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卷。清毛奇龄(详见《仲氏易》)撰。先儒之说《春秋》，主要在阐发义例，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始以五礼总贯《春秋》之事，元吴澄《春秋纂言总例》因之，然皆为草创，粗具梗概而已。此书即采二书之体例，分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会、侵伐、迁灭、昏觌、享唁、丧期、祭祀、搜狩、兴作、甲兵、田赋、丰凶、灾祥、出国、入国、盗杀、刑戮，共二十二门。又总该以礼、事、文、义四例。其《自序》云：“一曰礼例，谓《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二曰事例，则以二十二门一千八百余条无非事也”；“三曰文例，则史文之法也。……是史官记事另有法工，名为文法，亦名书法，而统以‘文’字概之”；“四曰义例，则直通贯乎礼与事与文之间”。此书本为分类编纂，但为了进呈御览，乃迎合皇帝之习惯改成传统的注疏形式，《四库提要》誉之曰“门例虽分，而卷之先后，依经为次，无割裂分隶之嫌，较他书体例为善”，实为阿谀之词。毛氏认为，孔子修《春秋》依据的是简书，而左氏作传则依据的是策书，实际上，春秋之时简策并无区别，故《左传》于崔杼之事称南史执简，而于华督之事则称名在诸侯之策。汉郑康成《中庸》注，蔡邕《狄断》皆以简策互训。至孔颖达《正义》始云：“大事书于策者，经之所书也小事书于简者，传之所载也。”这是以内容之重要与否区别简策经传，然证之经传则难以自圆其说。毛氏则认为，简策之区别在于内容之多少，内容少则书于简，即是简书；内容多则书策，即是策书。虽然皆是臆说，然毛氏较孔氏之说相对合理些。毛氏又说，假使没有策书，“则此《春秋》者，不过一门部名目，曰朝耳、会盟耳，侵伐而迁灭之耳，何曾有一事可究竟言之?而谓此名目中有微词，凡书国书爵书名书氏皆有义例，岂非梦梦?然而不考经文，则不能读传，不深覆简书，则不能检校策书之事。凡释《春秋》必当以经文为主而以传佐之。”毛氏所谓的传，是特指《左传》，因为“特《左氏》所据策书犹是鲁史之未备者，往往与简书互有阙落”。《左传》“是鲁史与晋楚诸史，轻之《公羊》、《穀梁》道听途说，徒事变乱者迥乎不同。”虽然毛氏主《左氏》，但认为《左传》亦有与经相悖之处，“如以郑大夫尹氏为隐公之妻，以隐妻子氏为桓公之母，以救邢之曹师为曹伯，以宋公子地本景公之弟为文公之孙，以执曹伯畀宋人为分曹田与宋人，以由宋公杀世子座事为宋华合比奔卫事，以晋先蔑士会迎公子于秦之师为拒秦于堇阴之师。诸凡以死賵为生賵，以媵异姓为媵同姓，以六月日食为闰月日食，以立式公之宫为立武成之庙，其间参错违背，不可胜数。”而《左氏》悖于经之外，皆“是以旧史阙而左氏以己意补之”之处。以今观学者对《左传》之研究，毛氏所指责《左传》悖经之处大都不能成立。如“尹氏”，《左传》所载之经作“君氏”，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考定尹乃君字之残，《左传》是而《公羊》《穀梁》非。现存《西河合集》本、阮刻《经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