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

《梁启超文集》 上

变法通议自序

（1896年8月9日）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鼠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助之法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并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彍骑，彍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讵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之者，其于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吾揆之于古，一姓受命，剙法立制，数叶以后，其子孙之所奉行，必有以异于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犹瞷焉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薾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驰，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达于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

汉唐中兴，斯固然矣。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

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于中。呜呼！

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矇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

论不变法之害

（1896年8月19日）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惟国亦然，由前之说罔不亡，由后之说罔不强。

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非洲广袤，三倍欧土，内地除沙漠一带外，皆植物饶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开化，拱手以让强敌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订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中亚洲回部，素号骁悍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越南、缅甸、高丽，服属中土，渐染习气，因仍弊政，薾蘼不变，汉官威仪，今无存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徧天下，而内治稍弛，遂即陵弱，国度夷为四等；暹罗处缅越之间，同一绵薄，而稍自振厉，则岿然尚存。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覆，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敝，不能振变，亦伯仲于二国之间，以故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殣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至南洋美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于沟壑，黠者流为盗贼，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色，而他人投我所好，制造百物，畅销内地，漏卮日甚，脂膏将枯；学校不立，学子于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词章，破碎相尚，语以瀛海，瞠目不信；又得官甚难，治生无术，习于无耻，懵不知怪；兵学不讲，绿营防勇，老弱癖烟，凶悍骚扰，无所可用，一旦军兴，临时募集，半属流匄，器械窳苦，饟糈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杂，一字不识，无论读图，营例不谙，无论兵法，以此与他人学问之将、纪律之师相遇，百战百败，无待交绥；官制不善，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委权胥吏，百弊蝟起，一官数人，一人数官，牵制推诿，一事不举，保奖矇混，鬻爵充塞，朝为市侩，夕登显秩，宦途壅滞，候补窘悴，非钻营奔竞，不能疗饥，俸廉微薄，供亿繁浩，非贪污恶鄙，无以自给。限年绳格，虽有奇才，不能特达，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气将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乏才为患。法敝如此，虽敌国外患晏然无闻，君子犹或忧之，况于以一羊处群虎之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者乎。

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又曰：“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中国户口之众，冠于大地；幅员式廓，亦俄、英之亚也；矿产充溢，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沃衍，百植并宜，国处温带，其民材智；君权统一，欲有兴作，不患阻挠；此皆欧洲各国之所无也。夫以旧法之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为功也又如此，何舍何从，不待智者可以决矣。

难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递嬗，三祖八宗之所诒谋，累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释之曰：不能创法，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大法，惟本朝为善变。入关之初，即下薙发之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色矣；用达海创国书，借蒙古字以附满洲音，则变文字矣；用汤若望、罗雅谷作宪书，参用欧罗巴法，以改大统历，则变历法矣；圣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入地赋，自商鞅以来计人之法，汉武以来课丁之法，无有也，则变赋法矣；举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行在治跸，皆雇民给直，三王于农隙使民，用民三日，且无有也，则变役法矣；平民死刑，别为二等，曰情实，曰缓决，犹有情实而不予句者，仕者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发乐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镇扶司狱之刑，更无有也，则变刑法矣。至于国本之说，历代所重，自理密亲王之废，世宗创为密缄之法，高宗至于九降纶音，编为《储贰金鉴》，为世法戒，而懵儒始知大计矣；巡幸之典，谏臣所争，而圣相、高宗，皆数幸江南，木兰秋狝，岁岁举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劳之意，而庸臣始识苦心矣；汉、魏、宋、明，由旁支入继大统者，辄议大礼，龂龂争讼，高宗援据礼经，定本生父母之称，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圣人制礼，万世不易，观于醇贤亲王之礼，而天下翕然称颂矣：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至于二百余年，重熙累洽，因时变制，未易缕数，数其荦荦大者：崇德以前，以八贝勒分治所部，太宗与诸兄弟，朝会则共坐，饷用则均出，俘虏则均分，世祖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壹寰宇，诒谋至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数万里，膺阃外之寄，多用满、蒙，逮文宗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力赞成之，而曾、左诸公遂称名将矣；八旗劲旅，天下无敌，既削平前三藩、后三藩，乾隆中屡次西征，犹复简调前往，朝驰羽檄，夕报捷书，逮宣宗时，而知索伦兵不可用，三十年来，歼荡流寇，半赖召募之勇以成功，而同治遂号中兴矣；内而治寇，始用坚壁清野之法，一变而为长江水师，再变而为防河圈禁矣；外而交邻，始用闭关绝市之法，一变而通商者十数国，再变而命使者十数国矣：此又以本朝变本朝之法者也。吾闻圣者虑时而动，使圣祖、世宗生于今日，吾知其变法之锐，必不在大彼得、威廉第一、睦仁之下也。记曰：“法先王者法其意。”

今泥祖宗之法而戾祖宗之意，是乌得为善法祖矣乎？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敛极薄，征役几绝；取士以科举，虽不讲经世，而足以飏太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萑苻；任官论资格，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天潢外戚，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跋扈之患。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故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惧人才不足，而国无与立也；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人所夺，而国以穷蹙也；将必知学，兵必识字，日夜训练，如临大敌，船械新制，争相驾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振也；自余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较，日相磨厉，故其人之才智，常乐于相师，而其国之盛强，常足以相敌，盖舍是不能图存也。

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已若，又欺其民之驯弱而凌牿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凌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犹以敝痈当千钧之弩，故印度、突厥之覆辙，不绝于天壤也。

难者曰：“法固因时而易，亦因地而行。今子所谓新法者，西人习而安之，故能有功，苟迁其地则弗良矣。”释之曰：泰西治国之道，富强之原，非振古如兹也，盖自百年以来焉耳。

举官新制，起于嘉庆十七年；民兵之制，起于嘉庆十七年；工艺会所，起于道光四年；农学会，起于道光二十八年；国家拨款以兴学校，起于道光十三年；报纸免税之议，起于道光十六年；邮政售票，起于道光十七年；轻减刑律，起于嘉庆二十五年；汽机之制，起于乾隆三十四年；行海轮船，起于嘉庆十二年；铁路起于道光十年；电线起于道光十七年；自馀一切保国之经，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间。盖自法皇拿破仑倡祸以后，欧洲忽生动力，因以更新。

至其前此之旧俗，则视今日之中国无以远过，惟其幡然而变，不百年间，乃浡然而兴矣。然则吾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

况蒸蒸然起于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

难者曰：“子言辩矣！然伊川被发，君子所叹。用彝变夏，究何取焉？”释之曰：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彝。《春秋》之例，彝狄进至中国，则中国之。古之圣人未尝以学于人为惭德也。然此不足以服吾子，请言中国：有土地焉，测之、绘之、化之、分之，审其土宜，教民树艺，神农后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岁杪制用，夫家众寡，六畜牛羊，纤悉书之，《周礼》《王制》，非西书也；八岁入小学，十五就大学，升造爵官，皆俟学成，痒序学校，非西名也；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国疑则询，国迁则询，议郎博士，非西官也；流宥五刑，疑狱众共，轻刑之法，陪审之员，非西律也；三老啬夫，由民自推，辟署功曹，不用他郡，乡亭之官，非西秩也；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商约之文，非西史也；交邻有道，不辱君命，绝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职，工与居一，国有九经，工在所劝，保护工艺，非西例也；当宁而立，当扆而立，礼无不答，旅揖士人，礼经所陈，非西制也；天子巡守，以观民风，皇王大典，非西仪也；地有四游，地动不止，日之所生为星，毖纬雅言，非西文也；腐水离木，均发均县，临鉴立景，蜕水谓气，电缘气生，墨翟、亢仓、关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征之域外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而议者犹曰“彝也，彝也”而弃之，必举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让诸人，又何取耶？

难者曰：“子论诚当，然中国当败衂之后，穷蹙之日，虑无馀力克任此举，强敌交逼，眈眈思启，亦未必能吾待也。”

释之曰：日本败于三国，受迫通商，反以成维新之功；法败于普，为城下之盟，偿五千兆福兰格，割奥斯、鹿林两省，此其痛创，过于中国今日也。然不及十年，法之盛强，转逾畴昔。然则败衂非国之大患，患不能自强耳。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又曰：“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泰西各国，磨牙吮血，伺于吾旁者固属有人；其顾惜商务，不欲发难者，亦未始无之。徒以我晦盲太甚，厉阶孔繁，用启戎心，亟思染指。及今早图，示万国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约，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天下之为说者，动曰一劳永逸。此误人家国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说者曰：一食永饱，虽愚者犹知其不能也，以饱之后历数时而必饥，饥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法以治天下，则亦若是矣。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为不变之说者，实则非真有见于新法之为民害也，夸毗成风，惮于兴作，但求免过，不求有功。

又经世之学，素所未讲，内无宗主，相从吠声。听其言论，则日日痛哭，读其词章，则字字孤愤。叩其所以图存之道，则眙然无所为，对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无可为而已，委心袖手，以待覆亡。噫，吾不解其用心何在也。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诗）曰：“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传）曰：“嫠妇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霣，为将及焉。”此固四万万人之所同也。彼犹太之种，迫逐于欧东；非洲之奴，充斥于大地，呜呼！夫非犹是人类也欤。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1896年8月29日—1897年9月17日）

难者曰：“中国之法，非不变也，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无益于人国也。”释之曰：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补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

今之言变法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赢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卹其家之典，能洁已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

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械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

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

如是则兴学如不兴。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于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棼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

今之言变法者，其蔽有二：其一欲以震古铄今之事，责成于肉食官吏之手；其二则以为黄种之人，无一可语，委心异族，有终焉之志。夫当急则治标之时，吾固非谓西人之必不当用，虽然，则乌可以久也。中国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败，询其故？

则曰：“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法，华人营私也。”吾闻之日本变法之始，客卿之多，过于中国也。十年以后，按年裁减，至今一切省署，皆日人自任其事，欧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今中国之言变法，亦既数十年，而犹然借材异地，乃能图成，其可耻孰甚也？夫以西人而任中国之事，其爱中国与爱其国也孰愈？

夫人而知之矣，况吾所用之西人，又未必为彼中之贤者乎。

若夫肉食官吏之不足任事，斯固然矣。虽然，吾固不尽为斯人咎也，帖括陋劣，国家本以此取之，一旦而责以经国之远猷，乌可得也。捐例猥杂，国家本以此市之，一旦而责以奉公之廉耻，乌可得也。一人之身，忽焉而责以治民，忽焉而责以理财，又忽焉而责以治兵，欲其条理明澈，措置悉宜，乌可得也。在在防弊，责任不专，一事必经数人，互相牵制，互相推诿，欲其有成，乌可得也。学校不以此教，察计不以此取，任此者弗赏，弗任者弗罚，欲其振厉，黾勉图功，乌可得也。途壅俸薄，长官层累，非奔竞未由得官，非贪污无以谋食，欲其忍饥寒，蠲身家，以从事于公义，自非圣者，乌可得也。

今夫人之智愚贤不肖，不甚相远也。必谓西人皆智，而华人皆愚；西人皆贤，而华人皆不肖，虽五尺之童，犹知其非。然而西官之能任事也如彼，华官之不能任事也如此，故吾曰：不能尽为斯人咎也，法使然也。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为用也。不此之变，而鳃鳃然效西人之一二事，以云自强，无惑乎言变法数十年，而利未一见，弊已百出，反为守旧之徒，抵其隙而肆其口也。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难者曰：“子之论探本穷原，靡有遗矣，然兹事体大，非天下才，惧弗克任，恐闻者惊怖其言以为河汉，遂并向者一二西法而亦弃之而不敢道，奈何？子毋宁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矣。”释之曰：不然，夫渡江者汎乎中流，暴风忽至，握舵击楫，虽极疲顿，无敢去者，以偷安一息，而死亡在其后也。

庸医疑证，用药游移。精于审证者，得病源之所在，知非此方不愈此疾，三年畜艾，所弗辞已，虽曰难也，将焉避之。抑岂不闻东海之滨，区区三岛，外受劫盟，内逼藩镇，崎岖多难，濒于灭亡，而转圜之间，化弱为强，岂不由斯道矣乎？则又乌知乎今之必不可行也。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呜呼！是所望于大人君子者矣。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1896年8月29日—1897年9月17日）

去岁李相国使欧洲，问治国之道于德故相俾士麦，俾士麦曰：“我德所以强，练兵而已。今中国之大患，在兵少而不练，船械窳而乏也，若留意于此二者，中国不足强也。”今岁张侍郎使欧，与德国某爵员语，其言犹俾相言。中国自数十年以来，士夫已寡论变法，即有一二，则亦惟兵之为务，以谓外人之长技，吾国之急图，只此而已。众口一词，不可胜辨，既闻此言也，则益自张大，谓西方之通人，其所论固亦如是。

梁启超曰：“嗟乎，亡天下者，必此言也。吾今持春秋无义战，墨翟非攻，宋钘寝兵之义，以告中国，闻者必曰：以此孱国而陈高义以治之，是速其亡也。不知使有国于此，内治修，工商盛，学校昌，才智繁，虽无兵焉，犹之强也，彼美国是也。美国兵不过二万，其兵力于欧洲，不能比最小之国，而强邻眈眈，谁敢侮之。使有国于此，内治隳，工商窳，学校塞，才智希，虽举其国而兵焉，犹之亡也，彼土耳其是也。土耳其以陆军甲天下，俄土之役，五战而土三胜焉，而卒不免于今日，若是乎国之强弱在兵，而所以强弱者不在兵，昭昭然矣。今有病者，其治之也，则必涤其滞积，养其荣卫，培其元气，使之与无病人等，然后可以及他事，此不易之理也。今授之以甲青，予之以戈戟，而曰尔盍从事焉，吾见其舞蹈不终日，而死期已至也。彼西人之练兵也，其犹壮士之披甲胄而执戈鋋也，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

然则西人易为为此言？曰：嗟乎，狡焉思启封疆以灭社稷者，何国蔑有？吾深惑乎吾国之所谓开新党者，何以于西人之言，辄深信谨奉，而不敢一致疑也。西人之政事，可以行于中国者，若练兵也，置械也，铁路也，轮船也，开矿也；西官之在中国者，内焉聒之于吾政府，外焉聒之于吾有司，非一日也。若变科举也，兴学校也，改官制也，兴工艺开机器厂也，奖农事也，拓商务也，吾未见西人之为我一言也。是何也？

练兵，而将帅之才必取于彼焉；置械，而船舰枪炮之值必归于彼焉；通轮船铁路，而内地之商务，彼得流通焉；开矿，而地中之蓄藏，彼得染指焉。且有一兴作，而一切工料，一切匠作，无不仰给之于彼，彼之士民，得以养焉。以故铁路开矿诸事，其在中国，不得谓非急务也。然自西人言之，则其为中国谋者十之一，自为谋者十之九。若乃科举、学校、官制、工艺、农事、商务等，斯乃立国之元气，而致强之本原也。使西人而利吾之智且强也，宜其披肝沥胆，日日言之。今夫彼之所以得操大权霑大利于中国者，以吾之弱也，愚也，而乌肯举彼之所以智所以强之道，而一以畀我也？恫乎英士李提摩太之言也，曰：“西官之为中国谋者，实以保护本国之权利耳，余于光绪十年回英，默念华人博习西学之期，必已不远，因拟谒见英、法、德等国学部大臣，请示振兴新学之道，以储异日传播中华之用。迨至某国，投刺晋谒其学部某大臣，叩问学校新规，并请给一文凭，俾得偏游全国大书院。大臣因问余考察本国新学之意，余实对曰：“欲以传诸中华也’，语未竟，大臣艴然变色曰：“汝教华人尽明西学，其如我国何？

其如我各与国何？’文凭遂不可得。”又曰：“西人之见华官，每以谀词献媚，曰：“贵国学问，实为各国之首’。以骄其自以为是之心，而坚其藐视新学之志，必使无以自强而后已。今夫李君，亦西人也，其必非为谰言以汙蔑西人，无可疑也，而其言若此。

吾欲我政府有司之与西人酬酢者，一审此言也。

李相国之过德也，德之官吏及各厂主人，盛设供帐，致敬尽礼，以相款宴，非有爱于相国也，以谓吾所欲购之船舰枪炮，利将不赀，而欲胁肩捷足以夺之也。及哭龙姆席间一语，咸始废然，英法诸国，大哗笑之。然则德人之津津然以练兵置械相劝勉者，由他国眎之，若见肺肝矣。

且其心犹有叵测者，彼德人固欧洲新造之雄国也，又以为苟不得志于东方，则不能与俄、英、法诸国竞强弱也。中国之为俎上肉久矣，商务之权利握于英，铁路之权利握于俄，边防之权利握于法、日及诸国，德以后起，越国鄙远，择肥而噬，其道颇难，因思握吾邦之兵权，制全国之死命。故中国之练洋操聘教习也，德廷必选知兵而有才者以相畀，令其以教习而兼统领之任。今岁鄂省武备学堂之聘某德弁也，改令只任教习，不充统领，而德廷乃至移书总署，反覆力争，此其意欲何为也？

使吾十八行省，各练一洋操，各统以德弁，教之诲之，日与相习，月渐岁摩，一旦瓜分事起，吾国绿营防勇，一无所恃，而其一二可用者，惟德人号令之是闻，如是则德之所获利益，乃不在俄、英、法、日诸国下，此又德人隐忍之阴谋，而莫之或觉者也。

当中日订通商条约之际，德国某日报云：“我国恒以制造机器等，售诸中国、日本、日本仿行西法，已得制造之要领，今若任其再流之中国，恐德国之商务，扫地尽矣。”

去岁《字林西报》载某白人来书云：“昔上海西商，争请中国务须准将机器进口，欧格讷公使回国时，则谓此事非西国之福，今按英国所养水陆各军，专为扩充商务，保护工业起见，所费不赀，今若以我英向来制造之物，而令人皆能制造，以夺我利，是自作孽也。”呜呼，西人之言学校商务也，则妒我如此，其言兵事也，则爱我如彼，虽负床之孙亦可以察其故矣。一铁甲之费，可以支学堂十余年，一快船之费，可以译西书数百卷，克虏伯一尊之费，可以设小博物院三数所，洋操一营之费，可以遣出洋学生数十人，不此之务，而惟彼之图，吾甚惜乎以司农仰屋艰难罗掘所得之金币，而晏然馈于敌国，以易其用无可用之物。数年之后，又成盗粮。往车已折，来轸方遒，独至语以开民智植人才之道，则咸以款项无出，玩日愒时，而曾不肯舍此一二以就此千万也。吾又惑乎变通科举工艺专利等事，不劳国家铢金寸币之费者，而亦相率依违，坐视吾民失此生死肉骨之机会而不肯一导之也。吾它无敢怼焉，吾不得不归罪于彼族设计之巧，而其言惑人之深也。诗曰：“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论学会

（1896年11月5日）

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

星地相吸而成世界，质点相切而成形体。数人群而成家，千百人群而成族，亿万人群而成国，兆京陔秭壤人群而成天下。无群焉，曰鳏寡孤独，是谓无告之民。虎豹狮子，象驼牛马，庞大傀硕，人槛之驾之，惟不能群也。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棕色人，美洲、南洋、澳岛之红人，所占之地，居地球十六七，欧人剖之钤之，若榄狮象而驾驼马，亦曰惟不能群之故。

群之道，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上。群形质者，蝗蚊蜂蚁之群，非人道之群也，群之不已，必蠹天下，而卒为群心智之人所制。蒙古、回回种人，皆以众力横行大地，而不免帖耳于日耳曼之裔，蝗蚊蜂蚁之群，非人道之群也。群心智之事则赜矣。欧人知之，而行之者三：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学校振之于上，学会成之于下，欧洲之人，以心智雄于天下，自百年以来也。

学会起于西乎？曰：非也，中国二千年之成法也。《易》曰：“君子以朋友讲习。”

《论语》曰：“有朋自远方来。”又曰：“君子以文会友。”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居学以致其道。”孔子养徒三千，孟子从者数百，子夏西河，曾子武城，荀卿祭酒于楚、宋，史公讲业于齐、鲁，楼次子之著录九千，徐遵明之会讲逾万，鹅湖、鹿洞之盛集，东林、几、复之大观，凡兹前模，具为左证。先圣之道所以不绝于地，而中国种类不至夷于蛮越，曰惟学会之故！

学会之亡，起于何也？曰：国朝汉学家之罪，而纪昀为之魁也。汉学家之言曰：今人但当著书，不当讲学。纪昀之言曰：“汉亡于党锢，宋亡于伪学，明亡于东林。”呜呼，此何言耶？此十常侍所以倾李膺、范滂，蔡京、韩侂胄所以锢司马公、朱子，魏忠贤、阮大铖所以陷顾、高、陈、夏，而为此言也。吾不知小人无忌惮之纪昀，果何恶于李、范诸贤，而甘心为十常侍、蔡京、韩侂胄、魏忠贤、阮大铖之奴隶也。而举天下缀学之士，犹群焉宗之，伈俔低首，为奴隶之奴隶，疾党如仇，视会为贼。是以金壬有党，而君子反无党；匪类有会，而正业反无会。

是率小人以食君子之肉，驱天下之人而为鳏寡孤独，而入于象驼牛马，而曾蜂蝗蚊蚁之不若，而后称善人。呜呼，岂不痛哉，岂不痛哉！

今天下之变亟矣。稍达时局者，必曰兴矿利，筑铁路，整商务，练海军。今试问：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士，而属之以诸事，能乎否乎？

则曰：有同文馆、水师学堂诸生徒在。今且无论诸生徒之果成学与否，试问：以区区之生徒，供天下十八行省变法之用，足乎否乎？人才乏绝，百举具废，此中国所以讲求新法三十年而一无所成，卒为一孔守旧之论间执其口也。今海内之大，四万万人之众，其豪杰之士，聪明材力足以通此诸学者，盖有之矣。然此诸学者，非若考据词章之可以闭户獭祭而得也。如矿利则必游历各省，察验矿质，博求各国开矿、分矿、炼矿之道，大购其机器仪器而试验之，尽购其矿务之书而翻译之，集陈万国所有之矿产而比较之。练军则必集万国兵法之书而读之，集万国制造枪炮药弹、筑修营垒船舰之法而学之。学此诸法，又非徒手而学也，必游历其国，观其操演，遍览各厂，察其制造，大陈汽机，习其用式。自余群学，率皆类是。故无三十七万金之天文台，三十五万金之千里镜，则天学必不精；不能环游地球，即游矣，而不能遍各国，省府州县皆有车辙马迹，则地学必不精。试问：一人之力，能任否乎？此所以虽有一二有志之士，不能成学，不能致用，废弃以没世也。

彼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会，有矿学会，有商学会，有工学会，有法学会，有天学会，有地学会，有算学会，有化学会，有电学会，有声学会，有光学会，有重学会，有力学会，有水学会，有热学会，有医学会，有动、植两学会，有教务会，乃至于照像、丹青、浴堂之琐碎，莫不有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会众有集至数百万人者，会资有集至数百万金者。会中有书以便翻阅，有器以便试验，有报以便布知新艺，有师友以便讲求疑义，故学无不成，术无不精，新法日出，以前民用，人才日众，以为国干，用能富强甲于五洲，文治轶于三古。

今夫五印度数万里之大，五十年间，晏然归于英国；广州之役，割香港，开口岸，举动轰赫，天下震慑，而不知皆彼中商学会为之也。通商以来，西人领文凭，游历边腹各省，测绘舆图，考验物矿者，无岁无之；中国之人，疑其奸细，而无术以相禁，百不知皆彼中地学会为之也。

故西国国家之于诸会也，尊重保护而奖借之，或君主亲临，以重其事，或拨帑津贴，以助其成。会日盛而学日进，盖有由也。

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诸学分会，未能骤立，则先设总会。

设会之日：一曰胪陈学会利益，专折上闻，以定众心；二曰建立孔子庙堂，陈主会中，以著一尊；三曰贻书中外达官，令咸损输，以厚物力；四曰函招海内同志，咸令入会，以博异才；五曰照会各国学会，常通音问，以广声气；六曰函告寓华西士，邀致入会，以收他山；七曰咨取官局群籍，概提全分，以备储藏；八曰尽购已翻西书，收庋会中，以便借读。九曰择购西方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十曰广翻地球各报，布散行省，以新耳目；十一曰精搜中外地图，悬张会堂，以备流览；十二曰大陈各种仪器，开博物院，以助试验；十三曰编纂有用书籍，广印廉售，以启风气；十四曰严定会友功课，各执专门，以励实学；十五曰保选聪颖子弟，开立学堂，以育人才；十六曰公派学成会友，游历中外，以资著述。

举国之大，而仅有一学会，其犹一蚊一虻之劳也。今以四万万人中，忧天下求自强之士，无地无之，则宜所至广立分会。一省有一省之会，一府有一府之会，一州县有一州县之会，一乡有一乡之会，虽数十人之客，数百金之微，亦无害其为会也。积小高大，扩而充之，天下无不成学之人矣。

遵此行之，一年而豪杰集，三年而诸学备，九年而风气成。欲兴农学，则农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兴矿利，则矿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兴工艺，则工艺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兴商务，则商务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求使才，则法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整顿水陆军，则兵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制新器，广新法，则天、算、声、光、化、电等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以雪仇耻，何耻不雪！以修庶政，何政不成！

若徇纪昀之躛言，率畏首之旧习，违乐群之公理，甘无告之恶名，则非洲、印度、突厥之覆辙，不绝于天壤。西方之人，岂有爱乎？一木只柱，无所砥于横流；佩玉鸣琚，非所救于急难。《诗》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呜呼！凡百君子，其无风雨漂摇，乃始晓音瘏口，而莫能相救也。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1896年8月9日）

战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

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駉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

又如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达书名于四方；撢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国而语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纪述，兼有职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诵三百而知国政。三代盛强，罔不由此。

西人之大报也，议院之言论纪焉，国用之会计纪焉，人数之生死纪焉，地理之险要纪焉，民业之盈绌纪焉，学会之程课纪焉，物产之品目纪焉，邻国之举动纪焉，兵力之增减纪焉，律法之改变纪焉，格致之新理纪焉，器艺之新制纪焉。

其分报也，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学者可阅水陆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赜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赜，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

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蚁附膻。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

其益于国事如此，故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是，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秦晤士》之议论，文甫脱稿，电已飞驰，其重之又如此。然而英国、德国、日本国，或于报馆有谗谤之律，有惩罚之条，则又何也？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闭门而造，信口以谈，无补时艰，徒伤风化，其弊一也；军事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夕鸡之嫌，甚乃揣摩众情，臆造诡说，海外已成劫烬，纸上犹登捷书，荧惑听闻，贻误大局，其弊二也；臧否人物，论列近事，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或飏颂权贵，为曳裾之阶梯，或指斥富豪，作苞苴之左卷，行同无赖，义乖祥言，其弊三也；操觚发论，匪有本原，蹈袭陈言，剿撮涂说，或乃才尽为忧，敷衍塞责，讨论轶闻，纪述游览，义无足取，言之无文，其弊四也；或有译录稍广，言论足观，删汰秽芜，颇知体要，而借阐宗风，不出郑志，虽有断章取义之益，未免歌诗不类之憾，其弊五也。具此诸端，斯义遂梏，遂使海内一二自好之士，反视报馆为蝥贼，目报章为妖言，古义不行，良法致弊。呜呼，不其恫欤！

今设报于中国，而欲复西人之大观，其势则不能也。西国议院议定一事，布之于众，令报馆人入院珥笔而录之；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府举动，真相不知，无论外人也。西国人数、物产、民业、商册，日有记注，展卷粲然，录副印报，与众共悉；中国则夫家六畜，未有专司，州县亲民，于其所辖民物、产业，末由周知，无论朝廷也。西人格致制造专门之业，官立学校，士立学会，讲求观摩，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中国则稍讲此学之人，已如凤毛麟角，安有专精其业，神明其法，而出新制也。坐此数故，则西报之长，皆非吾之所能有也。然则报之例当如何？曰：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准此行之，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渐备矣。

嗟夫！中国邸报兴于西报未行以前，然历数百年未一推广。商岸肇辟，踵事滋多；劝百讽一，裨补盖寡；横流益急，晦盲依然；喉舌不通，病及心腹。虽蚊虻之力，无取负山；而精禽之心，未忘填海。上循不非大夫之义，下附庶人市谏之条；私怀救火弗趋之愚，迫为大声疾呼之举；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

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1896年10月27日）

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各防弊。务治事者，虽不免小弊，而利之所存，恒足以相掩；务防弊者，一弊未弭，百弊已起，如葺漏屋，愈葺愈漏，如补破衲，愈补愈破。务治事者，用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务防弊者，用不得其人而弊滋多，即用得其人而事亦不治。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上自庶官，下自亿姓，游于文网之中，习焉安焉，驯焉扰焉，静而不能动，愚而不能智。历代民贼，自谓得计，变本而加厉之？及其究也，有不受节制，出于所防之外者二事：曰彝狄，曰流寇。二者一起，如汤沃雪，遂以灭亡。于是昔之所以防人者，则适足为自敝之具而已。

梁启超曰：吾尝读史鉴古今成败兴废之迹，未尝不悁悁而悲也。古者长官有佐无贰，所以尽其权，专其责，易于考绩。（《王制》、《公羊传》、《春秋繁露》所述官制，莫不皆然，独《周礼》言建其正，立其贰，故既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复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马、小司寇、小司空。凡正皆卿一人，凡贰皆中大夫二人，此今制一尚书、两侍郎之所自出。《周礼》伪书，误尽万世者也。）

汉世九卿，尚沿斯制。（汉、晋间太常等尚无少卿，后魏太和十五年始有之。）后世惧一部之事，一人独专其权也，于是既有尚书，复有侍郎，重以管部，计一部而长官七人，人人无权，人人无责。防之诚密矣，然不相掣肘，即相推诿，无一事能举也。古者大国百里，小国五十，各亲其民，而上统于天子，诸侯所治之地，犹今之县令而已。汉世犹以郡领县，而郡守则直达天子。后世惧亲民之官权力过重也，于是为监司以防之；又虑监司之专权也，为巡抚、巡按等以防之；又虑抚、按之专权也，为节制、总督以防之。防之诚密矣，然而守令竭其心力以奉长官，犹惧不得当，无暇及民事也；朘万姓脂膏，为长官苞苴，虽厉民而位则固也。

古者任官，各举其所知，内不避亲，外不避仇。汉、魏之间，尚存此意，故左雄在尚书，而天下号得人；毛玠、崔琰为东曹掾，而士皆砥砺名节。

后世虑选人之请托，铨部之徇私也，于是崔亮、裴光庭定为年劳资格之法，孙丕扬定为掣签之法。防之诚密矣，然而奇才不能进，庸才不能退，则考绩废也；不为人择地，不为地择人，则吏治隳也。古者乡官，悉用乡人，（《周礼》、《管子》、《国语》具详之。）汉世掾尉，皆土著为之，（《京房传》：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可知汉时掾属无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请，乃是破格。）盖使耳目相近，督察易力。

后世虑其舞弊也，于是隋文革选，尽用他郡，然犹南人选南，北人选北。

（宋政和六年诏，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三十驿。三十驿者，九百里也。）明之君相，以为未足，于是创南北互选之法。防之诚密矣，然赴任之人，动数千里，必须举债，方可到官，非贪污无以自存也。土风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猾胥，而官为缀旒也。古者公卿，自置室老，汉世三府，开阁辟士，九卿三辅郡国，咸自署吏，（顾氏《日知录》云：鲍宣为豫州牧，郭钦奏其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职，州牧代之，尚为烦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烦而职不举。）所以臂指相使，情义相通。后世虑其植党市恩也，于是一命以上，皆由吏部。防之诚密矣，然长佐不习，耳目不真，或长官有善政，而末由奉行，或小吏有异才，而不能自见也。古者用人皆久于其任，封建世卿无论矣，自余庶官，或一职而终身任之，且长子孙焉。

爰及汉世，犹存此意，故守令称职者，玺书褒勉，或累秩至九卿，终不迁其位，盖使习其地，因以竟其功。后世恐其久而弊生也，于是定为几年一任之法，又数数迁调，宜南者使之居北，知礼者使之掌刑。防之诚密矣，然或欲举一事，未竟而去官，则其事废也；每易一任，必经营有年，乃更举一事，事未竟而去如初，故人人不能任事。而其盘踞不去，世其业者，乃在胥吏，则吏有权而官无权也。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庶人，汉世亦有议郎、议大夫、博士、议曹，不属事，不直事，以下士而议国政，（余别有《古议院考》。）所以通下情，固邦本。后世恐民之讪已也，蔑其制，废其官。防之诚密矣，然上下隔绝，民气散耎，外患一至，莫能为救也。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其权重大，其体尊严。（三公者一相、二伯。）汉制丞相用人行政，无所不统，盖君则世及，而相则传贤，以相行政，所以救家天下之穷也。后世恐其专权敌君也，渐收其权归之尚书，渐收而归之中书，而归之侍中，而归之内阁；渐易其名为尚书令，为侍中，为左右仆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为平章政事同三品，为大学士；渐增其员为二人，为四人，乃至十人；渐建其贰为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为协办大学士。其位日卑，其权日分，于是宰相遂为天子私人。防之诚密矣，然政无所出，具官盈廷，徒供画诺，推诿延阁，百事丛脞也。古者科举皆出学校，教之则为师，官之则为君，汉、晋以降，犹采虚望。后世虑士之沽名，官之徇私也，于是为帖括诗赋以锢之，浸假而锁院，而搜检，而糊名，而誊录，而回避。若夫试官，固天子近侍亲信之臣，亲试于廷，然后出之者也，而使命一下，严封其宅焉；所至，严封其寓焉；行也，严封其舟车焉，若槛重囚。防之诚密矣，然暗中摸索，探筹赌戏，驱人于不学，导人以无耻，而关节请托之弊，卒未尝绝也。古之学者，以文会友；师儒之官，以道得民。后世恐其聚众而持清议也，于是戒会党之名，严讲学之禁。防之诚密矣，然而儒不谈道，独学孤陋，人才彫落，士气不昌，徒使无忌惮之小人，借此名以陷君子，为一网打尽之计也。古者疑狱，泛与众共，悬法象魏，民悉读之，盖使知而不犯，冤而得伸。后世恐其民这狡赖也，端坐堂皇以耸之，陈列榜杨以胁之。

防之诚密矣，然刁豪者益借此以吓小民，愿弱者每因此而戕身命，猾吏附会例案，上下其手，冤气充塞，而莫能救正也。古者天子时巡，与国人交，君于其臣，贱亦答拜，汉世丞相谒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郡县小吏，常得召见。后世恐天泽之分不严也，九重深闭，非执政末由得见。防之诚密矣，然生长深宫，不闻外事，见贤士大夫之时少，亲宦官宫妾之时多，则主德必昏也。上下睽孤，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也。凡百庶政、罔不类是，虽更数仆，悉数为难。

悠悠二千岁，莽莽十数姓，谋谟之臣比肩，掌故之书充栋，要其立法之根，不出此防弊之一心。谬种流传，遂成通理，以缜密安静为美德，以好事喜功为恶词，容容者有功，嶢嶢者必缺，在官者以持禄保位为第一义，缀学者以束身自好为第一流。大本既拨，末亦随之，故语以开铁路，必曰恐妨舟车之利也；语以兴机器，必曰恐夺小民之业也；语以振商务，必曰恐坏淳朴之风也；语以设学会，必曰恐导标榜之习也；语以改科举，必曰恐开躁进之门也；语以铸币楮，必曰恐蹈宋、元之辙也；语以采矿产，必曰恐为晚明之续也；语以变武科，必曰恐民挟兵器以为乱也；语以轻刑律，必曰恐民藐法纪而滋事也。坐此一念，百度不张。

譬之忡病，自惊自怛，以废寝食；譬之痿病，不痛不痒，僵卧床蓐，以待死期。岂不异哉！岂不伤哉！

防弊之心乌乎起？曰：起于自私。请言公私之义。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

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

防弊者欲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故曰私。虽然，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人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先王知其不能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言公之为美也。”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何谓缺权？国人有有权者，有不能自有其权者；何谓无权？不知权之所在也。无权恶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然众权之繁之大，非一人之智与力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则其权将糜散堕落，而终不能以自有。虽然，向者众人所失之权，其不能复得如故也，于是乎不知权之所在。故防弊者，始于争权，终于让权。何谓让权？天下有事，上之天子，天子曰议以闻，是让权于部院；部院议可，移文疆吏，是让权于督抚；督抚以颁于所属，是让权于州县；州县以下于有司，是让权于吏胥。

一部之事，尚、侍互让；一省之事，督抚互让；一君之事，君国民互让。争固不可也，让亦不可也。争者损人之权，让者损已之权。争者半而让者半，是谓缺权；举国皆让，是谓无权。夫自私之极，乃至无权。

然则防弊何为乎？吾请以一言蔽之曰：因噎而废食者必死，防弊而废事者必亡！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1897年10月6日）

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

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

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酋长之世，起于何也？人类初战物而胜之，然而未有舆骑舟楫之利，一山一川一林一泽之隔，则不能相通也。于是乎划然命为一国，其黠者或强有力者即从而君之。故老子曰：“古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其民老死不相往来。”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彼禹域之大，未及今日之半也，而为国者万，斯盖酋长之世也。今之蒙古也，回疆也，苗也，黎也，生番也，土司也，非洲也，南洋也，美洲、澳洲之土人也，皆吾夏后氏以前之世界也。凡酋长之世，战斗最多，何也？其地隔，故其民不相习，而其情不相，加以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相戕无已时也。

封建世既有一天子以统众诸侯矣，而犹命为多君，何也？

封建者，天子与诸侯俱据土而治，有不纯臣之义（见《公羊》何注），观于《周礼》只治畿内，春秋战国诸侯各自为政，可以见封建世之俗矣。

其时诸侯与天子同有无限之权，故谓之多君。封建亦一大酋长耳，其相戕亦惨，其战斗亦多。

世卿亦谓之多君，何也？《礼?丧服》传：“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传》曰：“君谓有地者也”。盖古者凡有采地皆称君，而仕于其邑、居隶其地者，皆为之民。其待之也，亦得有无限之权，故亦谓之多君。世卿之国，亦多战斗，如鲁之季孙氏、郈氏，晋之韩、魏、范、中行氏，皆是也。故世卿亦可谓之小封建。

凡多君之世，其民皆极苦，争城争地，糜烂以战，无论矣。彼其为君者，又必穷奢极暴，赋敛之苛，徭役之苦，刑罚之刻，皆不可思议。

观于汉之诸侯王，及今之土司，犹可得其概矣。孔子作《春秋》，将以救民也，故立为大一统、讥世卿二义，此二者，所以变多君而为一君也。

变多君而为一君，谓之小康。昔者秦、楚、吴、越，相仇相杀，流血者，不知几千万人也，问今有陕人与湘人争强，苏人与浙人构怨者乎？无有也。昔之相仇相杀者，皆两君为之也，无有君，无有国，复归于一，则与民休息，此大一统之效也。世卿之世，苟非贵胄，不得位卿孤，既讥世卿，乃立选举，但使经明行修，虽蓬荜之士，可以与闻天下事，如是则贤才众多，而天下事有所赖，此讥世卿之效也。

虽然，当其变也，盖亦难矣。秦汉以后，奉《春秋》为经世之学，亦既大一统矣。

然汉初之吴楚七国乱之，汉末以州牧乱之，晋之八王乱之，唐之藩镇乱之，乃至明之燕王宸濠，此害犹未获息。越二千年，直至我朝，定宗室自亲王以下至奉恩将军凡九等，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骑尉凡二十六等，悉用汉关内侯之制，无分土，无分民，而封建之多君始废。汉氏虽定选举之制，而魏晋九品中正，寒门贵族，界限画然，此犹微有世卿之意焉。虽然，吾中国二千年免于多君之害者，抑已多矣，皆食素王之赐也。凡变多君而为一君者，其国必骤强。昔美之三十七邦也，德之二十五邦也，意之二十四邦也，日本之九十二诸侯也，当其未合也，彼数国者，曾不克自列于地球也；其既合也，乃各雄长于三洲。何也？彼昔者方罢敝其民，以相争之不暇，自斫其元气，耗其财力，以各供其君之私欲；合而一之，乃免此难，此一君世之所以为小康也。而惜乎诸国用《春秋》之义太晚，百年前之糜烂，良可哀也。

世卿之多君，地球各国，自中土以外，罕有能变者。日本受毒最久，藤原以后，政柄下移，大将军诸侯王之权，过于天皇，直至明治维新，凡千余年，乃始克革。今俄之皇族，世在要津；英之世爵，主持上议院；乃至法人既变民政，而前朝爵胄，犹潜滋暗窥，渐移国权；盖甚矣变之之难也！

封建世卿之与奴隶，其事相因也。举天下之地而畀诸诸侯，则凡居其地者，莫敢不为臣；举天下之田而聚诸贵族，则凡耕其田者，莫敢不为隶。故多君之世，其民必分为数等，而奴隶遍于天下。孔子之制，则自天子以外，士农工商（天子之元子犹士也），编为四民，各授百亩，咸得自主。六经不言有奴隶，（《周礼》有之者，非孔子所定之制。）

汉世累诏放奴婢，行孔子之制也。

后世此议不讲，至今日而满蒙尚有包衣望族，达官尚有世仆，盖犹多君世之旧习焉。

西方则俄国之田，尚悉归贵族掌辖；法国之田，悉为教士及世爵公产。凡齐民之欲耕者，不得不佃其田，而佃其田者，不得不为之役。自余诸国，亦多类是。日本分人为数等之风尤盛，乃至有秽多、非人等名号，凡列此者，不齿人类。而南北美至以贩奴一事，构兵垂十年。此皆多君世之弊政也，今殆将悉革矣。此亦《春秋》施及蛮貊之一端也。

（余别有“孔制禁用奴婢考”。）欧洲自希腊列国时已有议政院，论者以为即今之民政。然而吾窃窃焉疑之。彼其议政院，皆王族世爵主持其事，如鲁之三桓，郑之七穆，晋之六卿，楚之屈景，父子兄弟，世居要津，相继相及耳。至于匹夫编户，岂直不能与闻国是，乃至视之若奴隶，举族不得通籍。此其为政也，谓之君无权则可，谓之民有权则不可，此实世卿多君之世界也。

度其为制也，殆如英国今日之上议院，而非英国今日之下议院。周厉无道，见流于彘，而共和执政；滕文公行三年之丧，而父兄百官皆不悦，此实上议院之制也，不得谓之民政。若谓此为民政也，则我朝天聪、崇德间，八贝勒并坐议政，亦宁可谓之为民政也。

俄史称俄本有议事会，由贵爵主之，颇有权势，诸事皆可酌定。一千六百九十九年，大彼得废之，更立新会，损益其规，俾权操于己（见《俄史辑译》卷二）。俄之旧会，殆犹夫希腊、罗马诸国之议院也，犹多君之政也，俄之变多君而为一君，则自大彼得始也。

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有定一之等，有定一之时，如地质学各层之石，其位次不能凌乱也。今谓当中土多君之世，而国已有民政，既有民政，而旋复退而为君政，此于公理不顺，明于几何之学者，必能辨之。

严复曰：欧洲政制，向分三种：曰满那弃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时者，世族贵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谟格拉时者，国民为政之制也。德谟格拉时，又名公产，又名合众，希、罗两史，班班可稽，与前二制相为起灭。虽其时法制未若今者之美备，然实为后来民治滥觞。

且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于成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含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

子之言未为当也。

启超曰：吾既未克读西籍，事事仰给于舌人，则于西史所窥知其浅也。乃若其所疑者，则据虚理比例以测之，以谓其国既能行民政者，必其民之智甚开，其民之力甚厚，既举一国之民而智焉，而力焉，则必无复退而为君权主治之理，此犹花刚石之下，不得复有煤层，煤层之下，不得复有人迹层也。至于希、罗二史，所称者其或犹火山地震喷出之石汁，而加于地层之上，则非所敢知，然终疑其为偶然之事，且非全体也，故代兰得常得取而篡之，（西史称借民权之名以攘君位者，谓之代兰得。）

其与今之民政殆相悬也。至疑西方有胚胎，而东方无起点，斯殆不然也。

日本为二千年一王主治之国，其君权之重，过于我邦，而今日民义之伸，不让英、德，然则民政不必待数千年前之起点明矣。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专，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

世之贤知太过者，或疑孔子何必言小康，此大谬也。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所异者，西人则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此事就三千年内言之。）至其自今以往，同归民政，所谓及其成功一也。此犹佛法之有顿有渐，而同一法门。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者，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问今日之美国、法国，可为太平矣乎？曰恶，恶可！今日之天下，自美、法等国言之，则可谓为民政之世；自中、俄、英、日等国言之，则可谓为一君之世；然合全局以言之，则仍为多君之世而已。各私其国，各私其种，各私其土，各私其物，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财，度支之额，半充养兵，举国之民，悉隶行伍，眈眈相视，齮龁相仇，龙蛇起陆，杀机方长，螳雀互寻，冤亲谁问？呜呼，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春秋》曰：“未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易》曰：“见群龙无首吉。”

其殆为千百年以后之天下言之哉？

说动

（1898年2月11日）

合声、光、热、电、风、云、雨、露、霜、雪，摩激鼓宕，而成地球，曰动力；合地球与金、水、火、木、土、天王、海王暨无数小行星、无数慧星、绕日疾旋，互相吸引，而成世界，曰动力；合此世界之日，统行星与月，绕昴星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数，成天河之星圈，互相吸引，而成大千世界，曰动力；合此大千世界之昴星绕日，与行星、与月、以至于天河之星圈，又别有所绕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数，若星团、星林、星云、星气，互相吸气，互相吸引，而成一世界海，曰动力。假使太空中无此动力，则世界海毁，而吾所处八行星绕日之世界，不知隳坏几千万年矣。由此言之，则无物无动力，无动力不本于百千万亿恒河沙数世界自然之公理，而电、热、声、光，尤所以通无量无边之动力以为功用。

小而至于人身，而血，而脑筋，而灵魂，其机缄之妙，至不可思议，否则为聋瞆，为麻木痿痹，而体魄之殭随之。更小而至于一滴水，一微尘，莫不有微生物万千浮动于其中，否则空气因之而不灵。盖动则通，通则仁，仁则一切痛痒相关之事，自不能以秦越肥瘠处之，而必思所以震荡之，疏渝之，以新新不已。此动力之根原也。

谭嗣同曰：“日新乌乎本？曰：以太之动机而已矣。”“王船山邃于《易》者也，于有雷之卦，说必加精而微至焉。屯之所以满盈也，豫之所以奋也，大壮之所以壮也，无妄之所以无妄也，复之所以见天心也，震之所以不丧匕鬯而再则泥也，罔弗由于动也。”是故“君子之学，恒其动也。吉凶悔吝，贞乎动也。《易》抑阴而扶阳，则柔阴与刚动异也。”

痛乎，有老氏者出，“言静而戒动，言柔而戒刚，乡曲之士，给饘粥，察难豚，而长养子孙，以之自足而苟视息焉，固亦术之工者矣。乌知乎天子术焉，士大夫术焉，诸侯王术焉，卒使数千年来成乎似忠信、似廉洁，一无刺无非之乡愿天下。言学术则曰宁静，言治术则曰安静。处事不计是非，而首禁更张；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废驰矣。用人不问贤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气之论兴，柄权则皆颓暮矣。陈言者，命之曰希望恩泽；程功者，命之曰露才扬己。既为糊名以取之，而复隘其途；既为年资以用之，而复严其等。财则惮辟利源，兵则不贵朝气。”

“其朝夕孜孜不已者，不过日制四万万人之动力，以成一定不移之乡愿格式。”悲夫？彼西人之哀我“中国之亡于静”也，曰：“此不痛不痒顽钝无耻者也。”梁启超曰：不通则塞，不进则退，亘古今中外，无中道而画之理。子谓颜渊曰：“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又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曾子曰：“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此皆圣贤救世度众生之大愿力，日新不已，故悲闵。其动之心，栖栖皇皇，足迹遍九州。其动之迹，其视柔静无为之旨，殆有大小乘之别。即彼释氏之为教，众以佛、老并诋之。然其精意所在，曰威力，曰奋迅，曰勇猛，曰大无畏，曰大雄，括此数义，至取象于师子。而于柔静无为者，则斥为顽空，为断灭，为九十六种外道。即其言静之旨，不过以善其动，而遍度众生，与《大学》之以静生虑，太极之以静根动，同一智慧勇力。

而即静即动，本无对待之可名。杨氏述老氏者也，其意专主于为我。夫孔氏戒我，而杨氏为我，此仁不仁之判也。乃今天下营营于科目，孳孳于权利，伀伀俔俔于豆剖瓜分之日，不过“我”之一字，横梗胸臆。而于一二任侠之士，思合大群，联大力，血泪孤心，议更庶政，以拯时艰，则必以喜事多事诋之，以曲利其守旧不变之私。此真老杨之嫡派，孔孟之蟊贼，释氏之罪人，充其柔静之祸，以戕种类毁世界有余矣。其可为太息痛恨者，孰有过于斯乎？

唐才常曰：“西人以动力横绝五洲也。通商传教，觅地布种，其粗迹也。其政学之精进不已，骎骎乎突过乎升平。无可惧也，无可骇也，乃天之日新地球之运，而生吾中国之动力也。”梁启超曰：斯固然矣，然以吾所见吾中国者，微论其精，其粗者不可得也。何也？科举不变，士欲动，而至庸极陋之时文绁之；铁路不修，商欲动，而淹滞迂回之舟车绁之；机器不兴，工欲动，而笨拙粗疏之刀锯绁之；电化不讲，农欲动，而勤苦胼胝之耒耜绁之。生一人即予一绁，绁一人即防一弊。故我闻西人之言，以为中国防弊之法，至精且密，虽彼国千思万虑，不能臻此境地。其意若有所讽刺也者，若自苦其民智难于控御，转羡吾中国也者。故法于越南，仍以越南之法治之；俄于朝鲜，仍以朝鲜之法治之。

彼非有爱于越南、朝鲜也，乃阴用吾中国防民之故智，绁之使不生其动力也。虽然，吾特怪吾四万万人之绁于士农工商之旧法者。言提其耳而天聪之，力启其扃而解脱之，则必色然怒，哗然骇，以谓吾安吾绁，而奚纾吾手足，破吾囹圄为？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涉求新，辄生阻力，法图稍变，必多业障。凡少年意气，妄事更张，沽名市誉等语，不惜箝制海内豪侠任气之士，同归澌灭。老杨柔静为我之徒，可以尸居养望，坐享老成持重之名。嗟夫！以全球之极热极涨极速以新其动力，而吾士夫方面髹壁，坐漆室，丧灵魂，尸躯壳，悠忽终年。以正比例求之，孰生孰灭？孰存孰亡？不待智者知之。

今夫鸟，大鹏抟九万里，击扶摇而上；凤凰餐霞吸露，栖息云霄之表；鷃雀则终身困藩篱，饵矰缴。今夫兽，麒麟驺虞，往来开化之国，以方仁者；狮象狻猊，纵横万壑，虎豹慑伏；羊豕则终身拳圈苙，供刲絷。然则有动力与不有动力之存灭，可一言决矣。吾又闻之公理家言：凡生生之道，其动力大而速者，则贱种可进为良种；其动力小而迟而无者，则由文化而土番、而猿狖、而生理殄绝。初不谓然，继而观于獞猁猓猺，其食息起居，与猿狖无殊；其柔静无为，至老死不相往来；其去生理殄绝也几何？则奈何忍以吾党聪明秀特之士，日日静之柔之愚之，不一毅然慈悲其愿力，震荡其脑筋也？

今夫压力之重，必自专任君权始矣；动力之生，必自参用民权始矣。

虽然，吾观罗马之衰也，教皇怙其权力之私，戕贼平等之义，宗旨荡然，而路德之动力生；法国世家之横也，酷虐平民，惨无天日，而拿破仑之动力生；英人苛敛，美民罢不堪命，而华盛顿之动力生；日本大将军之柄政也，君统民统，不绝若线，而群藩烈士之动力生。此以压力生其动力者，事相反而实相因也。若夫中国则不然，压力之重，既不如从前之欧美日本，而柔静无为之毒，已深中人心，于是压力动力，浸淫至于两无，以成今日不君权、不民权之天下。故欲收君权，必如彼得、睦仁之降尊纡贵而后可；欲参民权，必如德意、希腊之联合民会而后可。而尤必先废愚民柔民之科目，首奖多事喜事之豪杰，尽网岩穴勇敢任侠之志士仁人，以激成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之愤不有身，爹亚、毕士马克之艰难措置，而后动力之生，国权之固，可得言也。

论湖南应办之事

（1898年4月5日—4月7日）

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是故国即亡矣，苟国人之智，与灭我之国之人相等，则彼虽灭吾国，而不能灭吾权，阿尔兰之见并于英人是也。今英伦人应享利益，阿尔兰人无不均霑也。即吾民之智，不能与灭我之国之人相等，但使其智日进者，则其权亦日进，印度是也。印度初属于英，印人只能为第六七等事业，其第五等以上事业，皆英人为之；（凡官事、私事莫不皆然，如一衙署则五品以上官皆英人，一公司则总办、帮办及高等司事皆英人也。）近则第二等以下事业，皆印人所为矣。其智全塞者，则其权全亡，非洲之黑人，美洲之红人，南洋之棕人是也。此数种者，只见其为奴为隶，为牛为马，日澌月削，数十年后，种类灭绝于天壤耳，更无可以自立之时矣。夫使印度当未亡之时，而其民智慧即能如今日，则其蚤为第二等人也久矣；使其有加于今日，则其为第一等人也亦已久矣。

是故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

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重也，于是有时务学堂之设，意至美矣，然于广之之道，则犹未尽也。学堂学生，只有百二十人，即使一人有一人之用，其为成也亦仅矣。而况此辈中西兼习，其教之也当厚植其根柢，养蓄其大器，非五年以后，不欲其出而与闻天下事也。然则此五年中，虽竭尽心力以教之，而其风气仍不能出乎一学堂之外，昭昭然矣。故学生当分为二等：其一以成就远大，各有专长，各有根柢为主，此百二十人是也；其一则成就不必其远大，但使于政学之本原，略有所闻，中外之情形，无所暗蔽，可以广风气，消阻力，如斯而已。由前之说，则欲其精；由后之说，则欲其广。

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则已耳，苟其欲之，则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如万毫齐力，万马齐鸣，三年之间，议论悉变，庶几有济，而必非一省会之间，数十百人之局可以支持，有断然矣。则必如何然后能如此？就其上者言之：一曰朝廷大变科举，一曰州、县遍设学堂。斯二者行，顷刻全变，然而非今日之所能言矣。有官绅之力所可及，而其成效之速，可与此二事相去不远者：一曰全省书院官课、师课，改课时务也。

以岳麓求贤之改章，及孝廉堂之为学会，士林举无间然，然则改课亦当无违言必矣。

官课、师课全改，耳目一新，加以学政所至，提倡新学，两管齐下，则其力量亚于变科举者无几矣。或疑各府、州、县悉变，则恐阅卷者无人。是不难，但专聘一二人驻省会，而各处课卷皆归其评阅，不过邮寄稍需时日耳，于事无伤也。若太僻远之州、县，则或两三月之题目，同时并发，课卷同时并收，则邮寄之繁难，亦可稍省矣。

尤有进于此者，则莫如童试之县考、府考，饬下州、县，除第一场外，悉试时务。

府、县考凡六七场，功令所载，并无必试八股之例，支床架屋，实属可憎，扫除更张，真乃快事。

然此事尚有未尽可行者，则虑各府、县无阅卷之人也。今宜饬下，令其自行物色聘请，或由省中荐人前往，此则只需长官一纸书耳，不费一铢，而举省之士，靡然向风矣。

二曰学堂广设外课，各州、县咸调人来学也。州、县遍设学堂，无论款项难筹，即教习亦无从觅聘，教习不得人，讲授不如法，劳而少功，虽有若无耳。以余所见，此闻各处书院诸生，讲习经年，而成就通达者，寥寥无几。大约为开风气起见，先须广其识见，破其愚谬，但与之反复讲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国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然后授以东西史志各书，使知维新之有功；授以内外公法各书，使明公理之足贵；更折衷于古经古子之精华，略览夫格致各学之流别。大约读书不过十种，为时不过数月，而其见地固已甚莹矣。乃从而摩激其热力，鼓厉其忠愤，使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以大局之糜烂为一身之耻疚。持此法以教之，间日必有讲论，用禅门一棒一喝之意；读书必有札记，仿安定经义治事之规。

半年以后，所教人才，可以拔十得五。此间如学堂学生，鼓箧不过月余耳，又加以每日之功，学西文居十之六，然其见识议论，则已殊有足观者，然则外课成就之速，更可翼矣。大抵欲厚其根柢，学颛门之业，则以年稚为宜；欲广风气观大略，速其成就，则以年稍长为善。盖苟在二十以上，于中国诸学曾略有所窥者，则其脑筋已渐开，与言政治之理，皆能听受，然后易于有得。故外课生，总以不限年为当。前者出示在此间招考，仅考两次，已迫岁暮，来者百余人，可取者亦三十人。然设此课之意，全在广风气，其所重者在外府、州、县。故必由学政按临所至，择其高才年在三十以下者，每县自三人至五人，咨送来学，其风始广。

然各府辽远，寒士负笈之资，固自不易，愚意以为莫如今各州、县为具川资咨送到省，每岁三五人之费，为数无几，虽瘠苦之县，亦不至较此区区。到省以后，首须谋一大厦，使群萃而讲习，若学堂有余力，则普给膏火，否则但给奖赏而已。（如不给膏火，则须问其愿来与否，乃可咨送。）此项学生，速则半年，迟则一年，即可遣散，另招新班。择其学成者，授以凭记，可以为各县小学堂教习，一年之后，风气稍成，即可以饬下各州、县，每县务改一书院为学堂。三年之间，而谓湘人犹有嫉新学如仇，与新学为难者，其亦希矣。

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

此诚中国未常有之事，而实千古不可易之理也。夫以数千里外渺不相属之人，而代人理其饮食、讼狱之事，虽不世出之才，其所能及者几何矣？故三代以上，悉用乡官；两汉郡守，得以本郡人为之，而功曹掾史，皆不得用它郡人，此古法之最善者。今之西人，莫不如是。唐宋以来，防弊日密，于是悉操权于有司，而民之视地方公事，如秦越人之肥瘠矣。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欲通上下之情，则必当复古意，采西法，重乡权矣。然亦有二虑焉：一曰虑其不能任事，二曰虑其借此舞文也。欲救前弊，则宜开绅智；欲救后弊，则宜定权限。定权限者何？西人议事与行事分而为二，议事之人，有定章之权，而无办理之权；行事之人，有办理之权，而无定章之权。将办一事，则议员集而议其可否；既可，乃议其章程；章程草定，付有司行之，有司不能擅易也。

若行之而有窒碍者，则以告于议员，议而改之。西人之法度，所以无时不改，每改一次，则其法益密，而其于民益便，盖以议事者为民间所举之人也。是故有一弊之当革，无不知也；有一利之当兴，无不闻也。

其或有一县、一乡之公益，而财力不能举者，则议员可以筹款而办之，估计其需费之多少，而醵之于民焉。及其办成也，则将其支用款项，列出清单，与众人共见，未有不愿者也。譬之一街之中，不能无击柝之人，于是一街之户宅集议，各出资若干而雇一人为之；一乡之中，欲筑一桥，修一路，于是一乡之户宅集议，或按田亩，或按人丁，各出资若干而动工为之，未有不愿者也。推而大之，而一县、而一省、而一国，莫不如是。西人即以此道治一国者也，（吾中国非不知此法，但仅以之治一乡、治一街，未能推广耳。）故每有应筹款项，皆待命于下议院；下议院则筹之于民，虽取之极重，而民无以为厉己者，盖合民财以办民事，而为民所信也。民亦知此事之有益于己，而又非己之独力所能办，故无不乐输以待上之为我成之也。（如一街四十户，每户月输一百，即得四千，可以用一击柝之人，以为己保护财产，若非得一人总任其事，则虽每户月自出二百，仍不能用一人也。）故有乡绅为议事，则无事不可办，无款不可筹，而其权则不过议此事之当办与否及其办法而已。及其办之也，仍责成于有司，如是则安所容其舞文也？至于讼狱等事，则更一委之于官，乡绅只能为和解，或为陪审人员，而不能断其谳，然则又何舞文之有乎？西人举国而行之，不闻有弊，则亦由权限之划定而已。开绅智者何？民间素不知地方公事为何物，一切条理，皆未明悉，而骤然授之，使其自办，是犹乳哺之儿，而授之以杯筋，使自饮食，其殆必矣。故必先使其民之秀者，日习于公事，然后举而措之裕如也。今中国之绅士，使以办公事，有时不如官之为愈也。何也？凡用绅士者，以其于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气而已。今其无学、无智既与官等，而情伪尚不如官之周知，然则用之何为也？故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惟何？

惟一归之于学会而已。先由学会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每州、县各数人，咸集省中入南学会。会中广集书籍、图器，定有讲期，定有功课，长官时时临莅以鼓励之；多延通人，为之会长，发明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讲办事之条理。或得有电报，奉有部文，非极秘密者，则交与会中，俾学习议事；一切新政，将举办者，悉交会中议其可办与否，次议其办法，次议其筹款之法，次议其用人之法。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

此等会友，亦一年后，除酌留为总会议员外，即可分别遣散，归为各州、县分会之议员，复另选新班在总会学习。绅智既开，权限亦定，人人既知危亡之故，即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聪明才力，而处心积虑，千方百计，以求办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难，未有不能济者也。

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官贫则不能望之以爱民，官愚则不能望之以治事。闻黄按察思所以养候补官，优其薪水之法，此必当速办者也。

既养之，则教之。彼官之不能治事，无怪其然也，彼胸中曾未有地球之形状，曾未有欧洲列国之国名，不知学堂工艺商政为何事，不知修道养兵为何政，而国家又不以此考成，大吏又不以此课最，然则彼亦何必知之？何必学之？举一省之事，而委之此辈未尝学问、无所知识之人之手，而欲其事之有成，是犹然薪以止沸，却行而求前也。而无如不办事则已，苟办事，则其势不能不委之此辈之手，又不可以其不能办而不办也。然则将如之何？曰：教之而已矣。

教官视教士难，彼其年齿已老，视茫发苍，习气极深，宦情熏灼，使之执卷伏案，视学究之训顽童，难殆甚焉；然教官又视教士易，彼其望长官如天帝，觊缺差若九鼎，宫中细腰，四方饭死，但使接见之时，稍为抑扬，差委之间，微示宗旨，虽强之以不情之举，犹将赴汤蹈火以就之，而况于导之以学乎？故课吏堂不可不速立，而必须抚部为之校长，司道为之副校长。其堂即设在密迩抚署之地，每日或间一二日，必便衣到堂，稽察功课，随时教诲。最善者莫如删堂属之礼，以师弟相待。堂中陈设书籍，张挂地图，各官所读之书，皆有一定，大约各国约章，各国史志，及政学、公法、农、工、商、兵、矿、政之书，在所必读，多备报章，以资讲求，各设札记，一如学堂之例。延聘通人为教习，评阅功课。校长及副校长，随意谭论，随意阅札记；或阅地图，而与论其地之事；或任读一书，而与论其书之美恶；听其议论，而可以得其为人矣。

而彼各官者，恐功课不及格而获谴，恐见问不能答而失意，莫不争自濯磨，勉强学问矣。教之既熟，必有议论明达、神气坚定者出矣。或因好学而特予优差，或因能办事而委之繁缺，数月之后，家弦诵而人披吟矣。

闻曾文正每日必有一小时与幕府纵谭，若有事应商，则集幕府僚属，使之各出意见，互相辩论。文正则不发一言，归而采之，既可于此事集思广益，复可见其人之议论见地。骆文忠则每集司道于一圆桌，今以笔墨各陈所见。岑襄勤、丁雨生之办事，如训蒙馆然，聚十数幕友于一堂，陈十数几桌，定时刻办事，随办随到，案无留牍，此诚治事之良法也。

今日之中国，亦颇苦于礼矣，终日之晷刻，消磨于衣冠应酬迎送之间者，不知凡几，交受其劳，而于事一无所补，日日议变法，此之不变，安得有余日以办应办之事乎？是宜每日定有时刻，在课吏堂办事，一切皆用便衣，凡来回事者，立谭片刻，不迎不送，除新到省衣冠一见外，其余衙门例期，悉予停免，有事咸按时刻，在堂中相见，则形骸加适，而治事加多，斯实两得之道也。至实缺各官，关系尤重，既未能尽取而课之，亦必限以功课，指明某书，令其取读。必设札记，读书治事，二者并见。

须将其读书所有心得，及本县人情、物产、风俗，咸著之札记中。必须亲笔，查有代笔者严责。（难者必以为实缺官身任繁剧，安能有此休暇？

不知古人仕优则学，天下断无终年不读书而可以治事之理。每日苟定出时刻以一两点钟读书，未必即无此暇晷也。）频颁手谕，谆谆教诲，如张江陵与疆臣各书，胡文忠示属员各谕，或以严厉行之，或以肫诚出之，未有不能教诲者也。吏治之怠散久矣，参劾则无人可用，亦不可胜劾。

其无咎无誉，卧而治之，无大恶可指者，亦常十居六七焉。夫立木偶于庭，并水不饮，其廉可谓至矣，然而不能为吏者。吏者治事者也，吏不治事，即当屏黜，岂待扰民哉？虽然，治事者，必识与才兼，然后可云也。若并不知有此事，不知此事之当办，则曷从治之？未尝讲求此事之办法，则曷从治之？西国治一事，则有一事之学堂；既学成而后授以事矣，然其每日办事之暇，未尝有一日废书者。（不读书则看报，贵至君主，贱至皮匠，莫不皆然。）今我国人士，自其鼓箧之始，即已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及一入宦途，则无不与书卷长别。《传》曰：“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一官一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制焉，又况于终其身而不学者乎？中国一切糜烂，皆起于此，而在位者沓焉不自觉。今日兴一新法，明日兴一新法，而于行法之有人与否，漠然而不之计，此真可为痛哭流涕者也！

以上三端，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窃以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毕举，则于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领焉矣。至于新政之条理，则多有湖南所已办者，如矿务、轮船、学堂、练兵之类；或克日开办者，如学会、巡捕、报馆之类；或将办而尚有阻力者，如铁路之类；或已办而尚须变通扩充者，如钞票制造公司之类；今不必述。

而窃以为尚有极要者二事：一曰开马路，通全省之血脉，则全省之风气可以通，全省之商货可以出；二曰设劝工博览场，取各府、州、县天产人工之货，聚而比较之，工艺精者优加奖励。长沙古称贫国，而五代马氏，即恃工商以立邦。今欲易贫而富，则非广励工商末由也。今全省无论已办、将办、未办各事，除绅士协办外，苟经官手，则几无事不责成于一二人。其事至繁，其势至散，一人之精神，有万不能给之势，然舍此则又无可倚畀。鄙意以为宜设一新政局，。（各省有洋务局之称，其名最不雅驯，不可用。）一切新政，皆总于其中，而使一司道大员为总办，令其自举帮办以下之人，事归一线，有条不紊，或稍易为力也。

（新政局即设于课吏堂，尤为两益。）

政变原因答客难

（1899年1月12日）

语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大丈夫以身许国，不能行其志，乃至一败涂地，漂流他乡，则惟当缄口结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骂之，斯亦已矣；而犹复晓晓焉欲以自白，是岂大丈夫之所为哉？虽然，事有关于君父之生命，关于全国之国论者，是固不可以默默也。

论者曰：中国之当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无操之过蹙，失于急激，以自贻磋跌之忧乎？辨曰：中国之当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者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积痞方横塞于胸腹之间，必一面进以泻利之剂，以去其积块，一面进以温补之剂，以培其元气，庶几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饵之以参苓，则参苓即可为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当益速矣。我中国自同治后，所谓变法者，若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交涉之有总署使馆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馆及各中西学堂也，皆畴昔之人所谓改革者也。夫以练兵论之，将帅不由学校而出，能知兵乎？选兵无度，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赢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武阶极贱，士人以从军为耻，而无赖者乃承其乏，能洁已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制，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帅不习风涛，一旦临敌，能有功乎？

警察不设，户籍无稽，所练之兵，日有逃亡，能为用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且也用洋将统带训练者，则授权于洋人，国家岁费巨帑，为他人养兵以自噬；其用土将者，则如董福祥之类，藉众闹事，损辱国体，动招边衅，否则骚扰闾阎而已，不能防国，但能累民；又购船置械于外国，则官商之经手者，藉以中饱自肥，费重金而得窳物，如是则练兵反不如不练。以开矿论之，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地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且也西人承揽，各国要挟，地利尽失，畀之他人；否则奸商胡闹，贪官串弊，各省矿局，只为候补人员领干脩之用，徒糜国帑，如是则开矿反不如不开。以通商论之，计学不讲，罕明商政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察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且也外品日输入，内币日输出，池枯鱼竭，民无噍类，如是则通商反不如不通。以交涉论之，总理衙门老翁十数人，日坐堂皇，并外国之名且不知，无论国际，并己国条约且未寓目，无论公法，各国公使领事等官，皆由奔竞而得，一无学识，公使除呈递国书之外无他事，领事随员等除游观饮食之外无他业，何取于此辈之坐食乎？如是则有外交官如无外交官。且使馆等人在外国者，或狎邪无赖，或鄙吝无耻，自执贱业，污秽难堪，贻笑外人，损辱国体，其领事等非惟不能保护已商，且从而陵压之，如是则有外交官反不如无外交官。以教育论之，但教方言以供翻译，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学艺之术，能养人材乎？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材乎？如是则有学堂如无学堂。且也学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讲爱国，故堂中生徒，但染欧西下等人之恶风，不复知有本国，贤者则为洋庸以求衣食，不肖者且为汉奸以倾国基，如是则有学堂反不如无学堂。

凡此之类，随举数端，其有弊无效，固已如是。自余各端，亦莫不如是。然则前此之所谓改革者，所谓温和主义者，其成效固已可睹矣。

夫此诸事者，则三十年来名臣曾国藩、文祥、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则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之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盖国家之所赖以成立者，其质甚繁，故政治之体段亦甚复杂，枝节之中有根干焉，根干之中又有总根干焉，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故言变法者，将欲变甲，必先变乙；及其变乙，又当先变丙，如是相引，以至无穷，而要非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则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榱栋崩折，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纫新制，乌乎可哉？若知世之所谓温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张矣，不见李鸿章训练海军之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堂乎？不见张之洞所设之实学馆、自强学堂、铁政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若此，张以十五年之所变者若此，然则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张者出其温和手段，以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与不改革何以异乎？

夫以李、张之才如彼，李、张之望如彼，李、张之见信任负大权如彼，李、张之遇无事之时，从容十余年之布置如彼，其所谓改革者乃仅如此。

况于中朝守旧，庸耄盈延，以资格任大官，以贿赂得美差，大臣之中安所得多如李、张之之者？而外患之迫，月异而岁不同，又安所更得十余年之从容岁月者？然则，舍束手待亡之外，无他计也，不知所谓温和主义者，何以待之。抑世之所谓急激者，岂不以疑惧交乘，怨谤云起，为改革党人所自致乎？语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又曰：“凡民可以乐成，难以虑始。”从古已然，况今日中国之官之土之民，智识未开，瞢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见改革而惊讶，固所当然也。彼李鸿章前者所办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犹且以此负天下之重谤，况官位远在李鸿章之下，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过于李鸿章所办者数倍乎？

夫不除弊则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旧弊之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今且勿论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弊，李鸿章、张之洞何尝不知之，何尝不痛心疾首而恶之。张之洞且常与余言，以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其上疏请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犹当为之。今既自谓爱国矣，又复爱身焉，又复爱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则舍国而爱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将舍名而爱身；吾见世之所谓温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阴曰：“观望持重，号称正义者，比比皆然，最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为愈乎？”呜呼！世之所谓温和者，其不见绝于松阴先生者希耳。即以日本论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阴、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试问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维新乎？当积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万钧霹雳手段，何能唤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况今日我中国之积弊，更深于日本幕末之际，而外患内忧之亟，视日本尤剧百倍乎！今之所谓温和主义者，犹欲以维新之业，望之于井伊、安藤诸阁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书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

又曰：“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故先生所条陈章奏，统筹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迁

都、兴学、更税法、裁厘金、改律例、重俸禄、遣游历、派游学、设警

察、练乡兵、选将帅、设参谋部、大营海军、经营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齐力并举，不能支支节节而为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无权不能遽行，故屡将先生之摺交军机总署会议，严责其无得空言搪塞，盖以见制西后，故欲借群臣之议以定之也。无如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诏责而不恤；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末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则此三月之中，旧弊当已尽革，新政当已尽行，制度局之规模当已大备，十二局之条理当已毕详，律例当已改，巨饷当已筹，警察当已设，民兵当已练，南部当已迁都，参谋部当已立，端绪略举，而天下肃然向风矣。今以无权之故，一切所行，非其本意，皇上与康先生方且日日自疚其温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急激责之，何其相反乎！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难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谭嗣同之忠勇明达，当其初被征入都，语以皇上无权之事，犹不深信。及七月廿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谭查历朝圣训之成案，将据以请于西后。至是谭乃恍然于皇上之苦衷，而知数月以来改革之事，未足以满皇上之愿也。谭嗣同且如此，况于其他哉！夫以皇上与康先生处至难之境，而苦衷不为天下所共谅，庸何伤焉。而特恐此后我国民不审大局，徒论成败，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激之鉴也，因相率以为戒，相率于一事不办，束手待亡，而自以为温和焉。其上者则相率于补漏室，结鹑衣，枝枝节节，畏首畏尾，而自以为温和焉。而我国终无振起之时，而我四万万同胞之为奴隶，终莫可救矣。是乃所大忧也，故不可以不辩也。

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

（1899年3月22日）

自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不知国危则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卧，故于时无所谓保全之说。自甲午以后，情见势绌，东三省之铁路继之，广西之士司继之，胶州湾继之，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继之，各省铁路、矿务继之，工江左右不让与他国，山东、云贵、两广、福建不让与他国之约纷纷继之，于是瓜分之形遂成，而保全中国之议亦不得不起。丙申、丁酉间，忧国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议论其事而讲求其法者，杂遝然矣；然末得其下手之方，疾呼狂号，东西驰步，而莫知所凑泊。当时，四万万人未有知皇上之圣者也。自戊戍四月二十三日，而保全中国之事，始有所著，海内喁喁，想望维新矣。仅及三月，大变遽起，圣君被幽，新政悉废，于是保全之望几绝。

识微之士，扼腕而嗟；虎狼之邻，耽目而视，佥曰：是固不可复保全矣。哀时客曰，吁！

有是言哉？有是言哉？

哀时客曰，吾闻之议论家之言，为今日之中国谋保全者，盖有三说：甲说曰，望西后、荣禄、刚毅等他日或能变法，则中国可保全也。

乙说曰，望各省督抚有能变法之人，或此辈入政府，则中国可保全也。

丙说曰，望民间有革命之军起，效美、法之国体以独立，则中国可保全也。

然而吾谓为此谈者，皆暗于中国之内情者也，今得一一取而辨之。

甲说之意，谓西后与荣禄等今虽守旧，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艰难，必当翻然变计也。辨之曰：夫龟之不能有毛，免之不能生角，雄鸡之不能育子，枯树之不能生花，以无其本性也。故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弱由于守旧，然后可以言变法；必深信变法之可以致强，然后可以言变法。

今西后之所知者，娱乐耳，荣禄等之所知者，权势耳，岂尝一毫以国事为念哉？语以国之将危亡，彼则曰，此危言耸听也，此莠言乱政也。

虽外受外侮，内生内乱，而彼等曾不以为守旧之所致，反归咎于维新之人，谓其长敌人之志气，散内国之民心。闻友邦忠告之言，则疑为新党所嗾使而已。彼其愚迷，至死不悟，虽土地尽割，宗衬立陨，岂复有变计之时哉？故欲以变法自强望之于今政府，譬犹望法之路易十四以兴民权，望日本幕府诸臣以成维新也。且彼方倚强俄以自固，得为小朝廷以终其身，于愿已足，遑顾其他。此其心人人共知之。然则为甲说者，殆非本心之论，否则至愚之人耳，殆不足辨。

乙说之意，谓政府诸臣虽不足道，而各省督抚中如某某、某某者，号称通时务，素主变法，他日保全之机，或赖于此。

辨之曰：此耳食之言也。如某某者，任封疆已数十年，其所办之事，岂尝有一成效？

彼其于各国政体，毫无所知，于富强本原，膛乎未察，胸中全是八股家习气，而又不欲失新党之声誉，于是摭拾皮毛，补苴罅漏，而自号于众曰，吾通西学。夫变法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彼某某者，何足以知之？即使知之，而又恐失旧党之声誉，岂肯任之？夫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任大事，如某某者，吾非敢谓其不爱国也，然爱国之心究不如其爱名之心，爱名之心又不如其爱爵之心，故苟其事于国与名与爵俱利者，则某某必为之。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国。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名。今夫任国事者，众谤所归，众怨所集，名爵俱损，智者不为也。冯道大圣，胡广中庸，明哲之才，间世一出，太平润色，正赖此辈。惜哉，生非其时，遭此危局，欲望其补救，宁束手待亡耳。此外余子碌碌，更不足道。凡国民之有识者皆知之，亦不待辨。

丙说之意，以为政府腐败，不复可救，惟当从民间倡自主独立之说，更造新国，庶几有瘳。辨之曰：此殷忧愤激者之言，此事虽屡行于欧美，而不切于我中国今日之事势也。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权，虽属公义，然当孩提之时，则不能不借父母之保护。

今中国尚孩提也，孩提而强使自主，时曰助长，非徒无益，将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民皆蚩蚩，伏莽遍地，一方有事，家揭竿而户窃号，莫能统一，徒鱼肉吾民；而外国借戡乱为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灭裂之也。

故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圣德之记，具详别篇）。

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易）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

凡我同胞，各厉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难，待他日之用，扶国家之敝，杜强敌之谋。勿谓一篑小，积之将成丘陵；勿谓涓滴微，合之将成江海。人人心此心，日日事此事，中国将赖之，四万万同胞将赖之。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1899年10月15日）

第一节国民与国家之异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家者何？国民者何？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古者国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长者，若其勇者，统率其族以与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为国，其权无限，奴畜群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势，他家代之，以暴易暴，无有已时，是之谓国家。

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

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第二节国民竞争与国家竞争之异有国家之竞争，有国民之竞争。

国家竞争者，国君糜烂其民以与他国争者也；国民竞争者，一国之人各自为其性命财产之关系而与他国争者也。孔子之无义战也，墨子之非攻也，孟子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也，皆为国家竞争者言之也。

近世欧洲大家之论曰：“竞争者，进化之母也；战事者，文明之媒也。”

为国民竞争者言之也。国家竞争其力薄，国民竞争其力强；国家竞争其时短，国民竞争其时长。

今夫秦始皇也，亚历山大也，成吉思汗也，拿破仑也，古今东西史乘所称武功最盛之人也，其战也，皆出自封豕长蛇之野心，席卷囊括之异志，眈眈逐逐，不复可制，遂不惜驱一国之人以殉之。其战也，一人之战，非一国之战也。惟一人之战，故其从战者皆迫于号令，不得已而赴之，苟可以规避者，则获免为幸，是以其军志易涣，其军气易馁，故曰其力弱；惟一人之战，故其人一旦而败也，一旦而死也，其战事遂烟消瓦解，不留其影响，故曰其时短。若国民竞争则反是。凡任国事者，遇国难之至，当视其敌国为国家之竞争乎？

为国民之竞争乎？然后可以语于御抵之法也。

第三节今日世界之竞争力与其由来呜呼，世界竞争之运，至今日而极矣！其原动力发始于欧洲，转战突进，盘若旋风，疾若掣电，倏忽叱咤，而遍于全球。试一披地图，世界六大陆，白色人种已有其五，所余者惟亚细亚一洲而已。而此亚细亚者，其面积二分之一，人口十分之四，已属白人肘腋之物。盖自洲之中部至北部全体，已为俄人所有，里海殆如俄国之内湖。南部之中央五印度全境，为英奴隶，印度西邻之阿富汗、俾路芝，亦为英之保护国，归其势力范围之内。法国当距今四十年前，始染指于亚洲之东南；同治元年，占交趾，灭柬埔寨；光绪十年，遂亡安南；十九年，败暹罗，割其地三分之一。英人于光绪十一年，亡缅甸，擒其王。而波斯因英、俄均权，仅留残喘。高丽因俄、日协议，聊保余生。计欧人竞争之力所及，除其余四大洲外，而所得于亚细亚之领地者，则：

面积日本里人口

亚细亚洲2，880，000方里835，000，000人俄属1，100，000方里20，000，000人英属330，000方里300，000，000人法属44，700方里22，000，000人葡属1，300方里1，000，000人欧属总计1，476，000方里343，000，000人其竞争力之强悍而过去成绩之宏伟也如此。今者移戈东向，万马齐力，以集于我支那。然则其力之所由来与其所终极，不可不惴惴而留意也。

自前世纪以来，学术日兴，机器日出，资本日加，工业日盛，而欧洲全境，遂有生产过度之患，其所产物不能不觅销售之地，前者哥仑布之开美洲，谓为新世界，谓足以调剂欧洲之膨胀，然数百年来，既已自成为产物之地，昔为欧人殖民之域者，今方且谋殖民于他境。其次如印度，如澳洲，欧人以全力经营之，将赖之为消受产物之所，不数十年，非直不能消受而已，而其本地所产之物，又且皇皇然谋销场于他地。于是欧人大窘，不得已而分割亚非利加，举洲若狂，今者虽撒哈拉大沙漠中一粒之沙，亦有主权者矣。虽然，以欧人之工商业，而欲求主顾于非洲人，虽费尽心血以开通之，其收效必在百数十年以后，而彼其生产过度之景况，殆不可终日。于是欧人益大窘，于是皇皇四顾，茫茫大地，不得不瞬其鹰目，涎其虎口，以暗吸明噬我四千年文明祖国、二万万里膏腴天府之支那。

第四节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竞争也由此观之，今日欧美诸国之竞争，非如秦始皇、亚力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之徒之逞其野心，赎兵以为快也，非如封建割据之世，列国民贼缘一时之私忿，谋一时之私利，而兴兵构怨也，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之争自存。以天演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盖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故其争也，非属于国家之事，而属于人群之事；非属于君相之事，而属于民间之事；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用日本名，今译之为资生）之事。故夫昔之争属于国家君相政治者，未必人民之所同欲也；今则人人为其性命财产而争，万众如一心焉。昔之争属于国家君相政治者，过其时而可以息也；今则时时为其性命财产而争，终古无已时焉。呜呼，危矣殆哉！当其冲者，何以御之？

第五节中国之前途哀时客曰：哀哉，吾中国之不知有国民也。不知有国民，于是误认国民之竞争为国家之竞争，故不得所以待之之道，而终为其所制也。待之之道若何？曰：以国家来侵者，则可以国家之力抵之；以国民来侵者，则必以国民之力抵之。国民力者，诸力中最强大而坚忍者也！欧洲国民力之发达，亦不过百余年间事耳，然挟之以挥斥八极，亭毒全球，游刃有余，贯革七札。虽然，彼其力所能及之国，必其国无国民力者也。

苟遇有国民力之国，则欧人之锋固不得不顿，而其舵固不得不转。

何以证之？昔昔白种人以外之国，其有此力者殆希也，而三十年前一遇之于日本，近则再遇之于菲律宾，三遇之于德郎士哇儿（即南阿共和国，近与英国议开战者）。夫以三十年前之日本与今日之菲律宾、德郎士哇儿，比诸欧美诸雄，其强弱之相去不可道里计也，然欧美之锋为之顿而舵为之转者何也？以国民之力，抵他人国民竞争之来侵，其所施者当而其收效易易也。

今我中国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以之与前此国家竞争之世界相遇，或犹可以图存，今也在国民竞争最烈之时，其将何以堪之！

其将何以堪之！！欧人知其病源也，故常以猛力威我国家，而常以暗力侵我国民。威国家何以用猛力？知国家之力必不足以抗我，而国事非民所能过问，民无爱国心，虽摧辱其国而莫予愤也。侵国民何以必用暗力？知政府不爱民，虽侵之而必不足以动其心，特恐民一旦知之，而其力将发而不能制，故行之以阴，受之以柔也。呜呼！今之铁路、矿务、关税、租界、传教之事，非皆以暗力行之者乎？充其利用暗力之极量，必至尽寄其力于今日之政府与各省官吏，挟之以钤压我国民，于是我国民永无觉悟之时，国民之力永无发达之时，然后彼之所谓生产过度、皇皇然争自存者，乃得长以我国为外府，而无复忧矣，此欧洲人之志也。

呜呼！我国民其有知此者乎？苟其未知，吾愿其思所以知之；苟其已知，吾愿其思所以行之。行之维何？曰仍在国民力而已。国民何以能有力？

力也者，非他人所能与我，我自有之而自伸之，自求之而自得之者也。

彼欧洲国民之能有力，盖不知掷几许头颅、洒几许鲜血以易之矣。国民乎，国民乎，其犹其争自存之心乎，抑曾菲律宾、德郎士哇儿之不若也？

少年中国说

（1900年2月10日）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

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

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刺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

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

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拏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西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

者耶？

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渐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

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

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候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

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

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馀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摺，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

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摺、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

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地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箠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

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作者附识。

呵旁观者文

（1900年2月20日）

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沈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若是者，谓之阴险也不可，谓之狠毒也不可，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性。嗟乎，血性者，人类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无血性，则是无人类、无世界也。故旁观者，人类之蟊贼，世界之仇敌也。

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自放弃其责任，则是自放弃其所以为人之具也。是故人也者，对于一家而有一家之责任，对于一国而有一国之责任，对于世界而有世界之责任。

一家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国必亡；全世界人人各各自放弃其责任，则世界必毁。

旁观云者，放弃责任之谓也。

中国词章家有警语二句，曰：“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

中国寻常人有熟语二句，曰：“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此数语者，实旁观派之经典也，口号也。

而此种经典口号，深入于全国人之脑中，拂之不去，涤之不净。质而言之，即“旁观”二字代表吾全国人之性质也，是即“无血性”三字为吾全国人所专有物也。呜呼，吾为此惧！

旁观者，立于客位之意义也。天下事不能有客而无主，臂之一家，大而教训其子弟，综核其财产；小而启闭其门户，洒扫其庭除，皆主人之事也。主人为谁？即一家之人是也。一家之人，各尽其主人之职而家以成。若一家之人各自立于客位，父诿之于子，子诿之于父；兄诿之于弟，弟诿之于兄；夫诿之于妇，妇诿之于夫；是之谓无主之家。无主之家，其败亡可立而待也。惟国亦然。一国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人是也。

西国之所以强者无他焉，一国之人各尽其主人之职而已。

中国则不然，入其国，问其主人为谁，莫之承也。将谓百姓为主人欤？百姓曰：此官吏之事也，我何与焉。将谓官吏为主人欲？官吏曰：我之尸此位也，为吾威势耳，为吾利源耳，其他我何知焉。若是乎一国虽大，竟无一主人也。无主人之国，则奴仆从而弄之，盗贼从而夺之，固宜。《诗》曰：“子有庭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天理所必不至也，于人乎何尤？

夫对于他人之家、他人之国而旁观焉，犹可言也。何也？

我固客也。（侠者之义，虽对于他国、他家亦不当旁观，今姑置勿论。）对于吾家、吾国而旁观焉，不可言也。何也？我固主人也。我尚旁观，而更望谁之代吾责也？大抵家国之盛衰兴亡，恒以其家中、国中旁观者之有无多少为差。国人无一旁观者，国虽小而必兴；国人尽为旁观者，国虽大而必亡。今吾观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谓余不信，请征其流派：一曰浑沌派。此派者，可谓之无脑筋之动物也。彼等不知有所谓世界，不知有所谓国，不知何者为可忧，不千何者为可惧，质而论之，即不知人世间有应做之事也。饥而食，饱而游，困而睡，觉而起，户以内即其小天地，争一钱可以陨身命，彼等即不知有事，何所谓办与不办？既不知有国，何所谓亡与不亡？譬之游鱼居将沸之鼎，犹误为水暖之春江；巢燕处半火之堂，犹疑为照屋之出日。彼等之生也，如以机器制成者，能运动而不能知觉；其死也，如以电气殛毙者，有堕落而不有苦痛，蠕蠕然度数十寒暑而已。

彼等虽为旁观者，然曾不自知其为旁观者，吾命之为旁观派中之天民。四万万人中属于此派者，殆不止三万五千万人。然此又非徒不识字、不治生之人而已。天下固有不识字、不治生之人而不浑沌者，亦有号称能识字、能治生之人而实大浑沌者。大抵京外大小数十万之官吏，应乡、会、岁、科试数百万之士子，满天下之商人，皆于其中十有九属于此派者。

二曰为我派。此派者，俗语所谓遇雷打尚按住荷包者也。

事之当办，彼非不知；国之将亡，彼非不知。虽然，办此事而无益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亡此国而无损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若冯道当五季鼎沸之际，朝梁夕晋，犹以五朝元老自夸；张之洞自言瓜分之后，尚不失为小朝廷大臣，皆此类也。彼等在世界中，似是常立于主位而非立于客位者。虽然，不过以公众之事业，而计其一己之利害；若夫公众之利害，则彼始终旁观者也。吾昔见日本报纸中有一段，最能摹写此辈情形者，其言曰：吾尝游辽东半岛，见其沿道人民，察其情态，彼等于国家存亡危机，如不自知者；彼等之待日本军队，不见为敌人，而见为商店之主顾客；彼等心目中，不知有辽东半岛割归日本与否之问题，惟知有日本银色与纹银兑换补水几何之问题。

此实写出魑魁罔两之情状，如禹鼎铸奸矣。推为我之蔽，割数千里之地，赔数百兆之款，以易其衙门咫尺之地，而曾无所顾惜，何也？吾今者既已六七十矣，但求目前数年无事，至一瞑之后，虽天翻地覆非所问也。明知官场积习之当改而必不肯改，吾衣领饭碗之所在也。明知学校科举之当变而不肯变，吾子孙出身之所由也。此派者，以老聃为先圣，以杨朱为先师，一国中无论为官、为绅、为士、为商，其据要津、握重权者皆此辈也，故此派有左右世界之力量。一国聪明才智之士，皆走集于其旗下，而方在萌芽卵孵之少年子弟，转率仿效之，如麻疯、肺病者传其种于子孙，故遗毒遍于天下，此为旁观派中之最有魔力者。

三曰呜呼派。何谓呜呼派？彼辈以咨嗟太息、痛哭流涕为独一无二之事业者也。其面常有忧国之容，其口不少哀时之语，告以事之当办，彼则曰诚当办也，奈无从办起何；告以国之已危，彼则曰诚极危也，奈已无可救何；再穷诘之，彼则曰国运而已，天心而已。“无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诀，“束手待毙”一语是其真传。如见火之起，不务扑灭，而太息于火势之炽炎；如见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于波涛之澎派。

此派者，彼固自谓非旁观者也，然他人之旁观也以目，彼辈之旁观也以口。彼辈非不关心国事，然以国事为诗料；非不好言时务，然以时务为谈资者也。吾人读波兰灭亡之记，埃及惨状之史，何尝不为之感叹，然无益于波兰、埃及者，以吾固旁观也。吾人见菲律宾与美血战，何尝不为之起敬，然无助于菲律宾者，以吾固旁观也。所谓呜呼派者，何以异是！

此派似无补于世界，亦无害于世界者，虽然，灰国民之志气，阻将来之进步，其罪实不薄也。此派者，一国中号称名士者皆归之。

四曰笑骂派。此派者，谓之旁观，宁谓之后观。以其常立于人之背后，而以冷言热语批评人者也。彼辈不惟自为旁观者，又欲逼人使不得不为旁观者；既骂守旧，亦骂维新；既骂小人，亦骂君子；对老辈则骂其暮气已深，对青年则骂其躁进喜事；事之成也，则曰竖子成名；事之败也，则曰吾早料及。彼辈常自立于无可指摘之地，何也？不办事故无可指摘，旁观故无可指摘。己不办事，而立于办事者之后，引绳批根以嘲讽掊击，此最巧黠之术，而使勇者所以短气，怯者所以灰心也。岂直使人灰心短气而已，而将成之事，彼辈必以笑骂沮之；已成之事，彼辈能以笑骂败之。故彼辈者，世界之阴人也。

夫排斥人未尝不可，己有主义欲伸之，而排斥他人之主义，此西国政党所不讳也。然彼笑骂派果有何主义乎？譬之孤舟遇风于大洋，彼辈骂风、骂波、骂大洋、骂孤舟，乃至遍骂同舟之人，若问此船当以何术可达彼岸乎，彼等瞠然无对也。何也？彼辈借旁观以行笑骂，失旁观之地位，则无笑骂也。

五曰暴弃派。呜呼派者，以天下为无可为之事；暴弃派者，以我为无可为之人也。

笑骂派者，常责人而不责己；暴弃派者，常望人而不望己也。彼辈之意，以为一国四百兆人，其三百九十九兆九亿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才智不知几许，英杰不知几许，我之一人岂足轻重。推此派之极弊，必至四百兆人，人人皆除出自己，而以国事望诸其余之三百九十九兆九亿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统计而互消之，则是四百兆人，卒至实无一人也。夫国事者，国民人人各自有其责任者也，愈贤智则其责任愈大，即愚不肖亦不过责任稍小而已，不能谓之无也。他人虽有绝大智慧、绝大能力，只能尽其本身分内之责任，岂能有分毫之代我？譬之欲不食而使善饭者为我代食，欲不寝而使善睡者为我代寝，能乎否乎？夫我虽愚不肖，然既为人矣，即为人类之一分子也，既生此国矣，即为国民之一阿屯也，我暴弃己之一身，犹可言也，污蔑人类之资格，灭损国民之体面，不可言也。故暴弃者实人道之罪人也。

六曰待时派。此派者，有旁观之实而不自居其名者也。夫待之云者，得不得未可必之词也。吾待至可以办事之时然后办之，若终无其时，则是终不办也。寻常之旁观则旁观人事，彼辈之旁观则旁观天时也。且必如何然后为可以办事之时，岂有定形哉？办事者，无时而非可办之时；不办事者，无时而非不可办之时。故有志之士，惟造时势而已，未闻有待时势者也。待时云者，欲觇风潮之所向，而从旁拾其余利，向于东则随之而东，向于西则随之而西，是乡愿之本色，而旁观派之最巧者也。

以上六派，吾中国人之性质尽于是矣。其为派不同，而其为旁观者则同。若是乎，吾中国四万万人，果无一非旁观者也；吾中国虽有四万万人，果无一主人也。以无一主人之国，而立于世界生存竞争最剧最烈、万鬼环瞰、百虎眈视之大舞台，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六派之中，第一派为不知责任之人，以下五派为不行责任之人，知而不行，与不知等耳。

且彼不知者犹有翼焉，冀其他日之知而即行也。若知而不行，则是自绝于天地也。

故吾责第一派之人犹浅，责以下五派之人最深。

虽然，以阳明学知行各一之说论之，彼知而不行者，终是未知而已。

苟知之极明，则行之必极勇。猛虎在于后，虽跛者或能跃数丈之涧；燎火及于邻，虽弱者或能运千钧之力。

何也？彼确知猛虎、大火之一至，而吾之性命必无幸也。夫国亡种灭之惨酷，又岂止猛虎、大火而已。吾以为举国之旁观者直未知之耳，或知其一二而未知其究竟耳。若真知之，若究竟知之，吾意虽箝其手、缄其口，犹不能使之默然而息，块然而坐也。安有悠悠日月，歌舞太平，如此江山，坐付他族，袖手而作壁上之观，面缚以待死期之至，如今日者耶？嗟乎！

今之拥高位，秩厚禄，与夫号称先达名士有闻于时者，皆一国中过去之人也。如已退院之僧，如已闭房之妇，彼自顾此身之寄居此世界，不知尚有几年，故其于国也有过客之观，其苟且以媮逸乐，袖手以终余年，固无足怪焉。若无辈青年，正一国将来之主人也，与此国为缘之日正长。前途茫茫，未知所届。国之兴也，我辈实躬享其荣；国之亡也，我辈实亲尝其惨。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其荣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宁可旁观耶？夫宁可旁观耶？吾岂好为深文刻薄之言以骂尽天下哉？毋亦发于不忍旁观区区之苦心，不得不大声疾呼，以为我同胞四万万人告也。

旁观之反对曰任。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任之谓也。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1901年5月28日）

第三节积弱之源于政术者然则当局者遂无罪乎？曰：恶，是何言欤！是何言欤！纵成今日之官吏者，则今日之国民是也；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保护私产之术将奈何？彼私产者，固由紾国民之臂，而夺得其公产以为己物者也，故其所最患者，在原主人一旦起而复还之。原主人者谁？即国民是也！国民如何然后能复还其公产？必有气焉而后可，必有智焉而后可，必有力焉而后可，必有群焉而后可，必有动焉而后可。

但使能挫其气，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制其动，则原主人永远不能复起，而私产乃如磐石苞桑而无所患。彼民贼其知之矣，故其所施政术，无一不以此五者为鹄，千条万绪而不紊其领，百变亿化而不离其宗，多历一年，则其网愈密，多更一事，则其术愈工。故夫今日之政术，不知经几百千万枭雄险鸷、敏练桀黠之民贼，所运算布画，斟酌损益，而今乃集其大成者也。吾尝遍读二十四朝之政史，遍历现今之政界，于参伍错综之中，而考得其要领之所在。盖其治理之成绩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绩者，其持术有四：曰驯之之术，曰餂之之术，曰役之之术，曰监之之术是也。

所谓驯之之术者何也？天生人而使之有求智之性也，有独立之性也，有合群之性也，是民贼所最不利者也，故必先使人失其本性，而后能就我范围。不见夫花匠乎？以松柏之健劲，而能蟠屈缭纠之，使如盘、如梯、如牖、如立人、如卧兽、如蟠蛇者，何也？

自其勾萌茎达之时而戕贼之也。不见夫戏兽者乎？以马之骏，以猴之黠，以狮之戾，以象之钝，而能使趋跄率舞于一庭，应弦合节，戢戢如法者，何也？自乳哺幼稚之日而驯伏之也。历代政治家所以驯其民者，有类于是矣。法国大儒孟德斯鸠曰：“凡半开专制君主之国，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从而已。”日本大儒福泽谕吉曰：“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礼也者，使人柔顺屈从者也；乐也者，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者也。”夫以此科罪于礼乐，吾虽不敢谓然，而要之中国数千年来，所以教民者，其宗旨不外乎此，则断断然矣。秦皇之焚书坑儒以愚黔首也，帮皇之拙计也，以焚坑为焚坑，何如以不焚坑为焚坑。宋艺祖开馆辑书，而曰：“天下英雄，在吾彀中。”明太祖定制艺取士，而曰：“天下莫予毒。”本朝雍正间，有上谕禁满人学八股，而曰：“此等学问，不过笼制汉人。”其手段方法，皆远出于秦皇之上，盖术之既久而日精也。试观今日所以为教育之道者何如？非舍八股之外无他物乎！八股犹以为未足，而又设割裂戳搭、连上犯下之禁，使人入于其中，销磨数十年之精神，犹未能尽其伎俩，而遑及他事。犹以为未足，禁其用后世事、后世语，务驱此数百万侁侁衿缨之士，使束书不观，胸无一字，并中国往事且不识，更奚论外国？并日用应酬且不解，更奚论经世？

犹以为未足，更助之以试帖，使之习为歌匠；重之以楷法，使之学为钞胥。犹以为未足，恐夫聪明俊伟之士，仅以八股、试帖、楷法不足尽其脑筋之用，而横溢于他途也，于是提倡所谓考据、词章、金石、校勘之学者，以涵盖笼罩之，使上下四方，皆入吾网。犹以为未足，有伪托道学者出，缘饰经传中一二语，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曰“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盖圣经贤传中有千言万语，可以开民智、长民气、厚民力者，彼一概抹煞而不征引，惟摭拾一二语足以便已之私图者，从而推波助澜，变本加厉，谬种流传，成为义理。故愤时忧国者则斥为多事，合群讲学者则目为朋党，以一物不知者为谨悫，以全无心肝者为善良。此等见地，深入人心，遂使举国皆盲瞽之态，尽人皆妾妇之容。夫奴性也，愚昧也，为我也，好伪也，怯懦也，无动也，皆天下最可耻之事也。今不惟不耻之而已，遇有一不具奴性、不甘愚昧、不专为我、不甚好伪、不安怯懦、不乐无动者，则举国之人，视之为怪物，视之为大逆不道。是非易位，憎尚反常，人之失其本性，乃至若是。吾观于此，而叹彼数千年民贼之所以驯伏吾民者，其用心至苦，其方法至密，其手段至辣也。如妇女之缠足者然，自幼而缠之，历数十年，及其长也，虽释放之，而亦不能良于行矣，盖足之本性已失也。曾国藩曰：“今日之中国，遂成一不痛不痒之世界。”嗟乎，谁为为之？而今我国民一至于此极也！

所谓餂之之术者何也？孟德斯鸠曰：“专制政体之国，其所以持之经久而不坏裂者，有一术焉。盖有一种矫伪之气习，深入于臣僚之心，即以爵赏自荣之念是也。彼专制之国，其臣僚皆怀此一念，于是各竞于其职，孜孜莫敢怠，以官阶之高下，禄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往往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然。”此语也，盖道尽中国数千年所以餂民之具矣。彼其所以驯吾民者，既已能使之如妾妇、如禽兽矣，夫待妾妇、禽兽之术，则何难之有？今夫畜犬见其主人，摇头摆尾，前趋后蹑者，为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欢，涂脂抹粉，目挑心招者，为缠头也。故苟持一脔之肉以餂畜犬，则任使之如何跳掷，如何回旋，无不如意也；缠千金于腰以餂游妓，则任使之如何献媚，如何送情，无不如意也。民贼之餂吾民，亦若是已耳。齐桓公好紫，一国服紫；汉高祖恶儒，诸臣无敢儒冠。曹操号令于国中曰：“有从我游者，吾能富而贵之。”

盖彼踞要津、握重权之人，出其小小手段，已足令全国之人，载颠载倒，如狂如醉，争先恐后，奔走而趋就之矣。

而其趋之最巧、得之最捷者，必一国中聪明最高、才力最强之人也。

既已餂得此最有聪明才力者，皆入于其彀中，则下此之猥猥碌碌者，更何有焉？直鞭箠之、圈笠之而已。彼蚁之在于垤也，自吾人视之，觉其至微贱、至幺么而可怜也；而其中有大者王焉，有小者侯焉，群蚁营营逐逐以企仰此无量之光荣，莫肯让也，莫或怠也。彼越南之沦于法也，一切政权、土地权、财权，皆握于他人之手，本国人无一得与闻，自吾人视之，觉其局天蹐地，无生人之趣也；而不知越南固仍有其所谓官职焉，仍有其所谓科第焉，每三年开科取士，其状元之荣耀，无以异于昔时，越人之企望而争趋之者，至今犹若骛焉。当顺治、康熙间，天下思明，反侧不安，圣祖仁皇帝，一开博学鸿词科，再设明史馆，搜罗遗佚，征辟入都，位之以一清秩、一空名，而天下帖帖然戢戢然矣。盖所以餂民者得其道也。此术也，前此地球各专制之国，莫不用之，而其最娴熟精巧而著有成效者，则中国为最矣！

所谓役之之术者何也？彼民贼既攘国家为已一家之私产矣，然国家之大，非一家子弟数人，可以督治而钤辖之也，不得不求助我者，于是官吏立焉。文明国之设官吏，所以为国民理其公产也，故官吏皆受职于民；专制国之设官吏，所以为一姓保其私产也，故官吏皆受职于君。此源头一殊，而末流千差万别，皆从此生焉。故专制国之职官，不必问其贤否、才不才，而惟以安静、谨慎、愿朴，能遵守旧规、服从命令者为贵。中国之任官也，首狭其登进之途，使贤才者无自表见；又高悬一至荣耀、至清贵之格，以奖励夫至无用之学问，使举国无贤无愚，皆不得不俯首以就此途，以消磨其聪明才力。消磨略尽，然后用之，用之又非器其才才亦必屈下僚。何也？非经数十年之磨砻陶治，恐其英气未尽去，而服从之性质未尽坚也；恐一英才得志，而无数英才慕而学之；英才多出，而旧法将不能束缚之也。故昔者明之太祖，本朝之高宗，其操纵群臣之法，有奇妙不可思议者，直如玩婴儿于股掌，戏猴犬于剧场，使立其朝者，不复知廉耻为何物，道义为何物，权利为何物，责任为何物，而惟屏息踡伏于一王之下。夫既无国事民事之可办，则任豪杰以为官吏，与任木偶为官吏等耳；而驾驭豪杰，总不如驾驭木偶之易易。

彼历代民贼筹之熟矣，故中国之用官吏，一如西人之用机器，有呆板之位置，有一定之行动，满盘机器，其事件不下千百万，以一人转捩之而绰绰然矣。全国官吏，其人数不下千百万，以一人驾驭之，而戢戢然矣。而其所以能如此者，则由役之得其术也。夫机器者，无脑、无骨、无血、无气之死物也，今举国之官吏，皆变成无脑、无骨、无血、无气之死物，所以为驾驭计者则得矣，顾何以能立于今日文明竞进之世界乎？

所谓监之之术者何也？夫既得驯之、餂之、役之之术，则举国臣民入其彀者，十而八九矣。虽然，一国之大，安保无一二非常豪杰，不甘为奴隶、为妾妇、为机器者？又安保无一二不逞之徒，蹈其瑕隙，而学陈涉之辍耕陇畔，效石勒之倚啸东门者？是不可以不监。是故有官焉，有兵焉，有法律焉，皆监民之具也；取于民之租税，所以充监民之经费也；设科第，开仕途，则于民中选出若干人而使之自监其俦也。故他国之兵所以敌外侮，而中国之兵所以敌其民。昔有某西人语某亲王曰：“贵国之兵太劣，不足与列强驰骋于疆场，盍整顿之？”某亲王曰：“吾国之兵，用以防家贼而已。”呜呼！此三字者，盖将数千年民贼之肺肝，和盘托出者也！夫既以国民为家贼，则防之之道，固不得不密。伪尊六艺，屏黜百家，所以监民之心思，使不敢研究公理也；厉禁立会，相戒讲学，所以监民之结集，使不得联通声气也；仇视报馆，兴文字狱，所以监民之耳目，使不得闻见异物也；罪人则孥，邻保连坐，所以监民之举动，使不得独立无惧也。故今日文明诸国所最尊最重者，如思想之自由，信教之自由，集会之自由，言论之自由，著述之自由，行动之自由，皆一一严监而紧缚之。监之缚之之既久，贤智无所容其发愤，桀黠无所容其跳梁，则惟有灰心短气，随波逐流，仍入于奴隶、妾妇、机器之队中，或且捷足争利，摇尾乞令，以苟取富贵，雄长侪辈而已。故夫国民非生而具此恶质也，亦非人人皆顽钝无耻也。其有不能驯者，则从而餂之；其有不受役者，则从而监之；举国之人，安有能免也？今日中国国民腐败至于斯极，皆此之由。

观于此，而中国积弱之大源，从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

彼民贼之呕尽心血，遍布罗网，岂不以为算无遗策，天下人莫余毒乎？顾吾又尝闻孟德斯鸠之言矣：“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斫丧元气，必至举其所以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

昔有路衣沙奴之野蛮，见果实累累缀树上，攀折不获，刚以斧斫树而捋取之。专制政治，殆类是也。然民受治于专制之下者，动辄曰，但使国祚尚有三数十年，则吾犹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则大乱虽作，吾又何患焉？然则专制国民之苟且偷靡，不虑其后，亦与彼野蛮之斫树无异矣。故专制之国所谓辑和者，其中常隐然含有扰乱之种子焉。”呜呼！

孟氏此言，不啻专为我中国而发也。夫历代民贼之用此术以驯民、餂民、役民、监民，数千年以迄今矣！其术之精巧完备如此，宜其永保私产、子孙、帝王万世之业。顾何以刘兴项仆，甲攘乙夺，数千年来，莽然而不一姓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以吾观之，则数千年之所谓治者，岂真治哉？特偶乘人心厌乱之既极，又加以杀人过半，户口顿减，谋食较易，相与帖然苟安而已！实则其中所含扰乱之种子，正多且剧也。夫国也者，积民而成，夫有以民为奴隶、为妾妇、为机器、为盗贼而可以成国者。中国积弱之故，盖导源于数千年以前，日积月累，愈久愈深，而至今承其极敝而已。顾其极敝之象，所以至今日而始大显者，何也？

昔者为一统独治之国，内患虽多，外忧非剧，故扰乱之种子，常得而弥缝之，纵有一姓之兴亡，无关全种之荣瘁。今也不然，全地球人种之竞争，愈转愈剧。万马之足，万锋之刃，相率而向我支那，虽合无量数聪明才智之士以应对之，犹恐不得当，乃群无脑、无骨、无血、无气之俦，偃然高坐，酣然长睡于此世界之中，其将如何而可也？彼昔时之民贼，初不料其有今日之时局也，故务以驯民、餂民、役民、监民为独一无二之秘传，譬犹居家设廛者，虑其子弟伙伴之盗其物也，于是一一梏桎之，拘挛之，或闭之于暗室焉。夫如是，则吾固信其无能为盗者矣，其如家务廛务之废驰何？废驰犹可救也，一旦有外盗焉，哄然坏其门，入其堂，括其货物，迁其重器，彼时为子弟伙伴者，虽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挛而不能行，暗室仍闭而莫为启，则惟有瞠目结舌，听外盗之入此室处，或划然长啸以去而已。

今日我中国之情形，有类于是。彼有司牧国民之责者，其知之否耶？

抑我国民其知之否耶？

立宪法议

（1901年6月7日）

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世界之国有二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

设制度、施号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谓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期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馀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民之畏朝廷如狱吏，而其嫉之如仇雠。故其民极苦，而其君与大臣亦极危，如彼俄罗斯者，虽有虎狼之威于一时，而其国中实杌陧而不可终日也。

是故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国既行之而有效，而按之中国历古之风俗与今日之时势，又采之而无弊者也。（三种政体，旧译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名义不合，故更定今名。）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

西语原字为THE CONSTITUTION，译意犹言元气也。盖谓宪法者，一国之元气也。

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

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故各国宪法，皆首言君主统治之大权及皇位继袭之典例，明君之权限也；次言政府及地方政治之职分，明官之权限也；次言议会职分及人民自由之事件，明民之权限也。我中国学者，骤闻君权有限之义，多有色然而惊者，其意若曰，君也者，一国之尊无二上者也，臣民皆其隶属者也；只闻君能限臣民，岂闻臣民能限君？臣民而限君，不几于叛逆乎？不知君权有限云者，非臣民限之，而宪法限之也。且中国固亦有此义矣。王者之立也，郊天而荐之；其崩也，称天而諡之；非以天为限乎？言必称先王，行必法祖宗，非以祖为限乎？然则古来之圣师、哲王，未有不以君权有限，为至当不易之理者；即历代君主，苟非残悍如秦政、隋炀，亦断无敢以君权无限自居者。乃数千年来，虽有其意而未举其实者何也？

则以无宪法故也。以天为限，而天不言；以祖宗为限，而祖宗之法不过因袭前代旧规，未尝采天下之公理，因国民之所欲，而勒为至善无弊之大典。是故中国之君权，非无限也，欲有限而不知所以为限之道也。

今也内有爱民如子、励精图治之圣君，外有文明先导、可师可法之友国，于以定百世可知之成宪，立万年不拔之远猷，其在斯时乎！其在斯时乎！

各国宪法，既明君与官之权限，而又必明民之权限者何也？民权者，所以拥护宪法而不使败坏者也。使天下古今之君主，其仁慈睿智，皆如我今上皇帝，则求助于民可也，不求助于民亦可也。虽然，以禹、汤之圣，而不能保子孙无桀、纣；以高、光之明，而不能保子孙无桓、灵。

此实千古之通轨，不足为讳者矣。使不幸而有如桀、纣者出，滥用大权，恣其暴戾，以蹂躏宪法，将何以待之？使不幸而有如桓、灵者出，旁落大权，奸雄窃取，以蹂躏宪法，又将何以待之？故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其事至易明也。不特此也，即使代代之君主，圣皆如汤、禹，明皆如高、光，然一国之大，非能一人独治之也，必假手于官吏。官吏又非区区少数之人已也，乃至千万焉、亿兆焉。天下上圣少而中材多，是故勉善难而从恶易，其所以不敢为非者，有法以限之而已；其所以不敢不守法者，有人以监之而已。乃中国未尝无法以限官吏，亦未尝不设人以监官吏之守法，而卒无效者何也？

则所以监之者非其道也。惧州、县之不守法也，而设道、府以监之；道、府不守法，又将若何？惧道、府之不守法也，而设督、抚以监之；督、抚不守法，又将若何？所谓法者，既不尽可行，而监之之人，又未必贤于其所监者，掣肘则有万能，救弊则无一效，监者愈多，而治体愈乱，有法如无法，法乃穷。是故监督官吏之事，其势不得不责成于人民，盖由利害关切于己身，必不肯有所徇庇；耳目皆属于众论，更无所容其舞文也。是故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

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所经验而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为专制之国言之耳。若夫立宪之国，则一治而不能复乱。专制之国，遇令辟则治，遇中主则衰，遇暴君即乱；即不遇暴君，而中主与中主相续，因循废弛之既久，而亦足以致乱；是故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历观中国数千年致乱之道，有乱之自君者，如嫡庶争立、母后擅权、暴君无道等是也；有乱之自臣者，如权相篡弑、藩镇跋扈等是也；有乱之自民者，或为暴政所迫，或为饥馑所驱。要之，皆朝廷先乱然后民乱也。若立宪之国，则无虑是。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而岂有全壬得乘隙以为奸者乎？大臣之进退，一由议院赞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后授之，岂有操、莽、安、史之徒，能坐大于其间者乎？且君主之发一政、施一令，必谋及庶人，因国民之所欲，经议院之协赞，其有民所未喻者，则由大臣反覆宣布于议院，必求多数之共赞而后行。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议院，更张而利便之，而岂有民之怨其上者乎？故立宪政体者，永绝乱萌之政体也。馆阁颂扬通语，动曰“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若立宪政体，真可谓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矣！即如今日英、美、德、日诸国，吾敢保其自今以往，直至天荒地老，而国中必无内乱之忧也！然则谋国者亦何惮而不采此政体乎？

吾侪之昌言民权，十年于兹矣；当道者忧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兽然。此无怪其然也，盖由不知民权与民主之别，而谓言民权者必与彼所戴之君主为仇，则其忧之、嫉之、畏之也固宜。不知有君主之立宪，有民主之立宪，两者同为民权，而所以驯致之途，亦有由焉。凡国之变民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使英人非虐待美属，则今日之美国，犹澳洲、加拿大也；使法王非压制其民，则今日之法国，犹波旁氏之朝廷也。

故欲翊戴君主者，莫如兴民权。不观英国乎？

英国者世界中民权最盛之国也，而民之爱其皇若父母焉，使英廷以畴昔之待美属者待其民，则英之为美续久矣。不观日本乎？日本者亚洲民权滥觞之国也，而民之敬其皇若帝天焉，使日皇如法国路易第十四之待其民，则日本之为法续久矣。一得一失，一荣一瘁，为君者宜何择焉？

爱其君者宜何择焉？

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按之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以人力而欲与理势为敌，譬犹以卵投石，以蜉撼树，徒见其不知量耳。

昔距今百年以前，欧洲各国，除英国外，皆专制也。压之既极，法国大革命忽焉爆裂，声震天地，怒涛遂波及全欧。民间求立宪者，各国皆然。俄、普、奥三国之帝，结同盟以制其民，有内乱则互相援助，而奥相梅特涅，以阴鸷狡悍之才，执欧洲大陆牛耳四十年，日以压民权为事，卒不能敌，身败名裂。距今五十年顷，而全欧皆立宪矣。尚余一土耳其，则各国目之为病夫，日思豆剖而瓜分之者也；尚余一俄罗斯，虽国威赫赫于外，然其帝王之遇刺者三世矣，至今犹鉏麑满地，寝息不安。

为君之难，一至于此，容何乐耶？故百年以来，地球各国之转变，凡有四别：其一，君主顺时势而立宪法者，则其君安荣，其国宁息，如普、奥、日本等国是也。其二，君主不肯立宪，民迫而自立，遂变为民主立宪者，如法国及南美洲诸国是也。其三，民思立宪，君主不许，而民间又无力革命，乃日以谋刺君相为事者，如俄罗斯是也。其四，则君民皆不知立宪之美，举国昏蒙，百政废弛，遂为他族夷而灭之者，如印度、安南诸国是也。四者之中，孰吉孰凶，何去何从，不待智者而决矣。如彼普、奥之君相，初以为立宪之有大害于己也，故出死力以争之；及既立宪之后，始知非惟无害，又大利焉，应爽然失笑，悔前者之自寻烦恼矣，然犹胜于法国之路易第十六，欲悔而无及也。今西方之嬗代，既已定矣，其风潮遂环卷而及于东土。日本得风气之先，趋善若渴，元气一立，遂以称强。中国彼昏日醉，陵夷衰微，情见势绌，至今而极矣。日本之役一棒之，胶旅之警一喝之，团匪之祸一拶之，识者已知国家元气为须臾不可缓。盖今日实中国立宪之时机已到矣！当局者虽欲阻之，乌从而阻之？顷当局者既知兴学育才之为务矣，学校中多一少年，即国民中多一立宪党，何也？彼其人苟有爱国心而略知西人富强所由来者，未有不以此事为第一义也。

故中国究竟必与地球文明国同归于立宪，无可疑也。特今日而立之，则国民之蒙福更早，而诸先辈尸其功；今日而沮之，则国家之进步稍迟，而后起者为其难。如斯而已！苟真有爱君爱国心者，不可不熟察鄙言也。

问者曰：然则中国今日遂可行立宪政体乎？曰：是不能。

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问者曰：今日既不可遽行，而子汲汲然论之何也？曰：行之在十年以后，则定之当在十年以前。夫一国犹一身也，人之初就学也，必先定吾将来欲执何业，然后一切学识，一切材料，皆储之为此业之用。

故医士必于未行医之前数年而自定为医，商人必于未经商之前数年而自定为商，此事之至浅者也。惟国亦然，必先定吾国将来采用何种政体，然后凡百之布置，凡百之预备，皆从此而生焉。苟不尔尔，则如航海而无南针，缝衣而无量尺，乱流而渡，不知所向，弥缝补首，不成片段，未有能济者也。故采定政体，决行立宪，实维析开宗明义第一事，而不容稍缓者也！

既定立宪矣，则其立之之次第当如何？曰：宪法者，万世不易者也，一切法度之根源也，故当其初立之也，不可不精详审慎，而务止于至善。

日本之实行宪法也，在明治二十三年；其颁布宪法也，在明治十三年；而其草创宪法也，在明治五年。当其草创之始，特派大臣五人，游历欧洲，考察各国宪法之同异，斟酌其得失；既归而后，开局以制作之。盖其慎之又慎、豫之又豫也如此。今中国而欲行之，则吾以为其办理次第当如左：一、首请皇上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

次二、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带领通晓英、法、德、日语言文字之随员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须有学识，不徒解方言者，并许随时向各国聘请通人以为参赞，以一年差满回国。

（又此次所派考察宪法之重臣随员，宜并各种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类皆悉心考究。）次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宫中，草定宪法，随时进呈御览。

次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使国民咸知其来由，亦得增长学识，以为献替之助。

次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皆得辨难讨论，或著书，或登新闻纸，或演说，或上书于立法局，逐条析辩，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

次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本篇乃论宪法之当速立其如何办法，至各国宪法之异同得失及中国宪法之当如何，余亦略有管见。但今兹论之，尚非其时，愿以异日。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1901年6月16日、7月6日）

《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大哉言乎！

野蛮时代所谓道德者，其旨趣甚简单而常不相容；文明时代所谓道德者，其性质甚繁杂而各呈其用。

而吾人所最当研究而受用者，则凡百之道德，皆有一种妙相，即自形质上观之，划然立于反对之两端；自精神上观之，纯然出于同体之一贯者。譬之数学，有正必有负；譬之电学，有阴必有阳；譬之冷势两暗潮，互冲而互调；譬之轻重两空气，相薄而相剂。善学道者，能备其繁杂之性质而利用之，如佛说华严宗所谓相是无碍、相入无碍。苟有得于是，则以之独善其身而一身善，以之兼善天下而天下善。

朱子曰：“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凡我辈有志于自治，有志于觉天下者，不可不重念此言也。天下固有绝好之义理，绝好之名目，而提倡之者不得其法，遂以成绝大之流弊者。流弊犹可言也，而因此流弊之故，遂使流俗人口实之，以此义理、此名目为诟病；即热诚达识之士，亦或疑其害多利少而不敢复道。则其于公理之流行，反生阻力，而文明进化之机，为之大窒。庄子曰：“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可不惧乎？可不慎乎？故我辈讨论公理，必当平其心，公其量，不可徇俗以自画，不可惊世以自喜。徇俗以自画，是谓奴性；惊世以自喜，是谓客气。

吾今者以读书思索之所得，觉有十种德性，其形质相反，其精神相成，而为凡人类所当具有，缺一不可者。今试分别论之：

其一独立与合群

独立者何？不倚赖他力，而常昂然独往独来干世界者也。

（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是其义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此，文明人所以异于野蛮者以此。吾中国所以不成为独立国者，以国民乏独立之德而已。言学问则倚赖古人，言政术则倚赖外国。官吏倚赖君主，君主倚赖官吏。百姓倚赖政府，政府倚赖百姓。乃至一国之人，各各放弃其责任，而惟倚赖之是务。究其极也，实则无一人之可倚赖者。

譬犹群盲偕行，甲扶乙肩，乙牵丙袂，究其极也，实不过盲者依赖盲者。

一国腐败，皆根于是。故今日救治之策，惟有提倡独立。人人各断绝倚赖，如孤军陷重围，以人自为战之心，作背城借一之举，庶可以扫拔已往数千年奴性之壁垒，可以脱离此后四百兆奴种之沈沦。今世之言独立者，或曰“拒列强之干涉而独立”，或曰“脱满洲之羁轭而独立”；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危哉微哉！独立之在我国乎？

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

吾中国谓之为无群乎？彼固庞然四百兆人，经数千年聚族而居者也。不宁惟是，其地方自治之发达颇早，各省中所含小群无数也；同业联盟之组织颇密，四民中所含小群无数也。然终不免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后能合内部固有之群，以敌外部来侵之群。乃我中国之现状，则有异于是矣。彼不识群义者不必论，即有号称求新之士，日日以合群呼号于天下，而甲地设一会，乙徒立一党，始也互相轻，继也互相妒，终也互相残。其力薄者，旋起旋灭，等于无有；其力强者，且将酿成内讧，为世道忧。此其故，亦非尽出于各人之私心焉，盖国民未有合群之德，欲集无数之不能群者强命为君，有其形质，无其精神也。故今日吾辈所最当讲求者，在养群德之一事。

独与群，对待之名词也。入人断绝倚赖，是倚群毋乃可耻？常绌身而就群，是主独无乃可羞？以此间隙，遂有误解者与托名者之二派出焉。

其老朽腐败者，以和光同尘为合群之不二法门，驯至尽弃其独立，阉然以媚于世；其年少气锐者，避奴隶之微号，乃专以尽排侪辈、惟我独尊为主义。由前之说，是合群为独立之贼；由后之说，是独立为合群之贼。

若是乎两者之终不能并存也。今我辈所亟当说明者有二语，曰独立之反面，依赖也，非合群也；合群之反面，营私也，非独立也。虽人自为战，而军令自联络而整齐，不过以独而扶其群云尔；虽全机运动，而轮轴自分劳而赴节，不过以群而扶其独云尔。苟明此义，则无所容其托，亦不必用其避。臂之物质然，合无数“阿屯”而成一体，合群之义也；每一“阿屯”中，皆具有本体所含原质之全分，独立之义也。若是者，谓之合群之独立。

其二自由与制裁

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国民每不惜掷多少形质界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为其重也。我中国谓其无自由乎？则交通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住居行动之自由，官吏不禁也；置管产业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信教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书信秘密之自由，官吏不禁也；集会、言论之自由，官吏不禁也。

（近虽禁其一部分，然比之前世纪法、普、奥等国相去远甚。）凡各国宪法所定形式上之自由，几皆有之。虽然，吾不敢谓之为自由者何也？有自由之俗，而无自由之德也。自由之德者，非他人所能予夺，乃我自得之而自享之者也。故文明国之得享用自由也，其权非操诸官吏，而常采诸国民。中国则不然，今所以幸得此习俗之自由者，恃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消灭而无复踪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专重人权在而不敢禁也，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驰，无暇及此云耳。官吏无日不可以禁，自由无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谓之奴隶之自由。若夫思想自由，为凡百自由之母者，则政府不禁之，而社会自禁之。以故吾中国四万万人，无一可称完人者，以其仅有形质界之生命，而无精神界之生命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

制裁云者，自由之对待也。有制裁之主体，则必有服从之客体。既曰服从，尚得为有自由乎？顾吾尝观万国之成例，凡最尊自由权之民族，恒即为最富于制裁力之民族。

其故何哉？自由之公例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

制裁者，制此界也；服从者，服此界也。故真自由之国民，其常要服从之点有三：一曰服从公理，二曰服从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从多数之决议。是故文明人最自由，野蛮人亦最自由，自由等也，而文野之别，全在其有制裁力与否。无制裁之自由，群之贼也；有制裁之自由，群之宝也。童子未及年，不许享有自由权者，为其不能自治也，无制裁也。

国民亦然，苟欲享有完全之自由权，不可不先组织巩固之自治制。而文明程度愈高者，其法律常愈繁密，而其服从法律之义务亦常愈严整，几于见有制裁不见有自由。而不知其一群之中，无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即无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一，是乃所谓真自由也。不然者，妄窃一二口头禅语，暴戾恣睢，不服公律，不顾公益，而漫然号于众曰：“吾自由也。”

则自由之祸，将烈于洪水猛兽矣。昔美国一度建设共和政体，其基础遂确乎不拔，日益发达，继长增高，以迄今日；法国则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后，君民两党，互起互仆，垂半世纪余，而至今民权之盛犹不及英美者，则法兰西民族之制裁力，远出英吉利民族之下故也。然则自治之德不备，而徒漫言自由，是将欲急之，反以缓之；将欲利之，反以害之也。故自由与制裁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已，又乃相待而成，不可须臾离。

言自由主义者，不可不于此三致意也。

其三自信与虚心

自信力者，成就大业之原也。西哲有言曰：“凡人皆立于所欲立之地，是故欲为豪杰，则豪杰矣；欲为奴隶，则奴隶矣。”孟子曰：“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又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天下人固有识想与议论过绝寻常，而所行事不能有益于大局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有初时持一宗旨，任一事业，及为外界毁誉之所刺激，或半途变更废止，不能达其目的地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

居今日之中国，上之不可不冲破二千年顽谬之学理，内之不可不鏖战四百兆群盲之习俗，外之不可不对抗五洲万国猛烈侵略、温柔笼络之方策，非有绝大之气魄，绝大之胆量，何能于此四面楚歌中，打开一条血路，以导我国民于新世界者乎？

伊尹曰：“余天民之先觉者也，余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余觉之而谁也？”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抑何其言之大而夸欤，自信则然耳！

故我国民而自以为国权不能保，斯不能保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奠定国权，强邻孰得而侮之？国民而自以为民权不能兴，斯不能兴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夺争民权，民贼孰得而压之？而欲求国民全体之信力，必先自志士仁人之自信力始！

或问曰：吾见有顽锢之辈，抱持中国一二经典古义，谓可以攘斥外国陵铄全球者，若是者非其自信力乎？吾见有少年学子，摭拾一二新理新说，遂自以为足，废学高谈，目空一切者，若是者非其自信力乎？由前之说，则中国人中富于自信力者，莫如端王、刚毅；由后之说，则如格兰斯顿之耄而向学，奈端之自视欿然，非其自信力之有不足乎？

曰：恶，是何言欤！自信与虚心，相反而相成者也。人之能有自信力者，必其气象阔大，其胆识雄远，既注定一目的地，则必求贯达之而后已。而当其始之求此目的地也，必校群长以择之；其继之行此目的地也，必集群力以图之。故愈自重者愈不敢轻薄天下人，愈坚忍者愈不敢易视天下事。海纳百川，任重致远，殆其势所必然也。彼故见自封、一得自喜者，是表明其器小易盈之迹于天下。如河伯之见海若，终必望洋而气沮；如辽豕之到河东，卒乃怀惭而不前；未见其自信力之能全始全终者也。故自信与骄傲异：自信者常沈著，而骄傲者常浮扬；自信者在主权，而骄傲者在客气。故豪杰之士，其取于人者，常以三人行必有我师为心；其立于已者，常以百世俟圣而不惑为鹄。夫是之谓虚心之自信。

其四利已与爱他

为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国古义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曰：恶，是何言！

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已而立者也。对于禽兽而倡自贵知类之义，则利已而已，而人类之所以能主宰世界者赖是焉；对于他族而倡爱国保种之义，则利己而已，而国民之所以能进步繁荣者赖是焉。故人而无利已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弛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

彼芸芸万类，平等竞存于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优而胜，其不能利己者必劣而败，此实有生之公例矣。西语曰：“天助自助者。”故生人之大患，莫甚于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欲人之利我。夫既谓人矣，则安有肯助我而利我者乎？

又安有能助我而利我者乎？国不自强而望列国之为我保全，民不自治而望君相之为我兴革，若是者，皆缺利已之德而已。昔中国杨朱以“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及解英德诸国哲学大家之书，其所标名义与杨朱吻合者，不一而足；而其理论之完备，实有足以助人群之发达，进国民之文明者。盖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观于此，然后知中国人号称利己心重者，实则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剥夺己之权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让之，曾不以为意也？故今日不独发明墨翟之学足以救中国，即发明杨朱之学亦足以救中国。

问者曰：然则爱他之义，可以吐弃乎？曰：是不然。利己心与爱他心，一而非二者也。近世哲学家，谓人类皆有两种爱己心：一本来之爱己心，二变相之爱己心。变相之爱己心者，即爱他心是也。凡人不能以一身而独立于世界也，于是乎有群。其处于一群之中而与俦侣共营生存也，势不能独享利益而不顾俦侣之有害与否，苟或尔尔，则己之利未见而害先睹矣。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已之利亦从而进焉。以一家论，则我之家兴，我必蒙其福，我之家替，我必受其祸；以一国论，则国之强也，生长于其国者罔不强，国之亡也，生长于其国者罔不亡。

故真能爱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爱国，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人、爱国人，于是乎爱他之义生焉。凡所以爱他者，亦为我而已。故苟深明二者之异名同源，固不必侈谈“兼爱”以为名高，亦不必讳言“为我”

以自欺蔽。但使举利己之实，自然成为爱他之行；充爱他之量，自然能收利己之效。

其五破坏与成立

破坏亦可谓之德乎？破坏犹药也。药所以治病，无病而药，则药之害莫大；有病而药，则药之功莫大。故论药者，不能泛论其性之良否，而必以其病之有无与病药二者相应与否，提而并论，然后药性可得而言焉。破坏本非德也，而无如往古来今之世界，其蒙垢积污之时常多，非时时摧陷廓清之，则不足以进步，于是而破坏之效力显焉。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沈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盲，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世有深仁博爱之君子，惧破坏之剧且烈也，于是窃窃然欲补直而幸免之。

吾非不惧破坏，顾吾尤惧夫今日不破坏，而他日之破坏终不可免，且愈剧而愈烈也。故与其听彼自然之破坏而终不可救，无宁加以人为之破坏而尚可有为。自然之破坏者，即以病致死之喻也；人为之破坏者，即以药攻病之喻也。故破坏主义之在今日，实万无可避者也。《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廖”。西谚曰：“文明者非徒购之以价值而已，又购之以苦痛。”破坏主义者，实冲破文明进步之阻力，扫荡魑魅罔两之巢穴，而救国救种之下手第一著也。处今日而犹惮言破坏者，是毕竟保守之心盛，欲布新而不欲除旧，未见其能济者也。

破坏之与成立，非不相容乎？曰：是不然。与成立不相容者，自然之破坏也；与成立两相济者，人为之破坏也。吾辈所以汲汲然倡人为之破坏者，惧夫委心任运听其自腐自败，而将终无成立之望也，故不得不用破坏之手段以成立之。凡所以破坏者，为成立也，故持破坏主义者，不可不先认此目的。苟不尔，则满朝奴颜婢膝之官吏，举国醉生梦死之人民，其力自足以任破坏之役而有余，又何用我辈之汲汲为也？故今日而言破坏，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得已之事。彼法国十八世纪末叶之破坏，所以造十九世纪近年之成立也；彼日本明治七、八年以前之破坏，所以造明治二十三年以后之成立也。破坏乎，成立乎，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虽然，天下事成难于登天，而败易于下海。故苟不案定目的，而惟以破坏为快心之具，为出气之端，恐不免为无成立之破坏。譬之药不治病，而徒以速死，将使天下人以药为诟，而此后讳疾忌医之风将益炽。

是亦有志之士不可不戒者也！

结论

呜呼，老朽者不足道矣！今日以天下自任而为天下人所属望者，实惟中国之少年。

我少年既以其所研究之新理新说公诸天下，将以一洗数千年之旧毒，甘心为四万万人安坐以待亡国者之公敌，则必毋以新毒代旧毒，毋使敌我者得所口实，毋使旁观者转生大惑，毋使后来同志者反因我而生阻力。

然则其道何由？亦曰：知有合群之独立，则独立而不轧轹；知有制裁之自由，则自由而不乱暴；知有虚心之自信，则自信而不骄盈；知有爱他之利己，则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坏，则破坏而不危险。所以治身之道在是，所以救国之道亦在是！天下大矣，前途远矣，行百里者半九十，是在少年！

是在吾党！

过渡时代论

（1901年6月26日）

一过渡时代之定义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

过渡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言之，则人间世无时无地而非过渡时代。

人群进化，级级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后波，相续不断，故进步无止境，即过渡无已时，一日不过渡，则人类或几乎息矣。就狭义言之，则一群之中，常有停顿与过渡之二时代。互起互伏，波波相续体，是为过渡相；各波具足体，是为停顿相。于停顿时代，而膨胀力（即涨力）之现象显焉；于过渡时代，而发生力之现象显焉。欧洲各国自二百年以来，皆过渡时代也，而今则其停顿时代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

二过渡时代之希望

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其在过渡以前，止于此岸，动机未发，其永静性何时始改，所难料也；其在过渡以后，达于彼岸，踌躇满志，其有余勇可贾与否，亦难料也。惟当过渡时代，则如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息；江汉赴海，百千折以朝宗；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生气郁苍，雄心矞皇。其现在之势力圈，矢贯七札，气吞万牛，谁能御之？其将来之目的地，黄金世界，茶锦生涯，谁能限之？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过渡时代乎！

三过渡时代之危险抑过渡时代，又恐怖时代也。青黄不接，则或受之饥；郤曲难行，则惟兹狼狈；风利不得泊，得毋灭顶灭鼻之惧；马逸不能止，实维踬山踬垤之忧。摩西之彷徨于广漠，阁龙之漂泛于泰洋，赌万死以博一生，断后路以临前敌，天下险象，宁复过之？且国民全体之过渡，以视个人身世之过渡，其利害之关系，有更重且刷者：所向之鹄若误，或投网以自戕；所导之路若差，或迷途而靡届。故过渡时代，又国民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线，而所争间不容发者也！

四各国过渡时代之经验船头坎坎者，自由之鼓耶？船尾舒舒进，独立之旗耶？当十八、十九两世纪中，相衔相逐相提携，乘长风冲怒涛以过渡于新世界者，非远西各国耶？顺流而渡者，其英吉利耶？乱流而渡者，其法兰西耶？方舟联队而渡者，其德意志、意大利、瑞士耶？攘臂冯河而渡者，其美利坚、匈牙利耶？借风附帆而渡者，其门的内哥、塞尔维亚、希腊耶？

维也纳温和会议所不能遏，三帝国神圣同盟所不能禁，拿破仑席卷囊括之战略所不能挠，梅特涅饲狙豢虎之政术所不能防。或渡一次而达焉，或渡两三次而始达焉；或渡一关而止焉，或渡两三关而犹未止焉；或中途逢大敌，血战突围而径渡焉；或发端遇挫折，卷土重来而卒渡焉。

吾读《水浒传》，宋公明何以破祝庄？吾读《西游记》，唐三藏何以到西域？吾以是知过渡之非易，吾以是知过渡之非难。我陟高丘，我瞻彼岸，乐土乐土，先鞭已属他人！归欤归欤，座位尚容卿辈！角声动地，提耳以唤魂兮；巾影漫天，招手而邀卬涉。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望门大嚼，我劳如何！

五过渡时代之中国今世界最可以有为之国，而现时在过渡中者有二。其一为俄罗斯。俄国自大彼得及亚历山大第二以来，几度厉行改革，输入西欧文明，其国民脑中渐有所谓世界公理者，日浸月润，愈播愈广，不可遏抑，而其重心力实在于各学校之学生。今世识微之士，谓俄罗期将达于彼岸之时不远矣。其二则为我中国。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是不经营惨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过渡时代也。

语其小者，则例案已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

数月以来，凡百举措，无论属于自动力者，属于他动力者，殆无一而非过渡时代也。故今日我全国人可分为两种：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垒，为过渡之大敌，然被有形无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过渡之途者也；其二青年者流，大张旗鼓，为过渡之先锋，然受外界内界之刺激，而未得实把握以开过渡之路者也。而要之中国自今以往，日益进入于过渡之界线，离故步日以远，冲盘涡日以急，望彼岸日以亲，是则事势所必至，而丝毫不容疑义者也！以第二节之现象言之，可爱哉，其今日之中国乎以第三节之现象言之，可惧哉，其今日之中国乎！

六过渡时代之人物与其必要之德性时势造英雄耶，英雄造时势耶？时势英雄，递相为因，递相为果耶？吾辈虽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梦英雄，祷祀求英雄，英雄之种类不一，而惟以适于时代之用为贵。故吾不欲论旧世界之英雄，亦未敢语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窃以为此种英雄，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焉：其一冒险性，是过渡时代之初期所不可缺者也。过渡者，改进之意义也。凡革新者不能保持其旧形，犹进步者必当掷弃其故步。欲上高楼，先离平地；欲适异国，先去故乡；此事势之最易明者也。虽然，保守恋旧者，人之恒性也。《传》曰：“凡民可以乐成，难与图始。”

故欲开一堂堂过渡之局面，其事正自不易。盖凡过渡之利益，为将来耳。

然当过去已去、将来未来之际，最为人生狼狈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复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权弃其旧者。当旧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顷往往瓦砾狼籍，器物播散，其现象之苍凉，有十倍于从前焉。寻常之人，观目前之小害，不察后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进行；即一二稍有识者，或胆力不足，长虑却顾，而不敢轻于一发。

此前古各国，所以进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篳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

其二忍耐性，是过渡时代之中期所不可缺者也。过渡者，可进而不可退者也，又难进而易退者也。摩西之率犹太人出埃及以迁于迦南也，飘流踯躅于沙漠间者四十年，与天气战，与猛兽战，与土蛮战，停辛佇苦，未尝宁居，同行俦类，睊睊怨谗，大业未成，鬓发已白。此寻常豪杰之士，所最扼腕而短气者也。且夫所志愈大者，则其成就愈难；所行愈远者，则其归宿愈迟，事物之公例也。故倡率国民以经此过渡时代者，其间恒遇内界外界、无量无数之阻力，一挫再挫三挫，经数十年、百年，而及身不克见其成者比比然也。非惟不见其成，或乃受唾受骂，虽有口舌而无以自解。故非有过人之忍耐性者，鲜有不半路而退转者也。语曰：“行百里者半九十。”

掘井九仞，犹为弃井；山亏一篑，遂无成功；惟危惟微，间不容发。

故忍耐性者，所以贯彻过渡之目的者也。

其三别择性，是过渡时代之末期所不可缺者了。凡国民所贵乎过渡者，不徒在能去所厌离之旧界而已，而更在能达所希望之新界焉。故冒万险忍万辱而不辞，为其将来所得之幸福，足以相偿而有余也。故倡率国民以就此途者，苟不为之择一最良合宜之归宿地，则其负国民也实甚。

世界之政体本有多途，国民之所宜亦有多途。天下事固有于理论上不可不行，而事实上万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时他地可得极良之结果，而在此时此地反招不良之结果者。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故坐于广厦细旃以谈名理，与身入于惊涛骇浪以应事变，其道不得不绝异。故过渡时代之人物，当以军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政治家以魂者何？别择性是已。

凡此三种德性，能以一人而具有之者上也；一群中人，各备一德，组成团体，互相补助，抑其次也。嗟乎！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

时势时势，宁非今耶？英雄英雄，在何所耶？抑又闻之，凡一国之进步也，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则其事罔不成；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强求多数之国民以为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故吾所思所梦所褥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灭国新法论（节录）

（1901年7月16日—8月24日）

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美哉新法！盛哉新法！人人知之，人人慕之，无俟吾论。吾所不能已于论者，有灭国新法在。

灭国者，天演之公例也。凡人之在世间，必争自存，争自存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劣而败者，其权利必为优而胜者所吞并，是即灭国之理也。自世界初有人类以来，即循此天则，相搏相噬，相嬗相代，以迄今日而国于全地球者，仅百数十焉矣。灭国之有新法也，亦由进化之公例使然也。昔者以国为一人一家之国，故灭国者必虏其君焉，潴其宫焉，毁其宗庙焉，迁其重器焉。故一人一家灭而国灭。今也不然，学理大明，知国也者一国人之公产也，其与一人一家之关系甚浅薄，苟真欲灭人国者，必灭其全国，而不与一人一家为难。

不宁惟是，常借一人一家之力，以助其灭国之手段。故昔之灭之人国也，以挞之伐之者灭之；今之灭人国也，以噢之咻之者灭之。昔之灭人国也骤，今之灭人国也渐。昔之灭人国也显，今之灭人国也微。昔之灭人国也，使人知之而备之；今之灭人国也，使人亲之而引之。昔之灭国者如虎狼，今之灭国者如狐狸。或以通商灭之，或以主债灭之，或以代练兵灭之，或以设顾问灭之，或以通道路灭之，或以煽党争灭之，或以平内乱灭之，或以助革命灭之。其精华已竭、机会已熟也，或一举而易其国名焉，变其地图之颜色焉；其未竭未熟也，虽袭其名仍其色，百数十年可也。呜呼，泰西列强以此新法施于弱小之国者，不知几何矣！

谓余不信，请举其例：一，征诸埃及。……（编者删）其二，征诸波兰。……

（编者删）其三，征诸印度。……（编者删）其四，征诸波亚。……（编者删）其五，征诸菲律宾。……（编者删）以上所列，略举数国，数之不遍，语之不详。虽然，近二百年来，所谓优胜人种者，其灭国之手段，略见一斑矣。莽莽五洲，被灭之国，大小无虑百数十，大率皆入此彀中，往而不返者也。由是观之，安睹所谓文明者耶？安睹所谓公法者耶？安睹所谓爱人如己、视敌如友者耶？西哲有言：“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

彼欧洲诸国与欧洲诸国相遇也，恒以道理为权力；其与欧洲以外诸国相遇也，恒以权力为道理。此乃天演所必至，物竞所固然，夫何怪焉！

夫何怼焉！所最难堪者，以攘攘优胜之人，托于岌岌劣败之国，当此将灭末灭之际，其将何以为情哉？其将何能已于言哉？

天下事未有中立者也，不灭则兴，不兴则灭，何去何从，间不容发。

乃我四万万人不讲所以兴国之策，而窃窃焉冀其免于灭亡，此即灭亡之第一根源也。人之爱我何如我之自爱，天下岂有牺牲己国之利益，而为他国求利益者乎？乃我四万万人，闻列强之议瓜分中国也，则眙然以忧；闻列强之议保全中国也，则释然以安；闻列强之协助中国也，则色然以喜。

此又灭亡之第二根原也。吾今不欲以危言空论，惊骇世俗，吾且举近事之一二，与各亡国之成案，比较而论之。

埃及之所以亡，非由国债耶？中国自二十年前，无所谓国债也；自光绪四年，始有借德国二百五十万圆，周息五厘半之事；五年，复借汇丰银行一千六百十五万圆，周息七厘；十八年，借汇丰三千万圆，十九年，借渣打一千万元，二十年，借德国一千万元，皆周息六厘；廿一年，借俄、法一万万五千八百二十万元，周息四厘；廿二年，借英、德一万万六千万元，周息五厘；廿四年，借汇丰、德华、正金三银行一万万六千万圆，周息四分五厘。盖此二十年间（除此次团匪和议赔款未设），而外债之数，已五万万四千六百余万元矣。大概总计，每年须偿息银三千万圆。今国帑之竭，众所共知矣。甲午以前，所有借项，本息合计，每年仅能还三百万，故惟第一次德债，曾还本七十五万，他无闻焉。自乙未和议以后，即新旧诸债，不还一本，而其息亦须岁出三千万。南海何启氏曾将还债迟速之数，列一表如下：债项五万万元，周息六厘，一年不还，其息为三千万元，合本息计，共为五万万三千万元。使以五万万三千万元，再积一年不还，则其息为三千一百八十万元，本息合计五万万六千百八十万元。

再以五万万六千百八十万元，积八年不还，则其息为三万万三千三百万元有奇，本息合计，为八万万九千五百万元有奇。

再以八万万九千五百万圆有奇，积十年不还，则其息为七万万零八百万元有奇，本息合计，为十六万万零三百万元有奇。

再以十六万万零三百万元有奇，积十年不还，则其息为十二万万六千八百万元有奇，本息合计，为二十八万万七千一百万元有奇。

然则不过三十年，而息之浮于本者几五倍，合本以计，则六倍于今也。夫自光绪五年至十八年，而不能还一千六百余万元之本，则中东战后三十年，其不能还五万万元之本明矣。在三十年以前之今日，而不能还三千万元之息，则三十年后，其不能还二十三万万元之息又明矣。加以此次新债四万万五千万两，又加旧债三之一有奇，若以前表之例算之，则三十年后，中国新旧债本息合计，当在六七十万万以上。即使外患不生，内忧不起，而三十年后，中国之作何局面，岂待蓍龟哉？又岂必待三十年而已，盖数年以后，而本息已盈十万万，不知今之顽固政府，何以待之？

夫使外国借债于我，而非有大欲在其后也，则何必互争此权，如蚁附膻，如狗夺骨，而彼此寸毫不相让耶？试问光绪廿一年之借款，俄罗斯何故为我作中保？试问廿四年之借款，俄英两国何故生大冲突，几至以干戈相见？夫中国政府，财政困难，而无力以负担此重债也，天下万国，孰不知之？既知之而复争之若鹜焉，愿我忧国之士一思其故也。

今即以关税、厘税作抵，或未至如何启氏之所预算，中国庞然大物，精华未竭，西人未肯遽出前此之待埃及者以相待。而要之债主之权，日重一日，则中央财政之事，必至尽移于其手然后快，是埃及覆辙之无可逃避者也。而庸腐奸险、貌托维新之疆臣如张之洞者，犹复以去年开督抚自借国债之例，借五十万于英国，置兵备以残同胞，又以铁政局之名，借外债于日本。彼其意岂不以但求外人之我信，骤得此额外之巨款，以供目前之挥霍，及吾之死也，或去官也，则其责任非复在我云尔？而岂知其贻祸于将来，有不可收拾者耶？使各省督抚皆效尤张之洞，各滥用其现在之职权，私称贷于外国，彼外国岂有所惮而不敢应之哉？虽政府之官吏百变，而民间之脂膏固在，彼搤我吭而揕我胸，宁虑本息之不能归赵？此乐贷之，彼乐予之，一省五十万，二十行省不既千万乎？一年千万，十年以后不既万万乎？此事今初起点，论国事者皆熟视无睹焉，而不知即此一端，已足亡中国而有余，而作俑者之罪，盖擢发难数矣。

中央政府之有外债，是举中央财权以赠他人也；各省团体之有外债，是并举地方财权以赠他人也。吾诚不忍见我京师之户部、内务府，及各省之市政使司、善后局，其大臣长官之位，皆虚左以待碧眼虬髯辈也。

呜呼！安所得吾言之幸而不中耶？吾读埃及近世史，不禁股栗焉耳。

不宁惟是，国家之借款，犹曰挫败之后，为敌所逼，不得不然。乃近者疆吏政策，复有以借款办维新事业为得计者，即铁路是其已事也。

夫开铁路，为兴利也，事关求利，势不可不持筹握算，计及锱铢。而凡借款者，其实收之数，不过九折，而金钱涨价，还时每须添一二成。即以一成而论，其入之也，十仅得九，其还之也，十须十一，是一转移间，已去其二成，而借万万者短二千万矣。此犹望金价平定，无大涨旺，然后能之。

若每至还期，外国豪商高抬金价，则不难如光绪四、五年时之借项，借百万者几还二百万，是借款断无清还之期，而铁路前途，岂堪设想耶？

夫铁路之地，中国之地也，借洋债以作铁路，非以铁路作抵不可；路为中国之路，非以国家担债不可。即今暂不尔，而他日稍有嫌疑，则债主且将执物所有主之名，而国家之填偿，实不能免。以地为中国之地也，又使今之债主，不侵路权，而异时一有龃龉，则债主又将托办理未善之说，而据路以取息，势所必然。以债为外洋之债也，以此计之，凡借款所办之路，其路必至展转归外人之手而后已。路归外人，而路所经地及其附近处，岂复中国所能有耶？（以上一段，多采何氏《新政治基》之议，著者自注。）试观苏彝士河之股份，其关系于英国及埃及主权之嬗代者何如？

呜呼，此真所谓自求祸者也！此所以芦汉铁路由华俄银行经理借款，而英国出全力以抗之；牛庄铁路之借款于汇丰银行，而俄国以死命相争也。诚如是也，则中国多开一铁路，即多一亡国之引线。又不惟铁路，凡百事业，皆作如是观矣。今举国督抚，亦竞言变法矣。即如其所说，若何而通道路，若何而练陆军，若何而广制造，若何而开矿务，至叩其何所凭借以始事，度公私俱竭之际，其势又将出于借款。若是则文明事业，遍于国中，而国即随之而亡矣。呜呼，往事不可追，吾犹愿后此之言维新者，慎勿学张之洞、盛宣怀之政策以毒天下也。

俄人之亡波兰也，非俄人能亡之，而波兰之贵官豪族，三揖三让以请俄人之亡之也。

呜呼，吾观中国近事，抑何其相类耶！团匪变起，东南疆臣，有与各国立约互保之举，中外人士，交口赞之，而不知此实为列国确定势力范围之基础也。

张之洞惧见忌于政府，乃至电乞各国，求保其两湖总督之任；又恃互保之功，蒙惑各领事，以快其仇杀异党之意气；僚官之与己不协者，则以恐伤互保为名，借外人之力以排除之。岂有他哉？为一时之私利，一己之私益而已。而不知冥冥之中，已将长江一带选举、黜陟、生杀之权，全移于外国之手。于是扬子流域之督抚，生息于英国卵翼之下，一如印度之酋长，盖自此役始矣。第四次惩治罪魁名单，荣禄等以广大神通，借俄法两使之力，以免罪谴。于是京师、西安之大吏，生息于俄人卵翼之下，一如高丽之孱王，又自此役始矣。一国之中，纷纷扰扰，若者为英日党，若者为俄法党，得附于大国，为之奴隶，则栩栩然自以为得计。噫嘻，吾恐非至如俄人筑炮台以临波兰议院之时，而衮衮诸公，遂终不悟也。人不能瓜分我，而我先自分之，开群雄以利用之法门。彼官吏之自为目前计则得矣，而遂使我国民自今以往，将为奴隶之奴隶而万劫不复。官吏其安之矣，抑我国民其安之否耶？

呜呼！吾观天下最奇最险之现象，则未有如拳匪之役者也。列强之议瓜分中国也，十余年于兹矣。事机相薄，妖孽交作，无端而有义和团之事，以为之口实。皮相者流，孰不谓瓜分之议将于今实行乎？而岂知不惟不行而已，而环球政治家之论，反为之一大变，保全支那之声，日日腾播于报纸中；而北京公使会议，亦无不尽变其前此威吓逼胁之故技，而一出以温柔噢咻之手段。噫嘻，吾不知列强自经此役以后，何所爱于中国，而方针之转变，乃如是其速也？一面骂吾民之野蛮无人性，绘为图画，编为小说，尽情丑诋，变本加厉，惟恐不力；一面抚摩而煦妪之，厚其貌，柔其情，视畴昔有加焉。义和团之为政府所指使，为西后所主持，亦既万目共见，众口一词矣，而犹 然认为共主，尊为正统，与仇为友，匿怨相交，欢迎其谢罪之使，如事天神，代筹其偿款之方，若保赤子。噫嘻，此何故欤？狙公之饲狙也，朝三暮四则诸狙怒，朝四暮三则诸狙喜。中国人之性质，欧人其知之矣，以瓜分为瓜分，何如以不瓜分为瓜分？求实利者不务虚名，将大取者必先小与。彼以为今日而行瓜分也，则陷吾国民于破釜沈舟之地，而益其独立排外之心，而他日所以箝制而镇抚之者，将有所不及。今日不行瓜分而反言保全也，则吾国民自觉如死囚之获赦，将感再造之恩，兴来苏之颁，自化其前此之蓄怨积怒，而畏折、歆羡、感谢之三种心，次第并起，于是乎中国乃为欧洲之中国，中国人亦随而为欧洲之国民。吾尝读赫德氏新著之《中国实测论》，（（P＜R＞OBERT HARTAS ESBSAYSON THECHINESE VISITATION，去年西十一月出版，因义和团事而论西人将来待中国之法者也。）其大指若曰：今次中国之问题，当以何者为基础而成和议乎？大率不外三策：一曰分割其国土，二曰变更其皇统，三曰扶植满洲政府是也。然变更皇统之策，终难实行，因今日中国人无一人有君临全国之资望，若强由此策，则骚扰相续，迄舞宁岁耳。策之最易行者，莫如扶植满洲朝廷；而漫然扶植之，则亦不能绝后来之祸根。故论中国最终之处分，则瓜分之事，实无所逃避，而无奈瓜分政策，又不可遽实行于今日。盖中国人数千年在沈睡之中，今也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虽此次初起，无人才，无器械，一败涂地；然其始羽檄一飞，四方响应，非无故矣。自今以往，此种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弥漫全国。他日必有义和团之子孙，辇格林之炮，肩毛瑟之枪，以行今日义和团未竟之志者。

故为今之计，列国当以反分为最后之一定目的，而现时当一面设法，顺中国人之感情，使之渐忘其军事思想，而倾服于我欧人，如是则将来所谓“黄祸”（西人深畏中国人，向有黄祸之语互相警厉。）者，可以烟消烬灭矣。云云。（此乃撮译全书大意，非择译一章一节。作者自注。）

呜呼，此虽赫德一人之私言，而实不啻欧洲各国之公言矣。由此观之，则今日纷纷言保全中国者，其为爱我中国也几何？不宁惟是，彼西人深知夫民权与国权之相待而立也，苟使吾四万万人能自起而组织一政府，修其内治，充其实力，则白人将永不能染指于亚洲大陆。又知夫民权之兴起，由于原动力与反动力两者之摩荡，故必力压全国之动机，保其数千年之永静性，然后能束手以待其摆布，故以维持和平之局为第一主义焉。

又知夫中国民族，有奴事一姓、崇拜民贼之性质也，与其取而代之，不如因而用之，以中国人而自凌中国人、自制中国人，则相与俯首帖耳，谓我祖若宗以来，既皆如是矣，习而安之，以为分所当然，虽残暴桎梏，十倍于欧洲人，而民气之靖依然也。故尤以扶植现政府为独一无二之法门焉。

吾今请以一言正告四万万人曰：子毋虑他人之颠覆而社稷、变置而

朝廷也。凡有谋人之心者，必利其人之愚，不利其人之明；利其人之弱，不利其人之强；利其人之乱，不利其人之治。今中国之至愚至弱而足以致乱者，莫今政府若也。

使从而稍有所变易，无论其文野程度何若，而必有以胜于今政府；而彼之所以谋我者，必不若今之易易。列强虽拙，岂其出此？且同是压制也，同是凌辱也，出之于已，则已甚劳而更受其恶名；假手于人，则己甚逸而且藉以市惠。各国政治家，其计之熟矣。

使以列强之力，直接而虐我民，民有抗之者，则谓之抗外敌，谓之为义士，为爱国，而镇扶之也无名；使用本国政府之力，间接而治我民，民有抗之者，则谓之为抗政府，谓之为乱民，为叛逆，而讨伐之也有辞。

故但以政府官吏为登场傀儡，而列强隐于幕下，持而舞之。政府者，外国之奴隶，而人民之主人也。主人既见奴于人，而主人之奴，更何有焉？

印度之酋长，印度人之主人也；英皇，则印度主人之主人也。安南之王，安南人之主人也；法总统，则安南主人之主人也。吾中国之有主人也，主人之尊严而可敬畏也，是吾国民所能知也；主人之复有其主人也，主人即借其主人之尊严以为尊严也，是非吾国民所能知也。今论者动忧为外国之奴隶，而不知外国曾不屑以我为奴隶，而必以我为其奴隶之奴隶。

为奴隶则尚或知之，尚或忧之，尚或救之；为奴隶之奴隶，则冥然而罔觉焉，帖然而相安焉，栩然而自得焉。呜呼！此真九死未悔，而万劫不复者矣。灭国新法之造妙入神，至是而极矣。虽然，惟蝍蛆为能甘粪，惟韲臼为能受辛，彼列国亦何足责？亦何足怪？彼自顾其利益，自行其政略，例应尔尔也，而独异乎四百兆蚩蚩者氓，偏生成此特别之性质，以适足供其政略之利用，而至今日，已奔走相庆，趋跄恐后，以为列强爱我、恤我、抚我、字我，不我瓜分，而我保全，我中国亿万年有道之长，定于今日矣。此则魔鬼所为掀髯大笑，而天帝所为爱莫能助者也。

凡言保全支那者，必继之以开放门户（OPEN THE DOREIN CHINA，译意谓将全国尽开为通商口岸也）……夫开放门户，岂非美事？

彼英国实门户全开之国也。而无如吾中国无治外法权，凡西人商力所及之地，即为其国力所及之地。夫上海、汉口等号称为租界者，租界乎？殖民地耳！举全国而为通商口岸，即举国而为殖民地。西人之保全殖民地，有不尽力者乎？其尽力以保全支那，固其宜也。保全支那者，必整理其交通机关。

今内河既已许外国通行小轮，而列国所承筑之铁路，必将实施速办，而此后更日有扩充矣。夫他人出资以代我筑当筑之铁路，岂不甚善？而无如路权属于人，路与土地有紧密之关系，路之所及，即为兵力之所及，二十行省之路尽通，而二十行省之地，已皆非吾有矣。保全支那者，必维持其秩序，担任其治安。和议成后，必有为我国代兴警察之制度者。

夫警察为统治之要具，昔无今有，宁非庆事？而无如此权委托于外人，假手于顽固政府，施德政则无寸效，挫民气则有万能。

昔波兰之境内，俄人警察之力，最周到焉，其福波兰耶，其祸波兰耶？又今者俄国本境警察严密，为地球冠，俄政府所以防家贼者则良得矣，而全俄之民，呻吟于专制虐政之下，沈九渊而不能复。俄民永梏，而俄政府亦何与立于天地乎？而况乎法制严明、主权确定之远不如俄者也。故以警察力而保全支那，是犹假强盗以利刃而已。保全支那者，必整顿其财政。夫中国之财富，浮积于地面，阗塞于地中者，天下莫及焉。

浚而出之，流而布之，可以操纵万国，雄视五洲矣。而无如商权、工权、政权，既全握于他人之手，此后富源愈开，而吾民之欲谋衣食者，愈不得不仰鼻息于彼族。不见乎今日欧美之社会乎，大公司既日多，遂至资本家与劳力者，划然分为两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中间无复隙地以容中等小康之家。今试问中国资本家之力，能与西人竞乎？既不能为资本家，势不得不为劳力者，畴昔小康之家遍天下，自此以往，恐不能不低首下声、胼手胝足，以求一劳役于各省洋行之司理人矣。保全支那者，必兴教育。教育固国民之元气也，顾吾闻数月以来，京师及各省都会，其翻译通事之人，声价骤增，势力极盛，于是都人士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第者，今皆改而从事于此途焉。而达官华胄，有出其娇妻爱女，侍外国将官之颦笑，以为荣幸者矣。吾知此后外国教育之势日涨，而此等之风气亦日开，所以偿义和团之损失者，如是而已。教育一也，而国民教育与奴隶教育，其间有一大鸿沟焉；而奴隶之奴隶教育，更有非言思拟议所能及者矣。嗟乎，列国之所以保全支那者，如斯而已乎！

支那之所以自保全者，如斯而已乎！夫熟知瓜分政策，容或置之死地而获生；夫孰知保全政策，实乃使其鱼烂而自亡乎！新法乎，新法乎，前车屡折，而来轸方遒；饮鸩如饴，而灰骨不悔。吾又将谁尤哉！吾又将谁尤哉！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19O1年10月12日，10月22日）

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

世界之有完全国家也，自近世始也。前者易为无完全国家？以其国家思想不完全也。

今泰西人所称述之国家思想，果为完全否乎？吾不敢知。虽然，以视前者，则其进化之迹粲然矣。其得此思想也，非一朝一夕所骤致，非一手一足所幸成，或自外界刺激之，或自内界启牖之。虽曰天演日进之公理，不得不然，然所以讲求发明而提倡之者，又岂可缓耶？故今略述其变迁异同之大体，使吾国民比较而自省焉。苟思想之普及，则吾国家之成立，殆将不远矣。

德国大政治学者伯伦知理所著《国家学》，将欧洲中世与近世国家思想之变迁，举其特异之点，凡若干条，兹译录如下：

甲中世乙近世

一、国家者，其生命与权利受于上帝。

国家之组织，皆由天意，受天命。

一、国家者，本于人性，成于人为。其所组织，乃共同生活之体，生民自构成之，生民自处理之。

二、国家二字之理想，全自教门之学说而来，王者代上帝君临国家，王国即神国也。天主教主持教令与国家之两大权，谓教界之权与欲世之权，皆上帝之所付，其一归于教皇，其一归于罗马帝。即耶稣新教，虽知教令干预政权之不可，然其论国家权，仍带宗教上之思想。

二、以哲学及史学，定国家之原理。故近世之政治学，全自国家与吾人之相关如何著想。或曰：国家者，由人人各求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合意而结成者也。或曰：国家者，同一之国民，自然发生之团体也。要之，近世国家之理想，非全滞于宗教、亦非全离于宗教。至政治学之所务，则不在求合于天则，而在求合于人事。

三、中世国家之理想，虽非如东洋古

国（指埃及、犹太等）直接之神权政

体，而尚不免为间接之神权政体。盖君主者，神之副代理也。

三、神权政体，与近世政治思想不相容。近世之国家，乃生民以宪法而构造之。其统治之权，以公法节制之。其行政也，循人生之道理，因人为之方法，以图国民之幸福。

四、国家由教徒之团体而成，故以教派之统一为最要。凡异教、无教之徒，不许有政权，且虐待之。

四、宗教无特权，无论公法、私法，皆与教派不相涉。国家有保护五、耶稣教国，以教令为形而上者，故视之也尊；以国家为形而下者，故视之也卑。教主之位，在国王之上；教士之位，在平民之上，常享特权，免常务。

五、国事自有精神（国民之元气），有形体（宪制），而成一法人，（法人者，谓自法律上视之，与一个人同例。）对于教令令而有独立之地位，且能以权力临教会。旅行法律也，一切阶级皆平等，教士不能有特优之权。

六、教育少年之事，皆由教会管之；各专门学，亦归宗教势力范围。

六、国家所委于教会者，仅宗教教育耳。若学校，则国家之学校也。一切专门学，皆脱宗教之羁绊，国家保护其自由。

七、无公法、私法之别，无属地所行七、公法与私法之区别极分明，公权与公务之主权，殆如私管业之财产。君权者，一家族之权也。

相倚。

八、因封建制度之故，国权破碎分离，自神而王，自王而侯、伯，自侯、伯而士，自士而市府，逐渐推移，法律之组织极散漫。

八、国家者，自国民而成者也，但中央统制之权仍存于国家。国家因国民的基础，其范围日趋广大。法律亦以国家统一之精神，施平等于全体。

九、代议选举之权，由身分而异，贵族及教士占非常之势力，法律亦因阶级为区别。

九、选举之权，达于人民全体，其根柢即民政是也。法律通全国而为一。

十、诸侯自保其家国，故盛行保护政略。国家主仅，偏于一方，细民不能享自由。

十、全体之人民，各伸其共有之自由，又各服其自集之权力。

十一、国家无意志，无精神，只由于天性与趋势而决行为，如天然之生物然。其法律以习俗为根柢。

十一、国家自有知觉，循至善之理而行其法律，以公议别择为根柢。

吾今者略仿其例，推而衍之，举欧洲旧思想与中国旧思想与欧洲新思想，试一比较，列表如下：

甲欧洲旧思想乙中国旧思想丙欧洲新思想

一、国家及君、

人民，皆为神而立者也，故神为国家之主体。

一、国家及人民，皆为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为国家之主体。

一、国家为人民而立者也。君主为国家之一支体，其为人民而立，更不俟论。故人民为国家之主体。（十九世纪下半纪之国家主义，亦颇言人民为国家而立，然与旧思想有绝异之点，另详。）

二、人民之一部

分，与国家有关系。国家者半公私之物也，可以据为己有，而不能一人独有。

二、国家与人民，全然分离。

国家者，死物也，私物也，可以一人独有之，其得之也，以强权以优先权。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无关。

二、国家与人民一体。国家者，活物也（以人民非死物故），公物也（以人民非私物故），故无一人能据有之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如影随形。

三、治人者为一

级，被治于人者为一级，其地位生而即定，永不得相混。

三、治人者为一级，治于人者为一级，其级非永定者，人人皆可以为治人者。但既为治人者，即失治于人之地位；即为治于人者，即失治人者之地位。

三、有治人者，有治于人者，而无其级。全国民皆为治人者，亦皆为治于人者。一人之身，同时为治人者，亦同时即为治于人者。

四、帝王代天临

民，帝王之权即神权，几与神为一体。

四、帝王非天之代理者，而天之所委任者，故帝王对于天而负责任。

四、帝王及其他统治权，非天之代理，而民之代理；非天之所委任，而民之所委任；故统治者对于民而负责任。

五、政治为宗教

之附属物。

五、宗教为政治之附属物。五、政治与宗教，各有其独立之位置，两不相属。

六、公众教育，权在教会。

六、无公众教育。六、公众教育，权在国家。

七、立法权在少

数之人（君主及

贵族）其法以神

意为标准。

七、立法权在一人（君主），其法以古昔为标准。（或据先哲之言，或沿前朝之制，或仍旧社会之习惯。）

七、立法之权在众人（全国民），其法以民间公利公益为标准。

八、与中国旧思

想略同。

八、无公法、私法之别。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

八、公法、私法，界阶极明。国家对于人民，人民对于国家，人民对于人民，皆各有其相当之权利义务。

九、全国人皆受

治于法律，惟法律有种种阶级，

各人因其身分而

有特异之法律。

九、惟君主一人立于法律之

外，其余皆受治于法律，一切平等。

九、全国人皆受治于法律，一切平等，虽君主亦不能违公定之国宪。

十、政权分散，或在王，或在诸侯，或在豪族，或在市府，无所统一。

十、政权外观似统一，而国中央实分无量数之小团体，或以地分，或以血统分，或以职业分。中央政权，谓之弱小也不可，谓之强大也亦不可。

十、政权统一，中央政府与团体自治，各有权限，不相侵越。

今考欧洲国家思想过去、现在、未来变迁之迹，举其荦荦大者如下：过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能复然；未来者未来，如说食之不能获饱；今暂置勿论，但取现在通行有力者而论之。

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专就欧洲而论之，则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二十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九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剧之舞台也。

于现今学界，有割据称雄之二大学派，凡百理论皆由兹出焉，而国家思想其一端也。

一曰平权派，卢梭之徒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曰强权派，斯宾塞之徒为进化论者代表之。

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增个人强立之气，以助人群之进步；及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以坏国家之秩序。强权派之言曰：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之权利而已，故众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权当以血汗而获得之；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当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是即新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以法治国谓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

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法国大革命，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其《人权宣言书》曰：“凡以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又其国之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于外国。盖国民者，独立而不可解者也。”

云云。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以拿破仑旷世之才，气吞地球八九于其胸而曾不芥蒂，卒乃一蹶再蹶，身为囚虏，十年壮图，泡灭如梦，亦惟反抗此主义之故。拿破仑之既败也，此主义亦如皎日之被翳，风雷虽歇，残云未尽。于是比利时合并于荷兰，荷尔士达因（日耳曼族之一都府也）被领于丹麦，意大利之大部被轭于奥国，匈牙利及波希米亚亦皆被略于奥国，波兰为俄、普、奥所分，巴干半岛诸国见掩于土耳其。一时国民独立之原理，若将中绝焉。曾几何时，而希腊抗土以独立矣，比利时自荷兰而分离矣，荷尔士达因后还于德国矣，数百年憔翠于教政、帝政下之德意志、意大利，皆新建国称雄于地球矣，匈牙利亦得特别自治之宪法矣，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皆仰首伸眉矣，爱尔兰自治之案通过矣。

至千九百年顷，其风潮直驰卷腾，溢于欧洲以外之天地。以区区荒岛之菲律宾，一度与百年軏缚之西班牙抗，而脱其羁绊；再度与富源莫敌之美国抗，虽暂挫跌，而其气未衰焉。

以崎岖山谷之杜兰斯哇儿，其人口曾不及伦敦负郭之一小区，致劳堂堂大英三十余万之雄兵，至今犹患苦之。凡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激于人人之胸中，宁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英雄哉，当如是也！

国民哉，当如是也！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读十九世纪史，而知发明此思想者，功不在禹下也。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虽然，正理与时势，亦常有不并容者。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于是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故曰：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由前之说，民族主义之所以行也，欧洲诸国之相交则然也；由后之说，帝国主义之所以行也，欧洲诸国与欧外诸国之相交则然也。于是乎厚集国力扩张属地之政策，不知不觉遂蔓延于十九世纪之下半。

虽然，其所以自解也则亦有词矣。彼之言曰：世界之大部分，被掌握下无智无能之民族，此等民族，不能发达其天然力（如矿地、山林等）

以供人类之用，徒令其废弃；而他处文明民族，人口日稠，供用缺乏，无从挹注，故势不可不使此劣等民族，受优等民族之指挥监督，务令适宜之政治，普遍于全世界，然后可以随地投资本，以图事业之发达，以增天下之公益。此其口实之大端也。不宁惟是，彼等敢明目张胆，谓世界者有力人种世袭之财产也，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而据有其地，实天授之权利也。

不宁惟是，彼等谓优等国民以强力而开化劣等国民，为当尽之义务，苟不尔，则为放弃责任也。此等主义既盛行，于是种种无道之外交手段，随之而起。

故德国以杀两教士之故而掠口岸于支那，英国以旅民权利之故而兴大兵于波亚，其余互相猜忌、互相欺蔽之事，往来于列强外交家之头脑者，盖日多一日也。其究也，如美国向守门罗主义，超然立于别世界者，亦遂狡焉变其方针，一举而墟夏威夷，再举而刈菲律宾。盖新帝国主义，如疾风，如迅雷，飙然訇然震撼于全球，如此其速也。

新帝国主义之既行，不惟对外之方略一变而已，即对内之思想，亦随之而大变。盖民族主义者，谓国家恃人民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人民；帝国主义者，言人民恃国家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国家，强干而弱枝，重团体而轻个人。于是前者以政府为调人、为赘疣者，一反响间，而政府万能之语，遂遍于大地。甚者，如俄罗期之专制政体，反得以机敏活泼，为万国之所歆羡，而人权、民约之旧论，几于萧条门巷无人问矣。回黄转绿，循环无端，其现状之奇有如此者。今试演孟子之言，以证明国家思想之变迁如下：

十八世纪以前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

虽然，十九世纪之帝国主义与十八世纪前之帝国主义，其外形虽混似，其实质则大殊。何也？昔之政府，以一君主为主体，故其帝国者，独夫帝国也；今之政府，以全国民为主体，故其帝国者，民族帝国也。

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

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今欧美列强皆挟其方刚之膂力，以与我竞争，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顽锢者流，墨守十八世纪以前之思想，欲以与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势，不足道矣。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谓政治学者，耳食新说，不审地位，贸然以十九世纪末之思想为措治之极则，谓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殖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

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

《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节录）

（1901年12月21日）

第四《清议报》之性质《清议报》可谓之良报乎？曰：乌乎可。

《清议报》之与诸报，其犹百步之与五十步也。虽然，有其宗旨焉，有其精神焉。譬之幼儿，虽其肤革未充，其肢干未成，然有灵魂莹然湛然，是亦进化之一原力欤！《清议报》之特色有数端：一曰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曰衍哲理。

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虽不敢自谓有所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三曰明朝局。

戊戍之政变，己廖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阐幽，得其真相，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曰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

其内容之重要者，则有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此编之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

有《饮冰室自由书》，虽复东鳞西爪，不见全牛，然其愿力所集注，不在形质而在精神，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谈言微中，闻者足兴。

有《国家论》、政治学案，述近世政学大原，养吾人国家思想。有章氏《儒术新论》，诠发教旨，精微独到。有《瓜分危言》、《亡羊录》、《灭国新法论》等，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

有《埃及近世史》、《扬子江》、《中国财政一斑》、《社会进化论》、

《支那现势论》等，皆东西名著巨构，可以借鉴。

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几多健者，一读击节，每移我情，千金国门，谁无同好。

若夫雕虫小技，余事诗人，则卷末所录诸章，类皆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别辟新土。

凡兹诸端，皆我《清议报》之有以特异于群报者。

虽然，以云良也，则前途辽哉邈乎，非所敢言也，非所敢望也。不有椎轮，安有大辂；不有萌蘖，安有森林。思以此为我国报界进化之一征验云尔。祝之祝之，非祝椎轮，祝大辂也；非祝萌蘖，祝森林也。

第五《清议报》时代中外之历史《清议报》之在中国，其沧海之一栗乎！《清议报》之在世界，其大千之一尘乎！

虽然，其寿命固已亘于新旧两世纪，无舌而呜；其踪迹固已遍于纵横五大洲，不胚而走。

今请与阅报诸君一为戏言，斯亦可谓文字界中之得天最厚者耶？且勿具论。要之，《清议报》时代，实为中国与世界最有关系之时代，读者若能研究此时代之历史，而有所心得，有所感奋，则其于天下事，思过半矣。

请先言中国。《清议报》起于戊戍十月，其时正值政变之后，今上皇帝百日维新之志事，忽大挫跌，举国失望，群情鼎沸。自兹以往，中国遂闭于沈沈妖雾之中，其反动力，一起再起而未有已。翌年己亥春秋之间，刚毅下江南、岭南，搜括膏脂，民不堪命。

其冬十二月，遂有议废君、立伪储之事，本朝二百年来，内变之祸，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既而臣民犯颜，友邦侧目，志不得逞，遂乃积羞成怒，大兴党狱，积怒成狂，自弄兵戎，奖群盗为义民，尸邻使于朝市。庚子八月，十国联兵，以群虎而搏一羊，未五旬而举万乘。乘舆播荡，神京陆沈，天坛为刍牧之场，曹署充屯营之帐，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反动之潮，至斯而极，过此以往，而反动力之反动力起焉。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倾，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今年以来，伪维新之诏书屡降，科举竟废，捐例竞停，动力微蠢于上；俄人密约，士民集议，日本游学，簦蹻纷来，动力萌蘖于下。故二十世纪之中国，有断不能以长睡终者，此中消息，稍有识者所能参也。《清议报》虽不能为其主动者，而欲窃附于助动者，未敢多让焉。

请更言世界。《请议报》时代世界之大事，除北京联军外，有最大者三端：一曰美国与菲律宾之战，二曰英国与波亚之战，三曰俄皇开万国和平会。其次大者五端：一曰日本政党内阁之两次失败，二曰意大利政府之更迭，三曰俄国学生之骚动，四曰美国大统领之被刺，五曰南亚美利加之争乱。美国之县菲律宾也，是其伸权力于东方之第一著，而将来雄飞于二十世纪之根据地也。英国之蹙波亚也，殖民政略之结果也，其下种在数十年以前，而刈实在数十年以后。凡在英国势力范围之下者，不可不引为前车也。俄皇之倡和平会也，保欧洲之平和也，欧洲平和，然后可合力以逞志于欧洲以外也。

意大利政府之更迭也，为索三门湾不得也，索不得而政府遂不能安其位，意人之心未熄也。日本政党内阁之屡败也，东方民政思想尚幼稚之征验也，非加完全之教育，养民族之公德，则文明之实未易期也。日本且然，我中国更安得不兢兢也。俄罗斯学生之骚动也，革命之先声也。

专制政体，未有能立于今世界者也，中国之君民，不可不自择也。美国大统领之被刺与南美之争乱也，由贫富两级太相悬绝，而社会党之人从而乘之也。此事将为二十世纪第一大事，而我中国人蒙其影响，将有甚重者；而现时在北美侨民，为工党所排，在南美侨民，为乱党所掠，犹其小焉者也。要之，二十世纪世界之大问题有三：一为处分中国之问题，二为扩张民权之问题，三为调和经济革命（因贫富不均所起之革命，日本人译为经济革命。）之问题。其第一题各国直接于中国者也，其第二题中国所自当从事者也，其第三题各国间接于中国，而亦中国所自当从事者也。抑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于是乎报馆之责任愈益重，若《清议报》则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第六结论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

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中国昔虽有一人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日本今有一人报、一党报、一国报，而无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报之范围也。

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今以何祝之？曰：祝其全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乃为祝曰：报兮报兮，君之生涯，亘两周兮；君之声尘，遍五洲兮；君之责任，重且道兮；君其自爰，罔俾羞兮！祝君永年，与国民同休兮！重为祝曰：《清议报》万岁！中国各报馆万岁！

中国万岁！

论公德

（1902年3月10日）

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此西儒亚里土多德之言）。人而不群，禽兽奚择。而非徒空言高论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

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

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

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如《皋陶谟》之九德，《洪范》之三德，《论语》所谓温良恭俭让，所谓克己复礼，所谓忠信笃敬，所谓寡尤寡悔，所谓刚毅木讷，所谓知命知言，《大学》所谓知止慎独，戒欺求慊，《中庸》所谓好学力行知耻，所谓戒慎恐惧，所谓致曲，《孟子》所谓存心养性，所谓反身强恕，凡此之类，关于私德者发挥几无余蕴，于养成私人（私人者对于公人而言，谓一个人不与他人交涉之时也。）之资格，庶乎备矣。虽然，仅有私人之资格，遂足为完全人格乎？是固不能。

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巨，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即人群）伦理，曰国家伦理。

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独善其身，固属于私德之范围，即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仍属于私德之范围也，此可以法律上公法、私法之范围证明之。）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以新伦理之分类，归纳旧伦理，则关于家族伦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妇也：关于社会伦理者一：朋友也；关于国家伦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伦，决不足以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何也？凡人对于社会之义务，决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绝迹不与人交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体无关也。将所谓逸民不事王侯者，岂不在此伦范围之外乎？夫人必备此三伦理之义务，然后人格乃成。若中国之五论，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夫一私人之所以自处，与一私人之对于他私人，其间必贵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虽然，此道德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也。全体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

私德公德，本并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若微生亩讥孔子以为佞，公孙丑疑孟子以好辨，此外道浅学之徒，其不知公德，不待言矣；而大圣达哲，亦往往不免。吾今固不欲摭拾古人片言只语有为而发者，擿之以相诟病。要之，吾中国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育之中心点。范围既日缩日小，其间有言论行事出此范围外，欲为本群本国之公利公益有所尽力者，彼曲士贱儒，动辄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偏义，以非笑之、挤排之。谬种流传，习非胜是，而国民益不复知公德为何物！今夫人之生息于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权利，即有当尽于其本群之义务；苟不尔者，则直为群之蠹而已。彼持束身寡过主义者，以为吾虽无益于群，亦无害于群，庸讵知无益之即为害乎！何则？群有以益我，而我无以益群，是我逋群之负而不偿也。夫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而逋其所应偿之负，于私德必为罪矣，谓其害之将及于他人也。而逋群负者，乃反得冒善人之名，何也？使一群之人，皆相率而逋焉，彼一群之血本，能有几何？

而此无穷之债客，日夜蠹蚀之而瓜分之，有消耗，无增补，何可长也！然则其群必为逋负者所拽倒，与私人之受累者同一结果，此理势之所必然矣。今吾中国所以日即衰落者，岂有他哉，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教员如无有焉，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

父母之于子也，生之育之，保之教之，故为子者有报父母恩之义务。

人人尽此义务，则子愈多者，父母愈顺，家族愈昌；反是则为家之索矣。

故子而逋父母之负者，谓之不孝，此私德上第一大义，尽人能知者也。

群之于人也，国家之于国民也，其恩与父母同。

盖无群无国，则吾性命财产无所托，智慧能力无所附，而此身将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

故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苟放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蝥贼。譬诸家有十子，或披剃出家，或博弈饮酒，虽一则求道，一则无赖，其善恶之性质迥殊，要之不顾父母之养，为名教罪人则一也。明乎此义，则凡独善其身以自足者，实与不孝同科。案公德以审判之，虽谓其对于本群而犯大逆不道之罪，亦不为过。

某说部寓言，有官吏死而冥王案治其罪者，其魂曰：“吾无罪，吾作官甚廉。”冥王曰：“立木偶于庭，并水不饮，不更胜君乎！于廉之外一无所闻，是即君之罪也。”

遂炮烙之。

欲以束身寡过为独一无二之善德者，不自知其已陷于此律而不容赦也。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夫清、慎、勤，岂非私德之高尚者耶？虽然，彼官吏者受一群之委托而治事者也，既有本身对于群之义务，复有对于委托者之义务，曾是清、慎、勤三字，遂足以塞此两重责任乎？此皆由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故政治之不进，国华之日替，皆此之由。彼官吏之立于公人地位者且然，而民间一私人更无论也。

我国民中无一人视国事如己事者，皆公德之大义未有发明故也。

且论者亦知道德所由起乎？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故因其群文野之差等，而其所适宜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以能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者为归。夫英国宪法，以侵犯君主者为大逆不道（各君主国皆然）：法国宪法，以谋立君主者为大逆不道；美国宪法，乃至以妄立贵爵名号者为大逆不道（凡违宪者皆大逆不道也）。其道德之外形相反如此，至其精神则一也。一者何？曰：为一群之公益而已。乃至古代野蛮之人，或以妇女公有为道德，（一群中之妇女为一群中之男子所公有物，无婚姻之制也。古代期巴达尚不脱此风）。或以奴隶非人为道德，（视奴隶不以人类，古贤柏拉图、阿里土多德皆不以为非；南北美战争以前，欧美人不以此事为恶德也。）而今世哲学家，犹不能谓其非道德。

盖以彼当时之情状所以利群者，惟此为宜也。，然则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于此精神，虽至善者，时或变为至恶矣。

（如自由之制，在今日为至美，然移之于野蛮未开之群，则为至恶；专制之治，在古代为至美，然移之于文明开化之群，则为至恶。是其例证也。）是故公德者，诸国之源也，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无益而有害者为大恶，无害亦无益者为小恶。）此理放诸四海而准，侯诸百世而不惑者也。至其道德之外形，则随其群之进步以为比例差，群之文野不同，则其所以为利益者不同，而其所以为道德者亦自不同。

德也者，非一成而不变者也，（吾此言颇骇俗，但所言者德之条理，非德之本原，其本原固亘万古而无变者也。读者幸勿误会。本原惟何？亦曰利群而已。）非数，千年前之古人能立一定格式以范围天下万世者也。

（私德之条目，变迁较少，公德之条目，变迁尤多。）然则吾辈生于此群，生于此群之今日，宜纵观宇内之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画而不敢进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今世士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此由学界之奴性未去，爱群、爱国、爱真理之心未诚也。盖以为道德者，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自无始以来，不增不减，先圣昔贤，尽揭其奥，以诏后人，安有所谓新焉旧焉者。殊不知，道德之为物，由于天然者半，由于人事者亦半，有发达有进步，一循天演之大例。前哲不生于今日，安能制定悉合今日之道德？使孔孟复起，其不能不有所损益也亦明矣。今日正当过渡时代，青黄不接，前哲深微之义，或湮没而未彰，而流俗相传简单之道德，势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且将有厌其陈腐而一切吐弃之者。吐弃陈腐，犹可言也，若并道德而吐弃，则横流之祸，曷其有极！

今此祸已见端矣。老师宿儒，或忧之，劬劬焉欲持宋元之余论以遏其流，岂知优胜劣败，固无可逃，捧坏［抔］土以塞孟津，沃杯水以救薪水，虽竭吾才，岂有当焉。

苟不及今急急斟酌古今中外，发明一种新道德者而提倡之，吾恐今后智育愈盛，则德育愈衰，泰西物质文明尽输入中国，而四万万人且相率而为禽兽也。呜呼！道德革命之论，吾知必为举国之所诟病，顾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若夫与一世之流俗人挑战决斗，吾所不惧，吾所不辞。

世有以热诚之心爱群、爱国、爱真理者乎？吾愿为之执鞭，以研究此问题也。）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本论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为纲，以一贯之者也。

故本节但论公德之急务，而实行此公德之方法，则别著于下方。

论自由

（1902年5月8日、22日）

“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

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虽然，有真自由，有伪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蛮之自由。今日“自由云自由云”之语，已渐成青年辈之口头禅矣。

新民子曰：我国民如欲永享完全文明真自由之福也，不要不先知自由之为物果何如矣。请论自由。

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综观欧、美自由发达史，其所争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计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谓经济上自由）。政治上之自由者，人民对于政府而保其自由也。宗教上之自由者，教徒对于教会而保其自由也。民族上之自由者，本国对于外国而保其自由也。生计上之自由者，资本家与劳力者相互而保其自由也。而政治上之自由，复分为三：一曰平民对于贵族而保其自由，二曰国民全体对于政府而保其自由，三曰殖民地对于母国而保其自由是也。

自由之征诸实行者，不外是矣。

以此精神，其所造出之结果，厥有六端。（一）四民平等问题：凡一国之中，无论何人不许有特权（特别之权利与齐民异者），是平民对于贵族所争得之自由也。（二）参政权问题：凡生息于一国中者，苟及岁而即有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也。（三）属地自治问题：凡人民自殖于他土者，得任意自建政府，与其在本国时所享之权利相等，是殖民地对于母国所争得之自由也。

（四）信仰问题：人民欲信何教，悉由自择，政府不得以国教束缚干涉之，是教徒对于教会所争得之自由也。（五）民族建国问题：一国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许他国若他族握其主权，并不许干涉其毫末之内治，侵夺其尺寸之土地，是本国人对于外国所争得之自由也。（六）

工群问题（日本谓之劳动问题或社会问题）：凡劳力者自食其力，地主与资本家不得以奴隶畜之，是贫民对于素封者所争得之自由也。试通览近世三四百年之史记，其智者敝口舌于庙堂，其勇者涂肝脑于原野，前者仆，后者兴，屡败而不悔，弗获而不措者，其所争岂不以此数端耶？

其所得岂不在此数端耶？试一述其崖略：昔在希腊罗马之初政，凡百设施，谋及庶人。共和自治之制，发达盖古。然希腊纯然贵族政体，所谓公民者，不过国民中一小部分，而其余农、工、商及奴隶，非能一视也。

罗马所谓公民，不过其都会中之拉丁民族，而其攻取所得之属地也，非能一视也。

故政治上之自由，虽远滥觞于希腊，然贵族之对平民也，母国之对属地也，本国人之对外国也，地主之对劳力者，其种种侵夺自由之弊，亦自古然矣。及耶稣教兴，罗马帝国立，而宗教专制、政治专制乃大起。

中世之始，蛮族狸披，文化蹂躏，不待言矣。及其末也，则罗马皇帝与罗马教皇，分司全欧人民之躯壳灵魂两界，生息于肘下而不能自拔。

故中世史者，实泰西之黑暗时代也。及十四五世纪以来，马丁?路得兴，一抉旧教藩篱，思想自由之门开，而新天地始出现矣。尔后二三百年中，列国或内争，或外伐，原野餍肉，谿谷填血，天日惨淡，神鬼苍黄，皆为此一事而已。此为争宗教自由时代。及十七世纪，格林威尔起于英；十八世纪，华盛顿兴于美；未几而法国大革命起，狂风怒潮，震撼全欧，列国继之，灵［云］湅*水涌，遂使地中海以西，亘于太平洋东岸，无一不为立宪之国，加拿大、澳洲诸殖民地，无一不为自治之政，直至今日，而其机未止。此为争政治自由时代。自十六世纪，荷兰人求脱西班牙之轭，奋战四十余年，其后诸国踵兴，至十九世纪，而民族主义磅礴于大地。伊大利、匈加利之于奥大利，爱尔兰之于英伦，波兰之于俄、普、奥三国，巴干半岛诸国之于土耳其，以至丙今波亚之于英，菲律宾之于美，所以死亡相踵而不悔者，皆曰“非我种族不得有我主权”

而已。虽其所向之目的，或达或不达，而其精神一也。此为争民族自由时代。（民族自由与否，大半原于政治，故此二者其界限常相混。）前世纪（十九）以来，美国布禁奴之令，俄国废农傭之制，生计界大受影响，而廿卅年来，同盟罢工之事，所在纷起，工厂条例，陆续发布，自今以往，此问题遂将为全地球第一大案。此为争生计自由时代。凡此诸端，皆泰西四百年来改革进步之大端，而其所欲以去者，亦十之八九矣。

噫嘻，是遵何道哉？皆“不自由毋宁死”之一语，耸动之，鼓舞之，出诸壤而升诸霄，生其死而肉其骨也。於戏，璀璨哉自由之花！於戏，庄严哉自由之神！

今将近世史中争自由之大事，列一年表如下：一五三二年旧教徒与

新教徒结条约许信教自由——宗教上之自由一五二四年瑞士信新教诸市

府始联合行共和政——同一五三六年丁抹国会始定新教为国教——同一

五七○年法国内讧暂熄新教徒始自由——同一五九八年法国许新教徒以

参政权——同一六四八年荷兰与西班牙积四十年苦战始得自立——民族

上之自由亦因宗教一六一八年～一六四八年——西班牙、佛兰西、瑞典、

日耳曼、丁抹等国连兵不止，卒定新旧教同享平等权利——宗教上之自由一六四九年英民弑其王查理士第一，行共和政——政治上之自由一七

七六年北美合众国布告独立——同（殖民地之关系）一七八九年法国大

革命起——同（贵族平民之关系）一八二二年墨西哥独立——同（殖民

地之关系）一八一九至一八一三年南美洲诸国独立——同一八三二年英

国改正选举法——同一八三三年英国布禁奴令于殖民地——生计上之自

由一八四八年法国第二次革命——政治上之自由同年奥国维也纳革命—

—同同年匈加利始立新政府，次年奥匈开战——民族上之自由同年意大

利革命起——同同年日耳曼谋统一不成——同同年意大利、瑞士、丁抹、

荷兰发布宪法——政治上之自由一八六一年俄国解放隶农——生计上之

自由一八六三年希腊脱土耳其自立——民族上之自由同年波兰人拒俄乱

起——同同年美国因禁奴事南北相争——同一八六七年北德意志联邦成

——民族上与政治上之自由一八七○年法国第三次革命——政治上之自

由一八七一年意大利统一功成——民族上与政治上之自由一八七五至～

一八七八年——土耳其所属门的内哥、塞尔维亚、赫斯戈伟讷等国皆起

倡独立——民族上与宗教上之自由一八八一年俄皇亚历山大第二将布宪

法，旋为虚无党所弑——政治上之自由一八八二年美国大同盟罢工起，此后各国有之，岁岁不绝——生计上之自由一八八九年巴西独立，行共

和政——政治上之自由（殖民地之关系）一八九三年英国布爱尔兰自治

案——民族上之自由一八九九年菲立宾与美国战——同同年波亚与英国

战——同一九○一年澳洲自治联邦成——政治上之自由由此观之，数百年来世界之大事，何一非以“自由”二字为之原动力者耶？彼民之求此自由也，其时不同，其国不同，其所需之种类不同，故其所来者亦往往不同，要其用诸实事而非虚谈，施诸公敌而非私利一也。试以前所列之六大问题，覆按诸中国，其第一条四民平等问题，中国无有也，以吾自战国以来，即废世卿之制，而阶级陋习，早已消灭也。其第三条属地自治问题，中国无有也，以其无殖民地于境外也。

其第四条信仰问题，中国更无有也，以其无殖民地于境外也。

其第四条信仰问题，中国更无有也，以吾国非宗教国，数千年无教争也。其第六条工群问题，他日或有之，而今则尚无有也，以其生计界尚沈滞，而竞争不剧烈也。然则今日吾中国所最急者，唯第二之参政问题，与第四之民族建国问题而已。此二者事本同源，苟得其乙，则甲不求而自来；苟得其甲，则乙虽弗获犹无害也。若是夫吾侪之所谓自由，与其所以求自由之道，可以见矣。

自由之界说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夫既不许侵人自由，则其不自由亦甚矣。而顾谓此为自由之极则者何也？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斯二者盖有一定之比例，而分毫不容忒者焉。使其以个人之自由为自由也，则天下享自由之福者，宜莫今日之中国人若也。绅士武断于乡曲，受鱼肉者莫能抗也；驵商逋债而不偿，受欺骗者莫能责也。夫人人皆可以为绅士，人人皆可以为驵商，则人人之自由亦甚矣。

不宁惟是，首善之区，而男妇以官道为圊牏，何其自由也；市邑之间，而老稚以雅片为菽粟，何其自由也。若在文明国，轻则罚锾，重则输城旦矣。诸类此者，若悉数之，则更十仆而不能尽。由是言之，中国人自由乎，他国人自由乎？

顾识者楬橥自由之国，不于此而于彼者何也？野蛮自由，正文明自由之蟊贼也。文明自由者，自由于法律之下，其一举一动，如机器之节腠，其一进一退，如军队之步武。

自野蛮人视之，则以为天下之不自由，莫此甚也。夫其所以必若是者何也？天下未有内不自整，而能与外为竞者。外界之竞争无已时，则内界之所以团其竞争之具者亦无已时。

使滥用其自由，而侵他人之自由焉，而侵团体之自由焉，则其群固已不克自立，而将为他群之奴隶，夫复何自由之能几也？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服从者何？服法律也。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护我自由，而亦以钳束我自由者也。彼英人是已。天下民族中，最富于服从性质者莫如英人，其最享自由幸福者亦莫如英人。夫安知乎服从之即为自由母也。嗟夫！今世少年，莫不嚣嚣言自由矣，其言之者固自谓有文明思想矣，曾不审夫泰西之所谓自由者，在前此之诸大问题，无一役非为团体公益计，而决非一私人之放恣桀骜者所可托以藏身也。今不用之向上以求宪法，不用之排外以伸国权，而徒耳食一二学说之半面，取便私图，破坏公德，自返于野蛮之野蛮，有规语之者，犹敢 然抗说曰：“吾自由，吾自由。”吾甚惧乎“自由”二字，不徒为专制党之口实，而实为中国前途之公敌也！

“爱”主义者，天下之良主义也。有人于此，汲汲务爱已，而曰我实行爱主义可乎？

“利”主义者，天下之良主义也。有人于此，孳孳务利已，而曰我实行利主义可乎？

“乐”主义者，亦天下之良主义也，有人于此，媞媞务乐己，而曰我实行乐主义可乎？

故凡古贤今哲之标一宗旨以易天下者，皆非为一私人计也。身与群校，群大身小，诎身伸群，人治之大经也。

当其二者不兼之际，往往不爱已，不利已，不乐已，以达其爱群、利群、乐群之实者有焉矣。佛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佛之说法，岂非欲使众生脱离地狱者耶？

而其下手必自亲入地狱始。若是乎有志之士，其必悴其形焉，因衡其心焉，终身自栖息于不自由之天地，然后能举其所爱之群与国而自由之也明矣。今世之言自由者，不务所以进其群、其国于自由之道，而惟于薄物细故、日用饮食，龂龂然主张一已之自由，是何异箪豆见色，而曰我通功利派之哲学；饮博无赖，而曰我循快乐派之伦理也。《战国策》言：“有学儒三年，归而名其母者。”吾见夫误解自由之义者，有类于是焉矣。

然则自由之义，竟不可行于个人乎？曰：恶，是何言！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人不能离团体而自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有他团焉自外而侵之、压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何有也！譬之一身，任口之自由也，不择物而食焉，大病浸起，而口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任手之自由也，持梃而杀人焉，大罚浸至，而手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故夫一饮一食、一举一动，而皆若节制之师者，正百体所以各永保其自由之道也，此犹其与他人他体相交涉者。吾请更言一身自由之事。

一身自由云者，我之自由也。虽然，人莫不有两我焉：其一，与众生对待之我，昂昂七尺立人间者是也；其二，则与七尺对待之我，莹莹一点存于灵台者是也。（孟子曰：“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物者，我之对待也，上物指众生，下物指七尺即耳目之官，要之，皆物而非我也。我者何？心之官是已。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惟我为大，而两界之物皆小也。小不夺大，则自由之极轨焉矣。）是故人之奴隶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自奴隶于人，犹不足畏也，而莫惨于我奴隶于我。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

吾亦曰：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夫人强迫我以为奴隶者，吾不乐焉，可以一旦起而脱其绊也，十九世纪各国之民变是也。以身奴隶于人者，他人或触于慈祥焉，或迫于正义焉，犹可以出我水火而苏之也，美国之放黑奴是也。独至心中之奴隶，其成立也，非由他力之所得加；其解脱也，亦非由他力之所得助。如蚕在茧，著著自缚；如膏在釜，日日自煎。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

吾请言心奴隶之种类，而次论所以除之之道。

一曰，勿为古人之奴隶也。古圣贤也，古豪杰也，皆尝有大功德于一群，我辈爱而敬之宜也。虽然，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彼古人之所以能为圣贤、为豪杰者，岂不以其能自有我乎哉？使不尔者，则有先圣无后圣，有一杰无再杰矣。臂诸孔子诵法尧舜，我辈诵法孔子，曾亦思孔子所以能为孔子，彼盖有立于尧舜之外者也。使孔子而为尧舜之奴隶，则百世后必无复有孔子者存也。闻者骇吾言乎？盍思乎世运者进而愈上，人智者浚而愈莹，虽有大哲，亦不过说法以匡一时之弊，规当世之利，而决不足以范围千百万年以后之人也。泰西之有景教也，其在中古，尝不为一世文明之中心点，逮夫末流，束缚驰骤不胜其敝矣。非有路得、倍根、笛卡儿、康德、达尔文、弥勒、赫胥黎诸贤，起而附益之、匡救之，夫彼中安得有今日也！中国不然，于古人之言论行事，非惟辨难之辞不敢出于口，抑且怀疑之念不敢萌于心。夫心固我有也，听一言，受一义，而曰我思之我思之，若者我信之，若者我疑之，夫岂有刑戮之在其后也。然而举世之人，莫敢出此。吾无以譬之，譬之义和团。义和团法师之被发、仗剑、踽步、念念有词也，听者苟一用其思索焉，则其中自必有可疑者存，而信之者竟遍数省，是必其有所慑焉，而不敢涉他想者矣；否则有所假焉，自欺欺人以逞其狐威者矣。要之。为奴隶于义和团一也。

吾为此譬，非敢以古人比义和团也，要之，四书六经之义理，其非一一可以适于今日之用，则虽临我以刀锯鼎镬，吾犹敢断言而不惮也。

而世之委身以嫁古人，为之荐枕庶而奉箕帚者，吾不知其与彼义和团之信徒果何择也。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其于古人也，吾时而师之，时而友之，时而敌之，无容心焉，以公理为衡而已。自由何如也！

二曰，勿为世俗之奴隶也。甚矣人性之弱也！“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幅帛。”古人夫既谣之矣。然曰乡愚无知，犹可言也，至所谓士群子者，殆又甚焉。

当晚明时，举国言心学，全学界皆野狐矣；当乾嘉间，举国言考证，全学界皆蠹鱼类。然曰岁月渐迁，犹可言也，至如近数年来，丁戊之间，举国慕西学若膻，已庚之间，举国避西若厉，今则厉又为膻矣。夫同一人也，同一学也，而数年间可以变异若此，无他，俯仰随人，不自由耳。

吾见有为猴戏者，跳焉则群猴跳，掷焉则群猴掷，舞焉则群猴舞，笑焉则群猴笑，哄焉则群猴阋，怒焉则群猴骂。谚曰：“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悲哉！人秉天地清淑之气以生，所以异于群动者安在乎？胡自污蔑以与猴犬为伦也！夫能铸造新时代者上也，即不能而不为旧时代所吞噬所汩［汩］沈，抑其次也，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丈夫之事也。自由何如也！

三曰，勿为境遇之奴隶也。人以一身立于物竞界，凡境遇之围绕吾旁者，皆日夜与吾相为斗而未尝息者也。故战境遇而胜之者则立，不战而为境遇所压者则亡。若是者，亦名曰天行之奴隶。天行之虐，逞于一群者有然，逞于一人者亦有然。谋国者而安于境遇也，则美利坚可无独立之战，匈加利可无自治之师，日耳曼、意大利可以长此华离破碎为虎狼奥之附庸也。使谋身者而安于境遇也，则贱族之的士礼立，（英前宰相，与格兰期顿齐名者，本犹太人。犹太人在英视为最贱之族。）何敢望挫俄之伟勋；蛋儿之林肯（前美国大统领，渔人子也，少极贫）何敢企放奴之大业；而西乡隆盛当以患难易节；玛志尼当以窜谪灰心也。吾见今日所谓识时之彦者，开口辄曰：阳九之厄，劫灰之运，天亡中国，无可如何。若所以自处者，非贫贱而移，则富贵而淫，其最上者遇威武而亦屈也。一事之挫跌，一时之潦倒，而前此权奇磊落、不可一世之概，销磨尽矣。咄，此区区者果何物，而顾使之操纵我心如转蓬战？善夫，《墨子．非命》之言也，曰：“执有命者，是覆天下之义，而说百姓之谇也。”天下善言命者，莫中国人若，而一国之人，奄奄待死矣。有力不庸，而惟命是从，然则人也者，亦天行之刍狗而已，自动之机器而已，曾无一毫自主之权，可以达已之所志，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

英儒赫胥黎曰：“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不可也，固将沈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强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所遇不善，亦无慬焉。”陆象山曰：“利害毁誉，称讥苦乐，名曰八风。八风不动，入三摩地。”邵尧夫之诗曰：“卷舒一代兴亡手，出入千重云水身。”吵兹境遇，曾不足以损豪杰之一脚指，而岂将入其笼也。自由何如也！

四曰，勿为情欲之奴隶也。人之丧其心也，岂由他人哉？

孟子曰：“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夫诚可以已，而能已之者百无一焉，甚矣情欲之毒人深也。古人有言：心为形役。

形而为役，犹可愈也；心而为役，将奈之何？心役于他，犹可拔也；心役于形，将奈之何？形无一日而不与心为缘，则将终其生趄瑟缩于六根六尘之下，而自由权之萌蘖俱断矣。吾常见有少年岳岳荦荦之士，志愿才气，皆可以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乃阅数年而馁焉，更阅数年而益馁焉。无他，凡有过人之才者，必有过人之欲；有过人之才，有过人之欲，而无过人之道德心以自主之，则其才正为其欲之奴隶，曾几何时，而销磨尽矣。故夫泰西近数百年，其演出惊天动地之大事业者，往往在有宗教思想之人。夫迷信于宗教而为之奴隶，固非足贵，然其借此以克制情欲，使吾心不为顽躯浊壳之所困，然后有以独往独来，其得力固不可诬也。日本维新之役，其倡之成之者，非有得于王学，即有得于禅宗。

其在中国近世，勋名赫赫在人耳目者，莫如曾文正，试一读其全集，观其困知勉行厉、志克已之功何如？天下固未有无所养而能定大艰成大业者。不然，日日恣言曰吾自由吾自由，而实为五贼（佛典亦以五贼名五官。）所驱遣，劳苦奔走以借之兵而赍其粮耳，吾不知所谓自由者何在也？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己者，对于众生称为己，亦即对于本心而称为物者也。所克者已，而克之者又一己，以己克己，谓之自胜，自胜之谓强。自胜源，强焉，其自由何如也！

吁，自由之义，泰西古今哲人，著书数十万言剖析之，犹不能尽也。

浅学如余，而欲以区区片言单语发明之，乌知其可？虽然，精义大理，当世学者，既略有述焉。吾故就团体自由、个人自由两义，刺取其浅近直捷者，演之以献于我学界。世有爱自由者乎，其慎角毒自由以毒天下也！

论进步

（一名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1902年6月20日、7月5日）

泰西某说部载有西人初航中国者，闻罗盘针之术之传自中国也，又闻中国二千年前即有之也，默忖此物入泰西，不过数纪，而改良如彼其屡，效用如彼其广，则夫母国数千年之所增长，当更何若？登岸后不遑他事，先入市购一具，乃问其所谓最新式者，则与历史读本中载十二世纪时亚刺伯人传来之罗盘图，无累黍之异，其人乃废然而返云。

此虽讽刺之寓言，实则描写中国群治濡滞之状，谈言微中矣。

吾昔读黄公度《日本国志》，好之，以为据此可以尽知东瀛新国之情状矣，入都见日使矢野龙谿，偶论及之，龙谿曰：“是无异据《明史》以言今日中国之时局也。”余怫然，叩其说，龙谿曰：“黄书成于明治十四年，我国自维新以来，每十年间之进步，虽前此百年不如也，然则二十年前之书，非《明史》之类而何。”吾当时犹疑其言，东游以来，证以所见，良信。斯密亚丹《原富》称“元代时有意大利人玛可波罗游支那，归而著书，述其国情，以较今人游记，殆无少异。”吾以为岂惟玛氏之作，即《史记》、《汉书》二千年旧藉，其所记载，与今日相去能几何哉？夫同在东亚之地，同为黄族之民，而何以一进一不进，霄壤若此？

中国人动言郅治之世在古昔，而近世则为浇末，为叔季，此其义与泰西哲学家进化之论最相反。虽然，非谰言也，中国之现状实然也。试观战国时代，学术蠭起，或明哲理，或阐技术，而后此则无有也；两汉时代，治具粲然，宰相有责任，地方有乡官，而后此则无有也；自馀百端，类此者不可枚举。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譬之流水，性必就下，譬之抛物，势必向心，苟非有他人焉从而博之，有他物焉从而吸之，则未有易其故常者。然则吾中国之反于彼进化之大例，而演出此凝滞之现象者，殆必有故，求得其故而讨论焉，发明焉，则知病而药于是乎在矣。

论者必曰“由于保守性质之太强也。是固然也，虽然，吾中国人保守性质何以独强，是亦一未解决之问题也。且英国人以善保守闻于天下，而万国进步之速，殆莫英若，又安见夫保守之必为群害也。吾思之，吾重思之，其原因之由于天然者有二，由于人事者有三：一曰大一统而竞争绝也：竞争为进化之母，此义殆既成铁案矣。泰西当希腊列国之时，政学皆称极盛；洎罗马分裂，散为诸国，复成近世之治，以迄于今，皆竞争之明效也。夫列国并立，不竞争则无以自存。其所竞者，非徒在国家也，而兼在个人。非徒在强力也，而尤在德智。分途并趋，人自为战，而进化遂沛然莫之能御。故夫一国有新式枪炮出，则他国弃其旧者恐后焉，非是不足以操胜于疆场也；一厂有新式机器出，则他厂亦弃其旧者恐后焉，非是不足以求赢于阛阓也。惟其然也，故不徒耻下人，而常求上人，昨日乙优于甲，今日丙驾于乙，明日甲还胜丙，互相傲，互相妒，互相师，如赛马然，如斗走然，如竞漕然，有横于前，则后焉者自不敢不勉，有蹑于后，则前焉者亦不敢即安，此实进步之原动力所由生也。

中国惟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分立之运最久，而群治之进，实以彼时为极点；自秦以后，一统局成，而为退化之状者，千余年于今矣。岂有他哉？

竞争力销乏使然也。

二曰环蛮族而交通难也：凡一社会与他社会相接触，则必产出新现象，而文明遂进一步，上古之希腊殖民，近世之十字军东征，皆其成例也。然则统一非必为进步之障也，使统一之于内，而交通之于外，则其飞跃或有更速者也。中国环列皆小蛮夷，其文明程度，无一不下我数等，一与相遇，如汤沃雪，纵横四顾，常觉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概，始而自信，继而自大，终而自画。至于自画，而进步之途绝矣。不宁惟是，所谓诸蛮族者，常以其牛羊之力，水草之性，来破坏我文明，于是所以抵抗之者，莫急于保守我所固有，中原文献，汉官威仪，实我黄族数千年来战胜群裔之精神也。夫外之既无可师法以为损益之资，内之复不可不兢兢保持以为自守工具，则其长此终古也亦宜。

以上由于天然者。

三曰言文分而人智局也：文字为发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繁简难易，常与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为比例差。列国文字，皆起于衍形，及其进也，则变而衍声。夫人类之语言递相差异，经千数百年后而必大远于其朔者，势使然也。故衍声之国，言文常可以相合，衍形之国，言文必日以相离，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故数千年前一乡、一国之文字，必不能举数千年后万流汇沓群族纷拏时代之名物意境而尽载之，尽描之，此无可如何者也。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言文分，则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达，故虽有方新之机，亦不得不窒。其为害一也。言文合，则但能通今文者，已可得普通之智识，其古文之学，如泰西之希腊罗马文字。待诸专门名家者之讨求而已，故能操语者即能读书，而人生必需之常识，可以普及。言文分，则非多读古书通古义，不足以语于学问，故近数百年来学者，往往瘁毕生精力于《说文》、《尔雅》之学，无余裕以从事于实用，夫亦有不得不然者也。其为害二也。且言文合而主衍声者，识其二三十之字母，通其连缀之法则，望文而可得其音，闻音而可解其义。言文分而主衍形者，则《苍颉篇》三千字，斯为字母者三千，《说文》九千字，斯为字母者九千，《康熙字典》四万字，斯为字母者四万，夫学二三十之字母与学三千、九千、四万之字母，其难易相去何如？故泰西、日本妇孺可以操笔札，车夫可以读新闻。而吾中国或有就学十年，而冬烘之头脑如故也。其为害三也。夫群治之进，非一人所能为也，相摩而迁善，相引而弥长，得一二之特识者，不如得百千万亿之常识者，其力逾大而效逾彰也。我国民既不得不疲精力以学难学之文字，学成者固不及什一，即成矣，而犹于当世应用之新事物新学理，多所隔阂，此性灵之濬发所以不锐，而思想之传播所以独迟也。

四曰专制久而民性漓也：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贼之者，始焉窒其生机，继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几乎息矣。故当野蛮时代，团体未固，人智未完，有一二豪杰起而代其责，任其劳，群之利也。过是以往，久假不归，则利岂足以偿其弊哉？

譬之一家一廛之中，家长之待其子弟，廛主之待其伴佣，皆各还其权利而不相侵，自能各勉其义务而不相佚，如是而不浡焉以兴，吾未之闻也；不然者，役之如奴隶，防之如盗贼，则彼亦以奴隶盗贼自居，有可以自逸可以自利者，虽牺牲其家其廛之公益以为之，所不辞也，如是而不萎焉以衰，吾未之闻也。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善夫立宪国之政党政治也，彼其党人，固非必皆秉公心禀公德也，固未尝不自为私名私利计也。虽然，专制国之求势利者，则媚于一人，立宪国之求势利者，则媚于庶人。

媚一也，而民益之进不进，于此判焉。政党之治，凡国必有两党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在野党欲倾在朝党而代之也，于是自布其政策，以掊击在朝党之政策，曰使吾党得政，则吾所施设者如是如是，某事为民除公害，某事为民增公益。民悦之也，而得占多数于议院，而果与前此之在朝党易位，则不得不实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副民望而保大权，而群治进一级焉矣。前此之在朝党，既幡而在野，欲恢复其已失之权力也，又不得不勤察民隐，悉心布画，求更新更美之政策而布之曰：彼党之所谓除公害增公益者，犹未尽也。使吾党而再为之，则将如是如是，然后国家之前途愈益向上。民悦之也，而复占多数于议院，复与代兴之在朝党易位，而亦不得不实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副民望而保大权，而群治又进一级焉矣。如是相竞相轧，相增相长，以至无穷，其竞愈烈者，则其进愈速，欧美各国政治迁移之大势，大率由此也。是故无论其为公也，即为私焉，而其有造于国民固已大矣。若夫专制之国，虽有一二圣君贤相，徇公废私，为国民全体谋利益，而一国之大，鞭长难及，其泽之真能遍逮者，固已希矣。就令能之，而所谓圣君贤相者，旷百世不一遇，而桓、灵、京、桧，项背相望于历史，故中国常语称一治一乱，又曰治日少而乱日多，岂无萌蘖，其奈此连番之狂风横雨何哉？进也以寸，而退也以尺，进也以一，而退也以十，所以历千百年而每下愈况也。

五曰学说隘而思想窒也：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也。中国惟战国时代，九流杂兴，道术最广，自有史以来，黄族之名誉，未有盛于彼时者也。秦、汉而还，孔教统一。夫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自汉武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尔后束缚驰骤，日甚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销沈极矣。叙欧洲史者，莫不以中世史为黑暗时代。夫中世史则罗马教权最盛之时也，举全欧人民，其躯壳界，则糜烂于专制君主之暴威，其灵魂界则匍伏于专制教主之缚轭，故非惟不进，而以较希腊、罗马之盛时，已一落千丈强矣。

今试读吾中国秦汉以后之历史，其视欧洲中世史何如？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恶痛绝夫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国民也。

以上由于人事者。

夫天然之障，非人力所能为也，而世界风潮之所簸荡所冲激，已能使吾国一变其数千年来之旧状。进步乎！进步乎！

当在今日矣！虽然，所变者外界也，非内界也。内界不变，虽日烘动之鞭策之于外，其进无由。天下事无无果之因，亦无无因之果，我辈积数千年之恶因，以受恶果于今日，有志世道者，其勿遽责后此之果，而先改良今日之因而已。

新民子曰：吾不欲复作门面语，吾请以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国民。其例维何？曰破坏而已。

不祥哉！破坏之事也！不仁哉！破坏之言也！古今万国之仁人志士，苟非有所万不得已，岂其好为俶诡凉薄，愤世嫉俗，快一时之意气，以事此事而言此言哉？盖当夫破坏之运之相迫也，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既终不可免，早一日则受一日之福，迟一日则重一日之害，早破坏者，其所破坏不可以较少，而所保全者自多；迟破坏者，其所破坏得不益甚，而所保全者弥寡。用人力以破坏者，为有意识之破坏，则随破坏随建设，一度破坏，而可以永绝第二次破坏之根，故将来之乐利，可以偿目前之苦痛而有余；听自然而破坏者，为无意识之破坏，则有破坏无建设，一度破坏之不已而至于再，再度不已而至于三，如是者可以历数百年千年，而国与民交受其病，至于鱼烂而自亡。

呜呼！痛矣哉破坏！呜呼！难矣哉不破坏！

闻者疑吾言乎？吾请与读中外之历史。中古以前之世界，一脓血世界也。英国号称近世文明先进国，自一千六百六十年以后，至今二百余年无破坏。其所以然者，实自长期国会之一度六破坏来也；使其惮破坏，则安知乎后此之英国，不为十八世纪末之法兰西也。美国自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以后，至今五十余年无破坏，其所以然者，实自抗英独立、放奴战争之两度大破坏来也；使其惮破坏，则安知乎后此之美国，不为今日之秘鲁、智利、委内瑞辣、亚尔然丁也。欧洲大陆列国，自一千八百七十年以后，至今三十余年无破坏，其所以然者，实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绵亘七八十年空前绝后之大破坏来也；使其惮破坏，则安知乎今日之日耳曼、意大利不为波兰，今日之匈牙利及巴干半岛诸国不为印度，今日之奥大利不为埃及，今日之法兰西不为畴昔之罗马也。日本自明治元年以后，至今三十余年无破坏，其所以然者，实自勤王讨幕、废藩置县之一度大破坏来也；使其惮破坏，则安知乎今日之日本，不为朝鲜也。夫吾所谓二百年来、五十年来、三十年来无破坏云者，不过断自今日言之耳。其实则此诸国者，自今以往，虽数百年千年无破坏，吾所敢断言也。

何也？凡破坏必有破坏之根原。孟德斯鸠曰：“专制之国，其君相动曰辑和万民，实则国中常隐然含有扰乱之种子，是苟安也之一度大破坏，取此种子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而勿使能殖也。故夫诸国者，自今以往，苟其有金革流血之事，则亦惟以国权之故，构兵于域外，容或有之耳，若夫国内相阋糜烂鼎沸之惨剧，吾敢决其永绝而与天地长久也。今我国所号称识时俊杰，莫不艳羡乎彼诸国者，其群治之光华美满也如彼，其人民之和亲康乐也如彼，其政府之安富尊荣也如彼，而乌知乎皆由前此之仁人志士，挥破坏之泪，绞破坏之脑，敞破坏之舌，秃破坏之笔，沥破坏之血，填破坏之尸，以易之者也。呜呼！快矣哉破坏！呜呼！仁矣哉破坏！

此犹仅就政治一端言之耳，实则人群中一切事事物物，大而宗数、学术、思想、人心、风俗，小而文艺、技术、名物，何一不经过破坏之阶级以上于进步之途也？故路得破坏旧宗教而新宗教乃兴，倍根、笛卡儿破坏旧哲学而新哲学乃兴，斯密破坏旧生计学而新生计学乃兴，卢梭破坏旧政治学而新政治学乃兴，孟德斯鸠破坏旧法律学而新法律学乃兴，歌白尼破坏旧历学而新历学乃兴，推诸凡百诸学，莫不皆然。而路得、倍根、笛卡儿、斯密、卢梭、孟德斯鸠、歌白尼之后，复有破坏路得、倍根、笛卡儿、斯密、卢梭、孟德斯鸠、歌白尼者，其破坏者，复有踵起而破坏之者，随破坏，随建设，甲乙相引，而进化之运，乃递衍于无穷。凡以铁以血而行破坏者，破坏一次，则伤元气一次，故真能破坏者，则一度之后，不复再见矣。以脑以舌而行破坏者，虽屡摧弃旧观，只受其利，而不蒙其害，故破坏之事无穷，进步之事亦无穷。又如机器兴而手民之利益不得不破坏，轮舶兴而帆樯之利益不得不破坏，铁路电车兴而车马之利益不得不破坏，公司兴而小资本家之利益不得不破坏，“托辣士特”（Trust）兴而寻常小公司之利益不得不破坏。当其过渡迭代之顷，非不酿妇叹童号之惨，极棼乱杌陧之观也；及建设之新局既定，食其利者乃在国家，乃在天下，乃在百年，而前此蒙破坏之损害者，亦往往于直接间接上得意外之新益。善夫！西人之恒言曰：“求文明者，非徒须偿其价值而已，而又须忍其苦痛。”夫全国国民之生计，为根本上不轻摇动者，而当夫破坏之运之相代乎前也，犹且不能恤小害以掷大利，而况于害有百而利无一者耶？故夫欧洲各国自宗教改革后，而教会教士之利益被破坏也；自民立议会后，而暴君豪族之利益被破坏也；英国改正选举法，千八百三十二年。而旧选举区之特别利益被破坏也；美国布禁奴令，千八百六十五年。而南部素封家之利益被破坏也。此与吾中国之废八股，而八股家之利益破坏；革胥吏，而胥吏之利益破坏；改官制，而宦场之利益破坏，其事正相等。彼其所谓利者，乃偏毗于最少数人之私利，而实则陷溺大多数人之公敌也。

谚有之：“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于此而犹曰不破坏不破坏，吾谓其无人心矣。夫中国今日之事，何一非蠹大多数人而陷溺之者耶？而八股、胥吏、官制其小焉者也。

欲行远者不可不弃其故步，欲登高者不可不离其初级，若终日沾滞呆立于一地，而徒望远而歆，仰高而羡，吾知其终无济也。若此者，其在毫无阻力之时，毫无阻力之地，而进步之公例固既当如是矣，若夫有阻之者，则凿榛莽以辟之，烈山泽而焚之，固非得已。苟不尔，则虽欲进而无其路也。谚曰：“螫蛇在手，壮士断腕。”此语至矣！不观乎善医者乎？肠胃症结，非投以剧烈吐泻之剂，而决不能治也；疮痈肿毒，非施以割剖洗涤之功，而决不能疗也，若是者，所谓破坏也。苟其惮之，而日日进参苓以谋滋补，涂珠珀以求消毒，病未有不日增而月剧者也。

夫其所以不敢下吐泻者，虑其耗亏耳，所以不敢施割剖者，畏其苦痛耳，而岂知不吐泻而后此之耗亏将益多，不割剖而后此之苦痛将益剧，循是以往，非至死亡不止，夫孰与忍片刻而保百年，苦一部而养全体也。且等是耗亏也，等是苦痛也，早治一日，则其创夷必较轻，缓治一日，则其创夷必较重，此又理之至浅而易见者也。而谋国者乃昧焉，此吾之所不解也。大抵今日谈维新者有两种：其下焉者，则拾牙慧蒙虎皮，借此以为阶进之路，西学一八股也，洋务一苞苴也，游历一幕夜也，若是者固不足道矣；其上焉者，则固尝悴其容焉，焦其心焉，规规然思所以长国家而兴乐利者，至叩其术，最初则外交也，练兵也，购械也，制器也，稍进焉则商务也，开矿也，铁路也，进而至于最近，则练将也，警察也，教育也，此荦荦诸大端者，是非当今文明国所最要不可缺之事耶？虽然，枝枝节节而行焉，步步趋趋而摹仿焉，其遂可以进于文明乎？其遂可以置国家于不败之地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披绮罗于嫫母，只增其丑；施金鞍于驽骀，只重其负；刻山龙于朽木，只驱其腐；筑高楼于松壤，只速其倾，未有能济者也。今勿一一具论，请专言教育。夫一国之有公共教育也，所以养成将来之国民也。而今之言教育者何如？各省纷纷设学堂矣，而学堂之总办提调，大率皆最工于钻营奔竞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学堂之教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窃甲第武断乡曲之巨绅也；其学生之往就学也，亦不过曰此时世妆耳，此终南径耳，与其从事于闭房退院之诗云子曰，何如从事于当时得令之ABCD，考选入校，则张红然爆以示宠荣，吾粤近考取大学堂学生者皆如是。资派游学，则苞苴请托以求中选。若此者，皆今日教育事业开宗明义第一章，而将来为一国教育之源泉者也。试问循此以往，其所养成之人物，可以成一国国民之资格乎？可以任为将来一国之主人翁乎？可以立于今日民族主义竞争之潮涡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不能，则有教育如无教育，而于中国前途何救也？请更征诸商务。生计界之竞争，是今日地球上一最大问题也，各国所以亡我者在此，我国之所以争自存者亦当在此。商务之当整顿，夫人而知矣。虽然振兴商务，不可不保护本国工商业之权利。欲保护权利，不可不颁定商法。仅一商法不足以独立也，则不可不颁定各种法律以相辅。有法而不行，与无法等，则不可不定司法官之权限。立法而不善，弊更甚于无法，则不可不定立法权之所属。坏法者而无所惩，法旋立而旋废，则不可不定司法官之责任。推其极也，非制宪法，开议会，立责任政府，而商务终不可得兴。今之言商务者，漫然曰吾兴之吾兴之而已，吾不知其所以兴之者持何术也？夫就一二端言之，既已如是矣，推诸凡百，莫不皆然，吾故有以知今日所谓新法者之必无效也。何也？不破坏之建设，未有能建设者也。夫今之朝野上下，所以汲汲然崇拜新法者，岂不以非如是则国将危亡乎哉？而新法之无救于危亡也若此，有国家之责任者当何择矣。

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而其所以达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无血之破坏者，如日本之类是也；有血之破坏者，如法国之类是也。

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得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绖而哀之。虽然，哀则哀矣，然欲使吾于此二者之外，而别求一可以救国之途，吾苦无以为对也。呜呼！吾中国而果能行第一义也，则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则吾所谓第二义者遂终不可免。呜呼！吾又安忍言哉！呜呼！吾又安忍不言哉！

吾读宗教改革之历史，见夫二百年干戈云扰，全欧无宁宇，吾未尝不頞蹙。吾读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历史，见夫杀人如麻，一日死者以十数万计，吾未尝不股栗。虽然，吾思之，吾重思之，国中如无破坏之种子，则亦已耳，苟其有之，夫安可得避。中国数千年以来历史，以天然之破坏相终始者也。远者勿具论，请言百年以来之事：乾隆中叶，山东有所谓教匪者王伦之徒起，三十九年平；同时有甘肃马明心之乱，据河州、兰州，四十六年平；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诸将出征，皆不有功，历二年（五十二年），有福康安、海兰察督师乃平。而安南之役又起，五十三年乃平。廓尔喀又内犯，五十九年乃平。而五十八年，诏天下大索白莲教首领不获，官吏以搜捕教匪为名，恣行暴虐，乱机满天下。

五十九年，贵州苗族之乱遂作。嘉庆元年，白莲教遂大起于湖北，蔓延河南、四川、陕西、甘肃，而四川之徐天德、王三槐等，又各拥众数万起事，至七年乃平。

八年，浙江海盗蔡牵又起，九年，与粤之朱濆合，十三年乃平。十四年，粤子郑乙又起，十五年乃平。同年，天理教徒李文成又起，十八年乃平。不数年，而回部之乱又起，凡历十余年，至道光十一年乃平。

同时湖南之赵金龙又起，十二年平。天下凋敝之既极，始稍苏息，而鸦片战役又起矣。道光十九年，英舰始入广东；二十年，旋逼乍浦，犯宁波；二十一年，取舟山、厦门、定海、宁波、乍浦，遂攻吴淞，下镇江；二十二年，结南京条约乃平。

而两广之伏莽，已遍地出没无宁岁。至咸丰元年，洪、杨遂乘之而起，蹂躏天下之半。而咸丰七年，复有英人入广东掳总督之事，九年复有英、法联军犯北京之事。而洪氏据金陵凡十二年，至同治二年始平。

而捻党犹逼京畿，危在一发，七年始平。而回部、苗疆之乱犹未已，复血刃者数载，及其全平，已光绪三年矣。自同治九年天津教案起，尔后民教之哄，连绵不绝。光绪八年，遂有法国安南之役，十一年始平。二十年，日本战役起，二十一年始平。二十四年，广西李立亭、四川余蛮子起，二十五年始平。同年山东义和团起，蔓延直隶，几至亡国，为十一国所挟，二十七年始平。今者二十八年之过去者，不过一百五十日耳，而广宗、钜鹿之难，以袁军全力，历两月乃始平之；广西之难，至今犹蔓延三省，未知所届；而四川又见告矣。由此言之，此百余年间，我十八行省之公地，何处非以血为染，我四百余兆之同胞，何日非以肉为糜，前此既有然，而况乎继此以往，其剧烈将仟伯而未有艾也。昔人云：“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吾亦欲曰：一破坏之不忍，而终古以破坏乎？

我国民试矫首一望，见夫欧、美、日本之以破坏治破坏，而永绝内乱之萌蘖也，不识亦曾有动于其心而为临渊之羡焉否也？

且夫惧破坏者，抑岂不以爱惜民命哉？姑无论天然无意识之破坏，如前所历举内乱诸祸，必非煦煦孑孑之所能弭也，即使弭矣，而以今日之国体，今日之政治，今日之官吏，其以直接间接杀人者，每岁之数，又岂让法国大革命时代哉？十年前山西一旱，而死者百余万矣；郑州一决，而死者十余万矣；冬春之交，北地之民，死于冻馁者，每岁以十万计；近十年来，广东人死于疫疠者，每岁以数十万计；而死于盗贼与迫于饥寒自为盗贼而死者，举国之大，每岁亦何啻十万。夫此等虽大半关于天灾乎？然人之乐有群也，乐有政府也，岂不欲以人治胜天行哉？有政府而不能为民捍灾患，然则何取此政府为也？天灾之事关系政府责任，余别有论。呜呼！中国人之为戮民久矣，天戮之，人戮之，暴君戮之，汙吏戮之，异族戮之，其所以戮之之具，则饥戮之，寒戮之，天戮之，疠戮之，刑狱戮之，窃贼戮之，干戈戮之。文明国中有一人横死者，无论为冤惨为当罪，而死者之名，必出现于新闻纸中三数次乃至百数十次，所谓贵人道重民命者，不当如是耶？若中国则何有焉？草薙耳，禽狝耳。

虽日死千人焉，万人焉，其谁知之？其谁殣之？

亦幸而此传种学最精之国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其林林总总者如故也，使稍矜贵者，吾恐周余孑遗之诗，早实见于今日矣。然此犹在无外竞之时代为然耳。自今以往，十数国之饥鹰饿虎，张牙舞爪，呐喊蹴踏，以人我闼而择我肉，数年数十年后，能使我如埃及然，将口中未下咽之饭，挖而献之，犹不足以偿债主；能使我如印度然，日日行三跪九叩首礼于他族之膝下，乃仅得半腹之饱。不知爱惜民命者，何以待之？何以救之？

我国民一念及此，当能信吾所谓“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者之非过言矣，而二者吉凶去从之间，我国民其何择焉！其何择焉！昔日本维新主动力之第一人曰吉田松阴者，尝语其徒曰，“今之号称正义人，观望持重者，比比皆是，是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后徐图占地布石之为愈乎？”日本之所以有今日，皆恃此精神也，皆遵此方略也。吉田松阴，日本长门藩士，以抗幕府被逮死。维新元勋山县、伊藤、井上等，皆其门下士也。今日中国之弊，视四十年前之日本又数倍焉，而国中号称有志之士，舍松阴所谓最大下策者，无敢思之，无敢道之，无敢行之，吾又乌知其前途所终极也。

虽然，破坏亦岂易言哉？玛志尼曰：“破坏也者，为建设而破坏，非为破坏而破坏。使为破坏而破坏者，则何取乎破坏，且亦将井破坏之业而不能就也。”

吾请更下一解曰：“非有不忍破坏之仁贤者，不可以言破坏之言；非有能回破坏之手段者，不可以事破坏之事。而不然者，率其牢骚不平之气，小有才而未闻道，取天下之事事物物，不论精粗美恶，欲一举而碎之灭之，以供其快心一笑之具，寻至自起楼而自烧弃，自莳花而自斩刈，嚣嚣然号于众曰，吾能割舍也，吾能决断也，若是者直人妖耳。故夫破坏者，仁人君子不得已之所为也。孔明挥泪于街亭，子胥泣血于关塞，彼岂忍死其友而遗其父哉？
《梁启超文集》 下

论私德（节录）

（1903年10月4日、11月2日）

吾自去年著《新民说》，其胸中所怀抱欲发表者，条目不下数十，而以《公德篇》托始焉。论德而别举其公焉者，非谓私德之可以已。谓夫私德者，当久已为尽人所能解悟能践履，抑且先圣昔贤，言之既已圆满纤悉，而无待末学小子之哓哓词费也。乃近年以来，举国嚣嚣靡靡，所谓利国进群之事业，一二未睹，而末流所趋，反贻顽钝者以口实，而曰新理想之贼人子而毒天下。噫，余又可以无言乎！作《论私德》。

一私德与公德之关系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斯宾塞之言曰：“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群者谓之拓都，一者谓之么匿。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为之，么匿之所本无者，不能从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按：以上见候官严氏所译《群学肆言》。其云拓都者，东译所称团体也：云么匿者，东译所称个人也。）谅哉言乎，夫所谓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群聚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故一私人而无所私有之德性，则群此百千万亿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其理至易明也。盲者不能以视于众而忽明，聋者不能以听于众而忽聪，怯者不能以战于众而忽勇，故我对于我而不信，而欲其信于待人，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交涉而不忠，而欲其忠于团体，无有是处，此其理又至易明也。

若是乎今之学者，日言公德，而公德之效弗睹者，亦曰国民之私德，有大缺点云尔。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

且公德与私德，岂尝有一界线焉，区划之为异物哉！德之所由起，起于人与人之有交涉。（使如《鲁敏逊漂流记》所称，以孑身独立于荒岛，则无所谓德，亦无所谓不德。）而对于少数之交涉，与对于多数之交涉，对于私人之交涉，与对于公人之交涉，其客体虽异，其主体则同。

故无论泰东、泰西之所谓道德，皆谓其有赞于公安公益者云尔；其所谓不德，皆谓其有戕于公安公益者云尔。公云私云，不过假立之一名词，以为体验践履之法门。就泛义言之，则德一而已，无所谓公私；就析义言之，则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

二私德堕落之原因私德之堕落，至今日之中国而极。其所以致此之原因，甚复杂不得悉数，当推论其大者得五端：（一）由于专制政体之陶铸也。孟德斯鸠曰：“凡专制之国，间或有贤明之主，而臣民之有德者则甚希。试征诸历史，乃君主之国，其号称大臣近臣者，大率毕庸劣卑屈嫉妒阴险之人，此古今东西之所同也。不宁惟是，苟在上者多行不义，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贵族专尚诈虞，而平民独崇廉耻，则下民将益为官长所欺诈所鱼肉矣。故专制之国。

无论上下贵贱，一皆以变诈倾巧相遇，盖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矣。

若是乎专制政体之下，固无所用其德义，昭昭明甚也。”夫既竞天择之公例，惟适者乃能生存。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两种性质之人，即其在社会上占最优胜之位置者也；而其稍缺乏者，则以劣败而澌灭，不复能传其种于来裔者也。是故先天之遗传，盘踞于社会中，而为其公共性，种子相熏，日盛一日，虽有豪杰，几难自拔，盖此之由。不宁惟是，彼跼蹐于专制之下，而全躯希宠以自满足者，不必道，即有一二达识热诚之士，苟欲攘臂为生民请命，则时或不得不用诡秘之道，时或不得不为偏激之行。夫其人而果至诚也，犹可以不因此而磷缁也，然习用之，则德性之漓，固已多矣。若根性稍薄弱者，几何不随流而沈汨也。夫所谓达识热诚欲为生民请命者，岂非一国中不可多得之彦哉！使其在自由国，则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慈善家，以纯全之德性，温和之手段，以利其群者也。而今乃迫之使不得不出于此途，而因是堕落者十八九焉。嘻，是殆不足尽以为斯人咎也！

（二）由于近代霸者之摧锄也。夫其所受于数千年之遗传者既如此矣，而此数千年间，亦时有小小之污隆升降，则帝者主持而左右之，最有力焉。西哲之言曰：“专制之国，君主万能。”非虚言也。顾亭林之论世风，谓东汉最美，炎宋次之，而归功于光武、明、章，艺祖、真、仁。（《日知录》卷十三云：“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天下。

光武有鉴于此，乃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士，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

风雨如晦，鸡鸡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又云：“《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称范种淹、欧阳修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且从而论之曰：“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此其言虽于民德污隆之总因，或有所未尽乎，然不得不谓为重要关系之一端矣。尝次考三千年来风俗之差异，三代以前，邈矣弗可深考，春秋时犹有先王遗民，自战国涉秦以逮西汉，而懿俗顿改者，集权专制之趋势，时主所以刍狗其民者，别有术也。战国虽混浊，而犹有任侠尚气之风。及汉初而摧抑豪强，朱家、郭解之流，渐为时俗所姗笑，故新莽之世，献符阉媚者遍天下，则高、惠、文、景之播其种也。至东汉而一进，则亭林所论，深明其故矣。及魏武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于是权诈迭进，奸伪萌生，（建安甘二年八月下令：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光武、明、章之泽，扫地殆尽，每下愈况，至五季而极，千年间民俗之靡靡，亦由君主之淫乱有以扬其波也。及宋乃一进。艺祖以检点作天子，颇用专制力，挫名节以自固。（君臣坐而论道之制，至宋始废。盖范质辈与艺祖并仕周，位在艺祖上：及人宋为宰相而远嫌自下也。）而真、仁守文，颇知大体，提倡士气。宋俗之美，其大原因固不在君主，而君主亦与有力焉。胡元之篡，衣冠涂炭，纯以游牧水草之性驰骤吾民，故九十年间，暗无天日。

及明而一进。明之进也，则非君主之力也。明太祖以刻鸷之性，摧锄民气，戮辱臣僚，其定律至立不为君用之条，令士民毋得以名节自保，以此等专制力所挫抑，宜其恶果更烈于西汉，而东林复社，舍命不渝，鼎革以后，忠义相属者，则其原因别有在也（详下节）。下逮本朝，顺、康间首开博学鸿词以絷遗逸，乃为《贰臣传》以辱之。晚明士气，斫丧渐尽，及夫雍、乾，主权者以悍鸷阴险之奇才，行操纵驯扰之妙术，摭拾文字小故以兴冤狱，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耻，（乾隆六十年中大学士尚侍供奉，诸大员无一人不曾遭黜辱者。）又大为《四库提要》、《通鉴辑览》等书，排斥道学，贬绝节义，自魏武以后，未有敢明目张胆变乱黑白如斯其甚者也。然彼犹直师商、韩六蝨之教，而人人皆得喻其非，此乃阴托儒术刍狗之言，而一代从而迷其信。呜呼！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百余年前所播之恶果，今正荣滋稔熟，而我民族方刈之，其秽德之夐千古而绝五洲，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三）由于屡次战败之挫沮也。国家之战乱，与民族之品性最有关系，而因其战乱之性质异，则其结果亦异。今先示其类别如下：内乱者，最不祥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当内乱时，其民必生六种恶性：一曰侥幸性。才智之徒，不务利群，而惟思用险鸷之心术，攫机会以自快一时位。

二曰残忍性。草薙禽狝之既久，司空见惯，而曾不足以动其心也。

三曰倾轧性。彼此相阅，各欲得而甘心，杯酒戈矛，顷刻倚伏也。此三者桀黠之民所含有性也。四曰狡伪性，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非营三窟，不能自全也。五曰凉薄性。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于至亲者尚不暇爱，而遑能爱人，故仁质研丧澌灭以至于尽也。六曰苟且性。

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暮不保朝，假日偷乐，人人自危，无复远计，驯至与野蛮人之不知将来者无以异也。此三者柔良之民所含有性也。当内乱后，其民亦生两种恶性：一曰恐怖性。痛定思痛，梦魂犹噩，胆汁已破，勇气全销也。二曰浮动性。久失其业，无所依归，秩序全破，难复故常也。故夫内乱者，最不祥物也。

以法国大革命，为有史以来惊天动地之一大事业，而其结果乃至使全国之民，互相剚刃于其腹，其影响乃使数十年以后之国民，失其常度。

史家波留谓法国至今不能成完全之民政，实由革命之役，斫丧元气太过，殆非虚言也。

内乱之影响，则不论胜败。何也？胜败皆在本族也，故恢复平和之后，无论为新政府、旧政府，其乱后民德之差异，惟视其所以劳来还定、补救陶治者何如。而暂乱偶乱者，影响希而补救易；久乱频乱者，影响大而补救难。此其大较也。

若夫对外之战争则异是。其为主动以伐人者，则运有全在军队，而境内安堵焉，惟发扬其尚武之魂，彭舞其自尊之念。故西哲曰：战争者，国民教育之一条件也，是可喜而非可悲者也。其为被动而伐于人者，其影响虽与内乱绝相类，而可以变侥幸性为功名心，变残忍性为敌忾心，变倾轧性而为自觉心，乃至变狡伪性而为谋敌心，变凉薄性而为敢死心，变苟且性而为自保心。何也？内乱则已无所逃于国中，而惟冀乱后之还定；外争则决生死于一发，而怵于后时之无可回复也。

故有利用敌国外患以为国家之福者，虽可悲而非其至也。外争而自为征服者，则多战一次，民德可高一级。德人经奥大利之役，而爱国心有加焉，经法兰西之役，而爱国心益有加焉。日本人于朝鲜之役、中国之役亦然。皆其例也。若夫战败而为被征服者，则其国民固有之性，可以骤变忽落而无复痕迹。夫以斯巴达强武之精神照耀史乘，而何以屈服于波斯之后，竟永为他族藩属，而所谓军国民之纪念，竟可不复睹也。

波兰当十八世纪前，泱泱几霸全欧，何以一经瓜分后，而无复种民固有之特性也。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今则过于其市，顺民旗飘飐焉。

问昔时屠狗者，阒如矣，何也？自五胡、元魏、安史、契丹、女直、蒙古、满洲以来，经数百年六七度之征服，而本能湮没尽矣。

夫在专制政体之下，既已以卑屈诈伪两者为全身进取之不二法门矣，而况乎专制者之复非我族类也。故夫内乱与被征服二者，有一于此，其国民之人格，皆可以日趋卑下，而中国乃积数千年内乱之惯局，以脓血充塞历史，日伐于人而未尝一伐人，屡被征服而不克一自征服，此累变累下种种遗传之恶性，既已弥漫于社会，而今日者又适承洪杨十余年惊天动地大内乱之后，而自欧势东渐以来，彼征服者又自有其征服者，且匪一而五六焉，日瞬耽于我前，国民之失其人性，殆有由矣。

（四）由于生计憔悴之逼迫也。管子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孟子曰：“民无恒产，斯无恒心，既无恒心，放僻邪侈，救死不赡，奚暇礼义！”呜呼，岂不然哉，岂不然哉！并世之中，其人格最完善之国民，首推英美，交则日耳曼，之三国者，皆在全球生计界中，占最高之位置者也。西班牙、葡萄牙人，在数百年前，深有强武活泼、沈毅严整之气度，今则一一相反，皆由生计之日蹙为之也。其最劣下者，若泰东之朝鲜人、安南人，则生计最穷迫不堪之民也。俄罗斯政府，以鹰瞵虎视之势，震慑五陆，而其人民称罪恶之府，黑暗无复天日，（日本人有《露西亚亡国论》，穷形尽相。）亦生计沈窘之影响也。彼虚无党以积年游说煽动之力，而不能得多数之同情，乃不得已而出于孤往凶险之手段，亦为此问题所困也。日本政术，几匹欧美，而社会道德，百不逮一，亦由其富力之进步，与政治之进步不相应也。夫世无论何代，地无论何国，固莫不有其少数畸异绝俗之士，既非专制魔力所能束缚，亦非恒产困乏所能销磨。虽然，不可以律众人也。多数之人民必其于仰事俯蓄之外，而稍有所余裕，乃能自重而惜名誉，泛爱而好慈善，其脑筋有余力以从事于学问，以养其稍高尚之理想；其日力有余暇以计及于身外，以发其顾团体之精神。而不然者，朝饔甫毕，而忧夕飧，秋风未来，而泣无褐，虽有仁质，岂能自冻馁以念众生；虽有远虑，岂能舍现在以谋将来？西人群学家言，谓文明人与野蛮人之别，在公共思想之有无，与未来观念之丰缺。而此两者所以差异之由，则生计之舒蹙，其尤著者也。

故贪鄙之性，褊狭之性，凉薄之性，虚伪之性，诌阿之性，暴弃之性，偷苟之性，强半皆由生计憔悴造之。生计之关系于民德，如是其切密也。

我国民数千年来，困于徭役，困于灾疠，困于兵燹，其得安其居乐其业者，既已间代不一觏；所谓虚伪、褊狭、贪鄙、凉薄、诌阿、暴弃、偷苟之恶德，既已经数十世纪，受之于祖若宗社会之教育；降及现世，国之母财，岁不增殖，而宫廷土木之费，官吏苞苴之费，恒数倍于政府之岁入，国民富力之统计，每人平均额不过七角一分有奇，（据日本横山雅男氏之统计调查，日币七十钱有奇。）而外债所负，已将十万万两（利息在外），以至有限之物力，而率变为不可复之母财，若之何民之可以聊其生也！而况乎世界生计竞争之风潮席卷而来，而今乃始发轫也。民国之腐败堕落，每下愈况，呜呼，吾未知其所终极矣！

（五）由于学术匡救之无力也。彼四端者，养成国民大多数恶德之源泉也。然自古移风易俗之事，其目的虽在多数人，其主动恒在少数人，若缺于彼而有以补于此，则虽敝而犹未至其极也。东汉节义之盛，光武、明、章之功，虽十之三，而儒学之效，实十之七也。唐之与宋，其专制之能力相若，其君主之贤否亦不甚相远，而士俗判若天渊者，唐儒以词章浮薄相尚，宋儒以道学廉节为坊也。魏晋六朝之腐败原因，虽甚杂复，而老庄清谈宗派，半尸其咎也。明祖刻薄寡恩，挫抑廉隅，达于极点，而晚明士气，冠前古者，王学之功，不在禹下也。然则近今二百年来民德污下之大原，从可睹矣。康熙博学鸿词诸贤，率以耆宿为海内宗仰，而皆自污贬。兹役以后，百年来支配人心之王学，扫荡靡存，船山、梨洲、夏峰、二曲之徒，抱绝学，老岩穴，统遂斩矣。而李光地、汤斌，乃以朱学闻。以李之忘亲背交，职为奸谀，（李给郑成功以覆明祀，前人无讥，全谢山始河之。）汤之柔媚取容，欺罔流俗，（汤斌虽贵，而食不御炙鸡，帷帐不过枲絅，尝奏对出，语人曰：生平未尝作如此欺人语。

后为圣祖所觉，盖公孙弘之流也。）而以为一代开国之大儒，配食素王，未流所鼓铸，岂待问矣。后此则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方苞、徐乾学辈，以媕婀夸毗之学术，文致期奸，其人格殆犹在元许衡、吴澄之下，所谓《国朝宋学渊源记》者，殆尽于是矣。

而乾嘉以降，阎、王、段、戴之流，乃标所谓汉学者以相夸尚，排斥宋明，不遗余力。

夫宋明之学，曷尝无缺点之可指摘，顾吾独不许卤莽灭裂之汉学家容其喙也。彼汉学则何所谓学？昔乾隆间内廷演剧，剧曲之大部分，则诲乱也，诲淫也，皆以触忌讳，被呵谴，不敢进，乃专演神怪幽灵、牛鬼蛇神之事，既借消遣，亦无愆尤。吾见夫本朝二百年来学者之所学，皆牛鬼蛇神类耳，而其用心亦正与彼相等。盖王学之激扬蹈厉，时主所最恶也，乃改而就朱学，朱学之严正忠实，犹非时主之所甚喜也，乃更改而就汉学。

若汉学者，则立于人间社会以外，而与二千年前地下之僵石为伍，虽著述累百卷，而决无一伤时之语；虽辩论千万言，而皆非出本心之谈。

藏身之固，莫此为妙。才智之士，既得此以为阿世盗名之一秘钥，于是名节闲检，荡然无所复顾。故宋学之敝，犹有伪善者流；汉学之敝，则并其伪者而亦无之。何也？彼见夫盛名鼎鼎之先辈，明目张胆以为乡党自好者所不为之事，而其受社会之崇拜、享学界之尸祝自若也，则更何必自苦以强为禹行舜趋之容也。昔王鸣盛（著《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等书，汉学家之钜子也）尝语人曰：“吾贪脏之恶名，不过五十年；吾著书之盛名，可以五百年。”此二语者，直代表全部汉学家之用心矣。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汉学家者率天下而心死者也。此等谬种，与八股同毒，盘踞于二百余年学界之中心，直至甲午、乙未以后，而其气焰始衰，而此不痛不痒之世界，既已造成，而今正食其报，耗矣哀哉。！

五年以来，海外之新思想，随列强侵略之势力以入中国，始为一二人倡之，继焉千百人和之。彼其倡之者，固非必尽蔑旧学也，以旧学之简单而不适应于时势也，而思所以补助之，且广陈众义，促思想自由之发达，以求学者之自择。而不意此久经腐败之社会，遂非文明学说所遽能移植。于是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斯宾塞有言：“衰世虽有更张，弊泯于此者，必发于彼；害消于甲者，将长于乙。

合通群而核之，弊政害端，常自若也。是故民质不结，祸害可以易端，而无由禁绝。”

呜呼！吾观近年来新学说之影响于我青年界者，吾不得不服斯氏实际经验之言，而益为我国民增无穷之沉痛也。夫岂不拔十得一，能食新思想者之利者，而所以偿其弊殆仅矣。

《记》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与学礼。”又曰：“橘在江南为橘，过江北则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进俗之学说，一入中国，遂被其伟大之同化力汩没而去也。要而论之，魏晋间清谈乾嘉间之考据，与夫现今学子口头之自由、平等、权利、破坏，其挟持绝异，其性质则同。而今之受痼愈深者，则以最新最有力之学理，缘附其所近受远受之恶性恶习，拥护而灌溉之，故有清二百年间民德之变迁，在朱学时代，有伪善者，犹知行恶之为可耻也；在汉学时代，并伪焉者而无之，则以行恶为无可耻也。及今不救，恐后此欧学时代，必将有以行恶为荣者，今已萌芽于一小部分之青年矣。夫至以行恶为荣，则洪水猛兽，足喻斯惨耶？君子念此，肤粟股栗矣。

中国历代民德升降表（略）

中国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附）

国势君主战争学术生计民德

春秋

列国并

立， 贵

族专

制。

权不甚

重，影响颇少。

虽多而

不甚

烈。

各宗派虽萌牙而

未甚发达，多承先王遗风。

交通初开，

竞争不甚

剧。

醇朴忠实。

战国

列国并

立， 集

权专制

渐巩

大率以尚

武精神、

外交手段

两者，奖甚烈。

自由思想大发达，

儒、墨、道、法、

纵横诸派互角，纵横家最握实权。

商业渐兴，兼并大起，

因苛税及

兵乱，民困

其长在任侠

尚气，其短在

睠佼诈伪、破

坏秩序。

固。厉臣下。殊甚。

秦

中央集

权， 专

制力甚

强。

以塞民

智、挫民

气为主。

继续。

屏弃群学，稍任法家。

大窘。卑屈浮动。

西汉同。

高祖承用

秦法，专挫任侠，

刻薄寡

恩。

少。儒老并行。

文、景间家

给人足武、

昭以后稍

困。

卑屈甚于秦

时。

东汉同。

光武、明、

章，奖厉名节。

少。

儒学最盛时代，收孔教之良果。

复苏。

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

三国

本族分

裂。

魏武提倡

恶风，吴、

蜀亦奖厉

权术。

烈。缺乏。颇艰。污下。

唐

本族恢

复中央

集权，

旋复分

裂。

骄汰。

上半期

平和，

下半期

大乱。

儒者于词章外无

所事，佛学稍发达。

上半期颇

苏，下半期大困。

上半期柔靡

卑屈，下半期混浊。

五季

不成

国。

无主。

战败于

外族。

无。民不聊生。最下。

宋

主权微

弱， 外

族频

侵。

真、仁爱

民崇礼。

战败于

外族。

道学发达最盛，

朱、陆为其中心

点。

稍苏。

尚节义而稍

文弱。

元

外族主

权， 专

制力甚

强。

以游牧性

蹴踏本

族。

本族全

败， 战

争与国

民无

与。

摭朱学末流，而精神不存。

困。

卑屈，寡廉耻。

明

本族恢

复， 专

制力甚

强。

太祖残忍

刻薄，挫抑民气。

战胜

后， 平

和时代

稍长。

王学太兴，思想高尚。

稍苏。

发扬尚名节，几比东汉。

清

外族同

化主

权， 专

制力甚

强。

雍正、乾

隆谿以刻

阴险威群

下。

战败

后， 平

和时代

稍长。

士以考据、词章自

遁，不是知学，其黠者，以腐败矫伪之朱学文其奸。

颇苏。

庸懦，卑怯，狡诈。

现今

文明

［明］

四十年

来，主权

内乱未

已， 外旧学澌灭，新学未成，青黄不接，谬漏巵既甚，

而世界生

混浊达于极

点，诸恶俱

之外族

侵入，

主权无

存。

者以压制

敷衍为

事，近而益甚。

患又

作， 数

败之

后， 四

海骚

然。

想重迭。计竞争风潮侵来，全国憔悴。

备。

三私德之必要私德者，人人之粮，而不可须臾离者也。虽然，吾之论著，以语诸大多数不读书不识字之人，莫予喻也；即以语诸少数读旧书识旧字之人，亦莫予闻也。于是吾忠告之所得及，不得不限于少数国民中之最少数者。顾吾信夫此最少数者，其将来势力所磅礴，足以左右彼大多数者而有余也。吾为此喜，吾为此惧，吾不能已于言。

今日踸踔俊发有骨鲠有血性之士，其所最目眩而心醉者，非破坏主义耶？破坏之必能地于今之中国与否，为别问题，姑勿具论。而今之走于极端者，一若惟建设为需道德，而破坏则无需道德，鄙人窃以为误矣。

古今建设之伟业，固莫不含有破坏之性质；古今破坏之伟人，亦靡不饶有建设之精神。实则破坏与建设，相倚而不可离，而其所需之能力，二者亦正相等。苟有所缺，则靡特建设不可得期，即破坏亦不可得望也。

今之言破坏者，动引生计学上分劳之例，谓吾以眇眇之躬，终不能取天下事而悉任之，吾毋宁应于时势而专任破坏焉，既破坏以后，则建设之责，以俟君子，无待吾过虑也。此其心岂不廓然而大公也耶？顾吾以为不惟于破坏后当有建设，即破坏前亦当有建设。苟不尔者，则虽日言破坏，而破坏之目的终不得达。何也？群学公例，必内固者乃能外竞，一社会之与他社会竞也，一国民之与他国民竞也，苟其本社会本国之机体未立、之营卫未完，则一与敌遇而必败，或未与敌遇而先自败。而破坏主义之性质，则以本社会本国新造力薄之少数者，而悍然与彼久据力厚之多数者为难也。故不患敌之强，而惟患我之弱。我之所恃以克敌者何在？在能团结一坚固有力之机体而已。然在一社会、一国家，承累年积世之遗传习惯，其机体由天然发达，故成之尚易。在一党派则反是，前者无所凭借，并世无所利用，其机体全由人为发达，故成之最难。所谓破坏前之建设者，建设此而已。

苟欲得之，舍道德奚以哉！

今之言破坏者，动曰一切破坏。此讏言也。吾辈曷为言破坏？曰：去其病吾社会者云尔。如曰一切破坏也，是将并社会而亦破坏之也。譬诸身然，沈疴在躬，固不得不施药石，若无论其受病不受病之部位，而一切针炙之、攻泄之，刚直自杀而已。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坏者，其目的非在破坏社会，而不知“一切破坏”之言，既习于口而印于脑，则道德之制裁，已无可复施，而社会必至于灭亡。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坏者，实鉴于今日之全社会，几无一部分而无病态也，愤慨之极，必欲翻根柢而改造之。

斯固然也。然疗病者无论下若何猛剂，必须恃有所谓“元神真火”

者，以为驱病之原，苟不尔者，则一病未去，他病复来，而后病必更难治于前病。故一切破坏之言，流弊千百，而收效卒不得一也。何也？苟有破坏者有不破坏者，则其应破坏之部分，尚可食破坏之利，苟一切破坏，则不惟将来宜成立者不能成立，即目前宜破坏者亦卒不得破坏，此吾所敢断言也。吾畴昔以为中国之旧道德，恐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也，而渴望发明一新道德以补助之（参观第五节《论公德》篇），由今以思，此直理想之言，而决非今日可以见诸实际者也。夫言群治者，必曰德、曰智、曰力，然智与力之成就甚易，惟德最难。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国民，必非徒以区区泰西之学说所能为力也，即尽读梭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智儿之书，谓其有“新道德学”也则可，谓其有“新道德”也则不可。

何也？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苟欲言道德也，则其本原出于良心之自由，无古无今无中无外，无不同一，是无有新旧之可云也。苟欲行道德也，则因于社会性质之不同，而各有所受，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随此冥然之躯壳，以遗传于我躬，斯乃一社会之所以为养也。一旦突然欲以他社会之所养者养我，谈何容易耶？窃尝举泰西道德之原质而析分之，则见其得自宗教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法律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社会名誉之制裁者若干焉。而此三者，在今日之中国能有之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不能而犹云欲以新道德易国民，是所谓磨砖为镜、炊沙求饭也。吾固知言德育者，终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相补助，虽然，此必俟诸国民教育大兴之后，而断非一朝一夕所能获，而在今日青黄不接之顷，则虽日日闻人说食，而已终不能饱也。况今者无所挟持以为过渡，则国民教育一语，亦不过托诸空言，而实行之日，终不可期，是新道德之输入，因此遂绝望也。然则今日所恃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道德与伦理异，道德可以包伦理，伦理不可以尽道德。伦理者或因于时势而稍变其解释，道德则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也。如要君之为有罪，多妻之非不德，此伦理之不宜于今者也：若夫忠之德，爱之德，则通古今中西而为一者也。诸如此类，不可枚举。故谓中国言伦理有缺点则可，谓中国言道德有缺点则不可。）而“一切破坏”之论兴，势必将并取旧道德而亦摧弃之。呜呼，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而为戎。

毋曰“吾姑言之以快一时”云尔。汝之言而无力耶，则多言奚为；汝之言而有力耶，遂将以毒天下。吾愿有言责者一深长思也。

读者其毋曰：今日救国之不暇，而哓哓然谈性说理何为也。诸君而非自认救国之责任也，则四万万人之腐败，固已久矣，而岂争区区少数之诸君。惟中国前途，悬于诸君，故诸君之重视道德与蔑视道德，乃国之存亡所由系也。今即以破坏事业论，诸君亦知二百年前英国革命之豪杰为何如人乎？

彼克林威尔实最纯洁之清教徒也。亦知百年前美国革命之豪杰为何如人乎？彼华盛顿所率者皆最质直善良之市民也。亦知三十年前日本革命之豪杰为何如人乎？彼吉田松阴、西乡南洲辈，皆朱学、王学之大儒也。故非有大不忍人之心者，不可以言破坏；非有高尚纯洁之性者，不可以言破坏。虽然，若此者，言之甚易，行之实难矣。吾知其难而日孜孜焉，兢业以自持，困勉以自勖，以忠信相见，而责善于友朋，庶几有济。若乃并其所挟持以为破坏之具者而亦破坏之，吾不能为破坏之前途贺也。吾见世之论者，以革命热之太盛，乃至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为有为而发之言也。

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造其因时甚痛快，茹其果时有不胜其苦辛者矣。夫张献忠更不足道矣，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标旗帜，有合于民族主义也，而相与颂扬之。究竟洪秀全果为民族主义而动否，虽论者亦不敢为作保证人也。王莽何尝不称伊、周，曹丕何尝不法禹、舜，亦视其人何如耳？大抵论人者必于其心术之微。其人而小人也，不能以其与吾宗旨偶同也，而谓之君子。如韩侂胄之主伐金论，我辈所最赞者，然赞其论不能赞其人也。其人而君子也，不能以其与吾宗旨偶牾也，而竟斥为小人。王猛之辅苻秦，我辈所最鄙者，然鄙其事不能抹煞其人也。

尚论者如略心术而以为无关重轻也，夫亦谁能尼之，但使其言而见重于社会也，吾不知于社会全体之心术，所影响何如耳。不宁惟是而已，夫鼓吹革命，非欲以救国耶？人之欲救国，谁不如我，而国终非以此“瞎闹派”之革命所可得救，非惟不救，而又以速其亡。此不可不平心静气而深察也。论者之意，必又将曰：非有瞎闹派开其先，则实力派不能收其成。此论之是否，属于别问题，兹不深辩。今但问论者之意，欲自为瞎闹派，且使听受吾言者悉为瞎闹派乎？恐君虽欲自眨损，而君之地位固有所不能也，即使能源，而举国中能瞎闹之人正多，现在未来瞎闹之举动亦自不少，而岂待君之入其间而添一蛇足也，而更何待君之从旁劝驾也。况君之言，皆与彼无瞎闹之资格者语，而其有瞎闹之资格者，又非君之笔墨势力范围所能及也。然则吾侪今日，亦务为真救国之事业，且养成可以真救国之人才而已。

诚如是也，则吾以为此等利口快心之言，可以已矣。昔曹操下教，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彼其意，岂不亦曰吾以救一时云尔。

而不知疾风所播，遂使典午以降，廉耻道丧，五胡迭侵，元魏凭陵，黄帝子孙势力之坠地，即自兹始。

此中消息，殆如铜山西崩，洛钟东应，感召之机，铢黍靡忒。

呜呼，可不深惧耶！可不深惧耶！其父攫金，其子必将杀人，高C城C中高髻，四方必高一尺。今以一国最少数之先觉，号称为得风气之先者，后进英豪，具尔瞻焉，苟所以为提倡者一误其途，吾恐功之万不足以偿其罪也。古哲不云乎：“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今日稍有知识稍有血性之士，对于政府而有一重大敌，对于列强而复有一重大敌，其所以兢兢业业蓄养势力者宜何如？实力安在？吾以为学识之开通、运动之预备，皆其余事，而惟道德为之师。无道德观念以相处，则两人且不能为群，而更何事之可图也。

自起楼而自摧烧之，自莳种而自践踏之，以云能破坏则诚有矣，独惜其所破坏者，终在我而不在敌也。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

曰：“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夫以英、美、日本之豪杰证之则如彼，以吾祖国之豪杰证之则如此，认救国之责任者，其可以得师矣。

吾谓破坏家所破坏者，往往在我而不在敌，闻者或不慊焉。盖倡破坏者，自其始断未有立意欲自破坏焉者也，然其势之所趋多若是。此不徒在异党派有然也，即同党派亦然。此其何故欤？窃尝论之。共学之与共事，其道每相反，此有志合群者所不可不兢兢也。当其共学也，境遇同，志趣同，思想同，言论同，耦俱无猜，谓相将携手以易天下。

及一旦出而共事，则各人有各人之性质，各人有各人之地位，一到实际交涉，则意见必不能尽同，手段必不能尽同。始而相规，继而相争，继而相怨，终而相仇者，往往然矣。

此实中西历史上所常见，而豪杰所不免也。谚亦有之：“相见好，同住难。”

在家庭、父子、兄弟、夫妇之间，尚且有然，而朋友又其尤甚者也。

于斯时也，惟彼此道德之感情深者，可以有责善而无分离，观曾文正与王璞山、李次青二人交涉之历史，可以知其故矣。读者犹疑吾言乎，请悬之以待足下实际任事之日，必有不胜其感慨者。夫今之志士，必非可以个个分离孤立，而能救此濒危之国，明也。其必协同运动，组成一分业精密、团结巩固之机体，庶几有济。吾思之，吾重思之，此机体之所以成立，舍道德之感情，将奚以哉！将奚以哉！

且任事者，最易漓汨C汩C人之德性，而破坏之事，又其尤甚者也。

当今日人心腐败达于极点之时，机变之巧，迭出相尝，太行孟门，岂云巉绝。曾文正与其弟书云：“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倒把自家学坏了。”以文正之贤，犹且不免，而他更何论也。故在学堂里讲道德尚易，在世途上讲道德最难。若夫持破坏主义者，则更时时有大敌临于其前，一举手，一投足，动须以军略出之，而所谓军略者，又非如两国之交绥云也。在敌则挟其无穷之威力以相临，在我则偷期密约，此迁彼就，非极机巧，势不能不归于劣败之数，故破坏家之地位之性质，尝与道德最不能相容者也。是以躬亲其役者，在初时或本为一极朴实极光明之人，而因其所处之地位、所习之性质，不知不觉，而渐与之俱化，不一二年，而变为一刻薄寡恩、机械百出之人者有焉矣，此实最可畏之试验场也。然语其究竟，则凡走入刻薄机诈一路者，固又断未有能成一事者也。此非吾摭拾《宋元学案》上理窟之空谈，实则于事故上证以所见者所历者，而信其结果之必如是也。夫任事者修养道德之难既若彼，而任事必须道德之急又若此，然则当兹冲者，可不栗栗耶，可不孳孳耶！《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息息自克，犹惧未能挽救于万一，稍一自放，稍一自文，有一落千丈而已。

问者曰：今日国中种种老朽社会，其道德上之黑暗，不可思议，今子之所论，反乃偏责备于新学之青年，新学青年，虽或间有不德，不犹愈于彼等乎？答之曰：不然。彼等者，无可望无可责者也，且又非吾笔墨之势力范围所能及也。中国已亡于彼等之手，而惟冀新学之青年，致死而之生之，若青年稍不慎，而至与彼等同科焉，则中国遂不可救也。

此则吾哓音瘏口之微意也。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1902年2月8日）

亘万古，袤九垓，自天地初辟以迄今日，凡我人类所牺息之世界，于其中而求一势力之最广被而最经久者，何物乎？

将以威力乎？亚历山大之狮吼于西方，成吉思汗之龙腾于东土，吾未见其流风余烈，至今有存焉者也。将以权术乎？梅特涅执牛耳于奥大利，拿破仑第三弄政柄于法兰西，当其盛也，炙手可势，威震环瀛，一败之后，其政策亦随身名而灭矣。然则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

今且勿论远者，请以近世史中文明进化之迹，略举而证明之。凡稍治史学者，度无不知近世文明先导之两原因，即十字军之东征与希腊古学复兴是也。夫十字军之东征也，前后凡七役，亘二百年，（起一千0九十六年，迄一千二百七十年。）卒无成功。乃其所获者不在此而在彼。

以此役之故，而欧人得与他种民族相接近，传习其学艺，增长其智识，盖数学、天文学、理化学、动物学、医学、地理学等，皆至是而始成立焉；而拉丁文学、宗教裁判等，亦因之而起。此其远因也。中世末叶，罗马教皇之权日盛，哲学区域，为安士林（Anselm，罗马教之神甫也。）

派所垄断，及十字军罢役以后，西欧与希腊、亚刺伯诸邦，来往日便，乃大从事于希腊语言文字之学，不用翻译，而能读亚里士多德诸贤之书，思想大开，一时学者不复为宗教迷信所束缚，卒有路得新教之起，全欧精神，为之一变。此其近因也。其间因求得印书之法，而文明普遍之途开；求得航海之法，而世界环游之业成。凡我等今日所衣所食、所用所乘、所闻所见，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学术来者耶？此犹曰其普通者，请举一二人之力左右世界者，而条论之。

一曰歌白尼（Copernicus，生于一四七三年，卒于一五四三年。）

之天文学。泰西上古天文家言，亦如中国古代，谓天圆地方，天动地静。

罗马教会，主持是论，有倡异说者，辄以非圣无法罪之。当时哥仑布虽寻得美洲，然不知其为西半球，谓不过亚细亚东岸之一海岛而已。及歌白尼地圆之学说出，然后玛志仑（Magellan，以一五一九年始航太平洋一周。）始寻得太平洋航海线，而新世界始开。今日之有亚美利加合众国，灿然为世界文明第一，而骎骎握全地球之霸权者，歌白尼之为之也。

不宁惟是，天文学之既兴也，从前宗教家种种凭空构造之谬论，不复足以欺天下，而种种格致实学从此而生。

虽谓天文学为宗教改革之强援，为诸种格致学之鼻祖，非过言也。

哥白尼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二曰倍根、笛卡儿之哲学。中世以前之学者，惟尚空论，呶呶然争宗派，争名目，口崇希腊古贤，实则重诬之，其心思为种旧习所缚，而曾不克自拔。及倍根出，专倡格物之说，谓言理必当验事物而有征者，乃始信之。及笛卡儿出，又倡穷理之说，谓论学必当反诸吾心而自信者，乃始从之。此二派行，将数千年来学界之奴性，犁庭扫穴，靡有孑遗，全欧思想之自由，骤以发达，日光日大，而遂有今日之盛。故哲学家恒言，二贤者，近世史之母也。倍根、笛卡儿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三曰孟德斯鸠（Montesquien，法国人，生于一六八九年，卒于一七五五年。）之著《万法精理》。十八世纪以前，政法学之基础甚薄，一任之于君相之手，听其自腐败自发达。及孟德斯鸠出，始分别三种政体，论其得失，使人知所趣问。又发明立法、行法、司法三权鼎立之说，后此各国，靡然从之，政界一新，渐进以迄今日。又极论听讼之制，谓当废拷讯，设陪审，欧美法廷C庭C，遂为一变。又谓贩卖奴隶之业，大悖人道，攻之不遗余力，实为后世美、英、俄诸国放奴善政之嚆矢。其他所发之论，为法兰西及欧洲诸国所采用，遂进文明者，不一而足。孟德斯鸠实政法学天使也。其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四曰卢梭（Rousseau，法国人，生于一七一二年，卒于一七七八年。）

之倡天赋人权。欧洲古来，有阶级制度之习，一切政权、教权，皆为贵族所握，平民则视若奴隶焉。

及卢梭出，以为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权，即生而当享自由之福，此天之所以与我，无贵贱一也，于是著《民约论》（SocialContact，）大倡此义。谓国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群结约，以众力而自保其生命财产者也，各从其意之自由，自定约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领及各种官吏，不过众人之奴仆，而受托以治事者耳。自此说一行，欧洲学界，如旱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十余年，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自兹以往，欧洲列国之革命，纷纷继起，卒成今日之民权世界。《民约论》者，法国大革命之原动之也；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卢梭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五曰富兰克今（Franklin，美国人，生于一七0六年，卒于一七九0年。）之电学，瓦特（Watt，英人，生于一七三六年，卒于一八一九年。）

之汽机学。十九世纪所以异于前世纪者何也？十九世纪有缩地之方，前人以马力行，每日不能过百英里者，今则四千英里之程，行于海者十三日而可达，行于陆者三日而可达矣，则轮船铁路之为之也。昔日制帽、制靴、纺纱、织布等之工，以若干时而能制成一枚者，今则同此时刻，能制至万枚以上矣。伦敦一报馆一年所用之纸，视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四百年间所用者，有加多焉，则制造机器之为之也。美国大统领下一教书，仅一时许，而可以传达于支那，上午在印度买货，下午可以在伦敦银行支银，则电报之为之也。凡此数者，能使全世界之政治、商务、军事，乃至学问、道德，全然一新其面目。而造此世界者，乃在一煮沸水之瓦特（瓦特因沸水而悟汽机之理。）与一放纸鸢之富兰克令（富氏尝放纸鸢以验电学之理）。二贤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六曰亚丹?斯密（AdamSmith，英国人，生于一七二三年，卒于一七九0年。）之理财学。泰西论者，每谓理财学之诞生日何日乎？即一千五百七十六年是也。何以故？ 盖以亚丹斯密氏之《原富》（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此书侯官严氏译），出版于是年也。此书之出，不徒学问界为之变动而已，其及于人群之交际，及于国家之政治者，不一而足。而一八四六年以后，英国决行自由贸易政策（FreeTrade），尽免关锐，以致今日商务之繁盛者，斯密氏《原富》之论为之地。近世所谓人群主义（Socialism），专务保护劳力者，使同享乐利，其方策渐为自今以后之第一大问题。亦自斯密氏发其端，而其徒马尔沙士大倡之，亚丹?斯密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七曰伯伦知理（Bluntschili，德国人，生于一八0八年，卒于一八八一年。）之国家学。伯伦知理之学说，与卢梭正相反对者也。虽然，卢氏立于十八世纪，而为十九世纪之母；伯氏立于十九世纪，而为二十世纪之母。自伯氏出，然后定国家之界说，知国家之性质、精神、作用为何物，于是国家主义乃大兴于世。前之所谓国家为人民而生者，今则转而云人民为国家而生焉，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盛强之国乃立，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则是也。而自今以往，此义愈益为各国之原力，无可疑也。伯伦知理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八曰达尔文（DarwinCharles，英国人，生于一八0九年，卒于一八八二年。）之进化论。前人以为黄金世界在于昔时，而末世日以堕落，自达尔文出，然后知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前人以为天赋人权，人生而皆有自然应得之权利，及达尔文出，然后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非图自强，则决不足以自立。达尔文者，实举十九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故进化论出，而前者宗门迷信之论，尽失所据。教会中人，恶达氏滋甚，谓有一魔鬼住于其脑云，非无因也。此义一明，于是人人不敢不自勉为强者、为优者，然后可以立于此物竞天择之界。无论为一人，为一国家，皆向此鹄以进，此近世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Imperialism，民族自增植其势力于国外，谓之民族帝国主义。）所由起也。

此主义今始萌芽，他日且将磅礴充塞于本世纪而未有已也。虽谓达尔文以前为一天地，达尔文以后为一天地可也。其关系于世界何如也。

以上所列十贤，不过举其荦荦大者。至如奈端（Newton，英人，生于一六四一年，卒于一七二七年。）之创重学，嘉列（Guericke，德国人，生于一六0二年，卒于一六八六年。）怀黎（Boyle，英人，生于一六二六年，卒于一六九一年。）之制排气器，连挪士（Linneus，瑞典人，生于一七0七年，卒于一七七八年。）之开植物学，康德（Kant，德国人，生于一七二四年，卒于一八0四年。）之开纯全哲学，皮里士利（Priestley，英人，生于一七三三年，卒于一八0四年。）之化学，边沁（Bentham，英人，生于一七四七年，卒于一八三二年。）之功利主义，黑拔（Herbart，生于一七七六年，卒于一八四一年。）之教育学，仙士门（St．Simon，法人），喀谟德（Comte，法人，生于一七九五年，卒于一八五七年。）

之倡人群主义及群学，约翰弥勒（JohnStusrtMill，英人，生于一八0六年，卒于一八七三年。）之论理学、政治学、女权论，斯宾塞（Spencer，英人，生于一八二0年，今犹生存。）之群学等，皆出其博学深思之所独得，审诸今后时势之应用，非如前代学者，以学术为世界外遁迹之事业，如程子所云“玩物丧志”也。以故其说一出，类能耸动一世，饷遗后人。

呜呼，今日光明灿烂、如茶如锦之世界何自来乎？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笔锋，所组织之而庄严之者也。

亦有不必自出新说，而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此其势力，亦复有伟大而不可思议者。如法国之福禄特尔（Voltaire，生于一六九四年，卒于一七七八年），日本之福泽谕吉（去年卒），俄国之托尔斯泰（Tolstoi，今尚生存。）诸贤是也。福禄特尔当路易第十四全盛之时，惄然忧法国前途，乃以其极流丽之笔，写极伟大之思，寓诸诗歌院本小说等，引英国之政治，以讥讽时政，被锢被逐，几濒于死者屡焉，卒乃为法国革新之先锋，与孟德斯鸠、卢梭齐名。盖其有造于法国民者，功不在两人下也。福泽谕吉当明治维新以前，无所师授，自学英文，尝手抄《华英字典》一过，又以独力创一学校，名曰庆应义塾，创一报馆，名曰《时事新报》，至今为日本私立学校、报馆之巨擘焉，著书数十种，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

日本人之知有西学，自福泽始也；其维新改革之事业，亦顾问于福泽者十而六七也。

托尔斯泰，生于地球第一专制之国，而大倡人类同胞兼爱平等主义，其所论盖别有心得，非尽凭借东欧诸贤之说者焉。其所著书，大率皆小说，思想高彻，文笔豪宕，故俄国全国之学界，为之一变。近年以来，各地学生咸不满于专制之政，屡屡结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锢之、放之、逐之，而不能禁，皆托尔斯泰之精神所鼓铸者也。

由此观之，福禄特尔之在法兰西，福泽谕吉之在日本，托尔斯泰之在俄罗斯，皆必不可少之人也。苟无此人，则其国或不得进步，即进步亦未必如是其骤也。然则如此等人者，其于世界之关系何如也！

吾欲敬告我国学者曰：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为倍根、笛卡儿、达尔文，岂不能为福禄特尔、福泽谕吉、托尔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吁嗟山兮，穆如高兮；吁嗟水兮，浩如长兮。吾闻足音之跫然兮，吾欲溯洄而从之兮，吾欲馨香而祝之兮！

中国之旧史

（1902年2月8日）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

虽然，我国兹学之盛如彼，而其现象如此，则又何也？

今请举中国史学之派别，表示之而略论之：都为十种、二十二类。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

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邱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

（其“论”语，无一非忠告群主者。）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

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又不惟正史而已，邓各体莫不皆然。故温公《通鉴》，亦起战国而终五代。

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则史不其中绝乎？使如日本之数千年一系，岂不并史之为物而无之乎？太史公作《史记》，直至《今上本纪》，且其记述，不少隐讳焉，史家之天职然也。后世专制政体日以进步，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其末流遂极于今日。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

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今日我辈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竞无一书可凭借，非官牍铺张循例之言，则口碑影响疑似之说耳。时或借外国人之著述，窥其片鳞残甲。然甲国人论乙国之事，例固百不得一，况吾国之向闭关不与人通者耶？

于是乎吾辈乃穷。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夫陆沈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余种原质而成者也，

合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而

成者也。然使采集四十余种原质，作为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无一不备，若是者，可谓之人乎？必不可。何则？无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

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秦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

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就中如《通鉴》一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通鉴》载奏议最多，盖此书专为格君而作也，吾辈今日读之实嫌其冗。）其他更何论焉！至如《新五代史》之类，以别裁自命，实则将大事皆删云，而惟存“邻猫生子”等语，其可厌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国史学，真有无从下手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鉴》、《续通鉴》也，《大清会典》、《大清通礼》也，十朝实录、十朝圣训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不读其一，则挂漏正多，然尽此数书而读之，日读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为功矣！况仅读此数书，而决不能足用，势不可不于前所列十种二十二类者一一涉猎之。（杂史、传志、札记等所载，常有有用过于正史者何则？彼等常载民间风俗，不似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也。）

人寿几何，何以堪此！故吾中国史学知识之不能普及，皆由无一善别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万事，皆取“述而不作”主义，而史学其一端也。

细数二千年来史家，其稍有创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

其为立传者，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也。而后世之效颦者，则胡为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前此所无而杜创之，虽其完备不及《通考》，然创作之功，马何敢望杜耶！三曰郑渔仲。夹漈之史识，卓绝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称之。其《通志?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为太史公范围所困，以纪传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四曰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五曰袁枢。今日西史，大率皆纪事本末之体也，而此体在中国，实惟袁枢创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鉴纪事本末》也，非有见于事与事之相联属，而欲求其原因结果也，不过为读《通鉴》之方便法门，著此以代抄录云尔。虽为创作，实则无意识之创作，故其书不过为《通鉴》之一附庸，不能使学者读之有特别之益也。六曰黄梨洲。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曾有之盛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意，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类此者，其数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学案》，复为《宋元学案》，未成而卒。使假以十年，或且有汉唐学案、周秦学案之宏著，未可料也。

梨洲诚我国思想界之雄也！若夫此六君子以外（袁枢实不能在此列。）

则皆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记》以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辄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

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殚，前既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然则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职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史学之界说

（1902年3月10日）

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

今请析其条理而论述之。

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现象者何？事物之变化也。宇宙间之现象有二种：一曰为循环之状者，二曰为进化之状者。何谓循环？

其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如四时之变迁、天体之运行是也。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是也。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进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天然学”。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天下万事万物，皆在空间，又在时间，（空间、时间，佛典译语，日本人沿用之。若依中国古义，则空间宇也，时间宙也。其语不尽通行，故用译语。）而天然界与历史界，实分占两者之范围。天然学者，研究空间之现象者也；历史学者，研究时间之现象者也。就天然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一成不变，万古不易，故其体为完全，其象如一圆圈；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而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

由此观之，凡属于历史界之学，（凡政治学、群学、平准学、宗教学等，皆近历史界之范围。）其研究常较难；凡属于天然界之学，（凡天文学、地理学、物质学、化学等，皆天然界之范围。）其研究常较易。

何以故？天然界，已完全者也，来复频繁，可以推算，状态一定，可以试验。历史学，未完全者也，今犹日在生长发达之中，非逮宇宙之末劫，则历史不能终极。吾生有涯，而此学无涯。此所以天然诸科学起源甚古，今已斐然大成；而关于历史之各学，其出现甚后，而其完备难期也。

此界说既定，则知凡百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史之范围；反是者，则不能属于历史之范围。又如于一定期中，虽有生长发达，而及其期之极点，则又反其始，斯仍不得不以循环目之。如动植物，如人类，虽依一定之次第，以生以成，然或一年，或十年，或百年，而盈其限焉，而反其初焉。一生一死，实循环之现象也。

故物理学、生理学等，皆天然科学之范围，非历史学之范围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

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譬之江河东流以朝宗于海者，其大势也；乃或所见局于一部，偶见其有倒流处，有曲流处，因以为江河之行一东一西、一北一南，是岂能知江河之性矣乎！

（《春秋》家言，有三统，有三世。三统者，循环之象也，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是也。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三统则非历史之情状也。

三世之义，既治者则不能复乱，借曰有小乱，而必非与前此之乱等也。

苟其一治而复一乱，则所谓治者，必非真治也。故言史学者，当从孔子之义，不当从孟子之义。）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

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进化之义既定矣。虽然，进化之大理，不独人类为然，即动植物乃至无机世界，亦常有进化者存。

而通行历史所纪述，常限于类者，则何以故？此不徒吾人之自私其类而已。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故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

虽然，历史之范围可限于人类，而人类之事实不能尽纳诸历史。夫人类亦不过一种之动物耳，其一生一死，固不免于循环，即其日用饮食、言论行事，亦不过大略相等，而无进化之可言。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如以一人也，则今人必无以远过于古人。语其体魄，则四肢五官，古犹今也；质点血轮，古犹今也。语其性灵，则古代周、孔、柏（柏拉图）、阿（阿里土多德）之智识能力，必不让于今人，举世所同认矣。然往往有周、孔、柏、阿所不能知之理，不能行之事，而今日乳臭小儿知之能之者，何也？无他，食群之福，享群之利，借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而智慧进焉，而才力进焉，而道德进焉。进也者，人格之群，非寻常之个人也。（人类天性之能力，能随文明进化之运而渐次增长与否，此问题颇难决定。试以文明国之一小儿，不许受教育，不许蒙社会之感化。沐文明之恩泽，则其长成，能有以异于野蛮国之小儿乎？恐不能也。

盖由动物进而为人，已为生理上进化之极点。

由小儿进为成人，已为生理上进化之极点。然则，一个人，殆无进化也：进化者，别超于个人之上之一人格而已，即人群是也。）然则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

畴昔史家，往往视历史如人物传者然。夫人物之关系于历史固也，然所以关系也，亦谓其于一群有影响云尔。所重者在一群，非在一人也。

而中国作史者，全反于此目的，动辄以立佳传为其人之光宠。驯至连篇累牍，胪列无关世运之人之言论行事，使读者欲卧欲呕，虽尽数千卷，犹不能于本群之大势有所知焉，由不知史之界说限于群故也。

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亦名“所界”、“能界”、“能”、“所”二字，佛典译语，常用为名词。）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

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虽然，求史学之公理公例，固非易易。如彼天然科学者，其材料完全，其范围有涯，故其理例亦易得焉。如天文学，如物质学，如化学，所已求得之公理公例不可磨灭者，既已多端；而政治学、群学、宗教学等，则瞠乎其后，皆由现象之繁赜而未到终点也。

但其事虽难，而治此学者不可不勉。大抵前者史家不能有得于是者，其蔽二端：一曰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也。或局于一地，或局于一时代。如中国之史，其地位则仅叙述本国耳，于吾国外之现象，非所知也（前者他国之史亦如是）。其时代，则上至书、契以来，下至胜朝之末止矣；前乎此，后乎此，非所闻也。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

内自乡邑之法团，（凡民间之结集而成一人格之团体者，谓之法团，亦谓之法人。法人者，法律上视之与一个人无异也。一州之州会，一市之市会，乃至一学校、一会馆、一公司，皆统名为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号曰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综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虽未克完备，而所得必已多矣。问畴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二曰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借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问畴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

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中国前此之无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无真史家，亦即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

吾愿与同胞国民，筚路蓝缕以辟此途也。

以上说“界说”竟。作者初研究史学，见地极浅，自觉其界说尚有未尽未安者，视吾学他日之进化，乃补正之。著者识。

论正统

（1902年7月5日）

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

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

千余年来，陋儒龂断于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

是不可以不辩。

“统”字之名词何自起乎？殆滥觞于《春秋》。《春秋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即后儒论正统者所援为依据也。庸讵知《春秋》所谓大一统者，对于三统而言，《春秋》之大义非一，而通三统实为其要端。通三统者，正以明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与后儒所谓统者，其本义既适相反对矣。故夫统之云者，始于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惧民之不吾认也，乃为是说以钳制之曰：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吾生而有特别之权利，非他人所能几也。因文其说曰：“亶聪明，作父母。”曰：“辨上下，定民志。”统之既立，然后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蛮野，而不得谓之不义；而人民之稍强立不挠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诸恶名，以锄之摧之。此统之名所由立也。《记》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若是乎，无统则已，苟其有统，则创垂之而继续之者，舍斯民而奚属哉！故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借曰君而有统也，则不过一家之谱牒，一人之传记，而非可以冒全史之名，而安劳史家之哓哓争论也。然则以国之统而属诸君，则固已举全国之人民视同无物，而国民之资格所以永坠九渊而不克自拔，皆此一义之为误也。

故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以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

统之义已谬，而正与不正，更何足云。虽然，亦既有是说矣，其说且深中于人心矣，则辞而辟之，固非得已。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

朱子《通鉴纲目》所推定者，则秦也，汉也，东汉也，蜀汉也，晋也，东晋也，宋、齐、梁、陈也，隋也，唐也，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也。本朝乾隆间御批《通鉴》从而续之，则宋也，南宋也，元也，明也，清也。所谓正统者，如是如是。而其所据为理论以衡量夫正不正者，约有六事：一曰，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也。凡混一宇内者，无论其为何等人，而皆奉之以正，如晋、元等是。

二曰，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其正不正也。虽混一宇内，而享之不久者，皆谓之不正，如项羽、王莽等是。

三曰，以前代之血胤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蜀汉、东晋、南宋等是。

四曰，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因汉而正魏，因唐而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是。

五曰，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因唐而正隋，因宋而正周等是。

六曰，以中国种族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宋、齐、梁、陈等是。

此六者互相矛盾，通于此则窒于彼，通于彼则窒于此。而据《朱子纲目》及《通鉴辑览》等所定，则前后互歧，进退失据，无一而可焉。

请穷洁之。夫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则混一者固莫与争矣，其不能混一者，自当以最多者为最正。则符秦盛时，南至邛僰，东抵淮泗，西极西域，北尽大碛，视司马氏版图过之数倍；而宋金交争时代，金之幅员亦有天下三分之二，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则如汉唐等之数百年，不必论矣。若夫拓跋氏之祚，回轶于宋、齐、梁、陈；钱镠、刘隐之系，远过于梁、唐、晋、汉、周；而西夏李氏，乃始唐乾符，终宋宝庆，凡三百五十余年，几与汉唐埒，地亦广袤万里，又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前代之血胤而定，则杞宋当二日并出，而周不可不退处于篡僭；而明李槃以宇文氏所臣属之萧岿为篡贼，萧衍延苟全之性命而使之统陈，以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勖不知所出之徐知诰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统分据之天下者，将为特识矣。

而顺治十八年间，故明弘光、隆武、永历，尚存正朔而视同闰位，何也？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也以前代旧都所在而定，则刘、石、慕容、符、姚、赫连、拓跋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故宅也，女真所抚之众，皆汉唐之遗民也，而又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后代所承所自出者为正，则晋既正矣，而晋所自出之魏，何以不正？前既正蜀，而后复正晋，晋自篡魏，岂承汉而兴邪？

唐既正矣，且因唐而正隋矣，而隋所自出之宇文，宇文所自出之拓跋，何以不正？

前正陈而后正隋，隋岂因灭陈而始有帝号邪？又乌知夫谁为正而谁为伪也？若夫以中国之种族而定，则诚爱国之公理，民族之精神，虽迷于统之义，而犹不悖于正之名也。而惜乎数千年未有持此以为鹄者也。

李存勖、石敬瑭、刘智远，以沙陀三小族，窃一掌之地，而 然奉为共主；自宋至明百年间，黄帝子孙，无尺寸土，而史家所谓正统者，仍不绝如故也，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于是乎而持正统论者，果无说以自完矣。

大抵正统之说之所以起者，有二原因：其一，则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温公所谓“宋魏以降，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原注：“唐庄宗自以为继唐，比朱梁于有穷篡夏，新室篡汉。”）运历年纪，弃而不数。此皆私已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资治通鉴》卷六十九。

诚知言矣。自古正统之争，莫多于蜀魏问题。主都邑者以魏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为宗子。而其议论之变迁，恒缘当时之境遇。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晋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凿齿时则晋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说，而仍沿都邑，则刘、石、符、姚正而晋为僭矣。凿齿之正蜀，凡亦以正晋也。

其后温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温公生北宋而朱子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与晋之篡魏宅许者同源，温公主都邑说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

南渡之宋与江东之晋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说也，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

盖未有非为时君计者也！至如五代之亦 然目为正统也，更宋人之讏言也。彼五代抑何足以称代？朱温盗也，李存勖、石敬瑭、刘智远沙陀犬羊之长也。温可代唐，则侯景、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华之主，则刘聪、石虎可代晋也。郭威非夷非盗，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业无闻，乘人孤寡，夺其穴以篡立，以视陈霸先之能平寇乱，犹奴隶耳。

而况彼五人者，所掠之地，不及禹域二十分之一，所享之祚，合计仅五十二年，而顾可以圣仁神武某祖某皇帝之名奉之乎？

其奉之也，则自宋人始也。

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为所自受，因而溯之，许朱温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以上采王船山说。）其正五代也，凡亦以正宋也。

至于本朝，以异域龙兴，入主中夏，与辽、金、元前事相类，故顺治二年三月，议历代帝王祀典，礼部上言，谓辽则宋曾纳贡，金则宋尝称侄，帝王庙祀，似不得遗，骎骎乎欲伪宋而正辽、金矣。后虽惮于清议，未敢悍然，然卒增祀辽太祖、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金太祖、太宗、世宗、章宗、宣宗、哀宗，其后复增祀元魏道武帝、明帝、孝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岂所谓兔死狐悲，恶伤其类者耶？由此言之，凡数千年来哓哓于正不正、伪不伪之辩者，皆当时之霸者与夫霸者之奴隶，缘饰附会，以保其一姓私产之谋耳！而时过境迁之后，作史者犹慷他人之概，龂龂焉辩得失于鸡虫，吾不知其何为也！

其二，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也。陋儒之说，以为帝王者圣神也。陋儒之意，以为一国之大，不可以一时而无一圣神焉者，又不可以同时而有两圣神焉者。当其无圣神也，则无论为乱臣，为贼子，为大盗，为狗偷，为仇雠，为夷狄，而必取一人一姓焉，偶像而尸祝之曰，此圣神也，此圣神也。当其多圣神也，则于群圣群神之中，而探阄焉，而置棋焉，择取其一人一姓而膜拜之曰，此乃真圣神也，而其余皆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雠、夷狄也。不宁惟是，同一人也，甲书称之为乱贼、偷盗、仇雠、夷狄，而乙书则称之为神圣焉。甚者同一人也，同一书也，而今日称之为乱贼、偷盗、仇雠、夷狄，明日则称之为神圣焉。

夫圣神自圣神，乱贼自乱贼，偷盗自偷盗，夷狄自夷狄，其人格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一望而知，无能相混者也，亦断未有一人之身，而能兼两涂者也。异战，此至显、至浅、至通行、至平正之方人术，而独不可以施诸帝王也！谚曰：“成即为王，败即为寇。”

此真持正统论之史家所奉为月旦法门者也。夫众所归往谓之王，窃夺殃民谓之寇。

既王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堕而为寇；既寇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升而为王，未有能相印焉者也。如美人之抗英而独立也，王也，非寇也，此其成者也。即不成焉，如菲律宾之抗美，波亚之抗英，未闻有能目之为寇者也。元人之侵日本，寇也，非王也，此其败者也。

即不败焉，如蒙古蹂躏俄罗斯，握其主权者数百年，未闻有肯认之为王者也。中国不然。兀术也，完颜亮也，在宋史则谓之为贼、为虏、为仇，在金史则某祖某皇帝矣，而两皆成于中国人之手，同列正史也。而诸葛亮入寇、丞相出师等之差异，更无论也。朱温也，燕王棣也，始而曰叛曰盗，忽然而某祖、某皇帝矣。而曹丕、司马炎之由名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更无论也。准此以谈，吾不能不为匈奴冒顿、突厥颉利之徒悲也，吾不能不为汉吴楚七国、淮南王安、晋八王、明宸濠之徒悲也，

吾不能不为上官桀、董卓、桓温、苏竣、侯景、安禄山、朱泚、吴三桂

之徒悲也，吾不得不为陈涉、吴广、新市、平林、铜马、赤眉、黄巾、

窦建德、王世充、黄巢、张士诚、张友谅、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之

徒悲也。彼其与圣神，相去不能以寸耳，使其稍有天幸，能于百尺竿头，进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年后赡才博学、正言讜论、倡天经明地义之史家，

不奉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钦明文思、睿哲显武、端毅

弘文、宽裕中和、大成定业、太祖高皇帝”之徽号！而有腹诽者则曰大不敬，有指斥者则曰逆不道也。此非吾过激之言也。试思朱元璋之德，何如窦建德？萧衍之才，何如王莽？赵匡胤之功，何如项羽？李存勖之强，何如冒顿？杨坚传国之久，何如李元昊？朱温略地之广，何如洪秀全？而皆于数千年历史上巍巍然圣矣神矣！

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幸不幸而已。若是乎，史也者，赌博耳，儿戏耳，鬼域之府耳，势利之林耳。以是为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兽也。而陋儒犹嚣嚣然曰：此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伦也，国之本也，民之坊也。吾不得不深恶痛绝夫陋儒之毒天下如是其甚也！

然则不论正统则亦已耳，苟论正统，吾敢翻数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也。第一，夷狄不可以为统，则胡元及沙陀三小族在所必摈，而后魏、北齐、北周、契丹、女真更无论矣。第二，篡夺不可以为统，则魏、晋、宋、齐、梁、陈、北齐、北周、隋、后周、宋在所必摈，而唐亦不能免矣。第三，盗贼不可以为统，则后梁与明在所必摈，而汉亦如唯之与阿矣。然则正统当于何求之？曰：统也者，在国非在君在，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必不获已者，则如英、德、日本等立宪君主之国，以宪法而定君位继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宪法之语誓于大众，而民亦公认之，若是者，其犹不谬于得丘民为天子之义，而于正统庶乎近矣。虽然，吾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何处有此？然犹龂龂焉于百步五十步之间，而曰统不统正不正，吾不得不惟其愚而恶其妄也！

后有良史乎，盍于我国民系统盛衰、强弱、主奴之间，三致意焉尔。

论立法权

（1902年2月22日）

立法、行法、司法，诸权分立，在欧美日本，既成陈言，妇孺尽解矣。然吾中国立国数千年，于此等政学原理，尚未有发明之者。故今以粗浅平易之文，略诠演之，以期政治思想普及国民。篇中虽间祖述泰西学说，然所论者，大率皆西人不待论而明之理，自稍通此学者观之，殆如辽东之豕，宋人之曝，只觉词费耳。然我四万万同胞中，并此等至粗极浅之义而不解者，殆十而八九焉，吾又安敢避词费而默然也。学者苟因此益求精焉深焉者，则菅蒯之弃，固所愿矣。

第一节论立法部之不可缺国家者人格也。（有人之资格谓之人格。）凡人必意志然后有行为，无意志而有行为者，必疯疾之人也，否则其梦呓时也。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

泰西政治之优于中国者不一端，而求其本原，则立法部早发达，实为最著要矣。泰西自上古希腊，即有所谓长者议会（Gerontes），由君主召集贵族， 制定法律， 颁之于民； 又有所谓国民议会（AnassemblyoftheCentes），凡君主贵族所定法律，必报告于此会，使民各出其意以可否之，然后施行。其后雅典之拔伦，斯巴达之来喀格士，皆以大立法家，为国之桢。罗马亦然，其始有所谓百人会议者（Comitia Centuriata），以军人组织之，每有大事，皆由其议决；及王统中绝之际，有所谓罗马元老院（TheSenate）、罗马平民议会（Concilia Plebis）

者，角立对峙，争立法权，久之卒相调和，合为国民评议会（Comitia Tributa），故后虽变为帝政，而罗马法之发达，独称完备，至今日各国宗之。及条顿人与罗马代兴，即有所谓人民总会者（Tolkmoot），有所谓贤人会议者（Wetenagemot），皆集合人民，而国王监督之，以行立法之事，逐渐进化，遂成为今日之国会，所谓巴力门（Parliament）者是也。十八世纪以来，各国互相仿效，愈臻完密，立法之业，益为政治上第一关键，战国家之盛衰强弱者，皆于此焉。虽其立法权之附属，及其范围之广狭，各国不同，而要之上自君相，下及国民，皆知此事为立国之大本大原，则一也。

耗矣哀哉，吾中国建国数千年，而立法之业，曾无一人留意者也。

《周官》一书，颇有立法之意，岁正悬法象魏，使民读之，虽非制之自民，犹有与民同之之意焉。汉兴萧何制律，虽其书今佚，不知所制者为何如，然即汉制之散见于群书者观之，其为因沿秦旧，无大损益，可断言也。魏明帝时，曾议大集朝臣，审定法制，亦不果行。北周宇文时，苏绰得君，斐然有制度考文之意，而所务惟在皮毛，不切实用。盖自周公迄今三千余年，惟王荆公创设制置条例三司，能别立法于行政，自为一部，实为吾中国立法权现影一瞥之时代。惜其所用非人，而顽固虚憍之徒，又群焉掣其肘，故斯业一坠千年，无复过问者。呜呼！荀卿“有治人无治法”一言，误尽天下，遂使吾中华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并立法部而无之，而其权之何属更靡论也；并法而无之，而法之善不善更靡论也。

夫立法者国家之意志也。就一人论之，昨日之意志与今日之意志，今日之意志与明日之意志，常不能相同。何也？或内界之识想变迁焉，或外界之境遇殊别焉，人之不能以数年前或数十年前之意志以束缚今日，甚明也。惟国亦然。故必须常置立法部，因事势，从民欲，而立制改度，以利国民。各国之有议会也，或年年开之，或间年开之，诚以事势日日不同，故法度亦屡屡修改也。乃吾中国，则今日之法沿明之法也，明之法沿唐宋之法也，唐宋之法沿汉之法也，汉之法沿秦之法也。秦之距今，二千年矣，而法则犹是。是何异三十壮年，而被之以锦绷之服，导之以象勺之舞也。此其敝皆生于无立法部。君相既因循苟且，惮于改措，复见识隘陋，不能远图；民间则不在其位，莫敢代谋。

如涂附涂，日复一日，此真中国特有之现象，而腐败之根原所从出也。

彼祖述荀卿之说者曰：但得其人可矣，何必龂龂于立法。

不知一人之时代甚短，而法则甚长；一人之范围甚狭，而法则甚广；恃人而不恃法者，其人亡则其政息焉。法之能立，贤智者固能神明于法以增公益，愚不肖者亦束缚于法以无大尤。

靡论吾中国之乏才也，即使多才，而二十余省之地，一切民生国计之政务，非百数十万人不能分任也，安所得百数十万之贤智而薰治之？

既无人焉，又无法焉，而欲事之举，安可得也？夫人之将营一室也，犹必先绘其图，估其材，然后从事焉。曾是一国之政，而顾一室之不若乎？

近年以来，吾中国变法之议屡兴，而效不睹者，无立法部故也。

及今不此之务，吾知更阅数年、数十年，而效之不可睹，仍如故也。

今日上一奏，明日下一谕，无识者欢欣鼓舞，以为维新之治可以立见，而不知皆纸上空文，羌无故实。不宁唯是，条理错乱，张脉偾兴，宜存者革，宜革者存，宜急者缓，宜缓者急，未见其利，先受其敝。无他，徒观夫西人政效之美，而不知其所以成其美者，有本原在也。本原维何？

曰立法部而已。

第二节论立法行政分权之理立法、行政分权之事，泰西早已行之，及法儒孟德斯鸠，益阐明其理，确定其范围，各国政治，乃益进化焉。

二者之宜分不宜合，其事本甚易明。人之有心魂以司意志，有官肢以司行为，两各有职而不能混者也。彼人格之国家，何独不然。虽然，其利害所存，犹不止此。孟德斯鸠曰：“苟欲得善良政治者，必政府中之各部，不越其职然后可。然居其职者往往越职，此亦人之常情，而古今之通弊也。故设官分职，各司其事，必当使互相牵制，不使互相侵越。”

又曰：“立法、行法二权，若同归于一人，或同归于一部，则国人必不能保其自由权。何则？两权相合，则或借立法之权以设苛法，又借其行法之权以施此苛法，其弊何可胜言！如政府中一部有行法之权者，而欲夺国人财产，乃先赖立法之权，豫定法律，命各人财产，皆可归之政府，再借其行法之权以夺之，则国人虽欲起而与争，亦力不能敌，无可奈何而已”云云。此孟氏分权说之大概也。

孟氏此论，实能得立政之本原。吾中国之官制，亦最讲牵制防弊之法，然皆同其职而提掣肘之，非能厘其职而均平之。如一部而有七堂官，一省而有督、有抚、有两司、有诸道，皆以防侵越、相牵制也。而不知徒相掣肘，相推诿，一事不举，而弊亦卒不可防。西人不然。凡行政之事，每一职必专任一人，授以全权，使尽其才以治其事，功罪悉以属之，夫是谓有责任之政府。若其所以防之者，则以立法、司法两权相为犄角。

（司法权别论之。）立法部议定之法律，经元首裁可，然后下诸所司之行政官，使率循之。行政官若欲有所兴作，必陈其意见于立法部，得其决议，乃能施行。其有于未定之法而任意恣行者，是谓侵职，侵职罪也；其有于已定之法而奉行不力者，是谓溺职，溺职亦罪也。但使立法之权确定，所立之法善良，则行政官断无可以病国厉民之理，所谓其源洁者其流必澄，何此一一而防之。故两者分权，实为制治最要之原也。

吾中国本并立法之事而无之，则其无分权，更何待言。然古者犹有言：“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有司。”

亦似稍知两权之界限者然。汉制有议郎，有博士，专司讨议，但其秩抑末，其权抑微矣。夫所谓分立者，必彼此之权，互相均平，行政者不能强立法者以从我。若宋之制置条例司，虽可谓之有立法部，而未可谓之有立法权也。何也？其立法部不过政府之所设，为行政官之附庸，而分权对峙之态度，一无所存也。唐代之给事中，常有封还诏书之权，其所以对抗于行政官使不得专其威柄者，善矣美矣；然所司者非立法权，仅能摭拾一二小故，救其末流，而不能善其本也。若近世遇有大事，亦常下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督抚、将军会议，然各皆有权，各皆无权，既非立法，亦非行政，名实混淆，不可思议。故今日欲兴新治，非划清立法之权而注重思之，不能为功也。

第三节论立法权之所属立法权之不可不分，既闻命矣，然则此权当谁属乎？属于一人乎，属于众人乎，属于吏乎，属于民乎，属于多数乎，属于少数乎？此等问题，当以政治学之理论说明之。

英儒边沁之论政治也，谓当以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为正鹄。此论近世之言政学者多宗之。夫立法则政治之本原也，故国民之能得幸福与否，得之者为多数人与否，皆不可不于立法决定之。夫利己者人之性也，故操有立法权者，必务立其有利于己之法，此理势所不能免者也。

然则使一人操其权，则所立之法必利一人；使众人操其权，则所立之法必利众人。吏之与民亦然，少数之与多数亦然。此事固非可以公私论善恶也。一人之自利固私，众人之自利亦何尝非私，然而善恶判焉者。循所谓最多数最大幸福之正鹄，则众人之利重于一人，民之利重于吏，多数之利重于少数，昭昭明甚也。

夫诽谤偶语者弃市，谋逆者夷三族，此不问而知为专制君主所立之法也；妇人可有七出，一夫可有数妻，此不问而知为男子所立之法也；奴隶不入公民，农佣随田而鬻（俄国旧制如此），此不问而知为贵族所立之法也；信教不许自由，祭司别有权利，此不问而知为教会所立之法也。以今日文明之眼视之，其为恶法，固无待言。虽然，亦不过立法者之自顾其利益而已。若今世所称文明之法，如人民参政权，服官权，言论、结集、出版、迁移、信教各种之自由权等，亦何尝非由立法人自顾其利益而来。而一文一野，判若天渊者，以前者之私利，与政治正鹄相反；而后者之私利，与政治正鹄相合耳。

故今日各文明国，皆以立法权属于多数之国民。

然则虽以一二人操立法权，亦岂必无贤君哲相，忘私利而求国民之公益者？曰：期固然也。然论事者语其常不语其变，恃此千载一遇之贤君哲相，其不如民之自恃也明矣。

且（记）不云乎：“代大匠斫者必伤其手。”即使有贤君哲相以代民为谋，其必不能如民之自谋之尤周密而详善，有断然也。且立法权属于民，非徒为国民个人之利益而已，而实为国家本体之利益。何则？国也者，积民而成，国民之幸福，即国家之幸福也。国多贫民，必为贫国，国多富民，必为富国，推之百事，莫不皆然。美儒斯达因曰：“国家发达之程度，依于一个人之发达而定者也。”故多数人共谋其私。而大公出焉矣，合多数人私利之法，而公益之法存焉矣。

立法者国家之意志也。昔以国家为君主所私有，则君主之意志，即为国家之意志，其立法权专属于君主固宜。今则政学大明，知国家为一国人之公产矣。且内外时势濅逼濅剧，自今以往，彼一人私有之国家，终不可以立优胜劣败之世界。

然则今日而求国家意志之所在，舍国民奚属哉！况以立法权畀国民，其实于君主之尊严，非有所损也。英国、日本，是其明证也。君主依国家而尊严，国家依国民之幸福而得幸福。

故今日之君主，不特为公益计，当畀国民以立法权，即为私利计，亦当尔尔也。苟不畀之，而民终必有知此权为彼所应有之一日。及其自知之而自求之，则法王路易第十六之覆辙，可为寒心矣。此欧洲、日本之哲后，所以汲汲焉此之为务也。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1902年2月22日）

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

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

绪论近十年来，忧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帜以疾走号呼于国中，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其陈义不可谓不高，其用心不可谓不苦。若不佞者，亦此旗下之一小卒徒也。虽然，以今日之脑力眼力，观察大局，窃以为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若种与教，非所亟亟也。何则？彼所云保种者，保黄种乎？保华种乎？其界限颇不分明。若云保黄种也，彼日本亦黄种，今且浡然兴矣，岂其待我保之；若云保华种也，吾华四万万人，居全球人数三分之一，即为奴隶为牛马，亦未见其能灭绝也。国能保则种自莫强，国不存则虽保此奴隶牛马，使孳生十倍于今日，亦奚益也。故保种之事，即纳入于保国之范围中，不能别立名号者也。至倡保教之议者，其所蔽有数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说，三曰不知今后宗教势力之迁移，四曰不知列国政治与宗教之关系。

今试一一条论之。

第一论教非人力所能保教与国不同。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更无国，故国必恃人力以保之。教则不然。

教也者，保人而非保于人者也。以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使其教而良也，其必能战胜外道，愈磨而愈莹，愈压百愈伸，愈束而愈远，其中自有所谓有一种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者，以嘘吸之脑识，使这不得不从我，岂其俟人保之。使其否也，则如波斯之火教，印度之婆罗门教，阿刺伯之回回教，虽一时借人力以达于极盛，其终不能存于此文明世界，无可疑也。此不必保之说也。

抑保之云者，必其保之者之智慧能力，远过于其所保者，若慈父母之保赤子，专制英主之保民是也。（保国不在此数。国者无意识者也，保国实人人之自保耳。）彼教主者，不世出之圣贤豪杰，而人类之导师也。吾辈自问其智慧能力，视教主何如？而漫曰保之保之，何其狂妄耶！

毋乃自信力太大，而亵教主耶？此不当保之说也。然则所谓保教者，其名号先不合于论理，其不能成立也固宜。

第二论孔教之性质与群教不同今之持保教论者，闻西人之言曰，支那无宗教，辄佛然怒形于色，以为是诬我也，是侮我也。此由不知宗教之为何物也。西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力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灵魂为根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槃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诸教虽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则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于起信，（耶教受洗时，必通所谓十信经者，即信耶稣种种奇迹是也。佛教有起信论。）莫急于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怀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门户以排外也。

故宗教者非使人进步之具也，于人群进化之第一期，虽有大功德，其第二期以后，则或不足以偿其弊也。孔子则不然，其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孔教所以特异于群教者在是。质而言之，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西人常以孔子与梭格拉底并称，而不以之与释迦、耶稣、摩诃末并称，诚得其真也。夫不为宗教家，何损于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盖孔子立教之根柢，全与西方教主不同。吾非必欲抑群教以扬孔子，但孔教虽能有他教之势力，而亦不至有他教之流弊也。

然则以吾中国人物论之，若张道陵（即今所谓张天师之初祖也。）

可谓之宗教家，若袁了凡（专提倡《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者。）可谓之宗教家，（宗教有大小，有善恶。

埃及之拜物教，波斯之拜火教，可谓之宗教，则张、袁不可不谓之宗教。）而孔了则不可谓之宗教家。宗教之性质，如是如是。

持保教论者，辄欲设教会，立教堂，定礼拜之仪式，著信仰之规条，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此靡论其不能成也，即使能之，而诬孔子不已甚耶！孔子未尝如耶稣之自号化身帝子，孔子未尝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未尝使人于吾言之外皆不可信，于吾教之外皆不可从。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强孔子以学佛、耶，以是云保，则所保者必非孔教矣。无他，误解宗教之界说，而艳羡人以忘我本来也。

第三论今后宗教势力衰颓之征保教之论何自起乎？惧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也。

吾以为此之为虑，亦已过矣。彼宗教者，与人群进化第二期之文明不能相容者也。

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张，则神权之界日缩。

今日耶稣教势力之在欧洲，其视数百年前，不过十之一二耳。昔者各国君主，皆仰教皇之加冕以为尊荣，今则帝制自为也；昔者教皇拥罗马之天府，指挥全欧，今则作寓公于意大利也；昔者牧师、神父，皆有特权，今则不许参与政治也。此其在政界既有然矣。其在学界，昔者教育之事，全权属于教会，今则改归国家也。歌白尼等之天文学兴，而教会多一敌国；达尔文等进化论兴，而教会又多一敌国。虽竭全力以挤排之，终不可得，而至今不得不迁就其说，变其面目以弥缝一时也。若是乎耶稣教之前途可以知矣。彼其取精多，用物宏，诚有所谓百足之虫，至死不僵者，以千数百年之势力，必非遽消磨于一旦，固于待言。

但自今以往，耶稣教即能保其余烬，而亦必非数百年前之面目，可断言也。而我今日乃欲摹其就衰之仪式，为效颦学步之下策，其毋乃可不必乎！

或曰：彼教虽濅衰于欧洲，而濅盛于中国，吾安可以不抵制之？是亦不然。耶教之人中国也有两目的：一曰真传教者，二曰各国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权利者。中国人之入耶教也亦有两种类：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国教士以抗官吏武断乡曲者。彼其真传教、真信教者，则何害于中国。耶教之所长，又安可诬也。吾中国汪汪若千顷之波，佛教纳之，回教纳之，乃至张道陵、袁了凡之教亦纳之，而岂具有靳于一耶稣？且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其力之必不足以易我国明矣，而畏之如虎，何为者也？至各国政府与乡里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权，挠我政治，此又必非开孔子会、倡言保教之遂能抵抗也。但使政事修明，国能自立，则学格兰斯顿之予爱兰教会以平权可也，学俾斯麦、嘉富尔教之予山外教徒以限制亦可也，主权在我，谁能侵之！故彼之持保教抵制之说者，吾见其进退无据也。

第四论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彼持保教论者，自谓所见加流俗人一等，而不知与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适相刺谬也。今此论固不过一空言耳，且使其论日盛，而论者握一国之主权，安保其不实行所怀抱，而设立所谓国教以强民使从者？果尔，则吾国将自此多事矣。彼欧洲以宗教门户之故，战争数百年，流血数十万，至今读史，犹使人毛悚股栗焉。

几经讨论，几经迁就，始以信教自由之条，著诸国宪，至于今日，各国莫不然，而争教之祸亦几熄矣。夫信教自由之理，一以使国民品性趋于高尚，（若特立国教，非奉此者不能享完全之权利，则国民或有心信他教，而为事势所迫，强自欺以相从者，是国家导民以弃其信德也。信教自由之理论，此为最要。）一以使国家团体归于统一，（昔者信教自由之法未立，国中有两教门以上者，恒相水火。）而其尤要者，在画定政治与宗教之权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属世间法，宗教属出世法。教会不能以其权侵政府，固无论矣，而政府亦不能滥用其权以干预国民之心魂也。

（自由之理：凡一人之言论、行事、思想，不至有害于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保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无损于人者也，故他人与政府皆不得干预。）故此法行而治化大进焉。吾中国历史有独优于他国者一事，即数千年无争教之祸是也。彼欧洲数百年之政治家，其心血手段，半耗费于调和宗教恢复政权之一事，其陈迹之在近世史者，班班可考也。吾中国幸而无此轇轕，是即孔子所以贻吾侪以天幸也。而今更欲循泰西之覆辙以造此界限何也？今之持保教论者，其力固不能使自今以往，耶教不入中国。昔犹孔自孔，耶自耶，各行其自由，耦俱而无猜，无端而画鸿沟焉，树门墙焉，两者日相水火，而教争乃起，而政争亦将随之而起。是为国民分裂之厉阶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长思也。

第五论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

欧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世纪时，古学复兴，脱教会之樊篱，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进步乃沛乎莫能御，此稍治史学者所能知矣。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子教二千余年于兹矣，百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以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于是孔教之范围益日缩日小。濅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濅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濅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濅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菴矣，濅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濅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妪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夫天地大矣，学界广矣，谁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行为者？无他，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范围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曾是孔子而乃如是乎？

孔子作《春秋》，进退三代，是正百王，乃至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阐溢于编中。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命为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岂孔子之罪也？呜呼，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异于昔。彼欲广孔教之范围也，于是取近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诬孔了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孔子生于二千年以前，其不能尽知二千年以后之事理学说，何足以为孔子损！梭格拉底未尝坐轮船，而造轮船者不得不尊梭格拉底；阿里士多德未尝用电线，而创电线者不敢菲薄阿里士多德；此理势所当然也。以孔子圣智，其所见与今日新学新理相暗合者必多多，此奚待言。

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纳入之，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

万一遍索之于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从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饷遗我国民也。

故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必以古人为虾，而自为其水母，而公等果胡为者？然则以此术保教者，非诬则愚，要之决无益于国民可断言也！

第六论保教之说有妨外交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论之最大目的也。

其次焉者，曰有妨外交。中国今当积弱之时，又值外人利用教会之际，而国民又夙有仇教之性质，故自天津教案以迄义和团，数十年中，种种外交上至艰极险之问题，起于民教相争者殆十七八焉。虽然，皆不过无知小民之起衅焉耳。今也博学多识之士大夫，高树其帜曰保教保教，则其所著论演说，皆不可不昌言何以必要何教之故，则其痛诋耶教必矣。

夫相争必多溢恶之言，保无有抑扬其词，文致其说，以耸听者，是恐小民仇教之不力而更扬其波也。吾之为此言，吾非劝国民以媚外人也，但举一事必计其有利无利，有害无害，并其利害之轻重而权衡之。今孔教之存与不存，非一保所能致也；耶教之入与不入，非一保所能拒也；其利之不可凭也如此。而万一以我之叫嚣，引起他人之叫嚣，他日更有如天津之案，以一教堂而索知府、知县之头；如胶州之案，以两教士而失百里之地，丧一省之权；如义和之案，以数十西人之命，而动十一国之兵，偿五万万之币者；则为国家忧，正复何如？呜呼！天下事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持保教论者，勿以我为杞人也。

第七论孔教无可亡之理虽然，保教党之用心，吾固深谅之而深敬之。彼其爱孔教也甚，愈益爱之，则愈忧之，惧其将亡也，故不复权利害，不复揣力量，而欲出移山填海之精神以保之。顾吾以为抱此隐忧者，乃真杞人也。孔教者，悬日月，塞天地，而万古不能灭者也。他教惟以仪式为重也，故自由昌而仪式亡；谁以迷信为归也，故真理明而迷信替。

其与将来之文明决不相容，天演之公例则然也。孔教乃异是，其所教者，人之何以为人也，人群之何以为群也，国家之何以为国也。凡此者，文明愈进，则其研究之也愈要。近世大教育家多倡人格教育之论。

人格教育者何？考求人之所以为人之资格，而教育少年，使之备有此格也。东西古今之圣哲，其所言合于人格者不一，而最多者莫如孔子。

孔子实于将来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豫言也。夫孔子所望于我辈者，非欲我辈呼之为救主，礼之为世尊也。今以他人有救主、世尊之名号，而我无之，遂相惊以孔教之将亡，是乌得为知孔子矣乎！夫梭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之不逮孔子也亦远矣，而梭氏、亚氏之教，犹愈久而愈章，曾是孔子而顾惧是乎！吾敢断言曰：世界若无政治、无教育、无哲学，则孔教亡。苟有此三者，孔教之光大，正未艾也！持保教论者，盍高枕而卧矣。

第八论当采群教之所长以光大孔教吾之所以忠于孔教者，则别有在矣。曰：毋立一我教之界限，而辟其门，而恢其域，损群教而入之，以增长荣卫我孔子是也。彼佛教、耶教、回教，乃至古今各种之宗教，皆无可以容纳他教教义之量。何也？彼其以起信为本，以伏魔为用，从之者殆如妇人之不得事二夫焉。故佛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耶曰：独一无二，上帝真子。其范围皆有一定，而不能增减者也。孔子则不然，鄙夫可以竭两端，三人可以得我师，盖孔教之精神，非专制的而自由的也。我辈诚尊孔子，则宜直接其精神，毋拘墟其形迹。孔子之立教，对二千年前之人而言者也，对一统闭关之中国人而言之也，其通义之万世不易者固多，其别义之与时推移者亦不少。孟子不云乎：“孔子，圣之时者也。”使孔子而生于今日，吾知其教义之必更有所损益也。今我国民非能为春秋战国时代之人也，而已为二十世纪之人，非徒为一乡一国之人，而将为世界之人，则所以师孔子之意而受孔子之赐者必有在矣。

故如佛教之博爱也，大无畏也，勘破生死也，普度众生也，耶教之平等也，视敌如友也，杀身为民也，此其义虽孔教固有之，吾采其尤博深切明者以相发明；其或未有者，吾急取而尽怀之，不敢廉也；其或相反百彼为优者，吾舍已以从之，不必吝也。又不惟于诸宗教为然耳，即古代希腊、近世欧美诸哲之学说，何一不可以兼容而并包之者！若是于孔教为益乎，为损乎？不等智者而决也。夫孔子特自异于狭隘之群教，而为我辈遵孔教者开此法门，我辈所当自喜而不可辜此天幸者也。大哉孔子，大哉孔子！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以是尊孔，而孔之真乃见；以是演孔，而孔之统乃长。

又何必鳃鳃然猥自贬损，树一门，划一沟，而曰保教保教为也！

结论嗟乎嗟乎，区区小子，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嗟我先辈，嗟我故人，得毋有恶其反覆，诮其模棱，而以为区区罪者。虽然，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

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

（1902年3月10日）

天下未有无人民而可称之为国家者，亦未有无政府而可称之为国家者，政府与人民，皆构造国家之要具也。故谓政府为人民所有也不可，谓人民为政府所有也尤不可，盖政府、人民之上，别有所谓人格（人格之义屡见别篇。）之国家者，以团之统之。国家握独一最高之主权，而政府、人民皆生息于其下者也。重视人民者，谓国家不过人民之结集体，国家之主权即在个人（谓一个人也）。其说之极端，使人民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率国民而复归于野蛮。重视政府者，谓政府者国家之代表也，活用国家之意志而使现诸实者也，故国家之主权，即在政府。其说之极端，使政府之权无限，其弊也，陷于专制主义，困国民永不得进于文明。故构成一完全至善之国家。必以明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为第一义。

因人民之权无限以害及国家者，泰西近世，间或有之，如十八世纪末德国革命之初期是也。虽然，此其事甚罕见，而纵观数千年之史乘，大率由政府滥用权限，侵越其民，以致衰致乱者，殆十而八九焉。若中国又其尤其者也。故本论之宗旨，以政府对人民之权限为主眼，以人民对政府之权限为附庸。

政府之所以成立，其原理何在乎？曰：在民约。（民约之义，法国硕儒卢梭倡之，近儒每驳其误，但谓此义为反于国家起原之历史则可，谓其谬于国家成立之原理则不可。

虽憎卢梭者，亦无以难也。）人非群则不能使内界发达，人非群则不能与外界竞争，故一面为独立自营之个人，一面为通力合作之群体。

（或言由独立自营进为通力合作，此语于论理上有缺点。盖人者能群之动物，自最初即有群性，非待国群成立之后而始通合也。既通合之后，仍常有独立自营者存，其独性不消灭也。故随独随群，即群即独，人之所以贵于万物也。）此天演之公例，不得不然者也。既为群矣，则一群之务不可不共任其责固也。虽然，人人皆费其时与力于群务，则其自营之道，必有所不及。民乃相语曰：吾方为农，吾方为工，吾方为商，吾方为学，无暇日无余力以治群事也，吾无宁于吾群中选若干人而一以托之焉，斯则政府之义也。政府者，代民以任群治者也，故欲求政府所当尽之义务，与其所应得之权利，皆不可不以此原理为断。

然则政府之正鹄何在乎？曰：在公益。公益之道不一，要以能发达于内界而竞争于外界为归。故事有一人之力所不能为者，则政府任之；有一人之举动妨及他人者，则政府弹压之。政府之义务虽千端万绪，要可括以两言：一曰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而已。

率由是而纲维是，此政府之所以可贵也。苟不尔尔，则有政府如无政府，又其甚者，非惟不能助民自营力而反窒之，非惟不能保民自由权而又自侵之，则有政府或不如其无政府。数千年来，民生之所以多艰，而政府所以不能与天地长久者，皆此之由。

政府之正鹄不变者也，至其权限则随民族文野之差而变，变而务适合于其时之正鹄。

譬诸父兄之于子弟，以导之使成完人为正鹄。当其孩幼也，父兄之权限极大，一言一动，一饮一食，皆干涉之，盖非是则不能使之成长也。

子弟之智德才力，随年而加，则父兄之干涉范围，随年而减。使在弱冠强仕之年，而父母犹待以乳哺孩抱时之资格，一一干涉之，则于其子弟成立之前途，必有大害。夫人而知矣，国民亦然。当人群幼稚时代，其民之力未能自营，非有以督之，则散漫无纪，而利用厚生之道不兴也；其民之德未能自治，非有以钳之，则互相侵越，而欺凌杀夺之祸无穷也。

当其时也，政府之权限不可不强且大。及其由拨乱而进升平也，民既能自营矣，自治矣，而犹欲以野蛮时代政府之权以待之，则其俗强武者，必将愤激思乱，使政府岌岌不可终日；其俗柔懦者，必将消缩萎败，毫无生气，而他群且乘之而权其权、地其地、奴其民，而政府亦随以成灰烬。

故政府之权限，与人民之进化成反比例，此日张则彼日缩，而其缩之，乃正所以张之也。

何也？政府依人民之富以为富，依人民之强以为强，依人民之利以为利，依人民之权以为权，彼文明国政府，对于其本国人民之权，虽日有让步，然与野蛮国之政府比较，其尊严荣光，则过之万万也。

今地球中除棕、黑、红三蛮种外，大率皆开化之民矣。然则其政府之权限当如何？

曰：凡人民之行事，有侵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干涉之，苟非尔者，则一任民之自由，政府宜勿过问也。所谓侵人自由者有两种：一曰侵一人之自由者，二曰侵公众之自由者。

侵一人自由者，以私法制裁之；侵公众自由者，以公法制裁之。私法、公法，皆以一国之主权而制定者也，（主权或在君，或在民，或君民皆同有，以其国体之所属而生差别。）而率行之者，则政府也。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史称尧舜无为而治，若今日立宪国之政府，真所谓无为而治也。不然者，政府方日禁人民之互侵自由，而政府先自侵人民之自由，是政府自己蹈天下第一大罪恶。（西哲常言：天下罪恶之大，未有过于侵人自由权者。）而欲以令于民，何可得也！且人民之互相侵也，有裁制之者；而政府之侵民也，无裁制之者；是人民之罪恶可望日减，而政府之罪恶且将日增也。故定政府之权限，非徒为人民之利益，而实为政府之利益也。

英儒约翰?弥儿所著《自由原理》（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

有云：纵观往古希腊、罗马、英国之史册，人民常与政府争权。

其君主或由世袭，或由征服，据政府之权势，其所施行，不特不从人民所好而已，且压抑之蹂躏之。民不堪命，于是爱国之义士出，以谓人民之不宁，由于君权之无限，然后自由之义乃昌。人民所以保其自由者，不出二法：一曰限定宰治之权，与君主约，而得其承诺，此后君主若背弃之，则为违约失职，人民出其力以相抵抗，不得目为叛逆是也；二日人民得各出己意，表之于言论，著之于律令，以保障全体之利益是也。此第一法，欧洲各国久已行之；第二法，则近今始发达，亦渐有披靡全地之势矣。

或者曰：在昔专制政行，君主知有已不知有民，则限制其权，诚非得已。今者民政渐昌，一国之元首，（元首者，兼君主国之君主、民主国之大统领而言。）殆皆由人民公选而推戴之者，可以使之欲民所欲而利民所利，暴虐之事，当可不起。然则虽不为限制亦可乎？曰：是不然，虽民政之国，苟其政权限不定，则人民终不得自由。何也？民政之国，虽云人皆自治而非治于人，其实决不然。一国之中，非能人人皆有行政权，必有治者与被治者之分。其所施政令，虽云从民所欲，然所谓民欲者，非能全国人之所同欲也，实则其多数者之所欲而已。

（按：民政国必有政党，其党能在议院占多数者，即握政府之权，故政治者，实从国民多数之所欲也。往昔政学家谓政治当以求国民全体之幸福为正鹄，至硕儒边沁，始改称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正鹄，盖其事势之究者，仅能如是也。）苟无限制，则多数之一半，必压抑少数之一半，彼少数势弱之人民，行将失其自由，而此多数之专制，比于君主之专制，其害时有更甚者。故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无论何种政体之国，皆不可不明辨者也。

由此观之，虽在民权极盛之国，而权限之不容已，犹且若是，况于民治未开者耶？

记不云乎：“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也？”

故文明之国家，无一人可以肆焉者，民也如是，君也如是，少数也如是，多数也如是。

何也？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也。权限云者，所以限人不使滥用其自由也。滥用其自由，必侵人自由，是谓野蛮之自由；无一人能滥用其自由，则人人皆得全其自由，是谓文明之自由。

非得文明之自由，则国家未有能成立者也。

中国先哲言仁政，泰西近儒倡自由，此两者其形质同而精神迥异，其精神异而正鹄仍同。何也？仁政必言保民，必言牧民。牧之保之云者，其权无限也，故言仁政者，只能论其当如是，而无术以使之必如是。虽以孔孟之至圣大贤，哓音瘏口以道之，而不能禁二千年来暴君贼臣之继出踵起，鱼肉我民，何也？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其施仁也，常有鞭长莫及、有名无实之忧，且不移时而熄焉；其行暴也，则穷凶极恶，无从限制，流毒及全国，亘百年而未有艾也。圣君贤相，既已千载不一遇，故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若夫贵自由定权限者，一国之事，其责任不专在一二人，分功而事易举，其有善政，莫不遍及，欲行暴者，随时随事，皆有所牵制，非惟不敢，抑亦不能，以故一治而不复乱也。

是故言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者，谓政府与人民立于平等之地位，相约而定其界也，非谓政府畀民以权也。（凡人必自有此物，然后可以畀人，民权者非政府所自有也，何从畀之？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亦以天下非天子所能有故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政府若能畀民权，则亦能夺民权，吾所谓形质同而精神迥异者此也。然则吾先圣昔贤所垂训，竟不及泰西之唾余乎？是又不然，彼其时不同也。吾固言政府之权限，因其人民文野之程度以为比例差。

当二千年前，正人群进化第一期，如扶床之童，事事皆须借父兄之顾复，故孔孟以仁政为独一无二之大义，彼其时政府所应有之权，与其所应尽之责任，固当如是也。政治之正鹄，在公益而已。今以自由为公益之本，昔以仁政为公益之门，所谓精神异而正鹄仍同者此也。但我辈既生于今日，经二千年之涵濡进步，俨然弃童心而为成人，脱蛮俗以进文界矣，岂可不求自养自治之道，而犹学呱呱小儿，仰哺于保姆耶？抑有政府之权者，又岂可终以我民为弄儿也？权限乎？建国之本，太平之原，舍是曷由哉！

政治学学理摭言

（1902年9月2日、10月16日）

近世欧美各国宪法及其他法律所规定之诸条件，大率应用最新最确之学理。骤视之，其言简不待喋喋矣。顾吾国人士，知此者希，不揣冒昧，因涉猎所及，辄引伸之以下解释。

一彼一此，首尾不具，不足以称著述，故名曰摭言。

君主无责任义凡立宪君主国之宪法，皆特著一条曰：君主无责任，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此其义何？曰：此过渡时代之绝妙法门也，此防杜革命之第一要著也。

君主者，一国之元首，而当行政机关之冲者也。凡行政者不可不负责任。行政者而不负责任，则虽有立法机关，亦为虚设，所公立之法度，终必有被蹂躏之一日，而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终不得协和，是立宪国所大忌也。然则行政首长之君主，反著明其无责任，以使之得自恣，毋乃与立宪精神相矛盾耶？而岂知立宪政体之所以为美妙者，皆在于此。

宪政之母，厥惟英国。英国人有恒言曰：“君主不能为恶。”

以皮相论之，此可谓极无理之言也。夫君主亦犹人耳，人性而可使为不善也，岂其履此九五而遂有异也。虽然，考诸英国今日之实情，则此言良信矣。于何证之？夫所谓君主之恶者，则任用不孚民望之大臣以病民一也，民所欲之善政而不举二也，民所恶之秕政而强行三也。英国则何如？英国宪法，皆不成文，故各种权力范围之消长，其沿革不可不征诸历史。

今考英国任命大臣之成例，自千六百八十九年维廉第三纳桑达仑之言，命下议院中最占多数之党派之首领，使组织政府，以后沿为成案。

凡非得议院多数之赞成者，不得在政府。至后安时代，兹例益定。当时首相玛波罗，本保守党首领，及战事起，保守党虽反对，而进步党赞成之，政府卒不更易，是其证也。及占士第三，虽欲自揽政权，任用私人，卒为议会所抗，不能行其志。至占士第四、维廉第四时，王权之限制益严，逮前皇维多利亚六十年中，此例益铁案如山，不能动矣。尔后格兰斯顿、的士黎里两雄角立时代，每当总选举时，在朝党察视议会中不及敌党之多数，即不待开国会而自行辞职。

由此观之，英国政府各大臣，非得以君主之意而任免之者也，其任免之权，皆在国民。

是君主不能任用失民望之大臣以病民，有断然也，其不能为恶者一也。英国当查里士第二、维廉第二时代，凡政府会议，则君主亦列席而置可否焉。

占士第一以后，此例遂废，一切政略，由大臣行之，君主绝不过问。

夫大臣之办理政务，非经君主画诺不能施行，固也；虽然，若大臣以不能实行其政略之故，欲去其职，而国会赞成大臣，必欲要求其实行，乃至各选举区皆赞成国会之要求，则君主便不得拒之。故名士安逊尝言：“英国自一千七百十四年以后，君主与大臣，其实权易位；前者则君主经大臣之手以治国，后此则大臣经君主之手以治国也。”云云。由此观之，则英国君主不能阻民所欲行之善政，有断然也，其不能为恶者二也。

自享利第八以来，君主屡独断以办外交之事。及占士第三以后，至于今日，凡君主引见外国使臣，必以外务大臣陪席，其与外国君主来往书简，非经首相或外务大臣一览，不能发出，而君主特权之自由，殆皆丧失。

又不徒于外交为然耳，于内治亦然。占士第四时，尝有爱尔兰人受死罪之公判者，王欲自行特权，命爱尔兰总督赦之，首相罗拔比尔反对之，谓非经责任大臣之手，不能行此权，其事遂止。

自兹以往，王者益无敢自恣矣。由此观之，则英国君主不能强行民所恶之秕政，有断然也，其不能为恶者三也。质而言之，则英国君主岂徒不能为恶而已，虽善亦不能为。顾称此不称彼者，恶则归大臣，善则归其君耳。虽然，彼君主者既肯尽委其权于国民所信用之大臣，而不与之争，斯即善之大者也，则虽谓英国君主能为善不能为恶，谁曰不宜！

夫人至于不能为善，不能为恶，则其万事毫无责任，岂待问哉！故英国国民，无贵无贱，无贫无富，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不皆有责任，惟君主则真无责任。英国宪政，各国宪政之母也，故凡立宪国之有君主者，莫不以“无责任”之一语，泐为宪文。虽其行用特权之范围，不无广狭之殊，要其精神，则皆自英国来也。所谓君主无责任者，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君主所以必使之无责任者何？曰：避革命也。（此义本甚浅显，人人意中所有也。

而在立宪君主国之学者，多不肯揭破言之。日本人尤大忌焉，则美其名曰，君主神圣故无责任，有特权故无责任。）凡有责任者，不尽其责则去，不尽其责而不去，则夫立于监督之地位者，例得科其罪而放逐之，此天地之通义也。儒教之言君主政体，则有责任之君主也，故曰：“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未闻弑君。”故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春秋》之义，凡君主为孔子所绝者，不一而足，绝之者，皆以其不尽责任也。孟子言责任之义，尤深切著明。其语齐王云：“友人冻馁妻子则如之何？士师不能治事则如之何？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皆以唤醒责任观念也。又云：“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皆责任之义也。）凡以示夫监督人所应行之权利也。夫代表一国而当行政之冲者，其责任非犹夫寻常责任也，十事九尽责而一不尽焉，则固已不可以尸其位。而彼君主者，终其身而当此冲者也，短者数年，长者数十年，虽舜禹复生，岂能保无百一之失乎？有之而民隐忍焉，今日可隐忍其一，他日即可隐忍其百，而政其紊、国其颓矣。有之而民不隐忍焉，则是革命终无已时也。夫一人之身，数十年之久，而其责任之难完，固已如是，而况乎世及以为礼，卜世至数十，卜年至数百者耶？

若是乎，君主与责任，势固不能并行。重视君主，则不可不牺牲责任，重视责任，又不可不牺牲君主，而孔孟乃欲两利而俱存之，此所以中国数千年君主，有责任之名，无责任之实，而革命之祸，亦不绝于历史也。

泰西之民知其然也，以为凡掌一国行政之实权者，可不负责任；既负责任，则必随时可以去之留之，而不能以一人一姓永尸其位。而所谓实权者，或在元首焉，或在元首之辅佐焉。苟在元首，则其元首不可不定一任期，及期而代，如古罗马之“孔苏”，今合众国、法兰西之“伯理玺天德”是也；苟欲元首之不屡易，则其实权不可不移诸元首以下之一位，今世立宪君主国所谓责任大臣是也。故夫一国之元首，惟无实权者乃可以有定位，惟无定位者乃可以有实权，二者任取一焉，皆可以立国；混而兼之，国未有能立者也，即立矣，未有能久存于今日物竞天择之场者也。善哉君主无责任，黠哉君主无责任！

君主无责任，故其责皆在大臣。凡君主之制一法，布一今，非有大臣之副署（副于君主以署名也），则不能实行。故其法令之不惬民望者，民得而攻难之，曰：吾君本不能为恶也，今其为恶，皆副署者长之逢之也。故虽指斥其政而不为不敬，废置其人而不为犯上。而彼副署者，亦不得不兢兢于十目十手之下，以自检自黾，而一国之政务乃完。

善之至也，君主无责任使然也。

或曰：汉制，有灾异则策免三公。（孔子之义，凡君主皆对于天而负责任，故有灾异，则君主当恐惧修省。）是非责任大臣之意乎！其与欧洲今制将毋同。曰：是不然。

必君主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大臣。若汉制者，是抗世子法于伯禽之类也。周公辅成王，成王有过，则挞伯禽，夫伯禽非有力以禁成王之过者也，使成王而不贤，则伯禽将终日被挞，冤哉禽矣！汉制，君主独裁于上，宰相不过出纳喉舌，及其叔季，且并此出纳之权，而移于尚书，移于中书，而三公犹李代桃僵焉，冤之至也！若立宪国之责任大臣，则君主非特不得而尼之，抑亦不得而助之。彼宪政最完之英国无论矣，即如德国，君权较盛者也（德国审相不以议政之多数少数为进退），而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八月，宰相俾士麦请德皇下诏敕以自固其位，反对党首领波因氏，即在议院斥其自卸责任，而以皇室为怨府，其后俾士麦即失舆望，而不得不避贤路。日本以皇统一系自夸耀，人民尊王心最盛者也，而去年二三月间，伊藤内阁因贵族院反对议院案，乞日皇手谕劝解，举国万口沸腾，谓其违犯宪法，假皇权以自拥护，未几伊藤遂乞骸骨。是皆君主不许助大臣之成例也。若英国议院，则例不准称君主之名，述君主之意以决义案，有者则为大不敬，其所以为坊尤至矣。盖不如是，则责任大臣之实效，未有能举者也。

曰：若是乎，立宪国之君主，其为虚器也章章矣。顾犹悬兹而勿革何为也？曰：是过渡时代实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固百世之大经也。

虽然，诸民族之性质境遇，万有不齐，有宜于民主者，有未能遽宜于民主者。既未宜焉，则君固不可以不立，君既立矣，则欲其安而不危也，欲其治而不乱也，舍此将奚以哉？况责任大臣之制，有时固更优于民主者乎！（余别有论。）君主无责任也，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也，二者盖异名同实也。惟其无责任，故可以不侵犯；惟其不可侵犯；故不可以有责任。（易?文言）之释“亢龙”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是以动而有悔也。”盖立宪君主之象也，无动则无悔，无责任则无侵犯也，而不然者，不病君则病国，不病国则病君。嘻，殆哉岌岌乎！

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义今日欧美所谓文明，皆过渡时代之文明也。其证据不一，若最通行之政治学说，所谓“最大多数最大之幸福”者，亦其一端也。

如佛说众生全体之最大幸福，如孔、耶说人类全体之最大幸福，尚矣，即不能。如卢梭诸先辈所说国民全体之最大幸福，抑其次也，其奈今日皆不可行。今日之天下，一利害矛盾之天下也，有所利于此，必有所不利于彼，或此之利益较增，则彼之利益必不得不稍杀。于是两造常相搏，而制胜者惟恃强权。野蛮时代，强权常专在少数者，故幸福亦常在少数者，而得幸福者之多数少数，即文明差率之正比例也。故纵览数千年之世运，其幸福之范围，恒愈竞而愈广，自最少数而进于次少数，自次少数而进于次多数，自次多数而进于大多数，进于最大多数。他日其果能有国民全体、人类全体皆得最大幸福之一日乎？吾不敢忘。若在今日，则最大多数一语，吾信其无以易也。

日进而趋于多数也，是天演之公例不可逃避者也。虽然，亦恃人力焉。故学理明则其进也必速，学理误则其进也必缓，或且凝滞不进者有焉矣。西人惟悟此学理也，故数百年来，常循自然之运而进行。当中世之末，贵族与国王争政权，贵族多数而王少数也。

（英国宪法原自贵族与王争而得之者。）十六七世纪，人民与教会争政权，人民多数而教会少数也。十八九世纪以来，平民与贵族争政权，平民多数而贵族少数也。自今以往，劳力者得与资本家争政权，劳力者多数而资本家少数也。凡多数之与少数争，其初也必诎，其究也必伸，此虽不演进化之理不得不然，然常赖学理以左右之。盖有学理则多数之弱者敢于相争，而少数之强者不得不相让。今日欧美之治，皆此一争一让所成之结果也，他日或能将此幸福范围愈扩愈大，以驯至世界大同之运者，亦一争一让所成之结果也。

有宗教言以劝让，有哲学家言以劝争，两者相剂，而世运乃日进焉。

泰西之治，实颇赖是。中国儒家言，皆教让之言也。其语在上之有权力者，教以保民，教以养民，教以利民，皆导之以让而勿使滥用其强权也；其语在下之无权力者，则教以恭顺，教以服从，亦导之以让而勿使撄强权之锋也。夫使上下能交相让，不亦善乎？而无如但有让而无争，则弱者必愈弱，强者必愈强，而世终不可得平。吾昔著《饮冰室自由书》，内一条论放弃自由之罪者，其言曰：“夫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此天演学之公例也。人人各务求自存，则务求胜，务求胜则务为优者，务为优者则扩充已之自由权而不知厌足，不知厌足则侵人自由必矣。言自由者，必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夫自由何以有界？譬之有两人于此，各务求胜，各务为优者，各扩充已之自由权而不知厌足，其力线各向外而伸张，伸张不已，而两线相遇，而两力各不相下，于是界出焉。

苟两人之力有一弱者，则其强者所伸张之线，必侵入于弱者之界，此必至之势，不必讳之事也。”

故使多数之弱者能善行其争，则少数之强者自不得不让。若曰惟让而已，弱者让而强者不让，又将奈何？则其权力幸福，势必为彼不让者所攘夺以尽。故中国教旨，虽以人类全体幸福为目的，而其政治之结果，实则使豪强民贼，独占幸福，皆此之由。

幸福生于权利，权利生于智慧。故（诗）曰：“自求多福。”

幸福者，必自求之而自得之，非他人之所得而畀也。一群之人，其有智慧者少数，则其享幸福者少数，其有智慧者多数，则其享幸福者多数；其有智慧者最大多数，则其享幸福者亦最大多数。其比例殆有一定，而丝毫不能差忒者。故言治者，必非可漫然曰：吾予国民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而已。苟使其民不能自有源，而欲强而予之，未有不两受其弊者也。故德人祭志埃氏近著，力言多数之愚者，压制少数之智者，为今日群治之病。而俄国宗教总监坡鼈那士德夫氏，亦著论极攻政党及议院政治之弊，而其言皆大动学界，夫多数幸福之优于少数，天经地义，无可辨驳者也。而此等异论，何以能容喙焉？

何以能动人焉？则以智慧程度未达于大多数，而欲幸福之程度进于大多数，未有不百弊丛生，而贻反对之徒以口实者也。泰西尚然，而况于中国之今日乎！然则我最大多数之国民欲得最大幸福者，其亦思所以自处法儒波流氏著一书，名曰《今世国家论》，亦驳击代议政体之弊，而其论旨与德之奈氏、俄之坡氏异。波流之意，以为代议政治者，多数之专制也。少数者专制多数者固不可，多数者专制少数者亦不可；为少数之幸福而牺牲多数之幸福固不可，为多数之幸福而牺牲少数之幸福亦不可也。此固太平大同之言也，其奈今日世界文明之程度，固未足以语于此。两害相权则取其轻，然则舍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一义，何以哉？故曰：今日欧美所谓文明，过渡时代之文明也，若中国者，则又并过渡时代而未能达者也。恫夫！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1902年11月14日）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且发一问：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答者必曰：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是固然。

虽然，未足以尽其情也。文之浅而易解者，不必小说；寻常妇孺之函札，官样之文牍，亦非有艰深难读者存也，顾谁则嗜之？不宁惟是，彼高才赡学之士，能读坟典索邱，能注虫鱼草木，彼其视渊古之文与平易之文，应无所择，而何以独嗜小说？是第一说有所未尽也。小说之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顾不甚为世所重，其最受欢迎者，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也。夫使以欲乐故而嗜此也，而何为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说有所未尽也。吾冥思之，穷鞠之，殆有两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生有之，即钝根众生亦有焉。

而导其根器，使日趋于钝，日趋于利者，其力量无大于小说。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像，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此二者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

苟能批此窾、导此窍，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

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

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楞伽经》所谓“迷智为识，转识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读一小说也，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飏，而神经为之营注，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断相续，久之而此小说之境界，遂入其灵台而据之，成为一特别之原质之种子。有此种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触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种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种子遂可以徧世界。一切器世间、有情世间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为因缘也。而小说则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纵众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广狭；浸以时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长短。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人之读一小说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

读《红楼》竟者，必有余恋，有余悲；读《水浒》竟者，必有余快，有余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实愈多者，则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饮，则作百日醉。我佛从菩提树下起，便说偌大一部《华严》，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用渐；刺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蔼然和也，乃读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厄，何以忽然发指？我本愉然乐也，乃读晴雯出大观园、黛玉死潇湘馆，何以忽然泪流？我本肃然庄也，乃读实甫之琴心、酬简，东塘之眠香、访翠，何以忽然情动？若是者，皆所谓刺激也。大抵脑筋愈敏之人，则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剧。

而要之必以其书所含刺激力之大小为比例。禅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为用也，文字不如语言。

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

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说末由！

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

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

读《野叟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读《花月痕》者，必自拟韩荷生若韦痴珠；读梁山泊者，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极！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有断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门，岂有过此？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

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

小说之为体，其易人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又天下万国凡有血气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县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遍嗜之矣，则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于此其空气而苟含有秽质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则其人之食息于此间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惨死，必堕落，此不待蓍龟而决也。于此而不洁净其空气，不别择其菽粟，则虽日饵以参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终不可得救。知此义，则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可以识矣。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钵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贩卒妪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溃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以自拔，故谓之间接。

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骛，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

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沈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馀！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其位置，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

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新民议

（1902年11月30日、12月30日）

叙论天下必先有理论然后有实事，理论者实事之母也。凡理论皆所以造实事，虽高尚如宗教之理论，渊远如哲学之理论，其目的之结果，要在改良人格，增上人道，无一非为实事计者；而自余政治家言、法律家言、群学家言、生计家言，更无论矣。故理论而无益于实事者，不得谓之真理论。

虽然，理论亦有二种：曰理论之理论，曰实事之理论。理论之理论者，又实事之理论之母也。二者之范围，不能划然。

比较而论之，则宗教、哲学等，可谓理论之理论；政治学、法律学、群学、生计学等，可谓之实事之理论。虽然，其中又有等差焉，即以生计学一部论之，有所谓生计学原理者，有所谓应用生计学者，有所谓生计政策者。以第一类与第二类比较，则前者为理论之理论，后者为实事之理论；以第一、第二类与第三类比较，则前二皆理论之理论，后一为实事之理论。推之他学，莫不皆然。

理论之理论，与实事之理论，两者亦有先后乎？曰：两者互为先后。

民智程度尚低之时，其人无归纳综合之识想，惟取目前最近之各问题，研究其利害得失，故实事之理论先，而理论之理论后。虽然，此等理论，其谬误者，恒十而八九。及民智稍进，乃事事而求其公例，学学而探其原理，公例原理之既得，乃推而按之于群治种种之现象，以破其弊而求其是，故理论之理论先，而实事之理论反在后。此各国学界所同经之阶级也。

吾中国自今以前，皆为最狭隘、最混杂、最谬误的种种“实事理论”

之时代；至于今日，而所谓理论之理论者，始萌芽焉；若正确的实事之理论，犹瞠乎远也。

两者亦有优劣乎？曰：无也。理论之理论，其范围广远，其目的高尚，然非有实事之理论，则无以施诸用；实事之理论，其范围繁密，其目的切实，然非有理论之理论，则无以衡其真。二者相依以成，缺一不可。欲以理论易天下者，不可不于此两者焉并进之。

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原，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实理论之理论中最粗浅、最空衍者也，抑以我国民今日未足以语于实事界也。虽然，为理论者，终不可不求其果于实事；而无实事之理论，则实事终不可得见。今徒痛恨于我国之腐败堕落，而所以救而治之者，其道何由？

徒艳羡他国之发达进步，而所以蹑而齐之者，其道何由？此正吾国民今日最切要之问题也。以鄙人之末学寡识，于中外各大哲高尚闳博之理论，未窥万一，加以中国地大物博，国民性质之复杂，历史遗传之繁远，外界感受之日日变异，而国中复无统计，无比例，今乃欲取一群中种种问题而研究之、论定之，谈何容易，谈何容易？虽然，国民之责任，不可以不自勉；报馆之天职，不可以不自认。不揣檮味，欲更为实事之理论，以与爱群爱国之志士相商榷、相策厉，此《新民议》所由作也。

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国群治之现象，殆无一不当从根柢处摧陷廓清，除旧而布新者也。天演物竞之理，民族之不适应于时势者，则不能自存。我国数千年来，以锁国主义立于大地，其相与竞者，惟在本群，优劣之数，大略相等，虽其中甲胜乙败，乙胜甲败，而受其敝者，不过本群中一部分，而其他之部分，亦常有所偏进而足以相偿。

故合一群而统计之，觉其仍循进化之公例，日征月迈，而有以稍善于畴昔，国人因相以安焉，谓此种群治之组织，不足为病也。一旦与他民族之优者相遇，形见势绌，著著失败，在在困衡，国人乃眙骇相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稍有识者，谓是皆由政府之腐败、官吏之桎梏使然也。夫政府、官吏之无状，为一国退化之重要根原，亦何待言？

而谓舍此一端以外，余者皆尽美尽善，可以无事改革，而能存立于五大洲竞争之场，吾见其太早计矣！我国以开化最古闻于天下，当三千年前欧西狉狉獉獉之顷，而我之声明文物，已足与彼中之中世史相埒。

由于自满自情，墨守旧习，至今阅三千余年，而所谓家族之组织，国家之组织，村落之组织，社会之组织，乃至风俗、礼节、学术、思想、道德、法律、宗教一切现象，仍当然与三千年前无以异。夫此等旧组织、旧现象，在前此进化初级时代，何尝不为群冶之大效？而乌知夫顺应于昔日者，不能顺应于今时，顺应于本群者，不能顺应于世界，驯至今日千疮百孔，为天行大圈所淘汰，无所往而不败矣。其所以致衰弱者，原因复杂而非一途，故所以为救治者，亦方药繁重而非一术。呜呼，此岂可以专责诸一二人，专求诸一二事云尔哉！吾故今就种种方面，普事观察，将其病根所在，爬罗剔抉，而参取今日文明国通行之事实，按诸我国历史之遗传与现今之情状，求其可行，蕲其渐进，作《新民议》。

禁早婚议言群者必托始于家族，言家族者必托始于婚姻，婚姻实群治之第一位也。中国婚姻之俗，宜改良者不一端，而最重要者厥为早婚。

凡愈野蛮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嫁愈迟。

征诸统计家言，历历不可诬矣。婚嫁之迟早，与身体成熟及衰老之迟早，有密切关系，互相为因，互相之果。（惟其早熟早老，故不得不早婚，则乙为因而甲为果；以早婚之故，所遗传之种愈益早熟早老，则甲为因而乙为果。）社会学公理，凡生物应于进化之度，而成熟之期，久暂各异。进化者之达于成熟，其所历岁月必多，以人与鸟兽较，其迟速彰然矣。虽同为人类，亦莫不然，劣者速熟，优者晚成，而优劣之数，常与婚媾之迟早成比例。印度人结婚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为常，而其衰落亦特速焉。欧洲人结婚最迟（就中条顿民族尤甚），三十未娶者以为常，而其民族强建，老而益壮。中国、日本人之结婚，迟于印度而早于欧洲，故其成熟衰老之期限，亦在两者之间。故欲观民族文野之程度，亦于其婚媾而已。即同一民族中，其居一于山谷鄙野者，婚嫁之年，必视都邑之民较早，而其文明程度，亦恒下于都邑一等，盖因果相应之理，丝毫不容假借者也。

吾今请极言早婚之害：（一）害于养生也。少年男女，身体皆未成熟，而使之居室，妄斫丧其元气，害莫大焉。不特此也，年既长者，情欲稍杀，自治之力稍强，常能有所节制，而不至伐性；若年少者，其智力既稚，其经验复浅，往往溺一时肉欲之乐，而忘终身痼疾之苦，以此而自戕，比比然矣。吾闻伦理学家言：“凡人各对于己而有当尽之义务。”

盖以人之生也，今日之利害，往往与明日之利害相背驰，纵一时之情欲，即为后日堕落苦海之厉阶。

故夫人生中寿六十年，析而分之，凡得二万一千九百十五日，日日之利害既各相异，则是一日可当一人观也。然则六十年中，恰如有各异利害之二万人者，互相继续，前后而列居，其现象与二万余人同时并居于一社会者同，不过彼横数而此竖计云尔。此二万余人中，若有一人焉，纵欲过度，为躯干伤，则列其后者，必身受其纵欲所生之祸，其甚焉者则中道夭折焉，其次焉者亦半生萎废焉。中道夭折，则是今日之我，杀来日之我也；半生萎废，则是今日之我，侵来日之我之自由也。夫以一人杀一人，以一人侵一人之自由，就法律上犹必按其害群之罪而痛惩之，况于以今日之一我，而杀来日之万数千我，而侵来日之万数千我之自由，其罪之重大，岂复巧历所能算也。一群之人，互相杀焉，互相侵自由焉，则其群必不能成立，此尽人所同解也。由此言之，苟一群中人人皆自杀焉，人人皆自侵其自由焉，则其群效之结果，更当何似也。夫孰知早婚一事，正自杀之利刃，而自侵自由之专制政体也。夫我中国民族，无活泼之气象，无勇敢之精神，无沈雄强毅之魄力，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早婚亦实尸其咎矣。一人如是，则为废人；积人成国，则废为国。中国之弱于天下，皆此之由！

（二）害于传种也。中国人以善传种闻于天下。综世界之民数，而吾国居三之一焉，盖亦足以自豪矣。虽然，顾可恃乎？

据生物学家言：天地间日日所产出之物，其数实恒河沙无量数，不可思议，使生焉者而即长成焉，则夫一雄一雌之所产，（无论为植物，为动物，为人类。）不及千年，而其子孙即充满于全球，而无复余锥之地。然则今日之茁焉、泳焉、飞焉、走焉、蠕焉、步焉、制作焉于此世界者，不过其所卵、所胎、所产之同类亿万京垓中之一而已。孵者亿而育者一，育者亿而活者一，活者亿而长成者一，其淘汰之酷祸，若兹其难避也。故夫人之所以贵于物，文明人之所以贵于野蛮者，不在其善孵、善育也，而在善有以活之，善有以长成之。传种之精义，如是而己。活之、长成之之道不一端，而体魄之健壮，养教之得宜，其尤要也。故欲对于一国而尽传种之义务者，（第一）必须其年龄有可以为人父母之资格；（第二）必须其能力可以荷为人父母之责任。如是者，则能为一国得佳种；不然者，徒耗其传种力于无用之地。不宁惟是，且举一国之种子则腐败之，国未有不悴者也。吾中国以家族为本位者也，（西人以一人为本位，中国以一家族为本位，此其理颇长，容别著论论之。）昔贤之言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举国人皆于此兢兢焉。有子女者，甫离襁褓，其长亲辄孳孳然以代谋结婚为一大事。甚至有年三十而抱孙者，则戚族视为家庆，社会以为人瑞。彼其意岂不曰：是将以昌吾后也。

而乌知夫此秀而不实之种，其有之反不如其无之之为愈也。接统计学家言：凡各国中人民之废者、疾者、夭者、弱者、钝者、犯罪者，大率早婚之父母所产子女居其多数。（美国玛乐斯密、日本吴文聪所著统计各书，列表甚详，今避繁不具引。）盖其父母之身体与神经，两未发达，其资格不足以育佳儿也。

（论者或驳此论，而举古今名人中亦有属于早婚者之子以为证。不知此特例外偶见之事耳，凡论事总不能举例外，必当以多数为凭。如彼主张女权者，举妇女中一二优秀之人，以为妇女脑力不劣于男子之证；又如中国回护科举者，谓科举中亦往往有人才，而以为科举无弊，皆非笃论也。加藤弘之《天则百话》曾著论《答客难》，今不具引。）故彼早婚者之子女，当其初婚时代之所产，既已以资格不足，无以得佳种；及其婚后十年或二十年，男女既已成熟，宜若所产者良矣，而无如此十年、二十年中，已犯第一条害于养生之公例，斫丧殆尽，父母俱就尫弱，而又因以传其尫弱之种于晚产之子，是始终皆尫弱也。夫我既以早婚而产弱子，则子既弱于我躬；子复以早婚而产弱孙，则孙又将弱于我子。

如是递传递弱，每下愈况，虽我祖宗有雄健活泼虎视一世之概，其何堪数传之澌灭也？抑尫弱之种，岂惟无益于父母之前途，而见累又甚焉。

一家之子弟尫弱，则其家必落；一国之子弟尫弱，则其国必亡。昔斯巴达人有产子者，必经政府验视，苟认甚体魄为不合于斯巴达市民之资格，则隘巷寒冰，弃之不稍顾惜，岂酷忍哉？以为非如是，则其种族不足以竞优胜于世界也。而中国人惟以多产子为人生第一大幸福，而不复问其所产者为如何，执是宗旨，则早婚宁非得策欤？中国民数所以独冠于世界者，曰惟早婚之赐；中国民力所以独弱于世界者，曰惟早婚之报。夫民族所以能于立天地者，惟其多乎？惟其强耳！谚曰：“鸷鸟屡百，不如一鹗。”以数万之英人，（现英国驻印度之常备兵仅八万人。）驭三万万之印度，而戢戢然矣。我国民旅居外国者不下数百万，而为人牛马；外国人旅居我国者不过一万，而握我主权。种之繁固足恃耶？畴昔立于无外竞之地，优劣胜败，一在本族，何尝不可以自存？其奈膨胀而来者之日日肉薄于吾旁也。故自今以往，非淘汰弱种，独传强种，则无以复延我祖宗将绝之祀。

昔贤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此之谓也。一族一家无后，犹将为罪；一国无后，更若之何？欲国之有后，其必自禁早婚始。

（三）害于养蒙也。国民教育之道之端，而家庭之教与居一焉。儿童当在抱时，当绕膝时，最富于模仿之性。为父母者示之以可法之人格，因其智识之萌芽而利导之，则他日学校之教，社会之教，事半功倍。此义也，稍治教育学者，皆能言之矣。凡人必学业既成，经验既多，然后其言论举动，可以为后辈之模范，故必二十五岁或三十岁以上，乃有可以为人父母之能力。彼早婚者，藐躬固犹有童心也，而已突如弁兮，然代一国荷教育子弟之责任。夫岂无一二早慧之流，不辜其责者，然以不娴义方而误其婴儿者，固十而八九矣。自误其儿何足惜，而不知吾儿者，非吾所能独私也，彼实国民一分子，而为一国将来之主人翁也。一国将来之主人翁，而悉被戕于今日愦愦者之手，国其尚有豸乎？故不禁早婚，则国民教育将无所施也。

（四）害于修学也。早婚非徒为将来教育之害也，而又为现在教育之害。各国教育通例，大率小学七八年，中学五六年，大学三四年，故欲受完全教育者，其所历必在十五六年以上。

常人大抵七八岁始就傅，则其一专门学业之成就，不可不俟诸二十二三岁以外。其前乎此者，皆所谓修学年龄也。此修学年龄中，一生之升沈荣枯，皆于是定焉。苟有所旷、有所废，则其智、德、力三者，必有以劣于他人，而不足竞胜于天择之界。一人而旷焉、废焉，则其人在本群中为劣者；一群之人而皆旷焉、废焉，则其群在世界中为劣者。早婚者举其修学年龄中最重要之部分，忽投诸春花秋月、缠绵歌泣、绻恋床第之域，销磨其风云进取之气，耗损其寸阴尺璧之时，虽有慧质，亦无暇从事于高等事业，乃不得不改而就下等劳力以自赡。此辈之子孙日多，即一群中下等民族所以日增也。国民资格渐趋卑下，皆此之由。

（五）害于国计也。生计学公理，必生利者众，分利者寡，而后国乃不蹶。故必使一国之人，皆独立自营，不倚赖于人，不见累于人，夫是以民各尽其力，而享其所尽之力之报，一国中常绰绰若有余裕，此国力之所由舒也。准此公例，故人必当自量其一岁所入，于自赡之外，犹足俯畜妻子，然后可以结婚。夫人当二十以前，其治生之力，未能充实，势使然矣。

故必俟修学年龄既毕，确执一自营自活之职业，不至累人，不至自累，夫乃可以语于婚姻之事。今早婚者，其本身方且仰食于父母，一旦受室，不及数年，儿女成行，于此而不养之乎，则为对于将来之群而不尽责任；于此而养之乎，我躬治产之力，尚且不赡，势不得不仍仰给于我之父母。夫我之一身而直接仰给于我之父母，其累先辈既已甚矣；乃至并我之妻子而复间接以仰给于我之父母，我父母生产力虽极大，其安能以一人而荷十数口之责任也？夫我中国民俗，大率皆以一人而荷十数口之责任者也，故所生之利，不足以偿所分，而一国之总殖日微，然其咎不在累于人者而在累人者。无力养妻子而妄结婚，是以累人为业也，一群之蠹，无耻之尤也。不宁惟是，谚有之：“贫者恒多子。”贫者之多子也，非生理学上公例然也。彼以其早婚之故，男女居室之日太永，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小儿为业，故子愈多，子愈多则愈益贫。贫也者，非多子之因，而多子之果也。贫而多子，势必虽欲安贫而不可得，悍者将为盗贼，黠者将为棍谝，弱者将为乞丐，其子女亦然。产于此等之家，其必无力以受教育，岂待问哉？

既已生而受弱质矣，又复无教育以启其智而养其德，更迫于饥寒而不得所以自活之道，于是男为流氓，女为娼妓。然则其影响岂惟在生计上而已？一群之道德法律，且将扫地以尽。

夫孰知早婚之祸之如是其剧而烈也！

据统计家所调查报告，凡愈文明之国，其民之结婚也愈迟；愈野蛮之国，其民之结婚也愈早。故现代诸国中，其结婚平均年龄最早者为俄罗斯，次为日本；（吾中国无统计，无从考据，大约必更早于日本也。）

最迟者为挪威，次为普鲁士，次为英吉利。

（据玛乐斯密所报，则普鲁士平均男之年二十九岁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英国平均男之年二十八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挪威平均男之年三十有奇，女之年二十七有奇。）而各国递迟之率，日甚一日，今恒有异于昔，英国其尤著者也。（英国当一八八○年，初婚之男平均年二十五零八月，初婚之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四月。及一八九○年，男平均年二十六零四月，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八月。近十年来，其迟率益增。

又英国人二十一岁以下而结婚者，其数日减一日，当一八七四年，计百人中男子之未成年（二十一岁为成年）结婚者，仅八人，女子仅廿二人。

一八九○年男子仅五人有奇，女子仅十九人。）而普鲁士则早婚之风，殆将尽绝。（一八九一年，普国统计男子未成年而结婚者，不过百人中之一人零二分六厘，女子不过百人中之十六人零五分。）由此言之，斯事之关于国家盛衰，岂浅鲜耶？不宁惟是，一国之中，凡执业愈高尚之人，则其结婚也愈迟；执业愈卑贱之人，则其结婚也愈早。大抵矿夫、印刷职工、制造职工等为最早，文学家、技术家、政治家、教士、军人等为最迟。（据英国一八八四年统计，则矿夫、职工等之结婚，男子平均二十四岁有奇，女子平均二十二三岁。其自由业、独立者，男子平均三十一岁有奇，女子平均二十六岁有奇。各国比例皆如此。）然则结婚早迟之率，自一人论，可以判其人格之高下；自一国论，则可以战其国运之荣枯。呜呼，可不念耶！可不悚耶！

社会学家言：早婚之弊固多，而晚婚之弊亦不少。（其一）则夫妇之间，年龄相远，故其结婚不基于爱情而基于肉欲，将有伤伦害俗之事也；（其二）则男女居室之岁月益短缩，所产子女愈少，甚且行避姙之法，使人口繁殖之道将绝，近代之法国，是其例也；（其三）则单身独居，非常人之情所能久堪，其间能自节制者少，男女皆酿种种恶德，因以伤害健康、败坏风俗也。三弊之中，其前二端，非吾中国今日所宜虑及，其第三端，则亦视乎教育之道何如耳？若德育不兴，则虽如今日之早婚，斯弊亦安得免？故吾以为今日之中国，欲改良群治，其必自禁早婚始！

《礼经》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於戏！先圣制作之精意，倜乎远哉？

此等问题，在今日忧国士夫，或以为不急之务。虽然，一国之盛衰，其原因必非徒在一二人、一二事也，必使一国国民，皆各能立于此竞争世界，而有优胜之资格。故其为道也，必以改良群俗为之原。日本政治上之形式，以视欧美，几于具体而微，而文明程度，犹瞠乎其后者，群俗之未可以骤易也。我国即使政治革新之目的既达，而此后所以谋进步者，固不可不殚精竭虑于此等问题。况夫群俗不进，则并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见其能达也。故吾国民不必所待，以为吾先从事于彼，而此暂置为缓图也。见其为善，则迁之若不及；见其为弊，则克之务必胜。天下应尽之义务多矣，吾辈岂有所择焉？况乎此等问题，不必借政府之力，人人自认之而自行之，久之亦足以动政府。数年前禁缠足之论，其明效矣。

故今为《新民议》，于此等事往往三致意焉。忧时之士，其或鉴之！

不然，宁不见夫今日之日本，始盛倡风俗改良、社会改良，而末流之滔滔，犹未能变也。

斯事之难如此，吾侪可以谋其豫矣。著者附识。

《饮冰室文集》原序

（1902年11月）擎一编余数年来所为文，将汇而布之。余曰：恶，恶可！

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况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转巨石于危崖，变异之速，匪翼可喻。今日一年之变，率视前此一世纪犹或过之，故今之为文，只能以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道铎而已，过其时，则以覆瓿焉可也。虽泰西鸿哲之著述，皆当以此法读之，而况乎末学肤受如鄙人者，偶有论述，不过演师友之口说，拾西哲余唾，寄他人之脑之舌于我笔端而已。而世之君子，或奖借之，谬以厕于作者之林，非直鄙人之惭，抑亦一国之耻也。昔扬子云，每著一篇，悔其少作。若鄙人者，无藏山传世之志，行吾心之所安，固靡所云悔。虽然，以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况乃丙申、丁酉间之作，至今偶一检视，辄欲作呕，否亦汗流浃背矣。一二年后视今日之文，亦当若是，乌可复以此戋戋者为梨枣劫也！擎一曰：“虽然，先生之文公于世者，抑已大半矣。纵自以为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间者，亦既不可得削，不可得洒，而其言亦皆适于彼时势之言也。中国之进步亦缓矣，先生所谓刍狗者，岂遂不足以为此数年之用？用零篇断简，散见报纸，或欲求而未得见，或既见而不获存，国民以此相憾者亦多矣。先生之所以委身于文界，欲普及思想，为国民前途有所尽也。使天下学者多憾之，柱等实尸其咎矣，亦岂先生之志哉？”余重违其言，且自念最录此以比较数年来思想之进退，用此自鞭策，计亦良得，遂颔焉。擎一乞自序，草此归之。西哲恒言：“谬见者，真理之母也。”是编或亦可为他日新学界真理之母乎？吾以是解嘲。

壬寅十月梁启超。

释革

（1902年12月14日）

“革”也者，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

Reform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国会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革命”二字，非确译也。

“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在（书）曰：“革殷受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当Revo（省文，下仿此）之意也。人群中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不有其，Ref，亦无不有其Revo，不独政治上为然也。即以政治论，则有不必易姓而不得不谓之Revo者，亦有屡经易姓而仍不得谓之Revo者。今以革命译Revo，遂使天下士君子拘墟于字面，以为谈及此义，则必与现在王朝一人一姓为敌，因避之若将浼己。而彼凭权借势者，亦将曰是不利于我也，相与窒遏之、摧锄之，使一国不能顺应于世界大势以自存。

若是者皆名不正言不顺之为害也。故吾今欲与海内识者纵论革义。

Ref主渐，Revo主顿；Ref主部分，Revo主全体；Ref为累进之比例，Revo为反对之比例。其事物本善，则体未完法未备，或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经验少而未甚发达，若此者，利用Ref．。其事物本不善，有害于群，有窒于化，非芟夷蕰崇之，则不足以绝其患，非改弦更张之，则不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Revo．。此二者皆大《易》所谓革之时义也。

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

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因相沿而顺呼之曰“革命革命”。又见乎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国之大变革，尝馘其王，刈其贵族，流血遍国内也，益以为所谓Revo．者必当如是。于是近今泰西文明思想上所谓以仁易暴之Revolution，与中国前古野蛮争阎界所谓以暴易暴之革命，遂变为同一之名词，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然则朝贵之忌之，流俗之骇之，仁人君子之忧之也亦宜。

新民子曰：革命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一存一灭之间，学者谓之淘汰。淘汰复有二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

天然淘汰者，以始终不适之故，为外风潮所旋击，自澌自毙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适焉者，从而易之使底于适，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义也。外境界无时而不变，故人事淘汰无时而可停。其能早窥破于此风潮者，今日淘汰一部分焉，明日淘汰一部分焉，其进步能随时与外境界相应，如是则不必变革，但改革焉可矣。

而不然者，蛰处于一小天地之中，不与大局相关系，时势既奔轶绝尘，而我犹瞠乎其后，于此而甘自澌灭则亦已耳，若不甘者，则诚不可不急起直追，务使一化今日之地位，而求可以与他人之适于天演者并立。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不由此道而欲以图存，欲以图强，是磨砖作镜，炊沙为饭之类也。

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若此者，岂尝与朝廷政府有毫发之关系，而皆不得不谓之革命。

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革命可骇，则变革其亦可骇耶？呜呼，其亦不思而已！

朝贵之忌革也，流俗之骇革也，仁人君子之忧革也，以为是盖放巢流彘，悬首太白，系组东门之谓也。不知此何足以当革义。革之云者，必一变其群治之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今如彼而可谓之革也，则中国数千年来，革者不啻百数十姓。而问两汉群治有以异于秦，六朝群治有以异于汉，三唐群治有以异于六朝，宋明群治有以异于唐，本朝群治有以异于宋明否也？若此者，只能谓之数十盗贼之争夺，不能谓之一国国民之变革，昭昭然矣！故泰西数千年来，各国王统变易者以百数，而史家未尝一予之以Revolution之名。

其得此名者，实自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役始，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役次之，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国之役又次之。而十九世纪，则史家乃称之为Revolution时代。盖今日立于世界上之各国，其经过此时代者，皆仅各一次而已，而岂如吾中国前此所谓革命者，一二竖子授受于上，百十狐兔冲突于下，而遂足以冒此文明崇贵高尚之美名也。故妄以革命译此义，而使天下读者认仁为暴，认群为独，认公为私，则其言非徒误中国，而污辱此名词亦甚矣。

易姓者固不足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

若十九世纪者，史家通称为Revo时代者也，而除法国主权屡变外，自余欧洲诸国，王统依然。自皮相者观之，岂不以为是改革非变革乎？

而询之稍明时务者，其谁谓然也。

何也？变革云者，一国之民，举其前此之现象而尽变尽革之，所谓“从前种种，譬犹昨日死；从后种种，譬犹今日生”（袁了凡语），其所关系者非在一事一物一姓一人。若仅以此为旧君与新君之交涉而已，则彼君主者何物？其在一国中所占之位置，不过亿万分中之一，其荣也于国何与？其枯也于国何与？一尧去而一桀来，一纣废而一武兴，皆所谓“此朕家事，卿勿与知”，上下古今以观之，不过四大海水中之一微生物耳，其谁有此闲日月以挂诸齿牙余论也。故近百年来世界所谓变革者，其事业实与君主渺不相属，不过君主有顺此风潮者，则优而容之，有逆此风潮者，则锄而去之云尔。夫顺焉而优容，逆焉而锄去者，岂惟君主，凡一国之人，皆以此道遇之焉矣。若是乎，国民变革与王朝革命，其事固各不相蒙，较较然也。

闻者犹疑吾言乎？请更征诸日本。日本以皇统绵绵万世一系自夸耀，稍读东史者之所能知也；其天皇今安富尊荣神圣不可侵犯，又曾游东土者之所共闻也。曾亦知其所以有今日者，实食一度Revolution之赐乎？

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为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语及藤田、东湖、吉田松阴、西乡南洲诸先辈，无不指为革命人物。此非吾之澜言也，旅其邦、读其书、接其人者，所皆能征也。

如必以中国之汤武，泰西之克林威尔、华盛顿者，而始谓之革命，则日本何以称焉？

而乌知其明治以前为一天地，明治以后为一天地，彼其现象之前后相反，与十七世纪末之英、十八世纪末之法无以异。此乃真能举Revolution之实者，而岂视乎万夫以上之一人也！

由此言之，彼忌革骇革忧革者，其亦可以释然矣。今日之中国，必非补苴掇拾一二小节，模拟欧、美、日本现时所谓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后也。彼等皆曾经一度之大变革，举其前此最腐败之一大部分，忍苦痛而拔除之，其大体固已完善矣，而因以精益求精，备益求备。我则何有焉？以云改革也，如废八股为策论，可谓改革矣，而策论与八股何择焉？更进焉，他日或废科举为学堂，益可谓改革矣，而学堂与科举又何择焉？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改革云，改革云，更阅十年，更阅百年，亦若是则已耳。毒蛇在手而惮断腕，豺狼当道而问狐狸，彼尸居余气者又何责焉？所最难堪者，我国将被天然淘汰之祸，永沈沦于天演大圈之下，而万劫不复耳！夫国民沈沦，则于君主与当道官吏又何利焉？国民尊荣，则于君主与当道官吏又何损焉？吾故曰：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于国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变革且赞成大变革始。

呜呼，中国之当大变革者岂惟政治，然政治上尚不得变不得革，又遑论其余哉！呜呼！

拟讨专制政体檄

（约1902年下半年）起起起！我同胞诸君！起起起！我新中国之青年！

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

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我辈数千年前之祖宗，初脱草昧，团体未结，智力未充，或不能不稍有借于专制。今日我辈已非孩童，无所用人之顾复；我辈又非废疾，无所用人之扶持；我辈更非癫狂，无所用人之监守；我辈亦非犯罪，无所用人之锁拘。专制政体之在今日，有百害于我而无一利！

我辈若犹 然恭然，与之并立于天地，上之无以对我祖宗，中之无以对我自己，下之无以对我子孙。我辈今组织大军，牺牲生命，誓翦灭此而后朝食。壮行何畏，师出有名，爰声其罪，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天之生人，权利平等。有目则同其视，有耳则同其听，有口则同其味，有肢则同其动，有脑则同其思。今彼专制者必曰：某也贵，某也贱，某也当命令人，某也当受命于人。是曰逆天理。其罪一也。

人之意志，各有自由。父不能强之于子，兄不能强之于弟。即以一身论，昨日不能强之于今日，今日不能强之于明日。而彼专制者必曰：我之所欲，汝不可不欲之；我之所恶，汝不可不恶之。有曰拂人性。其罪二也。

有治人者，有治于人者，此国法也。然我辈愿人人为治人者，同时又愿人人为治于人者。今彼专制者必曰：惟我治汝，惟汝治于我。是曰藐国法。其罪三也。

一国之土地，一国人所共有也。无论何人，不得以私诸一己。而彼专制者必曰：普天之下，莫非吾土。汝践我之土地，汝食我之毛也。

是曰盗公产。其罪四也。

私公产为己物，罪既重矣。然使其整顿之、增进之，使我所得稍偿其所失，犹可言也。乃彼专制者则曰：吾惟取盈而已，他无所问焉。

是始乱之而终弃之也。其罪五也。

既不为我整顿矣、增进矣，使彼徒贪其各不落其实，犹可言也；乃彼专制者则今日加一税，明日抽一厘，沟壑之欲，无时已焉。是虎狼噬人之类也。其罪六也。

使彼一人一姓可以长此专制，则我辈虽不得自由，犹可以为奴隶以苟全性命，乃彼一专制者立，则他专制者从而生心，彼此争夺，驱我辈以膏其锋镝。是不徒视我辈为犬马，且视之为土芥也。其罪七也。

使同时而行专制者仅有一人，则犹幸其鞭长莫及，我辈犹得苏息。

乃彼专制者遍布爪牙，自中央政府以至地方有司，其虎而冠者不下百数十万人。上层者制其下层者，下层复制其更下层者，其层数之多不可思议。而我辈则下层中之最下层者也，重重压抑，更无复见天日之望！彼所谓阿鼻地狱之魔王也。其罪八也。

使彼虽压制我于内，而有自外来侵者彼能为我驱除之，犹可言也。

乃非惟不能，且助他人以虐我，代他人以来压我。其罪九也。

使彼其无道而甘心为真小人，则亦已矣。人人犹得知其恶，而有锄之之一日。乃彼专制者则颠倒是非，变乱黑白，妄上古经以文其罪，别造出一种奇怪之道德，奇怪之法律，而因以教人曰：“汝服我者则为圣贤，助我者则为豪杰；反是则为乱贼，为匪人。”

逆天愚民，莫此为甚。是不徒絷缚我一身，是使我子子孙孙长沉苦海而不能救也。其罪十也。

凡此诸端，不过略举大概。若详言之，则所谓罄南山之竹，书罪难穷；倾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者也！

抑又闻之：天下惟无罪者，能讨人之罪。彼专制政体之罪既若彼矣，然则我辈其无罪矣乎？曰：无也。我辈之有罪，皆为彼专制政体所袿累者也。试剖辨之。或曰：我辈无爱国心，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孟子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故吾国则爱之，他人之国则不爱焉矣。彼专制者既夺吾国以私诸己，我辈不能自有而代彼爱之，何为也？不宁惟是，我虽欲爱之，而彼必不许我也。譬之有美人于此，其为吾妇，则吾得而爱之。现为他人妇，而吾窃窃用其爱焉，彼不试我以利刃，必挥我以老拳矣。

君试观今日爱国之士，何一不遭专制者之按剑相视也。然则专制政体与爱国心不两立，我辈之无罪一也。

或曰：我辈无尚武精神，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凡人自为斗者必勇，代人斗者反是。斗其仇敌者必勇，斗其亲爱者反是。彼专制者之养兵也，所以防家贼也，日日为其一己之私谋，而驱我之父以斗其子，驱我之弟以斗其兄，苟稍有人心者，谁不望风而却走也！我数千年来之祖宗，所以以从军为第一怨苦者，皆职此之由也。

然则专制政体与尚武精神不并容，我辈之无罪二也。

或曰：我非卑屈，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凡人之性质，由于遗传者十而七八，由于教育者十而二三。我辈之祖宗，非自无始以来即有卑屈之性也，但久居于专制之下，时或思自立，不旋踵而夷灭矣。于是将强立之种尽锄去，而惟余卑屈者，合于适种生存之例，而独得传其裔于后。……（下阙）

答和事人

（1903年12月2日）

顷有自署和事人者，颇以近日《新民丛报》主义相诘责，兹录而答之。

阅《新民丛报》三十八、九号，得读大作，知从美洲回来，宗旨顿改，标明保王，力辟革命，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吾知足下素来强辩，未易与言，但欲不言而仍不能止者，正以于心有所不安耳。（中略）足下力辟革命，亦自成其说，吾不能与之深辩，但试问命则不能革，而王则可以保乎？大抵保王与革命，两党之手段不同，其目的未尝有异也。

今日新学中人，由革命而生出排满，蓬蓬勃勃，一发而不可制，推原其始，亦由救国来也。痛宗国之沦丧，而在上者仍不振，于是思所以革命；革命之说一起，而思满人平日待我之寡恩，而排满之念又起焉。事本相因而又相成。何者？一朝起事，势必有谓为无父无君之邪说，以摇惑人心，中立者必将解体，盖排满所以补革命之不足也。

故排满有二义：以民族主义感动上流社会，以复仇主义感动下流社会。庶使旧政府解散，而新政府易于建立也。而足下力辟其非，天下之人，将尽信其非矣，于足下有济乎，抑无济乎？古来英雄办事，未有强人使与己意相同，更无有剔人之非而成己之名也。况两党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骂，互相攻讦，则旧人得所借口，而天下大事何日能成乎？

今日者祸机愈迫矣，瓜分荐至矣，命固不能革，而王亦不能保矣。

他日白人主我中原，制我死命，两党人合力而思挽回之术，亦不可得矣。

必有彷徨瞻顾，痛哭流泪，归咎于今日兴讼者，悔之无及矣。子其思之，忍以天下为儿戏耶？

答曰：和事人不知其为何许人，读其言，则必为一热诚爱国之士，无可疑也。其所谓命则不能革，而王亦非易保，此诚今日我四万万人最盘根错节之大问题也。此问题甚长，非此短篇所能毕其词，愿以异日。

至其末节所云云，谓强人使与己意相同，谓剔人之非以成己之名，此实非鄙人所敢受也。

凡言论者，发表一己之意见者也。言者与听者，各有其自由，断未有能强之使与己同者。吾尝论中国人之性质，最易为一议论所转移，有百犬吠声之观，有水母目虾之性，虽其所论如何高尚，如何磅礴，而所谓奴隶之本质终不免。吾方以是为一大缺点而深疚之，而岂有强人使与己意相同之理？至其谓剔人之非，是固然也。顾所剔者不特人之非也，即我之非，亦岂敢隐？夫鄙人之与破坏主义，其非无丝毫之关系，当亦天下所同认矣。然则吾岂与异己者为敌哉？至谓以成己之名，则更失之远矣。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此真意中事；使鄙人而好名也，则更安肯出此？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师友多谓为好名，今者反对破坏主义，而论者或又谓为好名，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生性之长短，吾最自知之，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非直不欲，实不能也），此则其一贯者也。辛壬之间，师友所以督责之者甚至，而吾终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焉，亦不可得。

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最短也。

南海先生十年前，即以“流质”相戒，诸畏友中，亦频以为规焉，此性质实为吾生进德修业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决不敢自讳，且日思自克而竟无一进者。生平遗憾，莫此为甚。若云好名，则鄙人自信，此关尚看得破也。至立信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则言之奚为者？故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使无余蕴，则亦受性然也，以是为对于社会一责任而已。

至云两党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骂，互相攻讦云云，此诚最可痛心之事。若鄙人之尚知自重而不肯蹈此恶习，此亦当为一国所共谅者。

试观去年春夏间，报界之所以相诬攻者若何，吾党曾一置辩否？又如香港某报，每一日照例必有相攻之文一篇，认列强为第三敌，认满政府为第二敌，认民间异己之党派为第一敌，其所以相唾骂、相攻讦者，亦云至矣。

夫使以笔墨挑战也，则吾辈亦何患无辞？试观鄙人及我亲友，曾为一应敌之师否？

非直不屑为，亦以义固不可也。且如顷者章、邹最后之供词，各报馆之啧有言者亦众矣，而本报并其原语亦不肯录入，诚以敬其初志也。

吾谓“和事人”以此相虑，则可虑者其必不在吾辈矣。若夫吾发表吾现在之所信而不能自己，则吾既言之矣，吾今后更将大有所发表焉，然此非唾骂之谓也，非攻讦之谓也。吾所谓与舆论挑战进，自今以往，有以主义相辨难者，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乐相与赏之析之；若夫轧轹嫚骂之言，吾固断不以加诸人，其有加诸我者，亦直受之而已。寄语和事人，可无虑此，抑吾亦欲遍国中志士，皆率和事人之教也。至吾之所以不能已于言者，则本报前号中鄙著《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两篇，亦可略见其用意之所存，毋亦如和事人所谓欲两党合力以思挽回之术云尔。愿和事人平心静气一省览焉，而更有以辱教，固所望也。匆匆不具。

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

（1904年2月14日）

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吾故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十九世纪者，全世界革命之时代也，而吾中国亦介立其间，曾为一次之大革命也。

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所谓结果者，非成败之云也。欧洲中原之革命军，败者强半，而其所收结果，与成焉者未或异也。胡乃中国而独若此？西哲有言：“历史者，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吾缘恶果以溯恶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诇之。

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团体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冲其锋者为国会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

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

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之正义，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从事革命者，未之前闻。

若楚汉间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此外若赵氏之南越，窦氏之河西，马氏之湖南，钱氏之吴越，李氏之西夏，其动机颇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

故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何也？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今将中国革命史上之事实类表之，则：表例说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镇，拥土地人民以为凭借者，皆谓之上等社会；（二）凡欺人孤儿寡妇，假名禅让以窃国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谈，则数千年历史上，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閔乎未有闻也。

（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线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遂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对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单纯革命，假名中国之革命（历史上的）曰复杂革命。长期国会时之英国，除克林威尔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独立时之美国，除华盛顿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自余各国前事，大都类是（其成者每类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国不然。秦末之革命，与项羽、汉高相先后者，则陈涉、吴广也，武臣也，葛婴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驹也，韩广也，吴芮也，如是者数十辈。西汉末之革命，与光武相先后者，则樊崇也，徐宣、谢禄、杨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丰也，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凤也，朱鲔、张印也。陈牧、廖湛也，李宪也，公孙述也，隗嚣也，窦融也，卢芳也，彭宠也，张步也，刘永、董宪也，如是者数十辈。东汉末之革命，与曹操、刘备、孙权相先后者，则黄巾十余大部也，董卓也，北宫伯玉也，张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绍也，袁术也，吕布也，公孙瓒也，张鲁也，刘璋也，韩遂、马腾也，陶谦也，张绣也，刘表也，公孙渊也，如是者数十辈。隋末之革命，与李唐相先后者，则王薄、孟让也，窦建德也，张金称、高士达也，郝孝德也，杨玄感也，刘元进也，杜伏威、辅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让、李密也，徐圆朗也，梁师都也，王世充也，刘武周也，薛举也，李轨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开道也，刘黑闼也，如是者数十辈。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类是。（以胪列此等人名，干燥无味，故后代阙之。）即如最近洪杨之役，前乎彼者，广西群盗，既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义，魏之毋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更无论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人闻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时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试表列之：

时代旧政府末倒以前既倒以后合计

秦末三年

二世元年壬辰，陈涉起首难，二年甲午，沛公入武关，秦亡。

十三年

高帝十二年丙午，平陈豨、卢绾，兵事息。

十六年

西汉末八年

新莽天凤四年丁丑，新市、下江兵起，地皇五年癸末，更始入长安，莽亡。

十八年

光武建武十五年庚

子，卢芳降，兵事息。

二十六

年

东汉末十二年

灵帝中平元年甲子，黄巾起，献帝兴平二年乙亥，李傕、郭汜亡。

八十五

晋太康元年庚子，平吴，兵事息。

九十七

年

隋末九年

炀帝大业七年辛未，壬薄、张金称等起，恭帝二年，王世弃弑之，隋亡。

十一年

唐太宗贞观二年，平梁师都，兵事息。

九十七

年

唐末三十四年僖宗乾符元年甲午，王仙七十二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四百０ 六芝始乱，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朱温纂弑，唐亡。

年己卯，北汉主刘继元降，兵事息。

年

元末二十一年

顺帝至正八年戊子，方国珍起，廿八年戊申，徐达定中原，元主北遁，元亡。

二年

明太祖洪武二年己

酉，徐达擒张良臣，兵事息。

二十三

年

明末十七年

思宗崇祯元年戊辰，陕西流贼起，十七年甲申，帝殉国，明亡。

四十年

清圣祖康熙二十二

年癸亥，平三藩、台湾，兵事息。

五十七

年

附洪杨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李沅发始乱，二十九年己酉，洪秀全起广西，同治七年，李鸿章平捻，后事卢。

二十六

年

（附注）若晋、十六国、南北朝间，混乱固极矣，然其性质复杂，不纯然为革命，且大革命中复包含无数小革命焉，故今不列于表。又东汉末旧政府既倒后，犹拥虚号，其嬗代亦与他时代之性质稍异，以严格算之，其年数略可减少，谓献帝建安十八九年间为一段落可也，则亦二十年矣。

由是观之，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其间惟元明之交，其现象出常例外，则由革命军太无力，久不能倒旧政府耳，其性质非有以异于前代也。）当其初革伊始，未尝不曰，吾之目的，在倒旧政府而已。及其机之既动，则以悬崖转石之势，波波相续，峰峰不断，驯至数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词曰“强权强权”，强权之行，殆野蛮交涉之通例，而中国其尤甚者也；中国之革命时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处于笼，越若干日而毙其半，越若干日而毙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毙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毙，仅余其一，然后斗之事息。中国数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此其事影响于社会之进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国通称三十年为一世，谓人类死生递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时代，前人逝而后人直补其缺，社会之能力，始继续而不断；若其间有青黄不接之顷，则进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国博士福亚氏，尝以统计上学理，论人口死亡之率，谓：“英国生产者一百万人中，其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间，以肺痨病死者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

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间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则是肺痨一症，使英国全国之总殖损失千四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镑也。”此等语随机指点，已有足令人瞿然惊者。然此犹生计上直接之损害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壮者死亡离散，而生殖力之损耗，有去无来，人道或几乎息。观中国历史上汉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于前代全盛时，十仅存一，（参观《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此岂尽由于杀戮耶？亦生殖力之锐减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响者，若生计上，若学术上，若道德上，若风俗上，前此经若干年之群演，而始达于某级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绝，混然复还于天造草昧之态状，文明之凝滞不进，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东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

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卢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吾前进屡言，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谓此而已，亦谓此而已。彼时洪杨等固无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试思其后此与张总愚、赖汶洸辈之交涉何如？与苗沛霖辈之交涉何如？即与其部下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辈之交涉何如？此诸党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缫演前代血腥之覆轨，无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呜呼！吾观法国大革命后，经过恐怖时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国联军干涉，犹能以独力抵抗，不移时而出拿破仑，大行复仇主义以震慑欧陆。吾因是以反观中国，吾不自知其汗浃背而泪承睫矣。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综观历史上革命与外族之关系，可分为五种：一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旧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等类是也。

二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者，如郭子仪之以吐蕃、回纥讨安史，李鸿章之以戈登灭洪秀全等类是也。

三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而彼此两毙者，如吴三桂以满洲亡李闯，而并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两毙者，如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大单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晋是也。

五曰革命军败后，引外族以为政府患者，如汉初陈豨、卢绾辈，东汉初卢芳辈之导匈奴，唐初刘黑闼、梁师都辈之导突厥等类是也。

此皆其直接关系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如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势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落，此则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养其势者矣。呜呼！以汉高之悍鸷，而忍垢于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于高丽之师；我国史之污点，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固由帝国主义自然膨胀之力，而常胜军之关系，亦宁浅薄耶？

识者观此，毛发俱栗矣。

以上七端，皆中国革命时代所必显之现象也。事物公例，因果相倚，因果相含。欲识过去因，请观今日果；欲识未来果，请观今日因。今后之中国，其必以革命而后获救耶，抑不革命而亦可以获救耶？此属于别问题；若夫革命而可以救中国耶，抑革命而反陷中国于不救耶？此则正本论之所欲研究也。若后有革命军者起，而能免于此七大恶特色，以入于泰西文明革命之林，则革命者，真今日之不二法门也。而不然者，以百数十队之私人野心的革命军同时并起，蹂躏于全国，而蔓延数十年，犹且同类相屠，而两造皆以太阿之柄授外族，则过此以往，必有太息痛恨于作俑之无后者。抑今日国中迷信革命之志士，其理想必与此七大恶特色不相容，无待余言也。今后若有一度能为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以一洒种种之污点，吾之欣喜愿望，宁有加焉。虽然，理想之与事实，往往不能相应，此不可不详察也。当思泰西革命之特色何以若彼，中国革命之特色何以若此，此其中殆必有一原因焉。今者我国国民全体所受之因，与夫少数革命家所造之因，其诚能有异于前代与否，是即将来结果之同不同所由定也。吾见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吾见夫以第一等革命家自命之少数豪杰，皆以道德信义为虱为毒，而其内部日日有杨韦相搏之势也；吾见夫高标民族主义以为旗帜者，且自附于白种景教，而借其力欲以摧残异己之党派，且屡见不一见也。

夫景从革命者，必赖多数人，故吾观彼多数人者之性质而吾惧；主持革命者，必赖少数人，故吾观彼少数人者之性质而吾滋惧。吾惧乎于理想上则彼上七大特色万不愿有，而于事实上则彼七大特色终不能无也。

此吾所以于衣被全欧、震撼中国之革命主义，而言之犹有余栗也。嗟夫！

今而哓哓，复奚为者？公等而持不革命而可以救中国之论也，则请实为不革命以救中国之预备；公等而持必革命而可以救中国之论也，则请实为革命以救中国之预备。革命以救中国之预备奈何？毋曰吾学习武备，吾运动会党，吾密输入器械，而吾事毕矣；必虚心商榷，求所以免于彼七大恶特色者，其将何途之从，如何而使景从我者免焉，如何而使我躬先自免焉！若有以此道还问诸鄙人者，则鄙人舍其迂远陈腐之议论，仍无以为对也。

曰：汝而欲言革命、欲行革命也，则汝其学克林威尔，汝其学华盛顿，汝其用最善良之市民。乃若当今号称革命巨子者之所称道，割断六亲，乃为志士；摧弃五常，乃为伟人；贪黠倾轧，乃为有手段之豪杰；酒色财气，乃为现本色之英雄；则吾亦如某氏所谓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期期以为不可，期期以为不可也！”吾为此言，吾知又必有詈我者曰，汝责人无己时。

虽然，吾为吾国忧，吾为吾国惧，吾宁能已于言？所责者在足下耶，非足下耶？惟足下自知之。足下而仅欲言革命而不欲行革命也，则吾复何云，凡吾之说，悉宜拉杂之，摧烧之；足下而诚欲行革命也，诚欲行革命以救中国也，则批鳞逆耳之言，毋亦有一顾之价值耶？毋徒嚣嚣然曰：某也反对我革命论，是欲做官也，欲巴结满清政府也。孔子不云乎：“不以人废言。”就使其人而果于欲做官、欲巴结满清政府之外无他思想也，苟其言诚有一二当于理者，犹当垂听之。足下试一度清夜自思，返观内照，吾所责者而诚非足下也，则当思与足下同政见者，其可责之人，固自不少，宜如何以转移之？苟不转移之，吾恐足下之志事败于彼辈之手也。若吾所责者而有一二类似于足下也，则吾哀哀泣谏，求足下改之；若不改之，吾恐足下之志事，终不得就也。若曰吾所责者非可责也，而必曰破坏旧道德为革命家应行之义务，则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论者，实亡中国之罪人也，实黄帝子孙之公敌也！吾宁不知革命论者之中，其高尚严正纯洁者，固自有人，顾吾所以且忧且惧而不能已者，吾察其机之所趋有大不妙者存，吾深虑彼之高尚严正纯洁者，且为法国罗兰夫人党之续也。或曰：凡子之所责者，皆言革命者耳，非行革命者，子何忧之之甚？信如是也，则吾为多言也夫，吾为多言也夫。

虽然，信如是也，则吾为中国风俗人心忧，吾为中国前途忧，滋益甚也。

新大陆游记（节录）

（1904年2月）综观以上所列，则吾中国人之缺点，可得而论次矣。

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窃尝论之，西方阿利安人种之自治力，其发达固最早，即吾中国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于彼。顾彼何以能组成一国家而我不能？则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

试游我国之乡落，其自治规模，确有不可掩者。即如吾乡，不过区区二三千人耳，而其立法、行政之机关，秩然不相混。他族亦称是。若此者，宜其为建国之第一基础也。

乃一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皆能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而益信。彼既已脱离其乡井，以个人之资格，来往于最自由之大市，顾其所赍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且其所以维持社会秩序之一部分者，仅赖此焉。

此亦可见数千年之遗传，植根深厚，而为国民向导者，不可不于此三致意也。

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吾闻卢斯福之演说，谓今日之美国民最急者，宜脱去村落思想，其意盖指各省、各市人之爱省心、爱市心而言也。然以历史上之发达观之，则美国所以能行完全之共和政者，实全恃此村落思想为之原。村落思想，固未可尽非也。

虽然，其发达太过度，又为建国一大阻力。此中之度量分界，非最精确之权量，不足以衡之。而我中国则正发达过度者也。岂惟金山人为然耳，即内地亦莫不皆然，虽贤智之士，亦所不免。廉颇用赵，子房思韩，殆固有所不得已者耶！然此界不破，则欲则一巩固之帝国，盖亦难矣。

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此实刍狗万物之言也，虽然，其奈实情如此，即欲掩讳，其可得耶？吾观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旧金山之华人者。此何以故？曰自由耳。

夫内地华人性质，未必有以优于金山，然在内地，犹长官所及治，父兄所及约束也。南洋华人，与内地异矣，然英、荷、法诸国，待我甚酷，十数人以上之集会，辄命解散，一切自由，悉被剥夺，其严刻更过于内地，故亦戢戢焉。其真能与西人享法律上同等之自由者，则旅居美洲、澳洲之人是也。然在人少之市，其势不能成，故其弊亦不甚著。

群最多之人，以同居于一自由市者，则旧金山其称首也，而其现象乃若彼。

有乡人为余言，旧金山华人，惟前此左庚氏任领事时，最为安谧，人无敢挟刃寻仇者，无敢聚众滋事者，无敢游手闲行者，各秘密结社皆敛迹屏息，夜户无惊，民孜孜务就职业。

盖左氏授意彼市警吏，严缉之而重罚之也。及左氏去后，而故态依然。此实专制安而自由危，专制利而自由害之明证也。

吾见其各会馆之规条，大率皆仿西人党会之例，甚文明，甚缜密，及观其所行，则无一不与规条相反悖。即如中华会馆者，其犹全市之总政府也，而每次议事，其所谓各会馆之主席及董事，到者不及十之一，百事废弛，莫之或问。或以小小意见，而各会馆抗不纳中华会馆之经费，中华无如何也。至其议事，则更有可笑者。吾尝见海外中华会馆之议事者数十处，其现象不外两端：（其一）则一二上流社会之有力者，言莫予违，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若是者，名之为寡人专制政体。（其二）则所谓上流社会之人，无一有力者，遇事曾不敢有所决断，各无赖少年，环立于其旁，一议出则群起而噪之，而事终不得决。若是者，名之为暴民专制政体。若其因议事而相攘臂、相操戈者，又数见不鲜矣。

此不徒海外之会馆为然也，即内地所称公局公所之类，何一非如是？

即近年来号称新党志士者所组织之团体，所称某协会、某学社者，亦何一非如是。此固万不能责诸一二人，盖一国之程度，实如是也。即李般所谓国民心理，无所往而不发现也。夫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合议制度，能耶否耶？

更观其选举，益有令人失惊者。各会馆之有主席也，以为全会馆之代表也。而其选任之也，此县与彼县争；一县之中，此姓与彼姓争；一姓之中，此乡与彼乡争；一乡之中，此房与彼房争。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也。夫不过区区一会馆耳，所争者岁千余金之权利耳，其区域不过限于一两县耳，而弊端乃若此；扩而大之，其惨象宁堪设想？恐不仅如南美诸国之四年一革命而己。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选举制度，能耶否耶？

难者将曰，此不过旧金山一市之现象而己，以汝粤山谷犷顽之民俗，律我全国，恶乎可？虽然，吾平心论之，吾未见内地人之性质，有以优于旧金山人也；吾反见其文明程度，尚远出旧金山人下也。问全国中有能以二三万人之市，容六家报馆者乎？无有也。

问全国中之团体，有能草定如八大会馆章程之美备者乎？无有也。

以旧金山犹如此，内地更可知矣。且即使内地人果有以优于金山人，而其所优者亦不过百步之于五十步，其无当于享受自由之资格，则一而已。

夫岂无一二聪伟之士，其理想，其行谊，不让欧美之上流社会者？

然仅恃此千万人中之一二人，遂可以立国乎？恃千万人中之一二人，以实行干涉主义以强其国，则可也；以千万人中之一二人为例，而遂曰全国人可以自由，不可也。

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治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以上三条，皆说明无政治能力之事。其保守心太重一端，人人共和，无俟再陈。）四曰无高尚之目的。此实吾中国人根本之缺点也。均是国民也，或为大国民、强国民，或为小国民、弱国民，何也？

凡人处于空间，必于一身衣食住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其在时间，必于现在安富尊荣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夫如是，乃能日有进步，缉熙于光明，否则凝滞而已，堕落而已。个人之么匿体如是，积个人以为国民，其拓都体亦复如是。欧美人高尚之目的不一端，以吾测之，其最重要者，则好美心其一也，（希腊人言德性者，以真、善、美三者为究竟。吾中国多言善而少言美，惟孔子谓韶尽美又尽善，孟子言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皆两者对举，此外言者甚希。以比较的论之，虽谓中国为不好美之国民可也。）社会之名誉心其二也，宗教之未来观念其三也。泰西精神的文明之发达，殆以此三者为根本，而吾中国皆最缺焉。

故其所营营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现在，凝滞堕落之原因，实在于是。此不徒海外人为然也，全国皆然，但吾至海外而深有所感，故论及之。此其理颇长，非今日所能毕其词也。

此外，中国人性质不及西人者多端，余偶有所触辄记之，或过而忘之。今将所记者数条，丛录于下，不复伦次也：西人每日只操作八点钟，每来复日则休息。中国商店每日晨七点开门，十一二点始歇，终日危坐店中，且来复日亦无休，而不能富于西人也，且其所操作之工，亦不能如西人之多。何也？凡人做事，最不可有倦气，终日终岁而操作焉，则必厌，厌则必倦，倦则万事堕落矣。休息者，实人生之一要件也。中国人所以不能有高尚之目的者，亦无休息实尸其咎。

美国学校，每岁平均只读百四十日书，每日平均只读五六点钟书，而西人学业优尚于华人，亦同此理。

华人一小小商店，动辄用数人乃至十数人，西人寻常商店，惟一二人耳。大约彼一人总做我三人之工，华人非不勤，实不敏也。

来复日休息，洵美矣。每经六日之后，则有一种方新之气，人之神气清明实以此。

中国人昏浊甚矣，即不用彼之礼拜，而十日休沐之制，殆不可不行。

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者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场、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东洋汽车、电车必设唾壶，唾者狼藉不绝；美国车中设唾壶者甚希，即有亦几不用。东洋汽车途间在两三点钟以上者，车中人假寐过半；美国车中虽行终日，从无一人作隐几卧。东西人种之强弱优劣可见。

旧金山西人常有迁华埠之议，盖以华埠在全市中心最得地利，故彼涎之，抑亦借口于吾人之不洁也。使馆参赞某君尝语余曰，宜发论使华人自迁之。今夫华埠之商业，非能与西人争利也，所招徕者皆华人耳，自迁他处，其招徕如故也。

迁后而大加整顿之，使耳目一新，风气或可稍变。且毋使附近彼族，日日为其眼中钉，不亦可乎？不然，我不自迁，彼必有迁我之一日，及其迁而华埠散矣，云云。此亦一说也。虽然，试问能办得到否？不过一空言耳。

旧金山凡街之两旁人行处（中央行车），不许吐唾，不许抛弃腐纸杂物等，犯者罚银五元；纽约电车不许吐唾，犯者罚银五百元，其贵洁如是，其厉行干涉不许自由也如是。而华人以如彼凌乱秽浊之国民，毋怪为彼等所厌。

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

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

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者，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若不胜其繁忙者然。中国人则雅步雍容，鸣琚佩玉，真乃可厌。在街上远望数十丈外有中国人迎面来者，即能辨认之，不徒以其躯之短而颜之黄也。

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

西人讲话，与一人讲，则使一人能闻之；与二人讲，则使二人能闻之；与十人讲，则使十人能闻之；与百人、千人、数千人讲，则使百人、千人、数千人能闻之。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坐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

西人坐谈，甲语未毕，乙无儳言；中国人则一堂之中，声浪稀乱，京师名士，或以抢讲为方家，真可谓无秩序之极。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

《社会主义论》序

（1907年2月）凡员颅方趾以生于今日者，皆以国家一分子之资格，而兼有世界人类一分子之资格者也。惟其有国家一分子之资格，故不可不研求国家之性质，与夫本国之情状，而思对于国家以有所自尽；惟其有世界人类一分子之资格，故不可不研求世界之大问题及其大势之所趋向，而思所以应之。抑世界之大问题及其大势所趋向，又不徒影响于世界上之个人也，而实大影响于世界上之各国，故以国家一分子之资格，愈不可以不知世界。今我国人于世界的知识之缺乏，即我国不能竞胜于世界之一大原因也。世界之问题亦多矣，而最大者宜莫如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之内容亦多矣，而今日世界各国之最苦于解决者，尤莫如其中之分配问题。坐是之故，而有所谓社会主义者兴。社会主义，虽不敢谓为世界唯一之大问题，要之为世界数大问题中之一而占极重要之位置者也。

此问题之发生，与国富之膨胀为正比例。我国今当产业萎靡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虽然，为国民者，不能以今日国家之现象自安，明也。但使我国家既进步而得驰骋于世界竞争之林，则夫今日世界各国之大问题，自无一不相随以移植于我国，又势所必至也。然则社会主义一问题，无论以世界人类分子之资格，或以中国国民分子之资格，而皆不容以对岸火灾视之，抑章章矣。但其为物也，条理复杂，含义奥衍，非稍通经济原理者，莫能深知其意；又其立论基础，在于事实，而此事实为欧美各国之现象，我国不甚经见，国人索解愈难。故各国言此之书，虽充栋汗牛，而我国人若无闻见。近则一二野心家，思假为煽动之具，即亦往往齿及，然未经研究，于其性质全不明了，益以生国人之迷惑。

予既尝著论，斥妄显真，且斟吾国现在将来所宜采择之方针，以为国人告，具见前报。

虽然，此乃我国适用社会主义之研究，而非社会主义其物之研究也。

未知社会主义为何物，而欲论我国宜如何以适用之，其以喻天下亦艰矣。

吴君仲遥鉴此缺点，乃广搜群籍，覃精匝月，成此论以见眎，匪直名家学说，采择毕包，且往往能以研究所心得者，推补而批判之。东籍中关于此主义之述著，犹罕其比。信哉，其为世界知识之馈贫粮哉！仲遥为亡友铁樵之弟，学能世其家，即此鳞爪，可概厥余。

政闻社宣言书

（1907年10月7日）

今日之中国，殆哉岌岌乎！政府棼瞀于上，列强束胁于外，国民怨讟于下，如半空之木，复被之霜雪，如久病之夫，益中以沴疠，举国相视，咸儳然若不可终日。志行薄弱者，袖手待尽，脑识单简者，铤而走险，自余一二热诚沈毅之士，亦彷徨歧路，莫审所适。问中国当由何道而可以必免于亡，遍国中几罔知所以为对也。夫此问题亦何难解决之与有。今日之恶果，皆政府艺之，改造政府，则恶根拔而恶果遂取次以消除矣。虽然，于此而第二之问题生焉，则政府当由何道而能改造是也。

曰：斯则在国民也已矣。

夫既曰改造政府，则现政府之不能自改造也甚明。何也？方将以现政府为被改造之客体，则不能同时认之为能改造之主体；使彼而可以为能改造之主体，则亦无复改造之必要焉矣。然则孰能改造之？曰：惟立于现政府之外者能改造之。立于现政府之外者为谁？其一曰君主，其他曰国民。

而当其著手于改造事业，此两方面孰为有力，此不可不深察也。今之谭政治者，类无不知改造政府之为急，然叩其改造下手之次第，则率皆欲假途于君主，而不知任责于国民。

于是乎有一派之心理焉，希望君主幡然改图，与民更始，以大英断取现政府而改造之者；或希一二有力之大吏，启沃君主，取现政府而改造之者。此二说者，虽有直接间接之异，而其究竟责望于君主则同。吾以为特此心理者，其于改造政府之精神，抑先已大刺缪也。

何也？改造政府者，亦曰改无责任之政府为有责任之政府云尔。所谓有责任之政府者，非以其对君主负责任言之，乃以其对国民负责任言之。苟以对君主负责任而即为有责任，则我中国自有史以来以迄今日，其政府固无时不对君主而负责任，而安用复改造为？夫谓为君主者，必愿得恶政府而不愿得良政府，天下决无是人情。然则今之君主，其热望得良政府之心，应亦与吾侪不甚相远。然而不能得者，则以无论何国之政府，非日有人焉监督于其旁者，则不能以进于良。而对君主负责任之政府，其监督之者惟有一君主，君主之监督万不能周，则政府惟有日逃责任以自固。非惟逃之而已，又且卸责任于君主，使君主代己受过，而因以自谢于国民。政府腐败之总根原，实起于是。故立宪政治，必以君主无责任为原则；君主纯超然于政府之外，然后政府乃无复可逃责任之余地。今方将改造政府，而还以此事责诸君主，是先与此原则相冲突，而结果必无可望。然则此种心理不能实现也明甚。同时复有一派反对之心理焉，谓现在政府之腐败，实由现在之君主卵翼之，欲改造政府，必以颠覆君统为之前驱。而此派中复分两小派：其一则绝对的不承认有君主，谓必为共和国体，然后良政府可以发生；其他则以种族问题搀入其间，谓在现君主统治之下，决无术以得良政府。此说与希望君主之改造政府者，虽若为正反对，要之认政府之能改造与否，枢机全系于君主，则其谬见亦正与彼同。夫绝对不认君主，谓必为共和国体然后良政府可以发生者，以英、德、日本之现状反诘之，则其说且立破，故不必复深辩。至搀入种族问题，而谓在现君主统治之下，必无术以得良政府者，则不可无一言以解之。

夫为君主者，必无欲得恶政府而不愿得良政府之理，此为人之恒情，吾固言之矣，此恒情不以同族异族之故而生差别也。

今之君主，谓其欲保持皇位于永久，吾固信之；谓其必坐视人民之涂炭以为快，虽重有憾者，固不能以此相诬也。夫正以欲保持皇位之故，而得良政府即为保持皇位之不二法门，吾是以益信其急欲得良政府之心，不让于吾辈也。而惜也，彼方苦于不识所以得良政府之途。夫政府之能良者，必其为国民的政府者也。质言之，则于政治上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以公诸民也。于政治上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以公诸民，为君主计，实有百利而无一害，此征诸欧、美、日本历史，确然可为保证者矣。然人情狃于所习，而骇于所未经，故久惯专制之君主，骤闻此义，辄皇然谓将大不利于己，沈吟焉而忍不能与，必待人民汹汹要挟，不应之则皇位且不能保，夫然后乃肯降心相就。降心相就以后，见夫缘是所得之幸福，乃反逾于其前，还想前此之出全力以相抵抗，度未有不哑然失笑。

盖先见之难彻，而当局之易迷，大抵如是也。故遍翻各国历史，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示闻有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终不能成立者；斯其枢机全不在君主而在国民。其始也必有迷见，其究也，此迷见终不能久持，此盖凡过渡时代之君主所同然，亦不以同族异族之故而生差别也。而彼持此派心理者，徒著眼于种族问题，而置政治问题为后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毋惑夫汹汹数载，而政治现象迄无寸进也。由后之说，同君主苟非当国民运动极盛之际，断未有肯毅然改造政府者，夫故不必以此业责望于君主。由前之说，则虽君主毅然欲改造政府，然必有待于国民，然后改造之实乃可期，夫故不能以此业责望于君主。夫既已知舍改造政府外，别无救国之图矣，又知政府之万不能自改造矣，又知改造之业非可以责望于君主矣，然则负荷此艰巨者，非国民而谁！吾党同人，既为国民一分子，责任所在，不敢不勉，而更愿凡为国民之一分子者，咸认此责任而共勉焉。此政闻社之所以发生也。

西哲有言：国民恒立于其所欲立之地位。谅哉斯言！凡腐败不进步之政治，所以能久存于国中者，必其国民甘于腐败不进步之政治，而以自即安者也。人莫不知立宪之国，其政府皆从民意以为政。吾以为虽专制之国，其政府亦从民意以为政也。闻者其将疑吾言焉，曰：天下宁有乐专制之国民？

夫以常理论，则天下决无乐专制之国民，此固吾之所能信也。

虽然，既已不乐之，则当以种种方式，表示其不乐之意思，苟无意思之表示，则在法谓之默认矣。凡专制政治之所以得行，必其借国民默认之力以为后援者也。苟其国民，对于专制政治，有一部分焉为反对之意思表示者，则专制之基必动摇；有大多数焉为反对之意思表示者，则专制之迹必永绝。此征诸欧、美、日本历史，历历而不爽者也。前此我中国国民，于专制政体之外，曾不知复有他种政体，则其反对之之意思无自而生，不足为异也。比年以来，立宪之论，洋洋盈耳矣，预备立宪之一名词，且见诸诏书矣，稍有世界知识者，宜无不知专制政体不适于今日国家之生存。顾在君主方面，犹且有欲立宪的之意思表示，虽其诚伪未敢言，然固已现于正式公文矣。还观夫国民方面，其反对专制的之意思表示，则阒乎未之或闻，是何异默认专制政体为犹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

国民既默认之，则政府借此默认之后援以维持之，亦何足怪！以吾平心论之，谓国民绝无反对专制之意思者，诬国民也；谓其虽有此意思而绝不欲表示绝不敢表示者，亦诬国民也。一部分之国民，盖诚有些意思矣，且诚欲表示之矣，而苦于无可以正式表示之途。

或私忧窃叹，对于二三同志互吐其胸臆；或于报纸上，以个人之资格发为言论。谓其非一种之意思表示焉，不得也，然表示之也以个人，不能代舆论而认其价值；表示之也以空论，未尝示决心以期其实行。此种方式之表示，虽谓其未尝表示焉可也。然则正式之表示当若何？曰：必当有团体焉，以为表示之机关。夫国体之为物，恒以其团体员合成之意思为意思，此通义也。故其团体员苟占国民之一小部分者，则其团体所表示之意思，即为此一小部分国民所表示之意思；其团体员苟占国民之大多数者，则其团体所表示之意思，即为大多数国民所表示之意思。

夫如是则所谓国民意思者，乃有具体的之可寻而现于实矣。国民意思即现于实，则必非漫然表示之而已，必且求其贯彻焉。国民诚能表示其反对专制之意思，而且必欲贯彻之，则专制政府前此所恃默认之后援，既已失据，于此而犹欲宝其敝帚以抗此新潮，其道无由。所谓国民恒立于其所欲立之地位者，此之谓也。吾党同人，诚有反对专制政体之意思，而必欲为正式的表示，而又信我国民中，其同有此意思同欲为正式的表示者，大不乏人。彼此皆徒以无表示之机关，而形迹几等于默认。夫本反对而成为默认，本欲为立宪政治之忠仆，而反变为专制政治之后援，是自污也。夫自污则安可忍也？此又政闻社之所由发生也。

夫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专制，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欲国民政治之现于实，且常保持之而勿失坠，善运用之而日向荣，则其原动力不可不还求诸国民之自身。其第一著，当使国民勿漠视政治，而常引为己任；其第二著，当使国民对于政治之适否，而有判断之常识；其第三著，当使国民具足政治上之能力，常能自起而当其冲。夫国民必备此三种资格，然后立宪政治乃能化成；又必先建议立宪政治，然后国民此三种资格乃能进步。

谓国民程度不足，坐待其足然后立宪者妄也；但高谈立宪，而于国民程度不一厝意者，亦妄也。故各国无论在预备立宪时，在实行立宪后，莫不汲汲焉务所以进其国民程度而助长之者。然此事业谁任之？则惟政治团体用力常最勤，而收效常最捷也。政治团体，非得国民多数之赞同，则不能有力。而国民苟漠视政治，如秦越人之相视肥瘠，一委诸政府而莫或过问，则加入政治团体者自寡，团体势力永不发达，而其对于国家之天职将无术以克践。故为政治团体者，必常举人民对国家之权利义务，政治与人民之关系，不惮晓音瘏口为国民告，务唤起一般国民政治上之热心。而增长其政治上之兴味。夫如是，则吾前所举第一著之目的，于兹达矣。复次，政治团体之起，必有其所自信之主义，谓此主义确有裨于国利民福而欲实行之也，而凡反对此主义之政治，则排斥之也。故凡为政治团体者，既有政友，同时亦必有政敌。友也敌也，皆非徇个人之感情，而惟以主义相竞胜。

其竞胜也，又非以武力，而惟求同情。虽有良主义于此，必多数国民能知其良，则表同情者乃多；苟多数国民不能知其良，则表同情者必寡。故为政治团体者，常务设种种方法，增进一般国民政治上之知识，而赋与以正当之判断力。夫如是，则吾前所举第二著之目的，于兹达矣。

复次，政治团体所抱持之主义，必非徒空言而已，必将求其实行。其实行也，或直接而自起以当政局，或间接而与当局者提携。顾无论如何，而行之也必赖人才，苟国民无多数之政才以供此需要，则其事业或将蹶于半涂，而反使人致疑于其主义。故为政治团体者，常从种种方面，以训练国民，务养成其政治上之能力，毋使贻反对者以口实。夫如是，则吾所举第三著之目的，于兹达矣。准此以谈，则政治团体，诚增进国民程度惟一之导师哉！我中国国民，久栖息于专制政治之下，倚赖政府，几成为第二之天性，故视政治之良否，以为非我所宜过问。其政治上之学识，以孤陋寡闻而鲜能理解；其政治上之天才，以久置不用而失其本能。故政府方言预备立宪，而多数之国民或反不知立宪为何物。政府玩愒濡滞，既已万不能应世界之变，保国家之荣，而国民之玩愒濡滞，视政府犹若有加焉。丁此之时，苟非相与鞭策焉、提挈焉，急起直追，月将日就，则内之何以能对于政府而申民义，外之何以能对于世界而张国权也？则政治团体之责也。此又政闻社之所由发生也。

政闻社既以上述种种理由，应于今日时势之要求，而不得不发生。

若夫政闻社所持之主义，欲以求同情于天下者，则有四纲焉：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吾固言之矣，凡政府之能良者，必其为国民的政府者也。

曷为谓之国民的政府？既对于国民而负责任之政府是也。国民则夥矣，政府安能一一对之而负责任？曰：对于国民所选举之国会而负责任，是即对于国民而负责任也。故无国会之国，则责任政府终古不成立；责任政府不成立，则政体终古不脱于专制。今者朝廷鉴宇内之势，知立宪之万不容已，亦既涣汗大号，表示其意思以告吾民。然横览天下，从未闻有无国会之立宪国，故吾党所主张，惟在速开国会，以证明立宪之诏，非为具文。吾党主张立宪政体，同时主张君主国体。

然察现今中央政治机关之组织，与世界一般立宪君主国所采用之原则，正相反背。

彼则君主无责任，而政府大臣代负其责任。君主代政府负责任之结果，一方面使政府有所诿卸，而政治末从改良；一方面使君主丛怨于人民，而国本将生摇动。

故必崇君主于政府以外，然后明定政府之责任，使对于国会而功过皆自受之，此根本主义也。

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国家之目的，一方面谋国家自身之发达，一方面谋国中人民之安宁幸福。而人民之安宁幸福，又为国家发达之源泉，故最当首注意焉。人民公权私权，有一见摧抑，则民日以瘁，而国亦随之。然欲保人民权利罔俾侵犯，则其一，须有完备之法律，规定焉以为保障；其二，须有独立之裁判官厅，得守法而无所瞻徇。今中国法律，大率沿千年之旧，与现在社会情态，强半不相应，又规定简略，惟恃判例以为补助，夥如牛毛，棼如乱丝，吏民莫知所适从。重以行政、司法两权，以一机关行之，从事折狱者，往往为他力所左右，为安固其地位起见，而执法力乃不克强。坐是之故，人民生命财产，常厝于不安之地，举国儳然若不可终日，社会上种种现象，缘此而沮其发荣滋长之机。其影响所及，更使外人不措信于我国家，设领事裁判权于我领土，而内治之困难，益加甚焉。

故吾党以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为次于国会制度最要之政纲也。

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地方团体自治者，国家一种之政治机关也。就一方面观之，省中央政府之干涉及其负担，使就近而自为谋，其谋也必视中央代谋者为易周，此其利益之及于地方团体自身者也。

就他方面观之，使人民在小团体中为政治之练习，能唤起其对于政治之兴味，而养成其行于政治上之良习惯，此其利益之及于国家者，盖益深且大。世界诸立宪国，恒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即前此久经专制之俄罗斯，其自治制亦蚤已颁布，诚有由也。我国幅员辽廓，在世界诸立宪国中，未见其比，而国家之基础，又非以联邦而成，在低级之地方团体，其施政之范围，虽与他国之地方团体不相远，在高级之地方团体，其施政之范围，殆埒他国之国家。故我国今日，颁完备适当之地方自治制度，且正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实为最困难而最切要之问题。今地方自治之一语，举国中几于耳熟能详，而政府泄泄沓沓，无何种之设施，国民亦袖手坐待，而罔或自起而谋之。此吾党所以不能不自有所主张而期其贯彻也。

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外交者，一部之行政也，其枢机全绾于中央政府。但使责任政府成立，则外交之进步，自有可期。准此以谈，似与前三纲有主从轻重之别，不必相提并论。顾吾党所以特郑重而揭橥之者，则以今日之中国，为外界势力所压迫，几不能以图存，苟外交上复重以失败，恐更无复容我行前此三纲之余地。故吾党所主张者，国会既开之后，政府关于外交政策、必咨民意然后行，即在国会未开以前，凡关于铁路、矿务、外债，与夫与他国结秘密条约、普通条约等事件，国民常当不怠于监督，常以政治团体之资格，表示其不肯放任政府之意思，庶政府有所羁束，毋俾国权尽坠，无可回复。此亦吾党所欲与国民共荷之天职也。

以上所举，虽寥寥四纲，窃谓中国前途之安危存亡，盖系于是矣。

若夫对于军事上，对于财政上，对于教育上，对于国民经济上，吾党盖亦皆薄有所主张焉，然此皆国会开设后责任政府成立后之问题。在现政府之下，一切无所著手，言之犹空言也，故急其所急，外此暂勿及也。

问者曰：政闻社其即今世立宪国之所谓政党乎？曰：是固所愿望，而今则未敢云也。

凡一政党之立，必举国中贤才之同主义者，尽网罗而结合之，夫然后能行政党之实，而可以不辱政党之名。今政闻社以区区少数之人，经始以相结集，国中先达之彦，后起之秀，其怀抱政治的热心，而富于政治上之知识与能力者，尚多未与闻，何足以称政党。

特以政治团体之为物，既为应于今日中国时势之必要而不得不发生，早发生一日，则国家早受一日之利；若必俟国中贤才悉集于一堂，然后共谋之，恐更阅数年，而发生未有其期。况以中国之大，贤才之众，彼此怀抱同一之主义而未或相知者，比比皆是，莫为之先，恐终无能集于一堂之日也。本社同人，诚自审无似，顾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对于国家应尽之天职，不敢有所放弃。且既平昔共怀反对专制政治之意思，苟非举此意思而表示之，将自侪于默认之列，而反为专制游魂之后援。

抑以预备立宪之一名词，既出于主权者之口，而“国民程度”说，尚为无责任之政府所借口，思假此以沮其进行，则与国民相提挈以一雪此言，其事更刻不容缓。以此诸理由，故虽以区区少数，奋起而相结集，不敢辞也。日本改进党之将兴也，于是先有东洋议政会焉，有嘤鸣社焉，以为之驱除。世之爱国君子，其有认政闻社所持之主义为不谬于国利民福，认政闻社所执之方法为足以使其主义见诸实行，惠然不弃，加入政闻社而指挥训练之，使其于最近之将来，而有可以进而伍于政党之资格，则政闻社之光荣，何以加之！又或与政闻社先后发生之政治团体，苟认政闻社所持之主义与其主义无甚刺谬，认政闻社所执之方法与其方法无甚异同，惠然不弃，与政闻社相提携，以向于共同之敌，能于最近之将来，共糅合以混成政党之资格，则政闻社之光荣，又何以加之！夫使政闻社在将来中国政党史上，得与日本之东洋议政会、嘤鸣社有同一之位置，同一之价值，则岂特政闻社之荣，抑亦中国之福也。此则本社同人所为沥心血而欲乞赉此荣于我同胞者也。

问者曰：政闻社虽未足称政党，而固俨然为一政治团体，则亦政党之椎轮也。中国旧史之谬见，以结党为大戒，时主且悬为厉禁焉，以政闻社置诸国中，其安从生存？政府摧萌拉蘖，一举手之劳耳。且国中贤才，虽与政闻社有同一之政见者，其毋亦有所惮而不敢公然表同情也！

应之曰：不然。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

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今立宪之明诏既屡降，而集会、结社之自由，则各国所咸认为国民公权，而规定之于宪法中者也，岂其倏忽反汗，对于政治团体而能仇之。若政府官吏不奉诏，悍然敢为此种反背立宪之行为，则非惟对于国民而不负责任，抑先已对于君主而不负责任。若兹之政府，更岂能一日容其存在以殃国家！是则政闻社之发生，愈不容已，而吾党虽洞胸绝脱，而不敢息肩者也。取鉴岂在远，彼日本自由、进步两党，与藩阀政府相持之历史，盖示我以周行矣，彼其最后之胜利，毕竟谁属也？若夫世之所谓贤才者，而犹有怵于此乎，则毋亦以消级的表示其默认专制政体之意思，而甘为之后援耳。信如是也，则政府永不能改造，专制永不能废止，立宪永不能实行，而中国真从兹已矣！呜呼，国民恒立于其所欲立之地位，我国民可无深念耶！

可无深念耶！

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

（1910年11月2日）

今日举国上下，蹙蹙然患贫。叩其所以求贫者，则皆曰振兴实业。

夫今日中国之不可以不振兴实业，固也。然全国人心营目注嚣嚣然言振兴实业者，亦既有年矣。上之则政府设立农工商部，设立劝业道，纷纷派员奔走各国考查实业，日不暇给，乃至悬重爵崇衔，以奖厉创办实业之人，即所派游学及学生试验，亦无不特重实业，其所以鼓舞而助长之者，可谓至极。下之则举办劝业会、共进会，各城镇乃至海外侨民悉立商会，各报馆亦极力鼓吹，而以抵制外货挽回利权之目的创立公司者，所在多有，其呈部注册者，亦不下千家。宜若举国实业界之气象，必有以昭苏于前。乃夷考其实，则不惟未兴者不能兴，而已举者且尽废，国家破产之祸，且迫于眉睫。先民有言：“困于心，衡于虑，然后作。”

又曰：“知困然后能自强。”夫人于其所欲为之事而不能遂，则必穷思其所以不能遂之故，排其阻力而辟其坦途，其庶有能遂之一日。今我国人前此既瞢然无所觉，及今几经败绩失据，犹复漠然无所动于中。不惟当局施政，不思改辙；既有言论之责者，亦未闻探本穷源以正告国人而共谋挽救，吾实痛之，乃述所怀以为此文。所宜陈者万端，此不过其一二耳。

我国自昔非无实业也。士农工商，国之石民，数千年来，既有之矣。

然则易为于今日而始昌言实业？得毋以我国固有之实业，不足与外国竞，今殆堙塞以尽，情见势绌，不得不思所以振其敝也。是故今国中人士所奔走呼号以言振兴实业者，质而言之，则振兴新式之企业而已。（企业二字，乃生计学上一术语，译德文之Unternehmung，法文之Entreprise.英人虽最长于企业，然学问上此观念不甚明了，故无确当之语。）新式企业，所以异于旧式者不一端，举其最显著者，则规模大小之悬殊是也。

旧式企业，率以一人或一家族经营之，或雇用少数人而已；新式企业，则所用人少者以百数，至多乃至数十万也。旧式企业，资本虽至觳薄，犹有办法；新式企业，则资本恒自数万以迄数千万也。夫新式企业所以日趋于大规模者，何也？盖自机器骤兴，工业革命，交通大开，竞争日剧，凡中小企业，势不能以图存，故淘汰殆尽，而仅余此大企业之一途也。企业规模既大，则一人之力，势不能以独任。故其组织当取机关合议之体，乃能周密，与旧式之专由一二人独裁者有异。其资本必广募于公众，乃能厚集，而与旧式之一人独任或少数人醵出者有异。

质而言之，则所谓新式企业者，以股份有限公司为其中坚者也。今日欲振兴实业，非先求股份有限公司之成立发达不可。

此举国稍有识者所能见及，无俟余喋喋也。然中国今日之政治现象、社会现象，则与股份有限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

苟非取此不相容者排而去之，则中国实业永无能兴之期。请言其理：第一，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

寻常一私人之营业，皆负无限责任，苟其业有亏衄，则馨其所有财产之全部以偿逋负，（我国习惯，则亲属及子孙之财产，且往往波及矣。）

故稍知自爱之企业家，恒谨慎将事，鲜有弊窦，即不幸而失败，则债权者亦不至大受其累。股份有限公司之性质则不然。股东除交纳股银外，无复责任；其各职员等亦不过为公司之机关，并非以其身代公司全负债务上之责任。质言之，其在寻常私人营业，则企业人与所企业之合为一体者也；其在股份有限公司，则公司自为一人格，自为一权利义务之主体，而立夫股东与各职员之外者也。惟以公司之财产，处理公司之债务，而外此一无所问。此其为道本甚险，故国家须有严重之法律以防闲之。

今各国所以监督此种公司者，有法律以规定其内部各种机关，使之互相箝制；有法律以强逼之，使将其业务之状态，明白宣示于大众，无得隐匿；有法律以防其资本之抽蚀暗销，毋使得为债权者之累。其博深切明有如此也。中国近日亦有所谓公司律者矣，其律文卤莽灭裂毫无价值且勿论，借曰律文尽善，而在今日政治现象之下，法果足以为民保障乎？

中国法律，颁布自颁布，违反自违反，上下恬然，不以为怪。西哲有恒言：“国之治乱，亦于其国民安于法律状态与否判之而已。”

中国国民则无一日能安于法律状态者也。夫有法而不行，则等于无法。今中国者，无法之国也。寻常私人营业，有数千年习惯以维持之，虽无法犹粗足自存。此种新式企业，专恃法律之监督、保障以为性命，纪纲颓紊如中国者，彼在势固无道以发荣也。

第二，股份有限公司必责任心强固之国民，始能行之而寡弊，中国人则不知有对于公众之责任者也。

股份公司之办理成效，所以视私人营业为较难者：私人营业，其赢也则自享其利，其衄也则自蒙其害，故营之者恒忠于厥职。股份公司不然，其职员不过占有公司股份之一小部分耳，而营业赢亏，皆公司所受，其赢也利非我全享，其衄也害非我独蒙，故为公司谋，恒不如其自为谋之忠，人之情矣。其尤不肖者，则借公司之职务以自营其私。

虽在欧美诸国，法律至严明，而狡者尚能有术以与法相遁，而况于绝无纲纪之中国乎？

此公司职员克尽责任者，所以难其人也。抑纠问职员责任者，实惟股东。而公司之股份，其每股金额恒甚少。为股东者，恒非举其财产之全部，投诸股份；即多投矣，而未必悉投诸一公司。且股份之为物，随时可以转卖。其在东西诸国，购买股份者，其本意大率非在将来收回股本，但冀股价幸涨，则售去以获利耳。此公司股东之克尽责任者，所以尤不易也。然非有此种责任心，则股份公司之为物，决不能向荣而勿坏。

彼英人所以以商战雄于天下者，以其责任心最强也。而今世各国之教育，所以提倡商业道德者不遗余力，亦以苟不务此，则一切实业将无与立也。

中国人心风俗之败坏，至今日而已极，人人皆先私而后公，其与此种新式企业之性质，实不能相容。故小办则小败，大办则大败，即至优之业，幸而不败者，亦终不能以发达。近数十年来，以办股份公司之故，而耗散国民资本者，其公司盖不下数千百，其金钱盖不下数万万，今固无从缕举。其最显著者，则有若招商局，有若粤汉、川汉各铁路，有若大清、交通、公益、信义各银行，皆其前车也。就股东一方面观之，以法律状态不定，不能行确实之监督权，固也；而股东之怠于责任亦太甚，乃至并其所得行之权限而悉放弃之，以致职员作弊益肆无忌惮。阻公司之发达者，则职员与股东实分任其咎也。大抵股份公司之为物，与立宪政体之国家最相类：公司律刚譬犹宪法也，职员则譬犹政府官吏也，股东则譬犹全体国民也。政府官吏而不自省其身为受国民之委任，不以公众责任置胸臆，而惟私是谋，国未有能立者；而国民怠于监督政府，则虽有宪法，亦成殭石。是故新式企业，非立宪国则不能滋长。盖人民必生活于立宪政体之下，然后公共观念与责任心乃日盛，而此两者即股份公司之营魂故也。

[附言]中国之股份公司，其股东所以不能举监督之实而坐令职员专横者，尚有特别之原因数端：其一，每股所收股银太少。如近年所办诸铁路，以资本千万元以上之公司，而每股率皆收五元。此虽有广募普及之利，然使大多数之股东，既视股为不足轻重于己，复视己为不足轻重于公司，则易导其放弃权利之心。夫放弃权利，即放弃义务也。盖冥冥之中，其损害实业界之风纪者莫甚焉。其二，公司之成立，往往不以企业观念为其动机。如近年各铁路公司、矿业公司等。大率以挽回国权之思想而发起之。其附股者以是为对于国家之义务，而将来能获利与否，暂且勿问。此其纯洁之理想，宁不可敬？虽然，生计行为不可不率循生计原则，其事固明明为一种企业，而等资本于租税，义有所不可也。以故职员亦自托于为国家尽义务，股东且以见义勇为奖之，不忍苛加督责，及其营私败露，然后从而掊击之，则所损已不可复矣。此等公私杂糅、暖昧不明之理想，似爱国而实以病国也。其三，凡公司必有官利，此实我国公司特有之习惯，他国所未尝闻也。

夫营业盈亏，岁岁不同，势难预定。若虽遇营业状况不佳之时，亦必须照派定额之官利，则公司事业安能扩充，基础安能稳固？故我国公司之股份，其性质与外国之所谓股份者异，而反与基所谓社债者同，夫持有社债券者，惟务本息有著，而于公司事非所问，此通例也。我国各公司之股东，乃大类是，但求官利之无缺而已。职员因利用此心理，或高其官利以诱人，其竟由资本内割出分派者，什而八九。（最著者如奥汉、川汉、江西等铁路公司，集成股本数年，路未筑成一里，而年年将股本派息。

中外古今岂闻有此种企业法耶？）股东初以其官利有著也，则习而安之，不知不数年而资本尽矣。此数者，皆足以阻股公司之发达。后之君子，宜以为戒也。

公共观念与责任心之缺乏，其为股份公司之阻力者既若彼矣，而官办之业则尤甚。

今世各国，或以匡民力所不逮，或以防自由竞争之弊，往往将特种事业提归官办，而于全国国民生计所补滋多，而股份公司之缺点，时或缘官办而多所矫正。何也？官吏责任分明，惩戒严重，其营私作弊，不如公司职员之易，而人民监督政治之机关至完密，益不容其得自恣也。

我国则异是。官吏以舞文肥己为专业，而人民曾莫敢抗，虽抗亦无效，故官办事业，其秽德更什佰于公司。近年来，全国资本荡然无复存者，岂非官办实业蚀其什八九耶？故我国民诚不愿现政府之代我振兴实业，更振兴者，举国为沟中瘠矣！

第三，股份有限公司必赖有种种机关与之相辅，中国则此种机关全缺也。

股份有限公司之利便于现今生计社会者不一端，然其最大特色，则在其股票成为一种之流通有价证券，循环转运于市面，使金融活泼而无滞也。盖寻常企业，必须俟其企业完了之后，始能将老本收回。（例如以千金开一铺店，无论每年所得溢利几何，要之皆此千金之子息。若欲将原来之千金收回，则必在店铺收盘以后也。）股份公司之股票则不然。

吾今日买得之，若明日需用现钱，或见为有利，可以立刻转卖之；即不转卖，而以抵押于银行，亦可以得现钱。股票之转卖抵押，虽一日千变，而公司营业之资本，丝毫不受其影响。其为物至灵活而富于伸缩力，既便于公司，复便于股东，而尤便于全社会之金融。故其直接间接以发达实业，效至博也。而所以能收此效者，则赖有二大机关焉以夹辅之：一曰股份懋迁公司，二曰银行。股份懋迁公司为转买转卖之枢纽，银行为抵押之尾闾。不宁惟是，即当招股伊始，其股票之所以得散布于市面者，亦恒借股份懋迁公司及银行以为之媒介。今中国既缺此两种机关，于是凡欲创立公司者，其招股之法，则惟有托亲友展转运动而已。更进则在报上登一告白，令欲入股者来与公司直接交涉而已。以此而欲吸集多数之资本，其难可想也。而股东之持有股票者，则惟藏诸笥底，除每年领些少利息外，直至公司停办时，始收回老本耳。若欲转卖抵押，则又须展转托亲友以求人与我直接，非惟不便，且将因此受损失焉。夫股份有限公司所以能为现今生产界之一利器者，在于以股票作为一种商品，使全社会之资本，流通如转轮。（公司所产之物既为商品矣，而公司之资本，复以证券之形式而变为商品。是故公司之土地、房屋、机器等，本已将资本变为固定性，宜若除公司外，同时更无人能利用之矣。然寄其价值于股票中，则忽能复变为流动性，得以展转买卖抵押，是同时有多数人得利用本公司固定资本之一部分以为新资本也。故社会资本之效力可以陡增什百倍。凡有价证券，皆以增加资本效力为作用者也。岂惟股票，彼国债、地方债、社债等，皆同此作用者也。

又银行之兑换券、期票、汇票、支票、拨数账薄等，皆同此作用者也。欧美各国有此种种利器，常能以一资本而当什百资本之用，其所以致富皆在此。我国人最当知其故而师其意也。）我国股份公司，全不能有此作用，是股份公司之特色，失其强半矣。是故人之持有资本者，宁以之自营小企业，或贷之于人以取息，而不甚乐以之附公司之股，此亦股份公司不能发达之一大原因也。

[附言]股份懋迁公司及银行，今世诸国大率以股份有限之形式创立之者居多数。是故苟非股份有限之观念稍为普及，则此两种机关殆难发生。且股份懋迁公司，本以有价证券之买卖媒介为业，公司不发达，则股票之上于市场者少，安所得懋迁之目的物？即银行业，苟非得各种有价证券以为保管抵押之用，则运用之妙，亦无所得施。而股份公司不发达，则商业无自繁荣，银行业务亦坐是不能扩充。故股份有限公司与此两种机关者，迭相为因，迭相为果。（实则此两种机关，大率以股份有限之形式组织之，不过股份有限公司中之一种。此特就有特有之作用分别言之耳。）谈实业者，宜同时思所以建设之也。

第四，股份有限公司必赖有健全之企业能力，乃能办理有效，中国则太乏人也。

凡实业之须以股份有限公司之形式而举办之者，必其为大规模之企业，而一二人之力不能举者也。而既已为大规模之企业，则非夫人而能任者也。盖其公司之内部机关复杂，规模愈大，则事务之繁重愈甚。盖为一小国之宰相易，为一大公司之总理难，非过言也。言夫对外，则以今世生计界之竞争，其剧烈殆甚于军事，非具有生计学之常识，富于实际阅历，而复佐之以明敏应变之天才，以之当经营之冲，鲜不败矣。白圭有言：“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夫白圭之时代且有然，况今日生计界之现象，其繁赜诡变，千百倍于古昔而未有已耶？故古代之英雄，多出于政治家与军人；今日之英雄，强半在实业界。今各国之巍然为工商界重镇者，皆其国中第一流人物也。我国自昔贱商，商人除株守故业、计较锱铢外，无他思想。士大夫更鄙夷兹业不道。盖举国人士，能稍解生计学之概略，明近企业之性质者，已屈指可数；若夫学识与经验兼备，能施诸实用者，殆无其人。每当设立一公司，则所恃以当经营之大任者，其人约有四种：最下者，则发起人本无企业之诚心，苟以欺人而自营私利，公司成则自当总理据以舞弊者也。稍进者，则任举一大绅，不问其性行才具如何，惟借其名以资镇压者也（近年各省铁路公司皆如此。）更进者，则举一素在商界朴愿有守之人充之，而其才识能任此事业与否，不及问也。最上者，则举一人焉于此事业之技术上颇有学识经验者充之，而其经营上之才器何如及平素性行何如，不及问也。（如办铁路则举一铁路工程师为总理，办矿则举一矿师为总理，办工业公司则举一工学博士为总理。

此其人以当公司中技术一部分之业务，诚为得当，以当总理，安见其可？譬犹一国之宰相，不必其通兵刑钱谷，而通兵刑钱谷之人，虽可以任一官一职，未敢遂许为宰相才也。）彼非不欲求相当之人才，奈遍国中而不可得也。质而言之，则国民企业能力缺乏而已。夫以无企业能力之国民而侈谈实业，是犹蹩者言竞走，聋者言审音也。以故近年以来所设立之公司，其资本微薄、范围狭隘者容或有成，资本稍大、范围稍广者则罕不败。营中国固有旧事业者容或有成，营世界新事业者则罕不败。其事业为外人所不能竞争者容或有成，竞争稍剧烈者则罕不败。苟国民企业能力而长此不进，吾敢断言曰：愈提倡实业，则愈以耗一国之资本，而陷全国人于饿莩而已矣。

以上四端，为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不能发达之直接原因。若其间接原因，则更仆难数。

而尤有一原因焉，为股份有限公司与私人营业之总障者，则全国资本涸竭是已。凡人一岁之所人，必以之供一身之衣食住费及仰事俯畜所需而尚有赢余，乃得储之以为资本。

而所储之多寡，即一国贫富所攸分也。今日中国千人之中，其能有此项赢余者，盖不得一。即有之者，其数量亦至觳薄。而有资本者，未必为欲企业之人。有资本而欲企业者，又未必为能企业之人。而复无一金融机关以为资本家与企业家之媒介，故并此至觳薄之资本，亦不能以资生计社会之用。以故无论何种形式之企业，皆不能兴举。举国之人，惟束手以待槁饿之至而已。此则中国今日生计界之实状也。

或曰：借外债则可以苏资本涸竭之病。此实现今号称识时务之俊杰所最乐道也。外债之影响于政治者，吾既别为论痛陈之（参观《外债平议》篇），若其影响于国民生计者，为事尤极复杂，更非可以执一义而轻作武断也。大抵在政治修明、教育发达之国，其于国民生计上一切直接间接之机关略已具备，国民企业能力略已充实，其所缺者仅在资本一端，于此而灌溉以外债，常能以收奇效（美国、日本是也。）。而不然者，则外债惟益其害，不睹其利也。盖金融机关不备，则虽广输入外资，而此资固无道以入企业家之手以资其利用，则徒以供少数人之消费，而直接间接以酿成一国奢侈之风，益陷国家于贫困已耳。苟人民无公共责任心，重以企业能力缺乏，则所营之业将无一而不失败，掷资本于不可复之地，亦以陷国家于贫困已耳。故谓外债可以为振兴实业之导线者，犹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未可云知言也。

然则中国欲振兴实业，其道何由？曰：首须确定立宪政体，举法治国之实，使国民咸安习于法律状态；次则立教育方针，养成国民公德，使责任心日以发达；次则将企业必需之机关，——整备之无使缺；次则用种种方法，随时掖进国民企业能力。四者有一不举，而哓哓然言振兴实业，皆梦呓之言也。然养公德、整机关、奖能力之三事，皆非借善良之政治不能为功，故前一事又为后三事之母也。昔有人问拿破仑以战胜之术，拿破仑答之：一则曰金，再则曰金，三则亦曰金。试有人问我以中国振兴实业之第一义从何下手？吾必答曰：改良政治组织。然则第二义从何下手？吾亦答曰：改良政治组织。

然则第三义从何下手？吾亦惟答曰：改良政治组织。盖政治组织诚能改良，则一切应举者自相次毕举；政治组织不能改良，则多举一事即多丛一弊，与其举之也，不如其废之也。然则所谓改良政治组织者奈何？

曰：国会而已矣，责任内阁而已矣。

今之中国，苟实业更不振兴，则不出三年，全国必破产，四万万人必饿死过半。吾既已屡言之，国中人亦多见及之。顾现在竞谈实业，而于阻碍实业之痼疾，不深探其源而思所以抉除之，则所谓振兴实业者，适以为速国家破产之一手段。吾国民苟非于此中消息参之至透，辨之至晰，忧之至深，救之至勇，则吾见我父老兄弟甥舅，不及五稔，皆转死于沟壑而已。呜呼！吾口已瘏，吾泪已竭，我父老兄弟甥舅，其亦有闻而动振于厥心者否耶？

新中国建设问题（节录）

（1911年10月—11月）叙言十年来之中国，若支破屋于淖泽之上，非大乱后不能大治，此五尺之童所能知也。

武汉事起，举国云集响应，此实应于时势之要求，冥契乎全国民心理之所同然。是故声气所感，不期而治乎中外也。今者破坏之功，已逾半矣。自今以往，时势所要求者，乃在新中国建设之大业。而斯业之艰巨，乃什百于畴曩，此非一二人之智力所能取决，实全国人所当殚精竭虑以求止于至善者也。启超学谫才绵，岂足以语于此，顾亦尝积十年之研索，加以一月来苦思极虑，于多数人心目所悬之诸大问题，穷极其利害，有敢决言者，亦有未敢决言者。姑就所得条举之，以质诸国民。他日更有见，当续布也。

辛亥九月著者识……

下篇虚君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之问题今后新中国之当采用共和

政体，殆已成为多数之舆论。顾等是共和政体也，其种类复千差万别，我国将保所适从，是当胪察其利害，而慎所择也。

第一种，人民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掌行政实权之共和政体。此共和政体之最显著者，美国是也。中美、南美诸共和国皆属此种。

第二种，国会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无责任之共和政体。法国是也。

法国大统领，由上下两议院公举，与美国之由人民选举者殊。而其地位亦与美统领绝异，乃略同英之君主，不负政治上之责任，政权悉在内阁。

故美国选举大统领，竞争极剧；法国易一大统领，远不如内阁更迭之耸人耳目也。

第三种，人民选举终身大统领之共和政体。罗马奥古斯丁时代、法国两拿破仑时代曾行之。此皆僭帝之阶梯，非共和之正轨，现世已无其例。然墨西哥当爹亚士时代，连任二十余年，亦几于终身矣。凡行此制者，名虽共和，实则最剧之专制也。

第四种，不置首长之共和政体。如瑞士联邦是。瑞士之元首，乃合议机关，非独裁机关也。瑞士之最高机关为参议院，议员七人，互选一人为议长，对外则以议长之名行之，然议长与其他六人职权实平等也。

第五种，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英国是也。英人恒自称为大不列颠合众王国（Great British United Kingdom），或自称为共和王国（Public kingdom）。其名称与美无异，浅人骤闻之，或且讶为不词。不知英之有王，不过以为装饰品，无丝毫实权，号为神圣，等于偶像。故论政体者，恒以英编入共和之一种。其后比利时本此意编为成文宪法，欧洲各小邦多效之。故今日欧洲各国，什九皆属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也，今省名曰虚君共和制。

第六种，虚戴名誉长官之共和政体。英属之自治殖民地，如加拿大，如澳洲，如南非洲，皆是也。此等名虽藩属，实自为一国，而英廷所置总督，地位正同英王。故国法学者统目为共和政体也。

右六种共和政体中，我国人所最熟知者，则美法两国之式；其尤想望者，则美国式也。实则六者各有所长，而后进国择所仿效，要当以适于己国情形为断。就中第六种，不行于完全之独立国，我国除非采联邦制，以施诸各邦（即今之各省），容有商榷之余地耳，今勿具论。请得取前五种比较其利病：第一，人民选举终身大统领之共和政体何如？

此共和政体之最可厌恶者也。何以故？以他种皆为共和立宪政体，独此种为共和专制政体故。谓此种政体可采，度国民必唾吾面。虽然，西哲有恒言：“政治无绝对之美，不能谓立宪之必为美，而专制之必为恶也。”凡行此种政体之国，其被举为终身大统领者，必为雄才大略之怪杰，内之则实行开明专制以整齐其民，外之则扬国威于四海。苟中国今日而有其人，则正最适应于时势之要求者也。虽然，此其人固可遇而不可求。苟其有之，则彼自能取之，无劳我辈之商榷，故可置勿论也。

又此种政体最后之结果，必变为君主专制政体。

果复为因，因复生果，必酿第二次革命。墨之爹亚士，其近证之最切著者也。故吾国若有此人，固足以救时；竟无此人，亦国家之福也。

或曰：欲防选举大统领纷争之弊，任举一中材为终身大统领，使之如法国制不负责任，似亦一法。答之曰：此殆不可行。

一国元首，恒情所同歆也。世袭君主，视为固然，故虽童呆，或不为怪；既属公举，而使庸才终身在人上，势所不克致也。

第二，不置首长之共和政体何如？

此惟极小国若瑞士者，乃能行之而无弊。瑞士一切中央机关，权力皆甚微弱，稍重大之法案，国会辄不敢擅决，以付诸国民投票，不独执行机关为然也。彼为永世中立国，绝无外患，内之则地狭民寡，而自治之习甚完，无取夫有强大之政府也。我国今日，非得一极强有力之中央政府，何以为国？而以合议机关充一国元首，则于强有力之道，最相反者也，其不足采，盖无俟辩。

第三，人民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掌行政实权之共和政体何如？

此北美合众国排英独立后，根据孟德斯鸠三权鼎立说所创之新政体，我国民所最艳羡也。而常人所知之共和政体，大都亦仅在此一种。虽然，此可谓诸种共和政体中之最拙劣者，只可以行诸联邦国，而万不能行诸单一国；惟美国人能运用之，而他国人决不能运用。我国而贸然欲效之，非惟不能致治，而必至于酿乱。请言其理：其一，凡立宪国，于元首之下，必别置行政府，对于立法府而负责任，两府相节相济，而治以康。

独美国不然。彼固有行政府之国务大臣也，然惟对于大统领负僚属之责任，未尝对于议会而负责任，盖其系统各不相蒙也。然则为行政首长之大统领，亦对于议会负责任乎？曰：否否。议会由人民选举，大统领由人民选举，所自受者同，不得而相凌也。故美国政府，实无责任之政府，而与欧洲立宪国所谓责任内阁之大义正相反对者也。然则彼曷为而不流于专制耶？美国政府联邦之国也，政权之大部分，为各州政府所保留，其割爱以献诸中央政府者，实至微末耳。而即此微末之政权，其立法权之全部在两议院，行政府并提案权与不裁可权而两皆无之也。所余行政权之重要部分，上院犹得掣肘之。故美国行政府实权限至狭、权力至脆之行政府也。我国而欲效彼耶？则亦必如彼之广赋政权于联邦，严画界限于两院，使政府无多地足供回旋，庶几可以寡弊。而试问此种政府，果适于今之中国否耶？今卢斯福辈日日号呼于众者，即欲革此制度，而别建一强有力之政府，盖深知非是无以竞于外也。我熟睹其覆辙，宁容蹈之？

其二，然则即用此制，而赋予大统领以广大之权限何如？

曰：固可也，然势则必返于专制，此征诸中美、南美诸国而最可见也。彼诸国皆袭取美国之成文宪法以建国者也，顾名则民主共和，而民之憔悴虐政，乃甚于君主专制。

其最为我国人所新能记忆者，宜莫如数月前墨西哥被革之统领爹亚士矣。彼专制墨国垂三十年，路易十四、拿破仑未能仿佛其什一也。其他中南美诸邦，皆类是耳。夫彼诸邦之宪法，与美同系，而所演之结果乃若是相反，何也？美国政治之大部分，出于联邦各州；而彼诸国则全集于中央，大权所集，而他机关末由问其责任，欲其不专制焉，安可得也。今我新共和国之宪法，将纯效北美合众国耶？则政府权限太狭，不适于时势；将效中美、南美耶？则政府权力太横，必返于专制。故以美州之法系施诸我国，实无一而可也。

其三，吾既屡言冀得强有力之政府，然若采用美洲法系，则强有力之政府，适以为继续革命之媒介已矣。彼中美、南美诸国，革命惨剧，几于无岁无之，此稍治国闻者所能知也。

即如墨西哥，彼马德罗之革爹亚士而代为大统领，距今三月前事耳；今巴拉拉又起而革马德罗，掠地德半国，迫墨京而要求逊位矣。谓拉丁民族程度劣下，不能运用宪政，斯固然矣；然欧洲拉丁民族之宪政国固不少，何以剧急不如彼其甚？

此其源亦半由于立法不善，不可不察也。欧洲诸国，有元首超然于政府之上，政府则对国会负责任，人民不慊于政府，则政府辞职已耳。

政府更迭太频繁，虽已非国家之福，然犹不至破坏秩序，危及国本也。

美洲诸国，大统领即为行政府之首长，而任期有定，不以议会之从违为进退；人民不慊于政府，舍革命何以哉？夫国家元首与行政部首长，以一人之身兼之，此实天下最险之事。专制君主国所以易酿革命者以此，美洲诸共和民主国所以易酿革命者，亦以此也。是故欧系之宪法其体圆，美系之宪法其体方；欧系之宪法其用活，美系之宪法其用死。而其相异之机括，全在此著。吾愿世之心醉美宪者，一味吾言；吾愿将来有编纂宪法之责者，务慎所择，毋贸贸然效颦，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

其四，法国之举大统领，民夷然视之，其郑重仅视举议员稍加一等耳。美国举大统领，则两党肉薄，全国骚然，几类戒严，贿赂苞苴，动逾亿兆。若中美、南美，则每届改选，未或不杀人盈野，非拥重兵，不能得之。等是民主共和也，而相去悬绝若彼，其故可思也。法之大统领，全摹仿欧洲各国君主，不躬亲政治以负责任，美其名，则曰神圣不可侵犯也。

质言之，则无用之装饰品也，不能直接用一人，不能直接行一政，政权所出，全在内阁总理，故野心家不乐争此以为重。

美洲诸国不然。美国行政府之权，虽云狭矣，然其权限内所属之官吏，悉由大统领进退，虽宪法上规定必须得元老院同意，然事实上皆大统领专行。故每一次改选大统领，苟继任者非其同党，则上自阁僚公使，下逮邮政脚夫、税关验丁，尽行易人，此曾游美国者所能熟知也。彼候选大统领之人，虽或廓然大公，其奈攀鳞附翼之徒太多，挟之使出于激烈卑劣之一途。彼美国幸而为清教徒所建设，道德较优美，自治之习甚完，全国仅两大党，故虽剧争而不至召乱耳。不然，其有以异于中南美者几何也？若中南美，则大统领之权愈崇，人之欲得之也愈甚，而其人民又乏自治之素养，缺政党之训练，争之不已，惟力是视，卒成为军人政治，前后相屠，国家永沈九渊，累劫不能自拔。呜呼！

我国民而妄欲效颦美国也，吾惧此祸水行滔没吾神州也。彼诸国大率仅比我一郡，其元首比我古代一小侯耳，而惨争犹若彼。今若以四万万人之投票决此一席，再益以各省联邦首长，亦用此法决之，则其惨剧之比例，又当若何？言念及此，可为寒心。

吾知闻吾言者，必按剑疾视曰：汝何人？乃敢侮国民。汝何由知吾民程度必不如北美，而猥以比诸中美、南美？夫吾固非敢侮国民也，然又安敢面谀国民。彼条顿民族所演之英美两国，最富于自治力，最善训练政党，最能为秩序之政争，举全球各国，莫或能及之者。此天下公言也。谓我民程度能与彼抗颜行，徒自欺耳。自欺将焉取之？侧闻比者武汉首事诸君子，颇能相下，有赵却廉蔺之风，此诚极可喜之现象也。

然闻之议道自己而制法以民，凡立法当为百年之计，使常人皆可以率循。方今大敌在前，同袍敌忾，内订固可冀不起，而后此变迁，亦安可以不预防？昔法国大革命伊始，狄郎的士党实为首义，未几乃见屠于山岳党；山岳党中，罗拔士比尔、马拉、丹顿辈，又展转互屠。夫自始曷尝非戮力共事之人哉？

而后乃若彼者，势则然耳。吾固祝吾国永无此等不祥之事，然吾尤愿缔造之始，勿以立法之不臧，助长其势也。

且尤有一义为吾国民不可不深念者，吾屡言吾国今日所最渴望者，在得一强有力之中央政府，盖非是则不能整齐画一其民以图竞胜于外。

此义当为全国稍有识者所同许也。

然既已如此，则无异于共和政体之下而行开明专制，质言之，则爹亚士之莫安墨西哥，即操兹术也。然似此实最易酿成第二次革命，此我国民所最不可不留意也。（爹亚士前此所以能久于其位者，以其承百余年大乱之后，人心思治已极，不惜牺牲一切以求得一专制之元首。

盖与法国经大革命恐怖时代后，拿破仑应运而兴者，无异矣。及今年马德罗革爹亚士后不数月，而第二次革命起，则时势不同也。）是故北美合众国所以能久安长治，而中美、南美则频年战乱者，北美人民程度优于中美、南美，固其一端也，然亦由国家组织法之根本差异有以致之。差异云何？则联邦分权与中央集权是也。使中美、南美各国中央权限之狭之一如北美，或未始不可以小康；使北美合众国中央权限之广一如中美、南美，亦安见其必无争乱也。故专以人民程度问题为北、中、南美政治现象差别之根原，所谓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而中南美诸国所以不能行联邦分权制者，实历史上之根柢使然，虽强欲效颦北美而不可得也。吾愿贤士夫之心仪美制者，且勿问吾民程度视美何如，尤当问吾国国势视美何如耳。

综而论之，吾烟若欲采用美制，则有种种先决问题必须研究者：（第一）美国之中央共和政府，实建设于联邦共和政府之上；而彼之联邦，乃积数百年习惯而成。我国能以此至短之日月，产出彼巩固之联邦乎？

（第二）美国政权之大部分，皆在联邦各州，其所割出以赋与中央者，不过一小部分。我国效之，能适于今日之时势乎？（第三）美国行绝对的三权分立主义，中央立法之权，行政部不能过问，此制果可称为善良之制乎？

我国用之，能致国家于盛强乎？（第四）美国由英之清教徒移植，养成两大政党之风，故政争之秩序井然。我国人能视彼无逊色乎？（第五）美国初建国时，地仅十三州，民仅三百万，其选举机关，夙已完备。

我国今日情形，与彼同乎异乎？吾愿心仪美制者，于此诸问题一加之意也。

第四，国会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无责任之共和政体何如？

此法国之制也，其优于美制者四：一、选举大统领，不用全国投票，纷争之范围较狭。二、其大统领与君主立宪国之君主等，缘无责任故无权力，人不乐争之，故纷扰之程度减。三、大统领既超然政府之外，政治有不慊于民心者，其极至政府辞职而止；非如美洲法系之将大统领与政府合为一体，施政不平，动酿革命。四、政府由国会多数党组织，立法部与行政部常保联络，非如美国极端三权分立之拙滞。此其所长也。

盖法人所以创为此制者：（其一）法之共和政，成立在美后，鉴于中美、南美之流弊，且亦积八十年间屡次内乱之经验，不得已而出于此也。（其二）地在欧洲，蒙诸君主立宪国之影响，故晦其名而用其实也。若我国而必采用民主共和制，则师法其优于师美矣。然法制之劣于美制者亦有一焉：美之政府，与大统领同体，而大统领任期一定，对于国会不负责任，故常能继续实行其政见，不致屡屡摇动，以久任而见效。法则大统领虽端拱不迁，而政府更迭频繁。法之不竞，颇由于此。虽然，法制行之而不善，其极则足以致弱耳；美制行之而不善，则足以取乱亡。何也？

凡用美国法系之国，苟政府不为多数人民所信任，则非革命不能易之也。

此无他故焉，欧洲法系，以国会监督政府，国会与政府之联络甚密；美洲法系，政府与国会同受权于选民，离立而不相摄也。

法制与美制比较，其优劣既如彼；若以与英制比较，其劣于英者复有二焉：一、英王与法大统领，其超然立于政府与国会之外也虽同，然英王不加入政党，法大统领则借政党之力以得选。使大统领与总理大臣常为同党，则固无甚窒碍，然此实绝无仅有之事耳。法内阁每数月必更迭一次，安所得常与大统领同党者？苟非同党，则大统领常能用其法定之权，或明或暗，以牵制总理大臣。彼麦马韩（第三共和时代之第二大统领）之阴谋不轨，遵是道也，而后此且数见不鲜。法国政界，常有杌陧之象，此亦其一原因也。

二、英王名虽为王，实则土偶。此种位置，惟以绔袴世胄处之最宜。

法大统领既由选举，其人非一国之才望，不能中选。既为一国之才望，乃投闲置散，使充数年间之装饰品，未免为国家惜。昔拿破仑一世初被选为执政官时，愤然语人曰：“吾不愿为受豢之肥豚。”

即此意也。

准此以谈，则法制之视美制，虽有一日之长，以云尽善，则犹未也。

最近葡萄牙之共和宪法，最称后起，欲并取美法之长而去其短。然其大体实同于美，不过美大统领由人民选举，葡则采法制，由两议院选举耳。

美制固有之诸弊，葡终不能免也。

第五，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何如？

此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矣。此制滥觞英国，全由习惯积渐而成，其后比利时著之成文宪法，遂为全欧列邦之模范。其为制也，有一世袭君主称尊号于兆民之上，与专制君主国无异也；而政无大小皆自内阁出，内阁则必得国会多数信任于始成立者也；国会则由人民公举，代表国民总意者也。基实际与美法等国之主权在民者，丝毫无异。故言国法学者，或以编入共和政体之列。独其所以异者，则戴一世袭之大爵主为装饰品，国民待以殊礼，且岁供皇室费若干以豢养之而已。夫欧人果何取乎此装饰品，而全国人屈己以礼之，且出其血汗金钱以豢之也？以其可以杜内争而定民志也。夫以法国大革命恐怖时代，全国民死亡将半，争乱经八十余年而始定；以中美、南美之每改选大统领一次辄起革命一次；试问国家所损失为数几何？以区区之皇室费与照例尊崇之虚文易之，天下代价之廉，莫过是也。

是故十九世纪欧洲诸国，无国不经革命；夫革命固未有不与君主为敌者矣，及其成功也，则仍莫不虚戴一君主；其尤取巧者，则不戴本国人为君主，迎一异国异种之人而立之，但使之宣誓入籍、宣誓守宪而已。若比利时，若布加利牙，若罗马尼亚，若希腊，若那威，皆其例也。夫岂其国中无一才智之人可任大统领，而顾出于此迂远愚谬之举？

此其故可思也。中南美诸国所以革命相寻无己时，而彼诸国所以一革之后邦基永定者，其操术之巧拙异也。

且在今日国竞极剧之世，苟非得强有力之政府，则其国未有不式微者。而在美洲法系之国，大统领既与政府同体，且同受权于国民，国会不能问其责任，苟非以宪法极力裁减其权，势必流于专制。故美国政府，不能列席于国会，不能提出法案于国会，不能解散国会，惟奉行国会所立之法而己。夫政治贵有计画，而计画之人即为执行之人，然后可以察责任而课功罪也。美制不能然，国会计画之，而政府执行之，两不相接，而各有所诿，非所以图治也。在前此墨守门罗主义，与列强罕相角，固可以即安；在今日则大不适于时势矣，此卢斯福之亲国家主义所由倡也。

然在美国法系之下，而欲此主义之现于实，吾信其难矣。欧洲之虚君共和制则异是。英人之谚曰：“国会之权力，除却使男女易体外，无一事不能为。”

国会之权，如彼其重也；而内阁总理大臣，惟国会多数党首领为能尸之。故国会常为政府之拥护者，国会之权，即政府之权也。然则政府之权力，亦除却使男女易体外，无一事不能为也。所谓强有力之政府，莫过是矣。然则易为而不流于专制？则以非得多数于国会者不能执政，而国会实由人民选举，其得多数者，必其顺民心者也。此制也，在专制君主国固不能行之；即在德日等之大权立宪国仍未能行之；若在美洲之诸民主共和国，尤绝对的不能行之；能行之者，惟虚君主共和国而已。

此论政体者所以推此为极轨也。

然则中国亦可行此制乎？曰：呜呼！吾中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绝望，贻我国民以极难解决之一问题也。

吾十余年来，日夜竭其力所能逮，以与恶政治奋斗，而皇室实为恶政治所从出。于是皇室乃大憾我，所以僇辱窘逐之者，无所不用其极。

虽然，吾之奋斗，犹专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为射鹄，国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为有所畏，有所媚，讪笑之，辱骂之，而吾不改吾度。盖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不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十年来之所以慎于发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计也。虽然，吾盖误矣。今之皇室，乃饮酖以祈速死，甘自取亡，而更贻我中国以难题。使彼数年以来，稍有分毫交让精神，稍能布诚以待吾民，使所谓（十九条信条）者，能于一年数月前发布其一二，则吾民虽长戴此装饰品，视之如希腊、那威等国之迎立异族耳，吾知吾民当不屑龂龂与较者。而无如始终不寤，直至人心尽去，举国皆敌，然后迫于要盟，以冀偷活，而既晚矣。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

无已，则依比利时、那威等国迎立异邦人为君主使宣誓入籍然后即位之例，但使现皇室能改从汉姓，我国民或许其尸此虚位乎？夫昔代既有行之者矣，北魏考文帝之改拓拔为元氏是也。更有进者，则宪法中规定册立皇后，必选汉族名媛，则数传之后，血统亦既不变矣。吾以为苟用此法，则以视糜千万人之血，以争此土木偶之虚君较为得计。

然人心怨毒所中既若此其甚，其可行与否，吾不敢言也。

又所谓《宪法信条十九条》者，今已誓庙公布，若能永见实行，则虚君共和基础确立，吾民诚不必与争此虚位。然事定之后，旧朝其肯长此退让，不谋所以恢复其权力乎？

此尽人所不能无疑也。窃以为若万不得已而戴旧朝以行虚君共和制，则迁都实为一最重要之条件。诚有南迁，则民权之确立，庶可期矣。且京师久为首恶之区，非离却之，则政治之改革，终末由奏效也。然此事果能办到乎？即能办到，而吾国民遂能踌躇满志乎？

吾盖不敢言。

然则舍现在皇统外，仍有行虚君共和制之道乎？曰：或有一焉。吾民族中有孔子之裔衍圣公者，举国世泽之延未有其比也，若不得已，而熏丹穴以求君，则将公爵加二级，即为皇帝。此视希腊、那威等之迎立外国王子，其事为尤顺矣。

夫既以为装饰品，等于崇拜偶象，则亦何人不可以尸此位者？

此或亦无法中之一法耶！虽然，尚有三疑义焉：其一，若非现皇室禅让，则友邦不易承认，而禅让之事，恐不易期。南北相持既久，是否能保国中秩序？秩序既破，干涉是否能免？

其二，孔子为一教主，今拥戴其嗣为一国元首，是否能免政教混合之嫌？是否能不启他教教徒之疑忌？

其三，蒙、回、藏之内附，前此由于服本朝之声威，今兹仍驯于本朝之名公，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

凡此三者，皆极难解决之问题。其第一、第三项，则无论欲改民主，欲戴衍圣，皆同此患；其第二项，则衍圣所独也。同是戴虚君，而衍圣公不如现皇室者即在此。故曰：现皇室既不能戴，则我国行虚君共和制之望殆绝也。

夫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于是乎吾新中国建设之良法殆穷。夫吾国民终不能以其穷焉而弃不建设也，必当思所以通之者。

吾思之思，既竭吾才矣，而迄未能断也。吾只能尽举其所见，胪陈利病于国民之前，求全国民之慎思审择而已。夫决定一国建设之大问题，惟全国民能有此权，决非一私人所能为役也。

若曰一私人应出其意见，以供全国民之参考乎，则吾待吾再若思有得，乃更以献也。

清代学术概论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

名著通览

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梁启超是一位集政治家与学问家于一身的显赫人物。从戊戌维新到护国战争，他演出过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政治话剧；从万木草堂到清华研究院，他又留下了一篇篇有血有肉的理论著述。

《清代学术概论》就是梁启超的一部力作。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公元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卒于公元1929 年。少年梁启超聪慧过人，11 岁中秀才，17 岁中举人。1890 年，拜康有为为师，受业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

在康有为的教育熏陶下，梁启超接受了今文经学的思路和学风，又于国学书籍外读了许多由传教士翻译的西学著述，这使他学问大长，眼界大开，由追求功名的少年士子，成长为忧国忧民的维新派志士。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与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他悲愤填膺，追随康有为集合18 省千余名举人，上书光绪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要求。此后，梁启超便走上了职业政治家的道路。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任《时务报》总撰述，积极鼓吹维新；1897 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任长沙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培养了林圭、蔡锷等一批出色人才；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奉命进总理衙门查看章奏，直接参与策划新政。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大量文章，广泛介绍西学，继续鼓吹改良。其文半文半白，半雅半俗，笔带情感，言甚畅达，呼风吹雨，惊心动魄，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极大的煽动性，因而脍炙人口，风靡一时。但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崛起，他的思想巳渐趋保守。

自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起，梁启超与革命派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展开持续数年的大论战，其改良主张受到革命派的尖锐批判。

同时，他又积极参与策划清末立宪运动，主张以日本和英国的宪政为蓝本，建立中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于1912 年结束流亡，返回祖国，受到热烈欢迎。1913 年，他被推为进步党领袖，支持袁世凯专权。但当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后，他又毅然参与策动讨袁的护国战争。1917年，梁启超宣布退出政治舞台，开始专门从事学术活动。1918 年底至1920年初，游历欧洲，深受欧陆人文主义影响。自1920 年起，任教于清华研究院，以著述、讲学终其晚年。

梁启超学兼中西，才贯古今，文思敏捷，著述甚勤。有人作过统计，他生平之文字，约在1400 万字内外。其著述结集，以林志钧所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2 年出版）收录最富，篇幅最大，计40 册，148 卷，900万字。梁启超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欧游心影录》等。

《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于1920 年初旅欧回国后所完成的。当时，蒋方震写了《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为之作序。梁启超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不如取中国历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从中比较彼我短长，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于是，他借题发挥，对比中西文化，对中国近300 年学术史作了一番议论。哪知，下笔不能自休，短短几天功夫，竟成六万言之文，与蒋著的篇幅差不多，只好独立成书，名曰《清代学术概论》。

该书先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1920 年出版的《改造》第3 卷第3 、4 、5 期。1921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后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1954 年中华书局又用《饮冰室合集》本重印单行本。

《清代学术概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突破了传统学术史以“学案”为框架的体例，而以“时代思潮”为主轴来阐述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在该书开篇，梁启超即言：“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 年版，第1 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认为只有从时代思潮入手，才能真正把握住一时代学术思想的本质内容、流变规律和真实价值。这样一种崭新的学术史研究视野，使《清代学术概论》超越了以往的学术史著述，令人耳目一新。

《清代学术概论》的另一显著特点，在于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来揭示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梁启超认为，有清一代二百余年，可以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所谓清代思潮，简而言之，即“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第3页），以“复古”为其基本特征。他说：“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

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第6 页）由此可见，清代思潮“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第3 页）。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把清代学术思想的演变划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个阶段，对各阶段的相互联系、学术成就及其局限进行了深入评析，提出了许多精当的见解。

启蒙期的代表人物为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颜元、阎若璩、胡渭、王锡阐、梅文鼎等。他们反对晚明王学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在经学、史学、哲学、科学等领域倡导求实求真学风，教学者摆脱宋明儒的羁勒，从而开启了清代学术。梁启超指出：“吾于清初大师，最尊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第13 页）顾炎武是对于晚明学风作猛烈攻击之第一人，“大声疾呼以促思潮之转捩，则炎武最有力焉”（第8 页）。

黄宗羲对近代思想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明夷待访录》。书中论道：“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第14 页）王夫之“感于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欲挽明以返诸宋，而於张载之《正蒙》，特推尚焉。其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其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以发现’，可谓发宋元以来所未发。”（第15 页）颜元“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而其学卒不显于清世”。（第16 页）全盛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为惠栋、戴震。他们又可称为正统派。正统派与启蒙派的区别在于：第一，启蒙派对于宋学，猛烈攻击其一部分，而仍因袭其一部分。正统派则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于不议不论之列。第二，启蒙派抱着通经致用的观点，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正统派的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他们的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对于惠栋，梁启超的评价是：“平心论之，此派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笃守家法，令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膠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阏焉，此其罪也。”（第25 页）对于戴震，梁启超则作了更多的肯定，认为：“《疏证》一书，字字精粹”（第30 页），“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第31 页）梁启超又对此派的治学方法作了总结，指出：“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第45 页）概括起来，这种方法可分为四步：“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勒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第45 页）

清代学术思想的蜕分期也同时是衰落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梁启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对师友和自己的学术思想作了尤为精彩的评析。对于康有为，他充分肯定了康有为运用今文经学的思路和方法鼓吹变法、倡导改革的历史功绩，称《新学伪经考》“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第56 页），《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第57 页）。同时，他又严肃指出了康有为学术思想的局限性，认为：“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第57 页）对于自己，他也能一分为二，指出：“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精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后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

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及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蔬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第65 页）

他清醒地看到，随着20 世纪初中国历史的巨大变迁，他和他的师友们的思想创造已经过时，认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能这样严肃认真地解剖自己，予以历史的评判和定位，实是不易之论。可以说，这是《清代学术概论》的又一显著特点。

《清代学术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全书论析有清一代学术思想，涉及哲学、经学、史学、考古学、地理学、金石学、文献学、佛学、美术、诗歌、历法、数学、水利等学术领域，而贯之以时代思潮兴盛转承的主线，可谓气势磅礴，思路明晰，有如一气呵成，被后世研究者称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珍品”①。该书把中国近300 年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力图从中梳理出中国文化迈向近代的历史进程，更被后世研究者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五四’运动所促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思想表现和学术成果”②。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又于1924 年出版了《清代学术概论》的姊妹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但两书的着重点有所不同。《清代学术概论》篇幅较小，言简意赅，重点在“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篇幅较大，内容充实，重点在“史”。两书相互补充，相互发明，从不同的视角，开拓了中国近300 年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此后，蒋维乔的《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著述相继问世，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的研究终成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和重点。

自序

（一）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二）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

又云：

“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

又云：

“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

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

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旧文者十一二而已。

（三）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

（四）“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而已矣。

（五）篇中对于平生所极崇拜之先辈，与夫极尊敬之师友，皆直书其名，不用别号，从质家言，冀省读者脑力而已。

（六）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杂志》应期出版，更无余裕复勘，舛漏当甚多，惟读者教之。

民国9年10月14日启超识

第二自序

（一）此书成后，友人中先读其原稿者数辈，而蒋方震、林志钧、胡适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说增加三节，改正数十处。三君之说，不复具引。

非敢掠美，为行文避枝蔓而已。丁敬礼所谓“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谨记此以志谢三君。

（二）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迁延未成。此书既脱稿，诸朋好益相督责，谓当将清代以前学术一并论述，庶可为向学之士省精力，亦可唤起学问上兴味也。于是决意为之，分为五部：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清学也。

今所从事者则佛学之部，名曰《中国佛学史》，草创正半。欲以一年内成此五部，能否未敢知，勉自策厉而已。故此书遂题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

（三）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著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既已成编，即复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简陋也。五部完成后，当更改之耳。

9年11月29日启超记

一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

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于是进为全盛期。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伏慑，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

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

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阘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更进则入于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此蜕分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

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所谓“灭”相。

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三百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

二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

其盛衰之迹，恰如前节所论之四期。

其启蒙运动之代表人物，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也。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同时对于明学之反动，尚有数种方向。其一，颜元、李■一派，谓“学问固不当求诸瞑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刘献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处亦略近于此派。

其二，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顾炎武所学，本亦具此精神。而黄、万辈规模之大不逮顾，故专向此一方面发展。同时顾祖禹之学，亦大略同一迳路。其后则衍为全祖望、章学诚等，于清学为别派。其三，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焉。此诸派者，其研究学问之方法，皆与明儒根本差异。除颜、李一派中绝外，其余皆有传于后。而顾、阎、胡“尤为正统派”不祧之大宗。其犹为旧学（理学）

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则有孙奇逢、李中孚、陆世仪等，而其学风已由明而渐返于宋。即诸新学家，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迹犹不少。故此期之复古，可谓由明以复于宋，且渐复于汉、唐。

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试举启蒙派与正统派相异之点：一，启蒙派对于宋学，一部分猛烈攻击，而仍因袭其一部分；正统派则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之不议不论之列。二，启蒙派抱通经致用之观念，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戴。惠栋受学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戴震受学于江永，亦事栋以先辈礼。

震之在乡里，衍其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翚、春乔——等。其教于京师，弟子之显者，有任大椿、卢文、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念孙以授其子引之。玉裁、念孙、引之最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焉。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受其学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异，故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当时学者承流向风各有建树者，不可数计，而纪昀、王昶、毕沅、阮元辈，皆处贵要，倾心宗尚，隐若护法，于是兹派称全盛焉。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当斯时也，学风殆统于一。

启蒙期之宋学残绪，亦莫能续，仅有所谓古文家者，假“因文见道”之名，欲承其祧，时与汉学为难，然志力两薄，不足以张其军。

其蜕分期运动之代表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也。当正统派全盛时，学者以专经为尚，于是有庄存与，始治《春秋公羊传》有心得，而刘逢禄、龚自珍最能传其学。《公羊传》者，“今文学”也。东汉时，本有今文古文之争，甚烈。《诗》之“毛传”，《春秋》之“左传”，及《周官》，皆晚出，称古文，学者不信之。至汉末而古文学乃盛。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于是刘逢禄大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氏传》。若《周官》，则宋以来固多疑之矣。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派所最尊崇之许、郑，皆在所排击。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以复于西汉。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其弟子最著者，陈千秋、梁启超。千秋早卒。启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学。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

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顾、阎、胡、惠、戴、段、二王诸先辈，非特学识渊粹卓绝，即行谊亦至狷洁。及其学既盛，举国希声附和，浮华之士亦竞趋焉，固已渐为社会所厌。且兹学荦荦诸大端，为前人发挥略尽，后起者率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即有发明，亦皆末节，汉人所谓“碎义逃难”也。而其人犹自倨贵，俨成一种“学阀”之观。今古文之争起，互相诋，缺点益暴露。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其命运自不能以复久延。然在此期中，犹有一二大师焉，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曰俞樾，曰孙诒让，皆得流于高邮王氏。樾著书，惟二三种独精绝，余乃类无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征也。诒让则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矣。樾弟子有章炳麟，智过其师，然亦以好谈政治，稍荒厥业。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

今清学固衰落矣，“四时之运，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无所容其痛惜留恋，惟能将此研究精神转用于他方向，则清学亡而不亡也矣。

略论既意，今当分说各期。

三

吾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夫宋明理学何为而招反动耶？学派上之“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

与“冥证”，每迭为循环。大抵甲派至全盛时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动，而乙派与之代兴。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动亦然。然每经一度之反动再兴，则其派之内容，必革新焉而有以异乎其前。人类德慧智术之所以进化，胥恃此也。此在欧洲三千年学术史中，其大势最著明，我国亦不能违此公例，而明清之交，则其嬗代之迹之尤易见者也。

唐代佛学极昌之后，宋儒采之，以建设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至明而全盛。此派新哲学，在历史上有极大之价值，自无待言。顾吾辈所最不慊者，其一，既采取佛说而损益之，何可讳其所自出，而反加以丑诋。其二，所创新派既并非孔孟本来面目，何必附其名而淆其实。是故吾于宋明之学，认其独到且有益之处确不少，但对于其建设表示之形式，不能曲恕，谓其既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也。明王守仁为兹派晚出之杰，而其中此习气也亦更甚，即如彼所作《朱子晚年定论》，强指不同之朱陆为同，实则自附于朱，且诬朱从我。此种习气，为思想界之障碍者有二。一曰遏抑创造，一学派既为我所自创，何必依附古人以为重？必依附古人，岂非谓生古人后者，便不应有所创造耶？二曰奖励虚伪，古人之说诚如是，则宗述之可也；并非如是，而以我之所指者实之，此无异指鹿为马，淆乱真相，于学问为不忠实，宋明学之根本缺点在于是。

进而考其思想之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少数俊拔笃挚之士，曷尝不循此道而求得身心安宅？然效之及于世者已鲜，而浮伪之辈，摭拾虚辞以相夸煽，乃甚易易。故晚明“狂禅”一派，至于“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道德且堕落极矣。重以制科帖括，笼罩天下，学者但习此种影响因袭之谈，便足以取富贵，弋名誉，举国靡然化之，则相率于不学，且无所用心。故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其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夫人类之有“学问欲”，其天性也。“学问饥饿”至于此极，则反动其安得不起？

四

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炎武对于晚明学风，首施猛烈之攻击，而归罪于王守仁。其言曰：“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亭林文集?答友人论学书》）又曰：“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日知录》十八）

又曰：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同上）

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炎武之排斥晚明学风，其锋芒峻露，大率类是。自兹以后，王学遂衰熄，清代犹有袭理学以为名高者，则皆自托于程朱之徒也。虽曰王学末流极敝，使人心厌倦，本有不摧自破之势，然大声疾呼以促思潮之转捩，则炎武最有力焉。

炎武未尝直攻程朱，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其言曰：“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经学即理学”一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其正当与否，且勿深论。——以吾侪今日眼光观之，此语有两病。其一，以经学代理学，是推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其二，理学即哲学也，实应离经学而为一独立学科。

——虽然，有清一代学术，确在此旗帜之下而获一新生命。昔有非笑六朝经师者，谓“宁说周、孔误，不言郑、服非”。宋、元、明以来谈理学者亦然，宁得罪孔、孟，不敢议周、程、张、邵、朱、陆、王。有议之者，几如在专制君主治下犯“大不敬”律也。而所谓理学家者，盖俨然成一最尊贵之学阀而奴视群学。自炎武此说出，而此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四五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

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顾炎武之在“清学派”，即其人也。

炎武著述，其有统系的组织而手定成书者，惟《音学五书》耳。其《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造端宏大，仅有长编，未为定稿。《日知录》为生平精力所集注，则又笔记备忘之类耳。自余遗书尚十数种，皆明单义，并非巨裁。然则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约举有三。

一曰贵创。炎武之言曰：“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十八）

其论著书之难，曰：“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日知录》十九）其《日知录》自序云：“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

故凡炎武所著书，可决其无一语蹈袭古人。其论文也亦然，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日知录》十九）又曰：“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亭林文集?与人书十七》）观此知摹仿依傍，炎武所最恶也。

二曰博证。《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云：“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此语最能传炎武治学法门。全祖望云：“凡先生之游，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而对勘之。”

（《鲒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韵之学也，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

三曰致用。炎武之言曰：“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时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彼诚能践其言。其终身所撰著，盖不越此范围。其所谓“用”者，果真为有用与否，此属别问题。要之，其标“实用主义”以为鹄，务使学问与社会之关系增加密度，此实对于晚明之帖括派、清谈派施一大针砭。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

五

汪中尝拟为《国朝六儒颂》，其人则昆山顾炎武、德清胡渭、宣城梅文鼎、太原阎若璩、元和惠栋、休宁戴震也。其言曰：“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为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凌廷堪《校礼堂集》“汪容甫墓志铭”）其所推挹盖甚当，六君者洵清儒之魁也。然语于思想界影响之巨，则吾于顾、戴之外，独推阎、胡。

阎若璩之所以伟大，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也。胡渭之所以伟大，在其《易图明辨》也。汪中则既言之矣。夫此两书所研究者，皆不过局部问题，曷为能影响于思想界之全部？且其中又不免漏略芜杂，为后人所纠者不少。

——阮元辑《学海堂经解》，两书皆摈不录。——曷为推尊之如是其至？吾固有说。

《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也。此书之伪，自宋朱熹、元吴澄以来，既有疑之者。顾虽积疑，然有所惮而莫敢断。自若璩此书出而谳乃定。夫辨十数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韩愈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若对于经文之一字一句稍涉疑议，便自觉陷于“非圣无法”，蹙然不自安于其良心，非特畏法网、惮清议而已。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许作为学问上研究之问题。一作为问题，其神圣之地位固已摇动矣！今不唯成为问题而已，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宜何如者？盖自兹以往，而一切经文，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

再进一步，而一切经义，皆可以为研究之问题矣。以旧学家眼光观之，直可指为人心世道之忧。——当时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以难阎，自比于抑洪水驱猛兽。光绪间有洪良品者，犹著书数十万言，欲翻阎案，意亦同此。

——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观之，则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后此今古文经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六经诸子对待研究，成为问题；中国经典与外国宗教哲学诸书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其最初之动机，实发于此。

胡渭之《易图明辨》，大旨辨宋以来所谓《河图》、《洛书》者，传自邵雍。雍受诸李之才，之才受诸道士陈抟，非羲、文、周、孔所有，与《易》义无关。此似更属一局部之小问题，吾辈何故认为与阎书有同等之价值耶？

须知所谓“无极”、“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

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

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诸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自此，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孔学自孔学，离之双美，合之两伤。（此胡氏自序中语）自此，学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别有其途。不宁唯是，我国人好以“阴阳五行”说经说理，不自宋始，盖汉以来已然。一切惑世诬民汨灵窒智之邪说邪术，皆缘附而起。胡氏此书，乃将此等异说之来历，和盘托出，使其不复能依附经训以自重，此实思想之一大革命也。

欧洲19 世纪中叶，英人达尔文之《种源论》，法人雷能之《耶稣基督传》，先后两年出版，而全欧思想界为之大摇，基督教所受影响尤剧。夫达尔文自发表其生物学上之见解，于教宗何与，然而被其影响者，教义之立脚点破也。

雷能之传，极推挹基督，然反损其信仰者，基督从来不成为学问上之问题，自此遂成为问题也。明乎此间消息，则阎、胡两君之书，在中国学术史上之价值，可以推见矣。

若论清学界最初之革命者，尚有毛奇龄其人，其所著《河图原舛篇》、《太极图说遗议》等，皆在胡渭前，后此清儒所治诸学，彼亦多引其绪。但其言古音则诋顾炎武，言《尚书》则诋阎若璩，故汉学家祧之不宗焉。全祖望为《毛西河别传》，谓“其所著书，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说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有改古书以就己者”。

祖望于此诸项，每项举一条为例，更著有《萧山毛氏纠缪》十卷。平心论之，毛氏在启蒙期，不失为一冲锋陷阵之猛将，但于“学者的道德”缺焉，后儒不宗之宜耳。

同时有姚际恒者，其怀疑精神极炽烈，疑《古文尚书》，疑《周礼》，疑《诗序》，乃至疑《孝经》，疑《易传》十翼。其所著“诸经通论”未之见，但其《古今伪书考》，列举经史子部疑伪之书共数十种，中固多精凿之论也。

六

吾于清初大师，最尊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顾为正统派所自出，前既论列，今当继述三子者。

余姚黄宗羲，少受学于刘宗周，纯然明学也。中年以后，方向一变，其言曰：“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故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

（《清史?黄宗羲传》）又曰：“读书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全祖望?《鲒亭集?黄梨洲先生神道碑》）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又好治天算，著书八种，全祖望谓“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其《律吕新义》，开乐律研究之绪。其《易学象数论》，与胡渭《易图明辨》互相发明。其《授书随笔》，则答阎若璩问也。故阎、胡之学，皆受宗羲影响。其他学亦称是。

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尤辩。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其言曰：“后之为君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有君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为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不当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窥伺。”（《原君》）

又曰：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而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

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故顾炎武见之而叹，谓“三代之治可复”。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清代史学极盛于浙，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斯同则宗羲弟子也。唐以后之史，皆官家设局分修，斯同最非之，谓：“官修之史，仓猝成于众人，犹招市人与谋室中之事。”（钱大昕《潜研堂集?万季野先生传》）以独力成《明史稿》，论者谓迁、固以后一人而已。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会稽有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几、郑樵上。

衡阳王夫之，生于南荒，学无所师承，且国变后遁迹深山，与一时士夫不相接，故当时无称之者。然亦因是戛戛独有所造，其攻王学甚力，尝曰：“‘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恶也。……姚江之学，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为要妙，窜入其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俟解》）又曰：“数传之后，愈徇迹而忘其真，或以钩考文句，分支配拟为穷经之能，仅资场屋射覆之用，其偏者以臆测度，趋入荒杳。”（《中庸补传衍》）遗书中此类之论甚多，皆感于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欲挽明以返诸宋，而于张载之《正蒙》，特推尚焉。其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尝曰：天下之物理无穷，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随时以变，而皆不失于正。但信诸已而即执之，去何得当？况其所为信诸己者，又或因习气，或守一先生之言，而渐渍以为己心乎！”（《俟解》）

夫之著书极多，同治间金陵刻本二百八十八卷，犹未逮其半。皆不落“习气”，不“守一先生之言”。其《读通鉴论》、《宋论》，往往有新解，为近代学子所喜诵习。尤能为深沉之思以绎名理，其《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解》，皆覃精之作，盖欲自创一派哲学而未成也。其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正蒙注》），可谓发宋元以来所未发。后此戴震学说，实由兹衍出。故刘献廷极推服之，谓：“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广阳杂记》二）其乡后学谭嗣同之思想，受其影响最多，尝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仁学》卷上）尤可注意者，《遗书》目录中，有《相宗络索》及《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二书（未刻）。在彼时以儒者而知治“唯识宗”，可不谓豪杰之士耶？

七

顾、黄、王、颜，同一“王学”之反动也，而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不同。

黄氏始终不非王学，但是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顾、王两氏黜明存宋，而顾尊考证，王好名理。若颜氏者，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而其学卒不显于清世。

博野颜元，生于穷乡，育于异姓，饱更忧患，坚苦卓绝。其学有类罗马之“斯多噶派”。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尝曰：“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

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钟錂著《颜习斋

言行录?学问篇》）

其尊重自己良心，确乎不可拔也如此。其对于宋学，为绝无闪缩之正面攻击，其言曰：“予昔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对敌，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李塨著《颜

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然则元之学之所以异于宋儒者何在耶？其最要之旨曰：“习行于身者多，劳枯于心者少。”（《年谱》卷下）彼引申其义曰：“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论讲学）又曰：“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人亦以晓路称之，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年谱》卷下）

又曰：“诸儒之论，在身乎？在世乎？徒纸笔耳。则言之悖于孔孟者坠也，言之不悖于孔孟者亦坠也。”（《习斋记余?未坠集序》）又曰：“譬之于医，有妄人者，止务览医书千万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为粗不足学。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存学编?学辩一》）又曰：“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即茫然，故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学也。”（《年谱》卷下）又曰：“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不特无能，其实一无知也。”（《言行录》卷下）其论学宗旨大率类此。

由此观之，元不独不认宋学为学，并不认汉学为学，明矣。元之意，盖谓学问绝不能向书本上或讲堂上求之，惟当于社会日常行事中求之。故其言曰：“人之认读者为学者，固非孔子之学；以读书之学解书，并非孔子之书。”

（《言行录》卷下）又曰：“后儒将博学改为博读博著。”（《年谱》卷下）

其所揭橥以为学者，曰《周礼》大司徒之“乡三物”。——一，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其所实行者尤在六艺。故躬耕、习医、学技击、学兵法、习礼、习乐，其教门人必使之各执一艺。“劳作神圣”之义，元之所最信仰也。其言曰：“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

（《言行录》卷上）曰：“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年谱》卷下）

质而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之根本主义也。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但其所谓实、所谓动、所谓活者，究竟能免于虚静与死否耶？此则时代为之，未可以今日社会情状绳古人矣。

元弟子最著者，曰李塨，曰王源，皆能实践其教。然元道太刻苦，类墨氏，传者卒稀，非久遂中绝。

八

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学者多兼通之。

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杭世骏谓：“自明万历中利玛窦入中国，制器作图颇精密，……学者张皇过甚，无暇深考中算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或者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

两家遂成隔阂。鼎集其书而为之说，稍变从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该，特为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则专著论以明古人精意。”（杭世骏《道古堂集?梅定九征君传》）文鼎著书八十余种，其精神大率类是，知学问无国界，故无主奴之见。其所创获甚多，自言：“吾为此学，皆历最艰苦之后而后得简易。……惟求此理大显，绝学不致无传，则死且不憾。”

（同上）盖粹然学者态度也。

清代地理学亦极盛。然乾嘉以后，率偏于考古，且其发明多属于局部的。

以云体大思精，至今盖尚无出无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者。魏禧评之曰：“《职方》、《广舆》诸书，袭讹踵谬，名实乖错，悉据正史考订折衷之。此数千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书也。……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其深思远识，在语言文字之外。”（魏禧《叔子集?读史方舆纪要叙》）祖禹为此书，年二十九始属稿，五十乃成，无一日中辍，自言：“舟车所经，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

（《读史方舆纪要》自叙）盖纯然现代科学精神也。

清初有一大学者而其学无传于后者，曰大兴刘献廷。王源表其墓曰：“脱身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观其土俗，博采轶事，以益广其闻见，而质证其所学。……讨论天地阴阳之变、霸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方域要害，……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攻器制，旁通博考，浩浩无涯矣。”（王源《居业堂集?刘处士墓表》）而全祖望述其遗著有《新韵谱》者，最为精奇。全氏曰：继庄（献廷字）“自谓于声音之道，别有所窥，足穷造化之奥，百世而不惑。尝作《新韵谱》，其悟自华严字母入，而参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腊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又证之以辽人林益长之说，而益自信。同时吴修龄自谓苍颉以后第一人。继庄则曰，是其于天竺以下书皆未得通，而但略见华严之旨者也。继庄之法，先立鼻音二，以为韵本，有开有合，各转阴阳上去入之五音，——阴阳即上下二平，——共十声，而不历喉腭舌齿唇之七位，故有横转无直送，则等韵重叠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为诸韵之宗，而后知泰西腊顶话，女真国书，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为正喉音，而从此得半音、转音、伏音、送音、变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为东北韵宗，一为西南韵宗。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于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与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余不尽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计三十音为韵父。而韵历二十二位为韵母，横转各有五子，而万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又欲谱四方土音，以穷宇宙元音之变，乃取《新韵谱》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全祖望《鲒亭集?刘继庄传》）

盖自唐释守温始谋为中国创立新字母，直至民国7 年教育部颁行注音字母，垂阅千年，而斯业乃成。而中间最能覃思而具其条理者，则献廷也。使其书而传于后，则此问题或早已解决，而近三十年来学者，或可省许多研究之精力。然犹幸而有全氏传其厓略，以资近代学者之取材，今注音字母，采其成法不少，则固受赐多矣。全氏又述献廷关于地理、关于史学、关于宗法之意见，而总论之曰：“凡继庄所撰著，其运量皆非一人一时所能成，故虽言之甚殷，而难于毕业。”斯实然也。然学问之道，固未有成之于一人一时者，在后人能否善袭遗产以光大之而已。彼献廷之《新韵谱》，岂非阅三百年而竟成也哉？献廷尝言曰：“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利济天下，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能谓之人。”（王源《墓表》引）其学问大本可概见，惜乎当时莫能传其绪也。

献廷书今存者惟一《广阳杂记》，实涉笔漫录之作，殆不足以见献廷。

同时有太原傅山者，以任侠闻于鼎革之交，国变后冯铨、魏象枢尝强荐之，几以身殉，遂易服为道士。有问学者，则告之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全祖望《鲒亭集?傅青主事略》）然史家谓“其学大河以北莫能及者”。（吴翔凤《人史》）

九

综上所述，可知启蒙期之思想界，极复杂而极绚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

有四：

第一，承明学极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沈实。

第二，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

第三，异族人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以治朴学。

第四，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

其研究精神，因环境之冲动，所趋之方向亦有四：第一，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觉求真解之不易，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于是考证一派出。

第二，当时诸大师，皆遗老也。其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

第三，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

第四，学风既由空返实，于是有从书上求实者，有从事上求实者。南人明敏多条理，故向著作方面发展。北人朴悫坚卓，故向力行方面发展。

此启蒙期思想发展途径之大概也。

然则第二期之全盛时代，独所谓正统派者（考证学）充量发达，余派则不盛，或全然中绝。其故何耶？以吾所思，原因亦有四：一、颜、李之力行派，陈义甚高，然未免如庄子评墨子所云：“其道大觳”，恐“天下不堪”。（《天下篇》）此等苦行，惟有宗教的信仰者能践之，然已不能责望之于人。颜元之教，既绝无“来生的”、“他界的”观念，在此现实界而惟恃极单纯极严冷的道德义务观念，教人牺牲一切享乐，本不能成为天下之达道。元之学所以一时尚能光大者，因其弟子直接受彼之人格的感化。一再转后，感化力递减，其渐归衰灭，乃自然之理。况其所谓实用之“艺”，因社会变迁，非皆能周于用，而彼所最重者在“礼”。所谓“礼”

者，二千年前一种形式，万非今日所能一一实践。既不能，则实者乃反为虚矣。此与当时求实之思潮，亦不相吻合，其不能成为风气也固宜。

二、吾尝言当时“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匡复。诸大师始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

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

又所谓经世之务者，固当与时消息，过时焉则不适。且治此学者既未能立见推行，则藏诸名山，终不免成为一种空论。等是空论，则浮薄之士，何尝不可剿说以自附？附者众则乱真而见厌矣。故乾嘉以降，此派衰熄，即治史学地理学者，亦全趋于考证方面，无复以议论行之矣。

三、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证学，顾、阎、胡、惠、戴诸师，实辟出一新途径，俾人人共循。贤者识大，不贤识小，皆可勉焉。中国积数千年文明，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如金之蕴于矿者至丰也。而又非研究之后，加以整理，则不能享其用，如在矿之金，非开采磨治焉不得也。故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盖此学派在当时饶有开拓之余地，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实从事，不拘大小，而总可以有所成，所以能拔异于诸派而独光大也。

四、清学之研究法，既近于“科学的”，则其趋向似宜向科学方面发展。

今专用之于考古，除算学天文外，一切自然科学皆不发达，何也？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而当时又无特别动机，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且当考证新学派初兴，可开拓之殖民地太多，才智之士正趋焉，自不能分力于他途。天算者，经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资格连带发达，而他无闻焉。其实欧洲之科学，亦直至近代而始昌明，在彼之“文艺复兴”时，其学风亦偏于考古。盖学术进化必经之级，应如是矣。

右述启蒙期竟，次及全盛期。

十

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部分势力。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故治全盛期学史者，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粗引端绪，其研究之漏略者，不一而足。——例如阎匿璩之《尚书古文疏证》中多阑入日记信札之类，体例极芜杂。胡渭之《禹贡锥指》，多经济谈，且汉宋杂糅，家法不严。——苟无全盛期诸贤，则考证学能否成一宗派，盖未可知。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

在此期中，此学派已成为“群众化”，派中有力人物甚多，皆互相师友。

其学业亦极“单调的”，无甚派别之可特纪。故吾欲专叙一二人，以代表其余。当时巨子，共推惠栋、戴震，而戴学之精深，实过于惠。今略述二人之著述言论及其传授之绪，资比较焉。

元和惠栋，世传经学。祖父周惕，父士奇，咸有著述，称儒宗焉。栋受家学，益弘其业。所著有《九经古义》、《易汉学》、《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后汉书补注》诸书。其弟子则沈彤、江声、余萧客最著。萧客弟子江藩著《汉学师承记》，推栋为斯学正统。实则栋未能完全代表一代之学术，不过门户壁垒，由彼而立耳。惠氏之学，以博闻强记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士奇于九经、四史、《国语》、《国策》、楚辞之文，皆能暗诵，尝对座客诵《史记?封禅书》终篇，不失一字。（钱大昕《潜研堂集?惠天牧先生传》）栋受其教，记诵益赅洽。士奇之言曰：“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贾公彦于郑注……之类皆不能疏。……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礼说》）

此可见惠氏家学，专以古今为是非之标准。栋之学，其根本精神即在是。

其言曰：

“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

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九经古义?首述》）

惠派治学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其言“汉经师说与经并行”，意盖欲尊之使侪于经矣。王引之尝曰：“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焦氏丛书》卷首王伯申手札）可谓知言。栋以善《易》名，其治《易》也，于郑玄之所谓“爻辰”，虞翻之所谓“纳甲”，荀谞之所谓“升降”，京房之所谓“世应”、“飞伏”，与夫“六日七分”、“世轨”诸说，一一为之疏通证明。汪中所谓“千余年不传之绝学”者也。以吾观之，此其矫诬，与陈抟之“河图洛书”有何差别？然彼则因其宋人所诵习也而排之，此则因其为汉人所倡道也而信之，可谓大惑不解。然而当时之人蔽焉，辄以此相尚。江藩者，惠派嫡传之法嗣也，其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未附有《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篇，其言曰：“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抟、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爻为伪象，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炎之《图书辨惑》，力辟宋人，然不专宗汉学，非笃信之士。……胡胐明（渭）《洪范正论》，虽力攻图书之谬，而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范五行传》亦出伏生也。

是以黜之。”

此种论调，最足以代表惠派宗旨。盖谓凡学说出于汉儒者，皆当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则目为信道不笃也。其后阮元辑《学海堂经解》，即以此为标准，故顾、黄、阎、胡诸名著，多见摈焉，谓其不醇也。平心论之，此派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笃守家法，令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阏焉，此其罪也。清代学术，论者多称为“汉学”。其实前此顾、黄、王、颜诸家所治，并非“汉学”；后此戴、段、二王诸家所治，亦并非“汉学”。其“纯粹的汉学”，则惠氏一派，洵足当之矣。夫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以此治学，安能通方？况汉儒经说，派别正繁，其两说绝对不相容者甚多，欲盲从其一，则不得不驳斥其他。栋固以尊汉为标帜者也。其释“箕子明夷”之义，因欲扬孟喜说而抑施雠、梁丘贺说，乃云“谬种流传，肇于西汉”。（《周易述》卷五）致方东树摭之以反唇相稽。（《汉学商兑》卷下）然则所谓“凡汉皆好”之旗帜，亦终见其不贯彻而已。故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十一

休宁戴震受学江永，其与惠栋亦在师友之间。震十岁就傅，受《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

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据王昶《述庵文钞?戴东原墓志铭》）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

震之言曰：

“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蔽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暴，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东原文集》

答郑用牧书）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语，实震一生最得力处。盖学问之难也，粗涉其途，未有不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蔽，而己旋自蔽矣。

非廓然卓然，鉴空衡平，不失于彼，必失于此。震之破“人蔽”也，曰：“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以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自以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谁之咎？不知者且以实践躬行之儒归焉。”

（《东原集》与某书）。

其破“己蔽”也，曰：“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有获十分之见者，有未至十分之见者。所谓十分之见，必征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后知孰为十分之见，孰为未至十分之见。如绳绳木，昔以为直者，其曲于是可见也；如水准地，昔以为平者，其坳于是可见也。夫然后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庶几治经不害。”（《东原集》与姚姬传书）

读第一段，则知目震所治者为“汉学”，实未当也。震之所期，在“空诸依傍”。晋宋学风，固在所诋斥矣，即汉人亦仅称其有家法，而未尝教人以盲从。钱大昕谓其“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潜研堂集》戴震传）余廷灿谓其“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余氏撰《戴东原先生事略》。见《国朝耆献类征》百三十一）此最能传写其思想解放之精神。

读第二段，其所谓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者，即科学家定理与假说之分也。

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试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震之此论，实从甘苦阅历得来。所谓“昔以为直而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而今见其坳”，实科学研究法一定之历程，而其毅然割舍，“传信不传疑”，又学者社会最主要之道德矣。震又言曰：“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三者仆诚不足以与于其间，其私自持及为书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闻强识，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君子，著书满家，淹博有之，精审未也。……”

戴学所以异于惠学者，惠仅淹博，而戴则识断且精审也。章炳麟曰：“戴学分析条理， 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检论?清儒篇》）

可谓知言。

凌廷堪为震作事略状，而系以论曰：“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也；吾所谓非，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校礼堂集》）此其言绝似实证哲学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见焉，清学派之精神见焉。惜乎此精神仅应用于考古，而未能应用于自然学界，则时代为之也。

震常言：“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段玉裁《经韵楼集?娱亲雅言序》引）故其学虽淹博而不泛滥。其最专精者，曰小学，曰历算，曰水地。小学之书，有《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方言疏证》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历算之书，有《原象》一卷，《历问》二卷，《古历考》二卷，《句股割圆记》三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

水地之书，有《水地记》一卷，《校水经注》四十卷，《直隶河渠书》六十四卷，其他著述不备举。《四库全书》天算类提要全出其手，他部亦多参与焉，而其晚年最得意之作，曰《孟子字义疏证》。

《孟子字义疏证》，盖轶出考证学范围以外，欲建设一“戴氏哲学”矣。

震尝言曰：

“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骎骎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东原文集》卷八与某书）又曰：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面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岂理祸斯民哉？不自知为意见也。”（《戴氏遗书》九附录答彭进士书）

又曰：

“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譬犹子孙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误图他人之貌为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则非矣。”（同上）

震欲祛“以释混儒”、“舍欲言理”之两蔽，故既作《原善》三篇，复为《孟子字义疏证》，

《疏证》之精语曰：

“……《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圣贤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又曰：

“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明乎欲之不可无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无以遂其生。

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使其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其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蹙，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

又曰：

“朱子屡言‘人欲所蔽’，凡‘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人之大患，‘私’与‘蔽’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

又曰：

“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

又曰：

“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而后儒以为如有别物焉凑泊附著以为性，由杂乎老释，终昧于孔孟之言故也。”

又曰：

“问：宋儒之言……也，求之六经中无其文，故借……之语以饰其说、以取信学者欤？曰：舍圣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说为圣人所言，是诬圣。借其语以饰吾之说以求取信，是欺学者也。诬圣欺学者，程朱之贤不为。盖其学借阶于老释，是故失之。凡习于先入之言，住往受其蔽而不自觉。”

《疏证》一书，字字精粹，右所录者未尽其万一也。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心，为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的束缚，痛苦无艺，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以尽。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阏窒之，“希腊的情感主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以进行，则蓬勃而莫能御。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

震亦极以此自负，尝曰：“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

（《戴东原集》卷首，段玉裁序引）虽然，戴氏学派虽披靡一世，独此书影响极小。据江藩所记，谓当时读《疏证》者莫能通其义，惟洪榜好焉；榜为震行状，载《与彭尺木书》（按此书即与《孟子字义疏证》相发明者）。朱筠见之，谓：“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是。”榜贻筠书力争不得。震子中立，卒将此书删去。（《汉学师承记》卷六）可见当时戴门诸子之对于此书，已持异同。唐鉴谓：“先生本训诂家，欲讳莫不知义理，特著《孟子字义疏证》以诋程朱。”（《国朝学案小识》）鉴非能知戴学者，其言诚不足轻重，然可以代表当时多数人之心理也。当时宗戴之人，于此书既鲜诵习发明，其反驳者亦仅一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然搔不著痒处。此书盖百余年未生反响之书也，岂其反响当在今日以后耶？然而论清学正统派之运动，遂不得不将此书除外。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此其收获所以不逮“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丰大也欤？

十二

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焉。玉裁所著书，最著者曰《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念孙所著书，最著者曰《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引之所著书，最著者曰《经义述闻》、《经传释词》。戴、段、二王之学，其所以特异于惠派者：惠派之治经也，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视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译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必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以爻辰纳甲说《易》，以五行灾异说《书》，以五际六情说《诗》，其他诸经义，无不杂引谶纬，此汉儒通习也。戴派之清学，则芟汰此等，不稍涉其藩，惟于训诂名物制度注全力焉。戴派之言训诂名物，虽常博引汉人之说，然并不墨守之。例如《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全书皆纠正旧注旧疏之失误。所谓旧注者，则毛、郑、马、贾、服、杜也；旧疏者，则陆、孔、贾也。宋以后之说，则其所不屑是正矣。是故如高邮父子者，实毛、郑、贾、马、服、杜之诤臣，非其将顺之臣也。失岂惟不将顺古人，虽其父师，亦不苟同。段之尊戴，可谓至矣。试读其《说文注》，则“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说非是”诸文，到处皆是。即王引之《经义述闻》，与其父念孙之说相出入者，且不少也。彼等不惟于旧注旧疏之舛误丝毫不假借而已，而且敢于改经文。此与宋明儒者之好改古书，迹相类而实大殊。彼纯凭主观的臆断，而此则出于客观的钩稽参验也。段玉裁曰：“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

此论最能说明考证学在学术界之位置及价值。盖吾辈不治一学则已，既治一学，则第一步须先将此学之真相，了解明确，第二步乃批评其是非得失。

譬如今日，欲批评欧人某家之学说，若仅凭拙劣伪谬之译本，相与辩争讨论，实则所驳斥者乃并非原著，如此岂不可怜可笑！研究中国古书，虽不至差违如此其甚，然以语法古今之不同，与写刻传袭之讹错，读之而不能通其文句者则甚多矣。对于未通文句之书，而批评其义理之是非，则批评必多枉用，此无可逃避也。清代之考证学家，即对于此第一步工夫而非常努力，且其所努力皆不虚，确能使我辈生其后者，得省却无限精力，而用之以从事于第二步。清代学之成绩，全在此点，而戴、段、二王之著述，则其代表也。阮元之序《经义述闻》也，曰：“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须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

此其言洵非溢美，吾侪今日读王氏父子之书，只觉其条条皆犁然有当于吾心，前此之误解，乃一旦涣然冰释也。虽以方东树之力排“汉学”，犹云：“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俛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汉学商说》卷中之下）亦可见公论之不可磨灭矣。

然则诸公曷为能有此成绩耶？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试细读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能表现此等精神。吾尝研察其治学方法：第一曰注意。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如自有天地以来，苹果落地不知凡几，惟奈端能注意及之；家家日日皆有沸水，惟瓦特能注意及之。《经义述闻》所厘正之各经文，吾辈自童时即诵习如流，惟王氏能注意及之。凡学问上能有发明者，其第一步工夫必恃此也。第二曰虚己。注意观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第三曰立说，研究非散漫无纪也，先立一假定之说以为标准焉。第四曰搜证，既立一说，绝不遽信为定论，乃广集证据，务求按诸同类之事实而皆合，如动植物学家之日日搜集标本，如物理化学家之日日化验也。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经数番归纳研究之后，则可以得正确之断案矣。既得断案，则可以推论于同类之事项而无阂也。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云：“……始取《尚书》二十八篇绎之，见其词之发句助句者，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诘为病，窃尝私为之说而未敢定也。及闻大人（指其父念孙）论《毛诗》‘终风且暴’……诸条，发明意旨，涣若冰释。……乃遂引而伸之，尽其义类。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为《经传释词》十卷”。

又云：

“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凡其散见于经传者，皆可比例而知，触类长之。”

此自言其治学次第及应用之法颇详明，虽仅叙一书著述始末，然他书可以类推，他家之书亦可以类推矣。此清学所以异于前代，而永足为我辈程式者也。

十三

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十、文体贵朴实简絜，最忌“言有枝叶”。

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经学之附庸则小学，以次及于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皆以此种研究精神治之。质言之，则举凡自汉以来书册上之学问，皆加以一番磨琢，施以一种组织。其直接之效果：一，吾辈向觉难读难解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三，有久坠之绝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然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其间接之效果：一，读诸大师之传记及著述，见其“为学问而学问”，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累寸，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兴向学。二，用此种研究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

正统派所治之学，为有用耶？为无用耶？此甚难言。试持以与现代世界诸学科比较，则其大部分属于无用，此无可讳言也。虽然，有用无用云者，不过相对的名词。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此言乎以无用为用也。循斯义也，则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庄子称“不龟手之药，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絖”，此言乎为用不为用，存乎其人也。循斯义也，则同是一学，在某时某地某人治之为极无用者，易时易地易人治之，可变为极有用，是故难言也。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夫清学派固能成为学者也，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价值者以此。

十四

清学自当以经学为中坚。其最有功于经学者，则诸经殆皆有新疏也。其在《易》，则有惠栋之《周易述》，张惠言之《周易虞氏义》，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学》。其在《书》，则有江声之《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段玉裁之《古文尚书撰异》，王鸣盛之《尚书后案》。其在《诗》，则有陈奂之《诗毛氏传疏》，马瑞辰之《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之《毛诗后笺》。其在《周官》，有孙诒让之《周礼正义》。其在《仪礼》，有胡承珙之《仪礼今古文疏义》，胡培珙之《仪礼正义》。其在《左传》，有刘文淇之《春秋左氏传正义》。其在《公羊传》，有孙广森之《公羊通义》，陈立之《公羊义疏》。其在《论语》，有刘宝楠之《论语正义》。其在《孝经》，有皮锡瑞之《孝经郑注疏》。其在《尔雅》，有邵晋涵之《尔雅正义》，郝懿行之《尔雅义疏》。其在《孟子》，有焦循之《孟子正义》。

以上诸书，惟马、胡之于《诗》，非全释经传文，不能直谓之新疏。《易》诸家穿凿汉儒说，非训诂家言。清儒最善言《易》者，惟一焦循。其所著《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皆絜净精微，但非新疏体例耳。《书》则段、王二家稍粗滥。《公羊》则孔著不通家法。自余则皆博通精粹，前无古人。尤有吾乡简朝亮，著《尚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志在沟通汉宋，非正统派家法，然精核处极多。十三经除《礼记》、《谷梁》外，余皆有新疏一种或数种，而《大戴礼记》则有孔广森《补注》、王聘珍《解诂》焉。此诸新疏者，类皆撷取一代经说之菁华，加以别择结撰，殆可谓集大成。其余为部分的研究之书，最著者则惠士奇之《礼说》，胡渭之《禹贡锥指》，惠栋之《易汉学》、《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焦循之《周易郑氏义》、《荀氏九家义》、《易义别录》，陈寿祺之《三家诗遗说考》，江永之《周礼疑义举要》，戴震之《考工记图》，段玉裁之《周礼仪礼汉读考》，张惠言之《仪礼图》，凌廷堪之《礼经释例》，金榜之《礼笺》，孔广森之《礼学卮言》，武亿之《三礼义证》，金鹗之《求古录礼说》，黄以周之《礼书通故》，王引之之《春秋名字解诂》，侯康之《谷梁礼证》，江永之《乡党图考》，王引之之《经义述闻》，陈寿祺之《左海经辨》，程瑶田之《通艺录》，焦循之《群经宫室图》等，其精粹者不下数百种。

清儒以小学为治经之途径，嗜之甚笃，附庸遂蔚为大国。其在《说文》，则有段玉裁之《说文注》，桂馥之《说文义证》，王筠之《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朱骏声之《说文通训定声》。其在《说文》以外之古字书，则有戴震之《方言疏证》，江声之《释名疏证》，宋翔凤之《小尔雅训纂》，胡承珙之《小尔雅义证》，王念孙之《广雅疏证》，此与《尔雅》之邵、郝二疏略同体例。得此而六朝以前之字书，差无疑滞矣。而以极严正之训诂家法贯穴群书而会其通者，则王念孙之《经传释词》，俞樾之《古书疑义举例》最精凿。近世则章炳麟之《小学答问》，益多新理解。而马建忠学之以著《文通》，严复学之以著《英文汉诂》，为“文典学”之椎轮焉。而梁启超著《国文语原解》，又往往以证社会学。

音韵学又小学之附庸也，而清代特盛。自顾炎武始著《音论》、《古音表》、《唐韵正》，而江永有《音学辨微》、《古韵标准》，戴震有《声韵考》、《声类表》，段玉裁有《六书音韵表》，姚文田有《说文声系》，苗夔有《说文声读表》，严可均有《说文声类》，陈澧有《切韵考》，而章炳麟《国故论衡》中论音韵诸篇，皆精绝。此学也，其动机本起于考证古音，而愈推愈密，遂能穷极人类发音官能之构造，推出声音变化之公例。刘献廷著《新韵谱》，创字母，其书不传。近世治此学者，积多数人之讨论折衷，遂有注音字母之颁定。

典章制度一科，在清代亦为绝学。其动机起于治三《礼》，后遂泛滥益广。惠栋著《明堂大道录》，对于古制度专考一事，泐成专书者始此。徐乾学编《读礼通考》，秦蕙田编《五礼通考》，多出一时名人之手。其后则胡匡衷有《仪礼释官》，戴震有《考工记图》，沈彤有《周官禄田考》，王鸣盛有《周礼军赋说》，洪颐煊有《礼经宫室答问》，任大椿有《弁服释例》、《深衣释例》，皆专注《礼》，而焦循有《群经宫室图》，程瑶田有《通艺录》，贯通诸经焉。晚清则有黄以周之《礼书通故》，最博赡精审，盖清代礼学之后劲矣。而乐律一门，亦几蔚为大国。毛奇龄始著《竟山乐录》，项则江永著《律吕新论》、《律吕阐微》，江藩著《乐县考》，凌廷堪著《燕乐考原》，而陈澧之《声律通考》，晚出最精善。此皆足为将来著中国音乐史最好之资料也。焦循著《剧说》，专考今乐沿革，尤为切近有用矣。

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之用。王夫之长于史论，其《读通鉴论》、《宋论》皆有特识。而后之史学家不循斯轨。黄宗羲、万斯同以一代文献自任，实为史学嫡派。康熙间，清廷方开《明史》馆，欲藉以网罗遗逸。诸师既抱所学，且藉以寄故国之思，虽多不受职，而皆间接参与其事。相与讨论体例，别择事实。古唐以后官修诸史，独《明史》称完善焉。乾隆以后，传此派者，全祖望最著。顾炎武治史，于典章制度风俗，多论列得失，然亦好为考证。乾嘉以还，考证学统一学界，其洪波自不得不及于史，则有赵翼之《廿二史札记》，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之《二十二史考异》，洪颐煊之《诸史考异》，皆汲其流。四书体例略同，其职志皆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谬。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再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源，此其特长也。其专考证一史者，则有惠栋之《后汉书补注》，梁玉绳之《史记志疑》、《汉书人表考》，钱大昕之《汉书辨疑》、《后汉书辨疑》、《续汉书辨疑》，梁章钜之《三国志旁证》，周寿昌之《汉书注校补》、《后汉书注补正》，杭世骏之《三国志补注》，其尤著也。自万斯同力言表志之重要，自著《历代史表》，此后表志专书，可观者多。顾栋高有《春秋大事表》，钱大昕有《后汉书补表》，周嘉猷有《南北史表》、《三国纪年表》、《五代纪年表》，洪饴孙有《三国职官表》，钱大昕有《元史氏族表》，齐召南有《历代帝王年表》。林春溥著《竹柏山房十五种》，皆考证古史，其中《战国纪年》、《孔孟年表》诸篇最精审，而官书亦有《历代职官表》。洪亮吉有《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洪龆孙有《补梁疆域志》，钱仪吉有《补晋兵志》，侯康有《补三国艺文志》，倪灿有《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顾櫰三有《补五代史艺文志》，钱大昕有《补元史艺文志》，郝懿行有《补宋书刑法志食货志》，皆称善本焉。而对于古代别史杂史，亦多考证笺注，则有陈逢衡之《逸周书补注》，朱右曾之《周书集训校释》，丁宗洛之《逸周书管笺》，洪亮吉之《国语注疏》，顾广圻之《国语札记》、《战国策札记》，程恩泽之《国策地名考》，郝懿行之《山海经笺疏》，陈逢衡之《竹书纪年集证》。降及晚清，研究元史，忽成为一时风尚，则有何秋涛之《元圣武亲征录校正》，李文田之《元秘史注》。凡此皆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其专研究史法者，独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其价值可比刘知几《史通》。

自唐以后，罕能以私人独力著史，惟万斯同之《明史稿》，最称巨制。

而魏源亦独力改著《元史》。柯劭劭之《新元史》，则近出之巨制也。源又有《圣武记》，记清一代大事，有条贯。而毕沅《续资治通鉴》亦称善本。

黄宗羲始著《明儒学案》，为学史之祖。其《宋元学案》，则其子百家与全祖望先后续成之。皆清代史学之光也。

史之缩本，则地志也。清之盛时，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硕学之手。其在省志；《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之总纂，则阮元也；《广东通志》，则谢启昆也；《湖北通志》，则章学诚原稿也。

其在府县志：则《汾州府志》出戴震，《泾县志》、《淳化县志》出洪亮吉，《三水县志》出孙星衍，《朝邑县志》出钱坫，《偃师志》、《安阳志》出武亿，《富顺县志》出段玉裁，《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天门县志》出章学诚，《凤台县志》出李兆洛，《长沙志》出董祐诚，《遵义府志》出郑珍、莫友芝。凡作者皆一时之选，其书有别裁有断制，其讨论体例见于各家文集者甚周备。欲知清代史学家之特色，当于此求之。

十五

顾炎武、刘献廷皆酷嗜地理学，所著书皆未成，而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言形势厄塞略尽，后人莫能尚，于是中清之地理学，亦偏于考古一途。自戴震著《水地记》、《校水经注》，而《水经》为一时研究之中心。

孔广森有《水经释地》，全祖望有《新校水经注》，赵一清有《水经注释》，张匡学有《水经注释地》，而近人杨守敬为《水经注疏》，尤集斯学大成，（未刻，刻者仅《注疏要删》）而齐召南著《水道提纲》，则循水道治今地理也。洪颐煊有《汉志水道疏证》，陈澧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亦以水道治汉地理。阎若璩著《四书释地》，徐善著《春秋地名考略》，江永著《春秋地名考实》，焦循著《毛诗地理释》，程恩泽著《国策地名考》，皆考证先秦地理。其考证各史地理者，则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最精博。其通考历代者，有陈芳绩之《历代地理沿革表》，李兆洛之《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皆便检阅。而杨守敬之《历代疆域志》、《历代地理沿革图》，极综核。惜制图术未精。难言正确矣。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穆有《蒙古游牧记》，秋涛有《朔方备乘》，渐引起研究元史的兴味，至晚清尤盛。外国地理，自徐继畲著《瀛寰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始端绪，而其后意不光大。近人丁谦于各史外夷传及《穆天子传》、《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诸古籍，皆博加考证，成书二十余种，（无总名，最近浙江图书馆校刻）颇精赡。要之清代地理学偏于考古，故活学变为死学，惟据全祖望著刘献廷传，知献廷有意治“人文地理”，惜其业不竟，而后亦无继也。

自明徐光启以后，士大夫渐好治天文算学。清初则王锡阐、梅文鼎最专精，而大师黄宗羲、江永辈皆提倡之。清圣祖尤笃嗜，召西士南怀仁等供奉内廷。风声所被，向慕尤众。圣祖著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锡阐有《晓庵新法》。文鼎有《勿庵历算全书》二十九种。江永有《慎修数学》九种。戴震校《周髀》以后迄六朝唐人算书十种，命曰《算经》。自尔而后，经学家十九兼治天算。尤专门者，李锐、董祐诚、焦循、罗士琳、张作楠、刘衡、徐有壬、邹伯奇、丁取忠、李善兰、华蘅芳。锐有《李氏遗书》，祐诚有《董方立遗书》，循有《里堂学算记》，作楠有《翠微山房数学》，衡有《六九轩算书》，有壬有《务民义斋算书》，伯奇有《邹征君遗书》，取忠有《白芙堂算学丛书》，善兰有《则古昔斋算学》。而曾国藩设江南制造局于上海，颇译泰西科学书，其算学名著多出善兰、蘅芳手，自是所谓“西学”者渐兴矣。阮元著《畴人传》，罗士琳续补之，清代斯学变迁略具焉。

兹学中国发源甚古，而光大之实在清代，学者精研虚受，各有创获，其于西来法，食而能化，足觇民族器量焉。

十六

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滥觞。继此有钱大昕之《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亿之《金石三跋》，洪颐煊之《平津馆读碑记》，严可均之《铁桥金石跋》，陈介祺之《金石文字释》，皆考证精彻，而王昶之《金石萃编》，荟录众说，颇似类书。其专举目录者，则孙星衍、邢澍之《寰宇访碑录》。其后碑版出土日多，故《萃编》、《访碑录》等再三续补而不能尽。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后梁玉绳、王芑孙、郭麐、刘宝楠、李富孙、冯登府等皆庚续有作。别有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而叶昌炽著《语石》，颇集诸派之长，此皆石学也。

其“金文学”则考证商周铜器。初，此等古物，惟集于内府，则有《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等官书，然其文字皆摹写取姿媚，失原形，又无释文，有亦臆舛。自阮元、吴荣光以封疆大吏，嗜古而力足以副之，于是收藏浸富，遂有著录。阮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有《筠清馆金石文字》，研究金文之端开矣。道咸以后日益盛，名家者有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潘袒荫、吴大、罗振玉。式芬有《攟古录金文》，祖荫有《攀古楼彝器款识》，大有《愙斋集古录》，皆称精博。其所以考证，多一时师友互相赏析所得，非必著者一人私言也。自金文学兴，而小学起一革命。前此尊《说文》若六经，袝孔子以许慎，至是援古文籀文以难许者纷作。若庄述祖之《说文古籀疏证》，孙诒让之《古籀拾遗》，其著也。诸器文字既可读，其事迹出古经以外者甚多，因此增无数史料，而其花文雕镂之研究，亦为美术史上可宝之资，惜今尚未有从事者耳。最近复有龟甲文之学。龟甲文者，光绪己亥在河南汤阴县出土，殆数万片，而文字不可识，共不审为何时物。

后罗振玉考定为殷文，著《贞卜文字》、《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待问篇》。而孙诒让著《名原》亦多根据甲文。近更有人言其物质非龟甲乃竹简云。惜文至简，足供史材者希，然文字变迁异同之迹可稽焉。

清儒之有功于史学者，更一端焉，则校勘也。古书传习愈希者，其传钞踵刻，讹谬愈甚，驯至不可读，而其书以废。清儒则博征善本以校雠之，校勘遂成一专门学。其成绩可纪者，若汪中、毕沅之校《大戴礼记》，周廷寀、赵怀玉之校《韩诗外传》，卢文之校《逸周书》，汪中、毕沅、孙诒让之校《墨子》，谢墉之校《荀子》，孙星衍之校《孙子》、《吴子》，汪继培、任大椿、秦恩复之校《列子》，顾广圻之校《国语》、《战国策》、《韩非子》，毕沅、梁玉绳之校《吕氏春秋》，严可均之校《慎子》、《商君书》，毕沅之校《山海经》，洪颐煊之校《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丁谦之校《穆天子传》，戴震、卢文之校《春秋繁露》，汪中之校《贾谊新书》，戴震之校《算经十书》，戴震、全祖望之校《水经注》，顾广圻之校《华阳国志》。诸所校者，或遵善本，或据他书所征引，或以本文上下互证，或是正其文字，或厘定其句读，或疏证其义训，往往有前此不可索解之语句，一旦昭若发蒙。其功尤钜者，则所校多属先秦诸子，因此引起研究诸子学之兴味。盖自汉武罢黜百家以后，直至清之中叶，诸子学可谓全废。若荀若墨，以得罪孟子之故，凡莫敢齿及。及考证学兴，引据惟古是尚，学者始思及六经以外，尚有如许可珍之籍。故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推勘及于诸子。其后俞樾亦著《诸子平议》，与《群经平议》并列。而汪、戴、卢、孙、毕诸贤，乃遍取古籍而校之。夫校其文必寻其义，寻其义则新理解出矣。故汪中之《荀卿子通论》、《墨子序》、《墨子后序》（并见《述学》），孙星衍之《墨子序》（平津馆丛书本《墨子》），我辈今日读之，诚觉甚平易，然在当日，固发人所未发，且言人所不敢言也。后此洪颐煊著《管子义证》，孙诒让著《墨子间诂》，王先慎著《韩非子集释》，则跻诸经而为之注矣。

及今而稍明达之学者，皆以子与经并重。思想蜕变之枢机，有捩于彼而辟于此者，此类是已。

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肤芜之作，存亡固无足轻重；名著失坠，则国民之遗产损焉。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此后兹业日昌，自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语留存，无不搜罗最录。其取材则唐宋间数种大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最多，而诸经注疏及他书，凡可搜者无不遍。当时学者从事此业者甚多，不备举。而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分经史子三部，集所辑至数百种，他可推矣。遂使《汉志》诸书、《隋唐志》久称已佚者，今乃累累现于吾辈之藏书目录中，虽复片鳞碎羽，而受赐则既多矣。

十七

呜呼，自吾之生，而乾嘉学者已零落略尽，然十三岁肄业于广州之学海堂，堂则前总督阮元所创，以朴学教于吾乡者也。其规模矩矱，一循百年之旧。十六七岁游京师，亦获交当时耆宿数人，守先辈遗风不替者。中间涉览诸大师著述，参以所闻见，盖当时“学者社会”之状况，可仿佛一二焉。

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

盖清学祖顾炎武，而炎武精神传于后者在其《日知录》。其自述曰：“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亭林文集?与友人论门人书》）又曰：“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觅，仅得十余条，……”（同《与人书》十）其成之难而视之重也如此。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又当时第一流学者所著书，恒不欲有一字余于己所心得之外。著专书或专篇，其范围必较广泛，则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此非诸师所乐，故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夫吾固屡言之矣，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考证家之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既已如此，则试思每一步骤进行中，所需资料几何，精力几何，非用极绵密之札记安能致者？训诂学之模范的名著，共推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苟一察其内容，即可知其实先有数千条之札记，后乃组织而成书。又不惟专书为然耳，即在札记本身中，其精到者，亦必先之以初稿之札记，——例如钱大昕发明古书轻唇音，试读《十驾斋养新录》本条，即知其必先有百数十条之初稿札记，乃能产出。——故顾氏谓一年仅能得十余条，非虚言也。由此观之，则札记实为治此学者所最必要，而欲知清儒治学次第及其得力处，固当于此求之，札记之书则夥矣，其最可观者，《日知录》外，则有阎若璩之《潜邱札记》，钱大昕之《十驾斋养新录》，臧琳之《经义杂记》，卢文之《钟山札记》、《龙城札记》，孙志祖之《读书脞录》，王鸣盛之《蛾术编》，汪中之《知新记》，洪亮吉之《晓读书斋四录》，赵翼之《陔余丛考》，王念孙之《读书杂志》，王引之之《经义述闻》，何焯之《义门读书记》，臧庸之《拜经日记》，梁玉绳之《瞥记》，俞正燮之《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宋翔风之《过庭录》，陈澧之《东塾读书记》等。其他不可殚举。各家札记，精粗之程度不同，即同一书中，每条价值亦有差别。有纯属原料性质者（对于一事项初下注意的观察者），有渐成为粗制品者（胪列比较而附以自己意见者），有已成精制品者（意见经反复引证后认为定说者），而原料与粗制品，皆足为后人精制所取资，此其所以可贵也。要之当时学者喜用札记，实一种困知勉行工夫，其所以能绵密深入而有创获者，颇恃此，而今亡矣。

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讲学，又非如今之欧美有种种学会学校为聚集讲习之所，则其交换知识之机会，自不免缺乏。其赖以补之者，则函札之。

后辈之谒先辈，率以问学书为贽。——有著述者则媵以著述。——先辈视其可教者，必报书，释其疑滞而奖进之。平辈亦然，每得一义，辄驰书其共学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尝不尽其词。凡著一书成，必经挚友数辈严勘得失，乃以问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

其为文也朴实说理，言无枝叶，而旨壹归于雅正。语录文体，所不喜也，而亦不以奇古为尚。顾炎武之论文曰：“孔子言：“其旨远，其辞文’。又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者，多不善修辞。”又曰：“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剿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日知录》十九）清学皆宗炎武，文亦宗之。其所奉为信条者，一曰不欲，二曰不古，三曰不枝。盖此种文体于学术上之说明，最为宜矣，然因此与当时所谓“古文家”者每不相容。美文，清儒所最不擅长也。诸经师中，殆无一人能为诗者。——集中多皆有诗，然真无足观。——其能为词者，仅一张惠言。能为骈体文者，有孔广森、汪中、凌廷堪、洪亮吉、孙星衍、董祐诚，其文仍力洗浮艳，如其学风。

十八

兹学盛时，凡名家者，比较的多耿介恬退之士。时方以科举笼罩天下，学者自宜十九从兹途出。大抵后辈志学之士未得第者，或新得第而俸入薄者，恒有先辈延主其家为课子弟。此先辈亦以子弟畜之，当奖诱增益其学；此先辈家有藏书，足供其研索；所交游率当代学者，常得陪末座以广其闻见，于是所学渐成矣。官之迁皆以年资，人无干进之心，即干亦无幸获。得第早而享年永者，则驯跻卿相，否则以词馆郎署老。俗既俭朴，事畜易周，而塞士素惯淡泊，故得与世无竞，而终其身于学。京官簿书期会至简，惟日夕闭户亲书卷，得间与同气相过从，则互出所学相质。琉璃厂书贾，渐染风气，大可人意，每过一肆，可以水日，不啻为京朝士夫作一公共图书馆，——凌延堪佣于书坊以成学，——学者滋便焉。其有外任学差或疆吏者，辄妙选名流充幕选，所至则网罗遗逸，汲引后进，而从之游者，既得以稍裕生计，亦自增其学。其学成名著而厌仕宦者，亦到处有逢迎，或书院山长，或各省府州县修志，或大族姓修谱，或有力者刻书请鉴定，皆其职业也。凡此皆有相当之报酬，又有益于学业，故学者常乐就之。吾常言：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裕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近世欧洲学问多在此种环境之下培养出来，而前清乾嘉时代，则亦庶几矣。

欧洲文艺复兴，固由时代环境所酝酿，与二三豪俊所浚发，然尚有立乎其后以翼而辅之者，若罗马教皇尼古拉第五，佛罗棱萨之麦地奇家父子，拿波里王阿尔芬梭，以及其他意大利自由市府之豪商阀族，皆沾染一时风尚，为之先后疏附，直接间接提倡奖借者不少，故其业益昌。清学之在全盛期也亦然。清高宗席祖父之业，承平殷阜，以右文之主自命，开四库馆，修《一统志》，纂《续三通》、《皇朝三通》，修《会典》，修《通礼》，日不暇给，其事皆有待于学者。内外大僚承风宏奖者甚众。嘉庆间，毕沅、阮元之流，本以经师致身通显，任封疆，有力养士，所至提倡，隐然兹学之护法神也。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其时刻书之风甚盛，若黄丕烈、鲍廷博辈固自能别择雠校，其余则多有力者欲假此自显，聘名流董其事。乃至贩鸦片起家之伍崇曜，亦有《粤雅堂丛书》之刻，而其书且以精审闻，他可推矣。

夫此类之人，则何与于学问？然固不能谓其于兹学之发达无助力，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吾乃知时代思潮之为物，当运动热度最高时，可以举全社会各部分之人人，悉参加于此运动。其在中国，则晚明之心学，盛清之考证，皆其例也。

十九

以上诸师所论，皆为全盛期之正统派。此派远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风余韵，虽替未沫，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终始。而中间乾、嘉、道百余年间，其气象更掩袭一世，实更无他派足与抗颜行。若强求其一焉，则固有在此统一的权威之下而常怀反侧者，即所谓“古文家”者是已。

宋明理学极敝，然后清学兴。清学既兴，治理学者渐不复能成军。其在启蒙期，犹为程、朱、陆、王守残垒者，有孙奇逢、李中孚、刁包、张履祥、张尔岐、陆陇其、陆世仪诸人，皆尚名节厉实行，粹然纯儒，然皆硁硁自守，所学遂不克光大。同时有汤斌、李光地、魏象枢、魏裔介辈，亦治宋学，颇媕娿投时主好以跻通显。时清学壁垒未立，诸大师著述谈说，往往出入汉宋，则亦相忘于道术而已。乾隆之初，惠、戴崛起，汉帜大张，畴昔以宋学鸣者，颇无颜色。时则有方苞者，名位略以斌、光地等，尊宋学，笃谨能躬行，而又好为文。苞，桐城人也，与同里姚范、刘大櫆共学文，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范从子鼐，欲从学戴震。震固不好为人师，谢之。震之规古文家也曰：“诸君子之为之也，曰：是道也，非艺也。夫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诸君子之文，亦恶睹其非艺欤？”（《东原集?与方希原书》）钱大昕亦曰：“方氏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法且不知，义更何有？……若方氏乃真不读书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波澜意度近于古而喜之。……”（《潜研堂集》三十三《与友人书》）由是诸方诸姚颇不平。鼐屡为文诋汉学破碎，而方东树著《汉学商兑》，遍诋阎、胡、惠、戴所学，不遗余力。自是两派始交恶。

其后阳湖恽敬、陆继辂自“桐城”受义法而稍变其体；张惠言、李兆洛皆治证学，而亦好为文，与恽、陆同气，号“阳湖派”。戴、段派之考证学，虽披靡一世，然规律太严整，且亦声希味淡，不能悉投众嗜，故诵习两派古文家者卒不衰，然才力薄，罕能张其军者。咸同间，曾国藩善为文而极尊“桐城”，尝为《圣哲画像赞》，至跻姚鼐与周公、孔子并列。国藩功业既焜燿一世，“桐城”亦缘以增重，至今犹有挟之以媚权贵欺流俗者。平心论之，“桐城”开派诸人，本狷洁自好，当“汉学”全盛时而奋然与抗，亦可谓有勇。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罪于作始。然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且其在清代学界，始终未尝占重要位置，今后亦断不复能自存，置之不论焉可耳。

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训》。陈澧著《汉儒通义》，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

在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有一重要人物，曰会稽章学诚。学诚不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其言“六经皆史”，且极尊刘歆《七略》，与今文家异。然其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其言“贤智学于圣人，圣人学于百姓”，“集大成者乃周公而非孔子”（《原道篇》）；言“六经皆史，而诸子又皆出于六经”（《易教》、《诗教》、《经解》诸篇）；言“战国以前无著述”（《诗教篇》）；言“古人之言，所以为公，未尝私据为己有”（《言公篇》）；言“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说林篇》）；言“后人之学胜于前人，乃后起之智虑所应尔”（《朱陆篇》）；言“学术与一时风尚不必求适合”（《感遇篇》）；言“文不能彼此相易，不可舍己之所求以摩古人之形似”（《文理篇》）；言“学贵自成一家，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为愧”（《博约篇》）。书中创见类此者不可悉数，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

二十

道、咸以后，清学曷为而分裂耶？其原因，有发于本学派之自身者，有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

所谓发于本学派自身者何耶？其一，考证学之研究方法虽甚精善，其研究范围却甚拘迂。就中成绩最高者，惟训诂一科，然经数大师发明略尽，所余者不过糟粕。其名物一科，考明堂，考燕寝，考弁服，考车制，原物今既不存，聚讼终未由决。典章制度一科，言丧服，言禘祫，言封建，言井田，在古代本世有损益变迁，即群书亦末由折衷通会。夫清学所以能夺明学之度而与之代兴者，毋亦曰彼空而我实也？今纷纭于不可究诘之名物制度，则其为空也，与言心言性者相去几何？甚至言《易》者摈“河图洛书”而代以“卦气爻辰”，其矫诬正相类。诸如此类者尚多，殊不足以服人。要之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固其所矣。其二，凡一有机体发育至一定限度，则凝滞不复进，因凝滞而腐败，而衰谢，此物理之恒也。政制之蜕变也亦然，学派之蜕变也亦然，清学之兴，对于明之“学阀”而行革命也。乃至乾嘉以降，而清学已自成为炙手可热之一“学阀”。即如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其意气排轧之处固甚多，而切中当时流弊者抑亦不少，然正统派诸贤，莫之能受，其驺卒之依附末光者，且盛气以临之。于是思想界成一“汉学专制”之局。学派自身，既有缺点，而复行以专制，此破灭之兆矣。其三，清学家既教人以尊古，又教人以善疑。既尊古矣，则有更古焉者，固在所当尊。既善疑矣，则当时诸人所共信者，吾曷为不可疑之？盖清学经乾嘉全盛以后，恰如欧洲近世史初期，各国内部略奠定，不能不有如科仑布其人者别求新陆，故在本派中有异军突起，而本派之命运，遂根本摇动，则亦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矣。

所谓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何耶？其一，清初“经世致用”之一学派所以中绝者，固由学风正趋于归纳的研究法，厌其空泛，抑亦因避触时忌，聊以自藏。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即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原，归咎于学非所用，则最尊严之学阀，自不得不首当其冲。其二，清学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江浙。咸同之乱，江浙受祸最烈，文献荡然，后起者转徙流离，更无余裕以自振其业，而一时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凡学术之赓续发展，非比较的承平时代则不能。咸同间之百学中落，固其宜矣。其三，“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此则清学分裂之主要原因也。

二十一

清学分裂之导火线，则经学今古文之争也。何谓今古文？初，秦始皇焚书，六经绝焉。汉兴，诸儒始渐以其学教授，而亦有派别。《易》则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而同出田何；《书》则有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家，而同出伏胜；《诗》则有齐、鲁、韩三家，《鲁诗》出申公，《齐诗》出辕固，《韩诗》出韩婴；《春秋》则惟《公羊传》，有严（彭祖）、颜（安乐）两家，同出胡毋生、董仲舒；《礼》则惟《仪礼》，有大戴（德）、小戴（圣）、庆（普）三家，而同出高堂生。此十四家者，皆汉武帝、宣帝时立于学官，置博士教授，其写本皆用秦汉时通行篆书，谓之今文。《史记?儒林传》所述经学传授止此，所谓十四博士是也。逮西汉之末，则有所谓古文经传出焉。《易》则有费氏，谓东莱人费直所传；《书》则有孔氏，谓孔子裔孔安国发其壁藏所献；《诗》则有毛氏，谓河间献王博士毛公所传；《春秋》则《左氏传》，谓张苍曾以教授；《礼》则有《逸礼》三十九篇，谓鲁共王得自孔子坏宅中；又有《周官》，谓河间献王所得。此诸经传者，皆以科斗文字写，故谓之古文。两汉经师，多不信古文。刘歆屡求以立学官，不得。歆称书让太常博士，谓其“专己守残，党同妒真”者也。

王莽擅汉，歆挟莽力立之；光武复废之，东京初叶，信者殊稀。至东汉末，大师服虔、马融、郑玄皆尊习古文，古文学遂大昌。而其时争论焦点，则在《春秋公羊传》。今文大家何休著《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公羊墨守》，古文大家郑玄则著《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以驳之。玄既淹博，遍注群经，其后晋杜预、王肃皆衍其绪，今文学遂衰。此两汉时今古文哄争之一大公案也。

南北朝以降，经说学派，只争郑（玄）、王（肃），今古文之争遂熄。

唐陆德明著《释文》，孔颖达著《正义》，皆杂宗郑、王。今所传《十三经注疏》者，《易》用王（弼）注，《书》用伪孔（安国）传，《诗》用毛传郑笺，《周礼》、《仪礼》、《礼记》皆用郑注，《春秋左氏传》用杜（预）

注，其余诸经，皆汲晚汉古文家之流。西汉所谓十四博士者，其学说皆亡，仅存者惟《春秋公羊传》之何（休）注而已。自宋以后，程朱等亦遍注诸经，而汉唐注疏废。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

二十二

今文学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家言，则真所谓“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传注自序》），自魏晋以还，莫敢道焉。今《十三经注疏》本，《公羊传》虽用何注，而唐徐彦为之疏，于何义一无发明。

《公羊》之成为绝学，垂二千年矣。清儒既遍治古经，戴震弟子孔广森始著《公羊通义》，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今文学启蒙大师，则武进庄存与也。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所谓“微言大义”

者，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其同县后进刘逢禄继之，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段玉裁外孙龚自珍，既受训诂学于段，而好今文，说经宗庄、刘。自珍性詄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俶诡连犿，当时之人弗善也。

而自珍益以此自熹，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岁亦耽佛学，好谈名理。综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所掩，意不豁达。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夏曾佑赠梁启超诗云：“璱人（龚）申受（刘）出方耕（庄），孤绪微茫接董生（仲舒）。”

此言“今文学”之渊源最分明。拟诸“正统派”，庄可比顾，龚、刘则阎、胡也。

“今文学”之初期，则专言《公羊》而已，未及他经。然因此知汉代经师家法，今古两派，截然不同，知贾、马、许、郑，殊不足以尽汉学。时辑佚之学正极盛，古经说片语只字，搜集不遗余力，于是研究今文遗说者渐多。

冯登府有《三家诗异文疏证》，陈寿祺有《三家诗遗说考》，陈乔枞有《今文尚书经说考》、《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三家诗遗说考》、《齐诗翼氏学疏证》，迮鹤寿有《齐诗翼氏学》，然皆不过言家法同异而已，未及真伪问题。道光末，魏源著《诗古微》，始大攻《毛传》及《大小序》，谓为晚出伪作。其言博辩，比于阎氏之《书疏证》，且亦时有新理解。其论《诗》不为美刺而作，谓：“美刺固《毛诗》一家之例，……作诗者自道其情，情达而止，……岂有欢愉哀乐，专为无病代呻者耶？”（《诗古微?齐鲁韩毛异同论》中）此深合“为文艺而作文艺”之旨，直破二千年来文家之束缚。

又论诗乐合一，谓：“古者乐以诗为体，孔子正乐即正诗。”（同《夫子正乐论》上）皆能自创新见，使古书顿带活气。源又著《书古微》，谓不惟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即阎氏所攻者）为伪也，东汉马、郑之古文说，亦非孔安国之旧。同时邵懿辰亦著《礼经通论》，谓《仪礼》十七篇为足本，所谓古文《逸礼》三十九篇者，出刘歆伪造。而刘逢禄故有《左氏春秋考证》，谓：此书本名《左氏春秋》，不名《春秋左氏传》，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同性质，乃记事之书，非解经之书；其解经者，皆刘歆所窜入，《左氏传》之名，亦歆所伪创。盖自刘书出而《左传》真伪成问题，自魏书出而《毛诗》真伪成问题，自邵书出而《逸礼》真伪成问题。若《周礼》真伪，则自宋以来成问题久矣。初时诸家不过各取一书为局部的研究而已，既而寻其系统，则此诸书者，同为西汉末出现，其传授端绪，俱不可深考，同为刘歆所主持争立。质言之，则所谓古文诸经传者，皆有连带关系，真则俱真，伪则俱伪。于是将两汉今古文之全案，重提覆勘，则康有为其人也。

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考证之学，本非其所好也，而因众所共习，则亦能之；能之而颇欲用以别辟国土，故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以异。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至光绪间实行，则今新疆也，又著《蒙古图志》，研究蒙古政俗而附以论议（未刻）。源有《元史》，有《海国图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

二十三

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平，王闿运弟子。闿运以治《公羊》闻于时，然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孔广森。平受其学，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颇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

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

有为最初所著书曰《新学伪经考》。“伪经”者，谓《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立博士者。“新学”者，谓新莽之学。时清儒诵法许、郑者，自号曰“汉学”。有为以为此新代之学，非汉代之学，故更其名焉。《新学伪经考》之要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

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诸所主张，是否悉当，且勿论，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有为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者，并夙治考证学，陈尤精洽，闻有为说，则尽弃其学而学焉。《伪经考》之著，二人者多所参与，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实则此书大体皆精当，其可议处乃在小节目。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新学伪经考》出甫一年，遭清廷之忌，毁其板，传习颇稀。其后有崔适者，著《史记探原》、《春秋复始》二书，皆引申有为之说，益加精密，今文派之后劲也。

有为第二部著述，曰《孔子改制考》。其第三部著述，曰《大同书》。

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

有为之治《公羊》也，不龂龂于其书法义例之小节，专求其微言大义，即何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谓文字不过其符号，如电报之密码，如乐谱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孔子盖自立一宗旨而凭之以进退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尧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老子之托黄帝，墨子之托大禹，许行之托神农，是也。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刘逢禄、龚自珍、陈立辈，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与彼异。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有为谓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为教主；误认欧洲之尊景教为治强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杂引谶纬之言以实之；于是有为心目中之孔子，又带有“神秘性”矣。《孔子改制考》之内容，大略如此，其所及于思想界之影响，可得言焉。

一、教人读古书，不当求诸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所谓义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创法立制之精意。于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

二、语孔子之所以为大，在于建设新学派（创教），鼓舞人创作精神。

三、《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四、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

二十四

右两书皆有为整理旧学之作，其自身所创作，则《大同书》也。初，有为既从学于朱次琦毕业，退而独居西樵山者两年，专为深沉之思，穷极天人之故，欲自创一学派，而归于经世之用。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礼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谓大同。”此一段者，以今语释之，则民治主义存焉（天下……与能），国际联合主义存焉（讲信修睦），儿童公育主义存焉（故人不……其子），老病保险主义存焉（使老有……有所养），共产主义存焉（货恶……藏诸己），劳作神圣主义存焉（力恶……为己）。有为谓此为孔子之理想的社会制度，谓《春秋》所谓“太平世”者即此，乃衍其条理为书，略如左：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二、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

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大同书》之条理略如是。全书数十万言，于人生苦乐之根原，善恶之标准，言之极详辩，然后说明其立法之理由。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有为谓佛法出家，求脱苦也，不如使其无家可出；谓私有财产为争乱之源，无家族则谁复乐有私产？若夫国家，则又随家族而消灭者也。有为悬此鹄为人类进化之极轨，至其当由何道乃能致此？则未尝言。其第一眼目所谓男女同栖当立期限者，是否适于人性，则亦未甚能自完其说。虽然，有为著此书时，固一无依傍，一无剿袭，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呜呼！真可谓豪杰之士也已。

有为虽著此书，然秘不以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谓今方为“据乱”

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而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有为当中日战役后，纠合青年学子数千人上书言时事，所谓“公车上书”者是也。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然有为既欲实行其小康主义的政治，不能无所求于人，终莫之能用，屡遭窜逐。而后辈多不喜其所为，相与诋诃之。有为亦果于自信，而轻视后辈，益为顽旧之态以相角。今老矣，殆不复与世相闻问，遂使国中有一大思想家，而国人不蒙其泽，悲夫！启超屡请印布其《大同书》，久不许，卒乃印诸《不忍杂志》中，仅三之一，杂志停版，竟不继印。

二十五

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启超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治戴、段、王之学。千秋所以辅益之者良厚。

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

二人者学数月，则以其所闻昌言于学海堂，大诋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辩诘无虚日。有为不轻以所学授人。草堂常课，除《公羊传》外，则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朱子语类》等，又时时习古礼。千秋、启超弗嗜也，则相与治周秦诸子及佛典，亦涉猎清儒经济书及译本西籍，皆就有为决疑滞。

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义”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然不能禁也。又二年，而千秋卒（年二十二），启超益独力自任。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诛责“民贼”、“独夫”、“善战服上刑”、“授田制产”诸义，谓为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其后启超亡命日本，曾佑赠以诗，中有句曰：“……冥冥兰陵（荀卿）门，万鬼头如蚁，质多（魔鬼）举只手，阳乌为之死。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此可想见当时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详次节）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臣。

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敝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已而嗣同与黄遵宪、熊希龄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

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日刊）、《湘学报》（旬刊），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

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戊戌政变前，某御史胪举札记批语数十条指斥清室鼓吹民权者具折揭参，卒兴大狱。

嗣同死焉，启超亡命，才常等被逐，学堂解散。盖学术之争，延为政争矣。

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积年余，举事于汉口，十一人者先后归，从才常死者六人焉。启超亦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二十六

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

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其言曰：“我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而思想一窒；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教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浸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韩退之、欧阳永叔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顾亭林、戴东原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猿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詈以相夺，情状抑何可怜？……

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生之结果也。……”（壬寅年《新民丛报》）又曰：“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

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遍索诸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饷遗我国民也。故吾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同

上）

又曰：

“摭古书片词单语以傅会今义，最易发生两种流弊。一、倘所印证之义，其表里适相吻合，善已；若稍有牵合附会，则最易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而缘郢书燕说以滋弊。例如畴昔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摭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其实今世共和立宪制度之为物，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求诸彼古代之希腊罗马且不可得，遑论我国。而比附之言传播既广，则能使多数人之眼光之思想，见局见缚于所比附之文句。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不过如是，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存。……此等结习，最易为国民研究实学之魔障。二、劝人行此制，告之曰，吾先哲所尝行也；劝人治此学，告之曰，吾先哲所尝治也；其势较易入，固也。然频以此相诏，则人于先哲未尝行之制，辄疑其不可行，于先哲未尝治之学，辄疑其不当治。无形之中，恒足以增其故见自满之习，而障其择善服从文明。……吾雅不愿采撷隔墙桃李之繁葩，缀结于吾家杉松之老干，而沾沾自鸣得意。吾诚爱桃李也，惟当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与杉松淆有名实者。”（乙卯年

《国风报》）

此诸论者，虽专为一问题而发，然启超对于我国旧思想之总批判，及其所认为今后新思想发展应遵之途径，皆略见焉。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

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常称佛说，谓：“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故其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未，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

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尝有诗题其女令娴《艺蘅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可谓有自知之明。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尚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

二十七

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浏阳谭嗣同。嗣同幼好为骈体文，缘是以窥“今文学”，其诗有“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闿运）始是才”之语，可见其向往所自。又好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

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尝自裒其少作诗文刻之，题曰《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示此后不复事此矣。其所谓“新学”之著作，则有《仁学》，亦题曰“台湾人所著书”，盖中多讥切清廷，假台人抒愤也。书成，自藏其稿，而写一副本畀其友梁启超；启超在日本印布之，始传于世。《仁

学自叙》曰：

“吾将哀号流涕，强聒不舍，以速其冲决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冲决全球群学群教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天之网罗。……然既可冲决，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

《仁学》内容之精神，大略如是。英奈端倡“打破偶像”之论，遂启近代科学。嗣同之“冲决罗网”，正其义也。《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真可谓极大胆极辽远之一种计划。此计划，吾不敢谓终无成立之望，然以现在全世界学术进步之大势观之，则以为期尚早，况在嗣同当时之中国耶？嗣同幼治算学，颇深造，亦尝尽读所谓“格致”类之译书，将当时所能有之科学知识，尽量应用。又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之以科学。又用今文学家“太平”、“大同”之义，以为“世法”之极轨，而通之于佛教。嗣同之书，盖取资于此三部分，而组织之以立己之意见，其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无庸讳，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嗣同根本的排斥尊古观念，尝曰：“古而可好，则何必为今之人哉！”

（《仁学》卷上）对于中国历史，下一总批评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卷下）当时谭、梁、夏一派之论调，大约以此为基本，而嗣同尤为悍勇，其《仁学》所谓冲决罗网者，全书皆是也，不可悉举，姑举数条为例。

嗣同明目张胆以诋名教，其言曰：“俗学陋行，动言名教，……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三纲五常之惨祸酷毒由此矣。……如曰‘仁’，则共名也，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箝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一切分别等衰之名。……

忠孝既为臣子之专名，则终不能以此反之，虽或他有所据，意欲诘诉，而终不敌忠孝之名为名教之所尚。……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

嗣同对于善恶，有特别见解，谓“天地间无所谓恶，恶者名耳，非实也”，谓“俗儒以天理为善，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安得有天理”。彼欲申其“恶由名起”说，乃有极诡僻之论，曰：“恶莫大淫杀。……男女构精名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来沿习既久，名之不改，习谓为恶。向使生民之始，即相习以淫为朝聘宴飨之巨典，行诸朝庙，行诸都市，行诸稠人广众，如中国之长揖拜跪，西国之抱腰接吻，则孰知为恶者？戕害生命名杀，此杀名也。然杀为恶，则凡杀皆当为恶。

人不当杀，则凡虎狼牛马鸡豚，又何当杀者，何以不并名恶也？或曰，‘人与人同类耳’。然则虎狼于人不同类也，虎狼杀人，则名虎狼为恶；人杀虎狼，何以不名人为恶也？……”

此等论调，近于诡辩矣，然其怀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气，正可察见。

《仁学》下篇，多政治谈。其篇首论国家起原及民治主义（文不具引），实当时谭、梁一派之根本信条，以殉教的精神力图传播者也。由今观之，其论亦至平庸，至疏阔。然彼辈当时，并卢骚《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盖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其鼓吹排满革命也，词锋锐不可当。

曰：

“天下为君主私产，不始今日，……然而有知辽、金、元、清之罪，浮于前此君主者乎？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则俗则毳欲也。逞其凶残淫杀，攫取中原子女玉帛，……

犹以为未餍。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其心思，挫其气节。……方命曰：此食毛践土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

又曰：“吾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暗杀），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此等言论，著诸竹帛，距后此“同盟会”、“光复会”等之起，盖十五六年矣。

《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其言曰：“春秋大一统之义，天地间不当有国也。”又曰：“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不可自言为某国人，当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

篇中此类之论，不一而足，皆当时今文学派所日倡道者。其后梁启超居东，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褊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

嗣同遇害，年仅三十三，使假以年，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仅留此区区一卷，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吾故比诸彗星。

二十八

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炳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大究心明清间掌故，排满之信念日烈。炳麟本一条理缜密之人，及其早岁所作政谈，专提倡单调的“种族革命论”，使众易喻，故鼓吹之力綦大。中年以后，究心佛典，治《俱舍》、《唯识》有所入。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其《菿汉微言》，深造语极多。其余《国故论衡》、《检论》、《文录》诸篇，纯驳互见，尝自述治学进化之迹曰：“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学器数之间。虽尝博观诸子，略识微言，亦随顺旧义耳。……继阅佛藏，涉猎《华严》、《法华》、《涅槃》诸经，义解渐深，卒未窥其究竟。及囚系上海，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

“……讲说许书，一旦解寤，旳然见语言文字本原，于是初为《文始》。……由是所见与笺疏琐碎者殊矣。……

“为诸生说《庄子》，旦夕比度，遂有所得，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

“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菿汉微言》卷末）

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盖炳麟中岁以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界者亦至巨。虽然，炳麟谨守家法之结习甚深，故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如治小学排斥钟鼎文龟甲文，治经学排斥“今文派”，其言常不免过当。而对于思想解放之勇决，炳麟或不逮今文家也。

二十九

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前清学术，颇蒙其影响，而范围亦限于天算。鸦片战役以后，渐怵于外患。

洪杨之役，借外力平内难，益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于是上海有制造局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又有派学生留美之举，而目的专在养成通译人才，其学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故数十年中，思想界无丝毫变化。惟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

其人皆学有根柢，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而教会之在中国者，亦颇有译书。光绪间所为“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

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赜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亦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十种，颇风行于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纾治桐城派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焉。

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就此点论，则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

而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种根原，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时主方以利禄饵诱天下，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亦一变质之八股。学子之求学者，其什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此其劣下者，可勿论。其高秀者，则亦以“致用”为信条，谓必出所学举而措之，乃为无负。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晚清之新学家，俗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故光、宣之交，只能谓为清学衰落期，并新思想启蒙之名，亦未敢轻许也。

三十

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无关系。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治相宗，然非其专好。至乾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仰。绍升尝与戴震往复辨难（《东原集》）。

其后龚自珍受佛学于绍升（《定庵文集》有《知归子赞》。知归子即绍升），晚受菩萨戒。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著《无量寿经会译》等书。

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石埭杨文会，少曾佐曾国藩幕府，复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经典流通既广，求习较易，故研究者日众。就中亦分两派，则哲学的研究，与宗教的信仰也。西洋哲学既输入，则对于印度哲学，自然引起连带的兴味。而我国人历史上与此系之哲学因缘极深，研究自较易，且亦对于全世界文化应负此种天职，有志者颇思自任焉。然其人极稀，其事业尚无可称述。

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遁逃而入于佛。佛教本非厌也，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

学佛既成为一种时代流行，则依附以为名高者出焉。往往有夙昔稔恶或今方在热中奔竞中者，而亦自托于学佛，今日听经打坐，明日黩货陷人。净宗他力横超之教，本有“带业往生”一义。稔恶之辈，断章取义，日日勇于为恶，恃一声“阿弥陀佛”，谓可湔拔无余，直等于“罗马旧教”极敝时，忏罪与犯罪，并行不悖。又中国人中迷信之毒本甚深，及佛教流行，而种种邪魔外道惑世诬民之术，亦随而复活，乩坛盈城，图谶累牍。佛弟子曾不知其为佛法所诃，为之推波助澜，甚至以二十年前新学之巨子，犹津津乐道之。

率此不变，则佛学将为思想界一大障，虽以吾辈夙尊佛法之人，亦结舌不敢复道矣。

蒋方震曰：“欧洲近世史之曙光，发自两大潮流。其一，希腊思想复活，则‘文艺复兴’也；其二，原始基督教复活，则‘宗教改革’也。我国今后之新机运，亦当从两途开拓，一为情感的方面，则新文学新美术也；一为理性的方面，则新佛教也。”（《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自序）吾深韪其言。

中国之有佛教，虽深恶之者终不能遏绝之，其必常为社会思想之重要成分，无可疑也。其益社会耶？害社会耶？则视新佛教徒能否出现而已。

更有当附论者，曰基督教。基督教本与吾国民性不近，故其影响其微。

其最初传来者，则旧教之“耶稣会”一派也。明士大夫徐光启辈，一时信奉，入清转衰，重以教案屡起，益滋人厌。新教初来，亦受其影响。其后国人渐相安，而教力在欧洲已日杀矣。各派教会在国内事业颇多，尤注意教育，然皆竺旧，乏精神。对于数次新思想之运动，毫未参加，而间接反有阻力焉。

基督教之在清代，可谓无咎无誉，今后不改此度，则亦归于淘汰而已。

三十一

前清一代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相类甚多。其最相异之一点，则美术文学不发达也。清之美术（画），虽不能谓甚劣于前代，然绝未尝向新方面有所发展，今不深论。其文学，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吴伟业之靡曼，王士祯之脆薄，号为开国宗匠。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迩。诸经师及诸古文家，集中多亦有诗，则极拙劣之砌韵文耳。嘉道间，龚自珍、王昙、舒位，号称新体，则粗犷浅薄。咸同后，竞宗宋诗，只益生硬，更无余味。其稍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郑珍辈，而中原更无闻焉。直至末叶，始有金和、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以言夫词，清代固有作者，驾元明而上，若纳兰性德、郭麐、张惠言、项鸿祚、谭献、郑文焯、王鹏运、朱祖谋，皆名其家，然词固所共指为小道者也。以言夫曲，孔尚任《桃花扇》、洪昇《长生殿》外，无足称者；李渔、蒋士铨之流，浅薄寡味矣。以言夫小说，《红楼梦》只立千古，余皆无足齿数。以言夫散文，经师家朴实说理，毫不带文学臭味；桐城派则以文为“司空城旦”矣。其初期魏禧、王源较可观，末期则魏源、曾国藩、康有为。清人颇自夸其骈文，其实极工者仅一汪中，次则龚自珍、谭嗣同。其最著名之胡天游、邵齐焘、洪亮吉辈，已堆垛柔曼无生气，余子更不足道。要而论之，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价值极大；清代文艺美术，在中国文艺史美术史上，价值极微；此吾所敢昌言也。

清代何故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异其方向耶？所谓“文艺复兴”者，一言以蔽之，曰返于希腊。希腊文明，本以美术为根干，无美术则无希腊，盖南方岛国景物妍丽而多变化之民所特产也。而意大利之位置，亦适与相类。

希腊主要美术在雕刻，而其实物多传于后。故维那神像（雕刻裸体女神）之发掘，为文艺复兴最初之动机，研究学问上古典，则其后起耳。故其方向特趋重于美术，宜也。我国文明，发源于北部大平原。平原雄伟广荡而少变化，不宜于发育美术。所谓复古者，使古代平原文明之精神复活，其美术的要素极贫乏，则亦宜也。

然则曷为并文学亦不发达耶？欧洲文字衍声，故古今之差变剧；中国文字衍形，故古今之差变微。文艺复兴时之欧人，虽竞相与研究希腊，或径以希腊文作诗歌及其他著述，要之欲使希腊学普及，必须将希腊语译为拉丁或当时各国通行语，否则人不能读。因此，而所谓新文体（国语新文学）者，自然发生，如六朝隋唐译佛经，产生一种新文体，今代译西籍，亦产出一种新文体，相因之势然也。我国不然，字体变迁不剧，研究古籍，无待迻译。

夫《论语》、《孟子》，稍通文义之人尽能读也，其不能读《论语》、《孟子》者，则并《水浒》、《红楼》亦不能读也，故治古学者无须变其文与语。

既不变其文与语，故学问之实质虽变化，而传述此学问之文体语体无变化，此清代文无特色之主要原因也。重以当时诸大师方以崇实黜华相标榜，顾炎武曰：“一自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日知录》二十）所谓“纯文艺”

之文，极所轻蔑。高才之士，皆集于“科学的考证”之一途。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者，皆第二派以下人物，此所以不能张其军也。

三十二

问曰：吾子屡言清代研究学术，饶有科学精神，何故自然科学，于此时代并不发达耶？答曰：是亦有故。文化之所以进展，恒由后人承袭前人知识之遗产，继长增高。凡袭有遗产之国民，必先将其遗产整理一番，再图向上，此乃一定步骤。欧洲文艺复兴之价值，即在此。故当其时，科学亦并未发达也，不过引其机以待将来。清代学者，刻意将三千年遗产，用科学的方法大加整理，且亦确已能整理其一部分。凡一国民在一时期内，只能集中精力以完成一事业，且必须如此，然后事业可以确实成就。清人集精力于此一点，其贡献于我文化者已不少，实不能更责以其他。且其趋势，亦确向切近的方面进行，例如言古音者，初惟求诸《诗经》、《易经》之韵，进而考历代之变迁，更进而考古今各地方音，遂达于人类发音官能构造之研究，此即由博古的考证引起自然科学的考证之明验也。故清儒所遵之途径，实为科学发达之先驱，其未能一蹴即几者，时代使然耳。

复次，凡一学术之发达，必须为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又必须其研究资料比较丰富。我国人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旧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不能为讳也。科学上之发明，亦何代无之？然皆带秘密的性质，故终不能光大，或不旋踵而绝，即如医学上证治与药剂，其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凡发明之业，往往出于偶然。发明者或并不能言其所以然，或言之而非其真，及以其发明之结果公之于世，多数人用各种方法向各种方面研究之，然后偶然之事实，变为必然之法则。此其事非赖有种种公开研究机关——若学校若学会若报馆者，则不足以收互助之效，而光大其业也。夫在清代则安能如是，此又科学不能发生之一原因也。

然而语一时代学术之兴替，实不必问其研究之种类，而惟当问其研究之精神。研究精神不谬者，则施诸此种类而可成就，施诸他种类而亦可以成就也。清学正统派之精神，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虽不无矫枉过正之处，而治学之正轨存焉。其晚出别派（今文学家）能为大胆的怀疑解放，斯亦创作之先驱也。此清学之所为有价值也欤？

三十三

读吾书者，若认其所采材料尚正确，所批评亦不甚纰缪，则其应起之感想，有数种如下：其一，可见我国民确富有“学问的本能”。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即一代而已见其概。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

其二，对于先辈之“学者的人格”，可以生一种观感。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

其三，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者，归著于此点。不问其所疑所求所创者在何部分，亦不问其所得之巨细，要之经一番研究，即有一番贡献。必如是始能谓之增加遗产，对于本国之遗产当有然，对于全世界人类之遗产亦当有然。

其四，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

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

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

吾著此书之宗旨，大略如是。而吾对于我国学术界之前途，实抱非常乐观。盖吾稽诸历史，证诸时势，按诸我国民性，而信其于最近之将来，必能演出数种潮流，各为充量之发展。吾今试为预言于此，吾祝吾观察之不谬，而希望之不虚也。

一、自经清代考证学派二百余年之训练，成为一种遗传，我国学子之头脑，渐趋于冷静缜密。此种性质，实为科学成立之根本要素。我国对于“形”

的科学（数理的），渊源本远，根柢本厚；对于“质”的科学（物理的），因机缘未熟，暂不发展。今后欧美科学，日日输入，我国民用其遗传上极优粹之科学的头脑，凭借此等丰富之资料，瘁精研究，将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之科学国民。

二、佛教哲学，本为我先民最为珍贵之一遗产，特因发达太过，末流滋弊，故清代学者，对于彼而生剧烈之反动。及清学发达太过，末流亦敝，则还元的反动又起焉。适值全世界学风，亦同有此等倾向。物质文明烂熟，而“精神上之饥饿”益不胜其苦痛。佛教哲学，盖应于此时代要求之一良药也。

我国民性，对于此种学问，本有特长，前此所以能发达者在此，今后此特性必将复活。虽然，隋唐之佛教，非复印度之佛教，而今后复活之佛教亦必非复隋唐之佛教。质言之，则“佛教上之宗教改革”而已。

三、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道之，而清代之启蒙派晚出派，益扩张其范围。此派所揭橥之旗帜，谓学问有当讲求者，在改良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故其论点，不期而趋集于生计问题。而我国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二千年来生计社会之组织，亦蒙此种理想之赐，颇称均平健实。今此问题为全世界人类之公共问题，各国学者之头脑，皆为所恼。吾敢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说最好之试验场，而我国学者对于此问题，实有最大之发言权，且尤当自觉悟其对此问题应负最大之任务。

四、我国文学美术根柢极深厚，气象皆雄伟，特以其为“平原文明”所产育，故变化较少。然其中徐徐进化之迹，历然可寻，且每与外来之宗派接触，恒能吸受以自广。清代第一流人物，精力不用诸此方面，故一时若甚衰落，然反动之征已见。今后西洋之文学美术，行将尽量收入，我国民于最近之将来，必有多数之天才家出焉，采纳之而傅益以己之遗产，创成新派，与其他之学术相联络呼应，为趣味极丰富之民众的文化运动。

五、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藉焉。

以吾所观察所希望，则与清代兴之新时代，最少当有上列之五大潮流，在我学术界中，各为猛烈之运动，而并占重要之位置。若今日者，正其启蒙期矣。吾更愿陈余义以自厉，且厉国人。

一、学问可嗜者至多，吾辈当有所割弃然后有所专精。对于一学，为彻底的忠实研究，不可如刘献廷所诮“只教成半个学者”（《广阳杂记》卷五），力洗晚清笼统肤浅凌乱之病。

二、善言政者，必曰“分地自治，分业自治”，学问亦然，当分业发展，分地发展。分业发展之义易明，不赘述。所谓分地发展者，吾以为我国幅员，广埒全欧，气候兼三带，各省或在平原，或在海滨，或在山谷。三者之民，各有其特性，自应发育三个体系以上之文明。我国将来政治上各省自治基础确立后，应各就其特性，于学术上择一二种为主干。例如某省人最宜于科学，某省人最宜于文学美术，皆特别注重，求为充量之发展。必如是，然后能为本国文化、世界文化作充量之贡献。

三、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辨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

吾著此篇竟，吾感谢吾先民之饷遗我者至厚，吾觉有极灿烂庄严之将来横于吾前！

戊戍六君子传
〔清〕梁启超（1899年1月）

康廣仁傳
康君名有溥，字廣仁，以字行，號幼博，又號大廣，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厲鷙，明照銳斷，見事理若區別白黑，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觀人，遂于生死之故，長于治事之條理，嚴于律己，勇于改過。自少即絕意不事舉業，以為本國之弱亡，皆由八股錮塞人才所致，故深惡痛絕之，偶一應試，輒棄去。弱冠后，嘗為小吏于浙。蓋君之少年血气太剛，倜儻自喜，行事間或跅弛，踰越范圍，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場，使之游于人間最穢之域，閱歷乎猥鄙奔競險詐苟且闒冗勢利之境，使之盡知世俗之情偽，然后可以收斂其客气，變化其气質，增長其識量。君為吏歲余，嘗委保甲差、文闈差，閱歷宦場既深，大恥之，挂冠而歸。自是進德勇猛，气質大變，視前此若兩人矣。
君天才本卓絕，又得賢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發論往往精奇悍銳，出人意表，聞者為之咋舌變色，然按之理勢，實無不切當。自棄官以后，經歷更深，學識更加，每与論一事，窮其條理，料其將來，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資為謀議焉。
今年春，膠州、旅順既失，南海先生上書痛哭論國是，請改革。君曰：“今日在我國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則惟當變科舉，廢八股取士之制，使舉國之士，咸棄其頑固謬陋之學，以講求實用之學，則天下之人如瞽者忽開目，恍然于万國強弱之故，愛國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歷年所陳改革之事，皆千條万緒，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當以全副精神專注于廢八股之一事，鍥而不舍，或可有成。此關一破，則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
蓋當是時猶未深知皇上之聖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見，鄉會八股之試既廢，海內志士額手為國家慶。君乃曰：“士之數莫多于童生与秀才，几居全數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革鄉會試而不變歲科試，未足以振刷此輩之心目。且鄉會試期在三年以后，為期太緩。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變童試、歲科試，立刻施行然后可。”乃与御史宋伯魯謀，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請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國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來，行愚民之政，壓抑既久，人才乏絕，今全國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國之事，改革甚難有效。今科舉既變，學堂既開，阿兄宜歸廣東、上海，卓如宜歸湖南，專心教育之事，著書譯書撰報，激厲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
時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优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
既而天津閱兵廢立之事，漸有所聞，君复語曰：“自古無主權不一之國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雖天亶睿圣，然無賞罰之權，全國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滿人之猜忌如此，守舊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當出京養晦矣。先生曰：“孔子之圣，知其不可而為之，凡人見孺子將入于井，猶思援之，況全國之命乎？況君父之難乎？西后之專橫，舊党之頑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猶且舍位亡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義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复曰：“阿兄雖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學，欲發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眾生者，他日之事業正多，責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經華德里筑屋之下，飛磚猝墜，掠面而下，面損流血。使彼時飛磚斜落半寸，擊于腦，則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華德里飛磚之類也。今日之事雖險，吾亦以飛磚視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計也。”自是君不复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陳奏，有所興革，君必勸阻之，謂當俟諸九月閱兵以后，若皇上得免于難，然后大舉，未為晚也。
故事凡皇上有所敕任，有所賜賚，必詣宮門謝恩，賜召見焉。南海先生先后奉命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局，又以著書之故，賜金二千兩，皆當謝恩，君獨謂“西后及滿洲党相忌已甚，阿兄若屢見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變，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后，上書极少，又不覲見，但上折謝恩，惟于所進呈之書，言改革之條理而已，皆從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決意不出都，俟九月閱兵之役，謀有所救護，而君与譚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辦譯書，以君久在大同譯書局，諳練此事，欲托君出上海總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詔，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詔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戀闕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与复生、卓如及諸君力謀之。”蓋是時雖知事急，然以為其發難終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獨留，遂及于難，其臨大節之不苟又如此。君明于大道，達于生死，常語余云：“吾生三十年，見兄弟戚友之年，与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計其數矣。吾每將己身与彼輩相較，常作已死觀；今之猶在人間，作死而复生觀，故應做之事，即放膽做去，無所挂礙，無所恐怖也。”蓋君之從容就義者，其根柢深厚矣。
既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谷、錢維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
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猶愈于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猶愈于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后者繼，今我國新党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后，無繼者也。”君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神气雍容，臨節終不少變，鳴呼烈矣！
南海先生之學，以仁為宗旨，君則以義為宗旨，故其治事也，專明權限，能斷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嚴于辭受取与，有高掌遠蹠摧陷廓清之概。于同時士大夫皆以豪俊俯視之。當十六歲時，因惡帖括，故不悅學，父兄責之，即自抗顏為童子師。疑其游戲必不成，姑試之，而從之學者有八九人，端坐課弟子，庄肅儼然，手創學規，嚴整有度，雖极頑橫之童子，戢戢奉法惟謹。自是知其為治事才，一切家事營辨督租皆委焉。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孫武令，嚴密縝栗，令出必行，奴仆無不畏之，故事無不舉。少年曾与先生同居一樓，樓前有芭蕉一株，經秋后敗葉狼藉。先生故有茂對万物之心，窗草不除之意，甚愛護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則君所鋤棄也。先生責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亂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檢其閣上舊書整理之，以累世為儒，閣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舉而付之一炬。先生詰之，君則曰：“是區區者尚不割舍耶？留此物，此樓何時得清淨。”此皆君十二三歲時軼事也。雖細端亦可以見其剛斷之气矣。君事母最孝，非在側則母不歡，母有所煩惱，得君數言，輒怡笑以解。蓋其在母側，純為孺子之容，与接朋輩任事時，若兩人云。最深于自知，勇于改過。其事為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輕許可，及其既任，則以心力殉之；有過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蓋光明磊落，肝膽照人焉。
君嘗慨中國醫學之不講，草管人命，學醫于美人嘉約翰，三年，遂通泰西醫術。欲以移中國，在滬創醫學堂，草具章程，雖以事未成，而后必行之。蓋君之勇斷，足以廓清國家之積弊，其明察精細，足以經營國家治平之條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國以沒。其所辦之事，則在澳門創立《知新報》，發明民政公理；在上海設譯書局，譯日本書，以開民智；在西樵鄉設一學校，以泰西政學教授鄉之子弟；先生惡婦女纏足，壬午年創不纏足會而未成，君卒成之，粵風大移，粵會成，則与超推之于滬，集士夫開不纏足大會，君實為總持；又与同志創女學堂，以救婦女之患，行太平之義。于君才未盡十一，亦可以觀其志矣。君雅不喜章句記誦詞章之學，明算工書，能作篆，嘗為詩駢散文，然以為無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蓋皆以余事為之，故遺文存者無几。然其言論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言人所不敢言。蓋南海先生于一切名理，每僅發其端，含蓄而不盡言，君則推波助瀾，窮其究竟，達其极點，故精思偉論獨多焉。君既歿，朋輩將記憶其言論，裒而集之，以傳于后。君既棄浙官，今年改官候選主事。妻黃謹娛，為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語余云，二康皆絕倫之資，各有所長，不能軒輊。其言雖稍過，然幼博之才，真今日救時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蓋為兄所掩，無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与幼博之持義，适足以相補，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為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篤摯，惟复生与幼博為最。复生學問之深博，過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條理，過于复生，兩人之才，真未易軒輊也。嗚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兩君者可复得乎？可复得乎？幼博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時余适自湘大病出滬，扶病入京師，應春官試。幼博善醫學，于余之病也，為之調護飲食，劑醫藥，至是則伴余同北行。蓋幼博之入京，本無他事，不過為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于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楊深秀傳
楊君字漪村，又號孴孴子，山西聞喜縣人也。少穎敏，十二歲錄為縣學附生。博學強記，自十三經、史、漢、通鑒、管、荀、庄、墨、老、列、韓、呂諸子，乃至《說文》、《玉篇》、《水經注》，旁及佛典，皆能舉其辭。又能鉤玄提要，獨有心得，考据宏博，而能講宋明義理之學，以气節自厲，岧嶢獨出，為山西儒宗。其為舉人，負士林重望。光緒八年，張公之洞巡撫山西，創令德堂，教全省士以經史考据詞章義理之學，特聘君為院長，以矜式多士。光緒十五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授出東道監察御史。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君始入台，第一疏即极言地球大勢，請聯英、日以拒俄，詞甚切直。時都中人士，皆知君深于舊學，而不知其達時務，至是，共惊服之。
君与康君廣仁交最厚。康君專持廢八股為救中國第一事，日夜謀此舉。四月初間，君乃先抗疏請更文体，凡試事仍以四書、五經命題，而篇中當縱論時事，不得仍破承八股之式。
蓋八股之弊，積之千年，恐未能一旦遽掃，故以漸而進也。疏上，奉旨交部臣議行。時皇上銳意維新，而守舊大臣盈廷，競思阻撓，君謂國是不定，則人心不知所響，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濟，乃与徐公致靖先后上疏，請定國是。至四月二十三日，國是之詔遂下，天下志士喝喝向風矣。
初請更文体之疏，既交部議，而禮部尚書許應騤，庸謬昏橫，輒欲駁斥，又于經濟科一事，多為阻撓。時八股尚未廢，許自恃為禮部長官，專務遏抑斯舉。君于是与御史宋伯魯合疏劾之，有詔命許應騤自陳，于是舊党始惡君，力与為難矣。
御史文悌者，滿洲人也。以滿人久居內城，知宮中事最悉，頗憤西后之專橫，經膠旅后，慮國危，文君門下有某人者，撫北方豪士千數百人，适同侍祠，竟夕語君宮中隱事，皆西后淫樂之事也。既而曰：君知長麟去官之故乎？長麟以上名雖親政，實則受制于后，請上獨攬大權，曰：西后于穆宗則為生母，于皇上則為先帝之遺妾耳，天子無以妾母為母者。
其言可謂獨得大義矣。君然之。文又曰：“吾奉命查宗人府囚，見澍貝勒僅一褲蔽体，上身無衣，時方正月祈寒，擁爐戰栗，吾怜之，賞錢十千。西后之刻虐皇孫如此，蓋為上示戒，故上見后輒顫。此与唐武氏何异？”因慷慨誦徐敬業《討武氏檄》“燕啄王孫”四語，目眥欲裂。君美其忠誠，乃告君曰：“吾少嘗慕游俠，能踰牆，撫有昆侖奴甚多，若有志士相助，可一舉成大業。聞君門下多識豪杰，能覓其人以救國乎？”君壯其言而慮其難。時文數訪康先生，一切奏章，皆請先生代草之，甚密。君告先生以文有此意，恐事難成。先生見文則詰之，文色變，慮君之泄漏而敗事也，日騰謗于朝，以求自解。猶慮不免，乃露章劾君与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先生開保國會，為守舊大眾所惡，因附會劾之，以媚于眾。政變后之偽諭，謂康先生謀圍頤和園，實自文悌起也。
文梯疏既上，皇上非惟不罪宋、楊，且責文之誣罔，令還原衙門行走。于是君益感激天知，誓死以報，連上書請設譯書局譯日本書，請派親王貝勒宗室游歷各國，遣學生留學日本，皆蒙采納施行。又請上面試京朝官，日輪二十人，擇通才召見試用，而罷其罷老庸愚不通時務者，于是朝士大怨。
然三月以來，台諫之中毗贊新政者，惟君之功為最多。
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為疆臣之冠，而湖南守舊党与之為難，交章彈劾之，其誣詞不可听聞。君獨抗疏為剖辨，于是奉旨獎勵陳，而嚴責舊党，湖南浮議稍息，陳乃得复行其志。至八月初六日，垂帘之偽命既下，党案已發，京師人人惊悚，志士或捕或匿，奸焰昌披，莫敢攖其鋒，君獨抗疏詰問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古義，切陳國難，請西后撤帘歸政，遂就縛。獄中有詩十數章，愴怀圣君，睠念外患，忠誠之气，溢于言表，論者以為雖前明方正學，楊椒山之烈，不是過也。
君持躬廉正，取与之間，雖一介不苟。官御史時，家赤貧，衣食或不繼，時惟佣詩文以自給，不稍改其初。居京師二十年，惡衣菲食，敝車羸馬，堅苦刻厲，高節絕倫，蓋有古君子之風焉。子韍田，字米裳，舉人，能世其學，通天算格致，厲節篤行，有父風。
論曰：漪村先生可謂義形于色矣。彼逆后賊臣，包藏禍心，蓄志既久，先生豈不知之？垂帘之詔既下，禍變已成，非空言所能補救，先生豈不知之？而乃入虎穴，蹈虎尾，抗疏諤諤，為請撤帘之評論，斯豈非孔子所謂愚不可及者耶？八月初六之變，天地反常，日月异色，內外大小臣僚，以數万計，下心低首，忍气吞聲，無一敢怒之而敢言之者，而先生乃從容慷慨，以明大義于天下，宁不知其無益哉？以為凡有血气者，固不可不爾也。嗚呼！荊卿雖醢，暴嬴之魄已寒；敬業雖夷，牝朝之數隨盡。仁人君子之立言行事，豈計成敗乎？
漪村先生可謂義形于色矣。
楊銳傳
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縣人。性篤謹，不妄言邪視，好詞章。張公之洞督學四川，君時尚少，為張所拔識，因受業為弟子。張愛其謹密，甚相親信。光緒十五年，以舉人授內閣中書。張出任封疆將二十年，而君供職京僚，張有子在京師，而京師事不托之子而托之君。張于京師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托之于君，書電絡繹，蓋為張第一親厚之弟子，而舉其經濟特科，而君之旅費，亦張所供養也。君鯁直，尚名節，最慕漢党錮、明東林之行誼，自乙未和議以后，乃益慷慨談時務。時南海先生在京師，過從极密。南海与志士倡設強學會，君起而和之甚力。其年十月，御史楊崇伊承某大臣意旨，劾強學會，遂下詔封禁，會中志士憤激，連署爭之。向例，凡連署之書，其名次皆以衙門為先后，君官內閣，當首署，而會員中，F君FF亦同官內閣，爭首署，君曰：“我于本衙門為前輩。”乃先焉。當時會既被禁，京師嘩然，謂將興大獄，君乃奮然率諸人以抗爭之，亦可謂不畏強御矣。
丁酉冬，膠變起，康先生至京師上書。君乃日与謀，极稱之于給事高君燮曾。高君之疏荐康先生，君之力也。今年二月，康先生倡保國會于京師，君与劉君光第皆會員，又自開蜀學會于四川會館，集貲鉅万，規模倉卒而成，以此益為守舊者所嫉忌。張公之洞累欲荐之，以門人避嫌，乃告湖南巡撫陳公寶箴荐之，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机章京，与譚，劉、林同參預新政。拜命之日，皇上親以黃匣緘一硃諭授四人，命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凡有奏摺皆經四卿閱視，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于是軍机大臣嫉妒之，勢不兩立。七月下旬，宮中變態已作，上于二十九日召見君，賜以衣帶詔，乃言位將不保，命康先生与四人同設法救護者也。
君久居京師，最審朝局，又習聞宮廷之事，知二十年來之國脈，皆斲喪于西后之手，憤懣不自禁，義气形于詞色，故与御史朱一新、安維峻、學士文廷式交最契。朱者，曾疏劾西后嬖宦李聯英，因忤后落職者也；安者，曾疏請西后勿攬政權，因忤后遣戍塞外者也；文者，曾請皇上自收大權，因忤后革職驅逐者也。君習与諸君游，宗旨最合，久有裁抑呂、武之志。至是奉詔与諸同志謀衛上變，遂被逮授命。君博學，長于詩，嘗輯注《晉書》，极閎博，于京師諸名士中，稱尊宿焉。然謙抑自持，与人言恂恂如不出口，絕無名士輕薄之風，君子重之。
論曰：叔嶠之接人發論，循循若處子，至其尚气節，明大義，立身不苟，見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風焉。以視平日口談忠孝，動稱義憤，一遇君父朋友之難，則反眼下石者何如哉？
林旭傳
林君字暾谷，福建侯官縣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齔穎絕秀出，負意气，天才特達，如竹箭標舉，干云而上。冠歲，鄉試冠全省，讀其文奧雅奇偉，莫不惊之，長老名宿，皆与折節為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時聞人。其于詩詞駢散文皆天授，文如漢、魏人，詩如宋人，波瀾老成，瑰奧深穠，流行京師，名動一時。乙未割遼、台，君方應試春官，乃發憤上書，請拒和議，蓋意志已倜儻矣。既而官內閣中書，蓋聞南海之學，慕之，謁南海，聞所論政治宗旨，大心折，遂受業焉。
先是膠警初報，事變綦急，南海先生以為振厲士气，乃保國之基礎，欲令各省志士各為學會，以相講求，則聲气易通，講求易熟，于京師先倡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而楊君銳實為蜀學會之領袖。君遍謁鄉先達鼓之，一日而成，以月初十日開大會于福建會館，閩中名士夫皆集，而君實為閩學會之領袖焉。及開保國會，君為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
初，榮祿嘗為福州將軍，雅好閩人，而君又沈文肅公之孫婿，才名藉甚，故榮頗欲羅致之。五月，榮既至天津，乃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請命于南海，問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責以大義，怵以時變，從容開導其迷謬，暗中消遏其陰謀，亦大善事也。”于是君乃決就榮聘，已而舉應經濟特科。會少詹王錫蕃荐君于朝，七月召見，上命將奏對之語，再謄出呈覽，蓋因君操閩語，上不盡解也。君退朝具折奏上，折中稱述師說甚詳。皇上既知為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遂与譚君等同授四品卿銜，入軍机參預新政。十日之中，所陳奏甚多，上諭多由君所擬。
初二日，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交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既奉密諭，譚君等距踊呼號。時袁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愿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蓋指東漢何進之事也。及變起，同被捕，十三日斬于市。臨刑呼監斬吏問罪名，吏不顧而去，君神色不稍變云。著有《晚翠軒詩集》若干卷，長短句及雜文若干卷。妻沈靜儀，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女，得報，痛哭不欲生，將親入都收遺骸，為家人所勸禁，乃仰藥以殉論曰：暾谷少余一歲，余以弟畜之。暾谷故長于詩詞，喜吟詠，余規之曰：“詞章乃娛魂調性之具，偶一為之可也。若以為業，則玩物喪志，与聲色之累無异。方今世變日亟，以君之才，豈可溺于是。”君則幡然戒詩，盡割舍舊習，從南海治義理經世之學，豈所謂從善如不及邪？榮祿之愛暾谷，羅致暾谷，致敬盡禮，一旦則悍然不問其罪否，駢而戮之，彼豺狼者豈复有愛根邪？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朝杯酒，暮白刃，雖父母兄弟猶且不顧，他又何怪！
劉光第傳
劉君字裴村，四川富順縣人。性端重敦篤，不苟言笑，志節嶄然。博學能文詩，善書法。詩在韓、杜之間，書學魯公，气骨森竦，嚴整肖其為人。弱冠后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光緒二十年，以親喪去官，教授鄉里，提倡實學，蜀人化之。官京師，閉戶讀書，不与時流所謂名士通，故人鮮知者。及南海先生開保國會，君翩然來為會員。七月，以陳公寶箴荐，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机章京，參預新政。
初，君与譚君尚未識面，至是既同官，又同班，則大相契。譚君以為京師所見高節篤行之士，罕其比也。向例，凡初入軍机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与；禮親王軍机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机大臣裕祿擢禮部尚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謂時事艱難，吾輩拜爵于朝，當劬王事，豈有暇奔走媚事權貴哉？其气節嚴厲如此。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舊党曾廉上書請殺南海先生及余，深文羅織，謂為叛逆。皇上恐西后見之，將有不測之怒，乃將其摺交裕祿，命轉交譚君，按條詳駁之。譚君駁語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君与譚君同在二班，乃并署名曰：“臣光第亦請先坐罪。”譚君大敬而惊之。
君曰：“即微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況有君命耶？仆不讓君獨為君子也。”于是譚君益大服君。
變既作，四卿同被逮下獄，未經訊鞫。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宥，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門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于刑部，諳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正气盡。”聞者莫不揮淚。君既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尸痛哭一日夜以死。君家貧，堅苦刻厲，詩文甚富，就義后，未知其稿所在。
論曰：“裴村之識余，介口口口先生。口口先生，有道之士也，余以是敬裴村。然裴村之在京師，閉門謝客，故過從希焉。南海先生則未嘗通拜答，但于保國會識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嗚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与裴村未稔，故不能詳記行誼，雖然，犖犖數端，亦可以見其概矣。
譚嗣同傳
譚君字复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
幼喪母，為父妾所虐，備极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游巡撫劉公錦棠幕府。
劉大奇其才，將荐之于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于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杰，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游，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后，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厲，實為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适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与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
時和議初定，人人怀國恥，士气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睹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為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与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异入山。時陳公寶箴為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為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适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口口口口口口口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于湘楚。陳公父子与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杰于湖南，并力經營，為諸省之倡。于是聘余及口口口口口口口等為學堂教習，召口口口歸練兵，而君亦為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于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与群志士辦新政。于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為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為一气，相与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与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眾而講學，演說万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于時君實為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气大開，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人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机章京，与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為軍机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康、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于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捧歷朝圣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為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
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聯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語，君与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為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复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曠代之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仆而殺仆，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圣主，复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于閱兵時疾馳入仆營，傳號今以誅奸賊，則仆必能從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并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己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极巧极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仆須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宁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見，至初六日，變遂發。
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畫，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帘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館，与余相見，勸東游，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游，君不听，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難。君既系獄，題一詩于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倉。”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變。時軍机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
剛去不听，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
君資性絕特，于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為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為考据、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后，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當君之与余初相見也，极推崇耶子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体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眾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种种差別，与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万法為一，能衍一法為万，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經典為己任。君時時与之游，因得遍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于《仁學》一書，又散見于与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尚有《寥天一圖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興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凶台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并《仁學》皆藏于余處。又政論數十篇，見于《湘報》者，及与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与君之石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等共搜輯之，為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君平主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棱棱有秋肅之气。無子女。妻李國，為中國女學會創辦董事。
論曰：复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后，呫畢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為佛法皆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与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即人即我，無所謂眾生，世界之外無淨土，眾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眾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誰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故即智即仁焉。既思救眾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為大同小康之制，千條万緒，皆為世界也，為眾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眾生，与救現在之眾生，救現在之眾生，与救將來之眾生，其法异而不异；救此土之眾生，与救彼土之眾生，其法异而不异；救全世界之眾生，与救一國之眾生，救一人之眾生，其法异而不异：此相宗之唯識也。因眾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与我且不愛矣，复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眾生。


戊戍六君子传〔清〕梁启超（1899年1月）

康广仁传
康君名有溥，字广仁，以字行，号幼博，又号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厉鸷，明照锐断，见事理若区别白黑，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观人，遂于生死之故，长于治事之条理，严于律己，勇于改过。自少即绝意不事举业，以为本国之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故深恶痛绝之，偶一应试，辄弃去。弱冠后，尝为小吏于浙。盖君之少年血气太刚，倜傥自喜，行事间或跅弛，踰越范围，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场，使之游于人间最秽之域，阅历乎猥鄙奔竞险诈苟且阘冗势利之境，使之尽知世俗之情伪，然后可以收敛其客气，变化其气质，增长其识量。君为吏岁余，尝委保甲差、文闱差，阅历宦场既深，大耻之，挂冠而归。自是进德勇猛，气质大变，视前此若两人矣。
君天才本卓绝，又得贤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发论往往精奇悍锐，出人意表，闻者为之咋舌变色，然按之理势，实无不切当。自弃官以后，经历更深，学识更加，每与论一事，穷其条理，料其将来，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资为谋议焉。
今年春，胶州、旅顺既失，南海先生上书痛哭论国是，请改革。君曰：“今日在我国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着也，若第一着则惟当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使举国之士，咸弃其顽固谬陋之学，以讲求实用之学，则天下之人如瞽者忽开目，恍然于万国强弱之故，爱国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历年所陈改革之事，皆千条万绪，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当以全副精神专注于废八股之一事，锲而不舍，或可有成。此关一破，则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
盖当是时犹未深知皇上之圣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见，乡会八股之试既废，海内志士额手为国家庆。君乃曰：“士之数莫多于童生与秀才，几居全数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革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振刷此辈之心目。且乡会试期在三年以后，为期太缓。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立刻施行然后可。”乃与御史宋伯鲁谋，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请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国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来，行愚民之政，压抑既久，人才乏绝，今全国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国之事，改革甚难有效。今科举既变，学堂既开，阿兄宜归广东、上海，卓如宜归湖南，专心教育之事，著书译书撰报，激厉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
时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优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
既而天津阅兵废立之事，渐有所闻，君复语曰：“自古无主权不一之国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虽天亶睿圣，然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先生曰：“孔子之圣，知其不可而为之，凡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犹思援之，况全国之命乎？况君父之难乎？西后之专横，旧党之顽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犹且舍位亡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义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复曰：“阿兄虽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学，欲发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众生者，他日之事业正多，责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经华德里筑屋之下，飞砖猝坠，掠面而下，面损流血。使彼时飞砖斜落半寸，击于脑，则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华德里飞砖之类也。今日之事虽险，吾亦以飞砖视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计也。”自是君不复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陈奏，有所兴革，君必劝阻之，谓当俟诸九月阅兵以后，若皇上得免于难，然后大举，未为晚也。
故事凡皇上有所敕任，有所赐赉，必诣宫门谢恩，赐召见焉。南海先生先后奉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督办官报局，又以著书之故，赐金二千两，皆当谢恩，君独谓“西后及满洲党相忌已甚，阿兄若屡见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变，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后，上书极少，又不觐见，但上折谢恩，惟于所进呈之书，言改革之条理而已，皆从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决意不出都，俟九月阅兵之役，谋有所救护，而君与谭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办译书，以君久在大同译书局，谙练此事，欲托君出上海总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诏，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诏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恋阙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与复生、卓如及诸君力谋之。”盖是时虽知事急，然以为其发难终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独留，遂及于难，其临大节之不苟又如此。君明于大道，达于生死，常语余云：“吾生三十年，见兄弟戚友之年，与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计其数矣。吾每将己身与彼辈相较，常作已死观；今之犹在人间，作死而复生观，故应做之事，即放胆做去，无所挂碍，无所恐怖也。”盖君之从容就义者，其根柢深厚矣。
既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序谷、钱维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
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生数月而死，数岁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国变法，皆前者死，后者继，今我国新党甚寡弱，恐我辈一死后，无继者也。”君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鸣呼烈矣！
南海先生之学，以仁为宗旨，君则以义为宗旨，故其治事也，专明权限，能断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严于辞受取与，有高掌远跖摧陷廓清之概。于同时士大夫皆以豪俊俯视之。当十六岁时，因恶帖括，故不悦学，父兄责之，即自抗颜为童子师。疑其游戏必不成，姑试之，而从之学者有八九人，端坐课弟子，庄肃俨然，手创学规，严整有度，虽极顽横之童子，戢戢奉法惟谨。自是知其为治事才，一切家事营辨督租皆委焉。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严密缜栗，令出必行，奴仆无不畏之，故事无不举。少年曾与先生同居一楼，楼前有芭蕉一株，经秋后败叶狼藉。先生故有茂对万物之心，窗草不除之意，甚爱护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则君所锄弃也。先生责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乱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检其阁上旧书整理之，以累世为儒，阁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举而付之一炬。先生诘之，君则曰：“是区区者尚不割舍耶？留此物，此楼何时得清净。”此皆君十二三岁时轶事也。虽细端亦可以见其刚断之气矣。君事母最孝，非在侧则母不欢，母有所烦恼，得君数言，辄怡笑以解。盖其在母侧，纯为孺子之容，与接朋辈任事时，若两人云。最深于自知，勇于改过。其事为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轻许可，及其既任，则以心力殉之；有过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盖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焉。
君尝慨中国医学之不讲，草管人命，学医于美人嘉约翰，三年，遂通泰西医术。欲以移中国，在沪创医学堂，草具章程，虽以事未成，而后必行之。盖君之勇断，足以廓清国家之积弊，其明察精细，足以经营国家治平之条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国以没。其所办之事，则在澳门创立《知新报》，发明民政公理；在上海设译书局，译日本书，以开民智；在西樵乡设一学校，以泰西政学教授乡之子弟；先生恶妇女缠足，壬午年创不缠足会而未成，君卒成之，粤风大移，粤会成，则与超推之于沪，集士夫开不缠足大会，君实为总持；又与同志创女学堂，以救妇女之患，行太平之义。于君才未尽十一，亦可以观其志矣。君雅不喜章句记诵词章之学，明算工书，能作篆，尝为诗骈散文，然以为无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盖皆以余事为之，故遗文存者无几。然其言论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言人所不敢言。盖南海先生于一切名理，每仅发其端，含蓄而不尽言，君则推波助澜，穷其究竟，达其极点，故精思伟论独多焉。君既殁，朋辈将记忆其言论，裒而集之，以传于后。君既弃浙官，今年改官候选主事。妻黄谨娱，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论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语余云，二康皆绝伦之资，各有所长，不能轩轾。其言虽稍过，然幼博之才，真今日救时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盖为兄所掩，无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与幼博之持义，适足以相补，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为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笃挚，惟复生与幼博为最。复生学问之深博，过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条理，过于复生，两人之才，真未易轩轾也。呜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两君者可复得乎？可复得乎？幼博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时余适自湘大病出沪，扶病入京师，应春官试。幼博善医学，于余之病也，为之调护饮食，剂医药，至是则伴余同北行。盖幼博之入京，本无他事，不过为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于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杨深秀传
杨君字漪村，又号孴孴子，山西闻喜县人也。少颖敏，十二岁录为县学附生。博学强记，自十三经、史、汉、通鉴、管、荀、庄、墨、老、列、韩、吕诸子，乃至《说文》、《玉篇》、《水经注》，旁及佛典，皆能举其辞。又能钩玄提要，独有心得，考据宏博，而能讲宋明义理之学，以气节自厉，岧峣独出，为山西儒宗。其为举人，负士林重望。光绪八年，张公之洞巡抚山西，创令德堂，教全省士以经史考据词章义理之学，特聘君为院长，以矜式多士。光绪十五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授出东道监察御史。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胁割旅顺、大连湾、君始入台，第一疏即极言地球大势，请联英、日以拒俄，词甚切直。时都中人士，皆知君深于旧学，而不知其达时务，至是，共惊服之。
君与康君广仁交最厚。康君专持废八股为救中国第一事，日夜谋此举。四月初间，君乃先抗疏请更文体，凡试事仍以四书、五经命题，而篇中当纵论时事，不得仍破承八股之式。
盖八股之弊，积之千年，恐未能一旦遽扫，故以渐而进也。疏上，奉旨交部臣议行。时皇上锐意维新，而守旧大臣盈廷，竞思阻挠，君谓国是不定，则人心不知所响，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济，乃与徐公致靖先后上疏，请定国是。至四月二十三日，国是之诏遂下，天下志士喝喝向风矣。
初请更文体之疏，既交部议，而礼部尚书许应骙，庸谬昏横，辄欲驳斥，又于经济科一事，多为阻挠。时八股尚未废，许自恃为礼部长官，专务遏抑斯举。君于是与御史宋伯鲁合疏劾之，有诏命许应骙自陈，于是旧党始恶君，力与为难矣。
御史文悌者，满洲人也。以满人久居内城，知宫中事最悉，颇愤西后之专横，经胶旅后，虑国危，文君门下有某人者，抚北方豪士千数百人，适同侍祠，竟夕语君宫中隐事，皆西后淫乐之事也。既而曰：君知长麟去官之故乎？长麟以上名虽亲政，实则受制于后，请上独揽大权，曰：西后于穆宗则为生母，于皇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天子无以妾母为母者。
其言可谓独得大义矣。君然之。文又曰：“吾奉命查宗人府囚，见澍贝勒仅一裤蔽体，上身无衣，时方正月祈寒，拥炉战栗，吾怜之，赏钱十千。西后之刻虐皇孙如此，盖为上示戒，故上见后辄颤。此与唐武氏何异？”因慷慨诵徐敬业《讨武氏檄》“燕啄王孙”四语，目眦欲裂。君美其忠诚，乃告君曰：“吾少尝慕游侠，能踰墙，抚有昆仑奴甚多，若有志士相助，可一举成大业。闻君门下多识豪杰，能觅其人以救国乎？”君壮其言而虑其难。时文数访康先生，一切奏章，皆请先生代草之，甚密。君告先生以文有此意，恐事难成。先生见文则诘之，文色变，虑君之泄漏而败事也，日腾谤于朝，以求自解。犹虑不免，乃露章劾君与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先生开保国会，为守旧大众所恶，因附会劾之，以媚于众。政变后之伪谕，谓康先生谋围颐和园，实自文悌起也。
文梯疏既上，皇上非惟不罪宋、杨，且责文之诬罔，令还原衙门行走。于是君益感激天知，誓死以报，连上书请设译书局译日本书，请派亲王贝勒宗室游历各国，遣学生留学日本，皆蒙采纳施行。又请上面试京朝官，日轮二十人，择通才召见试用，而罢其罢老庸愚不通时务者，于是朝士大怨。
然三月以来，台谏之中毗赞新政者，惟君之功为最多。
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为疆臣之冠，而湖南守旧党与之为难，交章弹劾之，其诬词不可听闻。君独抗疏为剖辨，于是奉旨奖励陈，而严责旧党，湖南浮议稍息，陈乃得复行其志。至八月初六日，垂帘之伪命既下，党案已发，京师人人惊悚，志士或捕或匿，奸焰昌披，莫敢撄其锋，君独抗疏诘问皇上被废之故，援引古义，切陈国难，请西后撤帘归政，遂就缚。狱中有诗十数章，怆怀圣君，睠念外患，忠诚之气，溢于言表，论者以为虽前明方正学，杨椒山之烈，不是过也。
君持躬廉正，取与之间，虽一介不苟。官御史时，家赤贫，衣食或不继，时惟佣诗文以自给，不稍改其初。居京师二十年，恶衣菲食，敝车羸马，坚苦刻厉，高节绝伦，盖有古君子之风焉。子韨田，字米裳，举人，能世其学，通天算格致，厉节笃行，有父风。
论曰：漪村先生可谓义形于色矣。彼逆后贼臣，包藏祸心，蓄志既久，先生岂不知之？垂帘之诏既下，祸变已成，非空言所能补救，先生岂不知之？而乃入虎穴，蹈虎尾，抗疏谔谔，为请撤帘之评论，斯岂非孔子所谓愚不可及者耶？八月初六之变，天地反常，日月异色，内外大小臣僚，以数万计，下心低首，忍气吞声，无一敢怒之而敢言之者，而先生乃从容慷慨，以明大义于天下，宁不知其无益哉？以为凡有血气者，固不可不尔也。呜呼！荆卿虽醢，暴嬴之魄已寒；敬业虽夷，牝朝之数随尽。仁人君子之立言行事，岂计成败乎？
漪村先生可谓义形于色矣。
杨锐传
杨锐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县人。性笃谨，不妄言邪视，好词章。张公之洞督学四川，君时尚少，为张所拔识，因受业为弟子。张爱其谨密，甚相亲信。光绪十五年，以举人授内阁中书。张出任封疆将二十年，而君供职京僚，张有子在京师，而京师事不托之子而托之君。张于京师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托之于君，书电络绎，盖为张第一亲厚之弟子，而举其经济特科，而君之旅费，亦张所供养也。君鲠直，尚名节，最慕汉党锢、明东林之行谊，自乙未和议以后，乃益慷慨谈时务。时南海先生在京师，过从极密。南海与志士倡设强学会，君起而和之甚力。其年十月，御史杨崇伊承某大臣意旨，劾强学会，遂下诏封禁，会中志士愤激，联署争之。向例，凡联署之书，其名次皆以衙门为先后，君官内阁，当首署，而会员中，F君FF亦同官内阁，争首署，君曰：“我于本衙门为前辈。”乃先焉。当时会既被禁，京师哗然，谓将兴大狱，君乃奋然率诸人以抗争之，亦可谓不畏强御矣。
丁酉冬，胶变起，康先生至京师上书。君乃日与谋，极称之于给事高君燮曾。高君之疏荐康先生，君之力也。今年二月，康先生倡保国会于京师，君与刘君光第皆会员，又自开蜀学会于四川会馆，集赀巨万，规模仓卒而成，以此益为守旧者所嫉忌。张公之洞累欲荐之，以门人避嫌，乃告湖南巡抚陈公宝箴荐之，召见加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与谭，刘、林同参预新政。拜命之日，皇上亲以黄匣缄一朱谕授四人，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凡有奏折皆经四卿阅视，凡有上谕皆经四卿属草。于是军机大臣嫉妒之，势不两立。七月下旬，宫中变态已作，上于二十九日召见君，赐以衣带诏，乃言位将不保，命康先生与四人同设法救护者也。
君久居京师，最审朝局，又习闻宫廷之事，知二十年来之国脉，皆斲丧于西后之手，愤懑不自禁，义气形于词色，故与御史朱一新、安维峻、学士文廷式交最契。朱者，曾疏劾西后嬖宦李联英，因忤后落职者也；安者，曾疏请西后勿揽政权，因忤后遣戍塞外者也；文者，曾请皇上自收大权，因忤后革职驱逐者也。君习与诸君游，宗旨最合，久有裁抑吕、武之志。至是奉诏与诸同志谋卫上变，遂被逮授命。君博学，长于诗，尝辑注《晋书》，极闳博，于京师诸名士中，称尊宿焉。然谦抑自持，与人言恂恂如不出口，绝无名士轻薄之风，君子重之。
论曰：叔峤之接人发论，循循若处子，至其尚气节，明大义，立身不苟，见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风焉。以视平日口谈忠孝，动称义愤，一遇君父朋友之难，则反眼下石者何如哉？
林旭传
林君字暾谷，福建侯官县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龀颖绝秀出，负意气，天才特达，如竹箭标举，干云而上。冠岁，乡试冠全省，读其文奥雅奇伟，莫不惊之，长老名宿，皆与折节为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时闻人。其于诗词骈散文皆天授，文如汉、魏人，诗如宋人，波澜老成，瑰奥深秾，流行京师，名动一时。乙未割辽、台，君方应试春官，乃发愤上书，请拒和议，盖意志已倜傥矣。既而官内阁中书，盖闻南海之学，慕之，谒南海，闻所论政治宗旨，大心折，遂受业焉。
先是胶警初报，事变綦急，南海先生以为振厉士气，乃保国之基础，欲令各省志士各为学会，以相讲求，则声气易通，讲求易熟，于京师先倡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浙学会、陕学会等，而杨君锐实为蜀学会之领袖。君遍谒乡先达鼓之，一日而成，以月初十日开大会于福建会馆，闽中名士夫皆集，而君实为闽学会之领袖焉。及开保国会，君为会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
初，荣禄尝为福州将军，雅好闽人，而君又沈文肃公之孙婿，才名藉甚，故荣颇欲罗致之。五月，荣既至天津，乃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请命于南海，问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责以大义，怵以时变，从容开导其迷谬，暗中消遏其阴谋，亦大善事也。”于是君乃决就荣聘，已而举应经济特科。会少詹王锡蕃荐君于朝，七月召见，上命将奏对之语，再誊出呈览，盖因君操闽语，上不尽解也。君退朝具折奏上，折中称述师说甚详。皇上既知为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遂与谭君等同授四品卿衔，入军机参预新政。十日之中，所陈奏甚多，上谕多由君所拟。
初二日，皇上赐康先生密谕，令速出京，亦交君传出，盖深信之也。既奉密谕，谭君等距踊呼号。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盖指东汉何进之事也。及变起，同被捕，十三日斩于市。临刑呼监斩吏问罪名，吏不顾而去，君神色不稍变云。着有《晚翠轩诗集》若干卷，长短句及杂文若干卷。妻沈静仪，沈文肃公葆桢之孙女，得报，痛哭不欲生，将亲入都收遗骸，为家人所劝禁，乃仰药以殉论曰：暾谷少余一岁，余以弟畜之。暾谷故长于诗词，喜吟咏，余规之曰：“词章乃娱魂调性之具，偶一为之可也。若以为业，则玩物丧志，与声色之累无异。方今世变日亟，以君之才，岂可溺于是。”君则幡然戒诗，尽割舍旧习，从南海治义理经世之学，岂所谓从善如不及邪？荣禄之爱暾谷，罗致暾谷，致敬尽礼，一旦则悍然不问其罪否，骈而戮之，彼豺狼者岂复有爱根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朝杯酒，暮白刃，虽父母兄弟犹且不顾，他又何怪！
刘光第传
刘君字裴村，四川富顺县人。性端重敦笃，不苟言笑，志节崭然。博学能文诗，善书法。诗在韩、杜之间，书学鲁公，气骨森竦，严整肖其为人。弱冠后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严。光绪二十年，以亲丧去官，教授乡里，提倡实学，蜀人化之。官京师，闭户读书，不与时流所谓名士通，故人鲜知者。及南海先生开保国会，君翩然来为会员。七月，以陈公宝箴荐，召见，加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参预新政。
初，君与谭君尚未识面，至是既同官，又同班，则大相契。谭君以为京师所见高节笃行之士，罕其比也。向例，凡初入军机者，内侍例索赏钱，君持正不与；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君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君不贺；谓时事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其气节严厉如此。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旧党曾廉上书请杀南海先生及余，深文罗织，谓为叛逆。皇上恐西后见之，将有不测之怒，乃将其折交裕禄，命转交谭君，按条详驳之。谭君驳语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君与谭君同在二班，乃并署名曰：“臣光第亦请先坐罪。”谭君大敬而惊之。
君曰：“即微皇上之命，亦当救志士，况有君命耶？仆不让君独为君子也。”于是谭君益大服君。
变既作，四卿同被逮下狱，未经讯鞫。故事，提犯自东门出则宥，出西门则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门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于刑部，谙囚狱故事，太息曰：“吾属死，正气尽。”闻者莫不挥泪。君既就义，其嗣子赴市曹伏尸痛哭一日夜以死。君家贫，坚苦刻厉，诗文甚富，就义后，未知其稿所在。
论曰：“裴村之识余，介口口口先生。口口先生，有道之士也，余以是敬裴村。然裴村之在京师，闭门谢客，故过从希焉。南海先生则未尝通拜答，但于保国会识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呜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与裴村未稔，故不能详记行谊，虽然，荦荦数端，亦可以见其概矣。
谭嗣同传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父继洵，官湖北巡抚。
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
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然终以巡抚君拘谨，不许远游，未能尽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磨厉，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时南海先生方倡强学会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应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自是学识更日益进。
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睹其丰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时陈公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三立辅之，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丁酉六月，黄君遵宪适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铸又来督湘学，湖南绅士口口口口口口口等蹈厉奋发，提倡桑梓，志士渐集于湘楚。陈公父子与前任学政江君标，乃谋大集豪杰于湖南，并力经营，为诸省之倡。于是聘余及口口口口口口口等为学堂教习，召口口口归练兵，而君亦为陈公所敦促，即弃官归，安置眷属于其浏阳之乡，而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于是湖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擘画者，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于时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人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者，犹康、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着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捧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谓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
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联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语，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旷代之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今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胡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己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至初六日，变遂发。
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仓。”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
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君资性绝特，于学无所不窥，而以日新为宗旨，故无所沾滞，善能舍己从人，故其学日进，每十日不相见，则议论学识必有增长。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亦好谈中国古兵法，三十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历史之学，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子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干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罣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又散见于与友人论学书中。所著书《仁学》之外，尚有《寥天一图文》二卷，《莽苍苍斋诗》二卷，《远遗堂集外文》一卷，《兴算学议》一卷，已刻。《思纬吉凶台短书》一卷，《壮飞楼治事》十篇，《秋雨年华馆丛脞书》四卷，《剑经衍葛》一卷，《印录》一卷，并《仁学》皆藏于余处。又政论数十篇，见于《湘报》者，及与师友论学论事书数十篇，余将与君之石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等共搜辑之，为谭浏阳遗集若干卷。其《仁学》一书，先择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公诸世焉。君平主一无嗜好，持躬严整，面棱棱有秋肃之气。无子女。妻李国，为中国女学会创办董事。
论曰：复生之行谊磊落，轰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论，论其所学：自唐、宋以后，呫毕小儒，徇其一孔之论，以谤佛毁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数百年来，宗门之人，耽乐小乘，堕断常见，龙象之才，罕有闻者，以为佛法皆清净而已，寂灭而已。岂知大乘之法，悲智双修，与孔子必仁且智之义，如两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间即出世间，无所谓净土，即人即我，无所谓众生，世界之外无净土，众生之外无我，故惟有舍身以救众生。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故即智即仁焉。既思救众生矣，则必有救之之条理，故孔子治《春秋》，为大同小康之制，千条万绪，皆为世界也，为众生也，舍此一大事，无他事也。华严之菩萨行也，所谓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义，救过去之众生，与救现在之众生，救现在之众生，与救将来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救此土之众生，与救彼土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救全世界之众生，与救一国之众生，救一人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此相宗之唯识也。因众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说法不同，而实法无不同也。既无净土矣，既无我矣，则无所希恋，无所罣碍，无所恐怖，夫净土与我且不爱矣，复何有利害毁誉称讥苦乐之可以动其心乎？故孔子言不忧不惑不惧，佛言大无畏，盖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则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众生。


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全集》736－753。校对参《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新史学
(1902年)

中国之旧史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虽然，我国兹学之盛如彼，而其现象如此，则又何也?今请举中国史学之派别，表示之而略论之。

史学
第一 正史
（甲）官书所谓二十四史是也。
（乙）别史如华峤《后汉书》、习凿齿《蜀汉春秋》、《十六国春秋》、《华阳国志》、《元秘史》等，其实皆正史体也。
第二 编年
《资治通鉴》等是也。
第三 纪事本末
（甲）通体如《通鉴纪事本末》、《绎史》等是也。
（乙）别体如平定某某方略、《三案始末》等是也。
第四 政书
（甲）通体如《通典》、《文献通考》等是也
（乙）别体如《唐开元礼》、《大清会典》、《大清通礼》等是也。
（丙）小纪如《汉官仪》等是也。
第五 杂史
（甲）综记如《国语》、《战国策》等是也。
（乙）琐记如《世说新语》、《唐代丛书》、《明季稗史》等是也。
（丙）诏令奏议 四库另列一门，其实杂史尔。
第六 传记
（甲）通体如《满汉名臣传》、《国朝先正事略》等是也。
（乙）别体如某帝实录、某人年谱等是也
第七 地志
（甲）通体如各省通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是也。
（乙）别体如纪行等书是也。
第八 学史如《明儒学案》、《国朝汉学师承记》等是也。
第九 史学
（甲）理论如《史通》、《文史通义》等是也。
（乙）事论如《历代史论》、《读通鉴论》等是也
（丙）杂论如《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等是也。
第十 附庸
（甲）外史如《西域图考》、《职方外纪》等是也。
（乙）考据如《禹贡图考》等是也。
（丙）注释如裴松之《三国志注》等是也。

都为十种二十二类。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己。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其论语无一非忠告君主者)。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敝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争其甘苦；狙公赋茅，辨其四三，自欺欺人，莫此为甚!吾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卿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有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又不惟正史而己，即各体莫不皆然。故温公《通鉴)亦起战国而终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则史不其中绝乎?使如日本之数千年一系，岂不并史之为物而无之乎?太史公作《史记》，直至《今上本纪》，且者记述不少隐讳焉，史家之天职然也。后世专制政体日以进步，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其末流遂极于今日。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今日我辈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竟无一书可凭借，非官牍铺张循例之言，则口碑影响疑似之说耳。时或借外国人之著述，窥其片鳞残甲，然甲国人论乙国之事，例固百不得一，况吾国之向闭关不与人通者耶!于是乎吾辈乃穷。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余种原质而成者也，合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而成者也。然使采集四十余种原质，作为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无一不备，若是者可谓之人乎?必不可。何则?无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实数干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泰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人脑之价值者。就中如《通鉴)一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通鉴》载奏议最多。盖此书专为格君而作也。吾辈今日读之，实嫌其冗)，其他更何论焉。至如《新五代史》之类，以别裁自命，实则将大事皆删去，而惟存邻猫生子等语，其可厌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国史学，真有无从下手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鉴》、《续通鉴》也，《大清会典》、《大清通礼》也，《十朝实录)、《十朝圣训》也，此等书皆万不可读，不读其一，则挂漏正多。然尽此数书而读之，日读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为功矣。况仅读此数书，而决不能足用，势不可不于前所列十种二十二类者一一涉猎之(杂史、传志、札记等所载，常有有用过于正史者。何则?彼等常载民间风俗，不似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也)。人寿几何?何以堪此!故吾中国史学知识之不能普及，皆由无一善别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万事皆取述而不作主义，而史学其一端也。细数二千年来史家，其稍有创用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其为立传者，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也。而后世之效颦者，则胡为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前此所无而杜创之，虽其完备不及《通考》，然创作之功，马何敢望杜耶?三曰郑渔仲。夹漈之史识，卓绝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称之。其《通志》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为太史公范围所困，以纪传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四曰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五曰袁枢。今日西史，大率皆纪事本末之体也。而此体在中国，实惟袁枢创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鉴纪事本末》也，非有见于事与事之相联属，而欲求其原因结果也，不过为读《通鉴》之方便法门，著此以代抄录云尔。虽为创作，实则无意识之创作。故其书不过为《通鉴》之一附庸，不能使学者读之有特别之益也。六曰黄梨洲。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曾有之盛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意，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诸类此者，其数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学案》，复为《宋元学案》，未成而卒。使假以十年，或且有《汉唐学案》、《周秦学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诚我国思想界之雄也。若夫此六君子以外〔袁枢实不能在此列)，则皆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记》以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辄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

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二端: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弹。前既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然则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职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署，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史学之界说

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今请析其条理而论述之。

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现象者何?事物之变化也。宇宙间之现象有二种:一曰为循环之状者。二曰为进化之状者。何谓循环?其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如四时之变迁，天体之运行是也。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是也。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进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天然学。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天下万事万物，皆在空间，又在时间(空间、时间，佛典译语，日本人沿用之。若依中国古义，则空间，宇也;时间，宙也。其语不尽通行，故用译语）。而天然界与历史界，实分占两者之范围。天然学者，研究空间之现象者也。历史学者，研究时间之现象者也。就天然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一成不变，万古不易，故其体为完全，其象如一圆圈。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而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

由此观之，凡属于历史界之学(凡政治学、群学、平准学、宗教学等，皆近历史界之范围)，其研究常较难。凡属于天然界之学(凡天文学、地理学、物质学、化学等，皆天然界范围)，其研究常较易。何以故?天然界已完全者也，来复频繁，可以推算，状态一定，可以试验。历史学未完全者也，今犹日在生长发达之中，非逮宇宙之末劫，则历史不能终极，吾生有涯，而此学无涯。此所以天然诸科学起源甚古，今已斐然大成，而关于历史之各学，其出现甚后，而其完备难期也。

此界说既定，则知凡百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史之范围。反是者，则不能属于历史之范围。又如于一定期中，虽有生长发达，而及其期之极点，则又反其始，斯仍不得不以循环目之。如动植物，如人类，虽依一足之次第，以生以成，然或一年，或十年，或百年，而盈其限焉，而反其初焉，一生一死，实循环之现象也。故物理学、生理学等，皆天然科学之范围，非历史学之范围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遭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譬之江河东流以朝宗于海者，其大势也。乃或所见局于一部，偶见其有倒流处，有曲流处，因以为江河之行，一东一西，一北一南，是岂能知江河之性矣乎(春秋家言，有三统，有三世。三统者，循环之象也。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是也，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三统则非历史之情状也。三世之义既治者，则不能复乱，借曰有小乱而必非与前此之乱等也。苟其一治则复一乱，则所谓治者必非真治也。故言史学者，当从孔子之义，不当从孟子之义)!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

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进化之义既定矣，虽然，进化之大理不独人类为然，即动植物乃至无机世界，亦常有进化者存，而通行历史所纪述，常限一人类者，则何以故?此不徒合人之自私其类而已。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故言历史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虽然，历史之范围，可限于人类，由人类之事实，不能尽纳诸历史。夫人类亦不过一种之动物耳，其一生一死，固不免于循环，即其日用饮食，言论行事，亦不过大略相等，而无进化之可言。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如以一人也，则今人必无以远过于古人。语其体魄，则四肢、五官，古犹今也;质点血轮，古犹今也。语其性灵，则古代周、孔、柏(柏拉图)、阿(阿里士多德)之智识能力，必不让于今人，举世所同认矣。然往往有周、孔、柏、阿所不能知之理，不能行之事，而今日乳臭小儿知之、能之者，何也?无他，食群之福，享群之利，借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擅，而智慧进焉，而才力进焉，而道德进焉。进也者，人格之群。非寻常之个人也（人类天性之能力能随文明进化之运而渐次增长与否，此问题颇难决定。试以文明国之一小儿不许受教育，不许蒙社会之感化。沐文明之恩泽，则其长成能有以异于野蛮国之小儿乎?恐不能也。盖由动物进而为人，己为生理上进化之极点，由小儿进力成人，已为生理上进化之极点，然则一个人殆无进化也。进化者，别超于个人之上之一人格而已，即人群是也)。然则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

畴昔史家，往往视历史如人物传者然。夫人物之关系于历史固也，然所以关系者，亦谓其于一群有影响云尔。所重者在一群，非在一人也。而中国作史者，全反于此目的，动辄以立佳传为其人之光宠，驯至连篇累牍胪列无关世运之人之言论行事，使读者欲卧欲呕，虽尽数千卷，犹不能于本群之大势有所知焉，由不知史之界说限于群故也。

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者。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亦名所界、能界。能、所二字，佛典译语常用为名词)，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虽然，求史学之公理公例，固非易易。如彼天然科学者，其材料完全，其范围有涯，故其理例亦易得焉。如天文学，如物质学，如化学，所已求得之公理公例不可磨灭者，既已多端，而政治学群学宗教学等，则瞠乎其后，皆由现象之繁赜，而未到终点也。但其事虽难，而治此学者不可不勉。大抵前者史家不能有得于是者，其蔽二端:一日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也。或局于一地，或局于一时代，如中国之史，其地位则仅叙述本国耳，于吾国外之现象，非所知也(前者他国之史亦如是)。其时代则上至书契以来，下至胜朝之末止矣，前乎此，后乎此，非所闻也。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凡民间之结集而成一人格之团体者，谓之法团，亦谓之法人。法人者，法律上视之与一个人无异也。一州之州会，一市之市会乃至一学校、一会馆、一公司，皆统名为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窍古之石史(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号曰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综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虽未克完备，而所得必已多矣。问畴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二曰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借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问畴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享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中国前此之无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无真
史家，亦即一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吾愿与同胞国民筚路蓝缕以辟此途也。

(以上说界说竟。作者初研究史学，见地极浅，自觉其界说尚有未尽未安者。视吾学他日之进化，乃补正之。著者识。)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何以故?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实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夫群与群之互有所排也，非大同太平之象也，而无如排于外者不剧，则结于内者不牢;结于内者不牢，则其群于不可得合，而有能占一名誉之位置于历史上。以故世界日益进步，而种族之论亦日益昌明。呜呼!后乎此者，其有种界尽破万国大同之那治乎?吾不敢知。若在今日，则虽谓人种问题为全世界独一无二之问题，非过言也。

有历史的人种，有非历史的人种。等是人种也，而历史的非历史的何以分焉?曰，能自结得，为历史的;不能自结者，为非历史的。何以故?能自结者则排人，不能自结者则排于人。排人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駸駸焉垄断世界历史之舞台。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扩张于外，而且澌灭于内，寻至失其历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台为他人所占。故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

近世言人种学者，其论不一。或主张一元说，而以为世界只有一人种。或主张多元说，而区分为四种(康德)，为五种(布曼伯)，为六种(巴科安)，为七种(韩特)，为八种(亚加智)，其多者乃至十一种，十五种，十六种，二十二种，六十种，其最多者分为六十三种(巴喀)，甚者以言语之分，而区为一千乃至二千余人种。然今所通行，则五种之说，所谓黄色种、白色种、棕色种、黑色种、红色种是也。或以南洋群岛太平洋群岛纽西仑诸土人，及中亚美利加之土人，合于黄种，以澳洲、南印度之土人合于黑种，而成为三大种。今勿具论。要之，缘附于此抟抟员舆上之千五百兆生灵，其可以称为历史的人种者，不过黄、白两族而已。今条其派别如下:

历史的人种
（一）黄种
(甲)
中国人
日本人
朝鲜人
暹罗人
其他亚细亚东部之人
（乙）
蒙古人
鞑靼人
鲜卑人(即今西伯利亚人)
其他亚细亚北部中部之人
（丙）
土耳其人
匈加利人
其他在欧洲之黄种人
（二）白种
(甲)哈密忒人种Hamitic
埃及人
里比亚人
哥士人(居阿刺伯及埃及之南)
（乙)沁密忒人种Semitic
西亚里亚人
巴比伦人
腓尼西亚人
希伯来人(犹太及以色列)
亚刺伯人
(丙)阿利安人种Aryan
亚细亚之部
（一）印度人
（二）伊兰人Irannic
米底亚人
波斯人
（一）欧罗巴之部
希腊人
罗马人
法兰西人
伊大利人
西班牙葡萄牙人
（二）峨特忒人Celtic
郜卢人
白里敦人
苏格兰人
爱尔兰人
（二）条顿人
那威人
瑞典人
丁抹人
德意志人
荷兰人
英人
（三）斯拉夫人
俄罗斯人
波兰人
波西米亚人
塞尔维亚人（多居奥大利）
其他

同为历史的人种也，而有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之分。何谓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之境域，不仅传本国之子孙，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是名为世界史的人种。吾熟读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关系，而求其足以当此名者，其后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则吾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中之阿利安种。而于其中复分为两大时期，前期为阿利安种与哈密沁、沁密忒两种合力运动时代，后期为阿利安种独力运动时代。前期之中，复分为三小时期:一、哈密忒全盛时代;二、沁密忒全盛时代;三、阿利安与哈密沁融合时代。于后期之中，亦分为三小时期:一、希腊罗马人时代;二、条顿人时代;三、斯拉夫人时代〔所谓各时代者，非此时代终而彼时代乃始也，其界限常不能甚分明，往往后时代中仍抱前时代之余波，前时代中己含后时代之种子，不过就其大势略区别之，取便称呼耳。观下文自明)。试略论之。夫以狭义言之，欧罗巴文明实为今日全世界一切语文明之母，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欧罗巴文明何自起?其发明光大之者，为阿利安民族，其组织而导引之者，为哈密忒与沁密忒之两民族，若世界文明史而有正统也，则其统不得不托始于哈密忒人。代表哈密忒者，曰埃及。埃及文明之花，实现于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于金字塔观其工艺之伟大(金字塔者，埃及古王之坟陵也。其最大者，容积七千四百万立方英尺，底阔七百六十四英尺，侧袤四百八十英尺，世界最大之石碑也。其能运如许重大之石材，上举于数百丈之高处，则其时工械力之大可想)。于木乃伊想其化学之发明(木乃伊者，埃及古王之尸体，以药物浸裹之，使其不朽，至今犹有存者，则当时之人已明化学，可以概见》，尼罗河畔，实历史上最荣誉之纪念场哉。自摩西为埃及王女所收养，遍学其教术，吸取其智识，既乃率同族以开犹太(详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是沁密忒文明出于埃及之明证也(其余巴比伦、叙利亚文明，亦得力于埃及不少，史家能言其详)。希腊古哲，如德黎Thales，如毕达哥拉Pythagoras，如梭伦Solon，如德谟吉来图Democritus，如柏拉图Plato,皆尝受教于埃及僧侣，而德谟吉来图、柏拉图二氏，且躬自游历埃土，而遏狄加人（希腊四大族之一)之宗教，及其群治制度，多承埃及之遗迹，是阿利安文明出于埃及之明证也，故今日欧洲文明，以希腊为父，以沁密忒为祖，以哈密忒为祖之所自出。虽然，哈密忒人，能创造之以待人取法者也。沁密忒人，能创造之且能传播之者也。阿利安人，能创造之能传播之且最能取法于人者也。故三族之优劣胜败于此判焉矣。

哈密忒于世界文明，仅有间接之关系，至沁密忒而始有直接之关系。当希腊人文未发达之始，其政治学术宗教，卓然有牢笼一世之概者，厥惟亚西里亚(或译作亚述)、巴比伦、腓尼西亚诸国。沁密忒人，实世界宗教之源泉也，犹太教起于是，基督教起于是，回教起于是。希腊古代之神话，其神名及祭礼，无一不自亚西里亚、腓尼西亚而来。新旧巴比伦之文学美术，影响于后代，其尤著者也。腓尼西亚之政体，纯然共和政治，为希腊所取法。其商业及航海术亦然。且以贸易之力，传播其文明，直普及于意大利，作罗马民族之先驱。故腓尼西亚国虽小，而关系于世界史者最大。若希伯来人之有摩西、耶稣两教主，其势力浸润全欧人民之脑中者，更不待论矣。故世界史正统之第二段在沁密忒人，而亚里西亚、巴比伦、希伯来为其主脑，腓尼西亚为其枢机。

其在第三段，为世界史之上人翁者，则希腊也。希腊代表阿利安种之一部。其民族则土著之“毕拉士治”Pelasgi人与西迁之阿利安人(阿利安分亚洲之部、欧洲之部，两者已详前表。希腊之阿利安，则自伊兰高原西来者也)混合而成者也，阿利安族之所长，在贵自由，重考验，务进步。惟贵自由，故其于政治也，不甘压制而倡言平等。惟重考验，故其于学问也，不构现象而探求原理。惟务进步，故其于社会一切事物也，不泥旧例而日事革新。阿利安族所以亘数千年至今常执全世界之牛耳者，皆此之由，而希腊人其最初之登场者也。希腊之代表，惟雅典与斯巴达。雅典右文，斯巴达尚武，两者虽不调和，而皆足以发挥阿利安族之特性，故史家或以今世欧罗巴，为古代希腊之放影，以古代希腊，为今世欧罗巴之缩图，非过言也。然其民族之团结力，只能建设市府政治，不能成就国家政治，故虽握霸权于历史上者七百年，卒服属于他国以致灭亡。

其在第四段，为世界之主人翁者，则罗马也。罗马位于古代史与近世史之过渡时代，而为其津梁。其武力既能挥斥八极，建设波斯以来梦想不及之绝大帝国，而其立法的智识，权利的思想，实为古代文明国所莫能及。集无量异种之民族，置之中央集权制度之下，为一定之法律以部勒之，故自罗马建国以后，而前此之旧民族，皆同化于罗马，如蜾蠃之与螟岭。自罗马解纽以后，而后此之新民族皆赋形于罗马，如大河之播九派。今日欧洲大陆诸国，其言语、文学、宗教风俗，各不相远，皆由其曾合并于罗马一统之下，浸润于同种之泽使然也。故希腊能吸集哈密忒、沁密忒两族之文明，纳诸阿利安族中，以成一特色。而罗马则承希腊正统，举其所吸集者、所结构者、以兵力而播之于世界。虽谓罗马为希腊之一亢宗子可也。虽然，罗马文明，其传袭希腊者固多，其独自结构者亦不少。如法律之制定，宗教之传播，其尤著也。

自希腊罗马以后，世界史之主位，既全为阿利安人所占，及于罗马末路，而阿利安族中之新支派，纷纷出现。除拉丁民族〔即罗马族)外，则峨特民族、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其最者也，峨特民族在阿利安中，以战胜攻取闻。其人为印度阿利安之一派，自西历纪元前二世纪，即已侵人欧洲，发韧于小亚细亚，越今之瑞典、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诸地，直至爱尔兰之西岸，苏格兰之高原，皆有足迹焉。后乃自中部欧罗巴，蹂躏希腊、马基顿，蔓延全陆，所至竞争斗恣杀掠，使人战栗。故峨特人在世界史上，其影响所及亦不鲜。虽然，其人能冒险而不能忍耐，故战胜之结果，无一可表见，而其血气之勇，终不足以敌罗马节制之师，卒被征服。及罗马亡后，遂服属于条顿人之轭下。今之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及法兰西人之一部，实峨特民族性质之代表也。

条顿民族之移住欧洲也，在拉丁、峨特两族之后，而其权力之影响于历史则过之。自中世以后，欧罗巴历史之中心点，实条顿人也。其民族移动之原因及其年代，虽不可确考，要之，自西历纪元二三世纪，始出现于欧罗巴东部，而其中有势力于历史上者，复分四派:其在东欧者曰高特族Goth，其在西欧者曰福伦喀族Frank，其在北欧者曰撒逊族Saxon，亦称日耳曼族，其在南欧者曰阿里曼族Alemanni。兹将千余年前条顿民族之位置列表如下:(见下页)

由是观之，世界文明史之第五段，实惟阿利安族中罗马人与条顿人争长时代，而罗马人达于全盛，为日中将昃之形，条顿人气象方新，有火然泉达之观。峨特人虽奋血气之勇，偶耸动一世耳目，而其内力不足以敌此两族，昙花一现，遂为天演所淘汰，归于劣败之数。自六世纪以后，而全欧文明之霸权，渐全归条顿人矣。

摄条顿人之迹而有大势力于历史上者，斯拉夫人也，以冒险之精神，道义之观念论之，条顿人迥非斯拉夫人所能及。若夫坚实耐久，立于千苦万难之中，毅然终始不失其特性者，则斯拉夫人殆冠宇内而无两也。彼等好战之心，不如条顿人之盛，若一旦不得已而跃马执剑，则无论如何之大敌，决不足以摄其前。彼等个人自由之观念，视条顿人虽大有所缺乏，至其注意公益，服从于一定主权之下，听其指麾，全部一致，其为国民的运动，又远非条顿人所能几也。故识者谓世界史之正统，其代条顿人以兴者，将在斯拉夫人，非虚言也。

条顿民族之位置沿革表






西历纪元三世纪

四世纪

五世纪

六世纪以后



高特族之位置



本世纪中叶，西高特族始见于多恼河之下流。其末叶，东高特族自多恼河下流入布加里亚。

西高特族建设王国。东高特族转入意大利建国焉。

本世纪末叶为东罗马帝国所灭，其支派占有北日耳曼之地。


福抡喀族之位置

居来因河之下流

本世纪中叶入于加利亚，建设多数之小王国。

本世纪末叶大败罗马军，使法兰西(指今地)境内不留罗马只骑。复胜高特、阿里曼诸族。

建设查里曼大帝国，成今日欧洲群雄树立之势。


撒逊族之位置

自埃士河越埃尔比河，宅居于今荷斯顿及丁抹诸地。



本世纪中叶撒逊人分为两派，一派越海与盎格鲁人共征服英国之大部，别成所谓盎格鲁撒逊民族者，其一派蹂躏大陆诸邦。

六世纪以来屡与福伦喀族争斗。至九世纪福伦喀王国建立，撒逊人亦全占有北日耳曼之全部。十一世纪盎格鲁撒
逊人全征服英国。


阿里曼族之位置

居多恼、麻因两河间，即日耳曼中部也。势力颇强，屡挫罗马军。



本世纪之末，为福伦喀族所阻，遏其进路。





条顿民族既兴以后，而罗马民族之力尚未衰。中世史之末叶，意大利自由市府勃兴，实为今世国家之嚆矢。而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人，当十四五世纪，国势且蒸蒸日上，西辟美洲，东略印度，南开南洋，阿利安人之势力范围，始磅礴于欧洲以外。其主动者皆罗马人也。虽然，以物竞天择之公例，罗马人之老大，终不敌条顿人之少年。未几而荷兰人起，与之竞争。未几而英吉利人起。一举而代之。近则德意志人，复駸駸然凌厉中原矣。故觇罗马、条顿两族之盛衰，但于其殖民历史之沿革焉足矣。北阿美利加也(初为法人、班人所开，今全属盎格鲁撒逊族矣)，南阿美利加也(本为班人、葡人所开，今为德意志势力范围)，印度也(初为法人所经营，后卒全归英辖)，南洋群岛也(初亦班、葡人航海所觅，今全为英、荷属)，皆告我辈以两民族消长之明效也。今日全地球之土地主权，其百分之九十分，属于白种人。而所谓白种人者，则阿利安人而已。所谓阿利安人者，则条顿人而已。条顿人实今世史上独一无二之主人翁也。

论正统

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千余年来，陋儒断断于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是不可以不辩。

统字之名词何自起乎?殆滥觞于《春秋》。《春秋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即后儒论正统者所援为依据也。庸讵知《春秋》所谓大一统者，对于三统而言，《春秋》之大义非一，而通三统实为其要端。通三统者，正以明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与后儒所谓统者，其本义既适相反对矣。故夫统之云者，始于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惧民之不吾认也，乃为是说以籍制之曰：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吾生而有特别之权利，非他人所能几也。因文其说曰：“亶聪明，作父母。”曰：“辨上下，定民志。”统之既立，然后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蛮野，而不得谓之不义，而人民之稍强立不挠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诸恶名，以锄之摧之。此统之名所由立也。《记》 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若是乎，无统则已，苟其有统，则创垂之而继续之者，舍斯民而奚属哉？故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借曰君而有统也，则不过一家之谱碟，一人之传记，而非可以冒全史之名，而安劳史家之哓哓争论也。然则以国之统而属诸君，则固已举全国之人民，视同无物，而国民之资格所以永坠九渊而不克自拔，皆此一义之为误也。故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以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

统之义已谬，而正与不正，更何足云。虽然，亦既有是说矣，其说且深中于人心矣，则辞而辟之，固非得已。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朱子《通鉴纲目》所推定者，则秦也，汉也，东汉也，蜀汉也，晋也，东晋也，宋、齐、梁、陈也，隋也，唐也，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也。本朝乾隆间《御批通鉴》从而续之，则宋也，南宋也，元也，明也，清也。所谓正统者，如是如是，而其所据为理论，以衡量夫正不正者，约有六事：

一曰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也。凡混一宇内者，无论其为何等人，而皆奉之以正，如晋、元等是。

二曰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其正不正也。虽混一宇内，而享之不久者，皆谓之不正，如项羽、王莽等是。

三曰以前代之血胤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蜀汉、东晋、南宋等是。

四曰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因汉而正魏，因唐而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是。

五曰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因唐而正隋，因宋而正周等是。

六曰以中国种族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宋、齐、梁、陈等是。

此六者，互相矛盾，通于此则窒于彼，通于彼则窒于此，而据《 朱子纲目》 及《 通鉴辑览》 等所定，则前后互歧，进退失据，无一而可焉。请穷谙之。夫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则混一者固莫与争矣。其不能混一者，自当以最多者为最正，则符秦盛时，南至邛僰，东抵淮泗，西极西域，北尽大碛，视司马氏版图过之数倍。而宋金交争时代，金之幅员，亦有天下三分之二，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则如汉唐等之数百年，不必论矣。若大拓跋氏之祚，回轶于宋齐梁陈；钱鏐、刘隐之系，远过于梁唐晋汉周；而西夏李氏，乃始唐乾符，终宋宝庆，凡三百五十余年，几与汉唐埓，地亦广袤万里，又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前代之血胤而定，则杞宋当二日并出，而周不可不退处于篡僭。而明李槃以宇文氏所臣属之萧岿为篡贼，萧衍延苟全之性命而使之统陈；以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勖，不知所出之徐知浩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统分据之天下者，将为特识矣。而顺治十八年间，故明弘光、隆武、永历，尚存正朔，而视同闰位，何也？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前代旧都所在而定，则刘、石、慕容、符、姚、赫连、拓跋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故宅也；女真所抚之众，皆汉唐之遗民也，而又谁为正谁为伪也？如以后代所承所出者为正，则晋既正矣，而晋所自出之魏，何以不正？前既正蜀，而后复正晋，晋自篡魏，岂承 汉而兴邪？唐既正矣，且因唐而正隋矣，而隋所自出之宇文，宇文所自出之拓跋，何以不正？前正陈而后正隋，隋岂因灭陈而始有帝号邪？又乌知夫谁为正而谁为伪也！若夫以中国之种族而定．则诚爱国之公理，民族之精神，虽迷于统之义，而犹不悖于正之名也。而惜乎数千年未有持此以为鹄者也。李存勖、石敬塘、刘智远，以沙陀三小族，窃一掌之地，而靦然奉为共主。自宋至明百年间，黄帝子孙，无尺寸土，而史家所谓正统者，仍不绝如故也。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于是乎而持正统论者，果无说以自完矣。

大抵正统之说之所以起者，有二原因：其一，则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温公所谓“宋魏以降，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人汴，比之穷新（原注：唐庄宗自以为继唐，比朱梁于有穷篡夏，新室篡汉），运历年纪，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 资治通鉴》 卷六十九），诚知言矣。自古正统之争，莫多于蜀魏问题。主都邑者以魏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为宗子，而其议论之变迁，恒缘当时之境遇。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晋，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凿齿时则晋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说，而仍沿都邑，则刘、石、符、姚正，而晋为僭矣。凿齿之正蜀，凡亦以正晋也。其后温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温公生北宋，而朱子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与晋之篡魏宅许者同源。温公之主都邑说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宋与江东之晋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说也，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盖未有非为时君计者也。至如五代之亦靦然目为正统也，更宋人之讆言也。彼五代抑何足以称代？朱温盗也，李存勖、石敬塘、刘智远沙陀犬羊之长也。温可代唐，则侯景、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华之主，则刘聪、石虎可代晋也。郭威非夷非盗，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业无闻，乘人孤寡，夺其穴以篡立，以视陈霸先之能平寇乱，犹奴隶耳。而况彼五人者，所掠之地，不及禹域二十分之一，所享之祚合计仅五十二年。而顾可以圣仁神武某祖某皇帝之名奉之乎？其奉之也，则自宋人始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为所自受，因而溯之，许朱温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以上采王船山说）。其正五代也，凡亦以正宋也。至于本朝，以异域龙兴，人主中夏，与辽金元前事相类，故顺治二年三月，议历代帝王祀典，礼部上言，谓辽则宋曾纳贡，金则宋尝称侄，帝王庙祀，似不得遗。骎骎乎欲伪宋而正辽金矣，后虽惮于清议，未敢悍然，然卒增祀辽太祖、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金太祖、太宗、世宗、章宗、宣宗、哀宗。其后复增祀元魏道武帝、明帝、孝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 宣武帝、孝明帝，岂所谓兔死狐悲，恶伤其类者耶？由此言之，凡数千年来哓哓于正不正，伪不伪之辩者，皆当时之霸者与夫霸者之奴隶．缘饰附会，以保其一姓私产之谋耳。而时过境迁之后，作史者犹慷他人之慨，龂龂焉辩得失于鸡虫，吾不知其何为也。其二，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也。陋儒之说，以为帝王者圣神也，陋儒之意，以为一国之大，不可以一时而无一圣神焉者，又不可以同时而有两圣神焉者。当其无圣神也，则无论为乱臣为贼子为大盗为狗偷为仇雠为夷狄，而必取一人一姓焉，偶像而尸祝之曰：此圣神也！此圣神也！当其多圣神也，则于群圣群神之中，而探阄焉，而置棋焉，择取其一人一姓而膜拜之日：此乃真圣神也！而其余皆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雠夷狄也。不宁惟是，同一人也，甲书称之为乱贼偷盗仇雠夷狄，而乙书则称之为神圣焉。甚者同一人也，同一书也，而今日称之为乱贼偷盗仇雠夷狄，明日则称之为神圣焉。夫圣神自圣神，乱贼自乱贼，偷盗自偷盗，夷狄自夷狄，其人格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一望而知，无能相混者也，亦断未有一人之身，而能兼两途者也。异哉！此至显至浅至通行至平正之方人术，而独不可以施诸帝王也。谚曰：“成即为王，败即为寇。”此真持正统论之史家所奉为月旦法门者也，夫众所归往谓之王，窃夺殃民谓之寇。既王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堕而为寇。既寇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升而为王，未有能相印焉者也。如美人之抗英而独立也，王也，非寇下，此其成者也。即不成焉，如菲律宾之抗美，波亚之抗英，未闻有能目之为寇者也。元人之侵日本，寇也，非王也，此其败者也。即不败焉，如蒙古蹂躏俄罗斯，握其主权者数百年，未闻有肯认之为王者也。中国不然，兀术也，完颜亮也，在《宋史》则谓之为贼为虏为仇，在（金史》则某祖某皇帝矣。而两皆成于中国人之手，同列正史也。而“诸葛亮入寇”、“丞相出师”等之差异，更无论也。朱温也，燕王棣也，始而曰叛曰盗，忽然而某祖某皇帝矣，而曹丕、司马炎之由名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更无论也。准此以谈，吾不能不为匈奴冒顿、突厥颉利之徒悲也，吾不能不为汉吴楚七国、淮南王安、晋八王、明宸濠之徒悲也，吾不能不为上官桀、董卓、桓温、苏峻，侯景、安禄山、朱泚、吴三桂之徒悲也，吾不得不为陈涉、吴广、新市平林、铜马赤眉、黄巾、 窦建德、王世充、黄巢、张士诚、陈友谅、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之徒悲也。彼其与圣神，相去不能以寸耳，使其稍有天幸，能于百尺竿头，进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年后赡才博学正言谠论倡天经明地义之史家，不奉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钦明文思、睿哲显武、端毅弘文、宽裕中和、大成定业、太祖高皇帝”之徽号，而有腹诽者则曰大不敬，有指斥者则曰逆不道也。此非吾过激之言也。试思朱元璋之德，何如窦建德？萧衍之才，何如王莽？赵匡胤之功，何如项羽？李存勖之强，何如冒顿？杨坚传国之久，何如李元昊？朱温略地之广，何如洪秀全？而皆于数千年历史上巍巍然圣矣神矣。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幸不幸而已。若是乎，史也者，赌博耳！儿戏耳！鬼蜮之府耳！势利之林耳！以是为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兽也？而陋儒犹嚣嚣然曰：此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伦也！国之本也！民之坊也！吾不得不深恶痛绝夫陋儒之毒天下如是其甚也。

然则不论正统则亦已耳，苟论正统，吾敢翻数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也。第一，夷狄不可以为统，则胡、元及沙陀三小族，在所必摈，而后魏、北齐、北周、契丹、女真，更无论矣。第二，篡夺不可以为统，则魏、晋、宋、齐、梁、陈、北齐、北周、隋、后周、宋，在所必摈，而唐亦不能免矣。第三，盗贼不可以为统，则后梁与明在所必摈，而汉亦如唯之与阿矣。止统当于何求之？曰：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必不获已者，则如英、德、日本等立宪君主之国，以宪法而定君位继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宪法之语誓于大众，而民亦公认之。若是者，其犹不谬于得邱民为天子之义，而于正统庶乎近矣。虽然，吾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何处有此？然犹齗龂于百步五十步之间，而曰统不统正不正，吾不得不怜其愚，恶其妄也。后有良史乎！盍于我国民系统盛衰强弱主奴之间，三致意焉尔。
论书法
新史氏曰：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也？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能事也？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果据何主义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而敢嚣器然以书法自鸣也？史家之言曰：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柄，褒贬百代者也。书法善，则为良史；反是，则为秽史。嘻！此誓占也。《春秋》之书法，非所以褒贬也。夫古人往矣，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孔子岂其为惮烦，而一一取而褒贬之？《春秋》 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发表其政见也，生于言论不自由时代，政见不可以直接发表，故为之符号标识焉以代之。书尹氏卒，非贬尹氏也，借尹氏以识世卿也。书仲孙忌帅师围运，非贬仲孙忌也，借仲孙忌以识二名也。此等符号标识，后世谓之书法。惟《春秋》可以有书法。《春秋》，经也，非史也，明义也，非记事也。使《春秋》而史也，而记事也，则天下不完全、无条理之史，孰有过于《春秋》者乎？后人初不解《春秋》之为何物，胸中曾无一主义，撅拾一二断烂朝报，而规规然学《春秋》 ，天下之不自量，孰此甚也！吾敢断言曰：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书法，无《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书法。
问者曰：书法以明功罪，别君子小人，亦使后人有所鉴焉，子何绝之甚？曰：是固然也，以然，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故善为史者，心无暇龂龂焉褒贬一二人，亦决不肯龂龂焉褒贬一二人。何也？褒贬一二人，是专科功罪于此一二人，而为众人卸其责任也。上之启袅雄私天下之心，下之堕齐民尊人格之念，非史家所宜出也。吾以为一民族之进化堕落，其原因决不在一二人。以为可褒则宜俱褒，以为可贬则宜俱贬。而中国史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团体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终不进也。吾非谓书法褒贬之必可厌，吾特厌夫作史者以为舍书法褒贬外，无天职无能事也。
今之谈国事者，辄日恨某枢臣病国，恨某疆臣殃民。推其意，若以为但能屏逐此一二人，而吾国之治即可与欧美最文明国相等者然，此实为旧史家谬说所迷也。吾见夫今日举国之官吏士民，其见识与彼一二人者相伯仲也，其意气相伯仲也，其道德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先有无量数病国殃民之人物，而彼一二人乃乘时而出焉，偶为其同类之代表而已。一二人之代表去，而百千万亿之代表者，方且比肩而立，接踵而来，不植其本，不清其源，而惟视进退于一二人，其有济乎？其无济乎？乃举国之人，莫或自讥自贬，而惟讥贬以一二人，吾不能不为一二人呼冤也。史者也，求有益于群治也，以此为天职为能事，问能于群治有丝毫之影响焉否也。
且旧史家所谓功罪善恶，亦何足以为功罪善恶？其所纪载，不外君主与其臣妾交涉之事。大率一切行谊，有利于时君者，则谓之功，谓之善，反是者则谓之罪，谓之恶。其最所表彰者，则列节之臣也，其最所痛绝者，叛逆及事二姓者也，夫君子何尝不贵死节？虽然，古人亦有言，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苟不己死而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若是乎，死节之所以可贵者，在死国，非在死君也。试观二十四史所谓忠臣，其能合此资格者几何人也。事二姓者，一奴隶之不足，而再奴隶焉，其无廉耻不待论也。虽然，亦有辩焉：使其有救天下之志，而欲凭借以行其道也，则佛肸召而子欲往矣，公山召而子欲往矣。伊尹且五就汤而五就桀矣，未见其足以为圣人病也。苟不尔者，则持禄保位富贵骄人以终身于一姓之朝，安用此斗量车载之忠臣为也！《纲目》书莽大夫扬雄死，后世言书法者所最津津乐道也。吾以为扬雄之为人，自无足取耳，若其人格之价值，固不得以事莽不事莽为优劣也。新莽之治，与季汉之治，则何择焉？等是民贼也，而必大为鸿沟以划之曰：事此贼者忠义也，事彼贼者奸佞也，吾不知其何据也。雄之在汉，未尝得政，未尝立朝，即以旧史家之论理律之，其视魏征之事唐，罪固可未减焉矣。而雄独蒙此大不韪之名，岂有他哉？李世民幸而王莽不幸，故魏征幸而扬雄不幸而己。吾非欲为懁薄卑靡之扬雄讼冤，顾吾见夫操斧钺权之最有名者，其衡量人物之论据，不过如是，吾有以见史家之于人群渺不相涉也。至于叛逆云者，吾不知泗上之亭长，何以异于渔阳之戍卒；晋阳之唐公，何以异于宸濠之亲藩；陈桥之检点，何以异于离石之校尉。乃一则夷三族而复被大憝之名，一则履九五而遂享神圣之号，天下岂有正义哉！惟权力是视而已。其间稍有公论者，则犯颜死谏之臣时或表彰之是已。虽然，然所谓敢谏者，亦大率为一姓私事十之九，而为国民公义者十之一。即有一二，而史家之表彰之者，亦必不能如是其力也。嘻！吾知其故矣。霸者之所最欲者，则臣妾之为之死节也。其次则匡正其子孙之失德而保其作也。所最恶者，臣妾之背之而事他人也。其尤甚者，则发难而与己为敌也。故其一赏一罚，皆以此为衡。汉高岂有德于雍齿而封之？岂有感于丁公而杀之？所谓为人妇则欲其和我，为我妇则欲其为我詈人耳。而彼等又知夫人类有尚名誉之性质，仅以及身之赏罚而不足以惩劝也，于是鼎革之后，辄命其臣妾修前代之史，持此衡准以赏罚前代之人，固以示彼群臣群妾曰：尔其效此，尔其毋效彼。此霸者最险最黠之术也。当崇祯、顺治之交，使无一洪承畴，则本朝何以有今日？使多一史可法，则本朝又何以有今日？而洪则为《国史?贰臣传》之首，史则为《明史?忠烈传》之魁矣。夫以此两途判别洪、史之人格，夫谁曰不宜？顾吾独不许夫霸者之利用此以自固而愚民也。问二干年来史家之书法，其有一字非为霸者效死力乎？无有也。霸者固有所为而为之，吾无责焉，独不解乎以名山大业自期者，果何德于彼，而必以全力为之拥护？也故使克林威尔生于中国，吾知其必与赵高、董卓同诉；使梅特涅生于中国，吾知其必与武乡、汾阳齐名。何也？中国史家书法之性质则然也。
吾非谓史之可以废书法，顾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而必不可妄学《春秋》，侈衮钺于一字二字之间，使之后读者，加注释数千言，犹不能识其命意之所在。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而必不可专奖励一姓之家奴走狗，与夫一二矫情畸行，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君不读龙门《史记》乎，史公虽非作史之极轨，至其为中国史家之鼻祖，尽人所同认矣。《史记》之书法也，岂尝有如庐陵之《新五代史》，晦庵之《通鉴纲目》，咬文嚼字，矜愚饰智，龂龂于绍小功之察而问无齿决者哉！
论纪年
或问新史氏曰：子之驳正统论，辩矣。虽然，昔之史家说正统者，其意非必皆如吾子所云云也。盖凡史必有纪年，而纪年必借王者之年号，因不得不以一为主，而以余为闰也。司马温公尝自言之矣（《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新史氏曰：审如是也，则吾将更与子论纪年。
纪年者何义也？时也者，过而不留者也。立乎今日以指往日，谓之去年，谓之前年，谓之前三年，前十年，再推而上之，则词穷矣。言者既凌乱而难为之名，听者亦瞀惑而莫知所指矣。然人生在世，则已阅数十寒暑，其此年与彼年交涉比较之事，不一而足。而人之愈文明者，其脑筋所容之事物愈多，恒喜取数百年数千年以前之事，而记诵之讨论之。然而年也者，过而不留者也，至无定而无可指者也：无定而无可指，则其所欲记之事，皆无所附丽，故不得不为之立一代数之记号，化无定为有定，然后得以从而指名之，于是乎有纪年。凡天地间事物之名号，其根原莫不出于指代，而纪年亦其一端也。
凡设记号者，皆将使人脑筋省力也。故记号恒欲其简，不欲其繁。当各国之未相遇也，各自纪年，盖记号必不能暗同，无可如何也。及诸国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共代数记号，各参差不相符，则于人之脑筋甚劳，而于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据其义曰：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后改元。所以齐万而为一，去繁而就简，有精意存焉也（孔子前皆各国各自纪元。详见《纪年公理》）。
既明纪年之性质及其公例矣，然则一地之中，而并时有数种纪年，固为不便，百年之内，而纪年之号屡易，其不便亦相等明矣。何也？一则横繁，一则竖繁也。是故欲去繁而就简者，必不可不合横竖而皆一之。今吾国史家之必以帝王纪年也，岂不以帝王为一国之最巨物乎哉！然而帝王在位之久，无过六十年者（康熙六十一年，在中国数干年中实独一无二也）。其短者，或五年，或三年，或二年一年乃至半年。加以古代一帝之祚，改元十数，瞀乱繁杂，不可穷诘。故以齐氏《纪元编》所载年号，合正统膺伪计之，不下千余。即专以史家所谓正统者论，计自汉孝武建元（以前无年号），以迄今光绪，二千年何，而为年号者，三百十有六。今试于此三百十六之中，任举其一以质诸学者，虽极淹博者，吾知其不能具对也。于是乎强记纪元，遂为谈史学者一重要之学科，其糜脑筋于无用亦甚矣。试读西史，观其言几千几百年，或言第几世纪，吾一望而知其距今若干年矣。或有译本以中国符号易之，而曰唐某号某年，宋某号某年，则棼然不知其何指矣（译西书而易以中国年号，最为无理。非惟淆乱难记，亦乖名从主人之义。若言中国事而用西历，其谬更不待辩矣）。夫中国人与中国符号相习，宜过于习他国矣，然难若天渊焉者何也？一极简，一极繁也。苟通此义、则帝王纪年之法，其必不可以久行于今日文明繁备之世，复何待言！
西人之用耶稣纪元，亦自千四百年以来耳。古代之巴比伦人，以拿玻纳莎王为纪元（在今西历纪元前747年），希腊人初时，以执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年纪之，其后改以和灵之大祭为纪元（当纪元前767年）。罗马人以罗马府初建之年为纪元（当纪元前753年）。回教国民以教祖摩哈麦德避难之年为纪元（当纪元前622年）。犹太人以《旧约? 创世记》所言世界开辟为纪元（当纪元前3761年），自耶稣立教以后，教会以耶稣流血之年为纪元。至第六世纪，罗马一教士，倡议改用耶稣降生为纪元，至今世界用之者过半。此泰西纪年之符号逐渐改良，由繁杂而趋于简便之大略也。要之，苟非在极野蛮时代，断无以一帝一号为纪年者，有之，其惟亚洲中之中国、朝鲜、日本诸国而已（日本近亦以神武天皇开国为纪元）。
曰：然则中国当以何纪？曰：昔上海强学会之初开也，大书孔子卒后二千四百七十三年。当时会中一二俗士，闻之舌挢汗下色变，曰：是不奉今王正朔也，是学耶稣也。而不知此实太史之例也。《史记》于《老子列传》大书孔子卒后二百七十五年，而其余各国世家，皆书孔子卒，此史公开万世纪元之定法也。近经学者讨论，谓当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纪，不如以孔于生纪。至今各报馆用之者既数家，达人著书，亦往往采用。此号殆将易天下矣。用此为纪，厥有四善：符号简，记忆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贼，纷争正闰，二也。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孔子以后，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者，则用西历纪元前之例，逆而数之，其事不多，不足为病，四也。有此四者，则孔子纪元，殆可以侯诸百世而不惑矣。或以黄族鼻祖之故，欲以黄帝纪；或以孔子大同托始故，欲以帝尧纪；或以中国开辟于夏后故，欲以大禹纪；或以中国一统于秦故，欲以秦纪。要皆以事理有所窒，于公义无所取，故皆不足置辩；然则以孔子生纪元，殆后之作史者所宜同认矣。
纪元之必当变也，非以正统闰统之辩而始然也。然纪元既不以帝号，则史家之争正统者，其更无说以自文矣。不然，以新莽之昏虐，武后之淫暴，而作史者势不能不以其始建国、天凤、地皇、光宅、垂拱、永昌、天授、长寿、延载、天册、登封、神功、圣历、久视、长安等年号，厕之于建元之下，光绪之上，其为我国史污点也，不亦甚乎！况污点国史者，又岂直新莽、武后乎哉！

新中国未来记 清 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一至五回）（清）梁启超著

第一回楔子
第二回孔觉民演说近世史，黄毅伯组织宪政党
第三回求新学三大洲环游，论时局两名士舌战
第四回旅顺鸣琴名士合并，榆关题壁美人远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