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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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就活在那样的世界里。
乡土若是一只纹式古老的盆，我就是一株怯生生的盆景；若是一只透明的鱼缸呢？我就该是一尾小小的游鱼。阳光照我，爱心覆我，我的生命里，原不该早早注入成人世界的忧伤。……透过水纹漾动的盆，窥看着乡土外更广大的世界，仿佛不是实体，而是些影廓不甚分明、白晶晶或者黑忽忽的朦胧。
总梦想著有一天，能从古趣的盆缘内探出头去，或希望有什么巨力击碎那只奇幻的盆，让我能触及那意想中的朦胧世界的实体。
这并非是说，我厌倦乡土的哺育和深沉的爱，而是任何一个生命在成长期中自然的扩张；我的生命里有着强大的野性，这野性超越年龄的结果，乃使我不得不依据一些零星的、片段的朦胧印象，加以组合性的联想。
印象朦胧，且欠完整，但它仍出诸生活——受自然环境囿限的生活。这些早期的生活印象和内在感情，是扶持我生命站立的、最重要的基础。
最难忘的，就该是乡土上飘流而过的陌生人了！他们从远方来，落叶似的略一盘旋，便又悉索飘走，他们的眼里、笑里，都含蕴着不可解的远方的凄凉味，他们的身上，更满是异地的风尘。我虽不熟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虽不敢像对待伯叔亲友那样，扯住他们攀谈，但总觉每张飘过眼前的人险上，都写着千千万万他们自己的故事。我常像啃读课本似的，大睁着惊异迷茫的眼，读着他们濡染在脸颊细小汗毛上的风沙，开始对那样深沉含蓄的不可解的故事兴起极大的追索的欲望，并感受到它的使人沉醉的吸引。
一天天，一年年，无声流走，我想在空虚里抓住一点儿什么的心愿，却越来越强烈了；总没有谁能够回答我的问询，除了生活的本身。而生活的本身又冗杂，又零乱，能抓住的，祗是那些现象留给我的零星印象，而非任何理性的言词。
走江湖玩马戏的，耍狗熊卖膏药的，弹琴卖唱的，……烟样迷离的影子，常在茶黑色的背景中浮现着，连季节也不甚分明了。唯在茶黑色梦中浮现的脸廓比较清晰，清晰到即使穿过二十多年已逝的光阴，仍能分辨出他们的眼眉。
不懂得他们为何总用风沙洗脸？为何总爱在连着天的野路上飘着、飘着？他们脸上也带着笑，总笑成一朵朵疲倦的残花，饱含着无可奈何的不甘的幽怨。曾多次梦见那些人，梦见自己竟变成其中的一个，也在无涯的野路上跋涉；风扑面来，尖寒如贯胸透肤的箭镞，满眼尽是沌沌的黄尘。……在这不惯飘零的民族里，为他们不甘，同时也担忧着自己的未来——未来可能遭遇的，身不由自主的飘流。……不知从何时起始，我就熟悉那些走盐人了！说来不足为奇，多年前，在江淮一带，走盐已成为荒乱年成人们赖以为活的普遍行业了；盐枭们虽流品较杂，可不像一般传说中那样蛮悍，他们多是乡野上贫苦人，从他们愚拙的动作和朴讷的谈吐中很容易辨明……褴褛污秽的穿着，带一股盐渍和汗水混合的酸味；无论哪个季节，走盐的汉子们，都会成群飘过门前的街道，奇形的鸡公车两边分置着盐篓或叠起的盐包，一路尖声叫喊着，推着车的走盐人那份辛苦就不消说了。亢热季节，他们精赤肩膊，裸露出紫铜色闪油光的肩臂，大块因过度沉重压力而鼓凸的筋肉在肩臂间抖动着，使人联想起犁着干硬黑淤土的老牛，祗是身后差一支有形的鞭子罢了！万千破布条编结成的车襻，带着车身的全重，深深陷进他们的肌肉，推动盐车时，他们肩膊高耸，身子前倾，仿佛拚死命的挣扎，祗为了那点儿不一定能获得的利润，——几百里长途上，到处都是风险，步步都有难关。……寒冬季节，他们祗穿着油硬破烂的短袄裤，迎风冒雪，走在凹凸不平的冰棱上，脸孔、手臂、足踝，都冻成带青的酱紫色，裂出条条的龟纹。
他们的生活是原始而犷悍的。
我偏爱那种刚性的传说，描述着近百年来这类盐枭们多彩的生活；传说经过辗转流布，难免含有若干夸张的成份，尽管夸张，却不荒谬，在荒乱频仍的年代，这类人从不曾绝迹过。那些传说撼动了我，使我在童年期，心灵上就产生了波纹。
传说描述着清末及北洋时期盐政的混乱，官商勾结和暗无天日的垄断；描述着富埒王侯的海盐商穷奢极侈的淫乐生活，也描述着民间接踵的荒旱和广大村野的困贫。……走盐图利，正是陷在绝境中的贫苦人们被逼出来的冒险生涯之一。
和一般传说相比照，可以觅出我偏爱的原因，因为我国民间一般传说，多是温婉沉迟，美丽哀凄的，不是由“西江月罢”，引出些儿女情愁，就是从“紫今炉内”摘出些哀感顽艳的云烟；那些浮沉在烟里云里的人物，多无左右命运，改变环境的能力，也缺乏那种醒觉；即使有些人物，具有着由传统产生的某种催眠性的意志，如“千里寻夫”，“哭倒长城”，“拒贼保贞”……十有八九又都是女性，反观那些柔性传说里男子汉——不是公子就是书生，竟连那份催眠性的意志也没有，好像祗配落难京都，后花园受金：缠绵病榻，草绝命诗于昏黄烛影。好像祗有跳粉墙勇气，写八股的能为。在王侯爱女裙带上荡秋千的心愿。……真正是一群被环境和命运压倒了的、典型的白脸屁精！但这些软体虫一旦通过了功利的窄门，一样是高官厚禄，变成“吾唯与诸大夫共天下”的更典型的官僚，把前半生所遭逢的困厄，全都故作遗忘。……民族中最主要悲剧的根源就埋藏在这里了。
我深爱着刚性的草莽传闻，以及那些卓立的野性的人物，是从童年期就开始的；尤其是关于盐枭们的各种传说以及他们真实的生活，更为我所关切。
根据传说的显示，和他们实际生活的印证，我发现他们一度生存在极端孤绝的境界里；尤当北洋割据时期，枪杆就是法条，将帅就是法律，他们祗是被迫害的一方。环境是艰困的，命运更是绝望的；诸种人为因素结成一面绞索，绞住他们泼汗的颈项。他们推着沉重的盐车，从滨海的产盐地起脚，行经苏皖北部的荒野，千里长途上布有若干关卡，按照不成文的惯例，——除非避开，不然就得上税多次，有时税钱会超过盐的价值；说争抗么？一刀挑破盐包，白盐就是红血，蚀尽老本饿煞妻儿，比流血更为痛苦。
即使生存情境如此孤绝，如此艰难，他们仍然结帮闯荡江湖，面对着北洋军阀，以蛮悍对蛮悍，展开求存的保卫。那时北洋缉私队捕获盐枭，严刑拷迫，恣意杀戳，盐枭遇上缉私队，打杀后还得开肠破肚，空膛塞进一捧盐，名为“上肉税”；这怪盐枭们野蛮么？这一切都是逼出来的。我可以说：在被迫保卫的一方，唯一的人道就是无我的抗争。
盐归国有伊于春秋时代，管仲曾以之富齐，这政策原是极端正确的，历代行之，利民富国，甚少引起民怨，唯有自清末至北洋割据时期，盐政为人为因素破坏，盐枭才遍野皆是，并发出反抗的怒吼。
在若干传说中，我发现两宗事件，是有利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而这两宗事件，直接间接，都与走盐人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一是民初，驻扎淮上的清军第十三协，因为不满严刑拷迫盐枭及上级侵吞盐税，引起哗变，哗变发自该协炮队，旋而扩及全军，兵勇们纷纷携械奔散，使该协全部瓦解。其二是北伐军经龙潭血战，光复淮上的前一年，由盐枭群散布革命军北上的消息，率先纠合各县民众，集聚民枪民械和一切原始武装，公然反抗北洋，他们更取得若干零星北洋驻军的配合，造成了规模宏大、波澜壮阔的槽河之变。（*俗称占大槽。）
槽河之变时，据传经盐枭纠合的抗暴民众，至少万人以上，孙传芳曾派重兵镇压，把抗暴民众视为匪类，官称为“大槽马子”，（*马子，意即股匪。）经过镇压后，民众抗暴武力流散四乡，零星抗暴事件，一直延续到北伐军光复淮上为止。
这该是我写“”一书时“史”的根据。
难的是我所要描绘的年代系在我出生之前，而童年时期所听取的传说，经过数十年动乱流离的生活，早已朦胧得难分影廓了；我祗记得盐枭们迷离的影子，他们所讲的故事中零星的片断，一小部份盐枭专用的暗语而已，凭空构建一个世界是不可能的，复活并重现一个时代更是无比艰难，我总不能抱空幻的野心，舍弃足够的生活认知，凭空去架构一部以概念为主体的作品。
而在那已逝时空中曾经艰难存活过的那撮人，总在我心里呐喊着，使我在沉默中思想着他们。因为我觉得那一时代背景，和当前赤色大陆的时代背景相同，往昔盐枭们所受的痛苦，正还压在幕后同胞的身上，不幸的历史在轮回，惨痛的悲剧正在重演，我实在值得写一部这样的书，召回那个已逝时代的真实情境，用它去鼓舞受难的人群，更用它去撞击暴力的本身。
远在民国四十四年，我就动了写它的念头。
我知道写这部书是困难的，它的人物众多，生活面既深且广，绝非是我稚弱的笔锋所能刻绘、所能表达的，它需要巨大的篇幅，较长的时间和比较安定的环境，而这又是我所缺乏的；事实上，最主要的困难还不在这里，因为那时候，我对于全书仍没觅得一个完整的纵线，也缺乏统一的意想。
直至前年夏季，我友唐陵，（即诗人唐静予）经常来舍闲谈，他谈及关八爷的传说，以及在万家楼为拯一弱女，而被万氏族中小牯爷活剐双眼的经过，力言这不是传说，而是发生在北方的事实。同时他鼓励我依据这事实重加安排，写出一个中篇来。
我衡量过唐陵所传述的事实，觉得这原始的素材很动人，不但色彩浓烈，还有一份野犷的沈怆，但构建一部作品，真实与否并不重要，主要的是作者是否能在作品中充实其生活的肌里，赋作品以真实的血肉。唐陵所提供的素材虽然极可能是真实的，但祗是一条故事进行的纵线，由于辗转传述，渐趋夸张，其中尤以末段关八爷被剐去双眼后，盲目听音，终于除奸复仇，最富传奇色彩，我愿意在作品中尽量吸取民间传说中质朴的美，却不愿使作品的精神落入古老传奇的窠臼。
几经考虑后，我仍决定采取这素材作为“”一书的纵线，将它和另一部份有关盐枭群抗暴的传说并合起来，使它具有比较稳固的“史”的基础，我不但抒写关八，更同时抒写那一群感受生存重压的、卑微的江湖人物，“”的轮廓，大体上就这样构成了。这轮廓初步的构建，实系由三大部份的揉合。一、是依据唐陵所提供的关八爷的半生经历。二、是依据我往昔听取的槽河之变的零星传说。三、是依据个人对于盐枭群和北方乡野社会的了解，但这三部份都是比较薄弱的。
也就是说，在构建这部作品的轮廓时，我的野心远超过我的综合经验。构建同时，我已经发觉了这一点。但这种情形，在创作中是常有的，我知道唯一克服它的方法，就是不断孕育，汲取更多有关的生活经验，搜集更多的资料，使我在表达时不致流于空泛。
那年秋天，我拜访了在盐市生长、同时办理过多年盐务的乡友陶永康先生，并约其经常来舍长谈。我决定借用他的经验，来充实“”一书的生活肌里。两鬓斑白的陶先生半生生活在那种境界中，“”所要表达的境界，正是他的生存境界。约晤时多在夜晚，薄酒无肴，灭灯燃蜡，造成一种适乎回溯的情调；陶永康先生谈锋甚建，尤当微醺之际，所述更为鲜活；从盐栈盐槽的经营状况，到盐市过往的繁华，从盐政的混乱，到盐枭群受迫的情景；从北洋防军的装备服饰，到风月堂的门规暗语，甚且连当时每种衣料、菜蔬的价格、各家盐栈的栈号，盐船起航时呼出的号子声，几乎从事盐务的各阶层人物的生活，他都了如指掌。
经过多次长谈，陶先生更讲述了很多盐市上的乡土传说，像荷花汪老鼋的故事，红妓小荷花、小叫天的经历，据说槽河事变后，盐市亦曾拉枪自卫，抗拒北洋防军的无餍榨取，不过规模极小，旋为北洋防军敉平，同时举火焚了些栈屋，拘囚一些疑犯而已。
我觉得槽河抗暴事件，是书中最主要的一部份，而对这一部份，我知道得最少，便修正初初构建的轮廓，把以槽河旷野为背景的事件，移至盐市来抒写，因为盐市的背景是我所熟悉的，这样，在场景的处理上较有信心。
由于唐陵和陶永康先生的热心帮助，促使我确定了“”的写作大纲，以关八爷半生经历为经，以北方苦难人群抗暴事件为纬，由单线切入，到复线进行，到全面的轮回。
大纲确定后，我仍觉得这样巨大的构建超越了我实际的表达能力，内心惴惴不安；在阿里山旅行时，我曾将这部书的内容，向朱西宁、尼洛重复讲述过，一面思考着细部的表达问题。因为在这部篇幅巨大的书里，我要召回一个已逝的时代，勾勒出它全部的面影，赋予那些人物的生命，就必须尽量取用他们本身的生活语言，使用乡土气习浓烈的、平朴野犷的文字，尽量避免使用现代的文明社会中习见的词汇，这就是一大难题。
其次是对于关八爷、朱四判官、戴旺官、方胜、汤六刮、张二花鞋等这一帮人物处理，也是令人深感困惑的，如果我依据现代小说的观点去刻绘他们，全书情节，就将整个推翻。我发现中国若干乡野传说中，由人物造成的事件，和现代若干观点，有着自然的冲突性，除非我放弃原始传说中夸张的、质朴的美。如果我依照传说，运用传统的写实手法去表达呢？又恐怕使刻意塑造的人物远离真实，变成概念中的一些疑幻疑真的浮影。尤其像戴旺官师徒，这样精于击技的人物，从传说中听取他们的故事，觉得无一点不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当枪炮等现代火器尚未普及的年代，击技在古老北方，尤其在江湖道上，确然是常见的。姓名之外，冠以诨号，同样不足为奇，我幼年就曾亲见一老兵，诨号“过街虎”，能一跃数丈，穿房越脊。如今，也许受了坊间一般怪诞的武侠小说的影响，使这类精于击技的人物，被剔除在文学作品之外了，一般意识总认为谁写这类人物，谁就在写“新武侠”！但我必须表明，这是不合理的，我必须通过这种错误意识的“窄门”，以艺术的诚恳，在“人”的基础上，表达我由这些传说中所获得的、真纯的感动。当然，我这样作，事实上是一次极大的冒险，时至今日，我还没有发现我们文坛上，有哪部文学性的现代作品，是刻绘这类人物的，（历史小说除外。）“”动笔前，我就思考过这一点，我的结论是：大仲马能写达太安，我为何不能写关东山？成功失败是另一回事，作品中文学的质素，是不会受时下一般错误意识影响的。
再其次是适度夸张的问题：民间传说的鲜活性，全得自于适度的夸张，对于人物，更是如此；像武松、李逵等英雄人物，所以能留给读者极深的印象，乃由于诸多夸张情节所造成。我写关东山等人，不愿意使用失实的夸张，破坏作品的自然与真朴，问题是在若干童年印象的本身，就蕴含着原始夸张性。我在写作“荒原”一书时，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洪泽湖东岸的红草荒原，若以今日成人的眼光去看，也许祗是一片宽长数里的荒地罢了，可是，它在我童年眼里，却是一片广阔无际的海洋。狼呢？少数的狼是有的，但在听取众多有关狼的恐怖传说而惊疑骇惧的幼小心灵中，仿佛每一波草浪下面，都伏有噬人的狼群；又如歪胡癞儿那个人物，是我依据童年所见的一个老兵写成的，今天看起来，他也许祗比常人较高较壮些罢了，但在当时的眼中，他就是另一个张英武。在“荒原”中，我虽忠实的唤回童年的记忆，实际上，它仍免不了那种原始的夸张性。
“”一书，既是依据传说为主体写成的，而传说的夸张性远较童年与成人间真实印象的差距为大，我如何适切掌握，使书中的人物不远离真实呢？
这三种顾虑，时时苦恼着我，一直到动笔时，我仍无把握克服它，任它在我心上，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重量，但我终于动笔了。
这部近百万言的、篇幅巨大的作品，经皇冠杂志连载经年，都是在边写边载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一个同时荷负着生活重压的职业作者而言，这是一种不得而已的方式。虽然在写作期间，居地和生活都有了变迁，我仍然按照预定的计划，勉力写完了它，对于我本身而言，总算是一种安慰，——终于把心头重负减轻了。
对于已经完成的作品，我没有解释的必要，我祗是籍此说明此书脱胎和孕育的经过，简答关心“”的读者群的问询。我知道，任何一部作品，都必需赤裸裸的面对着批评的炮火！——虽然我对于某些不读全书就大发高论的批评家们一向就缺乏信心。也许他们祗抱着某种敏锐的直感，捏捏书页就如此吠叫：
“砖头！砖头！可不又是一块砖头！”
无论如何，我总将是坦然的。
而西宁兄对我一贯的严苛的督责、彭歌兄对我过份的鼓励、童真夫妇来函指正，都是我深深感激的，我必需对作品中任何微小的缺失负责，在远遥的文学长途上，端正我的行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