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制造的歌功颂德的舆论和对时局的估计。1864年(同治三年)天京陷落，纵横十八省坚持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清王朝在挣扎中勉强度过难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支持清政府、巩固统治秩序的方针，维护自己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从此，清室君臣在上谕诏旨奏章书牍中充满“中兴”之类的颂辞，歌颂“削平大难”的成功，吹嘘“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吹嘘清王朝气运的复兴。垂帘听政的西太后被颂为“圣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军将帅则被视为“中兴名臣”， 《同治中兴録》、《同治中兴奏稿》、《中兴名臣传》等书籍相继刊行，朝野上下一片鼓噪。其时，虽然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但捻军、西北、西南各族反清起义仍方兴未艾。及至这些反清武装斗争在光绪初年被镇压下去之后，正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西方各国，又掀起了争夺半殖民地中国的高潮，中国边疆危机，四面告警。清王朝并没有出现“天下太平，河海晏然”的景象和清室江山中道复兴的事实。“中兴”舆论的制造流传，一则是反映了清朝统治者渡过难关后急欲复兴的愿望，一则意在稳固统治集团内部，鼓励沮丧的士气，振作离散的人心，适应垂帘不久的两太后巩固权位的需要，仍以“中兴”绳颂臣工，继续镇压各地起义， 挽救衰运。当时，统治者中比较清醒者即不以“中兴”为然。1862年(同治元年)赐进士出身、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读、江西粮道并署布政使的平步青，考察中国历代有关“中兴”史实，在其《霞外攟屑》一书中为“中兴”正义; “凡我失之，自我得之，为中兴。汉光武、晋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得之，为反正，晋孝惠、孝安是也。”据此指责倡言同治“中兴”者，岂非把同治与“周宣相拟”?而“光武同姓再兴，晋元偏安江左”， “无非臣下所忍言”;以此名书， “无礼已甚”;以此“绳颂勋臣”， “亦为失检”。平氏指责“中兴”比拟不伦不类。1867年(同治六年)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看到清朝的腐败，曾预言清室气运不过五十年。但清王朝君臣上下，以“中兴”自慰，至光绪即位，又有“同光中兴”的论调，迄清亡， “中兴”连篇累牍，盈盈溢耳。清朝在“中兴”颂歌声中复亡，亦可见所谓“中兴”只不过是统治者绝望中的幻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