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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吕成公门人集录其师之《经说》及《史说》、《杂说》，弟祖俭裒辑成编，从子乔年复附益此比以刻之，有後跋。《诗说》独曰《拾遗》，异於他《经说》者，以有《读诗记》故也。《杂说》多讲学语。成公学本程子，论说醇正，体用兼备，故朱子引之同纂《近思录》，虽门人所辑《语类》中间有不足於伯恭之语，乃当时效同志相规之义，原非屏斥之谓不得预於斯道也。不解《宋史道学传》何以遗之。其《诗说》一种，与《读诗记》体例稍异。《读诗记》专释《诗》，此则开示後人读《诗》之法，或证以史事，或抒其心得，多体会真切处。如《说兔罝》，谓後世甯戚饭牛、买臣负薪不足以容己，是齐与汉之风化小；若文王之时，《兔罝》之人，虽皆有才，而当其施於中逵，施於中林，雍容閒暇，自忘其才可为公侯之用，则《周南》风化之大可知。《说硕鼠》，谓“我将去之”，将者，欲去，其实不去。譬之以鼠，怨愤极矣，犹且不忍去，所以见忠爱之深。《说天作高山》，谓“彼徂矣岐”三句，是一诗要处。後世因物思人，如岘山之类，以为人既亡，所存惟陈迹；古人则异是，文王虽往，而其坦夷可行之道，与山俱存而未亡，子孙保之足矣。略举数条，可知其以意逆志之概。是本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板心有字数。其“匡”、“贞”、“恒”、“慎”、“完”、“徵”字，皆有减笔，犹吕氏原刻本也。（卷中有“徐恪公肃图籍”朱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