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报上文章，以小说中元春省亲情节为例，来证明《红楼梦》是写曹家真事的。文章以为元春判词称“二十年来辨是非”，是隐指康熙皇帝南巡，曹寅最后一次接驾，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至雍正五年（1727）雍正下旨问罪，抄曹的家，恰好二十年。又“虎兔相逢大梦归”，谓指康熙死于寅年（虎），紧接雍正开元之卯年（兔）（此说早有人讲过）。又有十六回脂评称：“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因而认为小说中省亲之元春，实则即南巡之康熙皇帝。我不想否认曹雪芹很想在自己的书中，说说当年曹家的泼天盛事——祖父曹寅亲自接驾四次，以其江宁织造署为行宫的荣耀。但此事太有名了，绝不能写。写出来，稍留意于时事见闻的人都知道这是谁家的事，这一来，“真事”也便无法“隐去”了。不写又不甘心，也难以充分表现荣国府“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况，不得已，只好编造一个身为贵妃的女儿恩准回家省亲的热闹故事，并借赵嬷嬷与凤姐等谈论省亲事，扯到“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事故”，又随口带出小说“前半部不写者”（脂评语）的江南甄家，以“独他家接驾四次”这句话，来“点正题正文”、“大关键”、“大节目”（脂评语）。这些都是作者煞费苦心的安排。
那么，写元春省亲是不是写康熙南巡呢？
可说是，也可说不是。说是，因为在听到省亲消息时安排聊天情节，就为了说出“接驾四次”真事来，为了点正题。再说，在贾府内修建大观园，可比作将江宁织造署改修作行宫；元春一路上的仪仗、排场、气派，到家后亲人们的行大礼、谨慎恭肃地启事等等，都与御驾亲临差不多；就连她命宝玉和众姊妹赋诗，也颇似皇上有诗兴，命臣僚们应制唱和。
说不是，“借省亲事写南巡”，毕竟是“借”，为的只是借此想象当年的盛况，抒发忆昔的感慨。若当真把元春比作康熙，皇上成了他家的女儿，岂非大逆不道！元春是一个有独立意义、写得很成功的艺术形象。你看雪芹写她对父亲的诉说：
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然骨肉各方，终无意趣。
再看她与祖母、母亲见面的情景：
贾妃满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
还有她与宝玉见面一段，话不多，也很感人：
元妃命快引进来。小太监出去引宝玉进来，先行国礼毕，元妃命他进前，携手拦于怀内，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竟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
这是一个充满温柔亲情的活生生的元春，她泣不成声地把皇宫大内说成是“终无意趣”的“不得见人的去处”，完全像从一个幽闭囚禁她的地方出来一样。这样的形象，如何能与威加海内的康熙大帝联系在一起？说元春是康熙，岂不是完全抹煞了这一形象独立的思想与艺术价值？这绝非曹雪芹的用意。
我们详细地分析了这个例子，目的是想让大家对作者宣称“真事隐去，假语存焉”的真正含义和操作方法，有更实际、更深切的理解。《红楼梦》其实就是作者在现实基础上产生的最具有想象力、最大胆的艺术虚构。这不仅仅是对元春省亲的描写，它在小说中不是个别的特殊现象，整部《红楼梦》也无不都是艺术虚构，人物形象如此，故事情节如此，环境背景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