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岭外地区和东部海滨地区对于中国人相对来说仍是不甚了解的。［1］ 多山和多沼泽的地区是北方人难于习惯的，亚热带气候也可能会危及他们的健康和安宁。很可能，为此中国当局经常表示不愿意向这些地区发动大规模远征，大体上对于北方来说，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并不是可能损害中国人利益和财产的潜在敌人。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各民族中和秦汉当局发生接融的主要是越部落。他们可能分为两个集团：南边的南越，主要居住在广东、广西和越南（Vietnm）；［2］ 位于东北的闽越，集中于闽江（今福建）。中国人认为他们是非常不开化的，而且热衷于彼此争斗。［3］

　　中国的扩张

　　尽管它的统治短暂，秦帝国仍然向南挺进，并且建立了桂林、南海和象三个郡，它们的准确位置是难以严格确定的。［4］ 秦朝末年，原籍北中国真定的地方领袖赵佗自立为王，他的地位和称号在前196年得到高帝的确认。从中斡旋的汉朝使者是陆贾，他以对中国政治思想有所贡献而知名。［5］

　　可是，有迹象表明，该国王并非经常满足于与汉帝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他采用了“帝”的称号，因此就将自己置于和汉朝皇帝分庭抗礼的地位，而且他对吕后统治时期（前188—180年）强行实施的禁止向他的地区出口铁器和母畜的命令表示愤怒。［6］ 此外，他对在北面与他紧邻的长沙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在一个由陆贾率领的使团第二次访问以后（前180年），一个妥协的方案完成了。赵佗保留了他在自己疆域内的权力，但放弃了“帝”的称号；他接受了名义上的从属地位，向汉朝皇帝表示恭顺，不再要求平起平坐。［7］ 协议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巧妙地强调了赵佗的祖先是中国人，以及他家族的坟墓在中国。

　　前135年，赵佗请求汉朝政府帮助他对抗闽越军队的进攻，得到了成功。结果闽越的内部混乱导致这次进攻结束，而汉朝政府的迅速反应和庄助的个人品格给予南越王以有力的影响，他同意送自己的儿子到长安的朝廷中服务：该王子不是作为质子送去的，而是在宫中担任宿卫。［8］

　　南越诸王时时背弃曾经正式答应过的效顺的诺言，但是汉朝宫廷由于其他地方的事务并不急于强迫对方表明态度。公元前113年，在南越内部开始了一次积极改变王国地位的运动；这个运动希望南越能以与其他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从王朝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相同的条件并入汉帝国。这一建议的幕后主要发动者是太后，她是中国人，和那个曾在长安任职宿卫的王子结婚。可是，太后的想法和倡议遇到了某些南越领袖们的不可忽视的反对，他们多少年来已经建立了权威，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应将汉朝的利益置于他们自己之上。

　　反对太后计划的领导人名叫吕嘉，前112年，他的支持者采用暴力手段，置太后于死地。这种挑衅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一支汉朝远征军用船装载开赴南方，其中部分行程是循江而行。前111年，路博德和扬仆两位统帅成功地到达番禺（今广州），并迫使其投降。战役以建立九郡管理南部领土（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而告结束；［9］ 其中两个郡位于海南岛上，在那里搞了一些农业和养蚕业。这些地区某些特有的产品如白雉、白兔，对汉朝宫廷有迷惑力，但仍有必要分别在前82年和前46年放弃这两个郡。［10］

　　汉的控制：忠诚与叛乱

　　据报道，这时中国朝廷可能和一个位于日南之外的可由海道抵达的王国有联系。据《汉书》中的一节说，这块土地名为黄支，从武帝时起便送来贡赋，但只有公元2年的明确材料提到当时送来一头犀牛。黄支地望的鉴定说法纷纭，涉及非洲、印度以及马来半岛；《汉书》的一节可能是中文文献中最早提到马来群岛的。该节揭示了中国人知道有一条主要依靠大海，但也包括一段陆上运输线的贸易线。它也明确地指出，行程是用非中国人的船进行的。［11］

　　根据一份报道，［12］ 尽管南方已建立了郡县，但在王莽时期居民们一直也没有为中国的生活方式所同化。他们说的是多种不同的方言，据描述，他们的习性与其说是文明人，不如说是动物所具有的。只有当中国罪犯被迁去在他们中间生活时，他们才获知某些中国文化的特性。当光武帝在位（公元25—57年）时，他们开始从事农业，而且用婚姻规范和学校来约束他们的生活。

　　后汉初期，一些地方首领继续向汉皇室表达他们的忠诚，但是一场严重的叛乱在公元40年爆发了。这是由征侧和征贰两姐妹领导的，从大约65个城镇或居民点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它需要后汉时期最著名和最勇敢的将军之一马援的才略，和一支万人的军队，来加以镇压。征侧和征贰及时被处决；其后她们作为致力于为越人争取独立地位的女英雄而在民间传说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前马援曾被卷入汉朝重建之前的斗争中，并曾在西北进攻羌人部落的战斗中服役。在对付征氏姐妹的战役中，他终于被授予所有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而不是将这些军队置于其他将领的领导之下。［13］

　　在汉代的剩余时间内，南方民族和汉朝当局之间的关系有相当大的变化。有若干次关于他们首领们表现忠诚的报道，这些人向洛阳送贡赋，或者访问首都表示敬意。可是，在公元100年到184年间发生的猛烈暴动不少于7次，经常引起中国人的强大的防御行动。［14］ 时时有必要从其他郡调出军队，这种方法的明智与否构成了公元137年在朝廷中辩论的一个重要题目。这一次，日南郡象林县境以外的居民袭击了该县，杀死一些官员。来自邻近九真郡和交趾郡的一万名救援军队本身发生了兵变，攻打中国的设施。暴动者几次显示了坚决进攻忠于汉朝军队的迹象，情况紧急。

　　在洛阳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讨论这一紧急的状态，绝大多数官员，高级的和低级的，都建议从毗邻地区派遣一支4万人的大军。［15］ 这种观点出于种种原因遭到本人曾服过现役的李固的反对。考虑到内部的不安定状况，他认为调出日南以北毗邻诸郡的兵力是极其危险的。他相信，由于气候的关系，中国军队死伤的比例将会高达40％或50％。他进一步强调供应的困难和消耗，列举了所需物力和运输这些东西的后勤工作的数字。他坚决主张，与其派遣一支大军前去用军事压力来解决难题，不如指派经过仔细选择的官员前往南方诸郡任职。他认为，只要选定公正的和宽大的官员，他们将会在这些地区行施他们的权威。与此同时，百姓应该从某些地区暂时撤退，在骚乱平息后再回来。最后，他建议，为了消除本地首领们的对抗，应该招募他们，并给予适当的酬劳，这样的话，不满分子将被肃清。李固的意见取胜了，后来指派的官员成功地恢复了秩序。但这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被报道的下一次暴动发生在公元144年。［16］

　　［1］ 关于中国进入南方的综述，见赫罗尔·威恩斯：《中国向热带进军》（哈姆登，1954）。

　　［2］ “Vietnm”是该地区中国人称“南越”的越南对音。

　　［3］ 《汉书》卷六四上，第2777页；《后汉书》卷八六，第2836页。关于非中国人诸民族的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见埃伯哈德：《古代中国的地方文化》第1卷（莱顿，1942），第2卷（北京，1942）。

　　［4］ 关于这些问题，见鄂卢梭：《中国第一次对安南地区的征服》，《法国远东学院通报》；23（1923），第137—264页。

　　［5］ 《汉书》卷四三，第2113页（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剑桥，1954]第1卷，第103页）；《史记》卷一一三，第2967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39页）；《汉书》卷九五，第3847页。陆贾的政治理论在《新语》中有所表述，见第12章《董仲舒和天的警告》，第13章《道德的价值和秦朝的失败》。

　　［6］ 《汉书》卷九五，第3851页。

　　［7］ 《史记》卷一一三，第2970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42页）。《汉书》卷九五，第3953页。关于赵佗继承者第二位“帝”（公元前128—前117年）陵墓的发掘，以及关于他的几个继承者名字的新证据，见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3，第220—230页。

　　［8］ 庄助，亦称严助，曾受派遣前去南越谈判，其传记见《汉书》卷六四上，第2775页以下。王子的职责与其说是皇帝的武装侍卫，不如说是文职侍从。见何四维：《秦法律残简》：第154页注[187]。

　　［9］ 九郡名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和日南。见《汉书》卷九五，第3859页；《汉书》卷二八下，第1628页以下。关于海南地区的产品和生活方式，见《汉书》卷二八下，第1670页。关于汉朝进入的考古学证据以及中国人和汉人的墓葬样式，见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1981）。

　　［10］ 《汉书》卷九六下，第392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8页）；《后汉书》卷八六，第2835页以下。关于海南两个郡的放弃，见《汉书》卷七，第22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60页）；《汉书》卷九，第28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10页）。

　　［11］ 《汉书》卷十二，第35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71页）；《汉书》卷九六上，第407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4—215页）；《汉书》卷二八下，第1671页；《后汉书》卷八六，第2836页；保罗·惠特利：《公元1500年以前马来半岛历史地理文集》（吉隆坡， 1961），第8页以下。

　　［12］ 《后汉书》卷八六，第2836页。

　　［13］ 《后汉书》卷一下，第66页以下；《后汉书》卷八六，第2863页以下。关于马援，见《后汉书》卷二四，第838页以下；以及马伯乐：《安南史研究：马援远征记》，《法国远东学院通报》，13∶3（1918），第11—28页。

　　［14］ 在公元100、 116、 137、 144、 157、 178和184年，见《后汉书》卷八六，第2837页以下。

　　［15］ 《后汉书》卷八六，第2838页。

　　［16］ 《后汉书》卷八六，第28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