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的战略格局，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恩格斯看来，中国甲午战败的直接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政府和军方所奉行的被动防御策略。今天，重温恩格斯当年的论断，从攻防技术发展的不对称性审视这场战争，既可为甲午战争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可启迪对于中国国防战略的深度思考。

甲午战争前三次中日攻防对弈

史书记载的第一次中日战争是公元633年白江口海战，日本为当时的唐朝所败。第二次战争是13世纪中后期，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忽必烈两次发动对日战争，日本借台风即所谓“神风”击败了忽必烈的舰队。第三次战争是16世纪末，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倾举国之力攻打朝鲜，被明军与朝鲜军合力击败。

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日三次战争，从攻防对弈的角度进行考量，可发现一个共性的特征，即三次战争最终的胜利者都是防守方，而非进攻方。那么，究竟是何种因素造就了防御方的胜利，就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两国的三次战争，防守方的胜利是与军事技术发展的攻防不对称性密切关联的。在军事技术史上，攻防技术发展不对称的情况经常发生。在冷兵器主导战争的时代，城池和要塞成为攻防作战的主要对象，攻城技术长期落后于守城技术，从而使得攻城战在很大程度上演化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甲午战前的三次中日战争处于冷兵器时代和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火器虽已发明，但尚未成为主导兵器，蒸汽动力和钢制装甲则尚未出现。因此，进攻的一方只能依靠木质战船远涉重洋，在克服飓风、海啸等自然因素影响之后，又需面对攻难防易的不对称律制约，陷入攻坚作战的不利境地，一旦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胜利的天平往往会向防守方倾斜。

正是在19世纪70年代，火炮后坐力消减技术的重大突破，给战争攻防格局的转变带来了新的契机。1879年，法国人莫阿经过多次试验，发明了名为“制退复进机”的火炮反后座装置，成功实现将炮身后退的动能转化为复进力，将炮管退回至发射前的位置，使之重新处于待发状态，从而极大地缩短了火炮的发射时间，将火炮的射速提高至每分钟20发以上。速射火炮的出现，与1883年发明的马克沁机枪结合，共同引领军事技术史进入速射火器的时代。从这一时期开始，由速射火炮提供的强大火力，已经足以挑战固有的防御体系，军事技术的攻防不对称律再一次向攻易防难的方向发生逆转。

甲午战争处在攻防逆转关键节点

中日甲午战争是在攻防技术对抗格局逆转的关键时间节点上发生的。在战前的30年间，世界海军发展进入了铁甲舰时代，这一时期海军新技术层出不穷，装甲、火炮以及鱼雷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发展变化速度快且充满不确定性，使得身处其中的海军将领应接不暇。面对军事技术领域层出不穷的进展，中日军方的高层在关键军事技术的选择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策。中日两国基于不同的军备思想，分别发展了以防御为主和以进攻为主的两套军事技术系统。

对中方而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军务大员在筹建北洋水师的过程中体现出鲜明的防御偏好。他在1879年10月27日的奏折中说：“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由此可见，防御是建立北洋水师的关键动因。在此思想影响下，清廷先后斥巨资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舰，这两艘战舰的设计与制造，凸显了装甲、吨位和重炮的优势，这也与李鸿章立足防御的建队思想密切关联。相形之下，李鸿章等人对于当时方兴未艾的速射武器显得不甚敏感，加之清廷因重修颐和园而财政拮据，延误了大规模引进速射火器以扩充军备的时机。

与中国不同，日本扩军备战的根本动因就是为了对外扩张。在扩张政策的牵引下，日本加快了陆海军的军备步伐。为了对付北洋水师的重型铁甲舰，日本高薪聘请法国海军部的白劳易担任日本海军省顾问、海军工厂总监督官，专门负责建造在火力和速度上足以对付“镇远”和“定远”的“三景”舰，同时重金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订购快速巡洋舰。依据藤村道生在《日清战争》中的记述，日本海军为了弥补大炮的不足，建造了小型快速的巡洋舰，并安装了刚刚可以应用的小型速射炮。这种小型速射炮虽然是12厘米至15厘米粗细的中口径炮，但其发射速度却为原来大炮的8倍，在同一时间内发射出大量炮弹，如果快速使敌舰接近中口径炮的射程以内，便可完全削弱敌舰的战斗力。较之中方，日军的决策者认识到速射炮将成为击伤敌舰、击杀敌舰有生力量的主力舰炮，并将其大量装备于日本海军的舰船上，这一战略预判在随后的海战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