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卷(或为十六卷、二十四卷)。清蒲松龄(1640－1715)撰。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清初文学家。早年热衷功名，十九岁应童子试，得县、府、道三第一，深为当时著名诗人施闰章所赏识。但此后屡试不第，直至七十一岁时才援例补了个岁贡生。除三十一岁时因家贫应友人江苏宝应县知县孙蕙聘请前去充当幕宾外，其余时间均在家乡设馆授徒。他长期生活在农村，了解并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自己终身贫困，仕途不畅，对官场黑暗有深刻认识。授徒之余，著有《聊斋志异》及大量诗、词、赋、骈文、散文、俚曲、戏剧、杂著等，有今人编《蒲松龄全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聊斋志异》为文言短篇小说集，是作者在广泛搜集民间故事基础上倾注毕生心血创作而成的，有故事近五百篇。所叙多为鬼狐妖魅故事，但并非耽于猎奇耸听，实是曲笔之中深有寄托。作者于《聊斋自志》中说：“才非于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以如此精力搜罗撰写这些怪异故事，基于作者认定“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所以他惨淡经营，“集腋为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作者的“孤愤”，有自身怀才不遇的愤郁倾泻，也有对社会的批判，总结说来，所涉内容十分广泛。其一，有不少篇章隐约曲折地反映了明清之际战祸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及清初人民起义遭到的血腥镇压。《鬼隶》篇所谓的“济南大劫”，《韩方》所说的“郡城中北兵所杀之鬼”，均隐指明崇祯十二年(1639)清兵攻破济南府的血腥屠戮；《鬼哭》、《公孙九娘》和《野狗》等篇中的无数冤鬼，则是“谢迁之变”和“于七之乱”中被官兵大肆屠杀的死难者。其二，对清王朝官绅勾结欺压善良百姓的黑暗统治的揭露。《促织》写“宫中尚促织之戏”，导致乡里细民家破人亡、“贴妇卖儿”，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这一灾祸根源。《席方平》借阴司的舞弊，揭露封建社会整个官僚机构的腐朽。揭露下层官吏和衙役走狗以及地方豪绅恶霸欺压人民的篇章更多，《商三官》中的无名邑豪，《成仙》中的黄吏部，《红玉》中的宋御史，《田七郎》中的某御史，《石清虚》中的某势豪，《辛十四娘》中的楚银台公子，他们依财仗势，横行乡里，其罪恶行径令人发指。这些恶人受到惩罚，在书中多是借助于狐鬼之力。其实不论是期待神鬼世界为人间仗义惩恶(《梦狼》等篇)，还是受害者以命相搏手刃仇人(《商三官》、《田七郎》、《侠女》)，在让人快意的背后，实质上暗示的是在黑暗现实中人民群众蒙冤无告的悲惨处境。其三，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端。《司文郎》以嘻笑怒骂的方式，讽刺试官不仅“无目”，而且“鼻盲”；《考弊司》的司主公然纳贿，不丰于贿，则例割髀肉；《于去恶》则直指“丁酉文场事发”的史实。因为作者一生怀才但在科举择士的制度之下终不得志，使他对这制度的腐朽认识深刻，并怀有痛恨，故书中此类内容篇章甚多，且用笔犀利。其四，肯定青年男女对婚姻爱情自由的大胆追求。描写美貌善良的狐仙女鬼与人间青年男子偷情爱悦的篇章在书中占了很大比重，曲折表达了明清之际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新的婚姻恋爱观念，这些故事都写得优美动人，令人过目不忘。当然，囿于时代局限，书中也难免杂陈一些封建道德说教和迷信色彩等消极思想因素，但瑕不掩瑜。该书继承并发展了志怪、传奇小说的优秀传统，构思奇特，刻画细腻，情节曲折离奇，充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诗意美，引人入胜；语言典雅工丽，时有妙语惊人；代表作者观念的篇末总评“异史氏曰”往往深刻精辟，成为点睛之笔。总之，该书在明清文言小说群中是当之无愧的峰巅之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该书流传版本较多，较重要的有乾隆十六年(1751)山东历城张希杰据济南朱氏抄本过录的铸雪斋抄本，十二卷，有目四百八十八篇；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十六卷，四百余篇；1950年于辽宁西丰县发现的半部蒲氏手稿本；1962年于山东淄博市周村区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无抄写、批校、收藏者印记，无从断定其确切的抄录年代。现今印行版本亦很多，较权威的有张友鹤辑校的“会校、会注、会评本”(称“三会本”)，共收四百九十一篇，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多次重印“三会本”。其二是朱其铠等校注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收四百九十四篇，注释亦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另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影印的铸雪斋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重新排印的铸雪斋抄本，齐鲁书社1981年又将二十四卷抄本以影印和铅排两种形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