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就发愿要将自己在“红学”探佚方面的心得，以小说形式体现出来。经过不断的努力，１９９３年完成了《秦可卿之死》，１９９５年完成了《贾元春之死》，１９９９年初完成了《妙玉之死》，这三部中篇小说，构成了一个系列，其中不仅破解了——秦可卿究竟是怎样的出身？贾元春究竟是怎么死的？妙玉最后的结局究竟如何？——这“三钗”之谜，也连带把真本《红楼梦》八十回后其他许多人物的下落、归宿，作了交代。三部中篇小说，都发表在山东作协的《时代文学》双月刊上——我要感谢他们延续多年而未曾减退的支持；１９９４年华艺出版社汇集我关于《红楼梦》的文字出版了《秦可卿之死》一书，１９９６年出了增订本，可惜排印中舛错甚多，现在该社又把三部中篇和新的探佚文章以及原有的研“红”心得诸文，重新出成一本《红楼三钗之谜》，并精心校对、高质印制，估计５月可以面世。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之所以进入“红学”探佚领域，如痴如醉地探究秦可卿、贾元春、妙玉等人物的真面目、真结局，是因为我想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审美追求中获取营养。我知道，有的中国当代作家，不喜欢《红楼梦》，甚至不能卒读这部长篇小说。我以为，这恰恰说明，曹雪芹和《红楼梦》是个性鲜明的。惟其率性呈现，才不会是人见人爱，才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才会聚讼纷纭，才会令有的人怎么也找不到感觉，敬而远之，甚或不敬而弃之。
秦可卿、贾元春、妙玉这三钗之谜，最难破解的是妙玉。不仅八十回后妙玉的结局究竟如何是个大谜，就是前八十回《红楼梦》里，妙玉那放诞诡僻的性格本身，也是一个谜——这性格是怎样形成的？需要破解的，不仅是人物的“后传”，其“前史”也令人意想悬悬。撰写“三死”最后一“死”过程中，王蒙来电话，问及我“忙些什么”，我在电话里刚呐出“妙玉”芳名，他那边便本能地反应道：“妙玉讨人嫌！”此答令我甚喜。喜的当然不是他对妙玉的直感式评价，而是能以无遮拦的真性情相对，并无意中大大激活了我解读妙玉那招人嫌厌的乖僻性格的决心。王蒙的研“红”，是把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和高鹗的续书作为一个整体来发言的，无探佚之意；我则把高续视为与曹雪芹原著原意不相干，甚至大相径庭的另一回事；妙玉在前八十回中只露出“过高”、“过洁”的一面，八十回后曹稿无存，而高续大加荼毒，也难怪不少读者对她嫌厌，甚至视为“假惺惺”。我曾在１９９８年，两次撰文探讨妙玉性格及命运的底蕴，都发表于《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现在把完成的《妙玉之死》和那两篇文章对照，可以看出我的思路是在不断地调整。我觉得我在《妙玉之死》中，对妙玉性格的形成、发展，以及那放诞诡僻的性格最终怎样开放出凄美至善的人性花朵，做到了绵密细致地层层推进，并自圆其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妙玉之吟，有“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谁言”之叹；我这探佚小说，至多只是对曹公雅趣的一种刻意靠近罢了，但正如“疑义相与析”一样，曹公如此刻画妙玉性格命运的雅趣，也需要我们相与究析；我期待着同好的批评指正、诘驳论辩。
有人问我：你从事“红学”探佚，写这三钗之死，难道没有某种对现实的关照寄托于内么？那种狭隘的“关照”，如影射、比附，是没有的。但广义的、深层的关照，又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红学”探佚文字里，融化着我的生命体验。我早在１９７８年，就写过一篇现实题材的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从内心深处呼吁尊重个性，二十多年来，这诉求一直贯穿在我的文字中，如最近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非虚构长篇小说《树与林同在》，更强化着这一旋律。我坦承，自己的性格是比较孤僻、比较难于被泛泛接触的人理解与容纳的，因此，解开妙玉那“讨人嫌”的性格内核中的人性之谜，于我来说，也确有某种特殊的迫切性。既然“性格即命运”，那么，我的性格，我的直面现实的文字，乃至我的“红学”探佚小说，融为一体，正是我无可逭逃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