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封王之制

　　宋初臣下少封王者。

　　石守信卒，封武威郡王；王审琦卒，封琅玡郡王；高怀德卒，封渤海郡王；王景生封太原郡王，卒封岐王。此皆前代功臣，位本崇重，一旦倾心兴朝，宣力藩镇，故荣之以茅土也。　　其佐命功臣，惟赵普卒，封真定郡王；曹彬卒，封济阳郡王而已。（普后加封韩王）

　　至徽宗时，追封王安石舒王、蔡确汝南郡王，封爵始滥。时宰相何执中卒，封清源郡王；郑居中卒，封华原郡王，甚至奄人童贯亦生封广阳郡王，名器猥亵，莫此为甚。

　　南渡后，　　武臣封王者，韩世忠生封咸安郡王，后追封靳王；张俊生封清河郡王，后追封循王；杨存中生封同安郡王，后追封和王；吴璘生封新安郡王，后追封信王。其死后追封者，吴玠涪王、岳飞鄂王（宁宗时封）、刘光世安成郡王（孝宗时封），又加封鄜王。

　　文臣封王者，秦桧生封建康郡王，后追封申王；史浩追封会稽郡王，又加卫王；韩侂胄生封平原郡王；史弥远生封会稽郡王，死又追封越王；郑清之亦追封魏郡王。

　　诸武臣多战功，疏封尚有说，文臣以权宠得之，亦太猥亵矣！

　　此外则后族有封王者，

　　其始皆子孙尊崇母后之族。如太祖追封杜太后弟审进为京兆郡王。真宗追封母李太后父英常山郡王。仁宗追封真宗潘后父美郑王，郭后弟守文谯王是也。章献明肃刘后父通，追封魏王，则以后垂帘故。李宸妃弟用和封陇西郡王，亦以仁宗生母故。　　惟仁宗张贵妃（追册温成皇后）父尧封封清河郡王，此为人主自封后族之始。

　　仁宗慈圣光献曹后，乃曹斌女孙，神宗时追封其曾祖芸魏王，祖彬韩王，父吴王，后弟佾亦封济阳郡王，则并及四代矣。

　　英宗宣仁圣烈高后，神宗追封其父继勋康王，兄遵甫楚王，高宗又追封后弟士逊、士林、侄公纪、公绘皆为王。

　　神宗钦圣向后弟宗回永阳郡王、宗良永嘉郡王，皆徽宗时封。　　哲宗孟后父彦弼咸宁郡王、弟忠厚信安郡王，则高宗时封。

　　徽宗王后、郑后无封。韦贤妃为高宗生母，高宗封其弟渊平乐郡王。

　　钦宗朱后父伯材恩平郡王，则钦宗所封也。

　　高宗吴后父近吴王、弟益太宁郡王、盖新兴郡王。孝宗郭后父瑊荣王、弟师瑀永宁郡王。皆子为帝后所封。

　　光宗李后三代皆封王，则光宗时封宁宗杨后弟次山永阳郡王，其二子谷、石亦皆封王，亦宁宗时封。　　理宗谢后三代皆王，则度宗时封。

　　宋待周后之厚

　　宋太祖为军士拥戴，既登极，迁周恭帝及符太后于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太后曰周太后。作周六庙于西京，遣官迁其神主，命周宗正郭以时祭享。又遣工部侍郎艾颖拜嵩陵（太祖）、庆陵（世宗）。建隆三年，郑王出居房州。开宝六年，郑王始殂，距禅位已十四年矣。宋祖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曰恭帝，命还葬庆陵之侧，陵曰顺陵。

　　仁宗嘉祐四年，诏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岁时奉周祀。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先是加恩郭氏，至是又恩及柴氏）又诏周世宗后，每郊祀录其子孙一人。至和四年，遂封柴咏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　　神宗又录周世宗从曾孙思恭等为三班奉职。熙宁四年，崇义公柴咏致仕，子若讷袭封。

　　徽宗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恪。（颜师古曰“恪，敬也。言待之加敬，亦如宾也。周以舜后（陈）并夏后（杞）、（殷后）宋为三恪也。”）

　　南渡后，高宗又令柴叔夜袭封崇义公。

　　理宗又诏周世宗八世孙承务郎柴彦颖袭封崇义公。

　　此皆见于本纪及续通鉴长编者。盖柴氏之赏延直与宋相终始，其待亡国之后，可谓厚矣。

　　宋郊祀之费

　　宋制：每三岁一亲郊，大小各官皆得荫子。赵思诚疏言“寒士在部，须待数年之阙。今亲祠之岁，任子约四千人，十年之后，须万二千员，则寒士有三十年不得选者。”是郊祀恩荫已极冗滥。

　　此外又有赏赉，计每次缗钱五百余万，大半以金银绫绢絁紬平其直给之。　　景德郊祀至七百余万，东封又八百余万，祀汾上又百二十万。丁谓为三司使，著景德会计录，自后历代郊祀，常以为准。　　仁宗享明堂，并增至一千二百万。后以西夏用兵，国计日绌，乃诏裁减郊祀所赐银绢，旧三、四千者，减一千；一千者，减三百；百减二十。特著为令。然宝元元年，会计京师所入金帛一千九百五十万，而出者二千一百八十五万，是岁以郊祀故，出入之数，视常岁过多云。则亦未为大减也。（俱见食货志）

　　神宗时，司马光曾疏请“听百官辞南郊赏赉”，不许。

　　人主敬天，精意以享，何贵于恩泽之多？乃浮费如此，是人主昭事之典，反为百官幸恩之端，真属无谓。且岁一亲郊，古今大礼，今反以浮费之多，不得不改为三岁一举，是又因百官之沾被，成人主之怠弛，尤不可之大者也。

　　按范镇疏云“赋役繁重，转运使又于常赋外，进羡钱（赋税之盈余）以助南郊，无名敛率，不可胜数。然则南郊之费，大概出于外僚科敛所进之羡余，是又因百官之滥恩，而朘万民之财力，立制抑何谬耶！　　宋制禄之厚

　　宋史职官志载俸禄之制：　　京朝官，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二百千，绫十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月四百千，节度观察、留后三百千，观察二百千，绫绢随品分给，其下亦以是为差。凡俸钱并支一分见钱，二分折支，此正俸也。

　　其禄粟，则宰相、枢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一百五十石；观察、防御使一百石，其下以是为差。凡一石给六斗，米麦各半。熙宁中，又诏县令录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两石者增至三石。此亦正俸也。

　　俸钱、禄米之外，又有职钱。御史大夫、六曹尚书六十千；翰林学士五十千，其下以是为差。（职钱惟给京朝官，外任者不给，因别有公用钱也）元丰官制，行奉钱稍有增减，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者，既请大夫俸，又给郎官职钱，视国初之数已优。

　　至崇宁间，蔡京当国，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如京仆射俸外，又请司空俸，视元丰禄制更倍增矣。

　　俸钱、职钱之外，又有元随、傔人衣粮，（在京任宰相、枢密使，在外任使相至刺史，皆有随身，余止傔人）宰相、枢密使各七十人；参知政事至尚书左右丞各五十人；节度使百人；留后及观察使五十人，其下以是为差。　　衣粮之外，又有傔人餐钱，（中书、枢密及正刺史以上，傔人皆有衣粮，余止给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等官九等。

　　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

　　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自节度使兼使相以下，二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自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观察防团以下，以是为差。

　　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选人、使臣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

　　建炎南渡，以兵兴，宰执请俸钱、禄米权支三分之一。开禧用兵，朝臣亦请损半支给，皆一时权宜，后仍复旧制。此宋一代制禄之大略也。

　　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徇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宋祠禄之制

　　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

　　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

　　在京有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等，以宰相执政充使。（王曾以次相为会灵观使，曹利用以枢密使领景灵宫，班在曾上。后曾进昭文馆大学士，为玉清昭应宫使，乃班利用上。见王曾传。充使者俸钱：玉清昭应宫，月百千；景灵宫七十千；祥源观五十千，见职官志）丞郎学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监、提举、提点等各食其禄。初设时员数甚少，后以优礼大臣之老而罢职者，日渐增多。

　　熙宁中，王安石欲以此处异议者，遂著令宫观毋限员数，以三十月为一任。又诏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并依嵩山崇福宫、舒州仙灵观，置管干、提举等名，以此食禄，仍听从便居住。又诏除宫观者，毋过两任；其兼用执政恩例者，毋过三任。

　　绍兴以来，士大夫之从驾南来者，未有阙以处之，乃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月得供给，各依资序，降二等支）不限员数。后以陈乞者多，又定令稍复祖宗条法之旧，一任以定法，再任以示恩，（绍熙五年，庆寿赦令，宫观、岳庙已满，不应再陈者，今因庆寿恩年八十以上者，特许更陈一次）京官二年；选人三年，皆于优厚之中寓限制之意。见职官志。　　宋恩荫之滥　　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

　　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

　　凡遇南郊大礼及诞圣节，俱有荫补。宰相执政，荫本宗、异姓及门客、医人各一人；太子太师至谏议大夫，荫本宗一人；寺长贰监以下至左右司谏，荫子或孙一人。余以是为差。

　　此外又有致仕荫补。曾任宰执及现任三少使相者，荫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荫一人。余以是为差。

　　此外又有遗表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五人；曾任执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荫一人；诸卫上将军，四人；观察使，三人。余以是为差。

　　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俱见职官志）然此犹属定例，非出于特恩也。

　　天圣中（仁宗），诏五代时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告身：唐以后官员的任命令）子孙听用荫。则并及于前代矣！　　明道中（仁宗），录故宰臣及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孙授官有差。则并及于故臣矣！

　　甚至新天子即位，监司郡守遣亲属入贺，亦得授官。（见司马旦传）则更出于常荫之外矣。

　　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荫者也。

　　李沆卒，录其子宗简为大理评事，婿苏昂兄之子朱涛并同进士出身。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向敏中卒，子婿并迁官，又官亲校数人。王钦若卒，录其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此以优眷加荫者也。

　　郭遵战殁，官其四子，并女之为尼者亦赐紫袍。任福战殁，官其子及从子凡六人。石圭战殁，官其三子。徐禧战殁，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优恤者也。

　　范仲淹疏请“乾元节恩泽，须在职满三年者，始得荫子。”则仲淹未奏以前，甫莅任即得荫矣！

　　阎日新疏言“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离童龀，即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给。”（职官志：凡荫嫡子孙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弟侄须过二十。此盖续定之制）龚茂良亦疏言“庆寿礼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俸几何？”是甫荫即给俸矣！

　　朱胜非疏述宣和中谏官之论曰“尚从竹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则甫荫得服章服矣。

　　熙宁初，诏齐、密等十八州及庆、渭等四州，并从中书选授，毋以恩例奏补。则他州通判皆可以荫官奏补矣！

　　金安节疏言“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则恩荫并听其鬻卖矣！（以上俱见各本传）

　　其间虽有稍为限制者。神宗诏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孙。（见职官志）又诏任子自一岁一人者，改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者，改为六岁一人。孝宗诏七十不请致仕者，遇郊不得荫补。又诏终身任宫观人，毋得奏子。此虽略为撙节，然所减损，究亦有限。

　　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至如此猥滥，非惟开幸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岂国家长计哉？　　宋恩赏之厚

　　宋制：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　　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此以宰执大臣也。　　雷有终平蜀有功，特给廉镇公用钱岁二千贯。既殁，宿负千万，官为偿之。此以功臣也。

　　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此以藩镇大臣也。

　　若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宋湜、王化基，初入为右补阙，即各赐钱三百万；湜知制诰，又赐银五百两，钱五十万；杨徽之迁侍御史，赐钱三十万；魏廷式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搏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班仅庶僚，非有殊绩，亦被横赐。

　　甚至魏震因温州进瑞木，作赋以献，遂赐银二千两，毋亦太滥矣！

　　仁宗崩，遗赐大臣各直百余万，司马光率同列上言“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宜用乾兴故事。（乾兴元年，真宗崩，出遗留物赐近臣、宗室、主兵官）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进金钱，助山陵费。”不许。此可见宋代恩赏之大概也。

　　南渡后，吴玠卒，赐钱三十万；蜀将郭浩、杨政，各赐田五十顷；魏胜战死，赐银千两、绢千匹、宅一区、田百顷；吴璘卒，高宗已为太上皇，赐银千两。盖南宋幅员狭而赋税少，匪颁亦稍减矣。

　　宋冗官冗费

　　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

　　王禹偁言“臣籍济州，先时止有一刺史，一司户，未尝废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监酒榷税，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见禹称传）

　　杨亿疏言“员外加置，无有限数。今员外郎至三百余人，郎中亦百数，自余太常、国子博士等，又不下数百人。率为常参，不知职业之所守，只以惠泽而序迁。”（见职官志）

　　宋祁疏言“朝廷有三冗，天下官无定员，一冗也。州县不广于前，而官倍于旧。请立限员以为定法，其门荫、流外、贡举等科，俟阙官时计员补吏。”又曰“使相、节度为费最多，节相之建，或当边镇，或临师屯，公用之钱，所以劳众享宾也。今大臣罢黜，率叨恩除，坐糜邦用，莫此为甚。请自今非边要无师屯者，不得兼节度；已带节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师。”（见祁传）

　　范坦亦言“户部岁入有限，今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至刺史又数千人，自非军功得之，宜减其半俸。”（见坦传）

　　按向经传，方镇有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大臣罢退，多优以节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带留后、刺史等衔。其应得之分例，亦与现任者同。故祁、坦皆欲减之。此又冗官之上，更加冗费也。　　徽宗时，卢策疏言“皇祐（仁宗）所入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英宗）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神宗）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今诸道随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终日矣！”此犹北宋全盛之时已如此。南渡以后，幅员既少，而耗费更多。

　　廖刚疏言“刘晏以一千二百万贯供中原之兵而有余，今以三千六百万贯供川陕一军而不足。川陕兵数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内官员万一千七员，兵士所给钱，比官员不及十分之一，则冗员在官不在兵。”（见刚传）此军官之冗费也。

　　汪应辰疏言“班直转官三日，而堂吏食钱万缗；工匠洗器仅给百余千，而堂吏食钱六百千；塑显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钱已支三万、银绢六百两匹。”（见应辰传）此堂吏之冗费也。　　举此类推，国力何以支乎？

　　南宋取民无艺

　　宋初国用虽滥，然主皆恭俭，吏治亦淳，尚无甚病民之事。　　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时又有免役钱，有常平积剩钱，有无额上供钱。见蔡幼学传）然犹为富国强兵起见也。

　　至徽宗时，蔡京当国，专以丰亨豫大之说，蛊惑上心，动引周官惟王不会为词，遂至取民无艺。　　是时赋税之外，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裒敛各不相知，肆行催索。

　　又有大礼进奉银绢，有赡学粜本钱。（亦见蔡幼学传）

　　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给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　　甚至花石纲之扰，运一石，民间用三十万缗。而东南又大困。　　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

　　有所谓经制钱者，本宣和末，陈亨伯为经制使，创杂征之法，因以为名。建炎中，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至，吕颐浩、叶梦得言“亨伯尝设此制，宜仿行之，以济缓急。”于是课添酒钱、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各路宪臣领之，通判掌之。绍兴五年，孟庾提点财用，又请以总制司为名，因经制之额，增析总制钱。州县所收头子钱，贯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经制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杂税亦一切仿此。其征收常平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旧法外，余悉入总制。乾道中（孝宗），又诏诸路出纳贯添收十三文，充经总制钱。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此二项通谓之经总制钱。　　又有所谓月桩钱者。绍兴二年，韩世忠军驻建康，吕颐浩等议令江东漕臣每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供亿曹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于是州县横征，江东西之害尤甚。　　又有所谓板帐钱者。输米则收耗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为消除而抑纳。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帐钱太重，不能不横征也。

　　淳熙五年（孝宗），湖北漕臣言“绍兴九年，诏财赋十分为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额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余缗，今增至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旧额，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民力凋敝，实无从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时，已极朘削之害也。（以上皆见食货志）　　此外又有和买折帛钱。先是，咸平中（真宗），马元方建言“方春，预支钱与民济其乏，至夏秋，令输绢于官。”是先支钱而后输绢，民本便之。其后则钱、盐分给，又其后则直取于民。”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绢，令纳折帛钱，于是以两缣折一缣之直。”（见大中传）是南渡后之折帛，比青苗法更虐矣。

　　赵开总四川财赋，尽征榷之利。至大变酒法，麴与酿具，官悉自置，听酿户以米赴官自酿，斛输钱三千、头子钱二十二，其酿之多寡，不限以数，惟钱是视。时张浚驻兵兴元，期得士死力以图克复，旬犒月赏，费用不赀，尽取办于开。开于食货，算无遗策，供亿常有余，而遗法讫为蜀中百年之害。（见开传）

　　至贾似道创议买公田，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余万亩，令民以私家之租为输官之额。（见似道传）

　　于是民力既竭，国亦随亡。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宋军律之弛

　　五代自石敬瑭姑息太过，军律久弛，丧师蹙地，一切不问。周世宗鉴其失，高平之战，斩先逃之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于是骄将惰兵，无不知惧。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关，所至必胜也。

　　宋太祖以忠厚开国，未尝戮一大将，然正当兴王之运，所至成功，固无事诛杀。乃太宗、真宗以后，遂相沿为固然，不复有驭将纪律。

　　如太宗雍熙四年，刘廷让与契丹战于君子馆，廷让先约李继隆为援，及战，而继隆不发一兵，退保乐寿，致廷让一军尽没，廷让仅以数骑脱归。是继隆之罪，必宜以军法从事，而太宗反下诏自悔，而释继隆不问。

　　真宗咸平三年，契丹入寇，宋将傅潜，拥步骑八万不敢战，闭城自守，部将范廷召求战，不得已，分兵八千与之，仍许出师为援。廷召又乞援于康保裔，保裔援之，力尽而死，而潜之援兵不至。帝仅流潜于房州，是时钱若水谓“潜既不能制胜，朝廷又不能用法。”力请斩之，不听。

　　仁宗时，夏人寇塞门砦，砦中兵才千人。赵振在延安，有众八千。砦被围已五月，告急者数至，振仅遣百人往，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监押王继元皆没于贼。庞籍秦劾振，乃仅贬白州团练使。（俱见各本传）

　　兵凶战危，非重赏诱于前，严诛迫于后，谁肯奋恐决胜？乃继隆等拥重兵，坐视裨将之覆军丧命而不顾，军政如此，尚何以使人？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宋科场处分之轻

　　唐时有通榜例。

　　陆贽知贡举，以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凡肃、元翰所荐，皆取之。（唐书贽传）如崔群以梁肃荐为公辅器，贽遂取中是也。（群传）

　　韩愈负文名，遇举子之有才者，辄为延誉，并言于知贡举之人，往往得售，故士争趋之。（文献通考）

　　然通榜必视其才，时尚无糊名（弥封）之例，见名甄拔，果当其才，人亦服其公，而无异议。

　　其以徇私得中者，

　　唐钱徽知贡举，段文昌属以杨浑之，李绅亦托以周汉宾，及榜发皆不中选，而取中有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文昌遂奏徽取士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重试，内出题目“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举子多不知出处，被黜者：孔温业、赵存约等十人，遂贬徽江州刺史，李宗闵剑州刺史，杨汝士开江令。（旧唐书钱徽传）

　　是唐时科场之处分本轻。　　至五代时，

　　郑举进士，数不中，张全义为之属有司，乃及第。（见欧史传）

　　桑维翰应举，亦张全义言于有司得第。（洛阳缙绅旧闻记）　　崔棁将知贡举，有举子孔英者，素有丑行，宰相桑维翰谓棁曰“孔英来矣！”棁不喻其意，反疑维翰属之，乃考英及第。（见薛史棁传）

　　此以势利舞弊者。

　　后唐清泰中（末帝李从珂），卢导知贡举，将锁院，刘涛荐薛居正必至台辅，导取之，后果为相。（宋史薛居正传）　　李度工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之句，枢密使王朴录其句，荐之知贡举申文炳，遂擢度第三人。（宋史李度传）　　此亦通榜之余风。虽非以势利起见，然知其人而取之，究亦弊也。

　　聂屿与赵都同赴举，都纳赂于郑，报明日当登第，屿闻不捷，乃大诟来人以恐之，惧，俾俱成名。

　　是竟以贿赂得第矣。五代乱世，此等作奸舞弊之事，习以为常，固无足怪。

　　其有稍示惩罚者，

　　同光三年（后唐庄宗），礼部侍郎裴皞知贡举，所取新及第进士符蒙正等干物议，特诏翰林学士卢质覆试，王澈改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既无黜落，裴皞免议。

　　周广顺中（太祖），赵上交知贡举，有新进士李观不当策名，物议喧然。中书、门下以观所试诗赋失韵，黜之，并谪上交官，由侍郎降詹事。（见上交传）　　显德中（世宗），刘涛考试不精，杨朴劾之，世宗命翰林学士李昉覆试，黜者七人，涛坐降谪。（见涛传）

　　又刘温叟考进士，得十六人，有谮之者，帝怒黜十二人，温叟左迁。（见温叟传）

　　是五代时，虽有科场处分，不过降秩。

　　宋初因之，

　　开宝中，李昉知贡举，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昉用情，帝怒，特命覆试，多黜落者，昉责授太常卿。（见本纪及昉传）

　　真宗时，三司使刘师道以弟几道举进士，属考官陈尧咨，时已糊名考校，乃于卷中为识号，遂擢第。已而事泄，诏几道落籍，永不预举。师道责忠武军行军司马，尧咨责单州团练使。

　　此五代及宋科场处分大概也。

　　惟王钦若知贡举，有任懿者托素识钦若之僧惠秦赂以白金二百五十两。会钦若已入院，僧属其门客达于钦若妻李，李遣奴祁睿入院，书懿名于其臂及白金之数，以告钦若。遂得中。后事泄，钦若反委罪于同知举官洪湛，湛遂远贬。（见钦若及湛传）

　　以有赃贿，故处分较重。然纳贿舞弊，仅至窜谪，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

　　清康熙六十年，会试副总裁李绂用唐人通榜法，拔取知名之士。下第者喧哄于其门，被劾落职，发永定河效力。

　　定罪归刑部　　宋太祖尝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奏闻，付刑部覆视，遂著为令。”此建隆三年所定也。（见本纪）自有此制，天下重狱皆须候部覆核，宜无有擅杀者矣！

　　然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吏执以来，及方观书，诘问得实，即命斩之，观书如故。（见及传）

　　张咏知益州，有小吏以罪械其颈，吏恚曰“非斩某，枷不得脱。”咏即命斩之。（见咏传）

　　范正辞奉诏料州兵送京，有王兴者惮行，以刃伤其足，正辞斩之。兴妻诣登闻鼓院上诉，太宗以正辞有威断，特擢之。（见正辞传）　　王济知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济与转运使陈尧佐按实斩之。（见济传）

　　吕公弼知成都，营卒犯法，捍不受杖，曰“宁以剑死。”公弼曰“杖者，国法；剑，汝自请。”乃杖而斩之。（见公弼传）

　　文彦博知益州，方宴击毬，闻外喧甚，乃卒长杖一卒不伏，呼入问状，令引出与杖，又不受，复呼入，斩之，竟毬乃归。（见彦博传）

　　舒亶为临海尉，有民詈逐后母，至亶前，命杀之，不服，亶起手斩之，投劾去。（见亶传）

　　定罪既归刑部，乃尚有擅杀如数公者。按郑疏谓“军法便宜，止行于所辖军伍，其余当奏朝廷。”然则军政原有便宜行法之条。如张咏在益州，正当王均、李顺等叛乱之后，固宜用重典以儆凶顽。其余亦皆军士之玩法者，故不妨概以便宜处之欤！舒亶以小吏而擅杀逆子，虽不悖于律，而事非军政，官非宪府，生杀专之，亦可见宋政之太弛也。　　宋辽金夏交际仪　　金史有交聘表，凡与宋、夏、高丽和战庆吊之事，开卷了如。然宋之与为邻者，比金较多，则宋史益宜有交聘表，乃反无之。此修史者之疏也。

　　大概两国交际，每重在仪节之间。

　　宋辽

　　澶渊之盟，宋为兄，辽为弟，故辽使常稍屈。宋史程琳传：契丹遣萧蕴、杜防来，蕴出坐位图示琳，曰“中国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请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也。”乃已。然则真宗初定和议时，宋使至辽，燕享之礼较尊于辽使之至宋矣。

　　然辽人亦往往故自尊大，不肯稍屈。程师孟使辽至涿州，契丹来迓者正席南面，涿州官西向，而设宋使席东向，师孟不肯就坐，叱傧者易之，乃与迓者东西相向。（见师孟传）

　　吴奎使契丹归，遇契丹使于途。契丹以金冠为重，纱冠次之，旧时两使相见，必重轻适均。至是契丹使服纱冠，奎乃亦杀其仪以见。（见奎传）

　　沈立使契丹，适其国行册礼，欲令从其国服，否则见于门，立曰“北使来南，未尝令其变服，况门见耶？”乃止。（见立传）

　　哲宗崩，辽使来吊，胡宗炎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礼折之，须其听命乃相见。（见宗炎传）　　辽道宗遣使，以己像来求徽宗画像，未报而道宗殂。天祚帝立，复以为请，宋使张升往，欲先得其新主像，乃谕之曰“昔文成弟为兄屈，尚先致敬，况今伯父耶？”天祚帝乃以己像先来。（见升传）

　　此宋辽兄弟之国，使命往来故事也。

　　至宋与金交际之仪，则前后不同。

　　据金史，使张通古至江南，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不肯，索马欲北归。宋主乃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受书诏拜起皆如仪。（见金史张通古传）然宋史本纪，通古至，帝以方居谅闇，难行吉礼，命秦桧摄冢宰，受书以进。又桧传及王伦、李弥逊、勾龙如渊等传，皆言金使来，朝议汹汹，桧迫于公议，属王伦力言于通古等，听桧就馆受书，以省吏朝服导引，纳其书禁中。自是当日实事，而通古传所云拜诏如仪者，或通古归自诩之词也。　　至宋孝宗与金世宗重定和议，则改奉表为国书，称臣为侄，凡报聘皆用敌国礼。（孝宗纪）然金使至宋，宋主尚起立受书之仪。金完颜仲初为报问使，仲奏请与宋主相见仪，世宗曰“宋主起立接书，则授之。”及至，宋如礼。（金史完颜仲传）

　　孝宗尝欲改受书仪，遣范成大至金陈奏，世宗不允。后金遣完颜璋贺宋正旦，宋使人就馆取书而去。璋还，杖一百，除名。金遣梁肃来诘问，宋仍以书谢。（见金史完颜璋传）次年，刘仲诲来贺正旦，宋仍欲变接书仪，仲诲不可，乃仍用旧仪。（按此事宋史有错误处，孝宗纪云：璋来贺正旦，以议受书仪不合，诏俟改日，别以太上皇旨姑听仍旧。是璋初未尝失礼也。而金史璋传以使事失礼归杖黜，则在宋亏礼之处，自是实事。宋史所云以太上皇诏姑仍旧礼者，盖次年刘仲诲贺正旦之事，误记于璋至之日耳）

　　已而金使乌林答天锡来贺会庆节，要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帝不许，天锡跪不起，宰相虞允文请帝还内，令使者明日随班上寿。（见宋史孝宗纪及允文传）盖又因宋就璋馆取书之事，故欲宋加礼以为报复，而孝宗遽起入内，亦一时机变也。

　　又金黄久约为贺宋生日副使，适宋馆伴正使病，欲以馆伴副使代正使行事，久约曰“倘副使亦病，则将以都辖掌仪等行礼乎？”竟令正使独前行，已与馆伴副使联骑。（见金史黄久约传）盖两国交际仪节，有关国体，故各不肯自屈耳。　　至两国使臣朝贺时，则皆有山呼舞蹈之礼。金海陵爱宋使山呼声，使神卫军习之。（见金史蔡松年传）是宋使至金山乎也。金张暐使宋，以世宗大行在殡，受赐不舞蹈。（见金史张暐传）是金使至宋，非国丧亦舞蹈也。

　　又两国彼此有避讳之法。金海陵立太子光英，宋改光化军为通化军，光州为蒋州。金章宗以完颜匡为贺宋正旦使，命权易名弼，以避宋讳。（见金本纪，以避宋太祖赵匡胤讳）此又彼此避讳故事也。

　　西夏与宋辽金

　　至西夏之于宋，

　　初李继迁、德明父子本臣属于宋，自元昊自立为帝，不复称臣。后议和，但称男邦泥定国兀卒，兀卒者，译言吾祖也，宋以词不顺，未之许。后再定和议，宋册为夏国主，约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使至其国，用宾客礼。然使至常馆于宥州，不令至兴灵，而元昊自帝其国中自若也。（宋史杨告传，告为西夏旌节官告使，元昊专席自尊，告徙坐宾位，元昊不能屈。此盖初册封时之事）

　　其于辽、金二朝亦称臣，而交际之仪稍异。

　　金世宗问张汝弼曰“夏、高丽皆称臣，我使者至高丽，与王抗礼；夏王则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完颜襄曰“辽、夏本甥舅国，夏以辽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与夏约遵用辽礼故耳。”汝弼曰“行之已数十年，不可改也。”世宗从之。（见金史张汝弼传）此可见西夏之于辽、金，虽称臣而受其使拜，与宋所定与使臣宾主相见之礼不同矣。　　及金哀宗时，重与夏国议和，则夏并不复称臣，但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遣使来聘，奉书称弟而已。（见金哀宗本纪）

　　刘豫

　　刘豫受金册为齐帝时，金宗翰等议，既为藩辅，奉表称臣，则朝廷诏至，当避正殿，与使者抗礼。金太宗曰“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惟使者始至，躬问起居。及归时，有奏则起立，余并行帝礼。”此又刘豫为子皇帝之仪注也。

　　舞蹈，朝拜仪节。史书仅载“舞蹈”者，惟不详其状。

　　舞蹈之礼，初见于隋书及北史。隋制，正旦及冬至，皇帝即御座，群官上寿讫，上下俱拜。皇帝举酒，上下舞蹈，三称万岁。（隋书礼仪志）隋文帝废太子勇，勇再拜言毕，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北史、隋书勇传）宇文化及弑炀帝之日，隋官尽诣朝堂谒贺，许善心独不至，化及遣人执至，令释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曰：“此大负气。”遂害之。（北史、隋书善心传）百济遣使奉表贺平陈，高祖善之，使者舞蹈而去。（隋书百济传）以后唐、五代、辽、宋、金、元、明仍之。大抵再拜、舞蹈、山（三）呼万岁，皆为朝拜相续之仪。惟至清则无之，仅三跪九叩礼而已。

　　朱子语类谓“朝见舞蹈之礼，不知起于何时，元魏末年，方见说那舞，然恐或是夷狄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