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炎(1616一1686)，字晦木。崇祯中贡生，与兄宗羲俱受业于刘宗周，学者称“鹧鸪先生”，《清史稿》有传。易学著作今存《周易象辞》二十一卷、《周易寻门余论》一卷、《图学辩惑》一卷。

　　《图学辩惑》有“河图洛书辩”、“先天八卦方位六十四卦方圆横图辩”、“太极图说辩”三部分内容。自序有“易有图学，非古也”、“有宋图学三派出自陈图南，以为养生驭气之术，托诸大《易》，假借乾坤水火之名，自申其说”、“儒者得之，始则推墨附儒，卒之因假即真.奉螟蛉高曾，甘自屈其祖弥”、“图学从来出自图南，则道家者流杂之大《易》，遂使天下靡然称为易老，儒者极其崇奉，并讳其所谓老，专以《易》归之，亦可畏也”、“上古何尝有图？但文字未备，画为奇偶，示文字之造端尔。陈氏不识古文古字，误以为图也”云云。可见，其书意在力辟陈抟《易》之图学。

　　黄氏辨“河图洛书”，谓《系辞》所言天地之数，“未尝有上下左右中之位置也”、“未有生数成数及五行之所属也”、“以此为河图，绝无证据，况又因之而为龙马旋毛乎”，此辩可谓击中要害。然其曰：“河图洛书之说，因汉世习为谶纬，遂谓龙马神龟贡献符瑞。其事略与两汉言祯祥相似，后儒因缘敷会，日增月益。至陈图南凿凿，定为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数，下上左右中之位为河图，又定九宫奇正藕偶之状为洛书，云是羲卦禹范之根原”，此则但据朱震之说而推论.不析刘牧以九数为“河图”、十数为“洛书”，是朱熹、蔡元定易之以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此辩有所未明。即或依雷思齐《易图通变》所谓《龙图》一书，亦是以十数为“形洛书”。

　　黄氏辨“先天八卦方位”曰：“陈邵先天方位，变乱无稽，徒取对待。横图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奇偶叠加，有何义理？有何次序？又屈而圆之，矫揉造作，卦义无取，时令不合”，又曰“邵尧夫引‘天地定位’一章，造为先天八卦方位图”、“其云乾南坤北，实养生家之大旨”。此辩则将朱熹所造横图与邵雍“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之说混为一谈，邵雍从无将“伏羲八卦”称作“先天八卦”。但言“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亦无乾南坤北之说。可见，黄宗炎不似其兄那样对《皇极经世》一书有过深入研究，朱冠邵戴地辩“伏羲八卦次序”与“伏羲八卦方位”二图，自然不能辩明。其辩“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二图亦是朱冠邵戴，不知邵雍只有先天一图，而六横图乃朱熹所作。其谓“四画五画成何法象”、“一奇一偶层累叠加，是作易圣人不因天高地厚而定乾坤，无取雷动风入而成震巽，坎陷离丽未有水火之象，艮止兑悦不见山泽之形。俱信手堆砌，然后相度揣摩，赠以名号”、“第一画贯三十二爻，可云广矣……第二画贯以十六爻，第三画贯八爻，始有八象。吾不知天何以私于泽火雷而独与之同气，何恶风水山而杳不相蒙也”，可谓言之成理。然而，不当将朱熹之误加于邵雍头上。其辩大圆图“半顺半逆”、“已生之卦”、“未生之卦”之误，亦是辨朱熹之曲说，并非邵雍本意。至谓大圆图之来是“屈横图而圆之”，则是不知《先天图》乃是一幅卦变图，由卦变而来，亦是本朱熹曲解之说而辩之。又其所列六十四卦方圆合一图，圆图将原《先天图》左右互换，方图则变原图之“一贞八悔”为“一悔八贞”，以此见其并不明了《先天图》。

　　黄氏辫周敦颐《太极图》，则先列所谓“陈图南本图”(见下图)，谓“此图本名无极图，陈图南刻于华山石壁。列此名位，创自河上公，魏伯阳得之以著《参同契》，钟离权得之以授吕洞宾，后与图南同隐华山，因以授陈。陈又受先天图于麻衣道者”，此皆无根之臆辨。所谓“陈图南本图”之“练神还虚”、“复归无极”、“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之丹道术语，乃先见于元初道士李道纯《中和集》之三环《譬喻》图，而《道藏》中并不见有此“陈图南本图”，亦无人云于华山石壁上见有此所谓的“无极图”。黄氏自恃聪明，为辩陈抟图学之非而造此传承脉络，较之朱震又上推数代，实足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更加令人不信其辨。其辨周敦颐《太极图说》，极力以道家之说而诬之，全然不顾是图所表达的《易》义，亦不具评史者公允之德。

　　《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书曰“伤于好奇”、“词气亦伤太激”，《清史稿》谓黄宗炎学行与宗羲等，而傲岸过之。今就其《图学辩惑》而论之，其用词故求藻饰，语气过激，诚为其小病，而身为姚江门人，欲深攻朱熹却不别朱熹发展演变邵雍“先天易学”之来龙去脉与二者之间的区别，力不从心地强为之辨，则是其为学之垢病。其兄宗羲于《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中针对“后世之异论者”胡乱批评周敦颐《太极图》“传自陈抟，其图刻于华山石壁”等论调有曰：“此皆不食其胾而说味者也。”此中自然包括宗炎样人，是不曾吃得大快肉，却在那里品评其滋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