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县黄车良史材，几人环览上层台。运椽时喜千钧往，扛鼎遥怜独力来。
岂慕虫鱼求孔壁，忍燔精气续秦灰。
神州自昔多材彦，总为春风展卷开。
这是我旧年和一位朋友纵谈之后自己写下的抒怀律句。那次谈话的主题就包括红学史。记得在多次与远地高校老师同志们会面座谈中，话题往往落到红学的事情上，向我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红学研究今后应多注意哪些方面？”对此我总是回答：深盼同志们多下工夫的，一是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的探讨，一是红学史的系统研究，如能作出成绩最为佳惠学人。我这样做“宣传工作”，也发生了一点作用。例如一位朋友对这两个课题都深感兴趣，而最后选择了对红楼艺术的探讨，并且已然写出专著，即将问世。这真是可喜的事。但是红学史呢？就我所知，大抵知难而止，因为这个担子确实斤两很重，不敢轻言负荷。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也曾不止一次表示“有志于此”，然而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只作了一些片片断断的提端引绪的尝试，终于没有正面落笔。直到去年得蒙友人介绍，才知道河北师范大学的韩进廉同志，已经写了一部红学史。多年夙愿，可谓得偿，见他一力担当，给我们拿出了自有红学以来的第一部红学史，其欣喜之怀，可想而知。承他前来索撰小序，我其时虽未获拜读成稿，就高兴地答应下来，想起旧年的那首七律，似可移赠进廉同志，立刻录在这里，也算是“以当喤引”罢。
红学为什么要写史？理由多得很。如今只说，中国文学史上有了《红楼梦》这部小说，这部小说有了红学，这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事例，对它的价值、意义的认识，现在也还不过是处于开始阶段，将会随着时间的前进而一步步地愈益显示得更为清楚和深刻。全世界必然要不断地探索更为真正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各种途径，在此一探索过程中将会发现，如果对红楼和红学不加了解，那就是不想真正了解这个伟大的民族。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全世界如果还不太知道，将来终归会知道。《红楼梦》作品本身和千万读者的红学反映着在别处找不到或者不能这么方便地找得到的中华民族的心灵和她所创造的文化财富，而且那么反映的真实度和生动度都是如此之高，以致在世界文学上也是不多见的。世界人民迟早都将发现这个独特的宝库，并为此发现而无限惊喜。
我们的另一具有极高价值的文化财富是治史的优良传统。研究一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就能体会到，我国史家的史学，史识，史德，是并不因为其为封建社会产物而黯淡无光的。治史之难，难在学问，更难在具眼，难在有品。聚集材料，就事论事，都不叫史。只会就事论事，那是形而上学。史要能寻其全体脉络、筋节，识其一切因果、联系，疏其重大道理、规律。这才是温故知新的真意。即对一人、一事、一物，其所处的历史地位，所起的历史作用，对当时的贡献和影响，对将来的启迪和戒鉴，其功过，得失，利病，成败要能显幽烛隐，敢于表彰评议，都是作史的职责。因此，有识的同时必然要伴随着有德。这是很难的。我们自古以来最重良史，董狐史迁，名垂万古，为人民敬重怀念，岂是偶然之故。
治文学史，视一般治史，自然又有同有异，但我想，其为难治，无乎不同，或且过之，也未可知。红学内容异常繁富，所涉关系极其复杂，必须先把它们基本弄清，然后才谈得上分析评论，总结概括。一般说，史是“死人”的事情，但红学史实在涉及活着的人，更为困难。这个工作，无怪乎历来无人起步。如今进廉同志独步为红学史奠基创业，实不愧为仁人志士。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章某节、个别见解，但你却不能不钦服他的辛勤勇毅而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何况他有很多精辟的识见，是言人所不能言的。
我那首诗，“幸而言中”，好象预知我有幸要为第一部红学史写序似的。“神州自昔多材彦，总为春风展卷开。”材彦自多，第一部出来的红学史，不一定十全十美，但它可以引出第二、第三，以至第多少部来----给它们以启发，给它们提供线索，开辟道路，灌输营养。这同样是它的功劳，甚至是更重要的功劳。将近六十年前，鲁迅先生为重印《中国小说史略》而说过几句话：
……此种要略，早成陈言，唯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试看这是怎样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啊！鲁迅的那部著作，是中国人作的第一部中国小说史，迄今已阅比半个世纪还多的岁月，仍然是实际上的唯一的一部中国小说史（因为后来者大抵只在先生的艺林伐山的伟大基础上向前微步挪动，纵有小小生发、扩展，亦难言任何重大前进和突破），自己却抱着那般胸襟器度，岂不令我们后生愧汗？事业从来是大家做、大家享的，有志之士，功成不居，欢迎同志们竞赛，争新斗艳，各显其能，此方能成其为大，这就要向鲁迅先生学习，他著成了一部中国小说史，不是为了个人的眼前的什么，是为了促进来哲的杰构。有了先生那种心胸，就不会因为自己一点成就沾沾自喜。历史上也有过总是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的，也有过口里虽不明说而实抱着禁脔不许他人染指心理的，更不须多论。进廉同志虽然作出这个成绩，却不自满假，稿已数易，还在请教通人、不断改进中，这正是他虚怀若谷的一种证明。
当然，作史毕竟与一般治学又有异同，一般治学可以只谈自己研究成果，叙而不议；作史则必然要有断制，有褒贬，自己看清了看准了的，就要进行评论，这又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这完全是科学的事，而不是个人爱恶的事。这和谦虚的治学态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同样愿意看到进廉同志在这一方面也有不平庸的表现。
我为第一部红学史表示深衷祝贺。
己未寒夜呵冻草讫
（河北人民出版社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