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诞育于“胡夷里巷”，是配合燕乐曲调啭之歌喉、被之管弦的音乐文学。唐五代是其重要的发展时期。全部唐五代词大致可分四个部分：

    (一)敦煌曲子歌辞。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煌发现了大宗写卷，其中存有曲子歌辞二百余首。这些曲子歌辞取材广泛，思想内容丰富。唐代边患迭起，征战频繁。因此，有不少歌辞写边塞生活情事。《生查子》(“三尺龙泉剑”)抒写将士慷慨报国的豪情壮采；《凤归云》(“征夫数载”、“绿窗独坐”)、《宫春怨》(“柳条垂处”)等，用独处深闺的少妇口吻倾诉对征夫的思念、颙望以至怨怼，传达出广大人民息边尘、罢远征的强烈愿望。而为数更多的是以爱情婚姻为题材，敞开青年男女心灵的窗扉，展示其爱情生活中喜怒哀乐的篇章，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少女失恋或婚变的哀歌。《望江南》(“天上月”)、《南歌子》(“悔嫁风流婿”)抒写闺中少妇对荡子的谴责和郁愤；《天仙子》(“燕语莺啼”)、《抛球乐》(“珠泪纷纷”)倾吐少女受骗上当、追悔莫及而又无可告诉的创痛；《望江南》(“莫攀我”)更是直接发自被侮辱、被损害的妓女不甘凌辱的呼喊。至如《竹枝子》(“高卷朱帘”)那样“潘郎”表露对二八“萧娘”一见倾心、热切追求的欢快歌唱，则是仅见的篇章。也有不少作品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心态。《谒金门》(“长伏气”)，高唱“闻道君王诏旨，服裹琴书欢喜，得谒金门朝帝庭，不辞千万里”，它和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样，活现出唐代走“终南捷径”的士子“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特殊心态。而《浣溪沙》(“卷却诗书”)所宣泄的，则是对“时世厌良贤”的愤懑和抗议，大抵是李唐统治由清明转向昏暗以后所作，下开宋代隐逸词的先河。还有如《赞普子》(“本是蕃家将”)、《菩萨蛮》(“敦煌古往”)、《酒泉子》(“每见惶惶”)、《献忠心》(“自从黄巢”)、《望江南》(“曹公德”)等，虽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作，散而无统却自成系列，反映出李唐王朝从如日中天转而日薄西山以至回光返照的种种情景，具有不朽的文献价值。总之，敦煌写本曲子举凡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逸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至如“生死大唐好”、“只恨隔蕃部，情恳难申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等句，直是外族统治下敦煌人民之壮烈歌声，绝非花间词人所能道出者。较为完整而有系统地保存早期曲子风貌的《云谣集杂曲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词集。词有专集显示出此种新兴文体扎根群众，规模粗具。敦煌曲子的作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写作时间盖始自七世纪中期下迄十世纪四十年代，上下几及三百年。其语言通俗易懂，表情坦率自然，风格清新爽朗；长于铺叙，缘事言情，触类引发，富于生活气息；不为格律所囿，随意用衬，以方言叶韵。由此可见处于草创阶段流行民间的词，比之后起者留有较多的自由驰骋的余地。此外，《南歌子》(“斜倚朱帘”、“自从君去”)、《定风波》(“攻书学剑”、“征战偻”)属联章体。联章对答不仅可以弥补曲子篇幅短小限制表情达意的缺陷，利于情节的展开；而且一问一答，针锋相对，妙趣横生，又可以活跃气氛，提高演唱效果。

    (二)诗客曲子词。燕乐曲调由胡夷里巷初入宫廷、市井，乐工们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现成歌辞，只能以流传人口的诗句勉强凑合，应付临时演唱的需要。文人制词首推李白。其《菩萨蛮》(“平林漠漠”)和《忆秦娥》(“箫声咽”)二阕，宋人黄昇《花庵词选》誉之为“百代词曲之祖”。中唐以后，填词的风气在文人中日益盛行，从此文人词继李白之后，由宫廷走向广阔社会。刘禹锡《忆江南》“依曲拍为句”，标志着词体确立的开端。中唐文人以词唱和已蔚然成风，题材范围也日趋广泛。晚唐是唐词发展的重要时期，词的专业作家和专集也涌现出来。温庭筠独步词坛，成了第一位致力于词的创作的专业作家。晚唐有才华和独创精神的词人，以其成功的艺术实践使词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风貌。题材内容从此集中到表现男女之情和抒发个人情怀方面。词与诗在艺术特征上的区别也日趋明显了。

    五代时，广袤的中原地区成了军阀角逐之所。半个世纪内，群雄割据，互相火并，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以致人烟断绝，荆榛蔽野，州县丘墟，疮痍满目，惨不忍睹。偏安一隅的南方九个政权，攻伐较少，成了安定的绿洲，生产继续有所发展，尤其是地处长江上游、下游的西蜀、南唐，为词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土壤。

    (三)西蜀词。以《花间集》为代表。《花间集》结集于西蜀，是我国第一部诗客曲子词集。选录温庭筠以下唐五代十八家词五百首。词人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孙光宪外，大都为五代蜀人或流寓入蜀者。其所作词多写女人、相思，也不乏内容新颖别致、格调清新之作。温庭筠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菩萨蛮》十四首是代表作。其抒写闺妇愁苦之词，未必全无隐寓自身沉沦失落之感。其词向以秾丽著称，而《更漏子》、《望江南》诸阕，却以流丽取胜。就总体而言，温词多客观描摹，温馥绮丽，技巧精湛，风神别具。为应歌而作，对词律坚守不渝，讲究四声平仄，抑扬有致，曲尽其妙。又好选用《河传》、《荷叶杯》、《诉衷情》一类词调，促节繁音，韵律转换频数，旋律复杂多变，富于节奏感。温词上播宫廷，流传饮席，远及边陲。所用词调多达十九个，其中有些还属首倡。对加速词体格律化的进程，温庭筠功不可没，宜为花间词人鼻祖。当然，其刻意求工，雕缋满眼，以至人物仪态风神有时反被金碧辉煌的珍丽物色所掩，已早为人所诟病。比温庭筠晚出的韦庄，是五代词坛巨擘。所作词也以写女人、相思为多，但多倾注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情实感。《谒金门》(“空相忆”)、《荷叶杯》(“绝代佳人”、“记得那年”)、《小重山》(“一闭昭阳”)以及《女冠子》(“四月十七”、“昨夜夜半”)诸阕分明为怀念睽隔久远的旧欢而作，情辞凄苦，催人泪下。其间倾注着词人自身飘零之感，颤动着感伤时世的灵魂。与一般代人立言，抒写缱绻风情、离愁别恨之作，判然有别。韦庄长期宦游江南，受南方乐曲民歌的熏陶，所作歌词风格疏淡，与刘禹锡、白居易比较接近，而有别于温词。温词往往在一首乃至半阕之中叙写几件事或含有几层意蕴，简直“密不容针”；而韦词一首一事一意，甚至如《菩萨蛮》、《女冠子》诸阕，采用联章体合写一件情事或抒发一时感受，可谓“疏可走马”。直用赋体，不假比兴，一气流注，笔致爽朗，倍感亲切动人。《女冠子》、《定西番》，词与调别，一反缘题而赋的传统作派，透露出词由应歌而作重新回归抒情化道路的消息。这对提高词的地位是个可喜的朕兆。花间词人中，影响仅次于温、韦的，是荆南词人孙光宪。存词八十四首，数量之多居花间词人之首。光宪雅善小词，工丽绵密，矫健爽朗，别开生面。其《浣溪沙》九首，或用递增手法借空濛意象抒写依依惜别之情、描状令人倾倒的绰约风姿；或摄取某一光彩照人的镜头，留下迷人的倩影；或写幽闭深闺的少女伤春难禁的情怀、羞怯待客的神情举止，刻画传神，风韵可想。《谒金门》(“留不得”)代闺妇抒发爱深恨切的怨情，造语峭劲，含思深永。以淡笔短制展示南国水乡景物和风俗画面，尤为见长。《风流子》(“茅舍槿篱”)，声色并茂，饶有乡土气息。下开宋代苏、辛农村词的先声。存词赋咏本调，就题发挥者近三十首，大都意到笔随，舒卷自如。其《河传》(“太平天子”)铺陈隋炀帝乘兴南游，导致“烧空，魂迷大业中”；《后庭花》(“石城依旧”)感叹陈宫黍离，造语精警，深隐含蓄。结合词人谏止南平王高从诲豪奢逸乐之事，似寓以古鉴今之意，弥足珍视。孙光宪的突出成就在于艺术技巧上的创新。宋代张先、贺铸小词的警健处往往得力于孙词。此外，欧阳炯和李珣，并以善于描画南国风物著称。炯为《花间集》作序，也曾写过艳词之最《浣溪沙》(“相见无言”)。但所作《南乡子》八首，语意工妙，质而不俚，格调明快，情趣盎然。陆游以为“高胜不减梦得《竹枝》”(《徐大用乐府序》)。《江城子》(“晚日金陵”)，俯仰古今，纵横驰骤，隐含逸乐难以久恃的潜在忧患意识。它与李白《苏台怀古》旨趣略同，而意象更为衰飒。李珣亦有《南乡子》十七首，内容系展现南国风土人情，率皆洗净铅华，富于诗情画意，画面轻灵美妙，洋溢着青春气息，与《花间》其它诸作迥乎异趣。《渔歌子》(“荻花秋”、“九疑山”)、《河传》(“去去”)、《定风波》(“志在烟霞”、“雁过秋空”)等反复抒写“轻爵禄，慕玄虚”的情趣，表露与世无争、自甘岑寂的心绪，洒然高逸，耐人涵咏，下开北宋人体格。他如《巫山一段云》(“古庙依青嶂”)，辞与调合，保持早期词特色，构思别致，含思凄绝，语浅情深，寄意幽邃，也是成功之作。从格调看，应是浪迹江湖时所作。

    《花间》其余各家，在题材的开拓或艺术技巧方面，亦间有可取之处。如毛文锡《甘州遍》(“秋风紧”)以后唐对奚战争为背景，描写边塞的寒苦与将士浴血御敌的悲壮场面，真切感人，为宋代边塞词导夫先路；鹿虔扆《临江仙》(“金锁重门”)和毛熙震《后庭花》(“莺啼燕语”)极写故宫黍离，感慨今昔，造语新警而不为儇薄，发声清越，催人猛省。此外，如皇甫松《梦江南》(“兰烬落”)、薛昭蕴《浣溪沙》(“红蓼渡头”、“粉上依稀”)和《离别难》(“宝马晓鞴”)、牛峤《西溪子》(“捍拨双盘”)、牛希济《生查子》(“春山烟欲收”、“新月曲如眉”)、张泌《浣溪沙》(“马上凝情”)和《蝴蝶儿》、和凝《春光好》(“蘋叶软”)、顾敻《诉衷情》(“永夜抛人”)、魏承班《生查子》(“烟雨晚晴天”)、阎选《河传》、尹鹗《菩萨蛮》、毛熙震《清平乐》等，各擅所长。其创作经验可资借鉴。

    从总的倾向看，《花间》词人大多为应歌而作。为适应歌唱时的环境气氛，又切合歌妓的身份口气，写景一般不出园亭，言情不离伤春伤别，崇尚藻饰，充溢着相当浓重的富贵气、脂粉气。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流宕若此，诚不可取；但与同时代日形卑弱的诗风相比，花间词毕竟有其“简古可爱”的一面。

    (四)南唐词。比花间词晚出，代表作家有冯延巳、李璟、李煜。冯延巳工诗，尤喜为乐府词，存词百余首。传词之多居唐五代词人之首。有《阳春集》。陈世修有序云：“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宴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可知冯词也为应歌而作。以抒写女子闺思伤别者居多，与花间词相比，冯词尤侧重于探索和表露人物心灵的奥秘。也有些词忧生念乱、俯仰身世，时或寄寓着自己难以排遣的危苦烦乱之情，如《鹊踏枝》：“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采桑子》：“起来点检经由地，处处新愁，凭杖东流，将取离心过橘洲。”词里隐含着有感于好景难驻油然而生的郁伊惝恍、惘然自失而又无由解脱的烦恼和忧伤。冯词长于即物起兴，以景托情，曲折层深，含思凄婉。词风清新流丽，委婉情深。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以“和泪试严妆”喻指冯延巳词品，谓其“深美闳约”，“堂庑特大”。论其影响，可与温庭筠、韦庄三分鼎足。北宋“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艺概·词曲概》)。南宋名家也沾丐膏馥，辄臻上乘。

    李璟存词仅四首，于绮艳中寓沉郁之致。其哀婉之至，为工于怨词的后主所不及。李煜，是南唐词人中的佼佼者。早年所作无非叙写君臣欢歌狂舞、醉生梦死的宫廷生活以及与小周后偷期密约的艳情韵事，与花间词初无二致。开宝四年(971)以后，宋王朝对他的威胁与日俱增，燕巢危幕，祸在旦夕，作为歌辞遂转向抒发国难家愁给他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和难以名状的精神负担。代表作《清平乐》(“别来春半”)怀人念远，忧思难禁。结穴以寸接天涯的绵芊芳草为喻，倾诉其旋生旋灭的离愁别恨，设譬新颖而又贴切。及至金陵陷落，被遣入北，沦为阶下囚后，更是郁郁不乐，“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见乎词语，尽在抒发其对“往事”、“故国”的眷恋和不甘屈辱而又无可奈何的郁闷情怀。诸如“往事已成空”、“往事只堪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问君能有几多愁”、“人生愁恨何能免”、“多少恨”、“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等词句、字眼，几乎触处可见。其间无不烙有“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李后主所特有的胎记。它们虽然曾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引起一些失去美好生活者的共鸣，但终缺乏激起人们奋发进取的力量。李煜词——特别是后期所作，在艺术上取得了超迈前人的独特成就。直白抒情，不假兴寄；纯用白描，不事藻饰；造语自然，音律谐婉。他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虞美人》(“春花秋月”)、《破阵子》(“四十年来”)、《浪淘沙》(“往事只堪哀”、“帘外雨潺潺”)等，都是脍炙人口、至今传诵未替的不朽之作。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谓：“王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恰当而形象地指出了温庭筠、韦庄和李煜三家词不同的风貌。

    总的说来，南唐词是冯延巳、李璟、李煜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下，先是在火山上跳舞然后又在火海中忍受煎熬、苦苦挣扎的产物。如果说，晚唐五代忧患意识在花间词里还只是不易为人觉察的潜流，那么到南唐词人笔下不仅已溢出地面，而且迅猛异常地由涓涓细流汇成了滔滔一往的大河。凡此在三家词里灼然可见，而李煜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除了时代因素外，跟他们身居显位和每况愈下的处境有关。王国维《人间词话》曾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把词由应歌而作重新纳入抒情的轨道，使词成为抒发情性的工具，从而提高词的地位，在这方面，继韦庄、冯延巳以后，李煜的功劳最大。李煜是唐五代最后一位词人，时代和身世造就他成了当时最杰出的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