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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朝高愈撰。愈字紫超，無錫人。順治中歲貢生。《江南通志》載愈著《周官集解》十六卷，當即是書。其分卷各異，殆傳寫者不同也。書中采前人之說多本諸王昭禹《訂義》，亦間有發明。其中有最駁者數條，如《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康成《注》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乃天子食此諸侯之貢也，不用先鄭之說。愈謂諸侯自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而以其馀貢天子。其說頗詆康成。今考《春秋》昭公十三年《傳》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杜注：“公侯地廣，故取貢者多。”。如愈所說，公地五百里乃自食其半，以其半貢天子。侯伯地四百里、三百里，僅自食其三之一，乃以其二貢天子。子男地二百里、一百里，僅自食其四之一，乃以其三貢天子。則尊反貢輕，而卑反貢重矣。昭公十三年《傳》又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杜注：“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即公卿大夫之采地。”鄭玄《小司徒注》：“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公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卿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大夫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是食采者卑與尊同，故云卑而貢重。是周制甸服貢重，尚不過四分之一，豈邦國所貢乃至於三之二、四之三乎？《司勛》文曰：“凡頒賞地，三之一食。”《注》云：“賞地之稅三分，王食其一。”與《大司徒》所云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四之一，均為王之所食，與《大司徒》文例義略同。愈乃不一置解，而獨於此別生異說，似未貫洽全經也。又《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鄭玄《注》曰：“此謂造都鄙也。”。愈乃曰：“四縣為都，計田止一千二十四井，以《稍人》丘乘法推之，止得兵車六十四乘，視百乘之家猶遜焉。而《傳》稱先王之制，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此八千一百九十二家，不能當天子六鄉、六遂十五之一。是猶不足稱小都，而況大都乎？”今考《春秋》隱公元年《傳》：“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杜《注》謂都城當國三分之一，非謂田邑車乘當國三分之一也，愈不得引以為難。且四縣為都，本小都也，積四小都乃為大都。今愈以四縣之都為大都，於鄭《注》尚未詳考。又《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傳》曰：“惟卿備百邑。”。杜《注》云：“此一乘之邑。”孔《疏》云：“百乘為采邑之極。”《坊記疏》謂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之三公同，俱方百里。是惟大都方百里者乃得有百乘，而天子之卿止得小都五十里，安得同於侯伯之卿？又寧以不及百乘為嫌耶？至四縣為都，凡一千二十四井，以《司馬》“甸出一乘”之法求之，所出本不及十六乘，而愈乃謂得兵車六十四乘，尤舛誤矣。《稍人》：“掌丘乘之政令。”鄭讀“乘”為“甸”，謂掌丘及甸之政令也。愈謂“乘”字不當改讀，遂謂一丘出一乘。考《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長轂一乘，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若《稍人》已令丘出一乘，則興周之制也，《春秋》又何得書以示譏耶？又《韓詩》“維禹陳攵之”，《毛詩》“陳攵”作“甸”。陳攵訓曰乘，甸亦訓曰乘。古陳、乘、甸三字音同，故讀乘為甸。愈不知古音，故有此疑，是亦妄難鄭氏也。他如謂郊社相對，社即祭地，更無北郊；九夫為井即十夫有溝，都鄙鄉遂不異制：則均襲舊文，無庸更辨者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