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第二十八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符朗《晋书》作“苻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盖模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
何以言之？盖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为别。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丞相。而谯周撰《古史考》，一脱“考”字。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集内“杀”多作“煞”。其大夫李斯”。夫一脱此三字。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
如金行握纪，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无彼此之异，而干宝撰《晋纪》，至于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或作“但”。疑当作“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狄灭二国，君死城屠；齐桓行霸，兴亡继绝。《左传》云：“邢迁如归，卫国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旧物也。如孙皓暴虐，人不聊生，晋师是讨，后予相怨。而于宝《晋纪》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岂江外安一作“被”。典午之善政，同归命之未灭乎？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春秋诸国，皆用夏正；原音：征。鲁以行一作“用”。天子礼乐，故独用周家正朔。至如书“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
原注：考《竹书纪年》始达此义。而自古说《春秋》者，皆妄为解释也。如曹、马受命，躬为帝王，非是以诸侯守藩，行天子班历。而孙盛《魏》、《晋》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传》并兴，各释经义。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旧作“其”。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且《史》、《汉》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至传内有呼字处，则于传首不据文义刊正详。旧作“已”，非。如《汉书。李陵传》称陇西任立政，此下当有“至匈奴招陵”五字，脱简也。“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夫上下不言立政之字，而辄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从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书》于《伊娄穆传》首云“伊娄穆字奴干”，既而续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夫上书其字，而下复曰字，岂是事从简易，文去重复者邪？以此而拟《汉书》，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昔一本误多“谢承”二字。《家语》有云：“苍梧人娶妻而美，以让其兄，虽一多“则”字，一多“其”字。为让，非让道也。”又扬子《法言》曰：“士一脱“士”字。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质非也。如向之诸子，所拟古作，其殆苍梧之让，姓孔一有“而”字。字仲尼者欤？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一作“民”。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世之述者，锐志于恐“矜”字之讹。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一无“而”字。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何则？其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熔铸之象物，以此而似也。一作“彼”。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木相会，义理玄一作“互”。同，若斯而已。亦犹孔父贱为匹夫，栖皇旧作“惶”。放逐，而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处南面之尊，然后谓之连类者哉！
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盖君父见害，臣子所耻，义当略说，不忍斥言。
故《左传》叙恒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旧脱一“公”字。薨于车”。
桓十八。如干宝《晋纪》叙愍帝殁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以此而拟《左氏》，旧多“又”字。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郑获楚钟议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钟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虏临江，太子劭使力土排徐湛、二字疑衍。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其后三年，肩旧衍“徐”字。江湛旧无“湛”字。为元凶所杀事。以此而拟《左氏》，亦一作“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后互举，则观者自知。如《左传》上言羊斟，则下曰叔牂；一作“子减”，一止作“臧”，并误。前称子产，则次见国当作“曰”。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旧误作“有”。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左氏》与《论语》，忽添《论语》，是古文参错处。有叙人酬对，苟非烦词积句，但是往复唯诺而已，则连续而说，去其“对曰”、“问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问张畅，“卿何姓？”曰“姓张。”“张长史乎？”以此而拟《左氏》、《论语》，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四字通泛，恐有误。功业不书，见于应对，附彰其美。如《左传》称楚武王欲伐随，旧误作“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桓六。至萧方等一脱“等”字。《三十国春秋》说朝廷闻慕容俊死，曰：“中原可图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忧方大！”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将叙其事，必预张其本，弥缝混说，无取睠与“眷”通，回顾之义。言。如《左传》称叔辄闻日蚀而哭，昭子曰：“子一脱“子”字。叔其将死乎？”秋八月，叔辄卒。昭二十一。至王劭《齐志》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占者曰：“其为幽州乎？”秋七月，拜为幽州刺史。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至如叙晋败于邲，先济者赏，而云：“上当作“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宣十二。夫不言攀舟恐脱“扰”字。乱，以刃断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则读者自睹其事矣。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夫不言奋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之所以致讥于鲁矣，有叶公好龙之喻也。袁山松云：“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夫拟古而不类，此乃难之极者，何为独阙其目乎？呜呼！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后来明达，其鉴之哉！ 书事第二十九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木力技艺殊异则书之。”干宝释语，不必与五志分贴。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三科，以补五志也，亦不与后文关贴。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但自一无“自”字。古作者，鲜能无病。苟书而不法，则何以示后？盖班固之讥司马迁也，“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此其所失也。”讥马贬班，引用成语，以见作史最易招驳。勿粘看。寻班、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弹射，递相疮痏.夫虽自卜者审，而自见为难，可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犹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节中作顿挫。苟目或讹作“自”。前哲之指踪，校从来之所失，若王沈、孙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其说散见诸篇之中。此其大较也。必伸以纠摘，穷其负累，虽擢发而数，庸可尽邪！子曰：“于予何诛？”于此一无“此”字。数家见之矣。
抑又闻之，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若存若亡，最圆活。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江使返璧于秦皇，圯桥授书于汉相，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节中顿挫。而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非关军国兴亡者。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槃亦作“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
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节中顿挫。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一作“槃”。谑小辩，嗤鄙异闻，在小说家，可无讥也。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
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驯而滥入国史矣。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一作“槃”。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
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榷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至如凤皇来仪，嘉禾入献，秦得若雉，鲁获如麕。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爱及近古则不然。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或作“祥”。弥多，政逾劣而样或作“瑞”。逾盛。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而为丰；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而史官征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其烦一也。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擅雄伯，自相君臣。一作“长”。《经》书某使来聘，某君来朝者，盖明和好所通，盛疑“威”字之讹。德所及。此皆国之大事，不可阙如。而自《史》、《汉》已还，相承继作。至于呼韩入侍，肃慎来庭，如此之流，书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会京师，必也书之本纪，则异乎《春秋》之义。原注：若《汉书》载楚王嚣等来朝，《宋书》载檀道济等来朝之类是也。夫臣谒其君，子觐其父，抑惟恒亦作“常”。理，非复异闻。载之简策，一何辞费？其烦二也。
若乃一作“乃若”。百职一作“辟”，非。迁除，千官黜免，其可以书名本纪者，盖推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编丞相、大夫；东观著书，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禄，莫不备书。且一人之身，兼顶数职，或加其号而阙其位，或无其实而有其名。《南》、《北》诸史以后，大抵皆然。赞唱为之口劳，题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牍，夫何足观？其烦三也。
夫人之有传也，盖唯书其邑里而已。其有开国承家，世禄不坠，积仁累德，良弓无改，项籍之先世为楚将，《史记。项羽本纪》。石建之后廉谨相承，《史记。万石君传》。此则其事尤异，略书于传可也。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声不著于一乡，行无闻于十室，而一无“而”字。乃叙其名位，一二或作“一一”。无遗。此实家谍，非关国史。其烦四也。
于是考兹四事，以观今疑当作“近”。古，足验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人之准的也。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谓矣。
亦有言或可记，功或可书，而纪一作“记”。阙其文，传亡其事者。何则？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间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圣也，访诸郯子，始闻少皞之官；叔向之贤也，询彼国侨，载辨黄能一作“熊”。之祟。
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获传；见后篇元凯注。或五羖大夫，假赵良而见识。
《商君列传》。则知当时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虞、夏、商、周春秋梼杌之记，其所缺略者多矣。
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经》而有残，一作“殊”。马迁所书，比《三传》而多别，裴松补陈寿之阙，谢绰拾沈约之遗，斯又言满五车，事逾三箧者矣。
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推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人物第三十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
观夫文籍肇创，史有《尚书》，知远疏通，网罗历代。至如有虞进贤，时宗元凯；夏氏中微，国传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飞廉、恶来；周之兴也，实有散宜、闳夭。若斯人者，或为恶纵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积德，其名盖世。虽时淳俗质，言约义简，此而不载，阙孰甚焉。
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种，鲁之曹沫、公仪休，齐之宁戚、田穰苴，斯并命代亦作“世”。大才，挺生杰出。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此而不书，无乃太简。 又子长著《史记》也，驰骛穷古今，上下数千载。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浩，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其言与《探赜》篇不相顾。既而孟坚勒成《汉书》，牢笼一代，至于人伦大事，亦云备矣。其间若薄昭、杨仆、颜驷、史岑之徒，其一脱“其”字。事所以见遗者，盖略小而存大耳。夫虽逐麋之犬，不复顾兔，而鸡肋是弃，能无惜乎？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此则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概不足，此则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
裴几原删略宋史，时称简要。至如张袆阴受君命，戕贼零陵，乃守旧作“宗”，道一作“通”。不移，饮鸩而绝。虽古之鉏麑义烈，宣二。何以加诸？鲍昭文宗学府，驰名海内，方于汉代褒、朔之流。事皆阙如，何以申其褒奖？
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一有“有”字。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 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一无“明主”二字。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即其义也。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纪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一本此三句中“干”作“千”，无“乱”字、“灭”字。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
但近史所刊，有异于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抑又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若《汉》传之有傅宽、靳歙，《蜀志》之有许慈，《宋书》之虞丘进，《魏史》之王宪，若斯数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见识，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责其谱状，征其爵里，课虚成有，裁为列传，不亦烦乎？
语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故贤良可记，而简牍无闻，斯乃察所不该，谓明不能遍。理无足咎。至若愚智毕载，妍媸靡择，此则燕石妄珍，齐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
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