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市面更坏了，是受了法国在越南的战事的影响。
法国凯觎越南，由来已久。同治元年，法皇拿破仑第二，以海军大举侵入越南。其时清廷正因洪杨之变自顾不暇，所以越南虽是清王朝的属国，却无力出兵保护，越南被迫订了城下之盟，割让庆和、嘉定、定祥三省。嘉定省便是西贡，法国人在那里竭力经营，作为进一步侵略越南、进窥中国云南的根据地。
同治十一年，越南内乱，头目叫做黄崇英，拥众数万，用黄旗，号称“黄旗军”。法国人勾通了黄崇英，规取“东京”，渡汉江。攻取广西镇南关外的谅山，广西巡抚是湘军宿将刘长佑，派兵助越平乱，同时邀请刘永福助剿——刘永福是广西上思州人，本是个私枭，咸丰年间，洪杨起事，刘永福却另有心胸，率领部下健儿三百人，出镇南关进入越南保胜。此地本为一个广东人何均昌所占领，为刘永福起而代之，所部用黑旗，号称“黑旗军”。既受刘长佑的邀请，复又受越南王的招抚，与广西官兵夹击法军，威震一时，但越南内部意见分歧，最后决定议和，所派遣的大臣三名，为法军拘禁，被迫订了二十二条的《西贡条约》，割地通商以外，承认受法国的保护。为了安抚刘永福，授职为三宣副提督。刘永福便在边境深山中，屯垦练兵，部下聚集至二十万之多，其中劲旅两万人，年龄在十七以上，二十四以下，一个个面黑身高，孔武有力，越林超涧，轻捷如猿，士气极其高昂，因而为法军视如眼中钉，曾经悬重金买他的首级。
自从《西贡条约》订立以后，越南举国上下，无不既悔且愤，越南王阮福时，决意重用黑旗兵。不道法国先下手为强，以重兵陷河内。于是在顺化的阮福时遂予黑旗军驱逐法军的任务。
越南有失，广西、云南便受威胁，而且法国已正式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朝中议论，分为为战、主和两派，主战派以李鸿藻为首，除了支持云贵总督岑毓英支持刘永福以外，且特起曾国荃为两广总督，部署海防。此外左宗棠亦力主作战，清议更为激昂，但主和派的势力亦不小.当然，李鸿章是主和的，驻法公使曾纪泽亦不主张决裂，但对其中的利害得失，看得最清楚的是曾经使法的郭嵩焘。这年光绪九年正月，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宝海，本已达成“中国撤兵、法不侵越”的协议，不意法国发生政潮，内阁改组，新任外务部长拉克尔是个野心家，一面将宝海撤任、推翻成议，一面促使法国增兵越南。于是朝旨命丁忧守制之中的李鸿章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节制两广云南防军。就表面看，是派李鸿尊去主持战局，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此中消息为郭嵩焘所参透，特意从他的家乡、湖南湘阴派专差送了一封长信给李鸿章，以为“处置西洋，始终无战法”，他说，洋人意在通商，就跟他谈通商好了。只要一答应谈判通商，越南的局势自然就会缓和。如今派李鸿章出而督师，大张旗鼓，摆出一决雌雄的阵势，是逼迫法国作战。法国本无意于战，逼之应战，是兵法上的“不知彼”。
如果真的要战，又是“不知己”，他的话说得很沉痛：“用兵三十余年，聚而为兵，散而为盗，蔓延天下，隐患方深。重以水旱频仍，吏治调敝，盗贼满野，民不聊生，而于是时急开边畔，募兵以资防御，旷日逾时，而耗敝不可支矣。”这是就军费者言，说中国不能战。
就算战胜了，又怎么办？战胜当然要裁兵，将刚招募的新兵遣散，结果是“游荡无所归”，聚集“饥困之民图逞”，是自己制造乱源。
接下来，他转述京中的议论：“枢府以滇督援甲厉兵，而粤督处之泰然，数有訾议，是以属中堂以专征之任。”看起来是因为岑毓英想打，而曾国茎袖手旁观，前方将帅意见不一，需要一个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去笼罩全面，主持一切。事实上呢“京师议论，所以属之中堂，仍以议和，非求战也”。
李鸿章虽然在守制之中，但朝中情形，毫不隔膜，他在京师有好几个“坐探”，朝中一举一动，无不以最快的方法，报到合肥，知道恭王子和战之际，游移不决，而主战最力的是“北派”领袖李鸿藻及一班清流，尤其是左副都御史张佩纶。
因此，李鸿章纵有议和之意，却不敢公然表示，因为清议的力量很大，而且刘永福的黑旗军打得很好，更助长了主战派的声势，此时主和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迟迟其行，到上海以后，与接替宝海的新任法国公使德理固，谈了几次，态度不软亦不硬，掌握了一个“拖”字诀。
“拖”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是李李鸿章自己都不知道的事，不过他在暗中大下功夫，想消除几个议和的障碍，第一个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他是清流的中坚，能把他疏通好，主战的高调不是唱得那么响，议和便较易措手。
另一个是驻法公使曾纪泽，他不主张交涉决裂，但并不表示他主张对法让步，尤其是在从俄国回到巴黎以后，眼看法国的政策亦在摇摆之中，主战的只是少数。因此特地密电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建议军事援越，对德理固的交涉不妨强硬。李鸿章对曾纪泽的意见，不置可否，但却致书郭嵩焘，暗示希望他能影响曾纪泽。郭嵩焘与曾纪泽的关系很深，而且驻法是前后任，他的言论一定能为曾纪泽所尊重。
就在这“拖”的一两个月中，法国与越南的情势，都起了变化，法国的政策已趋一致，内阁总理茹斐理向国会声称，决心加强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同时派出九千人援越，另遣军舰十二艘东来，水师提督古拔代陆军提督布意为法军统帅。
越南则国王阮福时去世，由王弟阮福升继位，称号为“合和王”。由这称号，便知他是愿意屈服于法国的，即位只有一个月，便与法国订立了二十七条的《顺化条约》，正式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而又仍旧尊重中国为宗主国，原来每年进贡，取道镇南关循陆路进京，今后改由海道入贡。
这一法越《顺化条约》，促成了法国政策的一致，同时也赋予了法军名正言顺得以驱逐黑旗军的地位。因此，越南政府中的主战派大为不满。弑合和王而另立阮福吴，称号是“建福王”。
尽管已到天津回任的李鸿章仍与法国公使在谈判越南的主权，而事实上中法双方剑拔弩张，开仗几不可免，尤其是特命彭玉鳞办理广东军务，消息一传，上海的人心越发恐慌。其时在九月中旬，正当螺蛳太太由上海回到杭州时。
就在她回到杭州的第二夭，江宁派了个专差来，身穿红装，风尘满面，但头上一顶披满红丝穗的纬帽，高耸一粒红顶子，后面还拖一条花翎，身后跟着四名从人，亦都有顶戴。他们是由陆路来的，五匹高头大马，一路沙尘滚滚、辔铃当当、威风凛凛，路人侧目。一进了武林门，那专差将手一扬，都勒了马，其中一个戴暗蓝顶子的武官，走马趋前，听候吩咐。
“问问路！”
“喳！”那人滚鞍下马，一手执缰，一手抓住一个中年汉子问道：“来、来，老兄，打听一个地名，无宝街在哪里？”
“啊！你说啥？”
原来那武官是曾国藩的小同乡，湖南话中湘乡话最难懂，加以武夫性急，说得很快，便越发不知他说些什么了。
还好，那武官倒有自知之明，一字一句地答道：“元宝街。”说着还双手上捧，作手势示意元宝。
“喔、喔、喔，你老人家是说元宝街！”那人姓卜，是钱塘县“礼房”的书办，不作回答，却反问：“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江宁？”
“不错。”
“这样说，到元宝街是去看胡大先生？”
“胡大先生？”那人一愣，旋即想到：“不错，不错，胡大先生就是胡雪岩胡大人。”
卜书办点头，趋前一步，手指着低声问道：“马上那位红顶子的人，是什么人？”
那武官有些不耐烦了，天下人走天下路，问路应是常事，知道而热心的，详细指点，知道而懒得回答的，说一声“不清楚”，真的不知道而又热心的，会表示歉意，请对方另行打听，不知道而又懒得回答的，只字不答，掉臂而去。象这样问路而反为别人所问，类似盘查，却还是第一次遇见。
卜书办看那武官的脸色，急忙提出解释：“你老人家不要嫌我罗嗦，实在是马上那位大人一品武官，我不敢怠慢，晓得了身分，好禀报本县大老爷，有啥差遣，不会误事。”
原来是这样一番好意！那武官倒觉得过意不去，但却不知如何回答——那专差本名高老三，投效湘军时，招募委员替他改名“乐山”来谐音，“仁者乐山”而又行三，因而又送他一个别号叫“仁叔”。
这高乐山原隶刘松山帐下，左宗棠西征，曾国藩特拨刘松山一营隶属于左，时人称为“赠嫁”。刘松山在西征时，战功彪炳，左宗棠大为得力。左曾不和，在才气纵横的左宗棠眼中，曾国藩无一事可使他佩服，唯独对“赠嫁”刘松山，心悦诚服，感激不已。因为如此，左宗棠对刘松山，亦总是另眼看待。这高乐山原是刘松山的马弁，为人诚朴，有一次左宗棠去视察，宿于刘营，刘松山派高乐山去伺候，彻夜巡更，至晓不眠，为左宗棠所赏识，跟刘松山要了去，置诸左右，每有“保案”，在“密保”中总有高乐山的名字，现在的职衔是“记名总兵加提督衔”，在“绿营”中已是“官居极品”，但实际的职司，仍是所谓“材官”，仅奔走之役，在左宗棠的部属中，他的身份犹如宫中的“御前侍卫”。
但一品武官不过是个“高等马弁”，这话说出去，贬损了高乐山的红顶子，所以那蓝顶子的武官含含糊糊地答说：“是左大人特为派来看胡大先生的。”
“我就猜到，”卜书办又拍手、又翘拇指，“一定是左大人派来的。好、好、好，元宝街远得很，一南一北，等我来领路。你请等一等，等我去租匹马来。”
武林门是杭州往北进出的要道，运河起点的拱宸桥就在武林门外，所以城门口有车有轿有骡马，雇用租赁，均无不可。卜书办租赁了一匹“菊花青”，洋洋得意地在前领路。
那匹“菊花青”是旗营中淘汰下来的老马，驯顺倒很驯顺，但脚程极慢——马通灵性，为人雇乘太久，出发时知道负重任远，一步懒似一步，因为走得越快越吃亏，及至回程，纵不说如渴骥奔泉，但远非去路可比，昂首扬鬃，急于回槽。那匹菊花青，正是这样一个马中的“老油条”。
当书办的，十之八九是“老油条”，这一下“老油条”遇着“老油条”，彼此得其所哉。卜书办款款徐行，后随五名武官，亦步亦趋，倒象是他的跟马。杭州的文武官员，品级最高的是“将军”，其次是巡抚，本身虽都是红顶子，但出行的随从，从无戴红顶子的。
因此，卜书办满脸飞金，得意之状，难描难画，尤其是一路上遇着熟人，在马上一会儿抱拳扬臂，一会儿弯腰点头，同时一定要高声加一句，“我带他们去看胡大先生。”有几次得意忘形，几乎掉下马来，急急扳住马鞍上的“判官头”，才能转危为安。这样丑态百出，惹得路人笑逐颜开，而高乐山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了。
快到元宝街时，卜书办在转角之时，向前扬一扬手，示意暂停，自己却双腿夹一夹马腹，催快往前，直到胡府大门前勒住了马。
“老卜，”胡家门前的下人中，有一个认得他，“你来作啥？”
“我来报信，两江总督左大人，派了红顶子的武官来看胡大先生，一进城门，是我领路来的。”
“在哪里？”
“在后面。”
那人抬眼一看，果然有五匹马在后面，红蓝顶子在明亮的秋阳中看得很清楚。这一来，胡家门前的十几个人都紧张了。
原来左宗棠派红顶子的戈什哈传令是常事，但当初是陕甘总督，公私事务派专差只到上海转运局。直接派到胡家却是头一回，少见自然多怪，顿时便有机灵的，不看热闹，抢先报到上房。
螺蛳太太一听吓一跳。原来胡家为了红顶子，花了好大的气力，胡雪岩本身是道员加按察使衔，三品顶戴蓝顶子，倘或胡雪岩肯做官，放一任实缺的道员，左宗棠保他加布政使的衔，是一定办得到的事，无奈胡雪岩只能做一个“官商”，如果真的“商而优则官，”必须“弃商从官”，不但“做此官，行此礼，胡，雪岩受不了那种拘束，而且也决不会是一个出色的官。这一点不但他本人有自知之明，凡是爱护他的，亦莫不认为胡雪岩要是真的去做官，便是舍长就短，最为不智。
因为如此，要摆官派，只有拿钱来做官，本身捐官有限制，到三品便是“官居极品”，但父母的荣衔，却是花钱可以买体面的，十余年来每逢水旱灾荒，胡雪岩总是用胡老太大的名义，捐银、捐米、捐棉衣、捐药材，好不容易才得了个“一品夫人”的封典，胡雪岩“子以母贵”也能戴红顶子了。
红顶子是如此珍贵，在螺蛳太太的记忆中，红顶子的文武大员登门拜访，没有几次，每一次都是事先得到信息，如何迎接、如何款待、如何打发从人，都要好几天筹划，临时郑重将事。象这样突然来了个红顶子的武官，自然要吓一跳，紧张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但胡雪岩却是司空见惯的，高乐山又是熟人，不妨从容以礼款接。当下先交代了螺蛳太太一番，换了官服到花厅相见。
一个称“雪翁”，一个称“高军门”，平礼相见，又到走廊上向高乐山的从人，请教了姓乐，寒暄了一阵，另外派人接待，然后说道：“请换便衣吧！”
话刚说完，已有一名听差，捧着衣包，进屋伺候——官场酬酢，公服相见是礼，便衣欢叙是情，但总是客人忖度与主人的交情，预料有此需要，自己命跟班随带衣包，象这样由主人供应便衣的情形，高乐山不但是第一次经验，而且也是闻所未闻。
不过，想到胡雪岩以豪阔出名，那么类此举动，自亦无足为奇。当下说道：“雪翁亦请进去换衣服吧！”
“是，是，换了衣服细谈。”
等胡雪岩换了衣服出来，只见高乐山已穿上簇新的一身铁灰的结夹抱、上套珊瑚扣的贡缎马褂，头上一顶红结子的青缎小帽，而且刚洗了脸，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衣服倒还合身？”
“多谢，多谢。比我自己叫裁缝来现制还要好，我也不客气了，雪翁，多谢，多谢！”说着高乐山又连连拱手。
“左大人精神还好吧？”
听这一说，高乐山的笑容慢慢收敛，“差得多了。”他说：“眼力大不如前，毛病不轻。”
“请医生看了没有呢？”
“请了。”高乐山答说：“看也白看！医生要他不看公事，不看书，闭上眼睛静养。雪翁，你想他老人家办得到吗？”
“那么，到底是什么病呢？”
“医生也说不上来。左眼上了翳，右面的一只迎风流泪。”
“会不会失明？”
“难说。”
“我荐一个医生。”胡雪岩说：“跟了高军门一起去。”
“是。”高乐山这时才将左宗棠的信拿了出来。
信上很简单，只说越南军情紧急，奉旨南北洋的防务均须上紧筹划，并须派兵援越，因而请胡雪岩抽工夫到江宁一晤，至于其他细节，可以面问高乐山。
胡雪岩心想，这少不得又是筹械筹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自己并未受两江总督衙门的任何委任，倘需效劳，纯粹是私人关系，这一层不妨先向高乐山说明白。
“高军门晓得的，左大人说啥就是啥，我只有‘遵办’二字。不过，江宁不是陕甘，恐怕有吃力不讨好的地方。”
“是的。”高乐山答道：“左大人亦说了，江宁有江宁的人，胡某替我办事，完全是交情，论到公事，转运局是西征的转运局，我只有跟他商量，不能下札子。这就是要请雪翁当面去谈的缘故。”
“喔，不晓得要谈点啥？”胡雪岩问：“是钱，是械？”
“是枪械。”
“嗯，嗯。”胡雪岩稍稍放了些心，“不谈钱，事情总还好办。”
“雪翁预备哪天动身？”
“这还要跟内人商量起来看。”胡雪岩率直回答，他所说的“内人”，自然是指螺蛳太太，接下来又问：“左大人预备派哪位到广西？”
“是王大人。”
“王大人？”胡雪岩一时想不起来，左宗棠手下有哪个姓王的大将。
“是，王阆帅。”
“幄，是他。”
原来高乐山指的是王德榜，他踉高乐山一样，有个很雅致的别号叫阆青，是湖南永州府江华县人，这个偏僻小县，从古以来也没有出过什么出色的人物，但王德傍在湘军中却是别具一格，颇有可称的宿将。
此人在咸丰初年，毁家练乡团，保卫家乡颇有劳绩，后来援江西有功，早在威咸七年，便叙文职“州同”，改隶左宗棠部下后，数建奇功，是有名的悍将，赐号“锐勇巴图鲁”，赏穿黄马褂，同治四年积功升至藩司，从左宗棠征新疆，功劳不在刘松山叔侄之下，但始终不得意，藩司虚衔领了六、八年，始终不能补实缺。
原来王德榜是个老粗，当他升藩司奉召入觐时，语言粗鄙，加以满口乡音，两宫太后根本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因而名为藩司，当的却是总兵的职司。光绪元年丁忧回籍，六年再赴新疆，不久左宗棠晋京人军机，以大学士管兵部，受醇王之托，整顿旗营，特地保荐王德榜教练火器、健锐两营，他的部下兴修畿输水利，挑泥浚河，做的是苦工而毫无怨言，因而亦颇得醇王赏识。
左宗棠当然深知他的长处，但他的短处实在也不少，只能为将，不能做官。这回彭玉麟向左宗棠求援，他想起王德榜，认为可以尽其所长，因而奏请赴援两广，归彭玉麟节制，并答应接济军械，找胡雪岩去，便是商量这件事。
了解了经过情形，胡雪岩心里有数了，“高军门，”他说，“你在这里玩两天，我跟内人商量好了，或许可以一起走。”
“如果雪翁一起走，我当然要等，不然，我就先回去复命了。左大人的性子，你知道的。”
“你想先回去复命亦好。哪天动身。”
“明天。”
当下以盛筵款待，当然不用胡雪岩亲自相陪，宴罢连从人送到客房歇宿，招呼得非常周到。第二天要动身了，自然先要请胡雪岩见一面，问问有什么话交代。
传话进去，所得到的答复是，胡雪岩中午请他吃饭，有带给左宗棠的书信面交。到了午间，请到花园里，又是一桌盛筵，连他的从人一起都请，厅上已摆好五份礼物，一身袍褂，两匹机纺，一大盒胡庆余堂所产的家用良药，另外是五十两银子一个的“官宝”两个。额外送高乐山的一个打簧金表，一支牙柄的转轮手枪。
“本来想备船送你们回去，只怕脚程太慢，说不得只好辛苦各位老哥，仍旧骑马回去了。”
“雪翁这样犒赏，实在太过意不去了。”高乐山连连搓手，真有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之概。
“小意思、小意思！请宽饮一杯。”
高乐山不肯多喝，他那四个部下，从未经过这种场面，更觉局促不安，每人闷倒头扒了三碗饭，站起身来向胡雪岩打千道谢兼辞行。
由于红顶子的关系，胡雪岩自然开中门送客，大门照墙下一并排五匹马，仍是原来的坐骑，不过鞍辔全新，连马鞭子都是新的。胡雪岩自己有一副“导子”，两匹跟马将高乐山一行，送出武林门外，一路上惹得路人指指点点，都知道是“胡大先生家的客人”。
高乐山走后，胡雪岩与螺蛳太太商量行止。
“第二批洋款也到期了，我想先到上海料理好了，再到江宁。”胡雪岩说，“好在王阆青也不过刚从京里动身，我晚一点到江宁也不至于误事。”
“不好，既然左大人特为派差官来请，你就应该先到江宁，才是敬重的道理。至于上海这方面，有宓本常在那里，要付的洋款，叫他先到上海道那里去催一催，等你一到上海，款子齐了，当面交清，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
“上海的市面，我也不大放心，想先去看看。”
“那更用不着了，宓本常本事很大，一定调度得好好的。”螺蛳太太说：“你听我的话没有错，一定要先到江宁，后到上海，回来办喜事，日子算起来正好，如果先到上海，后到江宁，万一左大人有差使交派，误了喜期，就不好了。”
在天津的李鸿章，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张佩纶才高志大，资格又好，决心要收他做个帮手。张佩纶的父亲在李鸿章的家乡安徽做过官，叙起来也算世交，便遣人专程将他接了来，在北洋衙门长谈了几次。原来李鸿章也有一番抱负，跟醇王秘密计议过，准备创办新式海军。他自己一手创立了淮军，深知陆军是无法整顿的了，外国的陆军，小兵亦读过书，看重懂书面的命令，中国的陆军，连营官都是目不识丁，怎么比得过人家？再说，陆军练好了，亦必须等到外敌踏上中华国上，才能发生保国卫民的作用，不如海军得以拒敌于境外。因此，李鸿章已悄悄着手修建旅顺港，在北洋办海军学堂。这番雄图壮志，非十年不足以见功，而且得在平定的局势之下，方能按部就班，寸寸积功。
这就是李鸿章力主对法妥协的原因，忍一时之忿，图百年之计。张佩纶觉得谋国远谟，正应如此，因而也作了不少献议，彼此谈得非常投机。
“老夫耄矣！足下才气纵横，前程远大，将来此席非老弟莫属。”
这已隐然有传授衣钵之意。张佩纶想到曾国藩说过，“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他当年遣散湘军，扶植淮军，便是找到了李鸿章作替手。想来，李鸿章以湘乡“门生长”自居，顾念遗训，找到他来作替手。这番盛意，关乎国家气运，当仁不让，倒不可辜负。
由于有了这样的默契，张佩纶在暗中亦已转为主和派。同时有人为李鸿章设计，用借刀杀人的手法，拆清流的台——将清流中响当当的人物，调出京去，赋以军务重任，书生都是纸上谈兵，一亲营伍，每每偾事，便可借此收拾清流，而平时好发议论的人，见此光景，必生戒心，亦是箝制舆论的妙计。
李鸿章认为是借刀杀人，还是登坛拜将，视人而异，象张佩纶便属于后者，决定设法保他督办左宗棠所创办、沈葆祯所扩大的福建船政局，作为他将来帮办北洋海军的张本。此外就不妨借刀杀人了。
但这是需要逐步布置，徐图实现的事，而眼前除了由张佩纶去压低主战的高调以外，最要紧的是，要让主战的实力派，知难而退，这实力派中，第一个便是左宗棠，得想法子多方掣肘，叫他支援彭玉麟的计划，步步荆棘，怎么样也走不通，这就是李鸿章特召邵友濂北上，要商量的事。
“左湘阴无非靠胡雪岩替他出力。上次赈灾派各省协济，两江派二十万银子，江宁藩库，一空如洗，他到江海关来惜，我说要跟赫德商量。湘阴知难而退，结果是向胡雪岩借了二十万银子。湘阴如果没有胡雪岩，可说一筹莫展。”
“胡雪岩这个人，确是很讨厌。”李鸿章说：“洋人还是很相信他，以致于我这里好些跟洋人的交涉，亦受他的影响。”
“既然如此，有一个办法，叫洋人不再相信他。”邵友濂说：“至少不如过去那样相信他，”
“不错，这个想法是对的，不过做起来不大容易，要好好筹划一下。”
“眼前就有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便是胡雪岩为左宗棠经手的最后一笔借款，到了第二期还本的时候了！
当邵友濂谒见李鸿章，谈妥了以打击胡雪岩作为对左宗棠掣肘的主要手段时，胡雪岩不过刚刚到了江宁。
原来胡雪岩与螺蛳太太商量行程，螺蛳太太力主先到江宁，后到上海。
胡雪岩觉得她的打算很妥当，因为由于螺蛳太太的夸奖，他才知道宓本常应变的本事很到家，这样就方便了，在南京动静要伺候左宗棠，身不由主，到了上海，是宓本常伺候自己，即令有未了之事，可以交给宓本常去料理，欲去欲留，随心所欲，决不会耽误了为女儿主持嘉礼这一件大事。
于是，他一面写信通知宓本常与古应春，一面打点到江宁的行李——行李中大部分是送人的土仪。江宁候补道最多，有句戏言叫做“群‘道，如毛”。
这些候补道终年派不到一个差使，但三品大员的排场，不能不摆，所以一个个苦不堪言，只盼当肥缺阔差使的朋友到江宁公干，才有稍资沾润的机会。
胡雪岩在江宁的熟人很多，又是“财神”，这趟去自然东西是东西、银子是银子，个个要应酬到。银子还可在江宁阜康支用，土仪却必须从杭州带去，整整装满一船，连同胡雪岩专用的座船，由长江水师特为派来的小人轮拖带，经嘉兴、苏州直驶江宁。
当此时也，李鸿章亦以密电致上海道邵友濂，要他赴津一行，有要事面谈。上海道是地方官，不能擅离职守，所以在密电中说明，总理衙门另有电报。关照他先作准备，等总理衙门的公事一到，立即航海北上。
公事是胡雪岩从杭州动身以后，才到上海的。但因上海到天津的海道，费时只得两天一夜，所以邵友濂见到李鸿章时，胡雪岩还在路上。
这南北洋两大臣各召亲信，目的恰好相反。左宗棠主战，积极筹划南洋防务以外，全力支持督办广东军务的钦差大臣彭玉麟。李鸿章则表面虽不敢违犯清议，但暗中却用尽了釜底抽薪的手段，削弱主战派的力量及声势。第一个目标是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因为他是主战派领袖大学士李鸿藻的谋主，制服他亦就是擒贼擒王之意。
就压制主战派这个目的来说，收服张佩纶是治本，打击胡雪岩是治标。
可是首当其冲的胡雪岩，却还睡在鼓里，到了江宁，先到他自己所置的公馆休息。
胡雪岩在通都大邑，都置有公馆，但一年难得一到，江宁因为左宗棠的关系，这年是第二次来往。这个公馆的“女主人”姓王，原是秦淮“旧院”钓鱼巷的老鸨，运气不佳，两个养女，连着出事，一个殉情，一个私奔，私奔的可以不追究，殉情的却连累老鸨吃了人命官司，好不容易才得无罪被释，心灰意懒再不愿意吃这碗“把势饭”了。
既然如此，只有从良之一途。这个王鸨，就象《板桥杂记》中所写的李香君的假母那样，虽鸨不老，三十出头年纪，丰韵犹存，要从良亦着实有人愿量珠来聘。
但秦淮的勾栏中人，承袭了明末清初“旧院”的遗风，讲究饮食起居，看得骚人墨客，而看中她的，腰有万金之缠，身无一骨之雅；她看中的，温文尔雅，不免寒酸。因而空有从良之志，难得终身之托。
这是三年前的事，江宁阜康新换一个档手，名叫江德源，此人是由阜康调过来的，深通风月，得知有王鸨这么一个人，延聘她来当“胡公馆”的管家，平时作为应酬特等客户的处所，等“东家”到江宁，她便是“主持中馈”的“主妇”。当然，这“主妇”的责任，也包括房帏之事在内。
王鸨为胡公馆的饮食起居舒服，且又不受拘束，欣然同意。那年秋天，胡雪岩到江宁，首先就看中了她的裙下双钩，纤如新月，一夕缱绻，真如袁子才所说的“徐娘风味胜雏年”，厚赠以外，送了她一个外号叫做“王九妈”，南宋发生在西湖上的，有名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的故事，其中的老鸨就叫王九妈。
这王九妈已得到江德源的通知，早就迎合胡雪岩的喜好，除饮食方面有预备以外，另外还打听了许多新闻，作为陪伴闲谈的资料。
这些新闻中，胡雪岩最关切的，自然是有关左宗棠的情形。据说他衰病侵寻，意气更甚，接见僚属宾客，不能谈西征，一谈便开了他的“话匣子”，铺陈西征的勋业，御将如何恩威并用，用兵如何神奇莫测。再接下来便要骂人，第一个被骂的是曾国藩，其次是李鸿章，有时兼骂沈葆祯。这三个人都是左宗棠的前任，有好些旧部在江宁，尤其是曾国藩故旧更多，而且就人品来说，左宗棠骂李鸿章犹可，骂曾国藩则不免令人不服，因此，曾国藩的旧部，每每大庭广众之间批评他说：“大帅对老帅有意见，他们之间的恩怨，亦难说得很。就算老帅不对，人都过去了，也听不见他的骂，何必在我们面前罗嗦。而且道理不直，话亦不圆，说来说去，无非老帅把持饷源，处处回护九帅，耳朵里都听得生茧了。”
胡雪岩心想，也不过半年未见左宗棠，何以老境颓唐至此？便有些不大相信，及至一问江德源，果然如此，他说：“江宁现在许多事办不通。为什么呢？左大人先开讲，后开骂，一个人滔滔不绝，说到时候差不多了，戈什哈把茶碗交到他手里，外面伺候的人马上喊一声‘送客’。根本就没法子谈公事。”
“这是难得一次吧？”
“哪里？可说天天如此。”江德源说，“左大人有点‘人来疯’，人越多他越起劲。大先生亦不必讲究礼节。‘上院，去见，不如就此刻在花厅或者签押房里见，倒可以谈点正经。”
原来督抚接见“两司”——藩司、桌司以及道员以下的僚属，大致五天一次，“衙参”之期定在逢三、逢八的日子居多，接见之处，称为“官厅”，而衙参称之为“上院”。胡雪岩到的这天是十月十七，原想第二天“上院”，如今听江德源这一说，决定接受他的建议，当即换了官服，坐轿直闯两江总督的辕门。
辕门上一看“胡财神”到了，格外巴结，擅作主张开正门，让轿子抬到官厅檐前下轿，随即通报到上房，传出话来：“请胡大人换了便服，在签押房见面。”
于是跟班打开衣包，就在官厅上换了便服，引人签押房，左宗棠已经在等了，胡雪岩自然是行大礼请安，左宗棠亲手相扶，延入客座，少不得有一番寒暄。
胡雪岩一面说话，一面细看左宗棠的眼睛，左眼已长了一层白翳，右眼见风流泪，非常厉害，不时拿一块绸绢擦拭，于是找一个空隙说道：“听说大人的眼睛不好，我特为配了一副眼药来，清凉明目，很有效验，”说着，将随手携带的一个小锦袱解开来又说：“还替大人配了一服膏滋药，如果服得好，请大人交代书启师爷写信来，我再送来。”
“多谢，多谢！”左宗棠说：“我现在多靠几个朋友帮忙，不但私务，连公事都要累你。上次山东闹水灾，两江派助赈四十万，藩库只拿得出一半，多亏你慷慨援手。不过，这笔款子，两江还无法奉还。”
“大人不必挂齿。”胡雪岩原想再说一句：“有官款在我那里，我是应该效劳的。”但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
“这一回越南吃紧，朝命彭雪琴督办广东军务，我跟他三十年的交情，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而况我奉旨筹办南洋防务，粤闽洋面，亦在我管辖之下，其势更不能兼筹并顾。可恨的是，两江官场，从曾湘乡以来，越搞越坏，推拖敷衍，不顾大局，以致于我又要靠老朋友帮忙了。”
“是。”胡雪岩很沉重地答应着。
“王阆青已经出京回湖南去招兵了，打算招六千人，总要有四千支枪才够用。江宁的军械局，为李少荃的大舅子搞得一塌糊涂，交上海制造局赶办，第一是经费尚无着落，其次是时间上缓不济急，所以我想由转运局来想法了。雪岩，你说呢？”
“转运局库存洋枪，细数我还不知道。不过大人既然交代要四千支，我无论如何要想法子办齐。”
“好！”左宗棠说：“我就知道，跟你商量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最痛快不过。”
“光塘..”胡雪岩称名谦谢：“承大人栽培，不敢不尽心尽力伺候。”
“好说，好说。还有件事，王阆青招来的兵，粮饷自然由户部去筹划，一笔开拔费，数目可观，两江不能不量力相助。雪岩，你能不能再帮两江一个忙？”如果是过去，胡雪岩一定会问：“要多少？”但目前情形不同，他想了一下说：“回大人的话，现在市面上银根紧得不得了，就是不紧，大人要顾到老部下。如今我遵大人的吩咐，要多少筹多少，到了陕甘接济不上时，就变成从井救人了。”
所谓“老部下”是指刘锦棠，而胡雪岩又是西征转运局的委员，在他的职司有主有从，如两江筹饷是额外的差使，行有余力，不妨效劳，否则他当然要顾全西征军为主。
左宗棠了解到这一点，便不能不有所顾虑，想了一下说道：“这样吧，明天我再找藩司来想法子。如果真有难处，那就不能不仰赖老兄拔刀相助了。”
“大人言重。”胡雪岩问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请示。”
“请示”便是听回音。左宗棠答说：“很快、很快，三两天之内，就有信息。”
于是胡雪岩起身说道：“我听大人的指挥办理，今天就告辞了。”
“嗯，嗯。”左宗棠问：“今天晚上没事吧？”
胡雪岩知道要留他吃饭，急说道：“今天晚上有个不能不去的饭局。”
“既然如此，我不留你了。我知道你事情多，不必来看我，等有了信息，我自然会派人来请你。”
于是胡雪岩请安辞出。接着便转往秦淮河河房去赴宴会，在座的都是江宁官场上提得起来的人物，消息特别灵通，胡雪岩倒是听了许多内幕，据说李鸿章已向总理衙门正式表明他的看法，中国实力不足，对越南之事应早结束，舍此别无良法。
但总理衙门主张将法国对中国种种挟制及无理的要求，照会世界各国，以明其曲在彼。如果法军来犯，即与开战。李鸿章虽不以为然，无奈他想谈和，连对手都没有，法国的特使德理固已转往日本去了。
“中国的若恼是，欲和不敢和，欲战不能战。”督署的洋务委员候补道张凤池说：“现在是彼此‘耗’的局面，就不知道谁耗得过谁了？”
“那么，照凤翁看，是哪个耗得过哪个？”
“这一层很难说。不过，在法国，原来只有他们的外务部长最强硬，现在意见已经融洽了，他们的内阁总理在国会演说：决心在越南打到底。而我们呢，朝廷两大柱石，纵不说势如水火，可是南辕北辙，说不到一起，大为可虑。”
所谓“朝廷两大住石”，自是指李鸿章与左宗棠。在座的虽以两江的官员居多，但其中跟李鸿章渊源甚深的也不少，谈到李、左不和，是个犯忌讳的话题，如果出言不慎，会惹麻烦上身，所以都保持着沉默。
只有一个人是例外，此人是山东的一个候补道，名叫玉桂，蒙古旗人，原来在两江候补，署道实缺，也当过好些差使，资格甚老，年纪最长，大家都叫他“王大哥”。此人理路很明白，勇于任事，本来是应该红起来的一个能员，只以心直口快，妨了他的官运。这回是奉山东巡抚所派，到江宁来谒见左宗棠，商议疏浚运河，哪知来了半个月，始终不得要领，以致牢骚满腹，一提到李左不和，忍不住要开口了。
“左、李两公，勋业彪炳，天下仰望，朝廷酬庸有功，封侯拜相，过去的战功是过去了，可以不谈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何必呢？”
这明明是在说左宗棠。八座咫尺，忌讳益甚，更没有人敢置一词。
有了三分酒意的玉桂，只当大家默许他的议论，因而就更起劲了，“如说打仗，兵贵神速，倘或一天到晚说空话，正事不只，到得兵临城下，还在大谈春风已度玉门关，各位倒想，那会弄成怎么一个局面？”
听得这番话，座客相顾失色。有跟玉桂交情比较深的，便很替他担心，因为这话一传到左宗棠耳朵里，就一定会找上他去，如果只是痛斥一顿倒还罢了，就怕找了他去质问：你说“兵临城下”是什么兵？是法国军队吗？一怒之下，指名严劾，安上他一个危言惑众、动摇民心士气的罪名，起码也是一个革职的处分。
于是有人便乱以他语：“玉大哥、玉大哥，今宵只可谈风月，喝酒，喝酒。”
王桂还想再说，作主人的张凤池见机，大声说道：“玉大哥的黑头、黄钟仲吕，可以醒酒，来，来，来一段让我们饱饱耳福。”
“对！”有人附和：“听玉大哥唱黑头，真是痛快淋漓。快，快，‘场面’呢？”
文场、武场都现成，很快地摆设好了，“乌师”请示唱什么，张凤池便说，“玉大哥最拿手的是《探阴山》跟《上天台》。我看先上天台，后探阴山吧！”
“不！”玉桂答说：“今天我反串，唱‘胡子’，来段《斩谡》。”
等打鼓佬下鼓糙领起胡琴，过门一到，玉桂变了主意，“我还是唱《上天台》吧.”他说。
原来玉桂编了一段辙儿，想骂左宗棠如失街亭的那个蜀中大将，“言过其言，终无大用”，但想想身居客地，而左宗棠到底是年高位尊，过于嚣张，实在也不很相宜，所以不为已甚。
这些情形看在胡雪岩眼中颇有感触，回想当年左宗棠意气风发，连曾国藩都不能不让他几分，哪知如今老境颓唐，为人如此轻视，这样转着念头，一面为左宗棠悲哀，一面也不免兴起急流勇退的念头。
在江宁已经十天了，左宗棠始终没有派人来请他去见面。由于他事先有话，胡雪岩不便再去求见，只有托熟人去打听。但始终不得要领。
好不容易左宗棠来请了，一见面倒没有废话，开门见山地说：“雪岩，陕甘那面我另有部署，你把转运局的官款，拨二十五万出来。”
这笔款子自然是拨给王德榜的，不加商量，直接交代，胡雪岩除了唯唯称是以外，别无话说。
“这笔钱能不能在这里拨？”左宗棠问。
“大人要在哪里拨就哪里拨！”
“好，就在这里拨好了。你替王阆青立个折子。”
“是。”
“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一直在候大人的命，既然有了交代，我想明天就走。”
“对了，你要回去办喜事？”左宗棠问：“令爱出阁，我已经告诉他们备贺札了。你我是患难之交，我不能去喝喜酒，中心未免歉然。”
“大人言重了。”
“我想再送点什么别致的贺礼。雪岩，你倒替我想想，不必客气。”
“是。”胡雪岩想了一下说，“如果有大人亲笔的一副喜联，那就真的是蓬荜生辉了。”
“这是小事。”左宗棠答说：“不过今天可来不及了，反正喜期以前，一定会送到。”
“大人公务太忙，我这个实在算是非分之求。既蒙大人许了，我把喜堂最上面的位置留下来了。”
这是变相的坚约，左宗棠不可言而无信，否则喜堂正面，空着两块不好看。左宗棠理会得这层意思，便喊一声：“来啊！”
“喳！”
厅上一呼，廊下百诺，进来一名亮蓝顶子的材官，站在他身旁待命。“胡大人的小姐出阁，我许了送一副喜联，你只要看我稍为闲一点儿，就提醒我这件事，免得失礼。”左宗棠又说：“你要不断提醒我。”
“是。”
“好！就这么说了。”左宗棠又问，“你是先到上海？”
“是的。”
“有什么事要我替你招呼？”
胡雪岩心里不放心的是，那笔到期还本的洋债，为限已近，但看宓本常并无信来，谅想已经办妥，就不必再请左宗棠费事了。
“等有事再来求大人。”
“好！”左宗棠说：“这回你来，我连请你吃顿饭的工夫都抽不出来，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大人太客气了。”胡雪岩问：“不知道大人在上海、在杭州，有什么委办的事没有？”
左宗棠想了一下说：“就是王阆青的那四千支枪。
“这件事，我一定办妥当。”
“别的就没有了。”左宗棠说：“就要你那句话，想起来再托你。”
胡雪岩告辞而去，又重重地托了那些材官，务必提醒喜联那件事。当然，少不得还有一个上写“别敬”的红包奉送。
一到上海，胡雪岩才失悔在江宁荒废的日子太多了。上海也仿佛变了一个样子，其所谓市面萧条，熟人一见了面，不是打听战事，就是相询何处避难最好？这些情形在江宁是见不到的。
做钱庄最怕遇到这样局势，谣言满天，人心惶惶。而且遇到这种时候，有钱的人都相信手握现款是最妥当的事，因此，钱庄由于存款只提不存，周转不灵而倒闭的，已经有好几家。阜康是块金字招牌，所受的影响比较小，但暗中另有危机，只是宓本常守口如瓶，不让胡雪岩知道而已。
但即令如此，已使得胡雪岩大为头痛。首先是供应王德榜的四千支洋枪，转运局的库存仅得两千五，尚少一千五百支，需要现购，每支纹银十八两，连水脚约合三万两银子，这倒还是小事，伤脑筋的是，他在左宗棠面前，已经大包大揽地答应下来，如果交不足数，信用有关。
“小爷叔亦不必过分重视这件事，将来拿定单给左湘阴看就是了。”
“应春，”胡雪岩说：“我在左湘阴面前，说话从来没有打过折扣，而且，这回也只怕是最后一两回替他办差了，为人最要紧收缘结果，一直说话算话，到临了失一回信用，且不说左湘阴保不定会起疑心，以为我没有什么事要仰仗他，对他就不象从前那样子忠心，就是自己，也实在不大甘心，多年做出来的牌子，为这件小事砸掉。应春你倒替我想想，无论如何要帮我一个忙。”
办军火一向是古应春的事，从来也没有说过一句客气话，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无论如何要帮忙”的话，古应春心里当然也很不是味道。
他盘算了好一会说：“看看日本那方面有没有办法好想。如果有现成的货色，日子上还来得及，不过枪价就不能谈了。”
“枪价是小事，只要快。应春，你今天就去办。”
古应春依他的要求，奔走了两天，总算有了头绪，急于想要报告胡雪岩，哪知寻来寻去，到处扑空，但到得深夜，古应春正要归寝时，胡雪岩却又不速而至，气色显得有点不大正常。
“老爷只怕累坏了。”瑞香亲自来照料，一面端来一杯参汤，一面问道：“饿不饿？”
“饿是饿，吃不下。”
“你去想想看，”古应春交代，“弄点开胃的东西来消夜。”
等瑞香一走，胡雪岩问：“七姐呢？睡了？”
“是的。她睡得早。”
“那就不惊动她了。”胡雪岩又问：“听说你寻了我一天。”
“是啊！古应春很起劲地说：“我有好消息要告诉小爷叔，枪有着落了。”
“这好！”胡雪岩也很高兴，“是哪里弄来的？”
“日本。说起来很有意思，这批枪原来是要卖给法国人的。”
“那就更妙了，怎么个来龙去脉？”
原来法国仓卒出兵增援，要就地在东方补充一批枪支，找到日本一个军火商，有两千支枪可以出售。古应春多方探查，得到这么一个消息，托人打电报去问，愿出高价买一千五百支。回电讨价二十五两银子一支，另加水脚。
“那么，敲定了没有呢？”
“敲定了，照他的价钱，水脚归我们自理，已经电汇了一万银子去了。”
古应春又说：“半个月去上海交货。”
“二十五两就二十五两，总算了掉一桩心事。”
胡雪岩忽然问道：“应春，你有没有听说，老宓瞒住我私底下在做南北货？”
古应春稍一沉吟后说：“听是听说了，不晓得详细情形。”
“据说有一条船碰到法国人的水雷沉掉了，损失不轻。”
“损失不会大。”古应春答说：“总买了保险的。”
胡雪岩点点头，脸上是安慰的神情，“应春，”他问，“你看我要不要当面跟老宓说破？”
这一点关系很大，古应春不敢造次，过了好一会却反问一句：“小爷叔看呢？”
“只要风险不大，我觉得不说破比说破了好。俗话说的‘横竖横、拆牛棚’。一说破了，他索性放手大做，那一来，我就非换他不可！苦的是，找不到合适替手。”
接下来，胡雪岩谈他的另一个烦恼，应还洋商借款的第二期本金，期限即在十月底，宓本常是十月初就不断到上海道衙门去催问，所得的答复是：备省尚未汇到。及至胡雪岩一到上海，去拜访上海道邵友濂，答复如旧，不过邵友濂多了一句话：“老兄请放心，我尽力去催，期限前后，总可以催齐。”
“只能期前，不能期后。邵兄，你晓得的，洋人最讲信用。”
“我晓得，不过钱不在我手里，无可奈何。”邵友濂又说：“雪翁，五十万银子，在你算不了一回事，万一期前催不齐，你先垫一垫，不过吃亏几天利息。”
一句话将胡雪岩堵得开不出口，“他的话没有说错，我垫一垫当然无所谓，哪晓得偏偏就垫不出。”胡雪岩说：“不巧是巧，有苦难言。”
何为“不巧是巧”？古应春要多想一想才明白，不巧的事凑在一起，成为巧合，便是“不巧是巧”。细细想去，不巧的事实在很多，第一是市面不景气，银根极紧。第二是屯丝屯茧这件事，明知早成困局，力求摆脱，但阴借阳差，他的收买新式缫丝厂，为存货找出路的计划，始终未能成功，目前天津、上海都有存丝，但削价求售，亦无买主。第三是左宗棠先为协赈借了二十万银子，如今又要拨付王德榜二十五万两，虽说是转运局的官款，但总是少了一笔可调度的头寸。第四是十一月初五的吉期在即，场面大，开销多，至少还要预备二十万银子。最后就是窗本常私下借客户的名义，提取存款去做南北货生意，照古应春的估计，大概是十万银子左右。
“今天十月二十五了。这个月小建，到十一月初五，十天都不到。”胡雪岩说：“这笔头寸摆不平，怎能放心去办喜事。”
“小爷叔亦不必着急，到底只有五十万银子。再说，这又不是小爷叔私人的债务，总有办法可想的。”
“要想就要早想。”
古应春沉吟了一下说：“如今只有按部就班来，一面催上海道，一面自己来想法子调头寸，如果这两方面都不如意，还有最后一着，请汇丰展期，大不了贴利息。”
“这一层我也想到过，就怕人家也同邵筱村一样，来一句‘你先垫一垫好了’。我就没有话好说了。”
“不会的。洋人公私分明，公家欠的债，你们不会叫私人来垫的。如果他们真的说这样的话，小爷叔回他一句：‘我垫不如你垫，以前汇丰要放款给阜康，阜康不想用，还是用了，如今仍旧算阜康跟汇丰借好了。’看他怎么说。”
“这话倒也是。”胡雪岩深深点头。
“小爷叔愿意这样做，我就先同汇丰去说好了它。小爷叔不就可以放心了？”
“慢慢、慢慢！”胡雪岩连连摇手。
原来他有他的顾虑，因为请求展期，无异表示他连五十万银子都无法垫付。这话传出去，砸他的金字招牌，不但左宗棠对他的实力与手腕，会生怀疑，十一月初五那一天，盈门的贺客少不得会谈论这件事，喜事风光，亦将大为减色。
“我们先走第一步同第二步。”胡雪岩说：“第一步我来，第二步托你。”第一步就是到上海道衙门去催问，第二步“自己想法子来调度”。这一步无非督促宓本常去办。古应春因为有过去的芥蒂，不肯作此吃力不讨好，而且可能徒劳无功的事，因而面有难色。
“怎么样？”
“我想跟小爷叔调一调，头一步归我，第二步小爷叔自己来。”古应春说：“小爷叔催老宓，名正言顺，我来催老宓，他心里不舒服，不会买帐的。”
“也好。”胡雪岩说：“事情要快了。”
“我明天一早就去，上海道衙门我有熟人。”古应春说：“小爷叔明天中午来吃饭，听消息。”
“好。”胡雪岩说：“这几天我们早晚都要碰头。”
第二天中午，古应春带来一个极好的消息，各省协助的“西饷”，已快收齐了，最早的一笔，在十月初便已汇到。
“有这样的事！”胡雪岩大为困惑，“为啥邵筱村同我说一文钱都没有收到？你的消息哪里来的？”
“我有个同乡晚辈，早年我照应过他，他现在是上海道衙门电报房的领班。
“那就不错了！”胡雪岩既喜且怒，“邵筱村不晓得在打什么鬼主意？我要好好问他一问。”
“小爷叔不必如此。我想最好的办法是请左大人打个电报给邵筱村。”
原来古应春从他同乡晚辈中，另获有很机密的消息，说是李鸿章正在设法打击左宗棠，因而想到，邵友濂对胡雪岩有意留难，是别有用心。但这个消息，未经证实，告诉了胡雪岩，反而会生出是非，只有用左宗棠出面，措词严厉些，带着警告的意味，让邵友濂心生顾忌，在期限之前拨出这笔代收的款子，了却胡雪岩的责任，最为上策。
但胡雪岩又何从去了解他的用心，他仍旧是抱着在左宗棠面前要保持面子的用心。在江宁时，左宗棠原曾问过他，有什么事要他出面，意思就是指上海道代收“西饷”这件事，当时如说请他写封信催一催邵友濂，是很正常的回答，左宗棠不会想到别的地方去。已经回答没有什么事要他费心，而结果仍旧要他出面，这等于作了垫不出五十万银子的表示是一样的。
因此，他这样答说：“不必劳动他老人家了，既然各省都快到齐了，我去催他。”
胡雪岩一向沉得住气，这一次因为事多心烦，竟失去了耐性，气冲冲地去看邵友濂，门上回答：“邵大人视察制造局去了。”吃了个闭门羹，心中越发不快，回到制造局命文案师爷写信给邵友濂，措词很不客气，有点打官腔的味道，而且暗示，邵友濂如果不能如期付款，只好请左宗棠自己来料理了。
这封信送到江海关，立即转送邵友濂公馆，他看了自然有些紧张，因为“不怕官，只怕管”，自太平军被平息后，督抚权柄之重，为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左宗棠是现任的两江总督，如果指名严参，再有理也无法申诉，而况实际上确也收到了好几省的“西饷”，靳而不予，也是件说不过去的事。因此，他很不情愿地作了个决定，将已收到的“西饷”开单送交转运局，为数约四十万两，胡雪岩只需垫十万银子，便可保住他对洋人的信用。
但就在写好复信，正待发出之际，来了一个人，使得他的决定整个儿被推翻。
这个人便是盛宣怀，由于筹办电报局大功告成，不但成了李鸿章面前有数的红人，而且亦马结上了醇亲王的关系。此番是衔李鸿章之命，到上海跟邵友濂来商量，如何“救人”？
“救火”是盛宣怀形容挽救眼前局势的一个譬喻，这也是李鸿章的说法，他认为由越南危局引起的中法冲突，他有转危为安的办法，但主战派的行动，却如“纵火”，清流的高调，则是火上浇油。但如火势已灭，虽有助燃的油料，终无所用。意思就是打消了主战的行动，清流便不足畏。
那么，谁是“纵火”者呢？在李鸿章看，第一个就是左宗棠，第二个是彭玉麟。至于西南方面如云贵总督岑毓英等，自有办法可以控制，即使是彭玉麟，倘无左宗棠的支持，亦可设法让他知难而退。换句话说，擒贼擒玉，只要将左宗棠压制住，李鸿章就能掌握到整个局势，与法国交涉化干戈为玉帛。
“筱村兄，你不要看什么‘主战自强’、‘大奋天威’、‘同仇敌忾’，这些慷慨激昂的论调，高唱人云，这不过是听得见的声音，其实，听不见的声音，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声音，中堂如果不是有这些听不见的声音撑腰，他也犯不着跟湘阴作对一一湘阴老境颓唐，至多还有三、五年的富贵而已，何必容不得他？反过来说，如果容不得他，就一定有非去他不可的缘故在内。筱村兄，中堂的心事，你先要明白。”中堂是指李鸿章。
盛宣怀的词令最妙，他将李鸿章对左宗棠的态度，说得忠厚平和，一片恕词。但在邵友濂听来，是非常明白的，李、左之间已成势不两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了。
“是的。”邵友濂矍然警觉，“我明白。不过，我倒要请问，是哪些听不见的声音？”
“第一是当今大权独揽的慈禧皇太后，她辛苦了大半辈子，前两年又生了一场死去活来的大病，你想，五十岁的老太太，有几个不盼望过几年清闲日子的，她哪里要打什么仗？”
“既然大权独揽，她说个‘和’字，哪个敢不奉懿旨？”
“苦就苦在她什么话都好说，就是这个字说不出口。为啥呢？洪杨勘定大乱，从古以来，垂帘的太后，没有她这样的武功，哪里好向廷臣示弱。再说，清流的论调，又是如此嚣张，只好表面上也唱唱高调，实际上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懂了，这是说不出的苦。”邵友濂又问：“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当政的恭王，他一向主张跟洋人打交道，以和为贵，如今上了年纪，更谈不上什么雄心壮志了。”
“英法联军内犯，恭王主和，让亲贵骂他是‘汉奸’、难怪他不敢开口。可是，醇王一向主战，怎么也不作声呢？”
“这就是关键所在。如今的醇王，不是当年的醇王了，这几年洋人的坚甲利兵，”盛宣怀停下来笑一笑说：“说起来倒是受了湘阴的教，西征军事顺手，全靠枪炮厉害，这一点湘阴在京的时候，跟醇王谈得很详细。醇王现在完全赞成中堂的主张，‘师夷之长以制夷’，正在筹划一个辟旅顺为军港，大办海军的办法。醇王对这件事，热中得不得了，自然不愿‘小不忍而乱大谋’。”
“嗯！嗯！有这三位，中堂足足可以择善固执。”
“提到择善固执，还有个人不能忽略。筱村，你是出过洋的，你倒说说看，当今之世，论洋务人才，哪个是此中翘楚？”
“那当然是玉池老人。连曾侯办洋务都得向他请教。”
“玉池老人”是郭嵩焘自署的别号，“曾侯”指驻法钦差大臣曾纪泽。事实上不仅曾纪泽，连李鸿章办洋务亦得向他请教，因为李鸿章虽看得多，却不如郭嵩焘来得透彻，同时亦因为李鸿章虽然亦是翰林，而学问毕竟不如郭嵩焘，发一议，立一论，能够贯通古今中外而无扞格，以李鸿章的口才，来解说郭嵩焘的理论，便越觉得动听了。
“现在彭雪琴要请款招兵，王阆青已经在湖南招足了四千人，这就是湘阴派出去‘纵火’的人，一旦祸发，立刻就成燎原之势。中堂为此，着急得很，不说别的，只说法国军舰就在吴淞口外好了，人家已经亲口告诉中堂了，随时可以攻制造局，这是北洋的命脉之一，你想，中堂着急不着急。”
听得这话，邵友濂大吃一惊，他总以为中法如有冲突，不在广西，便在云南，如果进攻高昌庙的制造局，便是在上海作战，他是上海道，守土有责，岂不是要亲自上阵跟法国军队对垒。
转念到此心胆俱裂，结结巴巴地说：“上海也有这样的话，我总以为是谣言，哪知道人家亲口告诉了中堂，是真有这回事！”
“你也不要着急。”盛宣怀安慰他说：“人家也不是乱来的，只要你不动手，就不会乱挑衅，你要动手了，人家就会先发制人。”
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邵友濂立即答说：“无论如何不可让湘阴把这把火烧起来。放火要有放火的材料，没有美孚牌煤油、没有一划就来的火柴，火就放不起来。杏荪兄，你说是不是？”
“一点不错，这就叫釜底抽薪。”
“要釜底抽薪，只有一个办法。”邵友濂说：“煤油、火柴都在胡雪岩手里，没有胡雪岩，湘阴想放火也放下成。江宁官场都不大买湘阴的帐，他说出话去，多多少少要打折扣，只有一个人，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就是胡雪岩，譬如..”
譬如山东火灾助赈，江宁藩座无法支应，左宗棠向胡雪岩借银二十万，如响斯应，这一回王德榜募兵援越不但四千杆洋枪由胡雪岩筹划供给，补助路费亦雪岩负责等等，邵友濂举了好些实例。结论是要使得左宗棠“纵火”不成，非除去胡雪岩不可。
“本常，”胡雪岩指着邵友濂复他的信说：“你看了这封信就晓得了，人家说得很明白，各省的款子收齐了，马上送过来，限期以前，一定办妥当，误了期限，一切责任由他来负。他到底是上海道，说话算话，不要紧的。”
宓本常看完了信问：“洋人的限期是哪一天？”
“放宽十天，只要十一月初十以前付款，就不算违限。”
“呃，”宓本常说，“大先生预备啥辰光回杭州？”
这句话问得胡雪岩大为不悦，“十一月初五的好日子。”他说：“今天是十月二十九，你说我应该啥辰光动身回杭州？”
由水路回杭州，用小火轮拖带，至少也要三天，喜期以前，有许多繁文缛节，即便不必由他来料理主持，但必须由他出面来摆个样子，所以无论如何，第二天——十月底一定要动身。
宓本常碰了个钉子，不敢再多说一句，心里却七上八下，意乱如麻。但胡雪岩不知道他的心事，只看重在洋债的限期上。
“这件事我当然要预备好。”他说：“限期是十一月初十，我们现在亦不必催邵筱村，到了初五、六，你去一趟，看有多少银子先领了回来，照我估计，没有九成，也有八成，自己最多垫个十万两银子，事情就可以摆平了。”
“是的。”
“现在现款还有多少？”
问到这话，宓本常心里又是一跳。胡雪岩已经查过帐了，现款还有多少，他心里应该有数，如今提出来，不是明知故问？
这样想着，便忘了回答，胡雪岩便再催问一句：“多少？”
“呃！”宓本常说：“大先生不是看过帐了，总在四十万上下。”
全上海的存银不过一百万两，阜康独家就有四十万，岂能算少？不过胡雪岩也知道他挪用了一部分，心想，四十万虽不足，三十万应该是有的，垫上十万两银子还不足为忧。
话虽如此，也不妨再问一句：“如果调度不过来，你有什么打算？”
这话就问得怪了！宓本常心想，现银不足，自然是向“联号”调动，无所谓“打算”。他问这话，是否有言外之意？
一时不暇细想，只有先大包大揽敷衍了眼前再说，“不会调度不过来的。上海、汉口、杭州三十三处的收支情形，我都很清楚，垫十万银子，不算回事。”他又加了一句，“宁波两个号子，经常有十几万银子在那里。”
这是为了掩饰他利用客户的名义，挪用存款。“光棍一点就透”，胡雪岩认为他是在暗示，承认他挪用了十几万银子，必要时他会想法子补足。这样就更放心了。
但他不知道，市面上的谣言已很盛了；说胡雪岩摇摇欲坠，一说他跟洋人在丝茧上斗法，已经落了下风，上海虽无动静，但存在天津堆栈里的丝，贱价出售，尚无买主。
又一说便是应付洋债，到期无法清偿。这个传说，又分两种，一种是说，胡雪岩虽好面子，但周转不灵，无法如期交付，已请求洋人展限，尚在交涉之中；又一种说法是，上海道衙门已陆陆续续将各省协饷交付阜康，却为阜康的档手宓本常私下弥补了自己的亏空。
谣言必须有佐证才能取信于人，这佐证是个疑问：胡雪岩十一月初五嫁女儿，而他本人却一直逗留在上海，为什么？
为的是他的“头寸”摆不平。否则以胡雪岩的作风，老早就该回杭州去办喜事了。
这个说法，非常有力，因为人人都能看出这是件大出情理之外的事。但胡雪岩是“财神”，远近皆知，所以大家疑忧虽深，总还有一种想法，既名“财神”，自有他莫测的高深，且等着看一看再说。
看到什么时候呢？十月底，看胡雪岩过得了关，过不了关。
这些消息——一半假、一半真，似谣言非谣言的传言，大半是盛宣怀与邵友濂通过汇丰银行传出来的。因此众所瞩目的十月三十那天，有许多人到汇丰银行去打听消息，但更多的人是到阜康钱庄去察看动静。
“胡大先生在不在？”有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踉阜康的伙计说，“我来看胡大先生。”
“胡大先生回杭州了。”
“回杭州了？”
“是啊！胡府上十一月初办喜事，胡大先生当然要赶回去。”
“幄，既然如此，应该早就动身了啊！为啥..”
为啥？这一问谁也无法回答。那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便是盛宣怀所遣派的散播谣言的使者，他问别人说：胡雪岩看看事情不了，遁回杭州了。
于是当天下午就有人持着阜康的银票来兑现，第一个来的“凭票付银”五百两，说是要行聘礼，不但要现银，而且最好是刚出炉的“官宝”。阜康的伙计，一向对顾客很巴结，特为到库房里去要了十个簇新的大元宝，其中有几个还贴着红纸剪成的双喜，正就是喜事人家的存款。
第二个来兑现八百两，没有说理由，伙计也不能问理由，这也是常有的事，无足为奇，但第三个就不对了。
这个人是带了一辆板车、两个脚夫来的，交到柜上一共七张银票，总数两万一千四百两。象这样大笔兑现银，除非军营发恼，但都是事先有关照的。
伙计看苗头不对，赔着笑脸说：“请里面坐，吃杯茶，歇一歇。”
“好，好，费你的心。”说完，那人徐步走到客座，接受款待。
这时宓本常已接到报告，觉得事有蹊跷，便赶出来亲自接待，很客气地请教：“贵姓？”
“敝姓朱。请教！”
“我姓亦，宝盖下面一个必字。”宓本常说：“听说朱先生要兑现银？”
“是的。”
“两万多现银，就是一千两百多斤，大元宝四百多个，搬起来很不方便。”
宓本常又说：“阜康做生意，一向要为主顾打算妥当，不晓得朱先生要这笔现银啥用场，看看能不能汇到那里，或者照朱先生指定的数目，分开来换票，岂不是省事得多。”
“多谢关照。”姓朱的说：“这笔款子，有个无可奈何的用场，我不便奉告。总而言之，人家指定要现银，我就不能不照办。我也知道搬起来很笨重，所以带了车子带了人来的。”
话说到这样，至矣尽矣，宓本常如果再饶一句舌，就等于自己在金字招牌砍了一刀，所以喏喏连声，马上关照开库付银。
银子的式样很多，而两万多不是个小数目，也无法全付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大小拼凑，还要算成色，颇为费事。
银子是装了木箱的，开一箱，验一箱，算一箱，搬一箱，于是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到最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疑问：莫非阜康的票子都靠不住，所以人家才要提现？
等姓朱的一走，阜康则到了打烊的时候，上了排门吃夜饭。宓本常神情诅丧，食不下咽，勉强吃了半碗饭，站起身来，向几个重要的伙计招招手，到后面楼上他卧室中去密谈。
“我看要出鬼！”他问：“现银还有多少？”
“一万八千多，”管库的说。
“只有一万八千多？”宓本常又问，“应收应解的一共多少？”
于是拿总帐跟流水帐来看，应收的是外国银行的存款及各钱庄的票据，总共十五万六千多两，应付的只能算各联号通知的汇款，一共六万两左右，开出的银票，就无法计算了。
“这样子，今天要连夜去接头。都是大先生的事业，急难相扶。他们有多少现银，开个数目给我，要紧要慢的时候，请他们撑一撑腰。”
所谓“他们”，是指胡雪岩在上海所设的典当、丝行、茧行。阜康四个重要的伙计，奔走半夜情况大致都清楚了，能够集中的现银，不过十二万两。
宓本常将应收应付的帐目，重新仔细核算了一下，能够动用的现银，总数是二十三万两左右。
“应该是够了。”宓本常说：“只要不出鬼，就不要紧。”他突然想起大声喊道：“阿章，阿章！”
阿章是学徒中的头脑，快要出师了，一向经管阜康的杂务，已经上床了，复又被喊了起来说话。
“你‘大仙’供了没有？”
“供大仙是初二、十六，今天是月底。”
“提前供，提前供！现在就供。”
所谓“大仙”就是狐仙，初二、十六上供，一碗烧酒，十个白的蛋，酒是现成，蛋要上街去买。时已午夜，敲排门去买了蛋来，煮好上供，阿章上床已经两点钟了。
第二天在床上被人叫醒，来叫他的是他的师兄弟小毛，“阿章，阿章！”他气急败坏地说：“真的出鬼了！”
“你说啥？”
“你听！”
阿章侧耳静听了一下，除了市声以外，别无他异，不由得诧异地问：“你叫我听啥？”
“你听人声！”
说破了，果然，人声似乎比往日要嘈杂，但“人声”与“鬼”又何干？
“你们去看看，排门还没有卸，主顾已经在排长龙了。”
阿章一听，残余的睡意都吓得无影无踪了，急忙起来，匆匆洗把脸赶到店堂里，只见宓本常仰脸看着高悬在壁的自鸣钟。
钟上指着八点五十分，再有十分钟就要卸排门了，就这时只听宓本常顿一顿足说：“迟开不如早开，开！”
于是刚刚起床的阿章，即时参加工作，排门刚卸下一扇，人群如潮水般涌来，将他挤倒在地，阿章在叫：“要出人命了！要出人命了！”
幸而巡捕已经赶到，头裹红布的“印度阿三”，上海人虽说司空见惯，但警棍一场，还是有相当的弹压作用，数百顾客，总算仍旧排好长龙。巡捕中的小头目，上海人称之为“三道头”，进入阜康，操着山东腔的中国话问道：“谁是掌柜？”
“是我！”宓本常挺身而出。
“你开钱庄？”
“钱庄不是阿拉开的，不过归阿拉管。”
“只要是你管就好。快把银子搬出来，打发人家走路，免得把市面弄坏。”
“银子有的是。三道头，拜托你维持维持秩序，一个一个来。”
三道头点点头，朝柜台外面大声说道：“银子有的是，统通有，一个一个来！”
这一声喊，顾客又安静了些。伙计们都是预先受过叮嘱的，动作尽量放慢，有的拿存折来提存，需要结算利息，那一来就更慢了，站柜台的六个人，一个钟头只料理了四五十个客户，被提走的银子，不到一万，看样子局面可以稳住了。
到了近午时分，来了一个瘦小老者，打开手巾包，将一扣存折递进柜台，口中说道：“提十万。”
声音虽不高，但宓本常听来，恰如焦雷轰顶，急心亲自赶上来应付，先看折子户名，上写“馥记”二字，暗暗叫一声“不妙！”
“请问贵姓？”
“敝姓毛。”
“毛先生跟兆馥先生怎么称呼？”
“朋友。”
“幄。毛先生请里面坐。”
“也好。”
姓毛的徐步踏入客座，小徒弟茶烟伺候，等坐定了，宓本常问道：“毛先生是代兆馥先生来提十万银子？”
“是的。”
“不晓得在什么地方用，请毛先生吩咐下来，好打票子。”
“在本地用。”
“票子打几张？
姓毛的抬眼看了一下，慢吞吞地问道：“你是打哪里的票子？”
宓本常一慢，心想自然是打阜康的银票，他这样明知故问，必有缘故在内，因而便探问他说：“毛先生要打哪里的票子？”
“汇丰。”
宓本常心里又是一跳，汇丰的存款只有六万多，开十万的支票，要用别家的庄票去补足，按规定当天不能抵用，虽可情商通融，但苦于无法抽空，而且当此要紧关头，去向汇丰讨情面，风声一传，有损信用。
转念到此，心想与其向汇丰情商，何不舍远就近向姓毛的情商，“毛先生，”他说：“可不可以分开来开？”
“怎样分法？”
“一半汇丰、一半开本号的票子？”
姓毛的微微一笑，“不必了。”他说：“请你把存折还给我。”
宓本常心想，果不其然，是张兆馥耍花样，原来“馥记”便是张兆馥，此人做纱花生意，跟胡雪岩是朋友，宓本常也认识，有一回吃花酒，彼此都有了酒意，为一个姑娘转局，席面上闹得不大愉快。第二天宓本常酒醒以后，想起来大为不安，特意登门去赔不是，哪知张兆馥淡淡地答了一句：“我是你们东家的朋友，不必如此。”意思是不认他作朋友。如今派人上门来提存，自是不怀好意，不过何以要提又不提了，其中是何蹊跷，费人猜疑。
等将存折接到手，姓毛的说道：“你害我输了东道！”
“输了东道？”宓本常问道：“毛先生你同哪位赌东道？赌点啥？”
“自然是同张兆馥..”
姓毛的说，这天上午他与张兆馥在城隍庙西园吃茶，听说阜康挤兑，张兆馥说情势可危，姓毛的认为阜康是金字招牌，可保无虞。张兆馥便说阜康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只怕不足十万，不信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如果阜康能开出汇丰银行十万两的支票，他在长三堂子输一桌花酒，否则便是姓毛的作东。
糟糕到极点了！宓本常心想，晚上这一桌花酒吃下来，明天十里夷场上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传说：阜康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只得五万银子。
果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非力挽狂澜不可。宓本常左思右想，反复盘算，终于想到了一条路子，将上海道衙门应缴的协饷先去提了来，存在汇丰，作为阜康的头寸，明天有人来兑现提存，一律开汇丰的支票。
宓本常每回到上海道衙门去催款或打听消息，都找他的一个姓朱的同乡。这次一见面，姓朱的便问：“你怎么有工夫到这里来？”
宓本常愕然：“为什么我没有工夫？”他反问一句。
“听说阜康挤兑。”姓朱的说：“你不应该在店里照料吗？”
宓本常一惊，挤兑的消息已传到上海道衙门，催款的话就难说，但他的机变很快，心想正好用这件事来作借口，“挤兑是说得过分了，不过提存的人比平常多，是真的，这都是十月二十一的一道上谕，沿江戒严，大家要逃难的缘故。阜康的头寸充足，尽管来提，不要紧。”他紧接着又说：“不过，胡大先生临走交代，要预备一笔款子，垫还洋款，如今这笔款子没有办法如数预备了，要请你老兄同邵大人说一说，收到多少先拨过来，看差多少，我好筹划。”
“好！”姓朱的毫不迟疑地说：“你来得巧，我们东家刚到，我先替你
去说。”
宓本常满心欢喜，而且不免得意，自觉想出来的这一招很高明，哪知姓朱的很快地就回来了，脸上却有狐疑的神气。
“你请放心回去好了，这笔洋款初十到期，由这里直接拨付，阜康一文钱都不必垫。”
宓本常一听变色，虽只是一瞬间的事，姓朱的已看在眼里，越加重了他的疑心，“老宓，我倒问你句话，我们东家怪我，怎么不想一想，阜康现在挤兑，官款拨了过去，替你们填馅子，将来怎么交公帐。”他问，“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打算？”
宓本常哪里肯承认！连连摇手：“没有这话，没有这话！”
“真的？”
“当然真的，’我怎么会骗你。”
“我想想你也不会骗我，不然，你等于叫我来‘掮木梢’，就不象朋友了。”
这话在宓本常是刺心的，惟有赔着笑道谢，告辞出来，脚步都软了，仿佛阜康是油锅火山等着他去跳似的。
回到阜康，他是从“灶披间”的后面进去的，大门外人声鼎沸，闻之心惊，进门未几，有个姓杜的伙计拦住他说：“宓先生，你不要到前面去！”
“为啥？”
“刚才来了两个大户，一个要提二十五万、一个要提十八万，我说上海的头寸，这年把没有松过，我们档手调头寸去了，他说明天再来，你一露面，我这话就不灵了。”
山穷水尽的窗本常真有柳暗花明之乐，心想说老实话也是个搪塞法子，这姓社的人很能干，站柜台的伙计，以他为首，千斤重担他挑得动，不如就让他来挑一挑。
于是他想了一下说：“不错！你就用这话来应付，你说请他们放心，我们光是丝就值几百万银子，大家犯不着来挤兑。”
“我懂。”杜伙计说：“不过今天过去了，明天要有交代。”
“那两个大户明天再来，你说我亲自到宁波去提现款，要五天工夫。”宓本常又说：“我真的要到宁波去一趟，现在就动身。”
“要吃中饭了，吃了饭再走。”
“哪里还吃得下饭。”宓本常拍拍他的肩，“这里重重托你。等这个风潮过去了，我要在大先生面前好好保荐你。”
哪知道午后上门的客户更多了，大户也不比上午的两个好说话，人潮汹涌，群情愤慨，眼看要出事故，巡捕房派来的那个“三道头”追问宓本常何在？姓杜的只好说实话：“到宁波去了。”
“这里怎么办？”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有阿章说了句：“只好上排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