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由此引申，来看一段《老子》。

　　汉朝初年号称以“黄老之道”治国，励行“无为之治”。到底这“黄老”和“无为”是怎么回事，前文已经讲过一些，后文还会详细再讲。这里只先摘引《老子》当中的一个章节：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这是《老子》通行本的第六十六章，是那句名言“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出处。翻译一下：江海之所以成为百川汇流的地方，是因为它比百川要低，水往低处流，这不就全流到江海里去了么。所以说，圣人若想高踞万民之上，嘴里一定得尽拣谦卑的词说，比如什么“我就是大家的公仆啊”，“我是为大家服务的啊”等等；圣人若想领导万民，就得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万民之后。于是乎圣人虽居上位而大家不感到负担，圣人虽作了领导而大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因此，天下人便拥戴圣人而不会厌弃他。圣人正是因为不与人争，所以天下没人能和他争。

　　要谈《老子》，首先必谈版本。大家可千万别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通行本《老子》就是《老子》自古以来始终不变的样子，事实上，这个通行本是晚到唐朝才基本定型的本子，如果拿这个本子来揣测汉代的黄老思想那可就有些偏颇了。唐朝重视《老子》，这部书甚至曾作为唐朝科举考试的必读教科书——科举要考的东西可不仅仅是儒家典籍哦。现在我们看到的《老子》，所谓“道”为上篇、“德”为下篇，五千言，八十一章云云，这都是唐玄宗搞出来的，圣旨一下，古籍原貌尽失，再等时间一长，人们忘记了当初这个缘由，就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老子亲笔写下的完整版本的原貌，而在这种张冠李戴的基础上大谈老子如何如何，这种事居然还很常见。i

　　汉朝的《老子》到底什么模样，可资参考的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帛书《老子》和今本《老子》在篇章结构上差异不小，文字意义上则大致相同，就我引的这章来说，虽然字词有多处不同，主要意思倒还没什么大变。这就是说，大家看我上边的翻译，大概就是汉朝人的“老子说”了。

　　那么，这就是《老子》的原貌吗？当然不是。感谢考古发现，1993年在湖北郭店村的一座战国中晚期的楚墓里又出土了一部竹简《老子》，是为郭店简本，有甲、乙、丙三本，是迄今为止最原始的《老子》版本，其内容不仅和今本大有不同，和帛书本也很不一样。就拿上边这章来说吧，郭店简本写作：

　　【【江海所以为百谷王，以其能为百谷下，是以能为百谷王。

　　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ii】】

　　两相比较，乍一看，总体意思似乎差别不大，但细一捉摸，简本说“圣人之在民前也”云云，是一种叙述式的说法，是说：“圣人作万民的领袖，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万民之后；圣人高踞万民之上，言辞谦卑，把自己说成在万民之下。”而帛书和今本的意思却是：你“如果想”当万民的领袖，“就得”把自己扮成龟孙子；你“如果想”高踞于万民之上，“就得”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万民之下。——别看字句变动不大，意思却有了本质的区别。“如果想……就得……”这个句式，摆明了是在教授权谋诈术，这可像极了和韩非子齐名的法家巨擘申不害的思想，分明就是帝王御人之学，哪是什么清静无为呢？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大疑点：老子不是一向反对仁义、圣人、忠孝什么的吗，怎么在这里（无论是今本、帛书本还是简本）却大谈圣人之道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由此引申的问题是：皇帝们不都想获得圣主的美名吗，如果老子反对圣人，为什么汉初要大行黄老之道呢？连带着还有一个问题：汉朝皇帝的谥号都带一个“孝”字，比如汉武帝应该叫做“汉孝武帝”，可见其以孝道为政治核心精神，而大家熟知的老子是明确反对“孝”的，为什么在汉初还能吃得开呢？

　　呵呵，问题先放在这儿，容后再讲，咱们先回到《春秋》灾异上去，回到东汉明帝方才那份诏书上去。

　　诏书里有一句“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为至谴”，是说“《春秋》图谶”把日蚀当作老天爷对皇帝的最最严厉的警告。——我们心里还得打上一个问号：《春秋》当真这么说过吗？不对，这是“《春秋》图谶”说的。那么，什么是“《春秋》图谶”呢，它和《春秋》有什么关系呢？

　　《后汉书》唐人注在这里引了《春秋感精符》，解释道：“人君位高权重，和老天爷是有感应的。人君圣明，则天道得正，日月光明，五星有度。太阳明亮，就说明政治搞得好；太阳昏暗，就说明政治有问题。”

　　——《春秋感精符》再次出现。这个书名看上去神神秘秘的，似乎有鬼神莫测之机、天地难言之理，不像《春秋》、《尚书》、《周易》那么简简单单、朴实无华。其实两汉期间，这种名字的书涌现了一大堆，还有比如《易纬乾凿度》、《尚书璇机钤》、《诗含神雾》、《河图括地象》、《春秋命历叙》等等等等，这就是所谓的“纬书”。汉明帝所谓的“《春秋》图谶”也就是指的这类东西，考证起来，应该全部诞生于新莽和东汉时期。

　　所谓“纬书”的“纬”，是相对于“经书”的“经”而言的，从纺织来看，经是直的丝，纬是横的丝，经纬纵横交错，这才能织出布来。而儒家“六经”号称成型于孔圣人之手，博大精深，可孔圣人担心“六经”太深了，怕人看不懂，所以又编写了一系列的“纬书”作为辅导材料，我们把经书和纬书交织起来，才见得圣人的深意。

　　但明眼人知道，所谓“纬书”，其实都是“伪书”。新莽以至东汉是一个大规模制造伪书的时期，其手段一般是绑名人、绑名著、跟风起哄、伪造名人作序、迎合政治风气而投机等等，这些手段竟然一直发展了下去，到明代的出版业“市场化”的时候达到成熟——别看咱们现在的图书市场上伪书成灾，销量惊人，花样百出，其实并没有多少比明朝人更新奇的创意，而推其滥觞，还得说新莽和东汉年间的那些成批的纬书。

　　这些纬书怎么看怎么不像是孔圣人写的，通篇都是怪力乱神，更有不少明显是为政治投机而作的。但正是这些书煽乎着社会风气，一时之间，谈灾异、谈预言、谈老天爷的授命，比西汉董仲舒那套理论更加具体而微。而这些纬书后来虽然频遭质疑，却直到隋炀帝时期才遭到了灭绝的命运。——隋炀帝也搞过一次焚书，在全国范围内查禁谶纬图书，焚烧殆尽，如有私人胆敢藏匿，一经查出，死刑伺候。所以，《春秋感精符》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只能在古籍的一些古注当中还能瞥见一鳞半爪。

　　纬书虽然经过隋炀帝之火几近灭绝，但其中一些典故却和前文所讲的《老子》版本演变一样，时间一长，人们便忘记了当初的缘由，另因尊崇孔子的缘故，也就无所谓真假了。在这些典故当中，就有把孔子作《春秋》的来龙去脉讲得详详细细的，并且流传久远，直到近代还有不少人信以为真。

　　我们先来看一组五言诗，这是张尔田为自己的著作《史微》所作的题辞。张尔田于史学造诣深厚，《清史稿》就有他参与修撰。张尔田这一组五言诗，既对《史微》有着提纲挈领之功，其本身又是一个简约的儒学框架，正好值得在此一看：

　　（一）

　　日月麒麟鬬，乾坤凤鸟翔。

　　斯文留竹帛，大典在烝嘗。

　　冠带朝群后，蛮夷走八荒。

　　凭谁遵正朔，翼翼我文王。

　　（二）

　　万古苞符史，风雷柱下开。

　　人骑青犊去，帝杀黑龙来。

　　抱器周官缺，求书禹穴哀。

　　茫茫瞻六合，谁是素王才。

　　（三）

　　一脉传千古，微言奠九流。

　　文章推祭酒，仁义动诸侯。

　　河洛钩沈史，春秋考异邮。

　　八儒分派别，齐待汉皇求。

　　（四）

　　手定经纶业，艰难付后王。

　　诗书秦劫火，礼乐汉文章。

　　石室心传迩，兰台口说详。

　　至今过孔壁，丝竹有辉光。

　　（五）

　　洪范陈韬意，端门受命心。

　　世家尊太史，师统定刘歆。

　　五德传终始，群经列古今。

　　沾袍无限泪，感动一沉吟。

　　前四首我只简单讲讲。

　　第一首诗，麒麟和凤凰全是和孔子有关的高等动物，先渲染一下灵异现象，然后强调礼治的意义，末句点出了“遵正朔”的概念——“正朔”和前文提到过的“大一统”有关，一并留到后文再讲。

　　第二首诗，“苞符”云云即指汉代纬书，和第三首里的“春秋考异邮”是一样的东西，然后说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汉高帝刘邦斩白蛇而起义，叔孙通带领一班儒家弟子投奔刘邦，汉文帝广求民间典籍，而文化历经秦火与战乱愈发凋落，孔子那样的大儒是再也找不到了。末句里所谓的“素王”就是孔子，“素王”的意思用我们现代语言来讲就是“无冕之王”——如果联系西汉时人对孔子特殊的尊重，这话还有着更加深刻的涵义，也留待后文再讲吧。至于老子是否西去，刘邦杀的明明是白蛇却为什么诗里说黑龙，这些问题也容后再说。

　　第三首诗是说孔子开创儒家，后来有孟子、荀卿这样的巨擘接踵于后，儒家更分八派，越传越广，终于等到汉朝被皇帝定为一尊。

　　第四首诗是说孔子靠著述为后世立法，各种典籍虽经秦火，却终于在汉朝复兴了礼乐。“心传”与“口说”大概是借佛典来指晁错被公派到山东向伏生学习《尚书》，末句“孔壁”是儒学史上一件头等大事，也等后文再说。

　　第五首诗详细讲讲。

　　“洪范陈韬意”，典出《尚书·洪范》，说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向商朝的贤人箕子咨询执政方略，箕子发表了一番重要讲话，被周武王的史官记录下来，这就是《尚书》里的“洪范篇”。前文讲“天人感应”，说董仲舒设计求雨的方法，用什么颜色的旗帜，走什么方位云云，理论基础是五行生克，而五行概念的源头正在这“洪范篇”当中。

　　“五行”这个东西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几乎都是耳熟能详的，但多数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么，五行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呢？

　　——这得看说的是哪方面的“事实”。事实有两种，一种是真实的事实，一种是正确的事实。真实的事实往往是很难辨认的，正确的事实却总是一目了然。

　　那么，我们含糊一下，循着“求实”的道路来看看这五行学说，就从“洪范篇”看起。

　　如果从现代研究来看，“洪范篇”是个非常可疑的东西，说它是箕子对周武王说的话这肯定是靠不住的，八成是东周人的伪托。但不管真假与否，尤其重要的是，“洪范篇”的五行观念明明确确是分类观念，和我们熟悉的五行绝然不同。这最早的五行，就等于我们把世界一切物质类分为固体、液体和气体一样，仅仅是分类，绝没有说固体生液体或者液体克固体什么的。我们熟悉的阴阳和五行的结合，还有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这都是汉朝人搞出来的，而且汉朝人为了能把这套理论说圆可真费老了劲了。那么，他们这么费劲，动机何在呢？很简单，无利不早起，全是为了迎合政治形势。——别看我们现在阴阳五行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可大家要是把《汉书》和《后汉书》看过一遍，我估计得有八成以上的人从此再也不会相信什么阴阳五行了。iii

　　汉朝确实阴阳五行理论的成熟期，各位大儒们实在太辛苦了，刚把一套系统编圆了，政治局面又变了，原来的理论又不适用了，怎么办呢，接着圆呗！我们如果单独来看某一个理论，或者某一个理论成型的事件，可能还是很有严肃感的，可要是把这些东西放到它们的发展脉络里一看，严肃感顿时就会烟消云散。但就是这套东西，影响了中国历史达两千年之久。

　　大凡政治一沾上神学色彩，便会产生这样的流弊。霍尔巴赫曾经写过一则寓言，把宇宙比作一个国家，把上帝比作国王，把神甫比作大臣，于是：这位君主希望人们知道他，爱他，尊敬他，服从他，可他什么事都不明说，大家都得经由大臣们的解释来了解国王的意思；但这些大臣虽然都自称是国王的代表，而大臣们之间对国王旨意的解释却从来都没有过一致过，他们经常互相矛盾，并且称其他大臣都是骗子和歹徒……（霍尔巴赫《健全的思想》）

　　事情往往如此，老百姓抬头仰望，以为是一群冠冕堂皇的圣人在为冠冕堂皇的神圣路线据理力争，其实只不过是一些阴谋家和势利小人在口蜜腹剑、钩心斗角。

　　再看“端门受命心”这句。这个典故和《春秋》直接有关，说孔子有一天梦见丰沛一带在冒红烟，不同寻常。醒了以后，孔子越捉摸越觉得这里边一定有事，于是驾车去看。等到了梦中之地，只见一个小孩捉了一头麒麟。这麒麟果然是头异兽，一见孔子走近，竟然大嘴一张——不是要吃孔子，而是从嘴里吐出了三卷书来。孔子也不嫌脏，拿起书一看，上边写着：“周亡，赤气起，火曜兴，玄丘制命帝卯金。”——老天爷说话从来不肯直说，非得跟人类玩文字游戏，其实，直接告诉孔子，让他给即将兴起的汉朝刘姓家族制定政治方针不就完了，还非要玩个“玄丘制命帝卯金”，万一孔子理解错了那不就麻烦了！至于“赤气起，火曜兴”，则是五行相克的说法。

　　事情还没完，过了些天，有血书从天而降，掉到鲁国的端门上，上边写的是：“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这是在预言周朝就要完蛋了，秦始皇即将一统天下，还提醒孔子说：你的时间不多了，赶紧写书流传后世吧。第二天，孔子的学生子夏到端门去，看到血书变成一只红色的鸟儿飞走了，留下了一张图，画着孔子制定政治方略的样子，图上还有个标题，叫做“演孔图”。这就是所谓的“端门受命”，孔子在受命之后作了《春秋》和《孝经》，这都是为了汉朝的刘姓皇帝们而作的。

　　这事的真假暂不去论，但我们能够从中看出的是，汉朝在尊崇孔子以后，是以《春秋》和《孝经》来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理论经典的。关于《孝经》，我已经在《孟子他说》第三册里详细讲过，说“孝”的意思绝不仅仅是孝顺父母那么简单，《孝经》其实是一部《忠经》，是打着孝的幌子来教育大家要为皇帝尽忠的；至于《春秋》，从这故事来看，原来是孔子预先为汉朝制定的国家宪法——可是，有个问题呀：抛开神异的一面不论，凭什么孔子一个老百姓就有资格为未来的一个朝代来制订宪法呢？

　　——这时候才见得“素王”一词的分量，别以为这仅仅只是对这位文化大师的一个尊称，在一些汉儒的眼里，孔子当真就是一位帝王。

　　孔子是殷商贵族的后代，这一点应该是可信的，而商朝的创始人商汤，按照汉儒五行论的说法，是“水德”——这里的“德”并非“道德”的“德”，而是“属性”的意思，所以“水德”也就是“属性为水”，这看上去很像是现在RPG游戏里的角色设计。五行分别对应着天上的五位天帝，商汤是黑帝之子，孔子也是黑帝之子（不知道这辈分是怎么论的）。既是黑帝之子，就应该在人间称王，可孔子为什么一辈子都没称过王呢？汉儒给出的理由是：孔子生在周代，周是木德，按照五行相生的理论，木只能生出火，却生不出水，没办法，水德的孔子排不上顺序，所以无法继周而称王。木能生火，汉朝是火德，于是继周而兴，有命无运的孔子便预先替火德的汉朝制定政治纲领，写下《春秋》等等经典。

　　这个说法很合逻辑是吧？可问题是，周朝以后不是秦朝么，怎么不提秦朝而直接到了汉朝呢？难道孔子为未来立法，就不是为秦朝立法么？——汉儒解释说：因为秦朝历时太短，可以忽略不计。

　　就算这个说法合理吧，可有没有人注意到张尔田第二首诗里的那句“帝杀黑龙来”，难道“黑龙”就是指黑帝之子孔子吗？“帝”如果是指刘邦，难道这句诗是说刘邦杀了孔子而作了皇帝？

　　当然不是，张尔田所谓的“黑龙”应该是指秦朝，因为按照汉儒另一种五行说法，不把秦朝忽略不计的话，秦朝正是水德，颜色尚黑，而汉朝不是水德而是土德，颜色尚黄。

　　可能有人还是不解：“不对吧，就算秦朝是水德，汉朝是土德，可按照五行相生之说，水生的是木，不是土呀！”

　　——的确，这确实是个难解的问题，但再难的问题也是有答案的。这问题不但有确定的标准答案，而且有两个不同的标准答案。答案一是说：周朝是木德，汉朝是土德，木生土，这可没错，周和汉之间那个短暂的秦朝是“闰水”。看，有趣吧，五行里边还有置闰的。答案二干脆另辟蹊径，不从五行相生来解释了，而是发展出了一种五行相克的理论，说秦朝是水德，汉朝是土德，土克水，所以汉朝灭了秦朝。很多人都以为五行理论一开始就是有相生相克之说的，其实是先有了相生，后有了相克，分别属于不同的体系，最后这相生相克才联系在一起，而究其来龙去脉，原本全是因政治需要而圆谎，旧谎话的破绽需要新谎话来圆，补丁越补越多，理论就越来越复杂。这时再看张尔田这句“帝杀黑龙来”，既然说“杀”，在五行里应该就等于“克”，“黑龙”是秦朝水德，克水的是土，汉朝自然就是土德。——其实这只是西汉初期的说法，后来五行理论日趋复杂，董仲舒又搞出了一个类似的“三统论”，把水搅得更浑，后来汉朝摇身一变，又说自己是火德了。

　　再看下一句诗“世家尊太史”，这句话如果独立来看，还真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可放在上下文当中来看，应该是指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里把孔子列入“世家”，给他以诸侯王的尊荣地位。

　　再下一句“师统定刘歆”则是赞扬刘歆对儒学传承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刘歆可谓是继董仲舒之后的儒家谱系里第二位重要人物，后文会有细说。

　　“五德传终始”，应该是说五行系统里帝业的轮回，这句和下句“群经列古今”成为对仗，我们不妨仅从字面理解：五行生克之说已经占据了儒学的半壁江山，成了儒学当中的头等要论了。至于末句“沾袍无限泪，感动一沉吟”就没什么可讲的了，一声感叹而已。

　　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董仲舒上了“天人三策”之后，汉武帝终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难道真是孔子的最后胜利吗？看来并非如此哦，汉朝的儒家比之先秦儒家简直已是面目全非了。

　　这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名词/名目/概念，在不同的时代里，字面也许是一成不变的，但实际的内涵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着，甚至是剧烈地变动着。就拿儒家来说，孔子的儒家，孟子的儒家，荀子的儒家，这先秦三大儒家已经各有不同，儒家的“八派”也是各持一说，互相有看法，汉儒更是别具一格，然后唐朝的儒家，宋朝的儒家，元明清的儒家，何曾都是孔孟之道呢？我们又犯过多少次刻舟求剑的错误呢？那么，我们现在只就汉朝来作个管中窥豹，汉朝初年奉行“黄老之术”，难道其内容当真是我们心目中的道家思想吗？难道就真是先秦时代的老庄之道吗？进一步问个问题：如果儒非儒、道非道，它们的差异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又为什么有了儒家取代道家的这次思想嬗变？

　　还有一个看似荒诞的问题是：既然正统官方思想如此推崇《春秋》灾异理论和五行生克之说，这也就意味着官方是承认不存在万世不衰的朝代的，那么，假若当真有人看到了某个足以预言改朝换代的灾异，并且“勇于”向政府汇报的话，这该怎么处理呢？

　　注释：

　　i 可资参考的是尹振环：《楚简老子辨析——楚简与帛书〈老子〉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第1版，第11页）：武汉之罗浩、李若晖先生，将已知《老子》按时期分为四类：

　　（1）郭店楚简《老子》为形成期《老子》；

　　（2）战国末西汉初之帛书《老子》为成型期《老子》；

　　（3）汉、唐严遵《指归》本、河上公本、《想尔》本、王弼本、傅奕本为定型期本《老子》。

　　（4）嗣后为流传期本《老子》。

　　这种划分比较科学，基本正确，但是（3）、（4）两类还必须加上“变形”二字，即定型期变形《老子》与流传期变形《老子》因为帛书《老子》已经证明了其后诸今本《老子》已经变了形，而楚简《老子》又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变形：

　　第一、 篇次被颠倒；

　　第二、

　　第三、 篇名不符实；

　　第四、

　　第五、 约四分之一的分章不符古意；

　　第六、

　　第七、 章序被调整、颠倒，因而章序混乱；

　　第八、

　　第九、 约有近140句文句被篡改。

　　ii 楚简文字极难辨认，异体字、通假字等等极多，对一些地方的认读与断句专家们仍有争议，但本文到底不是《老子》专论，所以尽量从简。对楚简释文主要依据尹振环《楚简老子辨析——楚简与帛书〈老子〉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第1版）和聂中庆《郭店楚简〈老子〉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1版），下同。

　　iii 关于五行的由来与发展，前辈们的论述很多，我就只举一家之言好了——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其中又“五行说之起源”，摘引片断：

　　……迟至春秋之时，五行之说，已甚普遍，此则可以以《左传》、《国语》证之。《左传》、《国语》记载当时言论，涉及五行者甚多，如：

　　（襄公二十七年传）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

　　（昭公二十五年传）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

　　（昭公二十九年传）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昭公三十一年传）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

　　（昭公三十二年传）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

　　（哀公九年传）子，水位也，……水胜火。

　　（《周语》下）天六地五，数之常也。

　　（《鲁语》）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非是不在祀典。

　　（《郑语》）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以上所举各条，除昭公二十九年传一条，有汉人窜乱痕迹，前人已有定论，不足为据外，余可信为春秋时之言论。观其所论，亦不过以五行为与人生关系最密切之五种实物而已，非有玄渺之哲理，存乎其中也。先民计数，源于屈指可数，手有五指，故数穷于五。罗马数字，至五而循环，吾国字码亦然，先民计数法，犹可藉是而考见。刘师培以“一二三四五，皆有古文，而六字以上，即无古文，以此为上世原人只知五数之证”（《太炎文录》卷二引）此虽未必，要先民计数，喜以五为单位，则可断言也。古人计数既以五为单位，故遇事物，多以五称之，取其整齐而便记忆。

　　——另外看看不同的意见。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53页：“……由此可见古代数目字本是以‘四’进和‘八’进做单位，而不用‘五’，所以‘九’字就是从象龙蛇形的字借用了。‘十’字用‘一’字竖起来，和‘廿’等，又是四进。……这种记数的方法，最初可能和绳子有些关系，假如用一根骨筹而把绳子横绕，一道代表‘一’，到四道代表‘四’，于是用两道作交叉形来代表‘五’，歧出形来代表‘六’，十字形来代表‘七’，分开的两道斜线代表‘八’。假如直绕呢，一道就代表‘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