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集。唐元兢编。元兢有关文学方面的著述颇多，以《古今诗人秀句》最为著名。惟此书已佚，仅存一序，见采于《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中，可借以略窥本书之编写过程及大旨所在。此书之编纂，始于元兢为周王府参军之时，参与其事者，有刘祎之、范履冰(新、旧《唐书》有传)等人，然而当时“王家书既多缺，私家集更难求，所以遂历十年，未终两卷”。及总章中预修《芳林要览》，元兢更加剪取，编成《古今诗人秀句》两卷。其收录范围，“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秀句”一词，较早出现于《文心雕龙》和《诗品》中。《隐秀》篇云：“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又云：“秀句所以照文苑。”《诗品》卷中评谢跳诗“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古今诗人秀句》之书名当有取于此。其选录“秀句”的标准是：“余于是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间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或事理俱惬，词调双举，有一于此，罔或孑遗。”从论点、术语乃至造句，都明显受到刘勰和钟嵘的影响。魏晋以来，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在作品中不时出现“佳句”，于是在批评上就相应出现了“摘句褒贬”(《南齐书·文学传论》)，“秀句集”正是其进一步发展。《古今诗人秀句》乃此类著述之祖，对后世影响颇大。如《新唐书·艺文志》录王起《文场秀句》一卷，黄滔《泉山秀句》三十卷，《崇文总目》及《宋史·艺文志》录僧玄鉴《续古今诗人秀句》二卷。此外，《日本国见在书目》总集家还录佚名之《秀句集》一卷，《秀句录》一卷，又日本大江维时亦有《千载佳句》两卷，专选唐人“佳句”，日本还有《日本佳句》、《本朝佳句》、《本朝秀句》、《新撰秀句》、《近代丽句》、《当世丽句》等，则又专撷东人秀句为书，可见后世仿效风气之盛及影响范围之广。《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云：“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人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此即“秀句集的作用”。但从元兢《序》来看，其作用尚不限于此。因为他不仅有选句标准，而且还经过长期搜集和反复讨论，所以，秀句集还往往能够显示出选录者的审美情趣和理论主张，所选“秀句”乃具体可征的写作楷式。“秀句集”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摘句图的出现。因此，元兢《古今诗人秀句》正代表了从六朝的“摘句褒贬”到晚唐的“摘句为图”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