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从成帝田猎于汧、渭以东，酆、镐以西，至长杨射熊馆，作《长杨赋》《校猎赋》；除

公元-11年　十二月
扬雄从成帝田猎于汧、渭以东，酆、镐以西，至长杨射熊馆，作《长杨赋》《校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

《汉书•扬雄传》卷八十七上：“其十二月羽猎，雄从。以为昔在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女有余布，男有余粟，国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凤皇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汤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为尚小；齐宣王囿四十里，民以为大；裕民之与夺民也。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裹数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凤阙、神明、馺娑，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汉书•扬雄传》卷八十七下：“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借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按，《汉书•成帝纪》卷十谓元延二年“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扬雄《长杨》《羽猎》二赋当作于此时。论者常以传中叙完《羽猎赋》后接云“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上亲临观焉”，遂次《长杨赋》于元延三年秋，然首先，其年史无成帝至长杨的记载；其次，传中所言“秋”天之事并非射猎，而是射猎前之准备，即为向胡人夸耀“多禽兽”，特地命民众“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罔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阁为周阹，纵禽兽其中”，以便“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此事颇费时日，故《长杨赋》叹道“颇扰于农民，三旬有余，其廑至矣，而功不图”！既然费时“三旬有余”，即使从仲秋算起，当已进冬季矣。由是言之，长杨射猎必在冬季。复次，《长杨赋序》云“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赋中又云“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此正与《成帝纪》元延二年“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契合一致。第四，《长杨赋序》中云“上亲临观焉”，虽为将然之词，但已暗示届冬成帝必临。第五，《长杨赋》所赋地点正为位处《羽猎赋》的田猎范围，即汧、渭以东，酆、镐以西的今陕西周至东南的射熊馆。综上而观之，此二赋当作于同时，即此年冬。之所以造成《长杨赋》难于系年，问题在于班固按照扬雄自序编成的《扬雄传》，似乎因为《长杨赋序》头两字“明年（当为‘其年’之讹）”而导致了错简，即《长杨赋》并《序》本该在《河东赋》后，却误置于《校猎赋》后。又，班固云“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扬雄盖以此时赋“羽猎”而得官，然未知《羽猎赋》究指《长杨》还是《校猎》。《长杨赋》写“振师五柞，习马长杨，简力狡兽，校武票禽”，而且在四赋中模仿司马相如赋最为疑似，成帝一如乃祖武帝喜好相如赋，如说其因看重《长杨赋》而除扬雄为郎，当亦不无可能。

同卷，《泛潠水》：“早岁南迁恨舳舻，归来平地忆江湖。

徽宗诏以十二事劝农。

苏籀受诗教于苏辙。

蔡京复议事与“书杨”。

久旱之后，终于下雨，苏辙作诗，言农民疾苦。

和州回鹘及阻仆贡于辽。

宋寻访天下遗书。

秋，周邦彦赴德隆府任，有词《华胥引》(川源澄映)、《尉迟杯》(隋堤路)、《忆旧游》(记愁横浅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