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先王的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到奴仆、守门的、打更的，其爵位、俸禄、侍奉、赡养、住宅、车辆、服饰、棺椁、祭祀、死生的规定都有不同的等级，年纪小的不得越过年纪大的，地位低贱的不得越过地位高贵的。

　　由于这样，所以上下有序、民心稳定。

　　于是辨明土地、川泽、丘陵、高峻与平缓、肥沃与低湿等不同情形，教导百姓种植树木饲养牲畜；从五谷六畜到鱼、鳖、鸟、兽、荻、蒲、材、干、器械等资财，用来养生送终的东西，没有不全部植养的。

　　按时植养，而使用时有节度。

　　不到九月不伐薪；不到九月、正月，不猎捕鱼；不到七月不射杀鸟。

　　既然要按照时令来选择物用，就像山上不乱砍被伐树木重生的枝条，不击杀正在长而未长成的草木，小虫、鱼、鹿子、鸟蛋，都常常有禁忌。

　　所以顺应时节，使万物繁盛，用度丰富、完备。

　　然后、士、农、工、商四民依靠各自的特点，发挥各自的智谋才能，夙兴夜寐，来从事他们的事业，相互地以其所有，交易所无，而都不匮乏，没有政府的征发和限期交纳，使远近都充足。

　　所以《易》说“：君王依靠财用以成教化，称赞天地长育万物，来救助他的百姓”，“备取万物而极其功用，拿制成的器物把它作为天下人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品德高尚的”，说的就是这一点。

　　《管子》说古代的士、农、工、商不允许混合居住。

　　士人在闲散的宴席上一起谈论仁义，工匠在官府里一起议论技巧，商人在交易场所相互交谈财利，农民在田野里共同谋划农业生产，从早到晚从事自己的事业，没有谁观视它物而改变自己的本业的。

　　所以他们的父兄的教育不严肃而他们的事业能够成功，子弟的学习不费力而所学的东西能够学会，这是因为他们各自安于所居而乐于本业，认为其食物味美，认为其服饰华丽，即使看见奇丽粉华，不是他们所学习的，像戎、狄对于于越一样避开它，不参与进去。

　　因此欲望少而事情简洁，财用足而不互相争夺。

　　于是位居百姓以上的君王，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仪来约束他们，所以百姓有廉耻之心而懂得尊敬，认为礼义贵重而鄙视利益。

　　这就是夏、商、周三代君王用德、礼统治百姓，刑法不严而能够治理国家的大概原因吧。

　　到周室衰微，礼法破坏，诸侯鲁桓公雕刻宫椽、饰红屋柱，大夫臧文仲的房屋有雕成山形的斗拱，画着水藻纹的短柱，在厅堂跳着八佾舞，在殿堂用《雍》乐伴奏进食。

　　其流风下至士人、平民，没有谁不背离诏制而抛弃农业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少，从事商业的人多，粮食不足而货物有余。

　　衰落延至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义彻底破坏，上下相互遮掩，一国之内政治不同，一家之内风俗殊异，欲望无节度，僭越等级没有止尽。

　　于是商人交换难得的财物，工匠制作无用的器物，采用违反道义的行为，来追逐时人的喜好而获取世间的资财。

　　欺诈的人违背事实以求取名誉，邪恶狡诈的人损害他人以求取功利，篡权杀君得到国家的人成为王公，强取豪夺建立家业的人是英雄。

　　礼义不足以约束君子，刑戮不足以威慑小人。

　　富有的人，木土披上了文锦，犬马有吃不完的肉粟，而贫困的人短褐破烂不完整，只是含豆饮水以充饥。

　　他们是普通百姓，地位同等而在财力上相争，虽为奴仆，但还没有怨恨的表情。

　　所以那些粉饰欺诈为非作歹的人，自我满足于一时；守道循理的人，不免于饥寒的忧虑。

　　教令从上面兴起，是由于法律制度的无限。

　　所以列举他们所作的事情，来记载世间的变化。

　　从前，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重用范蠡、计然。

　　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得作好备战工作；了解货物何时为人所需求购用，才算懂得什么是财货，掌握了‘时’与‘用’二者的规律，那么各种货物的流通情况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所以，天旱则备船以待涝，天涝则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勾践照此治国，十年后国家富起来，拿出丰厚的钱财来收买兵士，于是消灭了强大的吴国，洗刷了会稽被困之耻。

　　范蠡叹息说“：计然的致富之策十条，越国用了其中的五条就实现报仇雪耻的愿望。

　　既然用它施用于治国而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乘着一叶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为鸱夷子皮，到陶邑改名为朱公。

　　朱公认为陶邑为天下中心，各地诸侯从四面八方通达这里，交流货物是很容易很便利的，于是他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而不另靠人力经营。

　　所以他作为一个善于生财致富的人，能够不靠人力而随机应变。

　　十九年间三次积累到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贱之交和远房的本家兄弟们。

　　后来范蠡年老，听任子孙继治其业并有所发展，终致家财万万钱。

　　所以人们谈论富翁时称他为陶朱公。

　　子贡在孔子那里学习之后，退而做官于卫国，又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

　　孔门七十多个高足弟子中，端木赐(子贡)是最富有的。

　　而另一高足弟子颜渊箪食瓢饮，栖身在狭窄的巷子里。

　　而子贡却乘着四马并驾齐驱的车子，带着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同他平等行礼。

　　但孔子认为颜渊贤能而指责子贡，说：“颜回这人呀，他的道德学问也算是差不多了，家里经常揭不开锅，但乐在其中。

　　端木赐不顺从天命，去学作生意，猜测行情，倒十拿九准哩。”白圭是西周国人。

　　当魏文侯在位时，李悝致力于尽地力之教，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成丰歉的变化，所以他搞的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商业经营。

　　他能做到不讲究吃喝，摒弃嗜欲，节省穿戴，与做事的奴仆同甘共苦，抓紧发财的时机就像猛兽搏取食物时那样迅速敏捷。

　　所以他说“：我干经商发财致富的事情，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膑、吴起用兵，商鞅推行法律那样。

　　所以，如果一个人智够不上与我通权达变，勇不能够做出决断，仁不能够正确取舍，强不能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发财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发财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

　　猗顿以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郭纵以冶铁积起家业，其富有可与诸侯王相提并论。

　　乌氏蠃经营畜牧业，待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便统统卖掉，用卖牲畜的钱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

　　戎王还赠他十倍等于所献物品买价的东西，给他牲畜，所给牲畜多到用谷子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

　　秦始皇诏令乌氏蠃位同封君，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入宫朝拜。

　　巴郡寡妇清，她的祖上得到丹砂矿，独揽其利好几代，家产也多得无法估量。

　　清寡妇能守住先人家业，用金钱买通各方，借以自卫，人们不敢侵犯她。

　　秦始皇把她当做贞妇而待之以宾客之礼，并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

　　秦汉诏制，列侯封君享受租税的标准是每户每年缴入二百钱。

　　享有一千户的封君，一年的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朝拜天子、访问别的诸侯和祭祀、馈赠等费用都要从这二十万钱中开支。

　　普通百姓———农、工、商、贾，家有一万钱，按照利率一年也可得利息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则得利息二十万钱，而更徭租赋的费用要从这二十万钱中开支，这样的人家，喜欢穿好的、吃好的。

　　所以说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养猪二百五十头，水中占有年产鱼一千石的鱼塘，在山里拥有成材木树一千株。

　　安邑千株枣树；燕、秦千株栗子树；蜀、汉、江陵千株桔树；淮北、荥以南和黄河、济水之间千株楸树；陈、夏千株漆树；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子；以及大国中有一万户的城市，城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以及千亩报卮子、茜草，或者千畦生姜、韭菜，拥有上述某项财产的人，其收入都可与千户侯的收入相比。

　　民间谚语说：“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文采不如当街做买卖。”这说的是末业，是贫穷之人为致富所凭借的手段。

　　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里，一年之中，酒家酿酒一千瓮出卖，醋酱千缸，饮浆千儋，屠剥牛羊猪皮千张，贩卖谷物千钟，柴草千车，拥有船只的总长千丈，大木材一千根，竹竿万根，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涂漆木器千只，铜器总量千钧，未漆的原色木器、铁器及卮子、茜草千石，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猪二千只，奴仆一百人，筋角、丹砂千斤，绵絮、细布千钧，有花纹图案的彩色丝织品千匹，粗布或皮革千石，漆千斗，蘖曲、盐豆豆支千合，鲐鱼、鎦鱼千斤，杂小鱼千石，腌咸鱼千钧，枣栗三千石，狐貂皮衣千件，羔羊皮衣千石，毛毡毯千条，还有水果蔬菜千钟，利息钱千贯，牙商或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不太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拥有以上某项财产或经济收入的人也比得上千乘之家，这是大概情况。

　　蜀郡卓氏的先人是赵国人，以冶铁致富。

　　秦国攻灭赵国时，迁徙卓氏到蜀郡。

　　夫妻推着小车前行。

　　那些同时被迁徙的人，稍稍有些余财，便争着送给管事的官吏，乞求把他们迁徙到近处，结果被安排在葭萌县。

　　惟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贫脊。

　　我听说岷山下是一片肥沃的田野，地里生长着大芋，有此物充粮，人到死也不会挨饿。

　　那里的百姓又善于交易，做买卖方便。”于是请求迁到远处。

　　结果被迁到临邛县，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冶铸，并动脑子计划筹算，在滇、蜀百姓中做生意，成为大富翁，乃至于拥有奴仆八百人，享受的田池射猎之乐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被秦国从山东迁徙到西南地区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把铁器产品卖给当地蛮族，其富有程度与卓氏相等。

　　程郑、卓氏衰落以后，到汉成帝、汉哀帝年间，成都的罗裒的资财达到万万钱。

　　起初，罗裒在京城做生意，随身携带有几十万钱，后达到一百万钱，替平陵人石氏掌财。

　　这人非常努力。

　　石氏的资财仅次于如氏、苴氏，对于他亲近信任之人，拿很多的资财送给他们，让他们往来于巴、蜀做生意，几年间达到一千多万。

　　罗裒拿出一半的钱财送给曲阳侯、定陵侯，依靠他们的权势，借钱给郡国，人们没有谁敢不还的。

　　他独揽盐井之利，一年所得是自身钱财的两倍，于是使他的钱财增多了。

　　宛县孔氏的祖上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

　　秦国消灭魏国之后，把孔氏迁徙到南阳，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又规划陂池，驱动成群结队的车马游访诸侯，趁机牟取商业利益，博得了游闲公子乐善好施之名。

　　但他赚到的钱很多，大大超出施舍出去的那点钱，胜过斤斤计较之辈，家中财富达到几千金。

　　所以，南阳地区的商人都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手脚大方。

　　鲁地民俗俭约吝啬，而丙氏尤甚，他以冶铁起家，财富达到万万钱。

　　但他家不管老少都要遵守一条家规：低头抬头眼睛都要盯着钱，一举一动都要得到利。

　　他家放债、做买卖遍及郡国。

　　邹、鲁地区因这个缘故很多人都离弃文学而追求发财。

　　齐地风俗是贱视奴仆，而刀间却偏偏喜欢他们，重视他们；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头痛的，惟有刀间收留，让他们追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者让他们驾车乘马堂而皇之地去结交郡国守相，而刀间更加放任他们。

　　终于得到他们的助力，积起财富几千万钱。

　　所以人们说“宁爵毋刀”，说的是刀间能使豪奴自肥，而又能让其为他卖力。

　　刀间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年间，临淄地方姓伟的财产也达到五千万。

　　周地人本来就很吝啬小气，而师史尤甚。

　　他以车载货做买卖赚钱，车子数以百计，在各郡各诸侯国经商，无处不到。

　　洛阳位于齐、秦、楚、赵的中心，富有人家相互夸耀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经过洛阳而不入家门。

　　能使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弄到万万钱。

　　师史衰落以后，到汉成帝、汉哀帝、王莽时，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的资财也达到万万钱。

　　王莽让他们都做了纳言士，想效法汉武帝，但不能得到他们的好处。

　　宣曲地方的任氏，他的祖上担任过督道仓守吏。

　　秦朝衰败之时，豪杰争相夺取金玉，而任氏独去窖藏仓库的米粟。

　　后来，在楚汉鏖兵于荥阳之际，百姓无法耕种田地，每石米的售价达到一万钱，豪杰的金玉统统转归任氏，任氏以此发了财。

　　富人争相奢侈，而任氏放下有钱人的架子节俭度日而致力于农田畜牧。

　　田地和牲畜，人们争着要价钱便宜的，任氏却专要贵而好的，任家富有延续几代。

　　但任氏有家约规定：不是由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东西不穿不吃，官家公事没完成则不得饮酒吃肉。

　　因为这成为乡里人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又尊重他。

　　国家开拓边塞地区之际，只有桥姚得以有马千匹，牛二千头，羊万只，粟以万钟计。

　　吴、楚七国之乱刚发生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随军队出关作战，他们向高利贷者借贷，高利贷者认为关东镇压七国叛乱的战事胜负未决，没有谁肯把钱贷给他们。

　　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贷给列侯封君，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

　　三个月后，吴、楚叛乱被平息。

　　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了十倍的利息，因此富敌关中。

　　关中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家族，如田墙、田兰。

　　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也都有万万钱家财。

　　前面的富者衰落以后，自汉元帝、汉哀帝到王莽时为止，京城的富人杜陵的樊嘉，茂陵的挚纲，平陵的如氏、苴氏，长安卖丹的王君房，卖豉的樊少翁、王孙大卿，他们是天下拥有很多资产者。

　　樊嘉五千万，其余的人都达到万万钱。

　　王孙大卿用财养士，与英雄豪杰交往，王莽起用他担任京城司市师，是汉朝的司东市令。

　　上述这些富豪都是显著有名的人物。

　　其余郡国富民从事各种行业而获利，用财货送人抬高自己身价，在乡里取得敬重的人，不可胜数。

　　所以秦杨靠种田务农而为一州首富，翁伯靠贩卖脂粉而富倾县邑，张氏靠卖酒料而极度奢侈，质氏靠磨刀而富到列鼎而食，浊氏靠产销胃脯而富到车马成行，张里靠给马治病而富到鸣钟佐食，这些都超过了法律制度。

　　但他们总是遵守事业，积累赢利，才逐渐而成为富有者。

　　至于蜀郡的卓氏，宛县的孔氏，齐地的刀间，是公然独揽山川铜铁鱼盐的商贾之人，开动脑筋计算筹划，在上争夺君王的利益，在下专取百姓的产业，他们都陷入到越出常轨过分奢侈的罪恶里。

　　又何况挖掘墓葬、打劫击杀，用诈取强夺手段发财致富的呢！曲叔、稽发、雍乐成这些人，竟还与良善之人齐齿并列，损丧风化，败坏风俗，这是导致大乱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