的堡垒，以阻挡女真和宋之间通过海上进行联络。

　　所有这些举措对高丽产生了威胁。当高丽国王定宗（945—949年在位）动员了一支强大的防御部队和辽意识到高丽会是多么强大的对手时，辽朝于947年入侵高丽的计划中途流产。直到10世纪80年代，契丹和高丽的关系仍很疏远，因为女真诸部和定安国为高丽北部边界和辽边界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但到990年，辽明显想要吞并这一地区。辽朝重新恢复紧张局势的新举措不仅暴露了辽和高丽之间潜在的不和，而且把它与更广泛的国际形势联系起来。

　　从962年起，高丽与宋一直保持着文化和外交关系，［7］ 就像他们以前同五代依次保持的关系一样。963年国王光宗（949—975年在位）受到宋太祖的册封。到10世纪，高丽人在各个方面彻底地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浸染，他们仇视、瞧不起却又害怕契丹人。这样，当985年宋朝皇帝试图争取高丽作为保卫共同文化传统的同盟者时，他们是把它建立在有说服力的真实情感之上的。然而，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把他们的同盟付诸实践。因此，在986年宋朝入侵期间，高丽拒绝出兵向辽进攻。

　　至于契丹人，则相信高丽对他们的东部边界构成了严重的潜在威胁。契丹对女真和定安国的进攻加剧了紧张局势。契丹人也许还担心高丽会鼓励辽朝统治下庞大的渤海居民的地方性分离，这种分离最终导致了1029—1030年的大规模叛乱。

　　在992—993年，辽朝东京留守萧恒德［8］ 受命入侵高丽。他率领一支号称80万的大军越过边界，要求把前高句丽鸭绿江南北的领土割让给辽。高丽宫廷向宋求援，但无人相助，宋和高丽的“同盟”再一次证明是虚假的。然而，高丽人能够很好地自卫并准备了强大的防御。他们的国王成宗（982—997年在位）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向北开到平壤。与此同时，在经过几次战役后，辽军主力向前开进到清川江。正在这时，似乎辽军指挥官断定征服高丽是不可能的，所以开始在辽军主帅萧恒德与高丽指挥官徐熙之间进行谈判。最初辽让高丽在完全投降或灭亡之间作出选择，而高丽则倾向于屈服。但徐熙勇敢的坚韧不拔使他们达成了谈判协议，即高丽成为辽名义上的附属国，而且断绝与宋长期建立起来的联系。高丽国王受到辽朝皇帝的册封。高丽被授权自由处理鸭绿江流域南部女真诸部落，而他们也及时地据此采取了行动：徐熙于994—996年率领他的军队进入这一地区并建立了一批堡垒以维持和平。［9］

　　自994年起，双方开始经常互派使节。994年成宗进献给圣宗一些女乐人，圣宗似乎出于儒家道德观念，谢绝了她们。几批高丽学生被派去学习契丹文。996年国王成宗又派遣一名使节请求联姻，辽朝宫廷答应把萧恒德的女儿（她的母亲是出身于皇室的一位公主）嫁给他。当997年成宗死后，998年契丹宫廷正式册封他的继承人王诵（庙号穆宗，997—1009年在位）为国王。

　　在以后的数年里，辽致力于入侵宋朝和随后的和约谈判。在999—1000年和1004年的战争期间，高丽—宋朝同盟的恢复毫无可能：每一次高丽国王都正式向辽朝宫廷祝贺对宋的胜利。

　　对宋战争

　　宋辽军队自10世纪80年代起就沿边界互相对峙，时而爆发局部战争。994年宋朝宫廷采取了一些试探性步骤以建立和平关系，但都被辽朝拒绝。双方宫廷彼此之间都有强烈的领土要求。宋朝统一派仍然期待全部收回938年由后晋割让给契丹的“十六州”。契丹提倡雪耻之战的人，则被986—987年他们轻易而举的胜利所鼓励，渴望重新占领莫州和瀛州，这两个州是938年后晋割让给他们的诸州中最南面的两个，959年被后周夺去。这一地区他们称为关南，即“关隘的南面”。

　　10世纪90年代末，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与高丽的战争，敌对的宋—高丽同盟的威胁已经缓解。与此同时，中国西北党项人的西夏王国在他们好战的首领李继迁的领导下，正成为宋朝边界的巨大麻烦。在另一个党项人首领于982年降宋后，李继迁仍然顽强地保持独立。986年李继迁叛宋后向辽称臣，并作为附属统治者被授予各种职位和称号。989年春季，他被赐予一位新娘，她是一位被匆忙授予“公主”称号的皇族成员，而且第二年李继迁正式被辽宫廷册封为西夏国王。

　　这样，西夏和辽之间建立了一个基本的正式同盟，但这是相当不稳定的。992年，在得知西夏与宋正在秘密谈判后，契丹派出了一支由韩德让的弟弟韩德威率领的讨伐军沿黄河上游进攻西夏领土。在997年和1001年，生活在辽朝领土西部的其他党项部落发生了进一步的骚乱。虽然李继迁极不听话，但他仍保留了对契丹的臣属地位，而且，他的军队仍能够威胁宋朝漫长的西北边界。

　　随着997年真宗的即位，宋朝宫廷不再由马背皇帝统治，而是由北宋所有君主中也许最为消极的皇帝领导。辽廷的领导阶层也发生了变化。998年，在任最久的契丹统帅耶律休哥去世。到第二年夏末，皇帝颁布诏书，宣布军事动员以对宋作战。恰好在这次战役的准备阶段，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亦去世，这使韩德让成为契丹国内皇帝和皇太后手下最强有力的人。辽军的进攻首先指向定州的重要战略中心，进攻遂城县城。辽军的首次进攻被击退，但在冬季，辽军在同一地区赢得了第二次战役的胜利。与此同时，另一支契丹军队向东深入到瀛州。在瀛州附近给宋军以沉重打击后，这支军队又向南深入，直到乐寿（今河北献县）。然而，辽军没有能够占领定州和瀛州的州城，而且1000年新年后，终止了进攻，军队也解散了。

　　1001年冬季，辽军这次由皇帝本人率领，又侵入定州东北部，而且在遂城击败宋军。这次宋军向东深入反击，而在这次进攻被击退后，又恢复了对峙局面。1002年夏季再次发生边界冲突，1003年辽军在萧挞凛率领下重新对定州发动进攻，这次他们深入望都，在那里的战役中他们俘虏了一个名叫王继忠的指挥定州地区军队的宋朝重要官员。所有的这些季节性攻势似乎并没有导致对宋朝领土的永久性占领（见地图6）。

　　1004年，辽廷决定全面入侵。在八月份，有消息传到宋廷，契丹轻骑袭击了莫州和冀州之间的地区，但已撤退，好像并不愿意与宋军交战。［10］ 雄州长官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奏请批准沿海州县打开沿运河和海岸的水闸，淹没广大地区以阻止契丹对那一地区的任何进攻。［11］ 几天后，宋廷下令在定州地区部署了最精锐的军队并在河北和河东地区对青年男子进行了军事总动员，以武装和训练他们进行地方防御。

　　入侵开始于秋末，辽军由皇帝和皇太后亲自指挥。西部大军最初沿前些年的同一路线进攻，攻占了遂城和望都。［12］ 但他们并没有攻占定州城本身，而是转而向南于十月攻占了冀州城，然后迅速向南横扫河北西侧。与此同时，军队的另一部分分出来攻打瀛州，这是北方平原地区极其重要的要塞，也是契丹想要重新占领的关南地区的中心。这座城市被包围了两个多星期，双方军队进行了艰苦的争夺，但契丹最终没有能够占领这座城市，因此他们的军队撤下来转而向南前进。十一月，他们在洺州（今邯郸东北）击败一支宋军，并推进到靠黄河北岸的澶渊（有时读作tan-yuan），在那里，在真宗指挥下，宋朝集中了他们的主力部队进

　　抵抗。契丹军离宋朝都城开封不过100公里。

　　激战在此地发生。在首次出击中，率领军队穿越河北的契丹统帅萧挞凛［13］ 于伏击中被远距离弓弩射死，契丹人的进攻被击退。契丹军队同时对附近的通利军也发动了一次快速但只是破坏性的袭击。

　　和平谈判已进行了一段时间。［14］ 甚至在1004年入侵发生前，宋朝就害怕军事冲突并渴望和解。契丹人虽然曾诉诸武力，但也愿意谈判。契丹一方的关键人物是王继忠，他是在1003年被契丹人捕获的宋朝官员。［15］ 在赢得皇太后的信任后，他被任命为户部使，并娶了出身于阿保机最早的汉人谋士之一，康默记家族的一名妇女为妻。王继忠不但曾是一名宋朝的重要将领，而且曾经是真宗的一位私人密友，早在他即位前就服务于他的王府，而且在他的宫廷机构中效力。他的宋朝方面的对手是毕士安（938—1005年），毕和王曾一同效力于真宗家族，而且现在是真宗的顾问。毕士安鼓励真宗亲自到前线并且推荐寇准（961—1023年）去密切注意可能的和平迹象。

　　在皇太后的赞同下，王继忠通过宋朝莫州长官向宋朝皇帝递交了一份国书，宣称辽廷希望恢复友好关系。［16］ 在辽军占领了他们要求的关南的领土后，这份国书被递交。宋朝皇帝很惊讶，而且最初怀疑这是一个骗局，但他最后被说服开始谈判。然而，这一开端由于王钦若（962—1025年）延迟派遣宋朝使节的胡乱行为而被推迟了几个星期。然而，这一耽误却有利于和平：到宋朝使节曹利用（死于1029年）赶到辽朝帅府时，双方已做好谈判的准备。宋朝已阻止住了辽军的前进而且占据了有利的设防位置，以强大的力量与辽军对峙。而辽朝达到了占据关南州县的最初目的，并深入了宋朝领土。

　　辽希望宋割让这些领土以交换和平，否则和平就不能实现。曹利用坚决拒绝了辽的所有领土要求，提出以每年交纳银和绢来代替。他警告说，改变这一建议的惟一后果是继续战争状态。辽朝让步并接受宋朝提出的条款，也许应归于双方都意识到他们已陷入军事僵持状态。契丹人意识到从长远看他们的境况已远非强大，虽然他们正在朝宋朝都城进军。他们的军队与太宗947年占领开封时所处的形势一样。他们被困在由未受损失的宋军从东西包围的狭长地带，甚至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内，一些只是被辽朝轻骑绕过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州县和要塞也仍然在坚守。这些强大据点中值得注意的是定州和瀛州。实际上，辽军面临着被切断归路和困于敌境的危险。

　　澶渊之盟，1004年

　　谈判仅仅几天之后就签定了和约，而且双方宫廷交换了记载和平条款的盟书。他们达成如下协议：

　　1.宋朝应当每年提供给辽朝绢20万匹和银10万两以作为“助军旅之资”。

　　2.边界应当认真划分。

　　3.双方应当采取严格措施制止对边界的非法侵入，任何一方不得对另一方耕种土地进行侵扰。

　　4.任何一方不得对逃犯提供庇护。

　　5.可以对边界现存要塞进行修整，但不得沿边界建立新的要塞和水渠。

　　6.双方应当遵守条约，为避免违反，以借助于上天制裁的庄严誓言宣誓证明，他们应当致力于友好关系，而且他们互相尊重领土完整。

　　其他协议规定了囚犯的遣返和建立两个帝国之间外交与商业交往的规范。

　　这项条约中所使用的术语有着深刻的象征性意义。宋朝坚持每年给辽的岁币应当叫做“助军旅之资”，以避免加给他们的屈辱性称呼——“贡物”。同样地，岁币由边界雄州的宋朝下级官员交付，以表明开封的朝廷认为这只是财政事务，而不是含有屈从的政治行为。宋廷称呼他的北方邻居为“大契丹国”或大辽国，而契丹则称宋为“南宋”。两朝彼此以“南朝”和“北朝”称呼对方。他们的君主结成了虚构的“兄弟”亲属关系。宋朝皇帝将称辽朝皇太后为他的叔母，辽朝皇帝为他的“皇弟”，而辽朝皇帝则称呼宋朝皇帝为“兄长”。［17］ 这一关系使他们陷入仪式交换的无休止的循环中，在这些循环中，契丹和宋朝使节在对方宫廷中的待遇与其他国家大相径庭。每一国家遵守另一国家已故皇帝个人名字的避讳。在新年庆贺，皇帝生日，皇帝或皇后去世，以及新君登基这样的仪式场合，要互派特使。

　　澶渊之盟是在意识形态要求之上的政治务实主义的巨大成功。它为一个世纪的稳定与和平共处铺平了道路，并通过两个宫廷之间不间断的使团互访得到加强和保障。通常在地方当局间有一些小的侵扰，而在1042年和1074—1076年间则发生了更严重的危机。但是和约仍被遵守，两国从海边到黄河拐弯处的边界被清晰地划界并由双方警惕地守卫，这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国际边界，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最重要的是，这一条约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非常有助于整个11世纪两国的长期稳定和经济与文化的进步。［18］

　　条约的效果被普遍歪曲了，尤其是宋朝给契丹的岁币被描绘成给宋朝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当然不符合事实。每年送给契丹绢的份额仅仅相当于南方一个州如越州的产量。而且支付的款项必须置于辽—宋贸易的整体中去加以考虑。979年战争之后，贸易持续不断，只是在实际的敌对状态期间才发生短暂的中断，而条约缔结之后，又甚至在更大的规模上得以恢复。在这一贸易中，宋朝获得了大量的盈余，而且据估算，岁币中银的大约60%，作为各种中国产品特别是绢的支付款项，最终仍回到宋朝手中，因为北方对其有着无休止的需求。

　　尽管资助对于极富有的宋帝国来说并不是一项巨大开支，但它对国库收入相对不足的契丹来说则显得极其重要。他们把绢用于自身巨大的国内消费，比如在和约之后立即建立了新中京，而且他们还用大量的绢与他们的邻居，包括回鹘人、党项人、高丽人和蒙古地区诸部落的部民进行贸易。

　　因此，这种安排对于双方来说均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宋朝以有限的代价获得了持久的和平。契丹获得了稳定的额外收入来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们南边的边界防卫并致力于国内发展。

　　与高丽重新开战，1011—1019年

　　直到皇太后在1009年去世，东部边界一直保持着和平，高丽使节还正式参加了她的葬礼。然而，就在同一年，高丽宫廷发生了一次剧烈政变。西京（平壤）的地方长官康肇被召唤到首都开京帮助消灭一个密谋废黜国王穆宗的小集团。在完成他的使命后，康肇本人却杀死了国王而拥立了一个期望在他的保护下进行统治的新统治者王询（庙号显宗，1009—1031年在位）。

　　契丹不顾高丽新国王停战的恳求，派出了一支由40万人组成的远征军越过鸭绿江去惩罚这个杀死他们前任附属的凶手。远征军的总指挥是萧恒德的哥哥萧排押与耶律盆奴。首次冲突高丽获胜，但在第二次进攻中辽军获胜，康肇被俘杀。辽军占领了平壤北面的几个边界州县。高丽国王试图投降，但开京的地方长官杀死了辽军使者并准备抵抗。这样一来，辽军就向南进军并在城外的激战中获胜后占领了开京。萧排押和耶律盆奴洗劫并焚毁了都城，破坏了宫殿、官府建筑和高丽的文档。高丽国王逃到南面去避难，但他的军队却重新组织起来。辽军开始撤退到边界地区。投降的地区起而反叛，而且在严冬，军队陷于群山之中，在最后渡回鸭绿江之前被迫丢弃了许多武器与装备。

　　于是高丽国王请求和平。但是辽朝要求他亲自来朝觐以履行作为附属的顺从义务，还要求他割让极重要的边界地区。高丽拒绝了，随之而来的是十年的敌对关系。双方在边界地区设防，而高丽的不妥协则由于一次国内政变又得到加强，这一政变使武将而不是文官控制了高丽宫廷。

　　1014年，辽朝下令在几个边界州县设防并建造了跨越鸭绿江的一座被严密防守的永久性浮桥。从1015年起到1019年战争不断，1015年、1016年和1017年辽对高丽的进攻，有时高丽获胜，有时契丹获胜，但简而言之都不是决定性的。1018年契丹组织了一支新的庞大远征军，任命萧排押为统帅。军队在1018年末越过鸭绿江，但遭到一支人数众多的高丽军队伏击，损失惨重。高丽军队还切断了他们的归路，所以萧排押向南进军，计划像1011年那样占领都城开京。但这次高丽军队沿都城作好防御准备，契丹人则常常被高丽人的袭击所困扰，被迫向鸭绿江地区撤退。在茶、陀二河之间的龟州，他们遭到高丽主力部队的包围与攻击，契丹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几千人逃回辽朝边界。这是圣宗时代契丹人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结果，萧排押被剥夺了他的所有头衔与官职，并且失宠。

　　在1019年夏末，包括许多部落军队在内的另一支大军被征集起来去进攻高丽。但现在显然双方的任何一国都不能取得绝对胜利。1020年，国王显宗派出使者向辽称臣，辽圣宗宽容地赦免了他，1022年派出一名使节正式册封他为王。朝贡关系得以恢复，使节定期交换。当1031年显宗去世时，他的儿子与继承人王钦（德宗，1031—1034年在位）被辽廷册封为王。从这一时间几乎到辽朝结束，高丽始终保持着忠实的属国地位，两国间基本保持着和平。

　　然而，高丽宫廷没有忘记他们1010年所遭受的灾难。当重整十年战争期间所造成的破坏时，他们就此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防御体系。1029年在重建的都城开京建起了更坚固的外墙；1033年到1044年间，沿从鸭绿江口到通海（日本海）的整个边界构建了防御城墙。高丽不再给它的好战邻居以冒险的机会。

　　渤海叛乱，1029年

　　标志着圣宗漫长的时代结束的是臣民反抗契丹人的首次真正严重的叛乱，即渤海人的大规模叛乱。

　　在其首任国王倍于930年逃走后，渤海国的旧有领土部分被并入契丹国，东丹王国已逐渐并入了辽朝东京道的行政体系。许多渤海旧有的行政组织被废除，而且在前渤海领土植入了一些汉人和契丹人的定居点，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来自皇室各个成员的诸斡鲁朵的士兵。但是，从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说，渤海保留了一个有利的位置：为了征税的目的，旧有的渤海领土被当作一个承担纳贡的边界国家来看待，每年交纳1000匹马和15万端布的贡物。［19］ 在这一地区没有盐和茶的专卖税，只有极低限度的商业税。

　　几乎没有疑问，对高丽的战争，由于谷物和人力的大量征集已使东京地区穷困不堪。而后在11世纪20年代，东京连续两个汉人税收长官试图把实施于南京道的税收体制扩展到这一地区，并强征更加严厉的税收和劳役。这似乎是由南京的情况所引起的，那儿已经历了数年的饥荒，正遭受着食品短缺和巨大的税收拖欠。渤海人受命建造船只以运送谷物到现在的北京周围地区。但这一路途很危险，许多船只和水手覆没。这些变化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叛乱由古老的渤海王室后裔大延琳领导，他是东京的一名军队指挥官。1029年八月，他囚禁了总督萧孝先和他的妻子，杀死了令人厌恶的税收长官和都指挥使，自立为帝，宣布建立新王朝兴辽。他将自己的行动通知了高丽宫廷并请求他们的援助。然而，高丽拒绝给他帮助，所以他很孤立。再者，鸭绿江畔的要塞保州的渤海指挥官也拒绝参加叛乱并把消息通报给契丹地区长官，后者杀死了大延琳指挥下的可能反叛的所有渤海士兵。只有少数被同化了的女真部落加入反叛政权。

　　被击败后，大延琳意识到他的军队敌不过辽军，就撤军以保卫他的都城。在叛乱后刚好一年的时间，他的一名部将背叛了他，向辽军打开了东京的城门。大延琳被俘，他的残余军队被迅速消灭，他的短命王朝也随之结束。

　　为了避免任何更大的麻烦，东京的新长官萧孝穆迅速对汉人税收长官所造成的不合理状况进行了调整，并用巧妙手段恢复了秩序。但原有的渤海贵族，除了那些保持忠诚者外，都被从东京流放，重新安置于中京统治下的渤海湾沿岸某一地区。许多难民渡过鸭绿江逃进高丽领土，他们当中不仅有渤海人，还有不少契丹人和奚人，他们最终都在高丽定居下来。［20］

　　［1］ 见[535]王赓武：《小国的辨术：宋朝初期与其邻国的关系》，第53页。

　　［2］ 关于战争的详细记载，见[869]程光裕：《宋太宗对辽战争考》，第95—161页。

　　［3］ 这可以根据显示其中有一些带有相当多的戍守部队的新的地方行政中心的建立的表格推断出来，载[807]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第79—81页。

　　［4］ 关于高丽宫廷态度两极分化的明晰分析，见[419]米歇尔·C.罗杰斯：《中世纪高丽的国家意识：辽、金对高丽的影响》，第152页。

　　［5］ 关于这一关系，见[281]李基白：《新编高丽史》，第103页。

　　［6］ 关于定安，见[532]和田清：《定安国》；[182]日野开三郎：《定安国》。

　　［7］ 见[302]丸龟金作：《高丽与宋的交往问题》。

　　［8］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8，第1342—1343页。在高丽史中一般用他的称呼逊宁来指他。

　　［9］ [281]李基白：《新编高丽史》，第125页和地图，第127页；[173]韩■劤：《高丽史》，第138—139页；亦见[419]罗杰斯：《中世纪高丽的国家意识》，第154—156页，他对传统记载的准确性提出了疑问。

　　［10］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51页。

　　［11］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52页。

　　［12］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65—1266页。

　　［13］ 萧挞凛在宋朝史料中以萧达览的名字出现，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曾参与早期同宋朝、高丽以及跟随皇太后的姐姐胡辇在蒙古边界的战役。见[645]《辽史》，卷85，第1313—1314页。

　　［14］ 这些事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辽朝碑文（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355页，注45；[645]《辽史》，卷14，第160页，声称是宋朝提议谈判的；宋朝史料则声称辽朝先提出谈判要求，见[644]脱脱等编：《宋史》，卷7，第125页；[595]《契丹国志》，卷7，4a。[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68—1269页，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载，以下我将要谈到。

　　［15］ 有关他们的传记，见[645]《辽史》，卷81，第1284—1285页；[644]《宋史》，卷279，第9471—9472页。

　　［16］ [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第1268页；[644]《宋史》，卷7，第125页。

　　［17］ 两位君主的彼此称呼以及两宫皇太后的亲属关系，决定于他们的实际年龄和辈份，而且每一统治时期都会改变。见[491]陶晋生：《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第107页的表格。实际上，它证明了宋朝皇帝通常比同时的辽朝皇帝年龄大，因而被称呼为“兄长”，但这是偶然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在其他统治时期，这一关系是叔侄关系，而且从1076—1101年宋朝皇帝哲宗称呼长寿的辽朝统治者道宗为他的“祖父”。

　　［18］ 关于澶渊之盟，见[868]蒋复璁：《宋史新探》，第142页以下；[695]王民信：《澶渊缔盟的检讨》。用西方语言对这一条约进行最充分研究的是[444]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澶渊之盟（公元1005年）：中国外交史的一大贡献》。亦见[204]A.忽瑟维对这一著作的长篇评论，该文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

　　［19］ [645]《辽史》，卷72，第1210页。

　　［20］ 关于渤海人的叛乱，见[645]《辽史》，卷17，第203—206页；郑麟趾等编：《高丽史》（东京，1908—1909年），卷5，第7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