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谓宝玉的这些悲哀正是他的悟性所在、“慧”根所在，使他容易接受容易悟解老庄、佛禅的偏重于虚无的哲学思想。确实，第二十一回描写宝玉读《南华经》，“意趣洋洋，提笔续曰：‘焚花散麝……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然后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宝玉因陷于黛玉与湘云的夹攻中而又想起“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上，有‘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盗’……”，宝玉还对袭人说：“什么是‘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谈及此句，不觉泪下。”宝玉遂“立占一偈”，填词《寄生草》。宝玉的这种思想状况，确实便于《红楼梦》作者在他的身上寄托自己的确是受了佛老思想影响的种种情思。
但总的来说，还不能说宝玉是属于佛老一派。不能认定宝玉的思想可以归纳于道家禅佛。与其像上面那样说，不如说宝玉的思想感情中有一种通向佛老哲学的契机。哀聚散也好，哀青老也好，哀爱怨也好，哀生死也好，都不是佛老，因为佛老追求的恰恰是对这种“哀”的摒弃、超越、解脱。如果真正做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做到“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徬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安所困苦哉”（《庄子·逍遥游》），如果真正做到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根本否认此岸此生的一切的实在性，如果真正又佛禅又老庄，宝玉何至于那样狼狈那样悲哀那样无事忙那样痛苦？
宝玉的思想感情中有一种通向佛老的契机，或者换一种说法：宝玉的思想感情处于“前佛老”的状态。宝玉并不喜欢进行哲学的思辨，并不热衷于修行或学习佛老，袭人还指出宝玉常常“毁僧谤道”（第二十一回），宝玉不是哲学家思想家，而且笔者要补充一句，曹雪芹也不是哲学家思想家，《红楼梦》的贡献不在于论证了或丰富了佛老哲学或任何别的哲学，而在于它很好地写出了这种原生的“前佛老”情思。所以，胡适批评曹雪芹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也许是对的，从而得出“《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的结论却大谬不然了，就此，笔者将专文论述，这里暂不详述。宝玉的这些思想感情来自他自己的性情，他自己的处境，来自他直接面对的春夏秋冬、荣宁府大观园、贾府众主奴特别是那些吸引着他、折服着他、陶醉着他、愉悦着他、感慨着他时而又夹攻着他征讨着他折磨着他撕裂着他的女孩子的悲欢与遭际，来自活跃在他的青春的俊秀的身体内的种种爱欲、追求、生命活力与聪明灵秀。与其说他的情思来自佛老，不如说是来自“老天赋予的情性”。他的情思慨叹，既是独特的、“专利”的，又是普泛的、人类的。他可以从例如《南华经》、“道书禅机”中取得某种自我体认、自我表述上的启示，主要是语言符号与方式上的启示，但是，他完全没有形成一种哲学或主义也谈不上接受了某种哲学和主义。所以，第二十二回宝玉占偈、填词后，被黛玉宝钗等一通诘问，“自己想了一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怪哉，参禅论道不是自求超越解脱自由自在，反而成了自寻苦恼（王注）——然后声明：“谁又参禅，不过一时顽话罢了。”
宝玉从此放弃了禅道了吗？却也未必。在贾府，他不喜欢追求“仕途经济”，却又不能郑重公开地追求任何带有异端色彩的理论学说，顽话云云，既有退让之意，又有保护色的自我掩饰之心，甚至在黛玉宝钗面前也不能更深入更认真地讨论一下诸如世界观人生观之类的问题，因为一讨论这类问题就有不可逾越的正统观念挡在那里，这不也是很悲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