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春关于大观园中两件事和四则改革意见的核心是以实行承包制来开源节流。20世纪70年代的那次评红运动中，有些人嘲讽探春在大观园中“搞改良主义”。那个年代，中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除了极少数几个人敢于提出类似承包制的思想外，都在苦苦探索如何使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而在18世纪中期，曹雪芹已经通过探春之口，将承包制的思想提了出来，这即使在当时的欧洲也是很先进的。在探春的那些话中，我们很容易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流行起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定人定岗”、“除了上缴的，都是自己的”，“富了国家集体，也富了自己”、“双赢”等等的影子。探春果然有所“探”索！此名不虚。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对其他人物的议论，是曹雪芹塑造艺术形象的一个常用的手法。它既可以节省笔墨，又使这种评论带有个性化色彩，比直接由作者出面说话容易令人接受。当然，读者也需要注意，这种某个人物对另一个人物的评论，由于受到话语主体身份的局限——认识、利害等——有时往往带有自身文化素养与观察角度的局限，未必完整和正确。比如六十五回兴儿对外来的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点评就限于没有接触机会，连名字都拿不准叫什么。不过他对探春的评论却说到点子上：“三姑娘的诨名是‘玫瑰花’，……又红又香，无人不爱的，只是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养的，‘老鸹窝里出凤凰’。”这就把探春的漂亮、能干、厉害和庶出都准确地概括出来了，而且有下层社会人物语言的特点。小说中王熙凤对各色人等的评论基本上都正确，而且绝大多数都相当精彩。王熙凤是个极有眼力的人，在听平儿说探春如何处理那些婆子媳妇来请示的事后，连声赞叹道：“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她不错……将来不知那个没造化的挑庶正误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王熙凤这话可谓知人之论，也显示出她观念上确有比一般人先进之处，她重能力不重出身。我们有些人至今只看重这“士”那“士”，对至关重要的能不能“干事”倒忽视了，一些人也热衷于拿这“士”那“士”，不在提高自己的能力上下苦功，凤姐之论实在值得深思。
抄检大观园时探春的出色表现，是曹雪芹在塑造这个艺术形象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探春“命众丫鬟秉烛开门而待”于先，将箱柜奁盒包袱等“若大若小之物一齐打开”于后；既而纵论“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最后飞起一掌，扇得“狗仗人势”的王善保家的脸面丢尽而结束。好一个探春，讲得深刻，打得漂亮！胆识非凡，果真不负曹雪芹“才自精明志自高”的超群赞语。“大族灭亡”首先在于自身的腐败，外部原因是第二位的，多么符合“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的哲学名言！除了个别例外，如贾雨村对冷子兴大谈正邪二气，黛玉、宝钗偶尔说话有点理论色彩，整个《红楼梦》有思想没有理论。曹雪芹的许多超前意识和充满睿智的思想，都是通过人物活动以符合人物身份修养的个性化语言表现出来的，其深刻性决不下于任何理论，而由于其通俗生动，更容易为读者接受。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探春之所以敢于毫不犹豫地飞掌扇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也是出于这个婆子背景再硬，毕竟也还是奴才，而自己是主子！这个奴才竟敢公然冒犯她这个主子的尊严，这是她最不能容忍的。
周思源看红楼妙不可言言妙玉在曹雪芹笔下，几乎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玉石两重性的特点，而妙玉艺术形象的矛盾复合体现象之突出，超过任何人。妙玉的戏很少，主要就是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那半回，其余都是一带而过，直到七十六回“凹晶馆联诗悲寂寞”有不到四分之一回。但是妙玉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大大超过迎春与惜春，形象比李纨和尤氏还鲜明。曹雪芹如何用极少的笔墨就将一个人物写得令人难以忘怀，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为什么要在这人间天堂般的大观园中安排这样一个少女，他想表现什么，实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妙玉身上的矛盾太突出，而且太多了：
她出身仕宦之家却不为权势所容。为什么？
她出家为尼却带发修行。为什么？
她身为尼姑却非常有钱。为什么？
她久入空门却不能免俗。为什么？
她是方外之人，按说脾气应该很好。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喜欢她？
在大观园的所有住户中，妙玉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因为除她之外，余者都是贾府的少爷、小姐、外孙女（林黛玉）或是少奶奶，最远的薛宝钗也是荣国府二老爷贾政的内侄女。只有妙玉与贾府毫无瓜葛。
妙不可言言妙玉人们在分析妙玉这个艺术形象时往往较多地关注她在园子里的表现，忽略了对她入园前的那些至关重要的介绍。其实正确解读妙玉形象的钥匙正是这几句文字：
妙玉出身读书仕宦之家，由于“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身儿皆不中用”，直到“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今年才十八岁”（十七至十八回）。因此她是被迫出家的。这不仅是她虽入空门却始终不落发的原因，也是她怪脾气的根由。因此妙玉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尼姑，她始终没有将自己的心完全交给佛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