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疫论》二卷，《补遗》一卷。明吴有性(1582－1652)撰。吴有性字又可，吴县(今属江苏)人。居太湖洞庭山。崇祯六年(1633)，河北、江苏、山东、浙江等地疫病流行，时医用伤寒证治之不效，死者无数，江南一带“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吴氏目睹惨景，深感“守古法不合新病”，遂推究病源，研讨病理，认真探索，认为患者“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结合其临床体会，于崇祯十五年(1642)撰成此书。全书约五万字。上卷论有原病、温病初起、传变不长、急证急攻、表里分传、热邪散漫、内壅不汗、下后脉浮、下后脉复沉、邪气复聚、下后身反热、下后脉反数、因证数攻、邪在胸膈、辨明伤寒时疫、补泻兼施、神虚谵语、圣少异治论、妄投破气论、妄投补剂论、妄投寒凉药论、脉证不应等。下卷为杂气论、论气盛衰、论气所伤不同、论食、论饮、行邪伏邪之别、论阴证世间罕有、论阳证似阴、舍病治药、舍病治弊、肢体浮肿、感冒兼疫、疟疾兼疫、温疟、疫痢兼证、妇人时疫、妊娠时疫、小儿时疫、调理法、伤寒例正误、诸家温疫正误等。吴氏认为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温，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认为外界气候不正常，本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并非必定致人于病不可，“寒热温凉为四时之常，因风雨阴晴，稍有损益。假定秋热必多晴，春寒固多雨，亦天地之常事，未必致疫也。”把感染温疫的病因称之为“戾气”或杂气。这种气我们感觉不到，“此气无象可见，况无声且无臭，何能得睹得闻”。戾气有多种多样，感染不同的戾气，产生不同的病症，“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故其气各异也。”各种传染性疾患，亦由这种戾气所引起的。吴氏还比较正确地提出对传染病某些规律性认识，突破了前人的六气致病说，前人认为热病是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引起的，而吴氏则认为传染的来源是自然环境和人与人的相互传染。传染途径是“自口鼻而入”，杂气和人接触不一定都要发病，而是和人的抵抗力及杂气多少有关。“盖有三人，早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疫邪所着，又何异邪?”对疫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也有创见，认为温疫之病，即不同外感热病表证，又没有里证的表现，“邪在膜原”。症见“始则昼夜发热，日哺益甚，头痛身痛，舌上白苔，渐加烦渴，”并因邪气浮越诸经，故可出现头颈痛、腰痛、肋痛、耳聋、寒热、目痛、鼻干不眠等兼证。在治疗上注重“客邪贵乎早逐”的原则及原因疗法。提出温病初起，邪在膜原宜疏祛邪；毒邪已溃，中结渐开，助其汗解；邪八胃腑则攻里通下。吴氏创制的达原饮、三消饮、举斑汤等有效方剂，迄今仍为临床应用。总之此书内容丰富、条理清楚，论理细致，对温疫的病因、病理和治疗等方面作了论述，创造了传染病病原学说，此书成为我国第一部温疫病专门论著，使我国医学在传染病学这一学科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使后来温病学说在治疗措施上采用清凉解毒的治疗方法，为温病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吴氏的影响下，温病学很快发展起来，并形成了温病学派，清代的叶桂、薛雪等人继续推进发展了这一学派，有关著作《广温疫论》等也相继问世。足见吴氏学说影响极大。清初戴天章曾称：“吴又可先生，贯串古今，融以心得，著时行温疫一论，真可谓独辟鸿蒙，揭明于中天矣。”《清史稿·吴有性传》中评价说：“古无温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吴氏尚有《伤寒实录》已佚，又有《温疫合壁》一书为清人王嘉谟增删补辑而成。有清初刻本、康熙二十四年(1685)葆真堂刻本、《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