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卷。又名《新论》、《刘子新论》、《流子》、《德言》等。关于此书的作者，历代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有的认为是梁东莞(属今山东沂水)刘勰撰；有的说是北齐阜城(属今河北冀州)刘昼撰。也有人主张作者是汉刘歆，或梁刘孝标，唐袁孝政，或东晋时人撰，或贞观后人撰等。此书内容丰富，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它“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明阴阳，通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纵横，纳农植，触类取与，不拘一绪”，“篇中引物连类”，“事多见传记”，所以它保存的材料和反映的思想是很丰富的。书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南朝儒生涉取老庄，创造新经学的时代精神。因而，该书对于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政治、经济、文艺等思想，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关于刘子的最早著录，现在见到的是《隋书·经籍志》，其文云：“梁有《刘子》十卷，”并注“亡”。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郑樵《通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赵希弁《读书附志》、王应麟《玉海·艺文诸子篇》、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宋濂《诸子辨》、《四库全书总目》、孙氏《平津馆鉴藏·书记》、严氏《铁桥漫汇》等官私书目，亦均有著录。明清以来，《刘子》还被多种丛书和类书所收。例如：《道藏》、《二十家子书》、《五家言》、《汉魏丛书》、《诸子奇赏》、《百子全书》、《丛书集成》等等。此外，还有选录部分篇章成书或入他书的，如《云门子》、《石匏子》、《说郛》等等。因此，《刘子》版本繁复，文多歧异。关于《刘子》版本，现存的当以1899年发现的敦煌残卷为最早。据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敦煌鸣沙山第288石窟发现的《刘子》残卷有四种，其中三种已于1908年被法国人伯希和所盗窃，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国内尚藏一种，即罗振玉藏敦煌唐写本《刘子残卷》。据罗振玉《刘子校记跋》，此卷原为江阴何氏所藏，后为罗振玉所得。现在下落不明，唯有罗氏校录的《敦煌石室碎金》排印本《刘子残卷》在。在王重民记叙的四种敦煌写本之外，傅增湘又有何穆忞藏唐钞卷子本和刘幼云藏、刘希亮影写唐卷子《刘子》的记载。傅氏在他的两则《刘子》校跋中云：“何穆忞藏唐卷子《刘氏子》二百八行，盖敦煌石室之秘笈也，存者只得全书十之一，然异字佚文乃至不可胜计。闻刘幼云前辈尚有九篇以下数百行，若一旦为延津之合，岂非天地间奇宝乎?昔人动侈千元百宋，视此文何足云云耶!”现存最早的《刘子》刻本，是孙星衍、黄丕烈校跋的《刘子新论》十卷，被称作“小字残宋刻本”。此本有注，题“梁通事舍人刘勰撰，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注”。卷首有孙星衍手书题记，卷末有黄丕烈手跋。此外，现存比较重要的刻本尚有：崇德书院本(吉府本)、《道藏》本、《子汇》本、程荣刻《汉魏丛书》本、世恩堂本、蒋以化刻本、活字本、《四库全书》本、《百子全书》本等。《刘子》钞本，除前述敦煌写本外，现存的有叶子寅跋，张绍仁题款，黄丕烈、陆拙生校跋的明钞本；龙川精舍钞本；清谨轩蓝格钞本；彭元瑞藏旧钞本；影钞活字本；传钞黄丕烈藏本等。影钞活字本《刘子》十卷，是大字本，有注，共装五册，不署作者姓名，只题“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注”。卷首有目录二页，卷末录有黄丕烈“已卯季冬”跋云：“有旧刻专本，向为香严书屋物，今以售余者。……”明清刻本多出自《道藏》和《子汇》，史载的五卷本《刘子》，今天能见到的唯有收在《诸子奇赏》中的《刘子·杂篇》，可惜仅二十九篇，未能见其全貌。明史起钦撰的《刘子纂要》，有目无书。清《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刘子》十卷，源于蒋以化刻本，但与蒋本不全相同，其中有些文字为诸本所无。《刘子》的校注情况，最早的是唐袁孝政。关于袁孝政的生平，除了知其曾任播州录事参军之职外，别无可考。清代学者，尤其是乾嘉学者，在《刘子》校勘工作上所费的功力甚多，成绩也显著。其中突出的有叶子寅、孙星衍、卢文弨、黄丕烈、陆拙生等人。特别是黄丕烈，他一生在校勘《刘子》上付出的心血最多。近人傅增湘、罗振玉、孙楷第、王重民、陈乃乾、杨明照等，也都在《刘子》的校勘、注释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