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虚字从之慵夫其号槀城人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厯管城门山二县令用荐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为著作佐郎迁平凉府判官召为左司谏转延州刺史入为直学士入元遂隐居不出后东游泰山至黄岘峯憩萃美亭谈笑终焉所著文章号慵夫集又滹南遗老集传于世事见金史案中州集称若虚负重名精经学史学文章礼乐一代伟人北渡后隐居乡里据此则滹南老人终于元未尝仕于元且其人巳人金史文艺传焦氏经籍志编入元人误也此本山阴祁氏藏书康熙乙未春王归绣谷亭收藏因考史传而附记于后是月二十一日灯下书绣谷吴焯

右滹南王先生集四十五卷经史辨及杂辨凡三十三卷文辨四卷诗话三卷诗文五卷末附续编诗二十首亦为一卷王先生事金而不事元金之遗老元之逸民也其著述则成于元而行于元焉元世祖用许衡言遣使取杭州在官书籍板及江西诸郡书板立兴文署以掌之诸路儒生著述辄由本路官呈进下翰林看详可传者命各行省檄所在儒学及书院以系官钱刊行此书初刻在元初东明王鹗序作于元定宗后乌拉海额称制之二年即宋湻佑九年次刻正在至元闲末附之诗乃大德三年江左双桂书院王复翁所续而他本所无者后之著录家唯明焦氏国史经籍志列于元四库全书提要及钱氏绛云楼书目叶氏菉竹堂书目卢氏补辽金元艺文志金氏补三史艺文志钱氏补元史艺文志皆列于金各家著录又有尚书义粹慵夫集二书尚书义粹或作三卷或作二卷慵夫集又无卷数疑二书久佚著录者但据撰述录其都目不必亲见其书也今金源儒者著述落落若晨星而遗老发明经史为金元称首其于君臣大义尤三致意焉学者仰慕而不得读其书也久矣余得之于吾邑叶氏乃山阴祁氏淡生堂钞本 【 祁氏藏书宏富着淡生堂藏书约训一卷】 当是据至元刻本影写曾经吴尺鳬校正而形声相近之误难以数计吴校亦不无遗憾且四卷之下五卷之上首尾复有脱简今在陈校刊苦无他本据以补正但注阙文以俟异日刻既成因录金史本传并吴跋及祁氏印记以谂读者光绪十有二年冬十月海丰吴重憙识

王若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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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文学家。字从之﹐号慵夫﹐入元自称滹南遗老。早年尽力于学﹐以其舅周昂和古文家刘中为师。章宗承安二年(1197)擢经义进士﹐官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县令﹐皆有善政。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又奉使西夏﹐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哀宗正大间在史院主持史事﹐修《宣宗实录》﹔书成﹐迁平凉府判官﹔不久召为左司谏﹐后转延州刺史﹐入为直学士。金亡北归﹐隐居乡里以终。他颇有政治才能﹐然而由于多年居于闲散的位置上﹐没有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为人滑稽多智﹐而能雅重自持﹐谋事详审。
王若虚是金代的重要学者﹐精于经﹑史﹑文学﹐独步一时。元初文学家李冶在《〈滹南遗老集〉序》中指出:“今百余年﹐鸿生硕儒﹐前后踵相接。考其撰着﹐訇磕彪炳﹐今文古文﹐无代无之﹐唯于议论之学﹐殆为阙如”﹐惟“滹南先生学博而要﹐才大而雅﹐识明而远。所谓虽无文王犹兴者也”。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其经学﹑史学和文学批评方面的成就﹐主要反映在所着《滹南遗老集》中。此书共45卷﹐包括《五经辨惑》2卷﹐《论语辨惑》5卷﹐《孟子辨惑》1卷﹐《史记辨惑》11卷﹐《诸史辨惑》2卷﹐《新唐书辨惑》3卷﹐《君事实辨》2卷﹐《臣事实辨》3卷﹐《议论辨惑》1卷﹐《著述辨惑》1卷﹐《杂辨》1卷﹐《谬误杂辨》1卷﹐《文辨》4卷﹐《诗话》3卷﹐杂文及诗5卷。其学术论着部分﹐辩难驳疑﹐不落窠臼﹐对汉﹑宋儒者解经之附会迂谬以及史书﹑古文句法修辞之疏误纰漏﹐多有批评订正。其《文辨》﹑《诗话》专门论文论诗﹐虽未形成完备的体系﹐却从始到终﹐观点鲜明﹐有不少独到见解。
王若虚的文学理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在金代文坛上﹐某些作家竞靡夸多﹑追奇逐险的倾向比较突出。王若虚以理论家的器识和胆略﹐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论争。在文学和生活关系的看法上﹐王若虚主张写“真”去“伪”﹐反映客观现实﹐以为“哀乐之真﹐发乎情性”(《诗话》上)﹐“文章唯求真是而已”(《文辨》一)。有鉴于此﹐象罗可的咏雪之作“斜侵潘岳鬓﹐横上马良眉”﹐他就直以“假雪”斥之(《诗话》中)。对于主张“无一字无来处”和以“经史雅言﹐晋宋清淡”作为诗文素材的黄庭坚﹐他也进行了批评﹐指出其“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作诗方法不过是“剽窃之黠者”(《诗话》下)。其实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就是用古语来达意表情﹐不完全同于剽窃。这在苏轼诗里已是铺排古典成语。但王若虚只对苏轼的“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叙》)以及“有为而作”(《凫绎先生文集叙》)等主张﹐推崇备至。对主张“情发于中﹐文形于外”的白居易的诗作﹐则认为“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诗话》上)﹐“妙理宜入人肺肝”(《论诗》)。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王若虚同意周昂的主张:“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诗话》上)﹐“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得首肯”(《文辨》四)﹐把思想内容放在突出的地位﹔强调“辞达理顺”(《诗话》下)﹑“浑然天成”(《诗话》中)﹐对于“不求是而求奇”(《诗话》中)﹑“不求当而求新”(《诗话》下)的倾向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指出“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末”(《文辨》四)。但是﹐形式主义的影响在王若虚身上也偶尔有所流露﹐比如他对司马迁的评价就失之偏颇。他曾说过:“司马迁之法最疏﹐开卷令人不乐”(《文辨》一)﹔又说:“迁虽气质近古﹐以绳准律之﹐殆百孔千疮”。(同前)从而暴露了他的理论的不彻底性。
王若虚的诗文创作亦颇为可观。周昂在评论时人之文的时候曾经指出:“正甫之文可敬﹐从之之文可爱﹐之纯之文可畏也。”(刘祁《归潜志》卷十)其文不事雕琢﹐唯求理当﹔其诗以白居易为法﹐崇尚自然﹐能曲尽情致。其创作实践和理论能保持一致。
所着《滹南遗老集》45卷﹐续1卷﹐有《四部丛刊》影旧钞本﹑《丛书集成》本。《滹南诗话》3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霍松林等校点本。
王若虚
王若虚（一一七四～一二四三）字从之，号慵夫，稿城人。承安二年，经义进士甲科擢第，初授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二县令，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奉使夏国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正大初，《宣宗实录》成，迁13凉府判官、左司谏。正大末，官翰林直学士。金亡，北??镇阳，寀?乡里十馀年。蒙古乃马真后二年四月，游泰山，憩于黄岘峰之萃美亭，谈笑间暝目而逝，年七十。少时从师其舅周昂，博学强记，善持论。能以三数语窒李纯甫于杯酒谈笑间，使噤不得语。为文尊欧苏，诗学白居易。有《滹南遗老集》传世。
王若虚（公元一一六一～一二四三年），字从之，号慵夫，藁城人。生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卒元太宗皇后称制二年夏四月辛未（宋理宗淳佑三年），年七十岁。幼颖悟，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调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二县令，皆有惠政。用荐入为国史院编修官，遵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奉使夏国，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正大初，章宗、宣宗实录成，迁平凉府判官，召为左司谏，后转延州刺史，入为直学士。金亡，北归镇阳，自称滹南遇老。越十年，与刘郁东游泰山，至黄岘峰，憩于萃美亭，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若虚幼从舅氏周昂及名士刘中学，强记默识，诵古诗至万余首，他文称是。文学欧苏，诗学白居易。为文不事雕篆，唯求当理，尤不喜四六。作诗不主江西，而以为诗须自然，须曲尽情致，且须有气吞九州岛之概。其学出入经传，学博而要，才大而雅，识明而远，以为传注，六经之蠹也，作五经辨惑；论孟，圣贤之志也，作论孟辨惑；史所以信万世，文所以饬治具，诗所以道情性，皆不可后也，亦各以之为辨；而又辨历代君臣之事迹，条分区别，美恶着见，如粉墨然。着有慵夫集若干卷，元时已佚，今惟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传于世。（于大成）

读《滹南遗老集》 文/张中行

我最初读《滹南遗老集》，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日前找出来又翻翻，仍然觉得有清新气。所谓清新，是能言己之所见，不顺着老路，人云亦云。人云亦云的话未必就不对，但最常见的是对着所谓圣贤唱颂歌，气盛而调卑，多听难免烦腻，所以没什么意思。兼往深处远处追求，情况还不只是没什么意思。先秦是处士横议的乱世，其实也是盛世，随着秦的统一，过去了。秦始皇得李斯之助，用烧和活埋等办法，求车同轨、书同文字，成效不小。但汉刘邦取而代之之后，还有伏生老头子为《尚书》复辟，这是秦皇的思想大一统并没有实现。思想的近于大一统，是文景之治以后，学术思想的是非象是大势已定，就是处士，张口、执笔也总当是诗云、子曰了。都是诗云、子曰，有好处，是省脑力，有关是非的问题就不必再想。但也有坏处，一是头脑渐渐会僵化，二是错了就只好长期错下去，如人际关系的三纲就是这样。象凤毛麟角，东汉末出了个王充，依传统应该说是实的，他疑是虚；依传统应该说是没问题的，他偏要问，偏要刺。信的大流之中忽然冒出个疑来，这是清新。汉以后，这样的清新不多了，所以就是偶而出现一两篇发点牢骚的文章，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之类，我们也应该视同拱壁。《滹南遗老集》不只是一两篇，也不只是牢骚。作者喜深思，有主见，即使越出常轨也说，所以就是在今天也还是值得一读。
读其书，应该知其人。作者王若虚是金朝末年人，曾任国史编修官，撰《宣宗实录》，入为直学士；还曾出使西夏。他字从之，号慵夫，藁城(今河北藁城县)人，地在滹沱河之南，又因为入元成为金的遗民，所以自称滹南遗老。对于他的学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金元之间，学有根抵者，实无人出若虚右，吴澄(元朝著名学者)称其博学卓识，见之所到，不苟同于众，亦可谓不虚美矣。”博学，指通经、通史并通集部的文，卓识即见不苟同于众，两者相比，后者更值得注意。他的为人也有值得说说的。据《金史》卷一二六本传，他金亡后不仕，住在正定。年七十，由两个儿子忠和恕陪侍，东游泰山。到黄岘峰，在萃美亭休息，跟同游的人说：“汩没尘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诚得终老此山，志愿毕矣。”其后遣忠回家，让恕陪着，找个合意的地方，“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这死法是禅家的，他在书中大力“辨惑”，也许就是禅家呵佛骂祖精神的延伸吧？
《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包括《五经辨惑》二卷，《论语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记辨惑》十一卷，《诸史辨惑》二卷，《新唐书辨》三卷，《君事实辨》二卷，《臣事实辨》三卷，《议论辨惑》一卷，《著述辨惑》一卷，《杂辨》一卷，《谬误杂辨》一卷，《文辨》四卷，《诗话》三卷，《杂文》五卷；《杂文》最后附很少的诗，据王复翁序，是由元好问《中州集》抄来的。除了最后《杂文》五卷以外，前四十卷都是辨惑性质。所谓辨惑，是认为有些旧传或旧说有问题，不应该随声附和，仍旧信以为是。
疑多数人长时期之所信，程度有深有浅。英国牛顿为苹果落地而不飞升生疑，法国笛卡儿为感知世界(包括自我)是否实有生疑，这类疑是程度深的。王若虚的疑，程度没有那样深；就概括方面说，他也相信有所谓圣人和圣道，一般人应该以之为师。至于下散为个别，他就“本诸天理，质诸人情”(王鹗序中语)，有所疑，或认为不对，就指出来，说自己是怎样看。自然，这“自己”的看法也不能百分之百的可取；甚至有的往而不返，流为偏见。如对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辨惑多到十一卷，并且竟至于说：“司马迁之法最疏，开卷令人不乐。然千古推尊，莫有攻其短者。惟东坡不甚好之，而陈无已、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呜呼！吾亦以千古雷同者为不可晓也。安得知苏公者，与之语此哉！”(卷三十四)这说得显然就过了头，其来由是只取小疵而忘了大醇；何况所指摘之小，有的并不是疵。如卷十二有这样一条：“《孔子世家》赞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大圣人道德光被万世，虽鄙夫孺子皆知之矣，而迁因读书始想见其为人之大概，非所宜言。”这样说，是不听其言，不见其行，就应该知其为圣人，真是迂陋得太可笑了。在这类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论比较公允，是：“掊击司马迁、宋祁，似未免过甚，或乃毛举故细，亦失之烦琐。然所摘迁之自相牾，与祁之过于雕斫，中其病者亦十之七八。”
十之七八也罢，甚至少到十之一二也罢，我以为，我们今天读，都可以不必计较；我们的所取主要应该是，对于正经正史，以及象太史公司马迁这样的大人物，他也敢疑，并且有疑就敢说。当然，由我们现在看，他的求真求是精神还延伸得不够远，因为他还没有问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为什么就必须尊为圣。但处世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王若虚是十二三世纪的人物，我们应该承认他享有一种所谓时代局限的权利。其实就是我们，又何尝没有时代局限？前些年，不少人造了反，改称孔子为孔老二，痛骂；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不管死活一齐骂，而是有选择，可骂的骂，不可骂的不骂。不骂，当然就不疑。《滹南遗老集》的辨惑精神是提倡疑，鼓励疑，这对于我们，包括善骂的勇士，确有值得深思的教训意义。
而说起疑，并不都难。友人戒烟，声明势在必成，我怀疑，因为这样的声明早已不只一次。孩子买来一瓶西凤酒，我怀疑是假的，因为多种事迹证明，假的多，真的少，可是友人，烟，西凤酒，都实有，我不怀疑，也想不到怀疑。这属于生疑的难的一类。还有一种难的，尧舜时期，也许有主张君权至上的；如果有，推想会有人怀疑。下降到战国，孟子还发过傻气，说：“民为贵，社次之，君为轻。”再其后急转直下，秦皇汉武不用说，连明朝正德皇帝那样的坏蛋，天启皇帝那样的胡涂蛋，也都是天纵之圣了。这是因为时间加上各种条件和合，培育成“权威至上”的观念，对于权威，浅是不敢疑，深是根本想不到疑。不怀疑友人、烟等为实有，也是相信权威。但这权威属于“天”，为了表明与属于“人”的权威有别，我们最好不称之为权威。属于人的权威可以分为两大类：人和人所说。典型的例：前者是君上，后者是钦定的信条。这与属于天的相比，地位象是卑微多了。但因为与我们自己是同群，信而不疑，就常常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举例说，君王明圣，圣道亘万古而常新，像这样的权威，我们真就不受它的支配了吗？许多事实明示或暗示并不是这样。想解放，要有精神的冲击力，《滹南遗老集》的值得一读，就因为它可以供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冲击力。
空论说了不少，应该回到本书，举些实例。四十卷，随处可举，只好损之又损，只举三条，我认为意义比较深远，而且可以概其余的。
一条，见卷一的《五经辨惑》：
《春秋》襄公三十年：“宋灾，伯姬卒。”《公羊传》曰：“宋灾，伯姬存焉。有司复(来告)曰：‘火至矣，请出。’伯姬曰：‘不可。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保姆)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粱》左氏，其说略同。《公》《谷》皆以为夫子(孔子)贤之。予谓伯姬知礼而不知礼，似贤而近于愚，其志可哀，其事不可法也。夫授受不亲，男女之正，而嫂溺者必援之以手(孟子语)，事有不幸而莫能两全，亦权其轻重而处之耳。妇无傅母，宵不下堂者，所以别嫌疑，防淫慝，平居无事之时可也。火至而避，初非失节之污，就使旁无一人，亦所不禁，况左右有司之众，足以自明，独不能权其轻重，而必守此区区之文乎？予是以哀伯姬之愚，而鄙《公》《谷》之陋也。左氏讥伯姬女(指未嫁者)而不妇(依女礼而不依妇礼)，以为女待人而妇义事(可从宜处事)。予谓当此之时，虽女亦得以从宜，岂独妇哉。呜呼！夫子中庸之教，朗如白日，坦于夷途，而世每以矫拂难能、不近人情为奇节，不亦异乎！(《从书集成》本，下同)
(贵族)妇女无傅母陪伴不夜出，是传统礼教的规定，伯姬以六十岁的老妇，因坚守而坐待烧死，《公》《谷》说是夫子贤之，于是历代就传为美谈。美谈可以给礼教增添营养，于是礼教就更肥更壮，更难于摇动。礼教的这种规定有目的，是片面维护男子的权益。这不合理，可是积非成是，竟连妇女也视为当然。视为当然就不再有人疑，或有人敢疑。王若虚以“人情”为武器，向礼教刺了一下，虽然刺得不够重(戴着现代的眼镜看)，总是刺了。
另一条，见卷五的《论语辨惑》：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注疏(指朱熹《论语集注》之前的注解)以为叹时事之不留。古今多取此意。程氏(程颐)曰：“此道体也。天运行(《集注》无行字)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意。”予谓孔子指水而云，其所寓意未可晓也。诸子之言亦俱说得去，然安知其果然哉？程氏之论虽有益学者，要为出于亿(通臆)度，而遂谓自汉以来无识之者，何其自信之笃邪？盖未敢从。
程氏的这段话是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所引，其前还有朱熹自己的话，是：“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这是程、朱都认为孔子的“逝者如斯”之叹是表明道体。而其实，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是连人生之道还苦于摸不着，又哪里会想到玄学的道体！可是南宋以来，程、朱的意见已经具有权威性，权威是只许信而不许疑的。更可怕的是，信惯了就不再想到疑。王若虚是七八百年前的人物，他却想到疑，而且明白表示“未敢从”，未敢从的正面意思是“不信”。
还有一条，见卷二十九的《臣事实辨》：
或问张巡许远何如(指守睢阳死难事)，曰：忠矣，然而不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孟子语)，仁者不为，守一城而食人三万口(《旧唐书》卷187下《张巡传》：“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人。”)，其忍为之乎？宁使贼杀，岂容自食？故予尝谓，其死节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万劫不能灭也。或曰：“为己则不可，为国何害？”曰：为己与为国等耳，天下只有一个是。或又曰：“图大事者不顾其小。”曰：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三万口之命，而谓之小事，何邪？使江淮果由此而保，亦不足道，况其未必哉。为巡等计，可走则走，不可则战，战不胜而死之，足以塞为臣之责矣；国之存亡，付之天可也。盖当时公论亦多尤之(《新唐书》卷192《张巡传》：“时议者或谓……与夫食人，宁若全人。”)。李翰辈曲为辨说(同上书举为张巡辩护者有张澹、张建封、李翰等七人。其后李翰作《张巡传》，韩愈作《张中丞传后叙》)，讵能服人之心？而史臣猥日议者遂定(《旧唐书》传赞称为烈士，《新唐书》传赞称为烈丈夫)。呜呼！去古逾远，义理不明于天下，士大夫以名节自高，而卒不免害道者，可胜数哉！
与前两条相比，这一条含意比较复杂，因为牵涉到历史人物和事迹的评价问题。这含有两方面的麻烦。一方面是“事实”。事实，有的多数人可以为证，有的只有极少数人可以为证，不管可以为证的人是多是少，传与后人，总不能不用文字。文字是人的手写的，就难免因人的无意或有意而走了样。且不说无意的种种。大走样经常是出于有意。这也有个通例，是以胜败定是非，然后根据是非的要求改造事实。太史公司马迁时期还容许一点点自由主义，所以叙说汉高祖，还透露本来不为太公所喜的情况(太公常说他是无赖)，知子者莫如父，这样写应该算作大不敬。班史以下，这样的笔法没有了，而变为清一色的颂圣、骂贼，而圣贼之分非常容易，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再说另一方面，是“评价的标准”。标准，有的因时代变易而有小变，与这里想谈的无关，从略。只说大家认为万古常新的，其中一个与这里想谈的关系最密切，是“忠君”，旧时代是个重要的评价标准，应该如何看待？真是一言难尽。难说，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它常同“爱国”混在一起。理论上，这本来容易拆开。可是难的是事实，武王伐纣，据《逸周书?克殷解》，纣的军队顽强抵抗，以致连《尚书?武成》篇也说，“血流漂杵”，推想他们既是忠君，又是爱国。其后是世风日下，君权日上，于是只管君不管国的情况就越来越多。方孝孺是个典型的例，转而事燕王，国不变，可是他宁可走诛十族的路，这是百分之百的忠君(建文帝)，与爱国无关。我有时想，历史上无数忠臣殉国的事迹，如果其时有什么射线摄脑影的技术，恐怕所得之影有虚实两层，国是虚，君是实。可是不幸，这个年深日久的信条力量太大，为了所谓名节，无数贤人达士真就君辱臣死了。死，如果只是一身，依理，人应该有，处理自己的自由，也就罢了。可是，张巡守睢阳的情况不是这样，而是为了所谓名节，杀城内的妇女老弱三万口，吃了肉。可是你说不应该吗？这是忠君，反它？真就成为冒天下之大不韪。一般人是宁可走李翰、韩愈等的路，三万口惨死的人装作不见，还是歌颂。这是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坚最重的枷锁，王若虚总是看见了，并且用小铁锤敲了一下。 就说是收效有限吧，我们翻阅故纸，能够听到这样的叮的声音，总比万马齐喑好吧？
《滹南遗老集》是不习见的一种古籍。对于古籍，要读不要读，文学革命以来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鲁迅先生是倾向不读的，可是给许寿裳的儿子开了书目，可见贯彻始终也不是易事。近些年来，据说古籍的销路还相当可观，可见读的人并不很少。读，比喻下河游泳，不沾一点水滴是做不到的。所以要选择。更重要的是要有分辨是非好坏的见识，因为一，没有这个就不能选择；二，有这个也可以不选择，乱看，取其所长，舍其所短。见识从哪里来？内是深思。外也许更重要，原因是思而不学则殆，还会陋。外指他人的所知和所信，一般说是后来居上。但也会有例外，历史上不少见儿子比爸爸更胡涂的。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也是个例外，如把“贵生”放在“忠君”之上，似乎就比通西方哲学的王国维更现代化。因为是例外，我们翻腾古籍时候就应该另眼看待。
一九八八年七月


金人别集整理的硕果———评《滹南遗老集校注》

史载金人别集百余种，今所见仅七种：元好问《遗山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蔡松年《明秀集》、赵秉文《滏水集》、王寂《拙轩集》、李俊民《庄靖集》、段克己、成己《二妙集》。就文学史的价值取向而言，其中成就高、内容丰富的为《遗山集》和《滹南集》，整理难度较大的则为《滏水集》和《滹南集》。此前整理出版的仅《遗山集》一种，但只点校而无注释。由此说明，安徽师大文学院胡传志教授与其弟子李定干讲师合作的《滹南遗老集校注》（辽海出版社2006年1月版），颇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开拓和示范意义。
王若虚（1174-1243）为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经学家和文献学家，在金元之际学术界堪称独步，元好问赞之为“泰山北斗”。五十万字的《滹南遗老集校注》有以下几方面值得称道：
一、古为今用的体例
整理古籍的目的是为当代和后代读者服务，故要由难趋易、由晦趋明、由误趋正、由残缺趋完备；还要去伪存真、去杂存善。以上工作，《滹南遗老集校注》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这里要特为表出的是，校注者们在体例方面亦有所创新。他们为了方便读者，将原著每一卷每一则按先后顺序编号，然后逐段逐节予以校注。校号和注号统一，依正文中出现顺序排列。有些校注本将校勘记和注释分别罗列，各有不同标号，这种做法为《滹南集》校注者不取，避免了不少繁琐和麻烦。由此可见他们为读者着想的学术良知和创新意识。
二、校勘全、精、慎《滹南集》及其选本七卷本、三卷本共有善本十种，还有《畿辅丛书》本，《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等，分别藏于北京、上海、南京、西安等地。校注者均一一亲检细校，力求“竭泽而渔”。经反复比勘，确定以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涵芬楼旧藏抄本）为底本。诗文部分除与国内诸本对校外，并参考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中州集》以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底本之缺行、漏段、词序颠倒及讹、误、衍、脱之字，均据校本或其它资料予以补足、理顺、勘误。特别对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滹南诗话》中的标点错误予以纠正。
《滹南遗老集校注》为简化字横排本。校注者对简化字的处理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一些人名、地名、书名、职官、封号等专用名词和约定俗成的词组，仍保留原字，以避免费解、误解。如“乾坤”之“干”、“徐”之“”，不简化为“干”。
三、注释繁简适当，辑佚完备
如1962年出版的《滹南诗话》校注本，嘉惠学林，但书中仍存在不少该注未注和注释过简之处。胡传志、李定干二先生在《诗话》部分用功尤多，基本上解决了上书存在的问题。
在辑佚方面，胡、李二先生可谓不遗余力，厥功甚着。《滹南遗老集》卷八据元陈天祥着《四书辨疑》，辑得《论语辨惑》佚文八则；卷三十四《文辨》后据淡生堂抄本、畿辅丛书本补充四则。王若虚创作的诗文部分，据石刻补《缑山庙》诗一首，据《金文最》补《行堂县重修学记》（文中作“行唐”），据上海图书馆藏抄本《金源七家文集补遗》收《万户张忠武王勋德碑》残文。据《滹南遗老集校注?前言》，得知校注者已搜罗王若虚《尚书义粹》佚文多条，可能是限于篇幅，惜未能在《校注》附录部分刊出，实为憾事。
我常想，具微瑕之白璧，适证其“真”，正如美人痣。天壤间物，绝无“完美”者。如我所钟爱之《滹南遗老集校注》，建议在卷首四篇序言前各标以“序一”、“序二”等字样。第562页注[1]“不守名节”，建议改为“对名节有新的理解”；序二中“雷颜”当作“雷（）[希]颜”；序四中：“既幸任回道过庐陵”，“幸”疑为“卸”之误。如果将全书再作过细打磨，将会愈臻精审。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
来源： 《人民政协报》 李正民

滹南遗老集
四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金王若虚撰。若虚字从之，自号慵夫，藁城人，登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历官左司谏，转延州刺史，入为翰林直学士。金亡后，微服归里，自称滹南遗老。越十年，与刘祁东游，卒于泰山。事迹具《金史?文艺传》。史称若虚有《慵夫集》、《滹南遗老集》，均曰若干卷，不详其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与《王鹗序》合。《慵夫集》虞稷虽着录，而卷数则缺。考大德三年《王复翁序》，称以《中州集》所载诗二十首附卷未，则《慵夫集》元时巳佚，惟此集存耳。此本凡《五经辨惑》二卷、《论语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记辨惑》十一卷、《诸史辨惑》二卷、《新唐书辨》三卷、《君事实辨》二卷、《臣事实辨》三卷、《议论辨惑》一卷、《著述辨惑》一卷、《杂辨》一卷、《谬误杂辨》一卷、《文辨》四卷、《诗话》三卷、杂文及诗五卷，与四十五卷之数合。然第三卷惟《论语辨惑序》一篇、《总论》一篇仅三页有奇，与他卷多寡悬殊。疑传写佚此一卷，后人割第四卷首三页改其标题，以足原数也。苏天爵作安熙行状，云：“国初有传朱氏《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今考《论语孟子辨惑》乃杂引先儒异同之说，断以已意，其间疑朱子者有之，而从朱子者亦不少，实非专为辨驳朱子而作，天爵所云，不知何据。观其称陈天祥宗若虚之说，撰《四书辨疑》，因熙斥之，遂焚其稿。今天祥之书具存，无焚稿事，则天爵是说，特欲虚张其师表章朱子之功耳，均非实录也。其《五经辨惑》颇诘难郑学，于《周礼》、《礼记》及《春秋三传》亦时有所疑。然所攻者皆汉儒附会之词，亦颇树伟观。其自称不深于《易》，即于《易》不置一词。所论实止四经，则亦非强所不知者矣。《史记辨惑》、《诸史辨惑》、《新唐书辨》皆考证史文，掊击司马迁、宋祁似未免过甚，或乃毛举细故，亦失之烦琐。然所摘迁之自相抵牾与祁之过于雕斫，中其病者亦十之七八。《杂辨》、《君事实辨》、《臣事实辨》皆所作史评。《议论辨惑》、《著述辨惑》皆品题先儒之是非。其间多持平之论，颇足破宋人之拘挛。《杂辨》二卷于训诂亦多订正。《文辨》宗苏轼而于韩愈间有指摘。《诗话》尊杜甫而于黄庭坚多所訾议。盖若虚诗文不尚劖削锻炼之格，故其论如是也。统观全集，偏驳之处诚有，然金、元之间学有根柢者，实无人出若虚右。吴澄称其博学卓识，见之所到，不苟同于众，亦可谓不虚美矣。

---出《四库总目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