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小人是分别人们品行的常用名称。遵循道的就是君子，违反道的就是小人。杀猪钓鱼是卑下的职业，夹板筑墙是低贱的事情，但是姜太公在渭水垂钓，被周文王起用为国师，傅说离开夹板筑墙，而成为殷相。殷周时代并不讲究有没有公侯的家世，是不是豪贵的出身，发现了人才，即使他们沉埋在草泽，也要起用。到了两汉，这种惟才是举的传统没有改变，胡广世代农夫，凭能力位到公相。黄宪是牛医的儿子，因才气名重京城。况且那些因袭父辈的职位而高居朝廷，都是有职司的人，即使七世冠插貂尾，在西汉名位显贵，然而像侍中这种官职既要向皇帝奏请大事，又兼管理皇帝的车马和服饰，像东方朔就仅做了个黄门侍郎，手执长戟，站在殿下。郡县的掾史，都出自豪门大家，扛着戈负守卫之责的，都由有权势的家族充当，不像后来世族寒门所处地位贵贱有别。汉末天下大乱，魏武帝初创基业时，军中事务急促，权且设立九品，用来品评人才的优劣，而不是确定世族地位的高低。由此相沿，就成为定形的法则。从魏到晋，没有人能改变，州都的郡正，以才能来品评人，因而全社会的人才，升降的情况就很少。如果仅仅因为凭借世族资望，而高出居上，那么都镇中的庸俗之士，就会斟酌当时的需要，随时确定品目的多少，这正如刘毅所说：“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岁月流逝，这种风气渐渐严重，凡是士大夫，没有不是二品的，从此以后，于是就成为卑庶之族。周汉的用人制度是用智慧奴役愚昧，奴仆成群，而分成等级；魏晋以来，以富贵统治贫贱，士庶的品级，明显有别。人主向南面而坐，宫殿幽深难通，如果早晚奉陪人主，难免与卿士之义不合，所以在宫中陪奉人君的责任，应由主管部门承担。这样，人君的恩泽因为有了宠幸者而产生，人君对被宠幸者的信任也由人君的恩泽而牢固，人君对被宠者没有令人可怕的态度，而有容易亲近的颜色。孝建、泰始开始，人主独自运用权威，设置各种官僚机构，权柄牢牢握在手里，但是刑罚政令错综复杂，人主很难全面通晓，所依托的对象，就是那些亲近之臣。奖赏和惩罚，是国家的权威。出自宫中的王命，一旦由亲近之臣掌握，于是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就都会车水马龙成群结队地去巴结。人主以为他们的身份卑贱，职权低下，权力不会很重。竟然不知道鼠凭社贵，狐假虎威，在外没有逼迫人主的嫌疑，对内却有独断专行的功效，权势使天下人倾倒，却没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仗恃朋党的势力培植党羽，政绩因贿赂而成，各种大小刑戮，在筵第的隐曲之所构成，穿戴贵族衣帽，乘坐贵族车马，也都出在言笑之中，南方的黄金北方的兽毛，送来时都是两船并行，精制的白绢贵重的丹魄，收到的都是两者得兼，西京的许、史两家，自不必说，就是晋朝王导、庾亮，也没有人能比得上。到了太宗晚年，他们的计划实施已屡经成功和失败，终于认识到：受人主宠幸的人害怕宗戚。他们想使年幼的人主孤立，长久地掌握国家大权，于是就构陷异己，挑拨离间，因此御弟宗王，相继被杀。百姓忘记刘宋王朝的恩德，虽然不是一种原因，但是国家很快地灭亡，的确是由于这个原因。唉！《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现采摘它们的书名，以《恩幸篇》来列入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