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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史一

卷五史一

史之与经,上古元无所分。如《尚书》之尧典,即陶唐氏之史也。其舜典,即有虞氏之史也。大禹皋陶漠益稷禹贡,即有夏氏之史也。汤誓伊训太甲说命盘庚,即有殷氏之史也。泰誓牧誓武成金洛诰君牙君奭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子修书,取之为经,则谓之《经》。及太史公作《史记》,取之以为五帝三王纪,则又谓之《史》。何尝有定名耶?陆鲁望曰:《书》则记言之史,《春秋》则记事之史也。记言记事,前后参差。曰经曰史,未可定其体也。案经解则悉谓之经,区而别之,则《诗》、《易》为经,《书》与《春秋》实史耳。及孔子删定六经之后,天下不复有经矣。而周天王及各国皆立史官,如周有史佚太史儋内史过内史叔兴叔服,虢有史嚚,卫有史华,晋有史苏史狐史墨,鲁有史克,世掌史事而遂有专史矣。当时各国皆有史。《鲁史》偶经孔子笔削,寓一王之法,故独传耳。汉兴司马谈、司马迁世为太史令;东汉则班彪父子世领史职,而二氏卒能整齐汉事,成一家言。今亦与六经并行矣。后世虽代有纪言纪事之官,然作史者又未必即若人也。今二十一代史具在,其得失是非,可考而知也。至于近代之事,其世道之盛衰,人物之升降,风俗之隆替,皆史之流也。其大者,则领史职者载之。若夫识其小者,则不贤者之责也。故备录以俟史氏之阙文,自五以至十四共十卷。历代之史,其不在十九代正史之数者,在古则有帝王世纪,在两汉则有司马彪续《汉书》、射承《后汉书》、华峤《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在魏则有鱼豢《魏书》、《江表传》;在晋则有王隐《晋书》、臧荣绪《晋书》、陆机《晋书》、曹嘉之《晋书》、《晋中兴书》;在宋则有徐爰《宋书》。

其编年之史,在两汉则有荀悦《汉纪》、东观《汉记》、张璠《汉纪》、袁宏《汉纪》、薛莹《汉纪》、汉晋《春秋》、献帝《春秋》;在三国则有魏氏《春秋》、魏氏《春秋异同》、《魏武帝杂事》、《魏略》、《蜀记》、《吴历》、张勃《吴录》;在晋则有孙盛《晋阳秋》、檀道鸾《晋阳秋》、干宝《晋纪》、徐广《晋纪》;在宋则有裴子野《宋略》、《南史》、《北史》。此皆载一代之事耳。至司马文正公,遂起自周威烈王迄于隋之显德,通作一史,名为《资治通鉴》,而天下始有通史矣。李焘长编,则继司马公而作者,宋七朝之史也。后又有《续长编》,朱晦庵作《通鉴纲目》,大率即《通鉴》之事而稍寓以书法。纲以法经,目以法传,盖欲以继春秋之笔也。

如应劭汉宫仪、汉旧仪、汉旧事、汉杂事、汉宫典、职齐官职仪、晋公卿礼秩、大唐六典之类,此皆杂载各代之典章,以备作史者也。

古称国灭史不灭,故虽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古有《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蜀王本纪》;汉末有《九州春秋》,载袁绍公孙瓒诸人事;晋有崔鸿《十六国春秋》,载五胡之事;又有车颖《秦书》、《赵书》、《燕书》,有《秦记》、《凉记》;蜀李雄书;南唐有马令《南唐书》、陆务观《南唐书》,大率皆霸史也。余家旧得一抄本,乃载安禄山与史朝义时事,共三卷,又宋徽钦北狩,亦有窃愤录诸书,乃知史固未尝一日灭于天下也。

壬子冬到都,首谒双江先生。先生问别来二十年做得甚么功夫,余对以二十年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猎两遍。先生云:汝吴下士人,凡有资质者,皆把精神费在这个上。盖先生方谈心性而黜记诵之学故也。余口虽不言,心甚不然之。盖经术所以经世务,而诸史以载历代行事之迹。故六经如医家素难,而诸史则其药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于今,越历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变,取古人成迹斟酌损益,庶有依据。苟师心自用,纵养得虚静,何能事事曲当哉?寻常应务犹可,至于典章仪式名物度数,其亦可以意见处之哉。故一经变故棼集,则茫无所措。遂至于率意定方,误投药剂,非但无救于病,其人遂成■〈疒兄〉痼矣。可无惧哉!

太史公《史记》,为历代帝王作十二本纪,为朝廷典章作八书,为年历作十表,为有士者作三十世家,为贤士大夫作七十列传。其凡例皆以己意创立,而后世作史者举不能违其例,盖甚奇矣。《史记》起自五帝迄于汉武,盖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中,而为诸人立传仅仅若此。今观书中诸传欲去一人,其一人传中欲去一事,即不可得。真所谓一出一入,字挟千金。春藏之石室副在人间,实不为过。若后人作史,无秽冗滥,去一人不为少,增一人不为多。今宋元史中,苟连去数十传,一传中削去数事,亦何关于损益之数哉。

魏其武安,其事相联,故并作一传,然终始只一事。

范蠡列在《货殖传》。本传只载货殖事,若霸越诸谋画与越事相联者,则附见越世家中。其救中子杀人事,亦附其后。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人谓太史公为孔子立世家非是。盖以为论道德,则孔子为帝王师,不当在诸侯之列;语其位,则孔子未尝有封爵,不当与有土者并,是大不然。盖方汉之初,孔子尚未尝有封号,而太史公逆知其必当有褒崇之典,故遂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以土者土去则爵夺,以德者德在与在。今观自战国以后,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则世家之久,莫有过于孔子者。《史记》又以孔门七十二弟子与老子、孟子、荀卿并列为传,则其尊之至矣。孰谓太史公为不知孔子哉?

《史记》序六家要旨,进道德,绌儒术,诚有如班孟坚所讥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陈得失,有若案断,历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贯串,累累如贯珠,粲然夺目。文章之奇伟,孰有能过此者耶?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其尧舜纪全用二典成篇。中间略加点窜,便成太史公之文。左氏之文口非不奇,但嫌其气促耳。至《史记》季札观乐一段,全用《左传》语,但增点数字,而文字便觉舒徐。乃知此者胸中自有一副炉■〈韦冓〉,其点化之妙,不可言也。

《史记》游侠传序论,至取季次原宪,读书怀独行之君子,义不苟合当世者。以此两者相形以较短长,似为太过,世亦以此非之。然其文章之抑扬出入,若神龙变幻,有非人之可能捉摸者,盖甚奇矣。《汉书》游侠传序,其说稍近正,文章则去太史公远甚,二篇不可并观矣。

《史记》游侠传序论,此正是太史公愤激著书处。观其言,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世主,功名俱著者为无可言,而独有取于布衣之侠。又以虞舜井廪,伊尹鼎俎,传说板筑,吕尚卖食,夷吾百里桎梏饭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见缓急人所时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侠士济而出之,使拘学抱咫尺之义者,虽累数百何益于事?又引鄙语,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盖言世之所谓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故窃钩者非,诛之是矣。而窃国者天下之大非也,则宜为诛首矣而为诸侯。夫为诸侯,则天下之为仁义者争趋之。仁义所往遂谓之仁义,不复计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门仁义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为有德。然则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非者,果真非耶?此正如庄子之ㄈ诡博达,谬悠其说以舒其轻愤不平之气。而世之不知者,遂以为此太史公之庄语也。岂所谓痴人前说梦耶?

班孟坚书,虽无太史公之奇,然叙事典赡,亦自成一家之言。故世之言史者,并称史汉,盖以为《史记》之后便有《汉书》。

《汉书东方朔传》,不承袭褚先生之语而自立论,其序董偃事,亦周匝顿挫,宛如画出,能用太史公法。其取设客难与非有先生论二篇,文章亦甚奇伟。如谏罢上林苑与对武帝朕何如主诸语,其剪裁去取皆妙,便可与《史记》角立。

班固书杨王孙传,汉以后未必有如此人。纵有之,作史者亦未必能为之立传。盖此事虽无大关系,然能达大道之本,不可使后世不知此等议论。

胡建传,其事亦甚俊伟,不知《史记》何故不为之立传。传中言孝武天汉中为军正丞,或者是太史公得罪以后事也。

杨子幼传,载子幼与戴长乐辨诘狱辞,仿佛魏其武安侯传。《东汉书》路粹诬奏孔融语,远不逮也。霍光传,废昌邑王一事,序得舒徐详委,亦得太史公法。

太史公以贾谊与屈原同传,故但载其吊屈原文与赋二篇而已。然谊所上政事书,先儒称其通达国体,以为终汉之世,其言皆见施用。又其所论贮积与铸钱诸事,皆大有关于政理,是何可以不传?班固取入《汉书》传中,最是。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齐汉事,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唐子西言,太史公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亦是名言。

黄山谷言,每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浇灌之,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

又云,班固《汉书》最好读,然须依卷帙先后,字字读过。久之,使一代之事参错在胸中,便为不负班固矣。

相传谓欧阳公不喜《史记》,此理之不可晓者。观苏子瞻与黄山谷亦只称班固书,不常道着《史记》,盖子瞻出欧公之门,而山谷则苏公之友也。

范蔚宗《汉书》,虽则已落宋齐绮靡之习,然子长、孟坚世领史职,故自司马谈、班彪以来,皆撰述汉事,而子长、孟坚不无所因。若蔚宗则取华峤张璠诸书而整齐之,首尾贯串,勒成一家,其叙东汉二百年事,简而不漏,繁而不芜,亦可称名史,故世以与班固书并行,似不为过。

陈寿作《三国志》,与丁梁州索米。又因诸葛武侯尝黜其父,故传中言临敌制胜非其所长。世遂称为秽史,然其叙事简严质实,犹不失史家体格。自寿之后,作史者殆无足言矣。

自唐以前诸史,唯《晋书》最为冗杂。正以其成于众人之手也,此之谓百家衣骨董羹。夫布褐虽至粗恶,然使其为完衣,则犹可适体。今或以布褐与锦绮杂缀成服,其得为观美乎?盖经五胡云扰之后,晋事或多遗漏。而王隐之书,晋人元陋其浅鄙。唐之诸公,遂以郭颁《世语》、刘义庆《世说新语》诸小说缀缉成书。其得谓之良史乎?

沈约作《宋书》,虽非当行家,然约本文士,出自一手,终是可观。

新《唐书》,欧阳公诸志序论甚好。宋子京作列传,但做自家文字。故唐事或多遗漏,世以为不如刘句之书为胜。

自陈寿《三国志》后,惟欧阳公《五代史》平典质直,最得史家之体。即欧阳文字中,亦无有能出其上者,这便是当行家。

杨升庵云:苏老泉曰,唐三百年文章非两汉无敌。史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而卒无一人可与陈寿、范晔比肩,其论当矣。盖虽韩退之顺宗实录,亦在所不取也。宋之琐儒,乃以《五代史》并迁。此不足以欺儿童而可诬后世乎?然以诸史较之,《五代史》固是史笔,亦难以尽诬也。

史至宋元辽金四家而鄙猥极矣。余在南都时,赵大周先生尝议欲删改《宋史》,余以为非同志三四人不可。盖列传中有事不关于朝廷,又非奇伟卓绝之行,或武臣之业,非以劳定国以死勤事,而其功但在一方者,皆不得立传。须削去数百人,其有一事或相关数人,而彼此互载重复太甚者,当尽数抹去。或一人传中其一二事可录,而因及他事有猥琐不足纪载者,亦尽数抹去。然后以宋朝诸名公小说可以传信者,以次添人,则庶乎其书可传。大周深以为是。后大周以内艰去,余亦羁旅落拓,无可共事者,其事遂寝。

双江先生在兵部时,尝欲托某修兵部条例。盖我朝不设丞相,而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凡历朝大典章大刑政,但取六部陈年案牍查之,事事皆在。若将六部案牍中有关于政体者一一录出,修为一书,则累朝之事更无遗漏矣。余观两汉有会要,唐会要,宋各朝皆有会要,大率即此类也。王守溪笔记言我朝不设起居注,而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者皆缺,恐后代修史无所依据。殊不知今皇帝临朝,原不曾有言。凡批出旨意即为记言,所行之事即为记事也。若各部条例一修,则欲考祖宗旧制,易于检寻。且甚有关于作史,双江此举可谓极善。会余补官留都,刻日南下,遂不克就。余归后,双江尚在部中五六年,不知曾有人与之了此一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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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卷四经四
后一:卷三十八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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