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汝昌先生《红楼家世》有感
研究曹雪芹的祖籍有没有意义？我以为，如果单只是就祖籍论祖籍，纵然写出大部头宏著，论定曹雪芹祖上就是某地籍贯，打个比方，也就好比是拉个满弓，显示超人的气力，属于杂技性的表演罢了。周汝昌先生对曹雪芹祖籍的研究，却好比是立了明确的鹄的，满弓拉起，飞箭出弦，直逼鹄心，这里面当然含有高超的技艺，但不仅仅是技艺的展现，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一种执著的文化探求精神。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推出的周先生的《红楼家世》一书，副题是“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这副题把其满弓所射的鹄的，清楚地告知了读者。周先生射出的诸箭，究竟有多少支射中了鹄心？一共中了多少环？我以为很有几箭射中了鹄心，总环数很不少，成绩斐然。当然，大家可以各自评定，抒发己见。关键是，周先生以入八十五岁的高龄，满弓射鹄志锐尖，令人感佩，引人注目。周先生的“红学”研究，涉及各个“红学”分支，而用力最多的，当属“曹学”。在这个分支的研究中，必得研史，甚至要“往事越千年”，又必得作考证，甚至要穷搜细辨，于是有人远远一望，便大不以为然，指斥为“离开了《红楼梦》文本”，“属于烦琐考证”。读《红楼梦》当然不能离开其文本，但《红楼梦》的文本是中华古典文化的巅峰结晶，并且极其独特，对其解读不能图省事，走捷径，西方的古典、现代、后现代文论固然可以引为借镜，如王国维借叔本华的理论来抒发自己读《红楼梦》的审美感受，颇能启人，但终究还是给人附会之感；中国以往的文论，当然更可以用来作为解读《红楼梦》的工具，脂砚斋批书，就使用频仍，但因为曹雪芹的笔力有超越他以前全部中国文化的性质，因此以这些工具来衡量，往往也力不从心；这就说明，要解读《红楼梦》，到头来还是必须彻底弄清曹雪芹写作这部伟著的时代背景，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风云、社会变迁、文化习尚，这也就必须攻史，举例来说，不通史，怎么能读懂“义忠亲王老千岁”“坏了事”以及“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些文本字句的深刻内涵？而流传下来的历史记载，往往是“胜利者写的”，比如雍正在与其十几个兄弟争斗王位的斗争中终于胜出，那么，他就要改写甚至删削康熙时的大量记载，乾隆虽是和平顺利地继承了王位，他本人甫上台也很注意实行皇族亲睦的怀柔政策，但没想到权力斗争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他再怎么不愿出事，也还是发生了“弘皙逆案”，乾隆果断麻利地处理了这一政治危机，他胜利了，于是，他采取了销毁相关记载的“留白”史笔，今人要弄清那时的真情实况——这对研究《红楼梦》文本至关重要，曹雪芹家族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正是这个时期，《红楼梦》中贾府的大悲剧展开的时代背景也正是此前此后——还历史真面目，“补白”，不搜集资料，作细致研究，那怎么能有成果？这样的“烦琐”，是面对鹄的，拉弓以射靶心的必要。
周先生的这部新著，不仅体现出他对历史特别是清史的熟稔，还有对中华古典文化的饱学与融通，更凸显现出了他治“曹学”的完整体系，就是把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放在氏族文化的大框架内来加以研究，何谓“诗礼簪缨之族”，曹雪芹祖上的文化积累如何承传到了他的笔下，其明末清初的祖辈如何从南方迁播到北方，后来他祖上那一支又如何从丰润迁往铁岭腰堡并在那里被俘为奴，以至考出曹雪芹的生日是雍正二年的闰月四月二十六日……这些“曹学”文章绝不是些拉弓无鹄的花架子，而是整合为一把解读《红楼梦》的钥匙。有人置疑这样的研究是否以“历史”取代了《红楼梦》的“本事”，甚至认为这样研究是不懂得小说属于虚构的产物。周先生早在其第一部“红学”著作《红楼梦新证》中就明白写出，“至于穿插拆借、点缀渲染，乃小说家之故常”，后来在其著作中又多次申解从生活素材到小说文本必经加工改造虚构渲染的讨论前提。英国人研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认为那是一部自传性小说，并从狄更斯生平史料出发，解读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如果我们不以为怪，为什么一到研究《红楼梦》时，指出其具有自传性质，利用史料与小说文本互证细考，就如此的大惊小怪、不能容忍呢？周先生以氏族文化的框架为研究“曹学”的体系，在这本书里满弓射鹄，收获极丰，如全书最后一篇２００２年新作《青史红楼一望中》，从史实上论证了“曹雪芹家为何成了雍正的眼中钉”，又以此为钥匙，精确地解读了《红楼梦》第三回里金匾“荣禧堂”和银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的生活依据与深刻内涵，像这样以鞭辟入里的探究所奉献出的钥匙，对热爱《红楼梦》的读者们来说，难道不是最好的学术礼物吗？
“红学”研究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谁也不能垄断。周先生在自序里说：“错谬不当，诚望指正——摆事实，讲道理，举反证，揭破绽，有利于大家共同勉励求进。”周先生目前已经近乎目盲耳聋，又痛失老伴，仍以铮铮学术骨气，锲而不舍地奋力拉弓射鹄，他还特别能够提携后进，鼓励创新，平等切磋，亲切交流，拜读《红楼家世》，真有早春幽谷中忽见老梅盛开的感觉，这样的老梅堪称国宝，愿树长在，花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