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中国向西域扩展是它和匈奴军事对抗的一个直接结果。公元前177年，匈奴已成功地迫使张掖地区（甘肃）的月氏完全归附于它，制服了从楼兰（公元前77年易名鄯善，罗布泊之西；车尔成）到乌孙（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伊犁河谷）的西域大多数小国。从

　　那时起，匈奴能够利用西域的广大的自然和人力资源。这个地区对草原帝国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被称为匈奴的“右臂”。在公元前138年，汉朝决定切断这条“右臂”，便派遣张骞和一个百余人的使团向西运行，其中包括一个投降的并愿作他向导的匈奴人。［2］

　　作为首次西行的中国使节，张骞使团的直接目的是寻求与大月氏的军事联盟，后者在冒顿统治的初期被匈奴打败而丢了脸。然而，张骞和他的同行者在被匈奴俘获并被他们拘留达10年以后才终于到达大月氏的领土。张骞和同行者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发现，月氏已经安居乐业，以致不再想进行对匈奴的报复战争。整个使团中只剩下两人在前126年左右回到长安。［3］ 然而，张骞的失败归来却成为汉代中国随后向西扩展的成就的开始。汉朝后来决定对那个地区某些小国首次提出外交建议，这主要应归功于张骞带回的关于西域情况的报道。

　　进入西域：张骞的倡议

　　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后来，朝廷命令他和他带领的部民从他们在河西地区的军事基地移到北部边境。［4］ 由于匈奴空出了河西地区，汉朝第一次得以直接和西域接触。因此，张骞抓住机会向皇帝上奏，建议和西方诸国建立正式的联系。他说：④

　　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朝廷批准这个建议，张骞再度前往西域，同行有300人（可能在前115年或稍早）。由于使团知道西域人民普遍渴望得到汉朝的财物，它便带了上万头牛羊和大量黄金、丝织品，作为皇帝赠给西方诸国首领们的礼物。由于遭到乌孙贵族的坚决反对，张骞未能说服乌孙人民东移。但他的使团在和诸如乌孙、大宛、康居、大夏和于阗这些国家开始建立联系方面是成功的。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对新的联系是感到如此的兴趣，因而派遣使节到中国来向汉朝表示殷勤。这样便开始了汉朝向西域的扩展。［5］

　　从张骞第二次出使与公元前60年建立西域都护［6］ 之间的半个世纪，汉与匈奴为了控制西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西域长期在匈奴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不言而喻使汉朝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从匈奴手中夺取该地区，汉朝觉得必须采用多种策略。

　　选择乌孙作为外交部署的第一个目标是经过很好考虑的。乌孙有53万人，能作战的有18.8万人，是西域的匈奴同盟者中间人口最多、兵力最强盛的国家。［7］ 乌孙最初被汉朝的黄金和丝绸所迷惑，但是汉朝领导立刻发觉单有财物不足以赢得乌孙的归顺。在公元前110年到105年之间，朝廷决定送一名汉室“公主”嫁给乌孙年迈的首领昆莫。［8］ 反之，乌孙向皇帝赠送马千匹作为“聘礼”。这样利用婚姻作为政治工具的做法是由以前与匈奴和亲的制度改造而成的，匈奴单于很快便看出这一行动的意义所在。他也送一个女儿去嫁给昆莫。乌孙首领立汉公主为右夫人，立匈奴公主为左夫人。然而，按照匈奴习惯，以左为贵；在这场外交交锋中汉朝可能是失利的。［9］

　　汉朝与匈奴也在他们对人质的要求和待遇方面进行竞争。楼兰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由于夹在两大势力之间，楼兰在公元前108年送了一名王子到汉作人质，送另一名去匈奴。前92年新王继位时，同样的历史又重复了一遍。虽然人质制度起源于中国，但匈奴现在十分熟悉这种策略。这样，数年之后，当匈奴单于比汉朝先得到新王之死的消息时，他迫不及待地将作为人质的王子送回楼兰，操纵了有利于匈奴的嗣位。［10］ 这一突然行动使楼兰对外政策基本转到坚决反汉的路线上，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前77年汉朝官员傅介子成功地刺杀偏向于匈奴的国王为止。

　　军事征服

　　汉朝在西域的争霸中，真正决定性的胜利是在战场上取得的。前108年，汉帝国以袭击楼兰（车尔成）和车师（土鲁番），开始了它的军事远征。楼兰是一个小国，据后来的记载，有人口，位于汉代中国的西境入口处。在离开敦煌以后，楼兰是丝绸之路的第一个大站口，也是中国向中亚扩展的关口。另一方面，控制着土鲁番洼地的土鲁番，好比是匈奴进入西域的南门。它还阻挡着汉朝渗入在伊犁河谷的乌孙及其以西位于锡尔河和阿姆河上游之间的大宛（费尔干纳）。为了取得这两个战略地点，汉朝派遣赵破奴将军去攻打车尔成和土鲁番。在成功地迫使车尔成降附和给予土鲁番一次重大的打击以后，汉朝首次使西域感受到它的军事力量。因此，三年以后，即前105年，乌孙王要求与汉朝公主结婚，绝不是偶然的。［11］

　　有助于汉朝建立对西域统治的第二个重大军事胜利是公元前101年汉朝大将李广利征服费尔干纳。［12］ 费尔干纳离汉帝国很远，［13］ 对于汉朝军队来说，这一战役涉及大量后勤方面的困难。汉朝决定冒险，为的是获得该地区的神话般的马匹和显示军事力量。如果汉朝能够征服远在费尔干纳的一个国家，那末西域的所有国家都将在中国支配之下。在得知汉朝的行动之后，匈奴试图拦截李广利，但由于李的军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因而未能阻止他的前进。这场持续四年之久的战役在王朝的全部历史上是花钱最多的，包括两支远征军：李广利直到他回到敦煌要求援军才达到了目的。正如《汉书》所说：“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14］ 大多数国家遣使向汉朝贡献方物。

　　在整个汉代，事实证明，土鲁番由于邻近匈奴而成为西方诸国中最难对付的一个。尽管汉与匈奴就土鲁番进行了拉锯式的斗争，然而前90年该国正式归附于汉，标志着中国对这个关键地区控制的开始。在那一年汉朝和匈奴进行了一场大战。为了阻止土鲁番与匈奴结盟，大将开陵侯成娩和一名归附汉朝的原匈奴王率领包括车尔成、尉犁（哈勒噶阿璊）和危须（哈剌沙尔之东）在内的六个西方国家的军队攻打土鲁番，迫使它投降。［15］ 后来匈奴能够短暂地收复它在土鲁番的失地，但他们统治西域的时代已接近尾声。前72—71年，汉朝、乌孙、丁零和乌桓的联军连续大败匈奴。从这时起，匈奴的控制迅速瓦解了。当汉朝在前67年重新征服土鲁番时，便开始在那个国家的肥沃土地上设置屯田的驻防军队。

　　行政管理的安排

　　前60年或前59年建立的西域都护一职，标志着汉朝影响趋于更加有效的新局面的开始。从很早时候起，匈奴通过一个名叫僮仆都尉的官员统治西域诸国，这个官员则在日逐王管理之下。［16］ 僮仆都尉被赋予征收赋税和征集劳役人员的权力。由于日逐王在前60年向汉朝官员郑吉投降，这一匈奴官职被废除了。与此同时，汉朝的都护在那个地方设立起来，郑吉被任命为首任汉都护。［17］ 都护衙门是汉在西域的军队的总指挥部，它还具有维护汉朝对该地区的控制和调节西域各国之间关系的广泛的政治权力。

　　汉朝都护的总部如果不是在管理匈奴的都尉总部同一地方，就在它的附近。后者据报道位于靠近焉耆（哈剌沙尔）、危须（哈剌沙尔之东）和尉犁（哈勒噶阿璊）三国的某处地方，而前者则建立在乌垒城（策特尔）。策特尔在哈勒噶阿璊之东大约125公里（85英里），危须之东205公里（150英里），哈勒沙尔东北165公里（110英里）。［18］ 假定汉朝简单地接管管理匈奴的都尉的公署并将它改变为都护的公署，这是很有道理的。

　　前48年，另一个官职戊己校尉在土鲁番设立。［19］ 虽然名称表明它是一个军事性质的职位，但其职责主要以财政和后勤为中心，特别是那些有关屯田管理和全面供应汉朝军队食物以及服务的事情。在以前，那里有一位屯田校尉，隶属于都护。戊己校尉之职多半是由屯田校尉改组而成，并扩大了职能。除了管理屯田的正式职责之外，我们发现戊己校尉从事一系列其他活动：公元3年左右，一个名叫徐普的校尉负责道路的建设；公元10年，另一个名叫刁护的都护逮捕了拒绝向中国派往西域的外交使团提供所要求的食物和服务的土鲁番小国（在吉木萨）的王；公元16年，第三位校尉郭钦率领一支军队袭击了哈剌沙尔。

　　维持汉朝对这些地方的控制所付出的代价包括更进一步的工作和东方的频繁的消耗，在东方必须把土木工程和烽燧扩展到远远越过秦始皇时代防御工事的界限以外。通往西方的新交通线远至敦煌。与此同时，一条供应支线朝北方建立起来，这条支线与主线形成直角，利用居延的额济纳湖的水源，并在那里建立屯田。这些措施意在供应屯驻在东西主线上的征募而来的军队。由这些军队书写的档案的断片证实了他们的专业水准，并提供了为维持驻军所需供应的范围的某些概念（见以下第7章和第9章）。

　　公元1世纪时的关系

　　由于行政管理网络的完成，汉朝终于成功地将西域引入贡纳体制。《后汉书》编者范晔将该体制的运转概述如下：［20］

　　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班超……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籯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岁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除了作者语言有一些过分的中国中心主义之外，这一特性记述说出了汉帝国与西域诸国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前汉时期（范晔叙述的分析见下文）。

　　后汉王朝开始时，部分地因为全神贯注于中国内部事务，部分地则由于牵涉的费用惊人，光武帝抵制了与西域之间恢复贡纳体制的诱惑。他拒绝了某些国家关于重建都护——这是汉朝贡纳制度的核心——的要求。北匈奴因此有可能重新建立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他们维持这样的控制直到公元73年中国恢复干预为止。匈奴向西域诸国中的大多数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由于经济和军事基础的恢复，匈奴再次成为西北边境安全的严重威胁。

　　这个时期西域的政治地图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地方政权接二连三地兴起，力争建立地区的霸权。第一个成为这样一种突出势力的政权是莎车（叶尔羌）。在前汉时期，叶尔羌是一个有人的的中等规模的政权。后汉初年，叶尔羌一位名叫康的国王由于联合邻近国家抵抗匈奴而出名。他还为以前隶属于汉朝都护的中国官员提供保护。王莽垮台以后，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一起在西域进退两难。这种亲汉的姿态促使光武帝赐给康以“西域大都尉”的称号，以及统治其他诸国的全权（公元29年）。

　　该任命不过是对一种已经存在的状态的承认，但是它赋予叶尔羌以作为西域的领袖国家行事的权威。公元33年，康的兄弟贤嗣位，贤是一个有能力但过分野心勃勃的领袖。在几年之内贤成功地使帕米尔以东几乎所有国家都从属于自己，公元41年他派一名使者前往汉朝要求给他西域都护的称号。汉朝答应了这要求，不久以后改授以“汉大将军”的荣誉称号。结果，他对汉朝越来越傲慢无礼。［21］

　　在以后的20年里，贤尽管受到北匈奴的攻击，事实上树立了对西域的完全统治。但是，由于向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征取非常重的赋税，他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中国人不肯卷入，于是一个包括龟兹（库车）、于阗、土鲁番、车尔成和哈刺沙尔在内的西方政权联盟转向匈奴寻求保护。这个联盟向叶尔羌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公元61年，于阗征服了叶尔羌并捕获了贤，从而结束了他在西域称霸的漫长时期。接着出现的是一个激烈的地区内部斗争的短暂时期，于阗、车尔成和土鲁番以牺牲他们的软弱的邻居来争夺霸权。

　　可是，从西部诸国的冲突中最后得到好处的是北匈奴。他们为建立秩序和征收赋税而迅速行动起来。而且，在完全控制了西域以后，匈奴开始袭击汉朝的西部边境。从公元63年起，整个河西地区变得如此不安全，以致主要边境城市被迫紧闭城门，甚至白天也是这样。当匈奴控制西域时，西北的稳定和安全是无法恢复的。［22］

　　公元73年春天，统帅窦固被遣征讨匈奴。窦固从酒泉（今甘肃）北进，给予敌人以重大的打击，并把他们远远赶到巴尔库勒淖尔（蒲类海）。当返回时，他命令在哈密地区（伊吾）重建屯田。下一年，即公元74年，窦再次击溃匈奴，重新占领了土鲁番，在这个地区建立军事殖民地有巨大的战略价值。正如范晔所正确注意到的那样，哈密特别以它的土地肥沃而知名，土鲁番则是匈奴进入两域的主要入口。用范晔的话来说：“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23］ 这两个地区的收复使汉朝有可能重设西域都护和戊校尉，其官署分别置于库车和土鲁番。

　　汉朝与西域的贡纳关系在公元77年被北匈奴和他们的卫星国再次切断，从而导致了汉朝派出第二次远征军。89年，统帅窦宪在外蒙古的稽洛山给于匈奴以沉重的打击。根据汉朝的官方报道，匈奴多人被杀，由人组成的81个匈奴部落向汉朝投降。与此同时，窦宪还派遣一支2000余名骑兵的军队向西域的匈奴根据地发起突然袭击，夺得了汉朝戍军在公元77年已从那里撤退的哈密。［24］

　　汉朝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大大有助于班超在公元91年平定西域；自从公元79年的全面进攻开始时起，班超便作为一名军官在这一地区服役。当班超于公元91年到101年任都护时，后汉对西域的控制最为巩固。公元94年，50余国派遣质子带着贡赋前往洛阳。

　　后汉的成就

　　后汉王朝在西域的成就事实上主要是班超和他的儿子班勇个人取得的。班勇在西域的长期经历开始于公元107年，在公元123年他被任命为西域长史时达到顶点。公元126年建立了对全部土鲁番洼地的完全控制，匈奴和土鲁番的最后联系决定性地被割断。这些主要是班勇努力的结果。在随后的年代里，在他的征服反抗的哈刺沙尔王元孟的计划胜利实现以后，包括库车、于阗、叶尔羌在内的西域主要国家都臣服于汉。131年哈密屯田的扩展，无疑是建立在班勇安排的基础之上的。［25］

　　在上面征引的范晔所作的总结中，人们注意到了在汉帝国与西域诸国之间关系的许多至关重要的因素。首先，礼物和贡品是安排交换的重要考虑。每一次汉朝派往西域的外交使团带着皇帝的礼物——通常包括黄金与丝绸——给诸国。在其他时候，这些礼物也可由都护或戊己校尉分配。反过来，诸国应派遣使节前往汉朝宫廷呈献“土产”作为贡品。例如于阗的玉，费尔干纳的马和葡萄酒，［26］ 都是在当时贡纳名目之列的。

　　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例如，罽宾政权从来没有和汉朝的贡纳体系发生关系，但它经常派遣使节带着“贡品”前往中国。正如成帝统治时（公元前33—前17年）一个官员指出的那样，那些带所谓贡品前来的罽宾人既非官员，也不是贵族，而是前来贸易的普通商人。［27］ 与此同时的另一个国家粟特（康居）也坚持参加汉朝的贡纳体制。根据都护的报告，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这样遥远的国家（说是距长安里，超过5000公里或3225英里）寻求参与该体制，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28］

　　人质是贡纳体制的一个标准的特点，它成为汉与西域之间的一个重要政治环节。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220年该王朝结束为止大批人质王子从贡纳诸国送到汉朝。象他们的匈奴的人质一样，来自西域的人质也被安置在首都。在汉代，外国人质和他们自己的随从加在一起的数量必然是很大的，朝廷不得不建造专门的住所接纳他们。例如，公元94年，在洛阳提供了专门的“蛮夷邸”，那里居住着来自西域的人，推测起来应是质子。［29］ 他们通常服从中国的法律和刑罚。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能接受中国的教育，叶尔羌的一个国王在元帝统治时（公元前49—前33年）曾作为人质王子在长安度过他的幼年。他被中国生活方式同化的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致引进了若干汉朝的制度到自己的国家。［30］ 因为所有的人质王子都可能是王位的继承者，很可能汉朝有意识地作出努力，以加强他们中间亲汉的情绪。在整个这个时期，汉朝始终坚定不移地寻求机会，支持它的质子们在其本土得到政权。

　　汉朝为了操纵纳贡国首领们而喜爱玩弄的另一个策略是赠与官方的称号。一般说来，每个纳贡国的首领被封为“侯”，他的主要辅佐者称为“相”、“将”，或“都尉”。此外，诸如“且渠”和“当户”，［31］ 这些地区性的称号也得到汉朝的官方承认。一旦授与一个称号，不管它是汉朝的或当地的，领受者将得到官印和绶带。

　　前汉末期，授予西方纳贡国首领们的这类称号多达376个。后汉继续这样做而且加以扩大。应该提到的是，几枚汉朝官印新近在新疆发现，诸如一枚可能是“当户”的铜印，和一枚盖有中文“鄯善都尉”的印的木牍（佉卢文）。尽管大多数属国官员是本地人，但有证据表明，汉朝朝廷偶而也指定中国人充当此类职务。例如，在桓帝统治时期（公元146—168年），我们发现一位名叫秦牧的中国人充当拘弥王的主簿，另一位刘平国在龟兹国据有左将军之职。［32］

　　汉的称号决不仅仅是荣誉的职位；每一种称号意味着某种职能。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际上，所有由汉朝任命的纳贡国的官员们都是在西域都护监督之下的，后者的责任是监督前者正确地执行他们的职责。例如，在都护韩宣（前48—46年）的请求下，一些乌孙官员作为他们的国王大昆弥［33］ 的特殊辅佐者而被授予印章和敕书。然而，在数十年以后，当他们未能阻止暗杀大昆弥继任者时，他们又被收回了全部印章和绶带（前11年）。［34］

　　后汉时期继续推行相同的办法。公元153年以后的某个时候，当土鲁番地区的一位汉朝支持的国王证明没有能力维持秩序时，戊校尉阎详夺取了他的官印和绶带并把他们授予另一位地方首领。［35］ 由于汉朝官员的称号赋予它的持有者以某种合法性和权威性，因此在汉朝衰亡以后纳贡国仍长期重视它。晚至383年，当吕光平定了龟兹时，许多西域国家归附了他，上交了他们保存很好的汉朝节传以表示对中国的忠诚。吕光因此向苻坚朝廷建议，向他们颁发新的节传。［36］

　　移民的增长

　　正如范晔所指出，屯田对于支持汉朝在西域的贡纳体制来说起了关键的作用。汉朝很早就开始发展这种移民。据《后汉书》说：［37］

　　自贰师将军伐大苑之后，……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自从张骞在公元前115年左右前往乌孙以来，汉朝经常派遣大型外交使团前往西域，一年常有5至10次或者更多；即使最小的使团也集中有一百人，大的商队则由数百人组成。［38］ 食物供应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困难的问题，定居在孤立的绿洲地区各小国经常抱怨汉朝加在他们头上的因要求它们为使节提供食物和其他服务而造成的沉重的财政负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批屯田安排在轮台和渠犁（二地都在龟兹以东，沿天山南麓）。

　　当汉朝随后在西方的扩张要求中国军队长期存在于该地区时，食物供应的需要大大增加了。如果要供养军队，汉朝就必须扩大它的移民体制。昭帝统治时期（公元前87—前74年），朝廷采纳了桑弘羊以前提出的应扩大轮台屯田的建议。杅弥（于阗东北）的人质王子被指定为移民官并被派去实施该计划。［39］ 宣帝时（公元前74—前49年），在郑吉管辖下的渠犁屯田士兵即增至1500人。那里生产的粮食用来支持进攻此时在匈奴控制之下的土鲁番的远征。有趣的是，汉朝兵力至少两次被迫推迟到秋收以后才发起他们的进攻。郑吉立即在该国肥沃土地上建立移民地。由于强烈地感觉到土鲁番作为一种经济基础对汉朝的生命攸关的重要性，匈奴反复试图重新获得该地区，而且明确地警告汉朝必须撤消它在该处的移民。［40］

　　车尔成是汉朝移民得到很好发展的另一个地区。前77年，车尔成王为了这一目的提供了在他控制之下的一块名叫伊循（Mirm，米兰）的肥沃土地给汉朝。虽然建立之初规模不大，仅包括40名屯田士兵，但很快得到扩展并置于一名都尉管理之下。［41］

　　据《水经注》记载，一个名叫索劢的敦煌人，被派遣带着1000士兵前往伊循发展移民地。在这方面他得到来自车尔成、哈刺沙尔和库车的3000左右地方士兵的协助。由于有充足的人力归他安排，他开始建造堤防和渠道，使该地区一条主要河流的流向改道，流入他创立的精心设计的新灌溉网。记载说，正好在三年中，他贮存了多达千升的粮食。［42］ 这一灌溉网的遗迹新近在米兰（现在新疆婼羌县境内）发现。在遗址中有水闸和渠道，一条渠道长2公里。

　　其他汉代移民遗址在轮台县和沙雅县发现。在轮台有农耕田地的水沟和道路的遗址；在沙雅有一条灌溉水渠，宽8米，深3米，长度超过100公里，水渠两边有清晰的古代农田遗迹。这些遗址毫无疑问就是汉代的移民地。此外，在罗布泊北岸汉代的车尔成遗址中，发现了大约70枚汉代竹简，时间在公元前49至前8年之间。这些木质文书揭示了很多关于汉代组织以及屯驻在那里的士兵和他们家庭的生活的情况。［43］

　　在后汉王朝时期，屯田仍在西域若干地方保存下来。由于变化了的政治形势，这些屯田一般来说规模小得多，没有以前年代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遗址在哈密。在汉朝击败北匈奴并占有哈密的肥沃土地（公元73年）以后，在新设的宜禾都尉府的管理下，一个新的移民点立刻建立起来。公元77年，它的经营被北匈奴和他们的同盟者联合袭击所打断。班超于公元91年重新征服西域之后，它又再次建立起来。在哈密的最大的发展工程始于公元119年。当时索班率领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在那里耕种土地，但其活动不幸突然被另一次北匈奴侵略所中止。汉帝国在公元131年为恢复哈密移民地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在哈密设立伊吾司马管理其工作，此职很可能存在了20年以上。但是在公元153年以后，由于汉朝力量的衰落，叛乱一再爆发，哈密移民地被逐步放弃了。［44］

　　在整个后汉时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很不愿意维持与西域诸国的昂贵的贡纳关系。公元74年和91年两次收复西域的重大努力都是由于北匈奴袭击西北边境而迫使汉朝政府采取的。从光武帝（公元25—27年）初年起，到安帝统治（公元106—125年）末，一当西域出现麻烦时，就有人建议“闭玉门”；他们的论点一律以财政困难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为基础。［45］ 公元73年重开西域以后，汉朝于77—90年和107—122年两度从该地区撤退并废除了都护之职。在107年以后，该职从未重新设置。当班勇终于说服朝廷在公元123年重新开始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时，该职由长史取代，这是一个“千石”等级的官职。这清楚地表明，汉朝的政策是降低它在西域管理机构的等级，［46］ 大概也是出于财政上的原因。

　　除了行政管理的费用之外，移民地成为汉朝财政的另一重大负担。在郑吉任都护（公元前59—前49年）之初，朝廷由于财政的原因已经否决了扩大移民地的建议。［47］ 按照班勇在公元119年上书中透露，后汉在公元107—122年期间放弃西域是由于对移民地投资的惊人支出而必须实行的。［48］ 况且，维持汉朝在西域的贡纳体制使汉朝陷入另一种经济负担——对贡纳国的财政援助——之中。毛轸在119年的建议中简明扼要地提出：［49］

　　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

　　这种两难的局面源自汉与西域的关系史。自从公元73年再次开始与西域的贡纳关系以来，对于汉朝来说，每年的贡纳国正式支出总数为7480万钱，这已是一种确定下来的惯例。［50］ 从毛轸的陈述看来，有些国家甚至可能要求超过定额，这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从国家财政的观点来看，后汉对于寻求建立与西域的持久稳定的关系明显地缺乏热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 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在《史记》和《汉书》的几卷中有叙述，但有人提出哪种材料更可取的问题。关于《史记》的记事是在《汉书》基础上编成的第二手记录之说，见何四维：《〈史记〉卷一二三关于大宛传的可靠性问题》，载《通报》，61：1—3（1975），第83—147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0页以下。

　　［2］ 《史记》卷一二三，第3168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71页以下）；《汉书》卷六一，第2691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19页以下）。

　　［3］ 关于张骞西行的日期是含糊不清的，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09页注774。

　　［4］ 《汉书》卷六，第17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62页）；《汉书》卷六一，第2691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13页）；《汉书》卷九六上，第3873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5页）。

　　［5］ 《汉书》卷六一，第2696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3页以下）。

　　［6］ 这个职位的创立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64页。关于它的历史，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10页以下。

　　［7］ 这些数字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01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43页）。这类列入关于西方国家一览表的统计数字（《汉书》卷九六上——下），可能是以都护和他的属官提供的报告为基础的。因此它们很可能属于公元前60年以后某一时候，而不是汉朝宫廷正在制定这些计划的时候。

　　［8］ 昆莫，与单于一样，是乌孙首领称号的汉文对音，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3—44页。

　　［9］ 《汉书》卷九六下，第3902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45页以下）。

　　［10］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7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87—88页）。关于质子，请看杨联陞：中国历史上的人质》

　　［11］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5页；《汉书》卷九六下，第3903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81页以下、第147页）。

　　［12］ 李被授予特殊的官职贰师将军，贰师是费尔干纳一座城市名称的汉语对音。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6页。

　　［13］ 《汉书》卷九六上，第3894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31页）。根据《汉书》的不同版本提供的数字换算离长安的距离或是5070公里，或是5200公里；也就是说，《汉书》为车尔成到汉朝首都的距离提供了两种估计。这些数字是表示用中国“里”（约当0.4公里）记述的距离换算成现代的量度的结果。由这样的资料提供的量度可能只是涉及的实际距离的大致数，特别是提到的地区距离中国的行政管理机关愈来愈远时；但是，由于它们表示了都护府大量使用的官方驿路的里程，这些数字不应太轻率地加以放弃。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30—31页。

　　［14］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3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0579，第76页）。

　　［15］ 《汉书》卷九六下，第3913、3922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8、184页）。

　　［16］ 关于僮仆都尉见《汉书》卷九六上，第3872页；并见张维华：《论汉武帝》（上海，1957），第166页。

　　［17］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2、3874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3、78页）。

　　［18］ 关于汉朝在哈勒噶阿?和其他三国的指挥部之间的距离，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17页。

　　［19］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4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9页）。关于这些官职见劳干：《汉代的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8：1（1956），第485—496页；久保靖彦：《关于戊己校尉设置的目的》，《史渊》，26：2—3 （1966），第55—66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与冲突》，第228页以下；本书第2章注200。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0页）指出，该职可能由两人担任，他们分别称为“戊校尉”和“己校尉”；可是，原文几乎总是称这两人为“戊己校尉”。然而，当后汉重建此职时，任命了一名称为“戊校尉”的官员；见下文。

　　［20］ 《后汉书》卷八八，第2931页（余英时：《汉代中国的贸易和扩张》，第143页）。主要以新近考古发现为基础的有关汉与西域之间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讨论，见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载《考古学报》1977.1，第23—42页。

　　［21］ 《后汉书》卷八八，第2915页、第2923页以下。

　　［22］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2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25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2949页。

　　［23］ 《后汉书》卷二，第120页；《后汉书》卷二三，第810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14页；《后汉书》卷八九，第2949页。

　　［24］ 《后汉书》卷三，第135页；《后汉书》卷二三，第813页。

　　［25］ 《后汉书》卷六，第257—258页；《后汉书》卷四七，第1571页以下； 《后汉书》卷八八，第2928页。

　　［26］ 关于中国人发现葡萄以及葡萄园种植中的最初试验，见《汉书》卷九六上，第3985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36页）；《汉书》卷九六下，第392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9页）。

　　［27］ 见杜钦提出的意见，《汉书》卷九六上，第38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08页以下）。

　　［28］ 《汉书》卷九六上，第3893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27页）。

　　［29］ 《后汉书》卷八八，第2928页。

　　［30］ 《后汉书》卷八八，第2923页。

　　［31］ 关于这些匈奴称号，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2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7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84页注81、第197页注712。

　　［32］ 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载，《文物》，1975.7，图版8（4），第28页。见伊漱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第75—80页。

　　［33］ 昆弥是昆莫的一种替代形式，见以上注441页①。这时乌孙已被大小昆弥所分，两者都是汉的附庸（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4页）。

　　［34］ 《汉书》卷九六下，第3908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58—161页）。

　　［35］ 《后汉书》卷八八，第2931页。

　　［36］ 《晋书》卷一二二，第3055页；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第28页。

　　［37］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3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6页）。

　　［38］ 《史记》卷一二三，第3170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75页）。

　　［39］ 《汉书》卷九六下，第3912—3916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66—174页）

　　［40］ 《汉书》卷九六下，第3922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84页以下）。

　　［41］ 《汉书》卷九六上，第387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91页以下）。

　　［42］ 《水经注》（《四部备要》本）卷二，第6叶。

　　［4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历史文物》（北京，1978），第11—12页；黄文弼：《罗布诺尔考古记》（北平，1948）；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7—8、130页注29。关于考古证据的概要，见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

　　［44］ 《后汉书》卷八八，第2909—2912页。关于在新疆尼雅汉代遗址发现的一枚刻有“司禾府印”的印，见《文物》，1957.7，图版8（之1）。

　　［45］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11页。

　　［46］ 关于都护职务的历史，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10页以下。

　　［47］ 《后汉书》卷九六下，第3923页〔译者按，《后汉书》疑是《汉书》之误〕。（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88页）。

　　［48］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页。

　　［49］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8—1589页。

　　［50］ 关于作为赠品的支付费用的范围，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