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卷。唐代释法琳撰。法琳生平事迹详见《破邪论》辞条。法琳为进一步转移当时社会的视听，改变世人对佛教的看法，争取皇上的同情与支持，在继《破邪论》之后，又作《辩正论》十卷。东宫学士陈子良为之作序。《辩正论》一书约成书于贞观六年(632)。有十二篇，即：第一、三教治道篇，第二、十代奉佛篇，第三、佛道先后篇，第四、释李师资篇，第五、十喻篇。第六、九箴篇，第七、气为道本篇，第八、信毁交报篇，第九、品藻众书篇，第十、出道伪谬篇，第十一、历代相承篇，第十二，归心有地篇。在十代奉佛篇中，列述晋、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唐，十代君主公卿通儒信佛者的名字，略述历史君王公卿学识，造寺度僧之事迹。十喻、九箴两篇，因道士李仲卿作《十异九迷论》贬斥佛教，故以“十喻”加以说明，以“九箴”加以诫之。在出道伪谬篇中，列举道经中剽窃佛经之处。在归心有地篇中，列梁武帝舍道敕，梁邵陵王舍道启，法琳与尚书右仆射蔡国公启。此书与《破邪论》一样，发挥了积极的护教作用。贞观元年(627)，太宗舍出太和宫为高祖立龙田寺，以法琳为寺主。贞观十一年(637)，太宗欲推尊以老子李耳为始祖的道教，诏令道士女冠的位次排在僧尼之前。对此僧众推举法琳上表抗争，太宗不从。贞观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趁此诋毁法琳，诬称他的《辩正论》是借此讪谤皇帝的先祖，有罔上之罪。太宗闻言大怒，令汰僧尼，逮捕法琳，判他死刑。后太宗又诏令法琳念观音七天，看有无灵感，以观后效，再做论处。期至，法琳回答太宗所问：“七日以来，不念观音，唯念陛下”。太宗遂改判他流徙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辩正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原因在于法琳深入了解道教内幕，使其书中保存了不少有关道教的原始资料，而这些又可作为现代研究道教史的重要依据。另外，应特别指出的是法琳考查出唐代的祖先实出于元魏拓拔氏，并非是道教创始人老子李耳，为后人研究隋唐氏族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现见载版本有毗陵刻经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