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肯让母亲和妻子知道他吐血的事。第二天他居然支持着到公司去办公。晚上睡得不好，精神相当差。仍旧是那单调的工作和纠缠不清的译文，周主任的厌恶的表情、吴科长的敌视的眼光和同事们的没有表情的面孔。他忍受着。他捱着时刻。他的心并不在纸上。他也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校出了多少错字。听见开饭的铃声，他放下笔，轻轻叹一口气，他仿佛就是一个遇赦的犯人。他的胃口还是不好，他吃得少，也不讲话。他觉得全桌的眼光都带着怜悯在看他，他不安起来。好容易放下碗，他又象得救似地嘘一口气，离开饭桌。他不敢看旁人，也没有谁理他。
他回到楼上，又在办公桌前坐下。他并不看校样。还没有到办公时间，他用不着多耗费他那有限的精力。他的眼光茫然地朝四处看。除了白茫茫的一片外，他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他疲倦，脑筋也较往日迟钝，眼皮渐渐地往下垂，头越来越重。他睡着了。
同事们的笑声惊醒了他。他连忙坐正。脑子里还装了一些古怪的影子。他从悲欢离合的梦中醒过来了。他还有一种怅惘的感觉。
办公时间近了。周主任和吴科长都不在，同事们高兴地讲着笑话。忽然一个同事提起战局，另一个同事跟着报告昨晚得到的消息。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日本人不停地向这里前进，没有人挡住他们。据说敌人已经到了宜山。
“报上都没有说，你知道！不会有这样快！”汪文宣暗暗地驳斥道，但是他只敢在心里说。
“不见得罢。怎么你的消息倒这样灵通？报上还说这两天前方战况很好，”小潘插嘴说。
“你相信报纸？你晓得报上每天有多少检查扣掉的新闻？”那个消息灵通的同事反驳道。
“是啊，这两天情形的确不妙，我有个亲戚在贵阳住家四年了，现在也要把全家搬过来，”另一个同事说。
“这算什么！我有个朋友已经定了飞机票就要搬家到兰州去罗。要逃索性彻底一点，”又一个同事说。
“所以我们公司要搬兰州，这就是彻底啊，”消息灵通的同事说。
“你去吗？”小潘问道。
“我去？恐怕公司不会要我们这班小职员去罢。你还存这个希望吗？”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其实这个同事不能算是小职员，他是出版科的科员，进公司时间久，底薪也比汪文宣的高得多。
“不要我们，总得发一笔遣散费。多支三个月薪水也好，”小潘满不在乎地说。
“三个月？我看至多也不过两个月。拿到那一点钱有什么用？逃难不够用；不逃难更不够用。况且这种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机关——”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到这里，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连忙咽下以后的话，同时做出一个可笑的怪相。
周主任来了。整个楼面立刻静下来。小潘也悄悄地回到楼下去。下半夭的工作开始了。
汪文宣不出声息地坐在办公桌前。他觉得自己还是在梦中。他的眼睛看不见面前摊开的校样。同事们的谈话占据了他的整个脑子。逃难，……遣散，……这不就是他的毁灭吗？还有他的家庭。……湘桂撤退的惨剧，他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一切……他又是一个这么不中用的人！……要是真的到了那一天……？他一身发冷。他不敢再往下想，却又不能制止自己。他越想，心越乱。他翻过了两张校样，却没有把一个字装进脑子里去。工作，他已经不关心了。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他也不再关心了。他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毁灭！他被人宣告了死刑。他没有上诉的心思。
他昏昏沉沉地过了半点钟光景。他觉得周身不舒服，头忽然发起烧来。头有点晕。几分钟，十几分钟，半点钟，一点钟以后，热度还没有退。“一定是肺病，我昨晚还吐过血！”他断定道。“没有关系，我反正要死。”他安慰自己。心稍稍安定了。他不再象先前那样地害怕了。他却另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我死，我一个人死，多寂寞啊，”他想着，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中，抱着母亲，抱着妻，抱着小宣痛哭一场。
到下班的时候，他已经不发烧了。他觉得精神稍微好一点，慢慢地走回家去。
母亲在家里煮好饭等待他。她用慈爱的调子同他谈话，问他这一天的工作情形。吃饭的时候，母亲谈起树生，又发了一通牢骚。他唯唯地应着，他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同时又觉得树生并没有错。
“晚饭她既然不在行里吃，就应该回家来吃。你亲眼看见的，她一个月有几天在家？不是去找情人还有什么事！”母亲收抬饭碗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这样地直说了。
他不作声。他不相信母亲的话。但是母亲的话使他痛苦。永远是这样的控诉，仇视。“为什么不让我安静？既然你爱我，为什么不也爱她呢？你知道我多么离不开她！”他想道。但是他不敢把这答话说出来。“离不开她”四个字伤了他自己，使他感到寂寞。寂寞中又夹杂了一点焦急不安。他默默地站起来，轻轻咬着嘴唇，在屋子里走了几步。
“你没有事，要不要去看电影？我们究竟是读书人，再穷也该有娱乐啊，”母亲做完事情，过来对他说。
“我累得很，不想出去了，”他懒懒地答道。过了半晌，他又带着苦笑加上两句：“现在读书人是下等人了。看电影看戏，只有那班做黑货白货①生意的人才花得起钱。”
①黑货：指鸦片烟；白货：指大米。
树生推开门进来。
“你吃过饭吗？”他惊喜地问道。
“吃过了，”她含笑地答道：“我本来想赶回家吃饭的，可是一个女同事一定要请客，不放我回来。今天行里出了一件很有趣的事，等一会儿告诉你。”
“她笑得多灿烂，声音多清脆！”他想道。可是母亲只含糊地应一声，就走进小屋去了。
她换衣服和鞋子的时候，电灯忽然灭了。他慌忙地找寻火柴点蜡烛。
“这个地方真讨厌，总是停电，”她在黑暗中抱怨道。
蜡烛点燃后只发出摇曳的微光。满屋子都是黑影。他还立在方桌前。她走过来，靠着方桌的一面坐下。她自语般地说：“我就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
他默默地侧过头埋下眼光看她。过了几分钟，她忽然抬起头望着他，说：“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
“我怕你累，你休息一会儿罢，”他勉强做出笑容答道。
她摇摇头：“我不累，行里工作不重，我们又比较自由，主任近来对我很好，同事们都不错。就是——”她停顿一下，忽然改变了语调，皱了一下眉头。“我在外面，常常想到家里。可是回到家里来，我总觉得冷，觉得寂寞，觉得心里空虚。你近来也不肯跟我多讲话。”
“不是我不肯讲话，我怕你精神不好，”他惶恐地分辩道。这不是真话，事实是：他害怕讲多了会使她不高兴，并且每天他和她见面的时候并不多。
“你真是‘老好人’！”她带笑地责备道。“我一天精神好得很，比你好得多，你还担心我！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常常想到别人却忘了你自己。”
“不，我也想到自己，”他笨拙地辩道。
母亲的房里没有声息，烛光摇晃得厉害，屋角的黑影比先前更浓。从二楼送来一个小孩的咳嗽声和哭声。窗外索索地下起小雨来。
“我们打两盘bridge罢，”她忽然站起来，兴奋地提议道。
他很倦，他不想玩“桥牌”。可是他立刻答应了，并且去把纸牌拿来，放到方桌上。他坐下来洗牌发牌。
他看得出来她的兴致愈来愈差。他自己对玩牌更少兴趣。刚玩了两副，她忽然厌倦地站起来说。“不打了，两个人打没有趣味。而且看不清楚。”
他默默地把纸牌放进盒子里，低声叹了一口气。他注意到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流了一大滩在方桌上。他找着剪刀，把烛芯剪短了。
“宣，我真佩服你，”她站在方桌前看他做着这一切，忽然用激动的声音说。他惊讶地抬头望着她，不明白她的意思。“你真能忍耐，什么你都受得了，”她带着抱怨的调子继续说。
“不忍受又有什么办法？”他带着凄凉的微笑答道。
“那么你预备忍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我烦得很。宣，你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过这种生活？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过得好一点？”
“我想，总有一天，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
她不等他说完，便摆了摆手打断他的话头：“我不要再听抗战胜利的话。要等到抗战胜利恐怕我已经老了，死了。现在我再没有什么理想，我活着的时候我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她激动地甚至带点气愤地说。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过了半晌他才吐出一句话：“这要怪我没有出息。”这句话是用痛苦和抱歉的调子说出来的。
“怪你有什么用？只怪我当初瞎了眼睛，”她烦躁地说。话刚出口，她的心就软了，但是她要咽住话已经来不及了。每个字象一根针似地刺进他的心。他捧着头，默默地用他的十根手指抓他的头发。她连忙走到他的身旁，温柔地说：“原谅我，我的心乱得很。”她把他的右手从头上拿下来，紧紧地捏在自己的两只手里，捏了许久。她忽然觉得一阵心酸，便放开了它，走到窗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