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卷，唐刘知几撰。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著名历史学家。20岁举进士，授获嘉县主簿，潜心经史诸子及杂记小书。武则天临朝时，下制九品以上各言时政得失，刘知几上表陈四事，言词直切。又著《思慎赋》，既以刺时，又求自全。圣历二年(699)，始至京师历右补阙、定王府仓曹参军，预修《三教珠英》。长安二年(702)，迁著佐郎。三年，兼修国史，又迁左史，与吴兢等修《唐史》。旋罢史任，擢凤阁舍人，自撰《刘氏家史》、《谱考》共十八卷。中宗神龙元年(705)，授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兼修国史如故，又与徐坚吴兢等重修《则天实录》，并在史馆开始私撰《史通》。景龙三年(709)，迁秘书少监，修史如旧。明年，撰成《史通》二十卷，累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依然修国史。玄宗即位后，预修《姓族系录》，又迁左散骑常侍，并继续修订《史通》。开元四年(716)，与吴兢撰成《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共五十五卷，受到奖赏，封居巢县子。九年，长子犯事配流，刘知几诣执政诉理，玄宗怒贬其为安州别驾。除零星保留至今的单篇文字外，《史通》是刘知几史学生涯的结晶。《史通》分内、外篇，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外篇十卷十三篇。该书虽然是刘知几“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断断续续，随感随写，但全书最终是经过“区分类聚，编而次之”才成书的。(《史通序录》)内篇三十六篇，是对唐代以前史学的总体估价和基本总结，不重一书、一人的是非得失，因而有某书、某人在此为是，在彼又为非的情况，貌似自相矛盾，实则反映刘知几的客观态度。外篇十三篇，逐渐转为具体问题的论述。就全书而言，内篇之首“六家”为总纲，由“六家”归结为“二体”。唐初纪传体断代史取得“独尊”地位，内篇即以纪传体断代史为主要论述对象，外篇才以专篇分论《尚书》、《春秋》、《左传》等“三家”得失。《国语》作为国别史，秦汉以后仅有十六国割据，故在“古今正史”中叙及，不单列专篇。所谓“先有外篇，乃撷其精华以成内篇”的说法，完全忽略了《史通》是经“区分类聚，编而次之”的一部体系严整的论著。贵实录与扬名教，是贯穿《史通》全书的两项基本思想。书中出现“实”字一百七十余处，在“求实”意义上使用“实录”一词不下三十处，其它还有“审实”、“摭实”等用语以及相类的表述如“董、史之直”等。“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成为《史通》中的一句名言。同时，书中强调：史官之责，能申藻镜，别流品，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品藻》)两者互相依存和彼此制约，构成《史通》完整的思想体系。欲“扬名教”，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求实录”，倘若“事皆阙如，何以申其褒奖”?反过来，“贵实录”又不能无所顾忌地追求完完全全的真实，必须得在“名教”范围内为尊者讳，即所谓“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曲笔》)书中“理”字出现近130次，多指事物本质和普遍法则，亦有指常识和道理者，颇值得注意和探究。《史通》的主要贡献，大体可以归纳为五点。其一，系统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史书体例，使纪传体断代史的编纂规范化、程式化。六家、二体、杂述三篇，尽叙唐代以前“史之流品”及其演变。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等篇，专题讨论纪传体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其次，系统考察了唐代以前的史官制度和史书编纂的演进，奠定了史学史的最初基础。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三篇，相互呼应，成为唐代以前的史学发展简史。其三，刘知几提出史家修养的标准，即所谓“史才须有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内中，以史识最难得，史才次之，史学再次之。其四，书中关于修史具体手法和要求的论述，进一步完善着史书的编纂方法。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言语、浮词、叙事、模拟、书事、人物、烦省、点烦、暗惑等篇，从体裁的选择、题目的确定、时间的断限、编纂的布局至史事的去取、人物的品评、文字的叙述、语言的运用以及史料的范围、鉴别、采摘等，无不在论述之列。直书、曲笔等篇，不仅将二者作为两种对立的史法，还视之为两种对立的史德。其五，《史通》问世，使史学评论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史通》是刘知几卒后由其次子刘餗抄录进上的，在当时并不受重视。南宋时始有刻本，但朱熹亦“未获见”。据《玉海·艺文·论史类》著录，内篇辨职以下，缺体统、纰缪、弛张、文质、褒贬五篇。现今可以见到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年间陆深所刻，因无别本参校，脱讹颇多。万历五年，张之象见宋刻本，校而刊之，较为完善。1961年，中华书局据张之象校刊本影印刊行。万历三十年(1602)，张思鼎“家有抄本”，又得陆深刻本，校刊删定，该书始见流行，《四部丛刊》影印为善本，但其似未见张之象本，仍多脱误。其后，训释《史通》之作相继问世。清乾隆十七年(1752)，浦起龙博采众长，撰成《史通通释》。是后，刊布《史通》多与《通释》同行。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浦起龙《史通通释》校点本。近年来，贵州、重庆又出版有《史通笺注》、《史通新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