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史书《辽史》告诉我们，阿保机于907年“即皇帝位”并建立起自己的王朝。其他史料则含糊地把这一事件定在904年至922年之间。［1］ 11世纪的《新五代史》对这一事件则给予不同的记载，认为当重新选举到期时，阿保机拒绝放弃他的于越或可汗位置，并使契丹联盟同他的追随者和汉人臣民们一起，建立起他自己的“部落”。由《辽史》本身产生了更进一步的混乱，因为它在别处记述了916年的第二次登基仪式。907年这一时间本身令人产生怀疑，因为它与唐的正式灭亡时间一致。从人们所熟知的他们强调辽王朝继承的正统性这一角度而言，这是辽朝史学家选择他们王朝开端的一个方便的和引人注目的年代。

　　矛盾也许最好这样进行解释，即假定阿保机在907年成为无异议的契丹传统意义上的领袖，而在916年，当他应再一次进行部落首领的重新选举时，他却举行了一次皇位登基的正式仪式，即采用了帝号，并采取了某种中国传统帝王的习惯服饰，以此宣布他与后梁的汉人统治者地位平等。

　　在这两个重要年代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阿保机继续进行平定各部落的战争。908年，他进攻了室韦。910年和911年，奚人的暴动被镇压。912年，他进攻了位于今天蒙古地区距其领土遥远的西北边界的阻卜（或术不姑）。915年，轮到了乌古（有人认为即弘吉剌）。辽朝的疆土稳固地向西与西北扩张。

　　与此同时，与中国边界地区的关系也极度紧张。在卢龙，统治者刘仁恭被他的儿子刘守光废黜，后者继续执行其父亲对契丹的敌视政策。909年，一支由萧氏后族的一名成员率领的契丹军队深入河北，并在今天天津西南某地打败了刘守光。然而，刘的野心膨胀，911年他宣布自己为独立的燕国皇帝（曾经是安禄山叛乱政权的名称）并开始侵略临近地区以扩张他的领土。可就在他称帝的同一年，契丹占领了山海关西面的平州。912年，阿保机亲自率领一支军队进攻刘守光。此后的一年，李存勗——自他的父亲李克用在908年死后，一直是河东的沙陀统治者，后来，他成为后唐的庄宗皇帝（923—926年在位）——对刘守光的扩张行为感到震惊，决定进行干预，侵入卢龙并占领了其首府幽州。刘守光被俘，燕国灭亡，卢龙被并入当时被称为晋的沙陀版图。自此，李存勗有效地控制了与契丹领土接壤的全部边界地区，并稳固地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该政权对由他父亲的老对手朱温于907年建立的以河南为中心的梁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

　　当然，阿保机曾与李克用结为兄弟，但后者从未原谅过他随后试图与自己的仇敌、后梁皇帝朱温建立友好关系。控制了当时包括河北北部与河东地区的后晋强大地盘的李存勗，对契丹来说，是一个远远超过刘守光的更强大和更具威胁性的对手。对阿保机来说幸运的是，李存勗对中原更抱有野心。因而，契丹边界暂时出现了难得的休战状态。

　　对阿保机来说，与其邻居的关系是次要的，因为他面临着在契丹人中间维持其最高权力这一主要问题。在907年被推选为首领后，他试图加强其绝对权威的计划并非一帆风顺。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他的弟弟们与耶律氏的其他成员，他们已经成为遥辇氏瓦解后的契丹新贵族。在传统契丹社会中，可汗与部落酋长的继承通常是在兄弟或堂兄弟之间进行的。再者，惯例要求首领每三年重新选举一次，那时，部落议事会的其他成员或他自己氏族的其他候选人也许会取代他。在910年，当重新选举到期时，阿保机没有履行这一程序，他的兄弟们感到被剥夺了他们自身的继承机会，故而试图阻止他建立一个基于父传子承的世袭王朝，因为这将会永远结束他们自己当首领的要求。其中最不满的是阿保机最年长的弟弟剌葛。

　　911年四个弟弟发动了叛乱，而912年这四个弟弟策划的另一次谋害阿保机的阴谋在实施之前被揭露。913年，当阿保机的第二个三年可汗任期结束，而他又一次拒绝进行重新选举时，由他的弟弟们、他的叔父与担任迭剌部首领的族弟所发动的一次更为严重的叛乱爆发了，这次叛乱被更加血腥地镇压下去。所有这些叛乱都失败了，而且他们的失败加速了阿保机集权的进程。不过他还不是一个完全专制的君主，他依然完全受制于契丹部族制度，这使他不能轻而易举地消灭所有的对手。虽然他的叔父和族弟以及三百多名支持者被处死，但他弟弟们的生命则被保留下来。

　　为了对弟弟们和其他旁系亲属进行补偿并阻止在耶律氏中发生进一步的叛乱，阿保机将他们的家族合并为所谓的三父房，这包括了阿保机祖父的所有子孙，他们成为辽帝国特权亲缘集团之一（见图表1）。但皇族内部对永久性继承统治的不满和有关继承的斗争远没有停止。917年剌葛再次叛乱并逃到了幽州，在那里，后晋王李存勗收留了他并授给他地方官职。后来，当李存勗于923年成为后唐皇帝时，他处死了剌葛以作为对阿保机友好亲善的表示。918年，阿保机的另一个弟弟迭剌发动了又一次短暂的叛乱。领导权的争夺与继承问题经常在阿保机子孙中爆发。

　　916年，当应该再一次进行部落首领的重新选举时，阿保机依然采取激烈步骤以加强其永久性权力。首先，他举行了一次汉式登基仪式，宣布自己为契丹皇帝并采用了一个年号，［2］ 以此宣称他独立于后梁（以前契丹采用它的纪年）并表示他现在处于与中原统治者平等的地位。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宣布他的长子倍（900—937年，契丹名图欲）为继承人。这就正式摈弃了他的弟弟们与其他氏族成员们的继承权，也侵犯了部落长老按契丹传统方式选举他们首领的权利。倍本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极不愿意恢复契丹旧制。建立中国式政权的另一个象征性举措是建立第一座孔庙。但对于这些嗜血成性与残暴的斗士来说，孔庙似乎是不相称的，虽然少数契丹贵族已开始通晓汉字。

　　918年，阿保机开始了建设世袭政权的另一项步骤，他下令建造一个规模宏大的都城皇都，后来被称为上京。该城建立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临潢（该地后来成为蒙古人的城市波罗城），那里是契丹诸部落古老的中心地区。为了建造该城，在农忙季节征集了大批劳力：阿保机还没有掌握汉式的统治农业人口的要领。据说，工程在百日之内就完成了，但实际上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同一年，他下令在都城建立了孔庙、佛寺和道观。阿保机临终的那一年，都城又被扩建，一系列的宫殿与祖庙建立起来。最后，都城的面积达到了方圆27里，它按照标准的汉式设计，建立了城墙、城门、街衢、宫殿、官署、寺庙、驿舍等。它实际上是一个双重城市，其南面是一个单独的汉城，有着密集的房舍与集市。它还有为在北方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回鹘商人提供的特殊区域，以及为外国使臣居住的馆驿。我们不能准确地获知该城扩建的时间，因为931年该城的部分城墙还重建过，而进一步的扩建在11世纪还在继续进行。那时，它还是五座京城中惟一的一座。

　　永久性都城的兴建标志着阿保机政权组织集权化的迅速发展。这时，阿保机似乎已经着手建立有辽一代的双重行政管理体制，北面官负责管理统治地区的部族事务，而南面官主要仿照唐朝制度构建，负责定居人口特别是汉人的事务。早在910年，阿保机就任命他的内兄萧敌鲁管理北面官系统。这一发展于947年帝国正式分为北院和南院时达到顶点，但显而易见，这一发展进程远远早于此时。在阿保机以后的统治时代里，被俘的汉人官员在发展行政管理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曾经作过卢龙地方财政官员的韩廷徽，确立了税收制度并主要负责设计南面官的中原管理体制。［3］

　　确定这一早期政府组织变化的发展年代是不可能的。大概相当多的情况是因人而定和非正式的。有了固定的都城，并不意味着开始具备像正式的中原王朝那样带有固定官署与宫廷的永久性政府组织。相反，政府依然是皇帝的扈从，而宫廷则四处巡游不定，每年往返行进于四季狩猎场所（捺钵）并不时地跟随皇帝进行经常性的战役。［4］ “宫廷”是一个巨大的可移动性城市，它由帐篷组成，并由一长列牛拉四轮车来驮载。扈从部分地靠他们营帐周围的土地为生，当地居民有时被豁免赋税以作为其补偿。至少在早期，都城的帝国宫殿还不是人们所期望的大片华丽建筑，而是皇帝居住时所搭设的营帐地点。

　　916年和917年，阿保机又试图插手中原事务。当时，李存勗和后梁末帝（朱友贞）正在为争夺河北中部和南部而鏖战。阿保机趁机侵入李存勗在河东与河北北部的地盘。917年，契丹围困幽州达二百多天，最后只是在李嗣源率领一支大军从河东赶到后，才被赶走，李嗣源后来成为后唐的第二代皇帝明宗。921年和922年，契丹又侵入河北，这次是应名义上依附于李存勗与河东沙陀首领的一个地方统治者之邀而来的。他们轻而易举地突破主要的边界关口，控制了今天山海关（当时称榆关）以东的一些中原领土，向南一直推进到镇州。这一次，李存勗亲自调动一支军队击退了他们。

　　在此之后不久，中原形势发生了巨大转折。923年，李存勗最终消灭了后梁并建立起自己的沙陀王朝后唐，从名义上恢复了唐朝。他现在成为中原无可争议的主人，而后梁皇帝们则从未做到。到925年，他已控制了除鄂尔多斯南面两个小州（灵州和夏州）以外的整个中国北部，925年的秋冬季节，他又战胜了四川的大国前蜀（见地图2）。此时，他已成为契丹难以对付的劲敌。尽管仍有一些边界冲突，但阿保机暂时保持中立，没有进一步发动像917年那样规模的战争。

　　相反，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北部和西部。919年，乌古被最后征服。接着在924年到925年，阿保机对草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远征，征服了漠北北部诸部落，一直到达鄂尔浑河畔的古回鹘都城窝鲁朵城。在他亲自率军向西进入准噶尔东部的同时，他还派出另一支军队向西南穿越沙漠，对位于戈壁与青藏高原之间定居于甘肃走廊西部的回鹘人建立起统治。与此同时，另一支契丹军队，在阿保机的次子德光（契丹名德堇，后成为辽朝太宗皇帝，927—947年在位）的率领下，向南穿过戈壁，控制了阴山地区和鄂尔多斯东北角的诸部落人口，包括吐谷浑遗民及一些小党项部落。

　　926年，扩张征服返回家园后仅仅一年，阿保机又发动了一次更富野心的远征。这次目标是强大的渤海国，它统治着东北地区东部直到沿海地带的大片地区，在924年双方有过边界冲突。渤海与阿保机的其他对手不同，它不是草原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而是中国式的集权国家，它长期以来不仅与中原而且与高丽和日本保持着稳定的关系。这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和众多的城邑，而且，至少在南部分布着大量的定居农业人口。然而，它在军事上却证明不是阿保机军队的对手。它在两个月内就灭亡了，它的国王与贵族被迁到契丹宫廷。阿保机没有立即吞并其领土，而是改其名为东丹国并任命自己的长子、深受汉族影响的继承人倍为国王。东丹成为一个附属国，但暂时保持了它自身机构的完整，甚至继续使用它自己的年号。

　　阿保机对渤海如此小心翼翼的原因还不完全明了。他也许考虑到尚未成熟的契丹统治制度还不足以应付治理大部分居住着定居人口、并拥有众多城市的幅员辽阔的领土这一异常复杂的问题；他也许只是希望避免招致人口众多且具有潜在敌对情绪的人民的怨恨；而且他也许希望为他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分配一块永久性的封地，因为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契丹贵族并不拥护后者继承自己的汗位。

　　灭亡渤海之后，阿保机看起来像是又恢复了向中原扩张的打算。926年，后唐都城洛阳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李存勗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他的政权组织并不稳固。926年年初，他在河南与河北的军队发动叛乱并杀死了他，拥立他的养子、来自河北的一位节度使李嗣源（庙号明宗，926—933年在位）代替他（译者注：李嗣源[明宗]不是李存勗[庄宗]的养子，而是李克用的养子）。后唐的新皇帝派出一名叫姚坤的使臣向仍在渤海的阿保机通报他的登基。姚坤后来详细地记载了他被接见的情况，这一记载被保存下来。从中我们获知，阿保机宣称他想要先占据幽州与河北，然后才能与后唐进行和解。［5］ 当使臣抗议时，阿保机缓和下来，只对镇州与幽州——比以前的卢龙镇稍大一点——提出领土要求。但使臣仍然予以拒绝。恰在此时，阿保机突然染病身亡。在随之而来的纷乱中，这项侵略计划被遗忘了，而如果他还在世的话，他显然是要对河北发动大规模入侵的。

　　阿保机死时只有54岁。虽然他作为契丹领袖只有20年，却使契丹完成了从地区性的强大部落联盟向具有良好组织的政权的变革，这一政权控制了漠北与东北的诸游牧民族，以及以前渤海的领土。他的国家容纳了许多来自边界地区的汉人，建造城邑安置他们，并鼓励各种手工业与定居农耕，他基本上接受了政权需要双重组织形式的思想，这样既能管理南面的定居农业人口，又能用传统方式统治他们领域内的游牧民族。

　　阿保机鼓励吸收中国的思想体系与其他方面的文化。但同时他又极力维护契丹文化，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为其民族创制文字上。在他即位时，契丹人还没有文字，汉字是惟一适用的记录手段。920年颁布了第一种契丹文字（“大字”，借用了与契丹语言有很大不同但又对其影响很大的汉字），这种文字到阿保机统治末年已广泛使用。925年，当回鹘使臣访问宫廷时，皇帝的弟弟迭剌（阿保机称他为家族中最聪慧的人）受命接待他们，在学会他们的文字（拼音文字）后，发明了第二种文字“小字”。

　　这样，到阿保机统治末期，双重政治体制的运行成为可能。在这种体制下，北方各部所在地区用契丹文处理政务，记录文件，而南方（汉人）地区既用汉文又用契丹文。这有助于契丹人保持自身的民族尊严与文化特性，但也在契丹贵族精英中间播下了长期冲突的种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固守部落传统社会的准则与习俗，而另一些人则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与之差异很大的中国观念与做法。由阿保机所创建的国家“双重”性质也许是有成效的，在契丹人越来越融入汉人世界的同时，他们却又保留了其固有特色。

　　［1］ 1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契丹确切年表几乎不可能建立。大体上我依据了《辽史》，虽然它经常自相矛盾并与记述中国五代和早期宋朝的其他历史著作相抵牾。有关这一早期阶段的记载，有许多混乱之处，像阿保机的名字，就曾被记为阿布机、阿保堇或安巴坚。阿保机死后所追封庙号的时间不同地被系于926或947年。契丹国家采用辽作为王朝名称的时间在不同的史料来源中被记为926、937、938或947年。后来，契丹国的名称被恢复，这一变化的时间被记为983或1013年。辽这一名称在1066年又被恢复，但《辽史》甚至没有记载新王朝名称的更换或辽朝名称的恢复。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不是能简单地解决的。许多过程是由这样的事实引起的，即系统的王朝实录直到11世纪末才发展起来，而其编纂者们对这些实际上回溯到10世纪中期或末期的早年发展产生了混乱。为每一个有争议的名字、事件或时间都进行注释，而又不想使脚注的叙述过长，这是不可能的。

　　［2］ 对于阿保机的年号神册（916年）和天赞（922年）也有很大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是后来追加的。当时能得到绝对证实的第一个年号是阿保机临终之年（926年）所采用而被其继承者太宗所继续使用的天显年号。见[327]慕阿德：《中国的统治者》，第91页。

　　［3］ [645]《辽史》，卷74，第1231—1232页。

　　［4］ 有关捺钵，见[830]姚从吾：《说契丹的捺钵文化》；还可参见傅乐焕从1942年开始的著名研究，修订稿收入他的[871]《辽史丛考》，第36—172页。

　　［5］ 有关这一介绍阿保机生动形象的有趣文件的详细研究，见[827]姚从吾：《阿保机与后唐使臣姚坤会见谈话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