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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歐陽修撰。修有《詩本義》，已著錄。古人法書惟重真跡。自梁元帝始集錄碑刻之文為《碑英》一百二十卷，見所撰《金樓子》，是為金石文字之祖。今其書不傳。曾鞏欲作《金石錄》而未就，僅制一序存《元豐類稿》中。修始采摭佚逸，積至千卷。撮其大要，各為之說。至嘉祐治平間，修在政府，又各書其卷尾。於是文或小異，蓋隨時有所竄定也。修自書其后，題嘉祐癸卯。至熙寧二年己酉，修季子棐，復摭其略，別為目錄。上距癸卯蓋六年，而棐記稱錄既成之八年，則是錄之成當在嘉祐六年辛丑。其真跡跋尾，則多系治平初年所書，亦間有在熙寧初者，知棐之目錄，固承修之命而為之也。諸碑跋今皆具修集中。其跋自為書，則自宋方崧卿裒聚真跡，刻於廬陵。曾宏父《石刻鋪敘》稱有二百四十六跋，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有三百五十跋，修子棐所記則曰凡二百九十六跋，修又自云凡四百馀篇有跋。近日刻《集古錄》者又為之說曰：“世所傳集古跋四百馀篇，而棐乃謂二百九十六。雖是時修尚無恙，然續跋不應多逾百篇，因疑寫本誤以三百為二百。”以今考之，則通此十卷，乃正符四百馀跋之數。蓋以集本與真跡合編，與專據集本者不同。宋時廬陵之刻，今已不傳，無從核定，不必以棐記為疑矣。是書原本但隨得隨錄，不復詮次年月。故修之自序曰：“有卷帙而無時世先后，蓋其取多而未已也。”近來刻本，乃以時代先后為序，而於每卷之末附列原本卷帙次第。轉有年月倒置，更易補正之處，故錢曾《讀書敏求記》以為失其初意。然考毛晉跋是書曰：“自序謂上自周穆王以來，則當以吉曰癸巳石刻為卷首。毛伯敦三銘是作序目后所得，宜在卷末，即子棐亦未敢妄為詮次。蓋周益公未能考訂”云云。據此，則周必大時之本已案時世為次，其由來固已久矣。今刻修文集者，但序時代，不復存每卷末之原次，則益為疏耳。今仍依見行篇次著於錄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