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呆子十二分天真，信以为实，于是搜索枯肠，冥思苦想，追忆“平生”的“错误”和“罪 状”，写不出交待是要天天严审的，只好将芝麻?nfdc3?豆，都“升格”为罪行——那叫 “上纲上 线”，“提高觉悟”。事后家里老伴对我说：问过别单位“革命组织”的熟识人，他说：千 万可别害怕，受逼，自己乱编并不真实的事去应付审查——他们那都是假话，吓唬人，他们 其实什么也没“掌握”!“外调”是个更可怕的事：梦想不到的、半生不熟的人、一千年前的琐事……都来“调查 ”了，说不清，那是不能得到相信的。有的“外调专员”是坏小子一个，极尽刁难之能事， 缠你一天才罢——而且有的还再来，“续演下集”。
小院的隔离“审查”是“文明监狱”，日夜有人轮班监守。很多生活被“管制”，条例是电 灯线路要弄断，入夜睡前要把 腰带“交”付监者——怕触电、上吊(那时管“畏罪自杀”叫做“自绝于人民”)。老伴念我 体弱难支，送点药物来，那得放在外间，服用时向看管者“领取”，遇上好心的不必多言， 可是居然也有吼声对待的：“这不是养老院，我们是专你的政!”药也不让吃。
每日一早、一晚隔离者在院中站队，一齐念《认罪词》：
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今后一定好好学习， 改造自己，重新做一个有用的人。
活像和尚念经一般，或像小说中的念咒，所谓“念念有词”，背得烂熟。念时心里的滋味是 很不寻常的。
说来有趣，大作家孟超真够个马虎者——就这么一天两遍念的短词，他竟全不能背，大概是 念 时他“走神”、“滥竽”的缘故，一次让张××发现了，狠狠地怒吼了一顿，孟超则直立 ，躬身，低头，“顺受”无言。
吃饭也有趣。这伙受管制的每人自存碗筷，开饭时到饭厅排队领饭。饭前饭后都要在主席像 前敬礼(或唱当时的“文革”歌)。这伙人与“革命群众”一样交付粮票饭费，但待遇有微妙 差别。一位女同志见厨师炊事员给的菜都是最坏的(如土豆，是烂了的，硬的，有病态的 ，没法吃的)，气得不吃饭(此女士太爱生气。听说后来死在湖北干校，也是因生气而拒不进 食，生生饿死)。
至于我，因与张××很早熟识，后住同院，倒很善待，不变脸，可是另位最“革命”的李某 ，就“划清界限”了：每当我像叫花子举着空碗向他领那个馒头时，他明知这是怕木案子不 干净，馒头照例发付在空碗中，可他绝对地不理你这恭敬高举的“讨饭”的碗，一定是给你 扔在木案上!
幸亏我没“气性”，没像那无辜可怜的女同事那样因气而承担饿腹之苦。
这是一种考验。精神煎熬需要担荷 (ｈè) 力，需要达观、乐观，也需要涵 养，别太认真—— 可是我是最认真的人，当时对一切是极认真的，认为这都是真理或正当的革命举动。相信每 个文件、每一场“训话”和“指示”，一片真心。国庆之夕，小院里只能看到天空一角落上 忽亮红光，心知那是天安门放礼花，想起每年此夕的欢乐游观，此刻却不再能躬与其盛，十 分难过伤感。
有一阵子情绪不佳，不想无期限地度此岁月，打算决意承认了派给我的“罪行”。那天晚夕 是 一位女同志监守，独自一个。她很和蔼，不像那些大作“狮吼”的女将，与我如常地谈话。 我胆壮了，就向她倾吐心事，说：“我打算承认，反正有罪就是了……”她听了立即开导说 ：“千万不能那么办!历次运动不过要打大老虎，你无事实胡乱承认，那是对革命对自己对 亲友都不负责，那才真是自己犯了大错误!”
一夕话，挽还了我的信心与毅力。
我至今感念她。一年的“牛棚”灾难中，所遇好人屈指只不过三四个，而她是最善良的 第一位好人。
记得她姓王。
诗曰：
一入牛棚事事奇，晨昏认罪念文词。
不堪细说聊粗记，一半天知半自知。
［附注］
文内提到厨师张××。当时所有原领导人皆被打倒，“三大员”掌了全权大权，个个气焰熏 天。三大员者：炊事员、司机员、杂工员——自称“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管理一切”。 我受审时，劳动改造是打扫厕所(与许觉民社长)，打扫他们“大员”开会的屋子，每次可扫 出一大斗香烟头。其室内烟雾弥漫，大员们每夜策划次日的“革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