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贾宝玉又是彻底的寄生虫、废物。贾母自称老废物或有自谦，贾宝玉却的确是一个小废物。不论从历史的、社会的、家族的角度看，从实践的、行动的、实用的观点看，贾宝玉一无用处。他不会劳动也不会剥削。他不会赚钱也不会用钱。不会创业、不会守业、甚至也不会弄权仗势逞威风。他不能真正行善也不能作恶。他不懂事业不管家业不需要也不思虑职业又决不治学。他能写几首诗却绝非追求文学。他干脆没有什么追求没有什么信念，不相信任何说教却又拿不出自己的一套取代。说他全无信念因而得过且过玩世不恭及时行乐吧，他又博爱多劳（鲁迅语）烦恼众多无事而忙纠缠不休。他身上毫无男子汉气。在历史上社会上家族中他实际上没有位置不是角色。他没有任何人生的使命。
因此，总的来说，贾宝玉是一个消极的形象，悲剧的形象。他也是一种“多余的人”而与旧俄罗斯的多余人不同。他也是一种“局外人”“逍遥派”而与加缪的局外人与我们的“文革”中的逍遥派不同。他也是一种忙忙叨叨的孤独者、智慧苦果的咀嚼者，而与例如易卜生笔下的人物不同。他也是一种能言语而不能行动的人而与罗亭不同。他甚至也是一种堂吉诃德（如他的祭金钏、探晴雯的壮举与对龄官的爱慕）当然与塞万提斯笔下的毛驴骑士不同并兼有不同于未庄的阿q的阿q味道。他多少有些性变态却又与当今的同性恋者有同有不同。他是一个殉情者但与一切鸳鸯蝴蝶的殉情者不同当然也与少年维特不同。总之这是一个独特的中国的文学典型，是一个既不离奇更不一般的独特角色。
第三，贾宝玉是民族的、历史的、社会的、阶级的与文化的产物，是一个非常具体非常真实的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入世的人。他是他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与个人的生活环境——大观园的产物。他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都洋溢着流露着民族的味儿，封建没落公子哥儿的味儿，中华文化中华艺文的味儿，他始终没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他的时代他的民族他的种姓他的家庭圈子。但他似乎又多了几分超脱，向往超脱，向往出世，来自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去向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自然之子，石头之变，“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后和尚捧玉而做的赞语）。在这个活生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典型身上，多了一种大自然的、原生的、超经验的、普泛的即与人类与生命俱来俱存的忧乐情思。这样，他是社会的阶级的典型却又是自然的人性的典型；他是民族的文化的典型却又是人类的生命的典型；他是现实主义的典型却不无超现实的色彩。尤其是他脖子上的那块玉的来历与身份始终使之与众不同，与现实人物有所不同，使之亦人亦石亦玉亦僧亦道亦神（瑛）亦仙（警幻），对他研究起来既困难又有趣。
第四，我们需要的是对贾宝玉这一形象乃至对《红楼梦》全书进行更加全方位的研究，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与文化学的研究，需要进行现实主义的文学的与象征的、神话的、符号学的研究。需要全面考虑贾宝玉的生动性与丰富性，需要从贾宝玉的实际、实在出发，知其人而论其事。需要把他吃得更透更准更如实、更有虚。
呜呼，评红者多矣，评宝玉者亦多矣，而《红楼梦》评不完，贾宝玉评不完。贾宝玉不是一个思想的形象概念的形象而是一个感情的形象心灵的形象。用思想概念追踪解说评议感情与心灵，十分不易。形象大于思想乎？这也要看是怎样的思想与怎样的形象。贾宝玉大于贾宝玉论包括笔者这篇“论”，这倒是无需论证的事实。二百几十年前的贾宝玉的生动丰富的形象摆在这里，评者（包括笔者）就找不到与之相称的生动与丰富的思想——议论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更进步、更崇高、更广博一些，更不带先入为主的见解地去理解他、体会他、分析他、“审判”他吗？难道我们不能从这一文学人物典型获得更多的感慨、体味与更加“聪明灵秀”得多、恢宏宽阔得多的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