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羊传·隐公元年》原文的字面上，我们似乎只能把"大一统"理解为"重视开始"，现在的问题是：《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经》的，从《春秋经》的文本是否能推出"重视开始"这个意思尚在两可之间，而把"大一统"解读为"在三统之中推重一统"，这离《公羊传》的文本本身又远了一步，当然离《春秋经》也就更远了。--对一种学说"是什么"，我们常常难以判断，因为各种各样的解读往往并存，互相指责对方是修正主义甚至离经叛道，但解读可以是多样的，却不可以是无所不包的，我们虽然难以从"是什么"作出判断，却可以从它的自我声称以及与其他学派的交火中表现出的"不是什么"来进行理解。是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将会越来越难于说清儒家思想究竟"是什么"，只能小心翼翼地去观察它依然"不是什么"。
三统说虽然从《春秋经》的文本当中难于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但它毕竟并不反对仁，也不反对礼，这就像社会主义学说可以有无数升级版，但不会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奴隶社会。
三统说并不渊源于儒家自身。当初周人灭商，周文王接受了老天爷的委任，是谓"受命"，周文王也就是周人是"始受命王"，可当初商朝的开国先祖也是受过命的，两命不能共存，新命要把旧命革除才行，这就是"革命"。到了战国时代，天子式微，诸侯逐鹿，大家知道，新一轮的"革命"就要开始了，那么，谁才是新一任的"始受命王"呢？不知道老天爷是怎么想的？
天意从来高难问，老天爷怎么想，人类哪可能知道！但需求总是能创造产品，只要存在强有力的需求，总有人能生产出合适的产品来。于是，天意虽高，拿望远镜也是能够看见一点儿影子的。这个望远镜，就是战国时代最为流行的五行理论，这一理论的大宗师就是齐人邹衍。
邹衍的说法是：天命的更替就是五行的更替，天上和人间是相通的，人间的天子必然具备五行中的一行之德（这个"德"不是道德，而是属性），上天也会显现与这一德相应的祥瑞。但每一德都不是永恒的，等当前的这一德衰微了，五行次序中的下一德就会取而代之，如此轮流往复、生生不息。这就是五德终始说。
把五德终始说首次付诸实施的是秦始皇。按照五行的次序，周代是火德，秦克周就是水克火，秦朝便是水德。这就要改正朔、易服色了。水德的是黑色，数字全用六，比如一辆车要用六匹马来拉，还要是六匹黑马才好。这些事还都好办，只要下个命令就行了，可秦始皇不敢轻举妄动，因为等来等去，上天总也不降下相应的祥瑞来。秦始皇很疑惑：我这个朝代到底是水德么？
有需求就有创造，有人对秦始皇说：您的老祖宗秦文公在五百年前一次打猎的时候猎获了一条黑龙，这明明就是水德的祥瑞呀，还等什么呀，早就有了！
水德的秦朝就这样成为了人间现实。
人类社会是一个需求导向型的社会，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需求，有需求就有创造。
五德说流行于战国，大行于秦朝，三统说却是汉代的新产品。我们看看五行（五德）、再看看三统，会很诧异地发现：这两者虽然一个是三，一个是五，可实质上根本就没什么差别。按照五德理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汉是水德（秦朝已经被忽略不计了），而按照三统说，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汉又回到黑统。汉朝为什么是黑统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现实的原因大约是：刘邦当初发现秦朝祭祀的天帝只有白、青、黄、赤四位，他很疑惑："我听说天有五帝，怎么会只有四个？"自己一捉摸，很快就找到答案了："原来是在等我来凑成五帝之数呀。"刘邦就这么立了黑帝祠，自居水德。但这么一来，汉朝和秦朝就同属水德了，这显然是没道理的。可是，木已成舟，解决方案也就只有把秦朝踢出五德系统、让汉朝的前代变成周朝了。
除了这个现实原因之外，公羊家还给出了一个理论原因：《春秋经》所写的是黑统的制度，它虽是一部书，却也算一个统，能用《春秋经》为国家宪法的天子就是黑统之君。--如果我们以小人之心来推测一下，公羊家的言外之意就是：汉朝是黑统（既然刘邦都自定为黑帝了，肯定变不了了），那么，《春秋》学正好就是为黑统量身定做的国家法典，那么，皇帝要运用这部法典，就得重用我们这些人才行。
这两个原因哪个才是主因，只能各人有各人的推断了。但在我们看来，三统说相对于五行说并不能算是一种必要的理论创新，这就像百事可乐相对于可口可乐并不算是一种必要的产品创新一样。那么，百事可乐的出现明显是要以同类产品抢占市场份额，饱读诗书的公羊家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呢？
当然，五德终始说完全是五行家言，而三统说却带有儒家思想的痕迹，典型之笔就是"统三正"。
"统"是要和"三正"拉上关系的。董仲舒解释"统三正"，说："正者，正也"，想来他的意思是说："正月"的"正"（zhēng）就是"正人君子"的"正"（zhèng）。董仲舒接着阐发：统要是正了，万事万物全都会跟着正了，一年最要紧之处也就是正月，若正其根本，枝节也会跟着正，若正其内部，外部也会跟着正，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个"正"（原文是"可谓法正也"，看来三国时候的法正就是从这里起名字的），所以君子说："周武王就像正月。"（Ⅰ）
（Ⅰ）[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
"周武王就像正月"，这个比喻即便在后现代作家的眼里恐怕也算得上前卫。说这话的"君子"据刘向《说苑》正是孔子本人，而且孔子是用三位往圣前贤分别来比喻春、王和正月的："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无论如何，这一切都说明的是：在"五始"、"通三统"、"大一统"语境之下的"元年春王正月"是如此的重要，尤其是这个周历正月的出场，"正"（zhèng）得了开始就"正"（zhèng）得了后边的一切……好的开始不但是成功的一半，甚至是成功的一大半，所以《说苑·建本》说《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
这层道理曾被历代哲学阐发出无限的深意，比如《左传》学的第一位大学者刘歆无比辉煌地铺陈说：
《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经》曰"春，王正月"，《传》曰："周正月"。火出，于夏为三月，商为四月，周为五月。夏数得天，得四时之正也。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登降三统之首，周还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统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统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统受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复于子，地化自丑毕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为统首。三微之统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与三统相错。（《汉书·律历志》）
刘歆长篇大论，我这里只是节要而录。从刘歆的说法来看，三统五始、太极两仪、阴阳五行、乾坤八卦，所有神秘主义内容几乎应有尽有。如果一个"元年春王正月"当真蕴涵着如此奥秘哲理的话，读懂《春秋经》真就可以经天纬地了。但遗憾的是，在后代专家的精密推算之下，在纯粹的历法意义上说，这个"王正月"却有可能搞错了，由于当时技术手段的限制，对历法的确定做不到那么严密。
对这一点，前文已经介绍过一些，现在再多谈几笔。
清人邹伯奇精研《春秋》历法，著有《春秋经传日月考》专论于此，谈到隐公、桓公的正月之设本该建子却经常建丑，宣公、成公之后还常有建亥的时候，还常常《经》这么说，（Ⅰ）《传》那么说，所依历法各异。
邹伯奇讲的最后一点尤其会对一般读书人造成障碍，因为，如果历法只有一说，即便推算错了，一般人也看不出来，但如果对同一件事，《春秋经》说是三月，《左传》说是五月，甚至《春秋经》说是今年，《左传》说是明年，这就让人费解了，正如王韬所谓"合于经者不合于传，未免说有所穷"。（Ⅱ）
据《〈侯马盟书〉丛考·历朔考》："我国东周时期，周王朝的历法比较混乱。由于不能对诸侯'颁朔'（公布朔日），都是由各国的史官自己推算。鲁国自从文公以后，置闰往往不够准确，每逢闰月就不能在宗庙举行告朔典礼。所以，《春秋》一书所记的朔闰，有许多是不准确的……《春秋》写鲁国的历史。鲁国主要奉行周王朝的历法，正月应为建子。但是，因为历法混乱，正月在隐、桓二公时为建丑，而在庄、闵二公时，有时为建丑，有时又是建子。僖公时也大致如此，但偶然有时是建寅或建亥。文、宣、成三公时，大多数年份为建子，有时是建丑或建亥。襄、昭、定三公时大多为建子，有时是建亥。"（Ⅲ）
（Ⅰ）[清]邹伯奇《春秋经传日月考》：《春秋》置闰乖错，隐、桓之正多建丑，宣、成以后又往往建亥，又有经传置闰各别者。
（Ⅱ）[清]王韬《春秋朔闰至日考》上卷，"鲁隐公元年正月朔日考"。另参[清]王韬《春秋朔闰至日考》中卷"春秋长历考正"隐公元年己未建丑：前年十二月十二日癸亥冬至，华亭宋庆云《春秋朔闰日食考》以四分术推之，得周正月朔日辛亥，则上年十二月也，五月朔庚戌，则此年四月也，十月朔丁丑，则此年九月也，又推得天正冬至在乙丑。
（Ⅲ）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侯马盟书》（增订本）（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另参：《汉书·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鲁历不正，置闰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记日食，或言朔而实非朔，或不言朔而实朔，或脱不书朔与日，皆官失之也。
我们马上可以想到的是：历法如此不密，又不统一，别的不说，至少对算命占卜会产生致命影响。当代算命先生对时辰的讲究要精确到"真太阳时"，可春秋那时候连年份都可能是错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看年、月，只看纪日，那么，就在鲁隐公元年的两年之后，"自《春秋》隐公三年（前720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至今，近三千年的日干支连续记载，未曾错乱，堪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长的纪日法。"（Ⅰ）
当然，历法的准确与否，就算对算命有影响倒也无伤大雅，真正"有伤大雅"的却是对政治的杀伤力：如果当真如董仲舒所谓"统正，其余皆正"，《春秋》里这么多的"统不正"倒可以解释这二百四十二年间为什么会礼崩乐坏、战乱频仍了。
《春秋》的历法问题早就让古代学者们很伤脑筋了，既有诸侯国各行其历的现象（比如晋国用的是夏历），又有推算不准的情况（如上所述），这就像我们读一本历史书，书中记载时间一会儿用公历、一会儿用农历，一会儿出现"2月31号如何如何"，这样的《春秋》时不时就会给解读历史事件造成误导，还凭空让一些经师们解读出了很深刻的微言大义。
于是，校订《春秋》历法便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从杜预的《春秋长历》到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的《时令表》、《朔闰表》，研究日益精湛。章太炎曾从义理出发推论出《春秋经》使用周正，但再怎样无懈可击的义理、再怎样深刻的微言大义，最好也要建立在"事实正确"的基础上。
以史实考据而论，现在已经基本可以断定两点：一是《左传》和《春秋经》的历法龃龉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左传》杂采各国史料，而各国所用历法不一，《左传》也没作好统一校订的工作；（Ⅱ）
是《春秋经·隐公元年》虽然"理应"用周正而建子，实际却是合殷正而建丑--如果按"三统"或"三正"的说法，《春秋经》一开篇用的就不是周正，而是殷正。
那么，周正到哪儿去了？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考订结论是："春秋前期无周正"，又从秦始皇改正朔而建亥的记载，推论"三正"之说当产生于春秋之后、秦朝统一之前。（Ⅲ）
饶尚宽也断言"三正"之说纯属虚构，因为在春秋时代和战国前期，还处在观像授时的阶段，并没有形成像样的历法推算；（Ⅳ）
历法的考据，夏代史渺茫难求，至于殷商，按常玉芝在1998年出版的《殷商历法研究》当中一个归纳性的说法，我们简直就要绝望了："殷商历法问题（包括殷商年代问题，天象记录问题）虽然经过中外学者近七十年的反复研究，发表的各种论作据笔者统计已近两百种……但到目前为止，学者们达成的共识似乎就只有一点：即认为殷商时期行用的是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太阴太阳历，即阴阳合历。但对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阴阳合历却意见不统一。"（Ⅴ）
（Ⅰ）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版），第257页。
（Ⅱ）[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之《时令表》、《朔闰表》。[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四。
（Ⅲ）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35页。
（Ⅳ）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版），第259页。
（Ⅴ）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6页。
【【图1－[清]邹伯奇《春秋经传日月考》隐公元年至隐公四年
图2－[清]成蓉镜《春秋日南至谱》。"日南至"即冬至，确认冬至的具体时间是古代历法推算的重点，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即谓"考我国之天文学实以'定月建'与'求日至'两大法为其始基"。（Ⅰ）
成蓉镜这里是以《古四分历》和《三统历》两相对照。当然，这些专业的历法研究大多数人都看不懂（我也看不懂），这两页书影只是想给大家一个直观感受而已。
成蓉镜书名中的"日南至"出自《左传》。《左传》提到"日南至"共有两次，一是僖公五年："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二是昭公二十年："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恰恰清人徐文靖《管城硕记》中正是以此为证据来护卫"月改则春移"的旧说，反驳胡安国的"夏时冠周月"之论：《春秋》是孔子的"尊王之书"，所谓"王正月"，是点明"周王之正月"，把"春"字放在"王"字前边，是表示王者效法老天，并非"行夏之时"的意思……所谓"日南至"，正因为日南至的时候按周历算是春天，不便在春天称"冬至"，所以改称"日南至"。（Ⅱ）
徐文靖于此考订甚详，大可与前述赵伯雄之说互相参照。】】
另一方面是，如果涉及三统、五始这类问题，历史考据是一条线，政治理念又是另一条线。隐公元年不是周正建子而是殷正建丑，这个考订放到现在只是一个史实问题，学术小圈子里几个人讨论讨论而已，可要是放在过去，不但有可能动摇经学根基--至少"五始"就不全了，"体元以居正"也居错位了；甚至更严重的是：还可能动摇国本--你这个政权的"统"不正！
那么，隐公元年这个历法之差会不会仅仅是一个细节小错而已呢？张闻玉在《铜器历日研究》里作过一个统计：《春秋经》隐、桓、庄、闵四代共63年，其中49年建丑，8年建寅，6年建子；僖、文、宣、成四代共87年，其中58年建子，16年建丑，13年建亥。如此一来，"事实明摆着，春秋前期建丑为多，少数失闰才建子、建寅，而没有建亥的；春秋后期建子为正，少数失闰才建亥、建丑，没有建寅的。"由此出发追溯西周，"如果我们再用大量铜器历日验证，西周一代行丑正，不行子正。因为是观象授时，肉眼观察，必有失闰。少置一闰，丑正就成为子正；多置一闰，丑正就成寅正。个别铜器记载'十四月'，说明西周历制粗疏，再失闰还不可避免。"（Ⅲ）
"三正"之说若被击破，经学家们开宗明义的春秋大义就要大打折扣了。"春王正月"也就少了些神秘感，多了些历法疑云。但是，即便在史实考据上已经可以板上钉钉，真正影响历史的却往往并非史实本身。在一些公羊家的政治理念里，"春王正月"断句为"春王，正月"一样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惟一正确的。而左学家难道就不讲义理吗？--也讲的。
（Ⅰ）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3页。
（Ⅱ）[清]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之九"春王正月"条：《春秋》，夫子尊王之书。王正月者，明其为周王之正月也。冠春于王，明王者之法天也。冠王于正月，示天下以遵王之时也。胡《传》谓以夏时冠周月，盖夏以寅月为春。夫子于冬子月上加一春字，春正月以下，仍记周子月事也。殊不知周以建子为正，即以建子为春也。桓公八年："春正月乙卯，烝"，《尔雅·释天》："冬祭曰烝。"若周改月不改时，烝安得于春正月乎？……鲁冬至在周正月，《春秋》以前皆然。《春秋》谓之南至者，时以十一月为春，则不可以为冬至，直谓之南至耳。
（Ⅲ）张闻玉：《铜器历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8－20页。
就在对"元年春王正月"这句经文的阐释上，左学家的义理阐发不但不很逊色于公羊家（比如前边介绍过的刘歆即是，即便时至近代，大学者如章太炎虽然已经重视起了金文证据，但仍然推论这里的断句应当是："春王，正月"，说"王"的真实涵义就是三统），甚至在时代上也并不比公羊家为迟--能追溯到战国的吴起和汉初的贾谊身上。
--章太炎议论《左传》，说公羊家之"五始"在《左传》里虽然未被明言却也潜藏其意，只是少了个"公即位"，是为"四始"，而且，《左传》也不光是叙事，也是讲义理的，对"元年春王正月"的义理阐释比公羊家还早。简述章说：《说苑·建本》载魏武侯向吴起打听"元年"的意思，吴起以"慎始"为议论，《贾子·胎教》也有类似的说法，而吴起和贾谊都是治《左传》的早期学者，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里，《公羊传》还没有形诸文字呢，所以他们对"元年"之义理的阐发肯定不是从《公羊传》学来的。（Ⅰ）
章太炎最后的推论稍嫌武断，因为《公羊传》那时虽然没有成书，口耳相传的事却未必没有。但无论如何，早期左学家对春秋大义的深刻阐发确是不争的事实。
一个"春王正月"，无限微言大义。大义越深刻，圣人的光环也就越耀眼。但圣人真是这样的么？
小沙弥请教老和尚："什么是佛法真谛？"老和尚一句话不说，只是竖起了一根手指。--不错，高僧可以这样，但圣人总不能也这样吧？圣人行事，应该如天日昭昭，《论语》里记了那么多圣人之言，虽然有不少缺乏上下文的，也很可能有不少脱漏错简的，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孔子的风格是朴实明朗的，不会竖一根手指头让人家子子孙孙每人各猜一辈子。
当然，有些圣人之言也许过于超前，所以虽不见容于当时，却可以行之于后世。顾亭林就说，孔子当初对颜渊讲"行夏之时"，这议论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时代而发的，而是通过颜渊传到汉武帝那里，终于在几百年之后让汉武帝实行了他"行夏之时"的政治理念。（Ⅱ）
而同样是从孔子自己的言论里，王阳明则认为孔子不可能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忽左忽右，所以，孔子既然说过"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还说"吾从周"，而改变周朝正朔不明明就是议礼和制度么，这就不是"从周"而是叛周了？如果孔子真这么搞，用《春秋经》来让乱臣贼子惧，这不是乌鸦站在猪身上么？
王阳明总结说：《春秋》之法，改变旧制的要批评，比如鲁国搞初税亩；紊乱王制的要批评，比如郑庄公归祊；无王命的要批评，比如莒人之入向，可这三种罪过的严重程度都远比不上改变天子正朔，孔子要这么批评别人，这不叫乌鸦站在猪身上，简直就是猪站在乌鸦身上了。（Ⅲ）
（Ⅰ）章太炎：《春秋左传读·隐公篇》。
（Ⅱ）[清]顾炎武《日知录》"立言不为一时"条：孔子言"行夏之时"，固不以望之鲁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独以告颜渊。及汉武帝太初之元，几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颜渊，告汉武也。
（Ⅲ）[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论元年春王正月》：《春秋》之法，变旧章者必诛，若宣公之税亩；紊王制者必诛，若郑庄之归祊，无王命者必诛，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犹未至于变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鲁宣、郑庄之徒举是以诘夫子，则将何辞以对？
王阳明这些话倒是重逻辑、重证据，也延续着历代学者对公羊家的一贯质疑，但他是心学祖师爷，当然也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一面。王阳明那场著名的"龙场悟道"成就出的《五经臆说》现在只残存了十三条，第一条就是解释"元年春王正月"的，说"元年"之书在于"正始"，"元"分为乾元（天元）、坤元（地元）还有人元，一国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在天为生物之仁，在人则为心。国君建元就是维新之始、正心之始……（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心学的一点端倪，虽然带上了很大的主观味道，但和心学后辈们思而不学的作风还是大相径庭的。
看过了"元年春王正月"的若干版本，如果从溯本求源的意义来讲，虽然可以排除一些误解，而真相如何始终难知。但是，真实影响着两千年来政治与社会的正是这无穷版本的孔子，真正的孔子反倒是一个很不重要的角色。
（Ⅰ）[明]王阳明《五经臆说》：人君即位之一年，必书元年。元者，始也，无始则无以为终。故书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则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于王；一国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也者，在天为生物之仁，而在人则为心。心生而有者也，曷为为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为君，而其用止于一身；既为君，而其用关于一国。故元年者，人君为国之始也。当是时也，群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观维新之始。则人君者，尤当洗心涤虑以为维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无正乎？"曰："正也，有未尽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过迁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纲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呜呼！其可以不慎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