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恆春縣志，原抄本係修史廬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晒藍。遠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該所圖書室管理員張政烺先生所編的「圖書室報告第二號，方志目」，在福建省「台灣附」，即列有此書。二十八年我在昆明，亦已看到這一本「方志目」，但當時並未深切注意。那目錄上是這樣寫的：『恆春縣志，清光緒二十年修，本所由抄本晒藍，二十二卷（原誤作二十一卷，校勘記更正），首一卷，末一卷，四冊。主修陳文緯纂修屠繼善。附註：舊隸台灣』。

　　因為這本書一直在國內，而史語所的「方志目」，也是對日抗戰時期用云南當地出產的土紙印刷的，所以流傳也不很廣；因此，不用說台灣學人，或到過台灣的日本人，在民國三十九年前，發表有關台灣地方志的文字中，或專書中涉及台灣方志時，絕未提到這部恆春縣志。連朱士嘉編的「中國地方志綜錄」和「中國地方志備征目」，也沒有列入本書。

　　我是三十八年二月到達台灣的。六月，約姚從吾先生到楊梅史語所看書；其時，陳列的書很少，極大部分還鎖在箱內。奇怪的是我回到台北，逢人便說我已看到了一部恆春縣志，是晒藍本；而且，還仿佛記得是在第三排最下格。當時首先懷疑的便是好友楊云萍先生，因為他從來沒有聽說過；他並問我『是不是在大陸另有一個恆春縣』？

　　同年國慶日，我再約楊先生同去，竟找不到此書；我因為肯定的說曾目睹此書，而且也沒有人借閱，所以管理員王寶先先生也為我們翻尋了四、五次，仍然是杳無蹤跡。查卡片目錄，比「方志目」只多了一句『修史廬抄本』。回台北後再去函查詢，並說明在何排何格，管理員仍苦覓不得。最後，王寶先先生把「方志目」寄來，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我第一次去楊梅時，見到「方志目」，並記得是晒藍本，大約因為那時我正在起草「台灣方志中的利瑪竇」，天天縈繞在我心目中的是台灣方志，所以回到台灣大學宿舍，便在夢中重游楊梅史語所圖書室，居然在我夢想中的第三排書架最下格，夢見其書，然後又像目睹一般的向別人津津樂道。其實是太虛幻境，真書還鎖在箱內哩。

　　三十八年十月以後，史語為進行檢查、登記及殺蟲等工作，分批將全部書箱開啟，但因地方狹窄，隨開隨裝；我請求負責人檢查到恆春縣志時，把它取出，暫時替我保留。那年十二月二十日，我三游楊梅，恆春縣志還不知深藏在那一箱內。三十九年一月十四日，四訪楊梅，史語所全體朋友看到我來，都不約而同的說：『恆春縣志出來了』！後來我曾在台灣文化季刊第六卷第一期發表了一篇「恆春縣志的發現」，敘述找到這本縣志的經過，並介紹其內容。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曾於民國四十年將此志付印，由林熊祥、廖漢臣二君校閱標點。現在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重印此志，囑我重校；我為審慎起見，請現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學生張存武和王璽二君，根據晒藍本對校，然後再由我校閱。這一切的經過，我是很樂意向讀者報告的。

　　至於民國二十年（昭和六年）日人稻葉直通、瀨川秀吉所著「紅頭嶼」一書中所提到的「恆春縣志稿本」，我相信是另一個本子。因為那段文字是在原書十一頁「島之歷史」一節中，茲譯如下：『如看恆春縣志稿本，則有光緒三年三月固有基、汪喬年等一行二十餘人勘查此地，並把此地劃入恆春縣的報導。這是政府派員視察曾被列於化外之島的嚆矢』。按史語所藏本恆春縣志卷末「附紅頭嶼、火燒嶼」，原文說：『光緒三年，前恆春縣周有基、船政藝生游樂詩、汪喬年，偕履其地，歸述其所見如此』。日人據所見恆春縣志稿本，記勘查者只有周（誤為固）有基和汪喬年二人，而史語所藏本卻多一游樂詩；日人記勘查時期為光緒三年三月，而史語所藏本有年無月；日人所見稿本，記勘查者一行達二十餘人，而史語所藏本只記三人；日人所見稿本又有『並把此地劃入恆春縣管轄之報導』，史語所藏本卻不見有這一報導。可見「紅頭嶼」一書作者見到的「恆春縣志稿本」，並不同於我向台灣學術界報告的史語所藏本「恆春縣志」。這一別本，至少民國二十年還在本島；至目前是否仍在本島？只能說「待訪」了。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五月四日，杰人方豪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