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吉陵春秋”

　　作者：余光中

　　在八十年代的台湾小说里，“吉陵春秋”是一个异数。这本小说的时空座标不很明确，也许是故意如此。长笙事件发生的时候，军阀刚走，铁路初通，镇上已有耶稣教堂和外国神父，可以推想该是民国初年，也许就是“边城”那样的二十年代。但是从头到尾，几乎没有述及什么时事，所以也难推断。在空间上，“吉陵春秋”也似乎有意暖昧其词。就地理、气候、社会背景、人物对话等项而言，很难断言这小镇是在江南或是华北。对话裹面虽有“您”、“挺”等字眼，交通工具虽然也有骡车，但是从第四页的“正赶着南货大批北销，红椒行情，一日三涨”等语看来，却又似乎在讲江南。

　　李永平生于东马的沙劳越，二十岁来台湾读台大外文系，毕业后留系担任助教，以迄留美，回国后一直在高雄中山大学教书。他对中国大陆的村镇，并无切身的体验，所以也不便经营乡土的写实。朱炎说吉陵镇是华南，台湾、南洋一二地的综合体，我大致上可以接受。但是书中从来不见马来人和椰树，而人物的对话也和台语无关，所以就从虚构的立场说来，这本小说只宜发生在中国大陆。

　　其实这件事根本不用我们来操心，因为李永平原就无意追求所谓的写实主义。吉陵镇的存在不靠地图与报纸，只能向中国的社会风俗与文化传统去印证。书中的人物只在吉陵镇舆坳子口之间过日子，附近有什么大城，我们无由得知。在“现实”的意义上，这是一个绝缘的世界。但是在精神的领域，“吉陵春秋”却探入我国旧小说中所呈现的底层文化，去观照颇为原始的人性。

　　喜欢追踪故事的读者，看了“吉陵春秋”恐怕会相当失望。本书的气氛强烈，场景生动，但情节并不曲折入胜。全书的主要线索是长笙的被辱，刘老实的复仇，和镇民蠢蠢不安的罪恶感。长笙是不幸家庭的遗孤，大难不死，却无后福。她嫁给了万福巷裹棺材店的老板刘老实，四邻都是嫖客进出娼妇倚门的妓院，因此刘老实十分担心，她也深居简出，绝少与人搭讪。长笙肌肤白洁，出门也是一身素底碎花的衫裤，妓女在背后都说刘老实是一条黑炭头，趴在她身上”。六月十九日，观音节庆的神轿游行到万福巷来，满街妓女都烧香跪拜。忙乱之中，镇上的大流氓孙四房乘着酒兴把长笙强奸了。长笙上吊自杀，孙四房被捕入狱，刘老实发了狂，提了菜刀杀掉孙四房的相好妓女春红，再杀孙四嫂，然后向官方自首。后来报载刘老实越狱，吉陵镇上便谣传他要回来复仇，因为当日长笙的被辱还牵涉几个帮凶的小泼皮。风声鹤唳的吉陵镇上，人人疑神疑鬼，说是长笙的寃魂白昼作祟，复仇者坐在苦楝树下等人。

　　除了这条主线之外，书中还有不少引申出来的支线，例如卷二“空门”述秦家的寡妇，卷三“天荒”述萧家的三代，卷四“花雨”则引入鲁氏婆媳。繁多的线索之间往往牵葛交藤，互为主客，并无明确的交代。“吉陵春秋”这本书共分四卷十二篇作品，其间的关系忽隐忽现，若断若续，榫头相接，令人狐疑之余，难以决定，这究竟是一部长篇小说呢还是十二个短篇。举个例子，卷一的小乐、卷二的十一小子、卷三裹劫走秋棠的少年，卷四裹燕娘的丈夫，这四个角色都是同一个人吗?果真如此，为什么不用同一个名字呢?又例如秋棠，先后出现在卷一、卷三、卷四裹；在卷一裹她已成娼妓，但在卷三的“好一片春雨”里，她却还是天真无邪的小女孩，时序令人难以捉摸。

　　李永平在“吉陵春秋”里使用的叙述手法，不是直线的进行，而是反弹与折射，因此每一篇新的故事对前面的几篇都有所补充或修正，或者跳接到更前面的一篇。而在同一篇里，今昔的交替也相当频仍，在时间上不断反弹，颇能产生张力与立体感。例如“日头雨”一篇对前面的“万福巷里”便补充了许多，“万福巷里”某些一笔带过的远距离镜头。到了“日头雨”里就成了较长的近距离写照。“日头雨”本身在今昔之间也一再反复。达六次之多。这种手法，交叠之中寓有发展 似曾相识而推陈出新，有点像音乐裹的变奏《variations upon atheme》，确能使人反复回味。

　　作者在营造气氛与悬宕上面，颇下工夫，每将一般小说需要解决的问题悬而不决。例如“万福巷里”长笙受辱．在紧要关头作者却把镜头突然移开，转对迎接观音神轿的群众场面，读者要等到下一篇“日头雨”才能重见那紧要关头。又例如“好一片春雨”里，天真可爱的秋棠落入陌生少年的手中，刚发现五阿姐遇害而自身也难保，读者正在惊愕之际，小说竞戛然而止。直要等到“大水”里，她才似乎出现了一瞥。作者说得愈直，读者就想得愈少。作者愈暗示，读者愈苦追。最为论评家称道的是“日头雨”中故布疑阵让小乐面对复仇者的一幕，剑拔弩张。眼看着就要像西部片中双雄的对决。高潮并未得泄，因为小乐和那人照了面后，非但没有决斗，甚至也未揭开那人的身分。李永平之志不在畅说故事，而在探索内心的真相。那人是谁，并不重要，因为他只是良心的阴影，谁能跟“它”去决斗呢?

　　“吉陵春秋”的另一特色，是叙事含蓄，事件到了高潮反而笔精墨简，只用中距离或者远距离的镜头来捕捉印象。每次发生一件事，事先的悬宕和事后的回味往往倍于叙事的本身。这种艺术之所以取胜，不在“史记”那样的叙事生动，而在诗的情绪饱满。李永平的作品自有其戏剧性，但其佳妙往往不在动作，而在姿势，令人想起西方舞台的真人画（tableau)。性与暴力的高潮，例如长笙被奸，刘老实杀人等等，在他作品里都不加铺陈。比起刘老实杀人场面的简述来，小乐屠狗的那段铺张得多了。

　　性与暴力原是罪恶的两个要素，也是人性中包含的兽性。这两件事在西方文化里比在中国文化里表现得坦露多了。英国的古民谣里充溢性与暴力，但中国的诗经里这些就淡得多了，性爱还有些，暴力就几乎不见。英国古民谣以叙事为主，中国的则多抒情。这种差别也许可以解释，何以李永平在处理这些事上抒情多于叙事，而且着墨较淡。

　　吉陵镇是一个罪恶之挟。中国底层文化的道德传统置淫于万恶之首，万福巷的妓院正是万恶之渊。刘老实的棺材店偏偏开在妓院的中间，像是死亡对生命之大欲的嘲弄。刘老实跨在棺材板上刨木的姿势，与嫖客的姿势互为蒙太奇。他的年轻妻子长笙，白嫩的身躯里着白衣，在这万恶之巷里成为污泥中的白莲，却逃不过被染的命运。强奸，正是暴力施之于性的罪恶，吉陵镇的罪恶以此为焦点。这件事竟然发生在观音生辰的庆典，实在是神人不容，尤其因为长笙的形象与观音暗暗叠合。郁老道士的自戕，众妓女的自甘被轿夫践踏，都是赎罪的仪式。刘绍铭说；“吉陵春秋”的故事是表现“男人的兽性与纯良（女性）之脆弱无助”。纯良的长笙在生前确是无助，但借了死亡之力她却为自己的贞操复仇，成为强者。观音假她之手来惩戒孙四房，并警告镇民：孙四房竟然敢打棺材店老板的主意，真是跟死亡开玩笑了。“吉陵春秋”实在是一本意象丰富对比无穷的小说，相信未来的评论家当会在这方面继续探讨。

　　如果“日头雨”里的小乐就是“思念”里燕娘的丈夫，那么，七八年后他终于向善了。燕娘在这本书的尾声中出现，她的纯真可爱令读者对吉陵镇的未来怀抱一点希望。从长笙到张葆葵，从张葆葵到秋棠，吉陵女人的遭遇是可悲的，然则燕娘的命运该会超越她们吧?可是正如中国的哲学是阴阳相生，纯真的女性终于摆不开罪恶的黑影：长笙之于孙四房，张葆葵之于流言，秋棠之于路客，都是如此。燕娘虽然纯真，她的四周也已危机重重，过去的罪恶，亦即旧社会所谓的“孽”，已经把黑影伸到她孩子的身上，使他夜梦不宁，无病而哭。燕娘甚至做了个恶梦，梦见她正怀着的第二胎孩子一生出来就给人抱走了。孩子，正是未来的象征。燕娘的未来令人担忧，慈航普渡的观音果真能保佑她么?

　　“吉陵春秋”的语言最具特色，作者显然有意洗尽西化之病，创造一种清纯的文体，而成为风格独具的文体家。大体上他是成功了。消极的一面，李永平的句法已经摆脱了恶性西化常见的繁琐、生硬、冗长，尤其是那些泛滥成灾的高帽句和前置词片语（propositional phrase）。他的句和段都疏密有度，长短相宜，活泼而有变化。对话极少,却不失口语的流利自然，是另一特色。他的语言成分裹罕见方言，冷僻的文言、新文艺腔，却采用了不少旧小说的词汇，使这本小说的世界自给自足地定位于中国传统的下层社会。积极的一面，李永平描写景物富于感性，叙事的时候更善于运用手和眼的动词。且举“思念”的第一段为例：

　　水声响动，田田莲叶荡出了一艘小船来。九月里水蓝的一片天，一塘水。

　　再引“好一片春雨”里的一段：

　　秋棠一咬牙缩起脖子，把伞柄子夹到了肩窝底下，迎着大风，抬抬眼，只见西边那一片天涌起了一滚一滚彤云。那光景，就像一张横幅大青纸上，给浓浓的，泼上了十来团殷红。向晚的日头，先前还是水红水红的一团，才多久，就黯成了一抹瘀血似的红。

　　这样的文字在当代的小说里，愈来愈少见了。李永平不愧是别有天地而风格独具的小说家，值得我们注意。他早期的“拉子妇”曾见赏于颜元叔，获联合报短篇小说首奖的“日头雨”曾有朱炎的详论，“吉陵春秋”里的多篇作品也赢来刘绍铭的推崇，甚至拿来与张爱玲、白先勇相提并论。这三位学者和我，正如李永平自己一样，都出身于台大外文系，也许并非巧合。李永平的声名不应该囿于这学院的一角；现在这十二篇作品终于合为一书出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广大的读者当，可窥见“吉陵春伙”的全貌了。和时代相近的其它小说相比，这本书不像“边城”那么天真，也不像“春蚕”或“官官的补品”那样着眼于阶级意识；它把现实染上神话和传说的色彩，变成了一个既繁复又单纯、既丑陋又迷人的世界。秋棠与朱小七的两小无猜有点像“边城”里的初恋，却突变而为秋棠遇劫。贞洁与邪恶的对比令人战栗，读者的反应已近乎宗教情操，和“边城”的田园牧歌大异其趣。另一方面，“吉陵春秋”又为我们指证：不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等等的名词及其背后的观念，仍能为中国传统的村镇造像．李永平为当代的小说拓出了一片似真似幻的迷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