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读书于堂，轮人研轮于堂下，释其椎凿而问桓公曰：“君之所读者何书也？”
桓公曰：“圣人之书。”
轮扁曰：“其人在焉？”
桓公曰：“已死矣。”
轮扁曰：“是直圣人之糟粕耳！”
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读书，工人焉得而讥之哉！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轮扁曰：“然，有说。臣试以臣之所轮语之：大疾则苦而不入，大徐则甘而不固。不甘不苦，应于手，厌于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为轮。今圣人之所言者，亦以怀其实，穷而死，独其糟粕在耳！”
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叫做轮扁，他可不是姓轮名扁，“轮”是他的职业，“扁”才是他的名字，这种称呼在先秦时期是很常见的，如同黄飞鸿那个杀猪卖肉出身的徒弟叫“猪肉荣”，洋一点的称呼比如Dr. John之类。所以，轮扁这个名字如果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做车轮子的阿扁”。
这一天，齐桓公正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做着车轮。——这就是故事发生的场景，呵呵，怎么看怎么觉得古怪哦，这不大像是现实世界里能够发生的事情。不过，既然是个故事，那就一直古怪下去好了。
轮扁在堂下干活儿，干得累了，把家伙一放，居然跟齐桓公搭上话了：“老板，看什么书呢？”
齐桓公看书正看得入神，冷不丁被轮扁这一嗓门吓了一跳，当即大喝一声：“锦衣卫，快把惊驾之人拉下去斩了！”——呵呵，这才是符合人之常情的故事发展，可故事的真正发展是：齐桓公放下手里的书，回答轮扁说：“我看的是圣人的书。”
轮扁登鼻子上脸，接着问道：“哦，这圣人还活着么？”
齐桓公很有耐心，回答道：“早死啦！”
轮扁一听，说了一句超级大不敬的话：“这样啊，那您看的这书也不过是圣人留下来的糟粕罢了。”
齐桓公这回可真的恼了：“寡人读书，你一个臭工人居然敢当面说三道四的，嘿，你今天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非杀了你不可！”
轮扁不慌不忙，还真说出了一番大道理：“我是个做车轮子的工人，我就从我的本职工作开始说吧。轮子上，不同部件接合的地方是最难把握的，做得紧了就不容易接在一起，做得松了又容易脱落，一定得做到不松不紧刚刚好，妙到毫巅，差一分一毫都不行。可是，这门手艺我虽然在行，却没法教给我儿子；我儿子虽然聪明，可我无论怎么跟他讲，他一上手还是不行。这都是因为手艺里那些真正的精髓是难以言传的呀。圣人的书也是同样的道理——圣人死了，带着他的思想中那些难以言传的精髓一起离我们而去了，只剩下一些糟粕留了下来，喏，就是您看的书上的那些文字呀。”
故事戛然而止，《淮南子》紧接着便归结出了《老子》最著名的那个大道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一句两千多年来聚讼纷纭的名言在汉初一些知识分子的眼里原来是这个意思哦，并不是现在很多人普遍认为的宇宙论？！
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小典故：有人请美国大诗人弗罗斯特给诗下个定义，弗罗斯特的回答是：“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之后失去的东西。”——如果万事万物里边都隐藏着“道”的身影，弗罗斯特的“道”应该就是他的“诗”了，正如轮扁的“道”就是他那手难以言传的绝活儿。
如果这个思路不差的话，我倒觉得，轮扁的故事对阐明“道可道”这句格言来说还不够贴切，因为做车轮子这活儿说到底是个熟练工种，就好比有人问我怎么学英语，我可以马上说出一二三来，这一二三虽然都是我多年积累的心得体会，可任谁也不可能听完了这一二三之后马上就把英语学会了。所以，弗罗斯特的那个说法或许更能准确表达“道可道，非常道”的真切内涵，尽管弗罗斯特是个外国人，更没学过道家文化。
《淮南子》里另有一节应该和这个故事一起来看：
【【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徐冯曰：“事者，应变而动。变生于时，故知时者无常行。书者，言之所出也。言出于知者，知者藏书。”于是王寿乃焚书而舞之。
故老子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王寿背着书出门，路上遇见了徐冯。徐冯说：“人应该懂得随机应变的道理，识时务的人是不会拘泥于成法的。书籍虽然是个好东西，里边记载了不少智者们的至理名言，可书是死的，世界是活的，有智慧的人是不藏书的。”
王寿很听劝，把书都烧掉了，还手舞足蹈起来。正如《老子》所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句话从这里来看，应该是随机应变、无招胜有招的意思，和张无忌初学太极拳是一个道理，而不像后人每每把“多言”解释成“政令繁苛”。
从《淮南子》领会的《老子》精神来看，这分明是给我们出难题：《老子》不也是智者之言的记载么，难道这本书也该被我们烧了不成？而且，老子他老人家心中那玄妙的道术早已经随着老子的去世而消失不见了，我们再怎么读他的书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有，研究《老子》的历代著名学者们其实全在围着糟粕打转，他们的解释更是不可听信的了？！
这就好像一个悖论——我对你说：“谁的话都不能信”，那么，我这句话你该不该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